孙曼之的读医札记
（1）： 张石顽论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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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司命之权者，务宜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向生死机关，下个杆头进步功夫，自然不落圈缋。当知医门学问，原无深奥难明处，但得悉其要领，活法推求，便可一肩担荷。又何必搜罗百氏，博览群书，开凿寻文解义之端，愈滋多歧之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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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石顽：《诊宗三昧》
张石顽为中医史上可数的临床高手之一，故其论学医这一段话，自有甘苦自得的意味，值得我们重视。
这一段话可分为两层意思。
自“故操司命者”至“时人圈缋”，谓读书须下“坐冷板凳”功夫。当今社会，声色犬马，滋扰日甚，潜心读书者，竟有几人？
自“当知医门学问”以下，谓读书贵在专一，守住基本阵地，一旦融会贯通，必然技艺大进。中医书籍虽然浩如瀚海，然大同小异者居多，。各种著作只是一个原理的放大缩小，与几何学上“相似形”原理正同。此即整体原理的体现之一。故书不必尽读，而重要书籍必须反复阅读。我常对初学者说：“西医书越读越多，中医书越读越少，所以说，其实还是中医易学易通。”陆懋修说：“学医从《伤寒论》入手，始而难，既而易。从后世分类书入手，初若甚易，继则大难矣。”可为“基本阵地”的注脚。
读医札记(2):叶天士无家学渊源说
近读徐评本《指南医案》，徐灵胎屡讥叶氏无家学渊源。昔贤谓当时徐、叶齐名，而其实叶名盛于徐远甚，故徐氏英雄气短，念念不忘，每以攻讦叶氏为能事。此一端姑且不论，徐、叶二人年龄及活动年代、地域均相近，故徐氏此言应为可信者。其谓叶氏家传医学者，均出于叶氏殁后多年，并不可靠。思及于此，余曰：异哉，此老十分了得!依当时农业社会之信息封闭环境，若无家传医学背景，在名医如林且多有家学数代渊源之江南，欲脱颖而出，谈何容易！余观叶案，于各家所长之域，均能娴熟运用自如。尤其经方应用，叶氏以前，伤寒虽然贵为显学而传世验案并不多，运用之秘，尽在民间私家。而叶氏于其域驰骋折冲，加减化裁，出神入化。第以开拓温热治法，名声遮掩其余，而其经方运用之成就，竟然不彰。叶氏之临床成就，无论哪一点，信手拈来，均超越前人多多。余因而曰：叶天士与朱丹溪，俱为中医史上之奇人，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余因之而感慨系之矣！
读医札记（3）：外邪内陷证
“大抵病由外陷内者，须开其表而撑其内，使邪仍从
原路出也。昔人尝谓少阴之邪，仍以太阳为出路，太阳
之邪，仍以阳眀为出路。故凡外邪内陷日久者，服药后
能转见表证，即是邪气退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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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海医学全书》，第283页
按：外邪内陷其实很常见。所常见者如发烧、胃疼、泄泻、痢证、水肿、便血、带下、崩漏、隐疹、反复发作的疖疮等，常有此类病机。外邪内陷为《伤寒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学者当平日于此处用心揣摩，再参之以东垣、丹溪有关方治论述，必有收获。我体会，若能辨治此证，在学医实践上便是迈进了一大步。下面举一案作为实例：
余玉堂幼郎，因患疮敷药，疮愈发肿，饮食二便如常。延医数手，调治多日，不识为疮蛊之症。无非五苓、平胃之药。渐至下肿尤甚，囊若水晶，形似鱼泡，呼吸不利，求治于余，余思邪气内陷，必当提出于表。又思病甚于下，当从举之之义。乃与升阳益胃汤。按投两剂，寒热顿起，若有疟状，其家惊怖。余曰：“向者邪气内陷，今已提出，乃得表里交争，方有寒热相战，不致内结，正佳兆耳！”仍令再进。共计十剂始消。世人但知热退为病愈，抑知发热亦为病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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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映庐医案卷三，表虚下陷案》
读医札记（4）：森立之与《伤寒论考注》
森立之（），号枳园居士，出生于日本七代世医之家。博闻强记，机颖眀发，洒落豁达，淡泊荣势。先后师从伊泽兰轩、多纪元坚学医。景慕清代朴学大师阮元、钱大昕、孙星衍、段玉裁、王引之。一生勤于著述。据日本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医史学研究部小曾户洋先生统计，森立之著作多达180种，涉及书誌学（即目录学。例如《经籍访古志》在中国颇受近代文献学者叶德辉推崇）、考据学（例如《左传考注》、《尔雅正名录、《周尺说》、《夏小正考注》等），以及历史、博物诸多领域，但绝大多数属于医药研究。其中《素问考注》、《本草经考注》、《伤寒论考注》、《金匮要略考注》是他沉潜最深、考索最精的四部代表作，集中日历代医典研究之大成，允为日本江户后期汉方医学登峰造极的光辉典范。
以上摘自《伤寒论考注》译者后记。
森立之是第一位用清代朴学治学方法，对于中医药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日本医家，同时又是少有的运用临床经验论证《伤寒论》原书的医家。对于《伤寒论》的研究方法与目的,他是这样说明的：“余五十年来精神之所专注，惟在此三十卷中。如其家说秘诀，其理幻妙幽微，盖非其人则叵传。仲景以后，以心传心之至意久失其传。注家皆就文字而解说，但是升堂而未入室之徒耳。今看破其偏陋，而归于临证实诣之地，则仲景之书可始读而可施用于今日也。”可知他倡导不尚空谈，不脱离临床经验事实，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伤寒论考注》一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处处以临床经验来解释原书内容。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森立之对于贯穿全书的饮邪研究，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对于《伤寒论》研究的重大贡献。在《伤寒论》文献整理方面，森立之借助科学的分析归纳方法，指出异同，明辨是非，其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总之，阅读本书，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与中国传统的、以致沿袭至今的“空口说经”乃至根本不必罗列证据的《伤寒论》研究方式相比，实在是大异其趣。
森立之写讫此书已经一百三十余年了，我们当然应该在森立之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遗憾的是，作为《伤寒论》的诞生地，作为张仲景的祖国，我们的《伤寒论》研究却仍然停留在二百多年以前、柯韵伯时代的水平上，无法越雷池一步。森立之这本著作1986年在日本首次出版，2001年在我国出版，迄今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这正是目前国内中医界故步自封心态的一种表现。
读医札记（5）：望诊重在一瞥间
周学海曾说过：“凡察色，以远望而乍视之，为能得其真。”（《周学海医学全书》，p519）日本汉方医也有这样的观点：“池田瑞仙诊痘甚粗，如不用意者。或人问之，曰：诊察过密则反失真，其妙存于目击之间。”（《三三医书上·先哲医话》，p686）
笔者体会，一瞥间的望诊印象，是首先抓住主要色泽，而过滤掉了次要色泽，所以“
能得其真”。如近治一老年妇女咳嗽缠绵难愈，觉面色晄白少华，遂断为阳虚寒饮，处方后，复凝视，而黄色、黑色均浮上脸色，究系何色，反觉犹豫不定了。因思仍宜以“晄白”为其真，果三剂获效。
无独有偶，昨读报有一则消息：
“【英国《卫报》网站8月23日报道】题目：研究显示第一印象很有用.
