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www.wenku1.com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日期：
一、义和团运动的时代背景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伟大壮烈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使中华民族免受完全殖民地的灾难，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震动了全世界。这次运动的丰功伟绩，值得永远纪念。甲午战争（１８９４年）以后，从世界发展的进程来说，资本主义已经进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夺取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在义和团爆发革命之前，１８９８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虽然直到１９０２年美国还要保留６万多人的军队镇压菲律宾人民的武装反抗，但它已经有了跳板，可以通过关岛和菲律宾爬上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当时中国的大门已经被欧洲的一群帝国主义强盗所把守，这个迟到的美国，不得不向英、俄、法、德提出开放中国的门户，使它也能进来掠夺。英国在１８９９年１０月，派３０万军队在南非进行征服布尔人的战争，并于１９００年９月压服了布尔人有组织的抵抗。当时在非洲进行侵略的，还有意大利和法国。俄国逼迫清政府在１８９８年３月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并已经侵入了中国的东北。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东北为争夺土地和利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对抗日本与英国，俄国和德、法缔结了“远东三角同盟”，英国和日本为了抵制俄国，也缔结了“英日同盟”。这些国家的目的都是为了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捞到最大的好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腐败的清朝政府已经在一连串丧权辱国的条约中，不断地拱手让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香港、琉球、台湾先后被帝国主义霸占。很多沿海的和沿江的重要城市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南京、天津、营口等也在“租借”和“开商埠”的名义之下，变成了帝国主义各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据点。仅在１８９８年３月到４月１个月期间，中国就丧失了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九龙、广州湾。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日“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数目为２亿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款为３０００万两白银。清政府在１８９５到１８９９年５年中间，共借用外债７次，总计数目为白银３亿７０００万两。经济危机的沉重负担，最终都加到了农民身上。这些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外债，加上清政府征收的更为繁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地主和高利贷的盘剥，农民苦不堪言。这几年，天灾不断，黄河连年决口，靠近黄河的直隶（今河北省）、山东的很多村庄颗粒无收，其他各地丧失了土地的农民也都变成了流民。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打碎了中国的手工织机和纺车，使城市手工业工人也陷于破产的境地。帝国主义在中国修筑铁路和扩张沿海航运，使得原来从事于水陆运输的工人，特别是运河沿岸的京汉北段的运输工人几乎全部陷于失业的困境。铁路的发展，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掠夺中国的标志。英、法、俄、美等国在他们侵占中国的势力范围内强行修筑铁路，毁坏农田、房屋、铲平农家坟地。遇到农民的反对时，洋人竟开枪射击。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夕，中国已经有了资产阶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兴中会，但力量很弱。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已经从改良派堕落到保皇主义泥坑。掌握中国政权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拒绝人民最起码的自由要求、最表面的改良要求以及最形式的立宪要求。帝国主义的侵略越来越疯狂，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越来越严重，阶级矛盾越来越深刻，而清王朝的统治越来越腐败、保守、反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廷，向全球各国传播天主教，并领导各地的教会。在传教的过程中，教廷往往借助于强国和它的政治权势，这就无疑地给传教事业带来了复杂性和危险性。天主教的海外传教工作，主要依靠派往各地的“修会”来进行。所谓“修会”，是由教皇批准建立的组织。修会的传教士经常由一个国家为主。修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来自各国政府，另一部分来自教会的各项收入，包括地租、高利贷、商业收入和捐款收入等等。因此，教会除受教皇的领导外，更重要的是受所在国即经费供应国的政治影响。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修会来山东传教的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耶稣会。耶稣会、方济各会都受葡萄牙帝国的保护，通过澳门向山东派遣传教士。多明我会则以西班牙帝国为后盾，通过菲律宾向福建省派遣传教士，再由福建进入山东。由于当时的清政府禁止天主教传播，因此传教在山东停顿了很久。后来法国看到清政府的法令日益松弛，又加紧派教士潜入中国，开展活动。１８４３年，罗马教皇任命法国传教士为北京教区主教，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都受法国的保护。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以后，法国在条约上取得了在中国的传教权。各国和清政府所订的条约中，也都援例同享传教权。于是，天主教各修会在中国的活动，又活跃起来。德国的圣言会成立不久，１８７９年就派遣传教士来山东。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耶稣教的各差会才从登州进入到山东各地。从６０年代开始，美国的南浸信会、北长老会，英国的浸礼会，圣道公会等等差会，先后来山东传教。７０年代又有英国圣公会，美国的美以美会。８０年代增加了美国公理会，英国内地会、弟兄会。９０年代新到的差会有瑞典浸会，德国的信义会，美国的自立浸会。这些教会的组织遍布山东全省。这时山东省的各种教堂随处可见。法国在在平大张庄，德国在曹州府都建有大教堂。