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求解 _百度作业帮
古诗。求解
古诗。求解&
这是典型王维的山水画诗，抒发了王维恬淡于田陌，享平楚山河之乐趣，看淡官场起伏的心境。更衬出王维佛诗偈语之意。三至六句：嫩节留馀箨，新业出旧阑。细枝风响乱，疏影月光寒。用了写实白描陈述景物的表现手法三.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2.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论古诗之解读
本文讨论古诗解读之多种角度；文本校勘之辨字与判字；文本注释中所见的差误；指明辨字、注疏的最终目的是要正确理解文本和阐释文义，不能顾此失彼和胶柱鼓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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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诗解读之辩证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传统诗歌已伴随我们的民族走过了三千年的时光，今天仍活在人们口中的“琴瑟之好”、“宴尔新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切磋”、“琢磨”等诸多成语和语汇，其实就来源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而《诗经》中最早的诗完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初年。这种一脉相承的悠久的文化传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精神滋养。俄国人曾说：有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人的精神面貌会很不一样；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有没有得到过传统诗歌的滋养，精神面貌也会很不一样的。苏轼就曾说过：“麤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他从事什么行业，都该对传统诗歌有所了解。
读诗是一种享受，比如唐代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絶胜烟栁满皇都。”准确描绘出早春时节小草萌生的状态；比如宋代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碁子落灯花。”传达出长久等待客人时的一份孤寂和闲散，都能唤起我们心中似曾相识的情感，使我们在体认中得到一种满足。&
还有一些诗在传达情感、描述事物或事件时牵涉到比较复杂的时代背景、历史掌故，就需要我们去正确解读。比如朱庆馀的《闺意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籹罢低声问夫壻，画眉深浅入时无？”表面写闺情，实际上是探问考试的事情。当时有&“行卷”的风气，就是在考试前把自己的文章拿给相关的人请教，也叫“温卷”。&朱庆馀恐怕就是“行卷”在先，然后再写此诗探问。自比新嫁娘，问“画眉深浅入时无”，就是问自己的文章合不合适，所以诗题一作“近试上张籍水部”。如果停留在闺情的层面，对诗的理解就很不够了。当然这的确也是写闺情的好诗，所以宋代欧阳修就把“画眉深浅入时无”一句直接用到他的词里，不妨把欧阳修的这首《南歌子》也看一下：“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这就是生动细腻的闺情了。再比如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濵，无邉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表面写游春，实际是讲治学心得。因为泗水已经不在南宋的版图之内了，就像张孝祥词里说的，已经“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四库全书做“纷争”，想必是馆臣所为）”了，朱熹怎么可能去泗水滨寻芳呢？朱熹另外两首类似的诗就直接题做《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第二首“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些诗大家都很熟悉。这是诗意理解方面的例子；还有史实方面的例子：比如李白的《静夜思》，似乎是明白如话，一看就懂的千古名句，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床”究竟是屋里睡觉的床，还是摆在院子里的胡床（就是交椅），还是井床（也就是井栏），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释。