今天公布的一项研究称，十分之一秒就决定了一个人在你心目中的印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们说，只有长期相处才能改变这种第一印象。”
看来，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仍有相通之处。
读医札记（6）：叶天士论胀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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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久病，病必在络，络空必成胀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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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天士《种福堂公选医案·刘案》
叶氏所指之胀满包括癥瘕、积聚、单胀及水臌、疟母等病症。久病入络易于理解，络空怎能胀满？然细思之，此语殊有深意焉。盖经脉纵行，络脉横行。络脉为连接经脉与脏腑肌肉器官、左右、前后、内外之通路。经脉与络脉虽均为气血所充盈，而经脉以气为主，故能贯彻上下，统领全身气血之运行。络脉以血为主，故为器官肌肉间营养传输之通路。一旦脏腑气血虚弱，则经脉必然空虚，然此时病尚在气分。若再发展累及络脉，则络脉之营血空乏，通路亦为之不畅。脏与脏之间，气血不周且渐次虚衰。腑与腑之间，传输失衡、气机不运则成胀满。气血不继则空虚处自虚，而郁滞处自郁滞。此时气病延及于血，甚者久郁化水，癥瘕、水臌等病由是而成矣。徐灵胎于《指南医案》评语指叶氏络病说法为“杜撰”。然由以上分析观之，终觉叶思之深，而徐得之浅。汪石山曰：“身之血气如风与水，风疾水急，则颓陂溃堤，莫有能御之者也。风息水细，则沙障石壅，多有所阻碍矣。”（《汪石山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版，第88页）汪氏从另一角度，论述气血虚弱可导致局部气血壅滞之理，亦可为叶氏说法之一注脚也。
读医札记（7）：从一则医案，看中西医病因与治疗学说的差异
陈元东，连日微觉恶寒，两耳痛引及脑，然饮食自若。曾向吴医诊治，服川芎茶调散，下咽即浑身大热，面红目赤，牙紧唇肿，咽喉窒塞，瘾疹红块，攒发满项。举家惊怖，急延吴医复视。吴医束手无法。陈氏昆季伯侄交口怨为所误。乃一面闭阻吴医，一面各寻别医。及余至时，数医在堂，未敢用药。有谓此非桂附不可治者。余因问曰：“此何症也？”一医曰：“误表戴阳于上，阴斑发于皮肤，必须桂附，方可收阳。”余笑曰：“先生可独领治否？”其医曰：“如此坏症，谁肯领治！”余曰：“吾可领之”。遂将吴医原方加甘草五钱，并曰：“立可呈效。”其家见余言直切，急煎与服。药一入喉，微汗热退疹消，头目俱清，一时人事大爽。诸医见余言已验，各自回寓。而吴医问曰：“加病是此药，愈病仍此药；且加病甚速，愈病仍速，如斯奇治，令人莫测，肯以传乎？”答曰:“五行之速，莫如风火。此症本风火内伏，阁下特未察其隐而未出之故耳。原药升发宣扬，治本合法。但一剂，其伏邪只到肌表，宜乎逼蒸发热，头目赤肿，皮肤疙瘩。盖发犹未透也。余乘机再剂，解肌败毒，攻其汗出，则邪可尽达，自然风静火平，合乎‘火郁发之’之义。但风火交炽，势甚暴急，故重加甘草以缓其火势，乃甘以缓之之意。法遵经旨，有何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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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映庐医案/牙紧唇肿案》
按：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天地之间原有六气充塞，其气平和则生长万物，过与不及则为六淫。六淫感之者致病，甚者为胜复之气，则为疫疬。至其治疗之法，周学海曰：“大抵病由外陷内者，须开其表而撑其内，使邪仍从原路出也。”由此可知，六淫致病，其治疗之法，只是将其驱逐之，使之仍回天地间而已。六气于天地间随时变化，既不增，亦不减，亘古以往，循环往复，其气平和时则善待于我，否则即于我为敌。较之西医必欲消弥病原因子之治疗方法，中医则大异其趣且颇有幽默意味矣。
又，中西医之病因、治则理论，出发点原不相同。而近人于六淫致病，每以清热败毒之围攻剿灭为法，绝不讲求“使邪仍从原路出”之中医原则，而中药遂权且借作西药用矣。故目前中医实践能力之下降虽然有多种原因，而受西医影响导致的观念变化，亦为其一重要原因。
读医札记(8):王祥徵先生医案一则之析疑
近读,《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胡希恕》，有一则“瓜蒌薤白治遗精疑”，全文如下：
“诊余，胡老谈及自己的老师一事，上中学时，胡老曾患遗精病，王详徵老师开了瓜蒌薤白加四逆散、山栀，服一剂即愈，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按：依方测证，胡老所患应该是肝失疏泄、湿热痰浊蕴伏下焦的疾患。本方以四逆散疏肝解郁，栀子清心泻火，瓜蒌涤痰通腑，薤白泄浊化湿。关于薤白的用法，叶天士云：“痛甚于下，浊结有形，非辛香无以入络，非秽浊无以直走至阴之域”（《临证指南医案/卷八/疝：林案》）。叶氏认为，下焦为至阴之地，必须具有腥秽之气的药物如薤白、五灵脂、两头尖、穿山甲、阿魏等，方能直入其域，且以腥秽宣泄浊阴之邪，正有同气相求之用。看来，胡老确实邂逅并拜师了一位才识过人而且视野宽阔的好老师，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学习到这位老师的关于温病的方方面面？
读医札记（9）:学然后知不足&&
学随年进，识以见广。余于四十岁以后，始信有柔肝养胃法，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往岁治脘腹痛，心下突起，如有头足，疼痛不可触近者，习用大建中汤，有覆杯痛止之效。其证且见面色发红，唇亦干红，惟脉缓细可辨。因病以温药见效，仲景又有“心胸间大寒痛”之语，故以中气虚寒，阳明浮热释之。前年治一脘痛老年妇人，心下突起不可触近如大建中证，投大建中汤，痛益剧。细辨之，则患者口燥咽干，难解，脉细弦，皆非大建中证所有。同一脘痛、心下突起不可触近，而前者为阳虚证，后者为阴虚证。现象同而本质异也。乃改用一贯煎合叶氏养胃方加减进之，一以柔养肝阴，一以濡和胃土，痛遂平。嗟夫！昔见王孟英诋东垣清暑益气汤，因不敢用，及至三十岁以后，始知夏季清暑益气证甚多；见黄玉楸倡暖水燥土之说，遂偏于温燥，至四十岁以后，始知现今阴虚证甚多。迩年以来，年事日增，识见亦广，昔日之多所不知者，今日临床上且往往而有。乃知前此诸贤，其倡之者，皆其所长；其诋之者，多其所不知。后进者，求其所长而遗其所不知，则得之矣。亦见学未深造，而轻议前人，非但自误，抑且误人也。