其他各地如禹城韩庄、恩县庞庄、平阴白云峪，武城十二里庄各教堂都有洋枪洋炮配备的武装组织。耶稣教共有总堂２８处，７个教区，乐陵朱家寨的英国教堂，潍县郊区的美国教堂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仅山东１省，就建有大小教堂１０００多座，教徒８万多人。当时在中国的洋教士有３３００多人，中国人入教的达８０多万。这些教士通过宣传宗教，向中国人民灌输忍耐、保守和甘心受苦受难的所谓基督精神，要他们安于被侵略被压迫和受奴役的地位。这些传教士都是以特殊身分进入中国的，他们都是一身而二用：一方面是宗教团体的宣教师，另一方面又是战胜中国的外国侨民，享有特殊的权力。在清政府所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中，承认了“领土裁判权”。根据条约中的规定，来到中国的外国公民，不论是商人或者传教士，都一律享有特殊权力。这种权力相当于一国外交使节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外侨犯罪，由外国领事组织法庭审理，按外国刑律定罪。中外民间的官司，由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吏共同审理。外国船只和外国人住所，中国官吏无权管辖，如有中国犯人到外籍船或外国人寓所藏匿，中国官吏不能派兵逮捕，只能要求引渡。传教士凡是持有“盖印执照”的，都可以进入内地。还可以在内地购买土地或租赁土地，建造教堂及其他房舍。外国传教士有了这些特权，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另外，在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中，允许外国政府保护传教士、教民。中国教民的保护，反而由外国人订在了条约里，这是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如果教民的财产受到损失，清政府要把赔款送到传教士手中，由传教士发放。这就等于把中国的教民置于外国的管辖之内。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政治之下，清政府在政治地位上不断给传教士以特权。山东的传教士不但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吏分别同级，而且实际上已经得到清政府的官阶。例如１８９３年，清廷赏给山东南境教区主教安治泰（Ａｎｇｅｒ）三品顶戴，两年后又提升为二品顶戴，并把他列为总督一级。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颁布命令，规定各地官员，要以礼接待洋教士，还规定主教和教士可以直接向各地官吏平等交涉。这样一来，洋教士便可以随时进出官府，对地方官吏指手划脚。同时，在传教的掩护下，一些外国传教士，配合本国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及军事侵略。有的秘密绘制军事地图，有的刺探各种情报，有的霸占田产，收租放债，包揽词讼，敲诈勒索，鱼肉我国人民。加入教会的我国教民，多数是因生活所迫信教受洗，希望能通过入教，改变生活的面貌。但也有一些坏人混进教会，或者外国传教士有意招收一些市井无赖，流氓恶棍，还有一些地主恶霸投靠洋人。这些人一旦入教，就可以为所欲为。犯了法的人，入教可以逃刑，有私仇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不但可以抗拒官府，免除杂税，就是欺压百姓，也没人敢管。这些人是挑起百姓和教民冲突的元凶，他们迎合外国侵略者的意图，甘心充当外国统治者的帮凶和走狗。传教士的横行，是依仗特权；不法教民的作恶，是依靠教会。这就加剧了他们与普通平民的矛盾。加上中国人民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强烈仇恨，西方的传教士受到农村各阶层群众的反对和排斥是很自然的。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救亡图存，更加切齿地痛恨外国侵略者。德国在山东圣言会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的利益采取行动。他支持德国利用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在民教冲突中，他直接向青岛德国驻军呼吁，要求派军队干预。德军登陆以后，焚烧村庄，占领县城。后来安治泰在济南和山东当局达成协议，赔银　８万两，这个教案才了结。除安治泰外，法国教士樊国梁、美国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人，都曾鼓动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实际上，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租借地、抢占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径，很多都与西方的教会间存在着联系。因此，在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传教士参加到瓜分中国的斗争之中，中国人民的种种积怨一齐发泄到教会和洋教士以及教民身上。民教冲突实际上是由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中间制造的悲剧。外国教会的入侵，迫使中国人民反抗，参加反抗洋教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而且包括了部分士绅。部分的官吏因为持同情态度，因而大刀会、义和团等反抗组织以半公开的形式在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义和团原名义和拳。１９世纪初，山东、河南一带就有了“义和拳”这种秘密组织，从事反清活动。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立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大约是在１８９８年夏秋间。当义和团最初出现在山东的时候，它就被清王朝当作社会安宁的仇敌，光绪就曾在１８９９年发布上谕：“著张汝梅加意弹压。”袁世凯也是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义和拳是从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发展出来的，而白莲教就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农民的秘密结社，以反抗清朝异族的统治。也有一些秘密结社是以保卫家乡为宗旨的民间武术团体。鸦片战争以后，秘密结社的斗争目标逐渐发生转变。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不断加强，尤其是随着西方起八落”，相持２８年之久。１８９５年，以闫书勤为首的“十八魁”，“拟诉之武力拆毁教堂”。这是一场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反洋教斗争。１８９８年１０月，闫书勤联络其他拳民、村民在红拳和梅花拳的基础上，改称义和团。并于当月和赵三多在冠县蒋家庄聚集共３０００拳民，揭竿起义，首次树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揭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直接地推动了反教会斗争的发展。蒋家庄起义后，赵三多和闫书勤领导起义队伍首先攻打冠县、临清交界的黑刘村教堂和红桃园教堂，并扩大队伍。接着，义和拳主动东撤至临清、邱县一带，扩充队伍。他们的斗争极大地震动了清政府。清政府命令直隶、山东的清军两路围剿。义和拳斗争受到打击。