再比如白居易的“秦中吟”，今天的读者一般都不爱读了，觉得里面没什么诗味，尤其是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做了过渡政治化的解读以后，更引起一种逆反心理。但白居易自己是很看重“秦中吟”的，他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巻因题巻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这是他自编诗集后写下的“编后记”，可以看出他自己最得意的诗就是《长恨歌》和“秦中吟”。《长恨歌》以风情见长，“秦中吟”以讽谏见长。“正声”就是以《诗经》“正风”“正雅”为代表的诗歌传统。——古人认为“正风”“正雅”的诗歌具有人伦教化的意义，其实这恐怕是对《诗经》的曲解。但白居易确实很看重诗歌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秦中吟”里没有风花雪月，没有闲情逸致，却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是历史瞬间的定格。其中《买花》诗就记述了长安人对红色、紫色牡丹花的痴狂。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朶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灼灼百朶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价格究竟是诗人的夸张，还是历史的真实，就需要我们去探讨和求证。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赋税是怎样收的，“五束素”和“十户中人赋”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当年我在《白居易诗歌鉴赏集》（巴蜀书社出版）中写这篇诗歌的鉴赏时主要就是在探索这个问题。
当然，对古诗的解读会有多个层面、多种角度。比如《诗经》，有经学意义上的解读，强调人伦、教化作用；也有文学意义上的解读，看重它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还可以从社会学、民俗学的意义上去解读，重在探索其中所反映出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历史的演进，对古诗的解读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当代人的烙印。同样是解释《诗经》，汉儒、宋儒和清儒的说法就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才有不止一人总结出不止一部诗经学史。面对同一首诗，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横眉冷对”千夫所指的敌人，还是“横眉冷对”千夫对自己的指责，一直有不同的理解。照我想，依照鲁迅特立独行、“一个都不宽恕”的性格，应该是后者。但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之心何必不然”，所以“文革”期间打派仗的时候都大家都把这句诗理解为我们要横眉冷对千夫所指的阶级敌人。因为那个时候谁都没有勇气把自己想象成千夫所指的个别分子，谁要是成了“千夫所指”还敢“横眉冷对”，那他早就死过一千回了。
由于每个人的环境、经历、学养不同，对同一首作品的理解也就不同。西方评论家说：有多少个观众，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我们说：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杜甫。所以历史上有“千家注杜”的说法，实际上是三百多家。而且，在旧时代，以为杜甫所以为古今诗人之首，在于他“一饭未尝忘君”（见苏轼《王定国诗集序》）；新中国则又认为杜甫在诗歌里“运用人民的语言，诉说人民的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人民的诗人”（见朱东润《杜甫叙论》）。在此意义上说“曲解”是解读作品的一种常态。但是“曲解”也分有意识的曲解和无意识的曲解，对“横眉冷对”的曲解恐怕就是无意识的曲解，但更多的是有意识的曲解，因为自从孔老夫子一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开始，就开了有意识曲解的先河。因为“思无邪（xia）”在《诗·鲁颂·駉》中是形容马的，言马匹之多，望不到边际。读音是“思无yi，不同诗章相同位置上与这一句相对应的是“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完全不是什么伦理道德方面的意思。春秋时代外交场和对《诗经》句子的引用也是有意识的曲解，即所谓“断章取义”。