其无知妄作，本非实学，或蓄意攻讦，意在自炫者，又等而下之，不在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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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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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天雄：“学然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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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些年来，中医网站出现一片反对温病的鼓噪声，少数对于中医知识一知半解的人极力鼓动，多数并没有临床经验、只是纸上谈兵的青年人尾随其后，一时间狼烟四起。他们误以为温病学派是仲景的背叛者，又以为只要学会了伤寒论便可以包打天下，殊不知临床实践却并不是这么简单。譬如，夏季湿温外感的治疗，就非温病治法莫属。又如，虚人伤暑，必用东垣清暑益气汤，伤寒论里面绝无治法。不能立志于中医各家著作中下一番苦功，而只欲读几本书以图侥幸者，必然难以学有所成。胡天雄先生作为伤寒大家，临证六十年，今读其晚年感言，乃得自临床的肺腑之言也，其言“学未深造，而轻议前人，非但自误，抑且误人也”，当为中医初学者所诫焉。
读医札记（10）：一则温病学家的伤寒治验案
丁丑六月十三日&&
吴&& 四十岁
先暑后风，大汗如雨，恶寒不可解。先服桂枝汤一帖，为君之桂枝用二两，尽剂，毫无效验。次日用桂枝八两，服半帖而愈。原注：鞠通自医。
按：本案收入《吴鞠通医案》暑温门。
先暑后风者，暑温为热病，尔后转为伤风证，吴氏不因其热病甫愈而畏用温热之品，反而径投桂枝汤而且桂枝开手便用二两，二两未效，竟改为八两并且只服一煎即愈，是亦奇矣。此为吴氏自治案，吴氏是否也给他人用过如此重量的桂枝，我们不好推测，但吴氏与叶天士都善于使用经方却是事实：试看叶、吴医案中应用经方的医案很多，其中有一些经方医案出神入化，堪称精绝。其实，他们本来都是从伤寒阵营脱颖而出的临床大家，没有这样的根蒂则不可能成为温病学的创始人。我的体会，从这些医案中学习经方的临床应用技巧，不失为学习经方临床具体应用方法的一个捷径，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读医札记（11）:从一则《伤寒论》佚文引起的思考
阳明病外证身热汗出而不恶寒，但恶热，宜柴胡汤。
以上为一则《伤寒论》佚文，见于钱超尘先生《伤寒论文献通考》一书所引用的高本《伤寒论》。高本为隋唐以前的流传抄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本条所说的柴胡汤，根据高本与宋本第229、230、231条对照，凡宋本写作小柴胡汤的，高本均作“柴胡汤”，由此可知，这里的“柴胡汤”就是指小柴胡汤无疑。
这一条《伤寒论》佚文，说明了两个问题：
首先，由此条可知，小柴胡汤并不是少阳病的主方，所谓“六经铃百病”的说法并不可靠。小柴胡汤的治疗作用实际是宣透郁热，提邪外出。该方与寒热往来、口苦咽干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小柴胡汤除了可以治疗太阳病、少阳病与厥阴病以外，由本条可知还可治疗阳明病。这就说明，对于经方的运用，必须走从病机原理入手的路子，才能真正的掌握辨治方法，从而面对病症千变而应对无穷。方证对应的方法无异于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看似简便，其实反而缩小了经方的应用范围。
读医札记（12）：一则新世说
近读《非常道》一书，此书专门搜集近代以来旧事轶闻，殆新世说新语一类，昨晚读到一则，引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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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汉章在北大讲“中国历史”，自编讲义，将外国的声、光、化、电统统
考证为先秦诸子的旧物。沈雁冰当时是学生，对此大不以为然，陈汉章看出来
好后，把沈雁冰叫到家里，说自己的本意是要打破现在的崇洋媚外、妄自菲薄
的颓风，实在是用心良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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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北京出版社，2006年12月版，p4
按：近来论坛诸公多有宣扬中医科学论者，为证明此事，将西医之血压血糖血脂血粘血液循环等拉扯附会中医固有概念，以证明两千多年以前岐黄本来即已包含现代科学内容，又有将中医（其实是宋代理学）的太极理论考证为现代科学者，衮衮诸公，挥笔洒墨，纷纷攘攘，好不热闹，读此方知此事早已有之，并不奇怪矣。平心而论，无非是热爱传统文化但在现代化摧枯拉朽的滚滚潮流前，唯恐失之而不能不为之回护者也，所谓“用心良苦”，正是其真实写照！
&也从我的一则亲历验案谈起
——与娄绍昆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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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仔细阅读了娄绍昆先生近期的几篇大作，方知先生早在六十年代已经开始行医，至今于行医之余，仍继续努力学习，辛勤写作，钦佩之意，油然而生。然而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对于先生的错误主张，仍不能不眀辩是非，因再商榷如下：
娄先生说：“方证对应是论治的最高形式”，并以先生亲身经历的、也是先生第一次为他人开方治病的过程为例，证明此言不妄。为免翻页之劳，先把这一原案，引之如下：
“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我隨父亲回乡务农，开始在何黄淼先生的指导下学习针灸。偶然的一亇机会，我读到了三十年代出版的陆渊雷的论医集，从中知道了中医学中有一种方证辨证的路子，知道了伤寒论的重要性。反复熟读了陆的激情洋溢的著作后，我就变成了他的忠诚的‘遥从弟子’,开始了仲景著作的学习。三年后，虽我用针灸已治愈许多同村的病人，但还没有开过一张处方，.心里跃跃欲试。我同一生产队的一亇年轻的农民娄文木，因为端午节多吃鸡蛋与棕子，呕吐、腹泻、腹痛，西医诊为急性胃，输液后好转，但胃胀、呕.逆、便溏，几个月一直不愈。看了几个中医，都认为病因是伤食，处方离不开消导化食的药物，但不但无效，病情反而日益加重，体重三个月减少了20多斤。最后来我处求诊，我认为是伤寒论中的半夏泻心汤类方证,根据是患者当时的三大主症：心下痞硬、呕吐恶心、肠呜下利.再考虑他另有、睡眠不安等兼症，选用甘草泻心汤，当时年轻气盛，认为方证丝丝入扣，必然有效。我的辨证以方证为诊断要点，而病因仅仅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这是从仲景使用桂技加杏子厚朴汤得到的启发。仲景使用此方，不管是喘家或是下之后，只要符合桂枝汤加杏仁厚扑的方证，就可使用。处方后心中甚至暗暗决定，如果这方服下无效，今后我不打祘把中医学下去了。服3支药后，患者诸症明显改变，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觉得终于找到了学习中医的方向，只要按照这一方向努力，一定可以把握中医学的精髓.所以我把这亇病案的治疗成功，看成是我学习中医道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