赵三多率领部分拳民北撤后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战斗。他们继续进行反教会的斗争。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９日，闫书勤在临清老山头被清政府杀害。赵三多仍然继续坚持斗争。１９０２年，赵三多率领余部加入了直隶广宗景廷宾的起义。同年，赵三多被捕牺牲。他率领的队伍，坚持斗争达５年之久，是义和团运动中持续斗争时间最长的一支队伍。当义和团冠县起义后，与冠县邻近的高唐、恩县、茌平、临清、平原一带，反教会的斗争也相继而起。他们受到冠县义和拳的影响，声势日益浩大，在斗争中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成为这一地区反教会斗争的主体，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一支反教会队伍，是山东义和团运动的主导力量。朱红灯，后称朱逢明，山东泗水人，家无亲属。稍有文化，略懂医术。１８９８年，朱红灯来到长清县大李庄以卖药行医为业，并拜李开全为师，习拳练武。朱红灯率领的起义队伍，开始称为神拳，１８９９年１０月，在杠子李庄的战斗中，他树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将神拳改称为义和拳。他们焚毁教堂，驱逐教士，惩办贪官污吏、恶霸劣绅、多次打败地方团队，又打败清政府派去镇压的军队。他们乘胜攻打恩县的两座教堂。在行军途中，队伍在森罗殿一带遇到清军的三路围攻。朱红灯集中兵力猛烈进攻中路的清军。清军虽然拥用洋枪洋炮，但义和拳人多势众，个个勇猛异常，清军狼狈逃窜。其余两路清军见中路溃败，也不战而逃。朱红灯率领的队伍取得了森罗殿战斗的胜利。此后，山东各地的反教会斗争队伍普遍改称为义和团，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义和团有严格的纪律。如“勿贪财，勿好色，勿违父母命，勿犯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纪律还规定“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等等。因此，这时的义和团很得群众欢迎。义和团在群众中宣称有神拳奇术，能用咒语闭塞洋人的炮火，并能避枪弹。他们把《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中的人物都奉为神灵当作崇拜的对象。所设的神牌有姜太公、诸葛亮、张天师、关圣、孙悟空等。他们宣传“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和“画符念咒”的灵验。用这种神秘主义的活动方式，作为激励反抗斗争的精神力量。练功时，由大师兄拈香诵咒，说神来附体了，能避开水火、枪炮。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宣传，对于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者和清政府，这种宣传当然不起作用，而对于贫苦农民大众来说，可以激励他们斗争的勇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纷纷接受这种宣传，加入到义和团的队伍中来。山东反教会斗争的日益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它们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坚决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教会和教堂。在列强的干涉下，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先后因镇压不力而被撤调。１８９９年后期，美国公使康格指名要求派“能干、勇敢”的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清政府屈眼于列强的压力，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年底，袁世凯带着他的几千名新建陆军来到山东。在此之前，毓贤已派参将马金叙用阴谋诡计捉住朱红灯及另一个义和团首领本明和尚。朱红灯被捕后，义和团推举王立言继续领导斗争，并训练马队，势力不断扩展。毓贤在义和团声势浩大的情况下，不敢立即杀害朱红灯和本明。就在毓贤被撤调离任的前两天，他在济南公开杀害了朱红灯和本明，又下令将义和团另一首领邵玉环在兖州斩首。袁世凯的到任，使义和团遭到了更大的苦难。袁世凯对义和团采用剿抚兼施的两手。一方面，他以奖励义和团“献首”、“自新”和立即解散为诱饵，对山东义和团进行分化瓦解；一方面，他派军队严厉镇压义和团，不分首从，格杀勿论。袁世凯刚到任时，正巧肥城县发生一名英国牧师被杀案。袁世凯却谎报平阴、肥城“匪徒”聚众生事，教士被匪徒杀害。清政府下令缉拿凶犯。袁世凯立即捕捉一批民众，将其中两人处死，其余判无期或有期徒刑。袁世凯为了尽快消灭义和团，他联合驻青岛的德国军队，一齐向义和团发起凶残的攻击。袁世凯命令军队见义和团就开枪打死，还规定，如果发现义和团时不开枪放炮，将领以下一概正法。在袁世凯指挥的新式枪炮的屠杀下，义和团伤亡惨重，首领王立言、王玉振等数十人，先后被袁世凯捕获，处以极刑。就在这时，他也没有忘记要剿抚结合。他有一整套剿抚兼施的策略。在大量印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同时，还仿效曾国藩、罗泽南镇压太平军的“解散歌”，编印各种歌谣，通过官吏、乡绅、塾师乃至组织临时的“宣讲生”，直接向群众进行劝导，诱骗和胁迫他们脱离义和团。他还命令各级地方官，认真整顿民团，清查保甲，让他们报告出参加义和团的群众。并且，他还奖励消除义和团“有功”的官吏和地方民团，处分办事不力者，以官禄诱使他们为解散义和团效劳卖命。对于由纯朴的农民，又基本上是本村本镇利用农闲时间活动，没有统一组织领导的义和团来说，这一套政策，起到了瓦解和分化义和团的作用。这样山东的义和团受到重大的挫折。大批义和团首领被杀害，许多义和团队伍被解散。为数不多的几支坚持斗争的义和团队伍处境极其艰难，山东的义和团反帝斗争暂时转入了低潮。当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时，与山东毗邻的直隶省反教会斗争也逐步高涨起来。出于反帝斗争的需要，许多群众前往山东学拳，或从山东请来师父教授拳法。也有一些山东拳民主动到直隶铺场设坛，传授拳术。于是，直隶境内的义和团逐渐发展起来。张德成是直隶新城县白沟河人，船夫出身，往来于独流、杨柳青、胜芳、王家口、天津等地。１８９９年在家乡组织义和团时，参加的多是新城和静海县人。１９００年他到独流镇建立“天下第一团”，同年６月２８日，应直隶总督荣禄之请，率５０００余名义和团员进入天津，设坛于北门里小宜门，参加抵抗八国联军、保卫天津的战斗。天津城陷后，返回静海，在王家口被当地封建势力杀害。以王德成（新城人）为首的另一部，大部分也是新城和文安、霸州一带的农民组成的队伍。曹福田所领导的队伍，是由天津、静海、沧州、庆云、盐山等地人组成的。北京城里的团民，除城里的满汉民众外，绝大部分是京南各县和京东各县的民众。到１９００年春，直隶义和团发展到中部地区，形成一个以津、京、保（定）三角地带为中心的战斗基地，义和团团民人数达２０万人，他们遍布乡野村镇，势如暴风骤雨，发展迅猛。１９００年４、５月间，义和团运动在冀中一带发展很快。５月中旬，涞水城东高洛村义和团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当时，新城、容城、涿州，易州和房山等地的义和团都应邀前往助战，与前来镇压的清军进行了多次较量，后来这些义和团撤出高洛村，向石亭镇转移。石亭镇位于涞水城北３０里。这里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一直相当激烈。５月下旬，汇集到这里的义和团人数已达万余人。５月２１日，清军分统杨福同亲自率领马队前来镇压，义和团初战失利，被捕２人。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义和团决定在石亭镇附近的两狼沟，对清军进行伏击。