曲解的传统与古诗相伴一道传承下来。比如岑参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原本是形容雪景的，很美，后来就被引用来形容改革开放的政策；再如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原本他写这两句是把自己定位在“沉舟”、“病树”的消极一面，新中国成立后再引用这两句，无论是形容政治形势还是形容国际关系还是前一阵形容股市，都把自己定位在“千帆”、“万木”的积极一面，或是把着眼点放在积极的一面。
曲解，也是古诗的一种魅力。但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尺度，不能舍本逐末，不能数典忘祖。要明白任何一种解读的基础都是文本的解读。
前一段时间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心得》，着实红火了一阵，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最近，一位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的日本朋友应日本出版社的邀约也在写日文版的《论语心得》。我对他说：“我很期待看你的《论语心得》。因为于丹的《论语心得》是‘六经注我’，用《论语》中的句子为她的生活感悟、励志故事贴标签；你的《论语心得》一定是‘我注六经’，是真正关于《论语》的心得。”因为他是一位既有开放视野又有深厚经学根底的学者。
在理解了古诗解读存在不同层面之后，我下面要讲的，就主要是关于文本层面的解读。
二、文本解读之辨字
文本层面的古诗解读也是一门综合的学问，只有把与诗相关的历史、掌故、名物，以及风俗、地理弄清楚，我们才能对诗歌有更为准确的把握。但首先要把握的就是文本本身。这便有一个辨字的问题。
清人的观点是书“不校不读”，古书在流传中难免会有传写、版刻错误，所以首先就是要进行校勘辨字，力求掌握文字最优的版本，因为劣质版本会让诗的意境、品位大打折扣。比如白居易有一首诗《雪中即事》，对雪景的描述是：
银河沙涨三千里，梅岭花排一万株。&&&&&&&&&&&&&&&&&&&&&&&&&
《全唐诗》、《白氏长庆集》、《白香山诗集》都作“三千里”，并无异文。但日本有一本编成于宋代开国之前的唐诗名句选，叫《千载佳句》，可以说这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唐诗名句选了，它选录这句诗时就写成“三千界”。我看到以后就觉得这本书太重要了。因为“里”是长度概念，“界”是空间概念，形容漫天飞雪，当然是“界”字更有意境，也更有韵味。“三千界”，应当是取佛家“三千大千世界”的说法，把落雪形容为“银河沙涨”，而且涨满了三千大千世界，多么美妙的想象！如此方可见出诗人的灵妙之思。
&&&&再比如，白居易还有一首诗《花下醉中留刘五》，其中两句是：
愿将花赠天台女&&留取刘郎到夜归
&《全唐诗》并国内所有刊本皆作“赠”，唯有《千载佳句》作“比”，“愿将花比天台女”就对了。因为诗句用的是汉代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女留居的传说故事，据《白孔六帖》引《幽明录》的说法：“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度山出一大溪，邉有二女子，姿容絶妙，遂留半年。懐土思乡求归。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更变，无复相识，讯问得七世孙。”同姓互指是诗中常用的手法，诗句即以刘晨关合刘五，花“比”天台女，意在劝刘五效刘晨故事，留下来继续赏花饮酒，不要急着回去。作“赠”字则意味全失。据此，完全可以改通本之误。
《千载佳句》系日人大江维时所编，以写本形式流传，以两句一联的形式，选收唐诗佳句1083联，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唐诗名句选。以编纂年代早，流传路径有别于国内传本，故引录诗句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可为《全唐诗》及国内唐诗重要刊本提供补佚和校勘。第一个利用《千载佳句》对《全唐诗》进行补遗的是日本江户时代学者河世宁，他纂辑的《全唐诗逸》三卷，90％采自《千载佳句》。
——在此有必要对河世宁和《全唐诗逸》再说几句：河世宁（1749—1820）本姓“市河”，名世宁，字子静，号宽斋，因仰慕中国之风而自改单姓“河”字。有唐诗研究者认为“河世宁”是中国首收《全唐诗逸》的《知不足斋丛书》将署名误为“上毛河世宁”，脱漏了一个“市”字，此说是一个误会。改单姓乃当时风尚，不仅河世宁本人自署单姓，其子市河米庵在宋版《仪礼经传通解》残本（现藏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题识上亦单署“河”姓。之所以会想到编纂《全唐诗逸》，因为那段时间河世宁担任着汤岛圣堂的学头，并将日本平安朝以前的汉诗编集成《日本诗纪》一书。在此过程中，他翻阅了大量文献典籍，自言：“遇载有唐人之诗者，则必抄录以成册。后得康熙《全唐诗》，对雠数次，存其亡逸者，得三卷。”书编成后，河世宁很希望能传至中国。帮他实现这一愿望的是嫡子米庵（名三亥）。米庵于1803年（日本享和三年）也就是清嘉庆八年携《全唐诗逸》稿本来到伊势，靠河世宁弟子菊池五山及其文社中人的援助，翌年，即文化元年二月在出版。此后米庵又来到至长崎，通过颍川仁十郎通事牵线，托付清商张秋琴将《全唐诗逸》带到中国。该书展转传到翁广平（《吾妻镜补》的作者）手中，翁又转赠给鲍廷博，道光三年（1823、日本文政六年），鲍将其编入《知不足斋丛书》刊行，《全唐诗逸》因此在中国广为流传。中华书局版《全唐诗》的卷末就附了《全唐诗逸》。