娄先生在这一件亲历中，得出了只要方证对应，便不必审证求而治病的结论并且称之为“论治的最高形式”，而对于《黄帝内经》的辨证论治传统则颇有微词，他认为：“内经记载了中医学初期病因决定论'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这是病邪决定论的阶段，和其相应的思想，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把压制对抗疗法当做常规。这种疗法临床证明疗效不好，往往旧病未去，新病复起，即使暂时治愈复发率也很高。”
娄先生又举出恽铁樵初出道时的第一案，以证明方证对应的权威性意义，其案如下：
“恽铁樵除攻读经书外，兼习医经，对医学有一定基础。在长沙时，3个儿予死于伤寒，另一爱子慧度亦得伤寒症。请来的名医虽熟读《伤寒论》》．但不敢开伤寒方，以致爱子之伤寒越来越重，屡失愈病之机。视其方药，仍是历次用过的山栀、豆豉、豆卷、桑叶、菊花，连翘、银花、杏仁、象贝等味，服后热势依然，喘益加剧。先生终夜不寝，绕室踌躇，苦于无临床经验。迨天微明，乃毅然日：。此病头痛、发热、身疼、爱痔、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端，是伤寒论的太阳病，当以麻黄汤治之。乃援笔书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持方与夫人日：‘我3儿皆死于伤寒，今慧度病，医家又谢不敏，与其坐以待毙，不若含药面亡。’夫人默然。乃即配药煎服，先生仍去商务印书馆工作。及归，见病儿喘较平；肌肤有润意，乃更与药，得汗出喘平面愈。
我第一次读了这个使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觉到难以想象，出现了一大堆的向题，当然当时只能是自己问自己。以恽当时的社会地位，自已也稍有医学知识，再加上他有三次丧儿之痛的经历，他所请来的中医肯定是全上海第一流的。他们的理法方药肯定比恽强，医疗经验更不好比了。恽的处方很可能是小姑娘上花轿人生第一回吧。那为什么疗效会天差地别？答案只有一个，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了方证辨证，而他所请来的中医们，他们还在理法辨证中摸索着。你能说恽的‘方证对应只是辨证论治的初级形式’吗？恽假如坚持这种方法一定‘就将会终生一事无成。’恽如果一意孤行宣扬这种方证辨证的中医学
‘就是被掏空了灵魂的中医学，那样的中医学，将会失去存在的实际价值并会日渐消亡。’吗？我不这样认为。
&恽铁樵先生是著名的近代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他的第一例治案与娄先生第一例治案方法相同。其原因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每一位初涉中医实践的初学者，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在这里，我也讲一件我的亲历：
笔者是于七十年代初开始临床实践的，但长期不得要领。直至六年以后，才尝到了应用经方的甜头。无独有偶，笔者首次应用经方取得卓效的验案，也是用的半夏泻心汤。当时有一患者，女，六十六岁，自南方来陕探亲，由其女儿领来就诊。据述胃脘胀满数年，多方治疗无效。近来在家乡当地一名医处诊治，该医称此病为“湿热”，要服中药数月方可愈。服药一月后，胀满稍减。意欲暂服数剂中药，待回家后继续找前医治疗。询之，恶心、纳呆、口苦。视之，舌胖黄厚秽腻满布，上腹胀满有形而并无按痛。时腹鸣，微便溏，小便正常。阅前医处方，大率半、苍、苏、苓、白蔻、通草、朴、滑、枳、连之类相出入。细数之，大致符合半夏泻心汤主症，姑且先予原方三剂。不意数日后患者满面喜悦，告知：服第一剂药后，当晚即觉胀减，第二剂胀满大消，第三剂纳进，大便正常。
此案由于前用温病方法而后用伤寒方法治疗，其疗效之迟速不同，给我以很大的震动，引起我在很长时间内的反复思考。很显然，温病方法也能治愈此病，但是疗效就要慢的多。半夏泻心汤用后则效如桴鼓，自有一番道理在内，决无神秘之处，这是肯定的。经过长期的思考，我后来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探求经方的病机病理，才能真正学会使用经方。即以半夏、生姜、甘草三个泻心汤为例，其病机究竟为何？前人谓“寒热错杂”，究竟热在哪里？寒又在哪里？热从何而来？寒又从何而来？前人认为此证病机在中焦脾胃，那么，为什么仲景又命之以“泻心”？三方寒热并用的药物配伍，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些问题，绝非手捧一本《伤寒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从古今医家的不同解释、不同研究中，反复思索，反复比较，再结合古今医案中记载的实践经验，才能有所领悟。当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时，才能说辨证论治的思路、套数已经基本成熟，而这些思路，较之最初阶段的按照条文对号入座的方法，已是阳光大道与独木桥的区别了。为了进一步说明辨证论治与方证对应之间的高低精粗之别，再举一例古人应用半夏泻心汤的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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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福，形瘦面白，时当暑热，得呕吐泄泻之病。医见口渴溺赤，与竹叶石膏汤而呕吐未止，反加心胸胀满，神气昏冒，躁扰不安，势甚危急。诊之脉来浮数，肌热灼指；舌边红刺，满舌白苔，中心黄黑。伊父绍邦，年老独子，求治甚切。因慰之曰:‘俟吾以二法治之，毋庸惧也。’先与连理汤。继进半夏泻心汤。果得呕泄顿止，热退纳食而安。门人问曰：‘吾师治病，每预定安危，令人莫测。此证先定二法，服下丝毫不爽，其理安在？’答曰：业医必揣摩有素，方有把握。《内经》有云:‘肠中热，胃中寒；胃中热，肠中寒。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胃中热消谷善饥；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饥小腹痛胀。’斯人斯证，合乎胃中寒、肠中热，故胀而且泻也。然胃中之寒，始先原是盛暑逼于外，阴冷伏其中，而医又以大寒之药清胃，则胃愈寒矣。故虽寒热错杂，不得不先与连理调其胃气、分其阴阳也。然阳邪内陷，已成痞结。非苦以泻之，辛以通之，其何以解寒热错杂之邪耶？世医治病，但守寒以热治，热以寒治，倘遇寒热错杂之邪，不知《内经》胃热肠寒之旨及仲景诸泻心、嘉言进退黄连汤法者，其何以肩此任耶？”（《珍本医书集成》，第13册，得心集，卷三，胃寒肠热案，）