第二天，杨福同率领部队７０多人来石亭镇继续剿杀义和团。义和团用小部分人和清军交火，且战且退。杨福同不知是计，率领马队向前穷追，一直追过村落深处。当马队进入埋伏圈后，埋伏在两狼沟内的团众突然出击，刀光映日，杀声震天，顷刻之间将马队团团包围，杨福同这时才知是中计，大惊失色，急忙骑马突围。可两狼沟一带沟道纵横，马队施展不出特长。杨福同走投无路，垂死挣扎，开枪扫射。义和团冒死冲入马队，用刀矛和清军搏斗。战斗中，杨福同被刺得体无完肤，最后坠马丧命。在这次战斗中，杨福同全军覆没，义和团取得了全胜。涞水之战对清王朝震动不小，义和团从战斗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士气大振。涞水之战的胜利，鼓舞了附近房山、涿州地区的义和团。他们在首领密熹和尚等率领下，谎称“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意代为守城”，于是一举占据了涿州城。当时进入涿州城的义和团约有万余人。义和团占涿州以后，在城门上高高树起“兴清灭洋”大旗。城上义和团头裹红巾、黄巾，严密巡逻，盘查过往行人。这次占领涿州，大大鼓舞了附近州县的团众。于是，他们也纷纷向涿州聚集。义和团行军的队伍，随处可见。他们举着“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大旗，水陆并进。由于附近州县义和团的汇合，使聚集在涿州城厢内外的团众达二三万人。就连清军驻地高碑店附近，也被义和团占据。义和团在进据涿州的同时，还在芦保、京津铁路沿线展开了一场拆毁铁路和砍断电线杆的斗争。１９００年５月，团众数百人拆毁了芦保铁路线涿州至琉璃河一段铁路１０余里，同时将沿路的电杆、电线砍断。当晚，部分团众烧毁了高碑店、涿州车站及拒马河各桥桥梁道本。第二天，又有团众数千人在琉璃河至芦沟桥的铁路线上拆铁道，砍电线，还放火烧毁了长辛店和芦沟桥两个车站、料厂和沿途的桥梁、局所等。５月２９日，团众又焚毁了丰台车站。义和团在直隶的迅猛发展，有利于向北京和天津的进军，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涨。１９００年初，北京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揭帖是一种宣传品，类似于公开信和通告之类的文告，张贴在街市的醒目处。揭帖借传说中的玉皇大帝之口说：“我率领天神天仙下降凡间，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护……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４月，城内设有义和团的坛口。５月，北京城郊的团民开始进入北京。６月中旬以后，出现了大批义和团涌入北京的情形。进入北京的各支义和团，一般都借庙宇、会馆等地方设坛，竖立的旗帜上写着“扶清灭洋，义和神团”等字样。外来的团民构成北京义和团的主要力量，北京居民参加义和团的也与日俱增，主要是城市中的苦力、小手工业者等城市贫民。同时，一些清军官兵，部分王公贵族乃至宫廷中的太监也参加了义和团。到６月下旬，全城已有坛口　８００多个，人数也达到１０万。面对义和团的强大声势，清政府的政策不是剿杀，而是利用义和团。义和团在天津城区的活动，始于１９００年春天，当时人数很少，也不可能采取公开活动的方式。他们只是在“灭洋”的口号下，用匿名揭帖和民谣的方法，鼓励民众，警告外国教士。等到义和团在芦保铁路沿线粉碎了清朝官军的“围剿”，并在冀中地区建立起雄厚的势力以后，情况才逐渐改观。从４月中旬起，天津城厢内外就有幼童练义和拳，并有女子练习“红灯照”。义和团的主力进入天津比北京要晚。原因是自景州北上的兑字团，曾经在吴桥县和沧县两度受清军屠杀，实力损耗。从丰台沿京津铁路前进的坎字团与乾字团，中途又受到直隶提督聂士成的屠杀，死伤惨重。后来还是文安、霸县、静海等地的拳众沿大清河东下进入天津。进入北京和天津的义和团高唱着“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的战歌，带领群众游行。三、义和团的组织特色和行动纲领　　义和团最初的斗争目标是农村社会的西方教会。在这种斗争中，秘密会社等民间团体处于领导地位，但对于这个运动来说，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形式和严密的领导机构，更没有一个具有绝对权力的公认的领导人。一般来讲，义和团以自然村为单位。设立“坛口”或拳场，由武艺和威望较高的人带领，这些人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等。各坛人数不等，多的百人以上，少则二三十人。有时，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其首领称为“老祖师”，义和团斗争发展到直隶以后，在战斗中往往由几个坛口组成团，以八卦中的某一卦为团名，称为乾字团、坎字团等。义和团各坛、各团之间在组织上互相独立，不相统属。联合行动时，往往靠揭帖聚合。传单一出，千人立聚，事毕即散。义和团组织这种地域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使义和团虽然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发展迅速，声势浩大，但却如一盘散沙，缺乏严密的组织力量把它联结成一个整体，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来策划指挥，统一行动。义和团组织上的这一特点，极大地削弱了它的战斗力，给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提供了各个击破，分化瓦解的可能。义和团继承了秘密结社的宗教信仰、神道观念和法术。绝大多数义和团都以各种圣贤神仙、英雄人物作为崇拜偶像，各个坛口都供奉他们的牌位。义和团通过揭帖、传言等各种宣传品，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变”观念，渲染灾难临头的恐怖感，宣称义和团是顺应天意，拯救■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来动员群众，扩大影响。他们通过习武练功和烧香念咒等仪式，宣称能够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具有超常的法术和力量。这种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的特点，对于它初期的斗争曾起到过动员群众，扩充队伍的作用。甚至连清政府也有人以为义和团是“神人暗助”。慈禧太后也曾每天念７０遍义和团咒语。尽管义和团没有统一的斗争理论，它却有一个为绝大多数团民所信服的口号，也是它的行动纲领，这就是“扶清灭洋”。当然，义和团在实际斗争中并没有完全受“扶清”的束缚。当他们的斗争遭到官府镇压时，他们仍然坚决反击。这表明义和团的“扶清”是从属于“灭洋”这个总的战斗目标的。“灭洋”是义和团最响亮的战斗口号，它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刻苦仇恨和反侵略的强烈愿望和决心。由于它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外国侵略者，因而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它不仅鼓舞着那些仇恨外国侵略、生活痛苦不堪的劳苦大众纷纷加入到义和团之中，而且使许多具有爱国心的地主、士绅、清军官兵，也先后汇集在“灭洋”的旗帜下。这一口号使义和团相应地减少了来自清朝统治者方面的压力，争取到其中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口号的消极作用就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扶清”的口号割裂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广大群众对清政府的认识，使他们丧失了警惕性，以至于后来被清政府招抚利用和分化，使义和团丧失了独立性，最终被清政府轻易地出卖。