&&&&——这一段参考了日本“立命中文”网上芳村弘道的一篇文章《唐诗と日本》，由日本学者朋友桥本秀美先生推荐，不敢掠美，特此说明。
当代国内学者对《千载佳句》的利用，先有北京大学的严绍璗先生做成“白居易诗佚句辑稿”；后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辑校《全唐诗补编》又从《千载佳句》中辑出佚句五十余联。对于不同时代三次从中探得宝藏的一本书，我觉得一定非常重要，完全应该整理出版，让国内唐诗研究者看到全貌，所以不揣浅漏，躬成其事，经本人校勘整理的松平文库本《千载佳句》已于2003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整理中我又从中发现了四首此前没有被发现的唐诗逸句。
辨字工作一方面需要根据诗文的内证来定字。比如《唐人选唐诗》的《中兴间气集》里载有朱湾的一首《咏玉》诗，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
&&&&&&&&&&歌玉屡招疑，終朝省復思。
&&&&&&&&既哀黄鸟兴，还复白圭詩。
&&&&&&&&请益先求友，将行必择师。
&&&&&谁知不鸣者，独下董生帷。（收入《全唐诗》306卷第6首）
这首诗在四库全书版的《中兴间气集》里直接写作“咏三”，第一句“歌玉”作“献玉”。馆臣改动底本的根据是“钱曽《读书敏求记》谓：得宋锓本，如朱湾《咏玉》一首，‘玉’字作‘三’。葢每句皆藏三字义也。后人不觧诗义，翻谓‘三’为讹字，妄改为‘咏玉’，自元至明刻本皆然。”
这首诗每句都用了一个典故：
&&&&一，用楚卞和献璞（即和氏璧）典：
&&&&《韩非子·和氏第十三》：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歌”，《全唐诗》校文“一作‘献’”，献字是。
&&&&二，活用《论语·学而》“日三省吾身”典。
&&&&三，用《詩経?秦風?黄鳥》哀悼三良典：秦穆公死时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三人皆秦国之良，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
&&&&四，南容三复白圭典：《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白圭指《诗经·大雅·抑》篇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孔子弟子南容每吟咏到这篇的时候都会反复咏叹，孔子就把侄女嫁给了他。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谨慎。
&&&&五，用《论语·季氏》“益者三友”典：“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六，用《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典。
&&&&七，用《史记·楚世家》“一鸣惊人”典：“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諌……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八，用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典，见《汉书》本传：“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这个典故在使用中也发生了变异，原来是说董仲舒三年没去后花园，学问就如此精熟，说明他人很聪明，后来再用“三年不窥园”的典故，都是形容这个人很用功。
“咏三”诗，实是一种逞才斗巧的文字游戏。全诗一句一典，每典皆与“三”相关合（三献玉、三省身、三良、三复、三友、三人行、三年不鸣、三年不窥园），诗巧妙地把这些典故串联起来。四库馆臣不取元明刻本的“玉”字而取钱曽《读书敏求记》的版本记述，非常正确。
三、文本解读之注释&
把握文本，在辨字之外就是注释了。注释是解读古诗的重要手段，所以对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前人已经留下很多注本。比如我国现存最早的通代诗文总集——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见于著录的最早注本是隋代初年萧该的《文选音》，到唐代则有李善注本、五臣注本，以后一直注本迭出，版刻不绝。当然，经部、子部的书，注释出现得更早，我们且不去说他。因为对经部、子部的注释，从主观上就是一种曲解，比如三国时崇尚老庄清言的魏人何晏做《论语集解》，就与汉代郑玄有很大不同，被四库馆臣说成是“作反经合道之譬”，就是把儒家经典注出道家精神来了。集部的注释相对来说不会拿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主观上并不想曲解作品，尽管每个时代也会有每个时代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但作注者的本意是想准确理解作品的。