本案病因为暑月受热，湿热内聚，发为呕吐泻泄。前医因见热象便与竹叶石膏汤，致使胃脘寒遏，肠中湿热下伏。故先以连理汤之辛多苦少分解胃肠寒遏热伏，待呕吐止后，再以半夏泻心汤之辛开苦降，开解内陷的暑热与平素阳虚所致之寒饮。个中曲折，非一番推敲，不能明了。其与简单的、不问病因的“方证对应”法，何者为精，何者为粗，何者为高，何者为低，观此案可以不辩自眀。
事实上，这里不仅是高低、精粗的区别。不问病因病机、只管对号入座的“方证对应”法，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行不通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再举一案：
“尝读医门八法云：‘伤风自汗，用桂枝汤；伤暑自汗则不可用。’又曰:‘人知发汗退热之法而不知敛汗退热之法。敛也者，非五味、酸枣之类。是谓致病有因，出汗有由，治得其法，汗自敛耳。’如傅金生一症，时当暑月，天气亢燥，饮水过多，得胸痛病，大汗呕吐不止。视之，口不渴，脉不躁，投以温胃之剂，胸痛遂愈，而呕吐未除，自汗头眩加甚。其父来寓更方，余以昨剂颇效，原方加黄芪与服。服后亦不见燥。惟汗出抹拭不逮，稍动则眩晕难支，心下悸动。举家咸以为脱。吾许以一剂立愈。以半夏五钱，茯苓三钱，生姜一片，令即煎服。少顷，汗收呕止，头眩心悸顿除。盖缘饮水过多，水停心下，火位不安。故惕惕悸动，本仅当心下作痞，兹以阳气素虚，更重为心下作痛，所以前投温胃之剂，助阳消寒，其痛自除。但水饮犹未下耳。水气上逆，则呕吐不止。水气上干，则汗眩难支。举以小半夏加茯苓汤行水散逆，使水下行，则呕悸汗眩俱止。所谓‘治得其法，汗自敛耳。’由此益悟认症宜真而辨证宜细也。”（同上，卷一）
小半夏汤本来是治呕吐的方剂，而在这里却作止汗之用，因为这里有一番对于病因、病机的分析在里面，所谓“认症宜真而辨证宜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只会“方证对应”，那么在这一案中，就不会这样用方了。如果用本案来考一下坚持“方证对应”的那些先生，恐怕鲜有不交白卷的。
倪海厦先生《伤寒论讲稿》点评
（1）“目前我使用的汉唐系列就是来自经方”。
点评：倪先生在这里把经方的概念扩大了许多。众所周知，所谓经方，是指依六经辨证方法使用的、张仲景书中的处方，而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很多方剂，却未必是依六经辨证思路来组方的。这样，倪先生就违背了《伤寒论》辨证方法的初衷，而与仲景先生抵牾了。如果在经方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药味，那也只是经方的化裁，仍然是经方，又如何叫做“汉唐”方剂？
（2）“现在几乎所有的大陆中医临床教授，当他们在敎学生时，最多也只能跟学生们谈到阴虚的阶段，也只能做出阴虚的诊断，所以开出的中药都是滋阴的中药。”
点评：倪先生经常把大陆中医设为假想敌，并为其制作了如上形象，然后又大加挞伐。其实，倪先生的这种挞伐，实在是无的放矢。目前，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中医临床能力的下降，确属事实，但倪先生所讲的大陆中医教授只会滋阴，不会补阳，则与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目前大陆仍有一批各具专长的、包括善用经方的教授、专家活跃在临床一线岗位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又如何能把他们一笔抹杀？当然，倪先生可能与大陆的中医同道没有接触，因而不了解实际情况，但是，不了解并不能成为信口开河的理由。
（3）“整部伤寒与金匮就是在讨论阴阳，我将使用阴阳的观念来为人纪班学员解释如何使用经方”。
点评：张仲景的六经辨证理论，具有很丰富的内容，难以用阴阳二字来概括，尤其是临床应用经方，更是不能用抽象的阴阳来作为辨证的指征。因此，倪先生以阴阳作为经方的指导方法，恐怕是失之粗疏了。
（4）“阴阳本来就是互生的，也就是说阴虚时如果使用阳药，则阴将自回，而阳会固守阴，使其不再流失，如此阴阳相合就是正常。”
点评：补阴药中配伍以少量阳药，古人称之为“从阴引阳”，即阴中寓阳方能生生不息之义，这也就是肾气丸的方义。但此法也不是可以到处套用的。如阴虚生内热或阴虚阳陷的情况下，就绝对不可以用此法，由此可见，讲阴阳固然要紧，而里外虚实上下寒热之辨证亦不可或缺，否则就会流于概念化乃至简单化的毛病。
（5）“温病派中医不知阴虚之后将出现阳虚，也不知道阳虚失治后才会产生阴实。”
点评：此言很有商榷的必要。凡是学习过“中基”知识的人都知道，阴损及阳，阳损及阴，这叫做阴阳互根。阳虚及阴，可导致阴阳两虚，也可以形成“亡阳”，但不能就叫做阴盛。阳虚有阴盛的，又叫做阳虚内寒证。也有仅阳虚而阴不盛的，可称为阳虚证或虚寒证。也有阳未虚而阴盛的，又称为内寒证或寒实证。周学海云：“阴盛于内，为内实”。又云：“第阴盛之人，有阳虚，有阳不虚；阴虚之人，有阳盛，有阳不盛”。倪先生把虚证之阳虚与实证之阴实，误认为一回事，而如此初级的错误，竟出现于其讲课中，真乃匪夷所思！
（6）“西方医学完全不了解阴阳的观念，所以做出来的医疗方式都很容易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说他们喜欢使用维他命来滋补身体，而维他命就是阴，殊不知如此一来人体内的阴就会累积起来，日积月累之后就会产生阴实，这就是癌症的来源，所以他们一直在制造癌症中而不自知。”
点评：维生素为何属于阴，而不能属于阳？吃了阴，就会“阴实”而患癌症吗？难道我们进食只能“用阳拒阴”不成？倪先生竟然把阴阳“概括”到了这样一个简单化的地步，实在使我们惊诧不已。至于把癌症归结为阴盛，这个说法有逻辑上的错误。因为癌症作为一种恶性增生性疾患，是西医的病名。倪先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的，而西医的病名与中医的病名是不能划等号的。唐宋以前，中医没有癌这一称呼。后世虽然出现了癌的病名，但只是相当于今天西医的皮肤癌。这一类病，《内经》称之为“脱营”、“失精”，其含义显而易见，是指精气大伤。西医的食道癌，属于《内经》“膈”病的范畴。《素问》云：“三阳结谓之膈”，是指阳眀燥热津涸。《灵枢》云：“气为上膈”。均属于阳病而非阴病。对于西医的癌症，也正如西医的其他病一样，只能是遵循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探索其治法，而不能在中西医病名之间对号入座。
读医札记（13）：也来思考陆渊雷晚年
陆渊雷先生晚年，“医门冷落，学人无多”主要就是他自己性格中的弱点所一手造成的。　的确，特立独行的经方家,敢于怀疑，敢于创新，敢于张扬学术个性,追求真理，甘愿寂寞，他们甘愿献身.具有突变能力的基因，是中医学术的脊梁。但是，他们又有致命的弱点，他们在人类气质学上使属于A型性格的人，这是一种不成熟的“悲剧性格”。他们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有傲气，自己却误认为是“傲骨”，更不理解“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以及