义和团反对外国侵略的“扶清灭洋”口号，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和反帝爱国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不可能一手反帝，一手反封建，不可能认清清政府的本质，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四、义和团的英勇战斗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严重地威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利益。镇压义和团，维护并扩大在华的既得利益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愿望。１９００年５月２０日以前，列强虽然叫嚣武装镇压义和团，但主要还是把镇压义和团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威逼清政府取缔义和团。１９００年４月，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以主人的腔调，限清政府“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同时，俄、美、英法等国军舰集于大沽口，进行武力恫吓。帝国主义列强在武装威胁的同时，还大造舆论，污蔑义和团为“拳匪之乱”，是中国人仇恨欧洲的文化和文明，是“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与此同时，列强各国已经决定，要在大沽口进行更大规模的行动，列强各国聚集了２４艘军舰在大沽口示威。大沽位于天津东南、海河入海口的南岸，东临渤海，北靠京山铁路，是北京通向海洋的东大门，又是天津海防的前哨，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大沽口自明朝起开始设防。清朝在１８１２年，在大沽口修建圆形炮台两座，分布在南北两岸。１８４０年英舰威胁大沽口，清政府在南岸增建炮台两座，北岸增建炮台一座。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军舰曾三次入侵大沽口，其间，清政府曾重建了５座炮台，又增建了１座，并在海口排列３道拦河铁链。炮台上架设了重炮，守兵增到３０００多人。当英、法舰队于１８５９年再次进犯时，新修和重建的炮台发挥了作用，侵略军遭到惨重的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又对大沽炮台进行了修复和改建。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进犯之前，大沽炮台共４座，南、北两岸各两座。但是炮台的武器装备和设施都比以前加强了。南岸的主炮台，安设各种火炮５６门，并有发电所、电信局各１处，探照灯两具。主炮台南边还建有一座新炮台，安装各种火炮２０门。北岸的主炮台（也叫北炮台）有各种火炮７４门，并有电信局一处。北炮台西北还建有西北炮台，有各种火炮２０门。这些火炮大部分是德国制造。驻守炮台的清军有３０００多人及一个水雷营。除此以外，还有北洋海军的“海容”号巡洋舰和４艘鱼雷艇停泊在大沽口内。大沽口守军除了加强炮台的守备外，于６月１６日在海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阻止联军舰船出入。６月１５日，侵略联军召开会议，决定攻占大沽。６月１６日，联军详细讨论了夺取炮台的具体作战方案。当天下午，联军共派出９００多名士兵在塘沽登陆，埋伏在北炮台的侧后方。晚上９点，联军向清政府守军下达最后通牒，说其时“俄、英、德、法、意、奥、日七国约定，限令中国军队于１７日凌晨两点钟让出大沽南北炮台营垒”。如果到时不让出炮台“定即开炮轰夺”。对于侵略联军这蛮横无理的通牒，大沽守将罗荣光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并积极备战。６月１７日０点５０分敌舰开炮。罗荣光立即下达战斗命令，率军奋起还击。守卫大沽炮台的以罗荣光、韩照琦为首的中国将士发扬了高度的爱国精神，临危不惧，坚守炮位，以猛烈准确的炮火重创敌军。炮战时，联军陆战队乘船渡过海河，由海神庙船坞登陆抄袭，炮台守军腹背受敌。潜伏于北炮台的９００多名联军也猖狂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守军伤亡激增，弹药仓库被击中起火。他们仍顽强奋战，主将罗荣光身先士卒，将士伤亡千人，经过６个多小时的激战，在没有援兵增援的情况下，南、北炮台相继失守，侵略军攻陷了大沽。大沽炮台的失守，使列强获得了重要的滩头阵地，源源而至的联军可陆续登岸，畅通无阻。到６月底，在大沽登陆的联军便增到１．４万人。这对于义和团全歼西摩由天津进犯北京的联军，十分不利。还在５月底，列强各国就纷纷调集停泊于大沽口外军舰上的陆战队，前往天津。５月３１日，这些军队气势汹汹地由天津乘火车冲入北京，扬言他们的目的是“保护使馆”。列强的“使馆卫队”进京，不但没能缓和时局，反而导致中外矛盾更加激化了。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进犯，义和团没有丝毫的畏惧，而是把反帝的怒火烧得更旺。６月初，义和团为了阻止侵略军继续侵犯北京，又一次掀起了破坏京津铁路的高潮。他们分段拆除陆轨，焚毁了黄村、廊坊、安定、落垡等车站，切断京津电报线。各国在京的公使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由英国出面，电告在大沽的舰队，再增派军队进驻北京。６月１０日，上午９点３０分，由英国的西摩中将率领英、美、奥、意的５００名侵略军乘第一列专车，冲往北京。上午１１点，由英、德、日、法、俄等国组成的第二批侵略军队６００人又出发了。此后一两天内，联军共派出２２００多人乘车入侵北京。西摩联军从天津出发时，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他们满以为“凭借联军的优良武器，随便可以从中国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而遇不到有效的反抗”。然而这次他们的美梦破灭了。６月１０日上午，廊坊地区义和团首领倪赞清收到天津义和团传来的揭帖：“大批洋人登上火车，准备向北京进犯，望火速调团阻截。”倪赞清立即派出４股团民，骑快马传递揭帖。这些揭帖通知铁路沿线团众：“火速拆除铁路，各坛口火速到落垡参战。”落垡周围二三十里的坛口，收到揭帖后１０日下午就赶到了落堡，由于落垡车站有英兵把守，大批团民都集中到落垡东南方的东大桥一带去拆毁铁路和通讯设施。１０日夜晚，各村团民都分别住在落垡附近的大庙中。１１日拂晓，倪赞清指派大师兄田万清为先锋，率领数十个精壮团民，趁夜色摸进了站房，和据守车站的十几名英兵展开搏斗。团民们浴血奋战，手持洋枪的英国人败退了。天亮之前，义和团便占领了落垡车站。天亮之后，倪赞清指挥团民很快拆除了车站的铁路和通讯设施。他们要和侵略者西摩决一死战，决不能让西摩带兵去北京镇压义和团的兄弟。装载联军的列车，用了１天多的时间，走走停停，于６月１１日下午出现在落垡东南。倪赞清一声令下，团民们高喊着“杀洋鬼子”的口号，手持大刀、长矛，直向落垡东大桥扑去。正在抢修铁路的联军，慌忙应战。置于车头前敞篷车上担任警戒的连射炮和机枪立即向义和团开火，炮弹在密集的人群中爆炸，冲锋的团民们伤亡惨重。荣营义和团首领，大师兄王山舞起大刀，奋不顾身，冲在最前面，正当他举刀向敌人指挥官砍去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王山英勇牺牲了。临死前，他还紧握着刚刚夺得的敌军指挥旗和杀敌的大刀。岳庄义和团头领刘顺和儿子刘成喜，父子齐上阵，他们在和联军的拼杀中，双双壮烈牺牲。激烈的战斗大约持续了１小时，义和团在洋枪和大炮的轰击下，前赴后继，奋勇杀敌。这时联军的后续部队陆续赶来参战，面对联军的枪炮，义和团无法取胜，倪赞清下令撤出战斗。这一仗，义和团牺牲６０多人，侵略军损失不大。义和团撤出战斗后，敌军修好铁路，第二天上午，联军的列车驶入了落垡车站。