古人留下不少注释的经典，如宋代任渊对黄庭坚、陈与义集子的注释，清代仇兆鳌对杜甫诗的注释、王琦对李白集的注释；今人也留下了不少注释的经典，如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邓广铭的《辛弃疾词编年校注》，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剑南诗稿笺注》等等。怎样去做注释是大学里的一门课程，要讲一个学期，这里不去重复大学老师的工作，只说应该怎样读懂作品，因为注释只是读懂作品的一个手段，能够读懂作品，我们完全可以得鱼忘筌。而且尽管加注的作品已经很多，但大量的古诗都是没有注释的，我们的目的是举一反三，读懂没有加注的作品。所以我要说的是不能盲从轻信，不可尽信古人、不可尽信名人、要用自己的头脑去读书。
1、不可盲目轻信古人
古人留下的注释很经典，但并不是没有失误。因为古人、前人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没有见识过电脑和互联网这么奇妙的东西。他们凭的就是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勤奋，出错是难免的。下面就看看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里出的错。
仇注杜诗之误
&&&&①史实不确∶杜甫《所思》∶“苦忆荆州醉司马，而今樽酒定常开。”杜甫自言荆州司马是崔漪。仇注引蔡梦弼注曰∶“崔漪盖自吏部而谪荆州司马也。”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亦从此说，而将仇注中表推测的“盖”字略去。言“崔由吏部贬荆州司马。”此系因袭旧说而误。实际上崔漪并非由吏部贬荆州司马。《旧唐书·肃宗本纪》称∶崔漪与杜鸿渐是拥戴肃宗自立的功臣，肃宗即位后擢升“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又据《旧唐书·颜真卿传》载∶“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真卿劾之，贬漪为右庶子。”可知崔漪是由吏部贬右庶子，并未离朝，贬荆州司马事史传无载，倒是杜诗所言可补史传之阙，诸注本所言史实均误。
②出处不确：杜甫《题桃树》“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信莫打慈鸦。”仇注“儿童”句曰：“古乐府有《莫打鸦》。”（标点依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但遍查《乐府诗集》，并无“莫打鸦”之题，翻检汉魏乐府，亦无直言“莫打鸦”者，惟《魏泰诗话》载赵宋之梅尧臣作有《莫打鸭》诗，讽宣州守笞打官妓事。诗曰：“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向池中宿，不比孤洲老鸹鸧。鸹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荒。”仇兆鳌必以“鸭”为“鸦”而误记为古乐府矣。
③语词不确：杜甫《绝句漫兴九首》：“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仇注：“鲍照诗：‘翾翾燕弄风，袅袅柳垂腰。’”如仇注，首先将“柳”与“腰”联系在一起的便是鲍照。查鲍诗，其《在江陵叹年伤老》曰：“翾翾燕弄风，袅袅柳垂道。”如此，鲍诗与“腰”并无干系，引诗所注者惟“袅袅”二字而已。首先以“腰”状柳者实是北周的庾信。其《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诗曰：“上林柳腰细，新丰酒径多。”从庾信到杜甫，虽描述上重心稍有倾斜，然所言“柳腰”，重心俱在于“柳”；而今之“柳腰”，则重心在“腰”。从以人状柳，到以柳状人，此又古今词义之一转也。中华版《杜诗详注》已在出版说明中指出仇注引书常有错误。我在选注杜诗的过程中细加检核，发现果然不虚，且经过查证的引文常有于注杜无补的情况。此举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馀不赘。&
④脱注典事∶杜甫《园人送瓜》“东陵迹芜绝，楚汉休征讨。”仇兆鳌《杜诗详注》承宋赵次公注，仅注上句为故东陵侯邵平青门种瓜典，下句失注。下句实亦隐括种瓜典事。据刘向《新序·杂事》载，战国时梁（即战国时的魏国。魏惠王曾迁都大梁，故称梁）大夫宋就曾为边县令，地临楚界。楚梁边亭俱种瓜，梁亭瓜美。楚人妒而夜骚之，至有死焦者。梁人欲骚楚瓜以报复，宋就不许，且派人夜间偷浇楚瓜，使楚瓜亦美。楚汉由是成为睦邻。这段故事亦见于贾谊《新书·退让》，文字大同小异。“休征讨”当由此出。诗先赞美送瓜主人，再叙食瓜之乐，末以种瓜典事做结。脱注搔瓜之典，楚汉句便无着落。