“妥协是金”（亚当·米奇尼克语）的道理。侠士英雄们在事业的初创阶段，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事业成规模了，“什么鸟都有了”的时候，他们性格中的弱点，就会发生负面的毁灭性的作用。《陆氏论医集》中攻击叶天士，笑骂秦伯未，挖苦陈存仁，真是嬉笑怒骂。文章风行一时，淋漓痛快，却种下了日后的。
　“成则萧何，败则萧何”先生笔扫千军，锋芒毕露，祸起萧墙，这也是他亲力鼓吹的“中医科学化”大业功败垂成的一个原因。陆渊雷先生的遥从受业者岳美中、谢仲墨、姜春华，及任应秋等人都成大器，先生身后却英雄末路门庭冷落奄然殂化。这是为什么，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痛苦地值得深思吗。
按：作为一个医生，门庭冷落，无人问津，这是其所倡导的中医科学化失败的有力证明。如果陆先生临床技艺高强，即使攻击了叶天士、秦伯未也绝对不会影响患者求诊，因为患者并不知道叶、秦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只知道求医解除病痛而已，这是显而易见的，楼绍昆先生的为他所做的辩解是可笑的。在陆渊雷等人极力鼓吹中医科学化的思潮影响下，中医教育已经面临极大的失败局面，全国的中医临床能力整体性大幅度下降已经是不争事实。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如果我们中医界同仁还不能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还在继续推行错误的中医学术指导思想与管理政策，中医的灭亡必然近在眼前！
孙曼之读医札记：我读彭子益
——扶阳辩谬
彭子益先生虽然对于温病的病因为“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不以为然，但对于温病的治疗方法却十分精熟，尤其推崇温病大家王孟英医案，这样看来，彭子益先生当然是一位寒温兼任的医学大家了。尤其值得一读的，是彭先生对于黄元御的贵阳贱阴观点提出中肯的批评，力辩其谬，他说：
&&黄氏偏于贵阳贱阴，崇补火土，学黄氏者，无不随黄氏之偏，好用茯苓、白术、干姜、附子、桂枝、炙草等伤津液、滞经络之药，将平常小病，治成阴虚伏热大病，轻者归入虚损，重者渐成痨瘵，一遇温病湿热，无不动手更错。黄氏八种，温病、疹病最坏。温病初起之方，用生姜、大枣、炙草、浮萍燥横发散之品，最不合宜。大概黄氏长于内、难、伤寒、金匮之理，临证经验尚少之故。其治内伤各病，果系外现燥热、内伏湿寒者，则黄氏治法甚优。
黄氏主治中气之方，不论中土有无寒湿证据，皆以千姜、茯苓、炙草为主，只顾祟阳补火，不顾伤液劫液，于阴以养阳之义，破坏无遗，则黄氏之缺憾也。
& 按：黄元御的偏执源于临证经验不足，此乃实话，《清史稿》谓黄氏“自命甚高，喜更改古书，以伸己说”。正因为天赋甚高故于中医基本理论能够深刻理解发挥，为他人所不及；也正因为自命甚高而不屑于日常临证，故而于证治方法流于偏颇而不自觉其误也。
黄氏误认仲圣伤寒脉法“阳病见阴脉者死，阴病见阳脉者生”为“阳贵阴贱”，又误认《伤寒·少阴篇》“‘少阴负于跌阳者顺”为“当崇补火土”。不知河图中宫属土，阴数在外，阳数在内，中气之旋转，全是阳寓阴中之功能。倘阴气伤损，包围不住阳气，阳气外越，中气即渐消灭。因阳无阴则动而散，非中气真寒，何可统用干姜以伤胃阴乎?吾人须知中气属土，土气生于相火之下降。又须知相火下降，降于阴金之内收。阴金将相火收人肾水之内，水能藏火，乃生元气。水火俱足，气乃足。元气上奉，乃生中气。《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之旨，原是如此。凡人能食者，胃阴旺也。食能消化者，脾阳旺也。阴主收，故能食。阳主化，故食能消化。然必阴能包阳，而后能食能化。阴平者，阴与阳平也。阳秘者，阴能养阳，阳乃秘藏也。
& 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人体生理功能之盛衰以阴气衡量，此中真义，值得深思，可知彭先生所言不诬也。
如随意好用燥药、热药，劫夺津液，将阴金收降之气损伤，津液不能复生，火气外泄，胃不思食，中气消灭，便无法挽回。凡虚劳之人，睡醒出汗与饭后出汗，饭后胸部觉热，皆是阴液亏伤，包藏不住阳气的现象。
& 此乃显而易见之事。但己到了这样地步，要去补阴已来不及。因阴液伤到
如此地步，不是骤然成的，乃是日渐日久成的。气化坏了，可以用药还原，形质的津液坏了，便难还原。故古人曰：阴脉旺者多寿。阴，者，津液。津液多，包藏得住阳气，故寿也。医家治病。须十分小心，不可误用凉药伤了人身相火，不可误用燥热药伤了人身津液。必须脉气实滞，乃用凉药清热；必须真有内寒，乃用温药温寒。中病即止，.不.可太过。与其太过，宁可不及。太过必定坏事，不及尚可加增。
&&&按：“凡虚劳之人，睡醒出汗与饭后出汗，饭后胸部觉热”，火神诸君知其诊断意义乎？脱离临床，空谈理论，而初学者喜其速成之易，于是趋之若鹜，良可慨叹也！
用清凉养阴药的事实上，常有服至数月仍宜再服之病。在用操热药的事实上，多系一剂二剂之后，便少有宜再用者。可见阴液难复，阳气易复也。阳虽易复，却不可伤。倘非真是中下阳实，而肝肺偏燥之病，若误服寒凉，立见阳亡之祸。如肝肺偏燥，而中下阳虚，须用凉药以清燥，须兼用温补中下之药以顾中下。经方中此法，宜研究彻底也。时令外感之属于相火外泄，外热而内寒，死于寒凉药者太多矣。面红、目红、身痒之属于相火外泄，外热而内寒，死于寒凉药者太多矣。
&&按：此言阳易灭而阴难填也，辩证一旦错误，立见危害，阴阳决不可颠倒含混如此。今人动辄喜言“一剂知，二剂癒”，却不提此乃《素问》治疗实证湿热积聚而言，养阴诸法本无速效，片面宣传，无异于大言诳世！
黄氏谓：内伤杂病无水虚者。不知内伤之病，虚劳为多，虚劳之病，无不由津液耗伤而起。黄氏因感愤医家好用滋腻之品，补水败土，欲救此弊，不觉立言之失当。其实乃黄氏治病经验不多，未曾见内伤水虚、不易调治之病，故不觉立言之失耳。
& 按：此言如果经常有阴血亏虚患者就诊于黄氏，黄氏必定不会如此偏执，可见临证经验不足其实是许多纷见对立的原因。凡当官为宦者或文人骚客们，业余爱好，一时兴发，写书谈医的，多有这一类不切临床实际的弊端，这一类人与以看家手段养家糊口的职业医生毕竟还是不同，学者切不可为其大言所误也。
&黄氏又谓：纯阳则仙，纯阴则鬼，故宜扶阳抑阴。不知人乃阴阳平和之体，纯阳谓之仙，纯阴谓之鬼，阴阳平和谓之人。阴性向下，阳性向上，阴阳平和，则成上下之中的圆运动。人字两笔，即阴阳各
半的表示。所以草木发生，皆是两芽，亦阴阳各半之事实也。黄氏又
谓：阴如人居之宅，阳如宅中之人，人存则宅亦修。不知阳与阴是平
和圆运动的，阴是封藏阳气的，无阴则阳气上飞，尚何人存则宅亦修
之云也？惟阳者万物资始，阴者万物资生，有阳在先，阴乃能生。宇
宙造化之成，由于太阳的热射入阴体之地面而起。有阳之阴，乃为生
阴，无阳之阴，不能生物，便是死阴。以此之故，阳贵于阴，乃为正
论。然阳热射入阴体的地面，亦须此地面水湿滋润，阳热乃能入于阴
体，以成圆运动的造化。阴主吸收，无水湿滋润之地面，阴不吸收，
阳热虽射，不能入内，则阳热亦返射而散去。故善养阳气，须培津液，
何可只知贵阳不知贵阴也？万物的动力，起于阳热。有阴液包藏的阳
热，其动力是圆的，圆则生也。无阴液包藏的阳热，其动力是直的，
直则死矣。阴不自动，随阳而动，阴如无阳，便不知动。所以圆的运
动，阴阳不可偏重。惟其先有阳热，阴乃能动。故仲圣曰：阳病见阴
脉者，死。言将无阳也。阴病见阳脉者，生。言仍将有阳也。少阴负