西摩查阅了地图后意识到了此处的重要性，下令留下３０名英军坚守。英军的指挥官是海军少校柯伦。柯伦立即率领英军抢占了附近一所坚固的院落——万喜煤栈，构筑工事，试图扼守在这里，以保持与天津的联系和铁路的畅通。稍事休整的大队侵略联军，在西摩的鼓动后继续向西推进。由于铁路被破坏了，枕木全都没了，路面堆积如山的沙石，使西摩不得不再次停车，抢修铁路。正在这时，数千团民高呼着“为团友报仇”，从北大寺向车站冲去，联军从车窗内向义和团射击，冲锋的义和团一排排的倒下……。联军的副统帅是麦卡加，他用手枪射击时，义和团的一个战士已经冲到面前。可惜迟了一步，长矛已经挨到了麦卡加的身上却没有把他刺死。这个战士倒在了麦卡加的枪口下。前面的团民倒下了，后面的团民接着往上冲，几十支火枪对准车窗齐射。狡猾的西摩为了发挥机枪大炮的威力，从火车上撤到万喜煤栈院内，据墙向涌来的义和团扫射，尽管倒下了一排排的团民，但终有一部分团民冲到了煤栈的墙下，他们用大刀挖开墙壁后才发现屋中是堆满的劈柴，人员无法进入。团民们点燃了劈柴库，霎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侵略军只好又向列车上转移。西摩组织密集的火力，向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射击。义和团损失惨重，又有５０多位壮士英勇牺牲。倪赞清两次阻击虽然受到重大损失，但他们把联军牵制在落垡达两天之久，使廊坊以北的团民有了充足的时间拆毁廊坊到万庄的铁路，为整个战役奠定了基础。义和团始终监视着列车，但保持一定距离。当他们发现５名意大利侵略军脱离了联军队伍时，一队义和团马上冲上去，把他们消灭。１３日傍晚，联军勉强修通了落垡车站的轨道，开始继续向北移动，经过一夜的艰难行进，第二天早晨到达廊坊以北的墩台。举目四望，没有一根枕木，没有一根铁轨。“这里是铁路吗？怎么像个坟场啊？”西摩傻眼了。连日来联军不断受到义和团的袭击，士气低落，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天气炎热，风沙遮天。侵略军中的伤员叫苦连天，修路的，进展缓慢。他们当然还不知道，致命的打击就在眼前。倪赞清在这几天里彻夜不眠，他思考着歼敌大计。他在夜里组织了几次偷袭，使联军慌乱不安，草木皆兵。有一次德军和英军竟在黑暗中自相拼杀，都把对方误认为是义和团了。在义和团英勇斗争的感召下，部分清军纷纷把枪口转向外国侵略者，而不是再对准同胞。６月１７日，也就是大沽炮台陷落的当天，从北京方向驰来了清军董福祥的马队，他们见到联军便开枪射击，一扫过去那种畏缩精神。交战之后，又主动撤离。如果说这次只是双方先头部队的接触，还算不上战斗的话，那么，１８日义和团和清军的联合进攻则真是一场硬仗。这天，董福祥所部武卫后军２０００人，由副统领姚旺率领到达廊坊，与义和团取得联系后，开赴墩台附近。当清军到来时，义和团已和侵略军交火。清军官兵听到枪声，立即奔赴战场。见到义和团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清军官兵大受鼓舞，立即开枪向敌人射击。清军用火力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骑兵从侧翼迂回包抄，义和团得到清军支援，如虎添翼，一次又一次猛冲，有不少人冲上站台，跟联军展开肉搏战。战场上火光四起，杀声震天，联军节节败退。战斗中清军副统领姚旺身受重伤，义和团有５００人，清军有２００人倒在了他们家乡的热土之上。这场厮杀从下午２时一直战斗到５时。共打死联军５０多人，杀伤不计其数。侵略军沿铁路进京的企图已经完全破灭，西摩下令放弃战斗，撤回杨村。义和团连续作战追歼联军，大队人马从廊坊一直追到杨村，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当天深夜，倪赞清带领义和团趁着迷蒙的月色，偷袭了杨村车站的站房和部分列车车厢，以迅雷之势，杀死侵略军６人，杀伤３０多人以后，安全返回廊坊驻地。到６月１９日，西摩联军与天津失去联系整整６天了，给养断绝，伤兵增多，在“进京之路，水陆俱穷”的绝境面前，西摩率领残兵败将开始了向天津的总撤退。沿途，义和团又多次偷袭，堵截联军。直到６月２１日联军才退到北仓。联军经过几个小时的和清军、义和团激战，才占领北仓，英军上校泽力科身受重伤。联军心惊肉跳，以至白天不敢行动，只能利用夜晚迂回后撤。２３日凌晨，西摩联军逃到位于天津城北８公里的西沽，偷袭并夺取了清军的武器库。清军为了夺回武器库，与联军展开激战，附近的义和团也都赶来助战，将联军紧紧地围困在武器库内。西摩被困在库内１整天，几次派人跟天津租界取得联系都被截住，甚至近百人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带信突围也遭失败。由于联军得到武器和粮食，已被义和团杀得狼狈溃逃，弹尽粮绝，奄奄待毙的西摩军队，竟又意外的获得了生机。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３天。直到２５日上午，天津租界方面因为大沽有援兵到来，才得派出１０００多洋兵去解救西摩。这两队会合起来的侵略军，眼看就要进入租界时，却遇到了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所率大队义和团的迎头痛击。当时清政府业已对外“宣战”，因此清军也派出５个营的官兵去助战。曹福田亲临指挥，义和团奋勇百倍，侵略军只有招架之力，他们从西沽仓库抢来的武器装备，大部分又都被义和团夺回。西摩联军２６日上午逃回天津租界。西摩联军离开租界整整１７天，其中１４天是被义和团和中国军队追打。这次战役，总计消灭侵略军６２人，打伤３２０多人。正是由于这一辉煌胜利，才阻止了洋兵更多的进入北京，同时也大大地坚定了天津人民抗敌的决心，在北京和天津的保卫战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义和团保卫天津的战斗，是在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前一周就开始了。６月１５日，大沽口外各国海军要占领大沽炮台的消息传到天津租界——紫竹林以后，租界内联军的气焰更加嚣张。开始在租界边缘和车站袭击义和团。６月１７日清晨６时左右，当各国领士们得知大沽炮台已被联军占领后，决心先发制人，出动军队进攻紧对着租界的武备学堂。武备学堂是清政府培训军官的学校。当时仍留在学校的学生有９０多人，他们中有不少人支持并参加了义和团。校内储藏有大批枪支弹药。租界内的敌人害怕攻占大沽的消息会唤醒这些学生的爱国热情，又怕租界在武备学堂的炮火控制之下，因此，为了抢先解除这一威胁，他们于１７日下午，派出由英、德、意、奥１７０多人组成的联队偷袭学堂。守护学堂的学员们奋勇自卫，顽强反击，同冲进校舍的敌军展开搏斗。联军对学堂久攻不下，便点燃了房屋和弹药库。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学堂学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校舍四面起火。赶来的清军是中午才确知大沽炮台被攻占，面对眼前的惨景，他们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架起火炮，第一次对准了紫竹林租界，大炮怒吼轰鸣。俄军已架好的野战炮开始应战，闻讯赶来的义和团把租界团团围住。这是军民联合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它把义和团分散的仇教抗暴斗争吸引到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上。紫竹林上空的炮火封锁了界内敌人四出挑衅的通路，切断了天津联军与西摩联军及北京、大沽等地的联系，也把直隶总督裕禄逼上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战场。裕禄命令驻军分路堵截界内敌人的出击，以雪大沽之耻；他还一反往常，招集在天津的义和团首领到总督衙门开会，公开招抚义和团，开库发给刀枪，鼓励团民抵御外侮。裕禄本打算速战速决，可紫竹林内的八国联军凭借着优势火力负隅顽抗，固守待援。３天来，中国军民伤亡很大，但始终没能占领租界。