王琦注李白诗之误：
&&&&《白头吟》：“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王注引《西京杂记》赵飞燕女弟遗飞燕琥珀枕，然事与“白头吟”诗意无涉；复旦大学中文系注本《李白诗选》（人文社版）于此失注。窃以为二句本事与陈思王赋洛神事有关，《文选》尤袤刻本的注记曰：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赍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
此事亦略见于《太平广记》卷311引《传记》“萧旷”条、卷375引《神异录》“邺中妇人”条，宋王铚《默记》辨此事之伪甚详，然李白诗中用此以达男女情事，正相关合。玉刻作虎形即为“琥”，以“玉镂金带枕”&为琥珀枕当无不可。
2、不可盲目轻信名人
唐圭璋注《宋词三百首》之失
〇柳永《夜半乐·冻云暗淡天气》“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鸣榔”，唐注：“击梆惊鱼，使鱼聚于一处，易于取得。”实际此处鸣榔乃苏轼《前赤壁赋》“扣舷而歌”之意。既言“归去”，何还“取鱼”？唐先生门下弟子从老师之说而误的情况恐怕在出版物中还可以找到。
钱锺书《宋诗选注》脱误
〇陈师道《绝句》：“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钱注只引作者《寄黄元》“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之同类诗相佐证，脱注典事。末句实用《庄子·盗跖》“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
〇江端友《牛酥行》：“有客有客官长安，牛酥百斤亲自煎。倍道奔驰少师府，望尘且欲迎归轩。守阍呼语‘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复倍于此，台颜顾视初怡然。昨朝所献虽第二，桶以纯漆丽且坚。今君来迟数又少，青纸题封难胜前。’持归空残辽东豕，努力明朝趁头市。”“青纸”句钱注：“你送的礼只用青纸包扎，远比不上漆桶装的。”实际上“题封”等于贴标签，是贴在包装之外的封签。百斤牛酥（牛奶中提炼出来的黄油），不可能只用青纸“包扎”。&&&&
再讲一个有关不盲从的例子：
北宋真宗皇帝赵恒（998—1022年在位）一天闲来无事，便问宰相丁谓：“唐时酒价几何？”丁谓是个机敏狡诈的人，非常善于应对，当际回答：“每升三十钱。”真宗问：“你怎么知道？”丁谓引杜甫之诗为证说：“老杜言‘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由此知一升三十钱。”真宗很欣赏他的回答。（始见载于《玉壶清话》）清人王夫之却不以为然，他在《姜斋诗话》中说：“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估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其实“斗酒十千”的说法是唐人用典，因曹植在乐府杂曲歌《名都篇》中有这样的诗句：“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我们是否可把这看作是汉魏时酒价暂且不论，但在唐人笔下，“十千”只喻酒质，不论酒价。如李白诗“金尊美酒斗十千”、王维诗“新丰美酒斗十千”、许浑诗“十千沽酒留君醉”、权德舆诗“十千斗洒不知贵”，均是如此。也有人开玩笑说：李白饮的是美酒，所以一斗十千；杜甫饮的是村间茅柴酒，酒质恶劣粗硬如茅柴，所以一斗三百。这不过是一时的戏谑之言。
那么汉唐酒价究竟几何？有没有比诗更可参证的文字材料？回答是有的。魏文帝曹丕在《典论·酒诲》中说：“孝灵之末，朝政堕废，群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尤甚，斗酒至千钱。”看样子斗酒千钱便是当时的最高酒价了，曹植的斗酒十千之说只是文学的夸张。另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782）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值）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这是实行国家专卖后的指令性酒价，也是最高酒价。一斛为十斗（南宋末改为五斗），售价两千至三千，那么一斗酒的售价就是两百至三百，看来杜甫诗里的斗酒三百还真是“可为一时之史。”但物价只有在商品的横向比较中才能显示出实际意义。在一个比较接近的时段里，其它紧俏商品的价格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牡丹花的价格。白居易在《买花》诗中说：“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束等于五匹，五束素便是二十五匹白绢。依贞元八年（792）的比价，一匹白绢合钱一千六百，如此算来二十五匹便是四万钱。一株红牡丹四万钱，一斛酒三千钱，应该说酒价并不算贵。&