于跃阳者，顺。言水能克火，土生于火，少阴水气之脉较跌阳上气之
脉负，则水不能克火，故曰顺也。岂可抑阴乎哉？故系统学本圆运动
之义，以为系统，不可错用寒凉之药，以伤相火之阳热，不可错用燥
热之药，以伤藏阳之阴液。相提并重，学者庶几不失于偏乎。
&按：“有阳之阴，乃为生阴，无阳之阴，不能生物，便是死阴。以此之故，阳贵于阴，乃为正论”。中医经典无论《内经》《难经》抑或《伤寒论》，素来崇阳但不抑阴，读者且不可因为火神之偏颇以至于矫枉过正而否认这一点，其理由，彭先生已经言之凿凿矣。
朱丹溪主滋阴，刘河间主泻火，李东垣主脾胃，张子和主攻破,
似乎各偏其偏，其实各有功效。吾人将四家之偏，合成一整个圆运
动去研究，四家皆我之师也.
&按：伟哉，先生之论，那些只知经方可以包治百病、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误导后学的欺人之谈，可以休矣！
读医札记：局方与汉方医学
&&&戴良《九灵山房集》有丹溪翁《朱震亨传》曰，时方盛行陈师文、裴宗元所定《大观》（指局方之大观本）二百九十七方，
&翁穷昼夜是习，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又称震亨得罗
&知悌之学以归，诸医泥陈、裴之学者，闻其言，大惊而笑且排。及治许谦末疾良验，笑且排者始皆心服。是此书盛行於宋、元之
&间，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子部十三/医家类一》
按：宋代的局方是当时官方从各种方书中经过筛选，然后颁布于天下的中医处方汇编。当时这种方剂汇编被大量印制后，悬挂在全国的各个药店里，由药店帮助病家，根据患者的症状，对照书上的条文进行处方的选择，然后再抓药。——这就是古代的方证对应。
今天的方证对应则出自于日本汉方医学，而汉方医学又是出自于这个辨证论治初期产物的中国宋代的局方。自从中国金元战乱以后，中日两国的文化联系基本处于断绝状态，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吸收也就此中断，今天日本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宫廷雅乐、毛笔绘画、书法尤其是对于王羲之的推崇、和服式样的服装、唐诗、儒家经典、中医的方证对应的诊治方法等，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也都是金元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遗绪。今天日本把我们称之为《中国药典》的官方处方汇集，还是称之为“日本局方”，就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在近几百年以来，日本医学界对于金元明清以后的中医发展，包括我们熟知的金元四大家、叶、吴、王孟英、黄元御、薛立斋等中医大家，几乎全然不知，也同样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历史已经越过了将近一千年，中医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处于衰落的状态，对于这一现实感到无奈的一些人们，又捡回了日本的方证对应这一中医辨证论治发展初期的武器，并且当做从东洋日本学习来的最新知识，这真是历史的悲哀。
诊余札记：风药的历史渊源和应用
&风药的应用，如果从马王堆医书算起，至少有两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在早期的本草学著作中，如《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以及稍后的《雷公炮炙论》中对于风药都有详细的记载。《金匮要略》里薯蓣丸一方可以说是用风药治疗劳损病的滥觞，是风药治病的祖方。此后风药的应用越来越多，如《小品方》等著作即而常见之品。隋唐时代，风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用药的主流，这一点可以从《千金方》的用药就可知道。至宋代集诸家方剂大成的《局方》更是如此。《局方》是后世时方之祖，我们今天常用的基本方剂，大部分都是从《局方》而来，可以说，风药是传统中医治疗杂病和外感病证的基本用药。
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随着这一类药物的广泛应用，风药辛燥耗气耗津的副作用，也就逐渐显现出来。金元时代朱丹溪首先对于风药的滥用提出了批判，在中医发展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的张景岳继承了朱丹溪的观点，而他对于养阴补精方法又有及其精到的见解，以至于造成了明清时代治疗方法和用药向柔腻养阴方向的转变，事实上，清初时期，当时的医学大家们包括以经方研究出名的尤在泾以及当时的名医如高鼓峰等人。都已经善于应用补阴方法，从而蔚然成为一时期风气，
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了清代乾嘉时期温病学派的兴起，导致了滋阴清热的用药方法大行于世，清代以后的医家们视风药和经方中的麻黄桂枝等温热药物以及辛热回阳的药物姜附等如虎狼。
这种用药风气延续到了清末民初，当时编写的新式中医教材，同样继承了温病学家的偏见，对于风药的用药也视为畏途。
新中国成立以后，继承了民国时期新式中医教材的、带有中西医汇通特色的中医院校统编教材，对于风药在临床中的应用完全茫然不知，例如，传统疏肝解郁的药物是风药，而现今的教材却把柴胡的功能归结为“疏肝解郁”，以至于后来的学医者都只知道柴胡是唯一的疏肝解郁药物，而不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也不知道本来传统的疏肝解郁的中药，究竟应该是什么药物了。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目前能够运用风药于临床病证治疗的中医人员寥寥无几，大多素中医学者对于风药曾经在中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完全不了解，这是很可惜的。
那么，风药究竟有什么功能呢？风药，顾名思义，性味辛温，正如肝木之性，具有升发疏风除湿功能，这也是顺遂木性的表现，因此，凡是风邪闭郁，情志抑郁，肝气郁结，经脉的营卫气血郁滞，肝胆郁热，伏热闭郁，寒热起伏，甚至于跌打损伤，疼痛麻木，都可以用风药宣通发泄。由于风药辛温善泄，轻悍性动，所以往往具有很快的疗效。
古人善用风药治愈危证大病者，多不胜举，如俞嘉言用局方败毒散即逆流挽舟法治愈周信川痢疾危证案。又如，谢映庐治疗许先庭廷之孙，反张直视，已无生机，谢氏视其“满头疖毒，概已黶陷，惟左脑大疖，尚隐隐若红”，于是断定此子生机在此，遂予疏风清热之法，终于挽回败局。我的医疗实践可以举出一例：前多年忽然接到我的一位弟子电话，告知昨天突然心率每分钟二百多次，天旋地转不敢睁眼且伴发烧，立即紧急入院，今日病情仍然不减，闻讯后即往返二百多公里，至晚上为之处疏风透热之方一剂，次日早晨来电话告知：昨晚凌晨药服一煎，今天查房心率降至80，体温正常，当即出院。由此可见，风药之应用，岂能以寻常二字视之!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今天的中医已经不明白风药究竟有何用处了，对于我常用的风药处方，有一些同道视以为诧异或者旁门左道，以为中医本不应如此，这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医史不了解的缘故。他们不知道，风药治病本来就是源于经方，是中医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方法和经验已经几乎成为绝响而已。