６月２１日，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也就是这天，攻占大沽的联军得到了租界交战的消息，他们决定由俄、英、德３国增援天津租界，后来又有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增兵租界。到６月下旬，租界内的侵略军已达１８　０００多人。援军到达以后，他们立即在界内重新部署兵力，在派兵援救西摩的同时，分兵坚守租界，并乘机反击，在附近烧房杀人。仅２３、２４日两天，在大直沽村联军就杀死村民２００多人。６月２７日，静海团民首领张德成率领５０００名团民赶到天津。文安、霸州的王德成也率领团民到津，加上廊坊地区来的，义和团在天津聚集了２万人。洋兵固守租界，在通往紫竹林的各要道口埋设了地雷，以阻挡义和团的进攻。６月２７日，２０００多名俄军和８００多名美军、英军一起攻占了东局子。这个华北最大的军火工厂被占领之后，联军更加得意。怒火填胸的曹福田当天给界内敌人下了一道战书。然而敌人没有应战，而是全力支援俄军所占据的老龙头车站。老龙头车站在租界以北，是通往京沽的交通枢纽，也是运兵进入北京、天津的必经之地。敌人占领东局子之后，估计天津军民不会放过车站，便向站内增兵。曹福田见此情景，决心夺回这一交通枢纽，便在２８日联合刚刚到达天津的张德成部，散发揭帖，宣告要在２９日和敌人决战于火车站。曹福田和张德成这一行动，不仅得到在津团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得到裕禄的大力支持。当他们第二天向车站发起进攻时，裕禄命令刚刚到达天津的马玉昆部队参战，又命令其他练军向车站放炮，掩护进攻的军民。进攻的义和团和爱国清军冒着枪林弹雨，曾几次冲进并占领车站，但都被死力争夺的俄军和前来增援的联军打退，未能实现夺占这一战略要地的计划。尽管如此，守卫车站的俄军和联军还是被打死５００多人。与此同时，直隶提督聂士成也在７月１日黎明冒雨指挥武卫前军，将盘踞在陈家沟铁桥的俄军击退。第二天，聂军也猛轰车站，接应义和团和马玉昆部队。为防止联军从大沽增援，聂士成派一部分军队奔赴军粮城，截住联军来路。其余部分扼守大庄一带和金钟桥，防止联军从大沽增援。当晚，义和团再次猛攻车站，血战整整进行了两天两夜，俄军逃回租界，义和团再度夺回车站。义和团和爱国官兵，士气高昂，不怕牺牲，给俄军造成重创。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车站。围攻租界的战斗此时也十分激烈，天津军民越战越勇。为了冲破敌人的地雷封锁，张德成在租界西南摆开“火牛阵”，用几十头牛走在前面，踏响地雷，团众随后冲进租界。敌军的炮火凶猛，手持大刀、土枪的义和团又一次受挫。７月９日，联军为了保住租界不惜一切代价增援，并派出日军骑兵冲出租界，扑向天津南郊的纪家庄，企图从南打通进犯天津的通道。守卫纪家庄的是韩以礼率领的义和团，他们潜伏在芦苇丛中，伏击日军马队，打退日军多次进攻，但因日军陆续增兵，团民伤亡惨重，被迫撤出纪家庄。当日军进攻纪家庄时，６０００多名英军和俄军也向守卫天津城东的聂士成发起猛攻。聂士成率部死守。攻占纪家庄的日军骑兵开到聂军背后，聂军腹背受敌，激战两个多小时以后，聂军伤亡惨重，弹药供应中断。主将聂士成在回援天津城南门时在八里台身中数弹，仍持刀指挥战斗，最后壮烈捐躯。前来助战的义和团牺牲了４５０多人，仍顶不住联军的进攻，联军攻占了西局子，又攻占了八里台。义和团久攻租界不下，现在又失去了纪家庄、火车站、八里台，这些战略要地，清军失去了主将，战局的发展对中国军民更加不利了。紫竹林租界的联军从７月９日的出击中得到鼓舞，加上１０日下午又有１５００名俄军和１０００名法军从大沽口开到租界，租界内的各国联军已达１８　０００多人。他们凭借众多的兵力和优良的武器，于１３日凌晨由租界西南门出发，分兵３路对天津城发动总攻。一路由租界西马家口攻击天津城东门；一路由火车站沿河出击，窜犯东北城角；一路由芦庄子过河，直扑天津城南门。天刚蒙蒙亮，租界内土围子和织绒厂的所有的大炮都作好了战斗准备。联军集中了各种口径的大炮４０多门，于４点３０分同时发射。一时间，烟雾弥漫，响声震耳欲聋，无数碎片、砖瓦腾空而起，炮弹在城中到处乱炸，妇女老幼无一能幸免。５点左右，芦台附近的清军弹药库被击中爆炸。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在天津上空形成了一条近２００米高的浓黑的烟柱，然后形成巨大的蘑菇状烟云，遮天蔽日，碎砖、弹片像暴雨一样倾盆而下。冲出租界的联军，有一股约５０００人受到炮击的鼓舞，轮番冲击东北角、三叉河口黑炮台一带。经过激烈的争夺，联军切断了曹福田的义和团和清军的联系，攻占了清军在小树林的炮台，并用夺得的清军８门大炮，猛烈轰击黑炮台，没有多久就攻占了天津城东郊和运河，逼近天津城。义和团被迫退出阵地。冲击西局子的联军约有４３００多人，他们在进攻中遇到清军的阻击，双方用炮火对攻，战斗持续到上午９点。联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占领了西局子。南门的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联军发起进攻之前，直隶总督裕禄看见大局难保，和守卫南门的宋庆、马玉昆率领约４万清兵逃到北仓。南门只留下了聂士成军队残部约２００多人防守，除此以外就是自觉参战的义和团和靠打雁为生的雁户。他们拼着一腔热血，利用南门外到处都是沼泽、水塘和坟丘等有利地形，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清军用枪炮，守城的雁户用排枪，义和团则用大刀、长矛和联军展开战斗。冲击南门的日、美、英３国军队约４０００多人。双方激战到夜间，联军始终无法攻进城里。最后，日军通过一个收买的汉奸，选中城墙薄弱部分，炸开城墙，攻入城里。守城的很多将士牺牲在城墙之上。面对冲进城的联军，义和团民们在张德成、杨寿臣的率领下，与敌人展开巷战。义和团的武器是大刀、长矛，但他们凭着热血之躯，从一寸土地到一条街道，拼死和敌人争夺。义和团和守城清军共打死打伤联军８００多人，这是中国军民在抗击八国联军作战中歼敌最多的一次。天津军民则为此付出了３０００人的代价。７月１４日清晨，联军攻陷天津城。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鲜血染红了街道。１９００年６月上旬，以保护使馆为名的侵略军进驻北京后，多次进行挑衅活动，并枪杀义和团民和守城清军，激起了义和团与清军的愤怒。从６月１５日起，北京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攻打教堂的战斗时断时续。６月２０日，义和团和清军开始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北京军民以１０万之众，攻打教堂和使馆区历时几十天，竟然没能攻下只有兵力４００人的使馆区和只有兵力４０多人的西什库教堂，除了因为使馆内有坚固的工事，又配备了新式枪炮，而义和团武器落后，又迷信刀枪不入，造成重大伤亡以外，主要是清政府愚弄和利用义和团，进行破坏造成的。天津失陷后，八国联军于８月１４日凌晨进攻北京城。守城的清军和义和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斗一直进行到晚上９时。义和团和清军共打死打伤联军４００多人。当日北京城陷落，慈禧出逃。八国联军于１６日解救了西什库教堂。占城后，八国联军疯狂地屠杀义和团民。他们首先清洗各坛口，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杀害１７００多团民。此后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搜捕到义和团民，统统处死。八国联军在北京、天津疯狂烧杀，奸淫掠夺之后，逼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人民从此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义和团运动基本上被镇压了。五、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关系　　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人民急起救亡图存。