四、正确理解文本&
&&&&解读古诗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文本。我做了二十八年的古典文学编辑，经手的书稿将近三千万字，其中至少有一千万字是注释稿，在审稿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理解文本的重要性。注释是为正确理解文本服务的，不能“碎拆七宝楼台”，把一篇作品注解得七零八落，回不到它的主旨上去。可以举几个审稿中碰到的例子：&
○元代张养浩《得子强也书诗以答之》“有客附书至，封识墨尚新。展读笑良久，劝我归及辰。我岂不汝懐，爱此泉石邻。……置书桃笙底，且复乐我真。”原注曰：“桃笙，竹名。”孤立看这一个词条，并无差错。但联系上下文来看，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书信怎能置于竹丛底下？难道要破土挖坑吗？经检查工具书，知左思《吴都赋》有“桃笙象簟”之句。“象簟”为席，互文见义，“桃笙”亦竹席无疑。置书竹席下方才合乎情理，故请注者改过。
注释中最不应出错偏偏又最容易出错的是释典，漏注典事肯定会脱离作品的主旨。就如今天网络世界里说到“打酱油”、“俯卧撑”，所指的绝不是到小铺里打酱油，或是真的趴在地上做俯卧撑。这就是典故，只有熟悉它背后的故事，才能对它的含义心领神会。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不明白的人明白“打酱油”、“俯卧撑”背后的故事。举几个关于典故的例子：
○周邦彦《汴都赋》里有一句“镂浑沌而形罔象”，注稿只注“浑沌”是“天地未开辟时之元气状态”，而忽略了“镂”字。实‘镂浑沌’应当连注，典出《庄子·应帝王》之“凿浑沌”：“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徳，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句中以称“衍流先生”可为不可为之事。
○张养浩《读史有感自和十首》之九：“鶢鶋岂乐金石奏，觳觫乌庸锦绣衣”，原注将“鶢鶋”与“金石”分注，互不搭界，实此处暗用《庄子·至乐》（亦见《达生》篇）鲁侯养鸟故事，鲁侯以养人之法养鸟，为之大奏金石美乐，使鸟受惊而死。下句只注“觳觫为牛惊恐之态”而“锦绣衣”无着，此句实出《庄子·列御寇》：“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诗人之意是不想为锦衣玉食去充当朝廷的牺牲。
&以上是在编辑案头得以更正的例子，再举一个出版物中值得商榷的例子：
○陈师道《别三子》：&
夫妇死同穴，父子贫贱离。天下宁有此，昔闻今见之。母前三子后，熟视不得追。嗟乎胡不仁，使我至于斯。有女初束发，巳知生离悲。枕我不肯起，畏我从此辞。大儿学语言，拜揖未胜衣。唤爷我欲去，此语那可思。小儿襁褓间，抱负有母慈。汝哭犹在耳，我怀人得知。
这首诗的背景是陈师道生活贫困，只能让老婆孩子随岳父入川生活，自己留下来照顾老母亲。诗描写的就是与亲子离别的悲痛场面。人文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对“有女初束发”的解释是：“古代女子十五岁时将头发结束起来，用笄插住。这里指刚成年。”（年印本页，此前印本该处有书写或排版错误）如果我是责编，一定会与注释者商榷，我认为把“初束发”解释为“刚成年”是不对的，年龄太大了。这里的束发不是女孩子十五岁“及笄”，而是童稚之年的“丱发”、“总角”。因为“及笄”是古代女子可以出嫁的年龄，十五岁的大姑娘还做出“枕我不肯起”的举动，恐怕放到今天也会让人大跌眼镜的。另外在陈师道的《后山集》里，《别三子》之前的一首是《送内》，与这一首写在同一时间，重在表达与夫人的别离之情。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与子为夫妇，五年三别离。儿女岂不怀，母老妹已笄。父子各从母，可喜亦可悲。”这里面透露的一个信息是：他为什么不能与妻儿同行呢？因为“母老妹已笄”——母亲年迈，妹妹已到了出嫁的年龄。所以只能是由他来照顾老母。妹妹“已笄”的话，女儿与自己妹妹同岁的概率是很低的。诗里大儿牙牙学语，小儿尚在襁褓之中，以此推想女儿的年龄，或许只在三、四岁上下。可为佐证的是古人对丱发之年的认定，明代趙琦美編《趙氏鐵網珊瑚》卷五录有《楊椿書虞秦公祺傳》，文中说：“（宋熙宁末时人虞轩）後生祺，甫丱嵗，知孝敬父母；四嵗，口誦數百言；既長，學愈力。”可见“丱岁”是比四岁还要小的年纪。尽管“束发”可以解释为“及笄”，但我认为不能胶柱鼓瑟。附带说一下，这首诗“嗟乎胡不仁”一句的解释是：“天为什么这样残酷。”实际上也是有出典的，出自汉乐府《胡笳十八拍》（传为蔡琰所作）“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正因为有指天“不仁”的铺垫，所以“嗟乎胡不仁”才可以理解为指天不仁。这套书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但阅读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孟子的教导：“尽信书不如无书。”