明清以来的医家们，在批评辛燥药物的耗津伤阴的同时，也不分青红皂白的摒弃了中医辩证施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今日中医临床疗效的日益下降局面，与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不无关系。我们今天学习中医，一定要全面的继承中医的传统精华，努力避免这种偏颇倾向，才能够不断地提高疗效。
读医札记：我读黄元御
黄元御对于中医基本理论的阐释，可谓是字字珠玑，精义入神，现仅举《四圣心源/卷二六气解/太阳寒水》一段来欣赏之：1 l( C6 q$ W9 b9 o9 A3 }
弘扬传统医学，传承中医药精华' V0 [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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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者，太阳水气之所化也，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人为膀胱。太阳以寒水主令，足太阳膀胱，水也，手太阳小肠，火也，火水异气而以寒水统之，缘水位于下而生于上。离中之阴，水之根也，离阴降而下交坎位而化水，水降于火，是以丙火化气于壬水。火化而为水，则热从寒化，故太阳之气，水火并统，而独以寒水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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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水位于下而生于上”者，阴极则升，阳极则降也，此乃阴阳上下运动的基本规律，内经云：“天气下为雨，地气上为云”是也。手太阳小肠丙火下降化气于足太阳膀胱壬水，足太阳以寒水当权，所以太阳之气虽然水火并统而以寒水为名。
水性本寒，少阳三焦之火，随太阳而下行，水得此火，应当不寒。不知水之不寒者，癸水而非壬水也。盖水以蛰藏为性，火秘于内，水敛于外，是谓平人。
&按：癸水者，少阴肾水也；壬水者，太阳膀胱之水也。三焦相火下降则肾水温而能升，膀胱壬水清凉则能出。《灵枢/本输》所谓：“三焦者，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窿，虚则遗尿”，实者，热也；虚者，寒也。
木火主里，自内而生长之，故里气常温，金水主表，自外而收藏之，故表气常清。血生于木火，故血温而内发，气化于金水，故气清而外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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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实，凡是有生命之物，都是内温而外寒，非温无以生长发育，非寒无以聚敛其生命之精气元神，大凡有生命之物，莫不如此。即使一枚小小的果实，也是皮凉而核温也。
[人之经脉，厥阴在里，春气之内生也，次则少阴，夏气之内长也，次则阳明，秋气之外收也，太阳在表，冬气之外藏也。阳藏则外清而内温，阳泄则内寒而外热，外易寒水而为热火，内易温泉而为寒冰。外愈热而内愈寒，生气绝根，是以死也。弘扬传统医学，传承中医药精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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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言胚胎中生命形成过程中，由内至外，最内层的是厥阴，为春气之生，其次是少阴、为夏气之长、再次为阳明，为秋气之收，太阳居于最外，为冬气之藏，所以说：阳癸水温而壬水寒则治，癸水寒而壬水热则病。癸水病则必寒，壬水病则多热。以丁火化于癸水，故少阴之脏最易病寒，壬水化于丙火，故太阳之腑，最易病热。是以病寒者，独责癸水而不责壬水，病热者，独责壬水而不责癸水也。
按：肾水当温，膀胱当寒，乃为气化之常，反之，肾气虚寒，膀胱热淋，即为病态，其所以然之理，自不待言矣。
&由此可见，黄氏对于中医基本理论的阐述，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理论被强行去“玄学”化而实行科学化的情势之下，只是根据教材的格式化叙述来学习中医，并不能真正理解中医理论真髓。如果认真阅读黄氏著作的这一部分，必然就能够比较快的接触、认识传统中医理论的方法论，而这一步是扎实的掌握临床技能的重要条件之一。藏则内温而外寒，阳泄则内寒而外热。
但是，另一方面，黄元御的崇尚贵阳贱阴观点，不能不说是智者一失。
&&&&黄氏对于临床用药取向的偏见，大概出于两个原因：
其一，是他本人三十岁时被庸医使用寒凉药物导致损一目，自此遂以个人的不幸遭遇作为用药选择趋向，得出崇阳抑阴的结论。
&其次，是因为自恃才气，急于著书立说，不屑于临床实践。考黄氏生于康熙四十四年即公元1705年，雍正十二年即公元1734年，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且误用寒凉药物导致一目失明，时年三十岁。乾隆二年（1737），黄元御开始酝酿《伤寒悬解》一书的编著，并着手撰写《素灵微蕴》，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抑阴”的诊病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黄氏写成《素灵微蕴》，距离损目后立志学医，仅仅只有三年多而已，其间进行过多少临床实践？三、四年之间，撰著了这么多著作，自从学医以后至悬壶济世总共只有这么短时间之内，又如何积累实践经验，就可想而知了，可见彭子益说他缺乏临证经验，洵非空言。黄氏长期以来勤于著述，终于积劳成疾，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8年）抱病还乡，次年即病逝，时年仅54岁，虽云苍天不假黄氏永年，但黄氏一生偏喜温热药物且主张扶阳养生，恐怕也是早逝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必因为黄氏的错误观点而摒弃其著作的精华部分，也不必因为盲目追施黄氏的错误观点而愈陷愈深。彭子益先生所说的“法其是处，戒其偏处”，才应该是我们学习黄氏著作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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