下面是不能胶柱鼓瑟的另一个例子：《诗经·邶·谷风》有“泾以渭浊”一句，因泾渭二水在现实中有泾浊渭清的时候，也有泾清渭浊的时候，所以释句时在何清何浊的问题上多有歧义。
《毛诗注疏》：“泾，音经，浊水也。渭，音谓，清水也。”苏辙做《诗集传》的时候，可能泾水已经不浊了，所以把《谷风》的这句解释为：“泾水入渭，渭清而泾浊。泾以渭故，人谓之浊耳。”在另外的场合，苏辙又有“渭浊”的说法，他在《次韻子瞻見寄》詩中说：“衮衮河渭浊，皎皎江漢清。”元代曹伯啟《涇陽述懐》詩说：“涇清渭浊源何異，物換星移志未酬。”可见到元代物換星移变成了涇水清，渭水浊。
本人年担任《诗经鉴赏集》责编时，作者是站在涇清渭浊的立场上来分析诗句意思的，为使作者的解释更为客观准确，我查找了先秦至宋代近十条关于泾渭清浊的诗文例证，指出：“时代迁延，桑田沧海，泾渭二水已不知几易其清浊。”作者将本人提供的例证及观点一并用入自己的文章，并因此与我成为忘年之交。后又告曰：她以我的观点及材料为基础再行扩充，写成了一篇考据文章。做编辑经常会把自己的观点、材料奉献给作者，为的是对书稿负责，对读者负责。但轮到自己当作者为此诗作注时，反倒无法展开了。当我向一位研究经学的朋友说起此事时候，朋友告诉我：这个问题著名地理学专家谭其骧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而且将泾渭清浊与上游的气候环境联系起来，指出哪条水清，就说明哪条水的上游水土保持得好，气候环境好。哪条水浊，说明哪条水上游经济活动频繁，开发过度，水土流失严重。我听了大受震撼，感到自己的眼界太狭窄了，只盯着文学的小圈子，其实圈子外面的天地很宽阔、圈子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有以融会贯通的精神去看待文学，才能赋予文学更加鲜活的生命力。
关于融汇贯通，最后讲一个我自己的阅读经历，是有关牙刷的。我们先看一段钱锺书先生在小说《围城》里形容女子容貌的妙文：&
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第三章）&
前面化为钗、带、席、鞋的几句出自陶渊明的《闲情赋》，最后一句，反映出钱老作为诗人的浪漫、小说家的细腻和学者的敏锐。为什么中外古代诗人都没有想到要化作美人的牙刷呢？那不是最最亲密的接触吗？因为那时尚没有“牙刷”这么一种物件儿，古时人，包括古时的美人都是没有用过牙刷的。以我的管见，最早咏到牙刷的诗歌是元代末年郭钰（1316—？）所作《郭恒惠牙刷得雪字》一诗：&
老气棱棱齿如铁，曾咀奸腴喷腥血。
倦游十载舌空存，欲挽银河漱芳洁。
南州牙刷寄来日，去腻涤烦一金直。
短簪削成玳瑁轻，冰丝缀锁银騣密。&
可以看出来诗中牙刷与我们生活中的牙刷并无二致，那么牙刷是何时开始介入我们的生活的？在使用现代意义的牙刷之前，古人又如何清洁牙齿？我后来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义净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得到材料，义净在书里把印度人的洁齿方法介绍到中国，就是“嚼齿木”。嚼齿木是把小树枝一头嚼出絮状的柔软纤维，饭后用来擦刷牙齿。我根据这条材料写成一篇小文《从“齿木”到牙刷》，发表在《文史知识》上，自以为把这个问题说尽了。后来发现我只是在文学的范畴里把话说尽了，如果把眼界扩大到佛学领域、传统医学领域、文博考古领域，那还有很多未尽之处，所以我继续顺藤摸瓜写成了一篇13000多字的长文《中国人使用牙刷考》（发表于《周绍良先生纪念集》、《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从译经史的角度清理了对译语从“杨枝”到“齿木”的变化；从佛教传播史的角度说明“杨枝”在中国佛教中的异化；在更大范围的材料检索中得到了中国人的传统洁牙方式：漱口与“揩齿”（用绢及手指），也明确了以下几点：
赵宋时代，出现了用马尾制成的植毛牙刷，名曰“刷牙子”；
至南宋，牙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南宋都城临安甚至出现了牙刷“专卖店”（见宋吴自牧《梦粱录·铺席》）；
由考古发掘报告可知，我们已得到辽代的牙刷实物（见“中医药在线”&&）；至元代，牙刷已改用马鬃制做。（郭钰《郭恒惠牙刷得雪字》一诗）；也清理了自明代末年《肉蒲团》开始，小说描写中出现牙刷的情况；直到孙中山讲演稿中对中国百姓不用牙刷的批评。在文章发表后，我又得到现福建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的弘一法师用过的“齿木”的照片。——弘一法师是持戒很严的律宗大师，不知他在嚼齿木的同时还用不用牙刷？对问题的探究没有止境，古诗解读的魅力就在于此。
&&&&——关于古诗解读的管见如上，请方家批评指正。
&&& （本文据笔者在超星名师讲坛“古诗艺术大观”课程上的讲稿节录改写，发表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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