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也是镇压一招抚一利用一镇压这样一个过程。义和团兴起时，清政府多次下令镇压。袁世凯、毓贤都是屠杀义和团的刽子手。但义和团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在屠杀中胜利地开辟了自己前进的道路，不久就从山东往西，席卷了整个河北，最后进入天津和北京。当义和团进到北京附近的涿州时，清政府还是想把它就地消灭。但由于义和团发展迅速，把斗争矛头指向教会势力，清政府为防止义和团“铤而走险，激成大祸”，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１８９８年夏秋之际，戊戌变法运动正在高潮，清朝廷内部的帝后两党为争夺权力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他们既害怕义和团的发展，又没有足够的兵力去进行镇压，于是同意了山东巡抚张汝梅剿抚兼施，以抚为主，“把义和拳改为民团”的方针。山东赵三多领导的义和团就曾同意解散拳民，从此回家。对少数不服从解散的拳民，清政府则加强镇压。后来当赵三多有所醒悟，于当年１０月又树起“扶清灭洋”旗帜后，义和团迅速发展壮大，团众有几千人，分布在１０多个县。赵三多的再次起义，使清政府着了忙。对声势日益壮大的义和团，清政府由于力量虚弱，害怕单纯的屠杀激起义和团更大的反抗，动摇清朝的统治，再加上山东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为许多地区的义和团所采用，清政府不再过分担心“祸起肘腋”了，因此也愿意继续执行以抚为主的方针。清政府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毓贤。他在山东为官的２０多年里，也目睹了洋人的横行霸道，越来越感到列强的侵略对清朝统治者的威胁。于是，这个曾是屠杀大刀会的刽子手，在新的形势下，表示遵照朝廷指令，不查禁他所统属的清军中大刀会众。此后，山东的义和团取得合法地位，改义和拳为义和团，乃至树起了“毓”字大旗和“奉旨灭洋”旗帜。当时，由慈禧太后控制的清政府，看到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的支持光绪皇帝，反对废帝立储，乃至扬言要西太后归政，心中愤恨，也想利用义和团抵制一下洋人的愿望由此产生。由于形势的发展，使“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政策，成为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基本方针。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这种态度，一方面增强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幻想，“扶清”的意愿进一步明确，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有利于义和团的发展。帝国主义各国，对清政府的安抚政策十分不满，在美国和法国的要挟之下，清政府１８９９年底撤掉了毓贤山东巡抚的官职，改派袁世凯上任。尽管如此，慈禧太后仍要求袁世凯对义和团要以解散为主，不可一意剿杀。对民教之间的争端、官司，要公平处理，不可以袒护教民。为此，清廷多次指示袁世凯，不让他操之过急，激化矛盾。袁世凯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解散了山东省的大部分义和团，消灭了敢于反抗的义和团，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侵华前就呈现出低潮，而且再也没有发展起来。为了反抗不法教民和传教士的横行，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在此时却较快发展起来，特别是外国的“使馆卫队”进入北京之后。１９００年５月初，北京附近的义和团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清政府内部主剿主抚两种意见严重对立。一派是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为首的封疆大臣和以袁昶、许景澄、荣禄等朝廷重臣为代表，坚决主张对内镇压，对外求和。另一派以李秉衡、寿山、聂士成等为代表，主张参加抗战。并认为义和团的“民心可用”，希望“联合拳会”抗击列强入侵。而西太后以及载漪、刚毅、徐桐等后党们，利用义和团抗洋的主见更加明确。后来，主抚主战的决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赞成。慈禧太后６月上旬先后派遣赵舒翘、刚毅等到涿州一带探听情况，结果发现义和团无处不在，“诛不胜诛”。他们告诉慈禧，义和团有神术，本领高强，若是依靠义和团消灭洋人，洋人一定逃不掉。６月１６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宣布义和团为义民，对义和团中的年力精壮者，招募成军。清政府先派英年、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然后派载勋、刚毅统帅义和团，在各王府设坛挂号，变相招抚，从组织上约束义和团。在列强入侵的关头，进入北京的许多义和团，在清政府表面“灭洋”的大前题下，接受了这种变相的招抚。进京之后，都先到庄亲王府挂号、报到。作战和调防都听从清政府的支配，从而改变了行动上完全独立自主的原则。这些已经挂了号的义和团都被称为官团，旗帜上书写“奉旨义和神团”字样。清政府也拨给他们一些钱粮、武器。在被招抚之后，义和团经过报名登记，使清政府掌握了义和团的人员情况。把本组织的名单送交清朝各级政府，听候官府的旨意，服从官府的调遣，实际上使一部分义和团成了官办或官督民办的组织。这也为以后八国联军和清政府共同绞杀义和团运动提供了依据。当然，由于义和团人数众多，也有一部分团民拒绝接受各种形式的招抚。尽管清朝官府三令五申，他们进入北京之后，还是不去各王府“登记”，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在天津，这些不肯“登记”的义和团，约占进入天津义和团的一半，或许还多一些。北京这种情形也有。因此，清政府将这些不“登记”的义和团称为“私团”或“黑团”。各级官府也是以安抚为主但限制他们的行动和发展。对于已“登记”的义和团，清政府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团规。团规是１９００年７月２７日，由清政府任命统率义和团的载勋颁发的，拟定时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参与了意见。“团规”规定：义和团必须服从领导；团众必须与清军联成一家，遇事必须向清军统领报告，不得自行处理；缴获武器财物一律上交官府；俘获洋人要交官府发落。还规定如果违犯团规，就是匪徒假冒，应格杀勿论。不少义和团都同意遵守团规，把自己的行动进一步置于清政府规限之内。清政府于是发给义和团粳米２万石、银１０万两，要义和团与清军共同防御北京。当时，大沽已经陷落，侵略军不断增加，大规模进攻已近在旦夕。６月１９日，慈禧派王文韶、许景澄到各国使馆，要求各国公使出面劝阻八国联军，结果未能如愿。时机紧迫，摆在清政府面前的只有联合义和团抗击联军一种选择。因此，可以设想，若不是慈禧的认可，在配备着新式武器卫戍着京津的数万清军面前，义和团是不能毫无阻挡地进入这两个禁区的。这样，短短的时间，在北京聚集的义和团众就达１０万人，反帝怒潮遍及华北。清廷主战派貌似爱国爱民，极力鼓吹拳民的法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而光绪皇帝为代表的主和派则以为战必败。连甲午战争中日本一个小国都打不胜，更何况八国联军呢？他们在国家民族已经处在生死边缘的时候，还一味求和而不思抵抗，主张杀团民以此向洋人谢罪。在６月１９日的御前会议上，慈禧刚愎自用，决定宣战，不顾国际公法，批准攻打使馆。这样，慈禧招抚义和团的行动就更快了。慈禧的宣战，是出于小集团的私利，是为了泄愤和争夺权力，并且很快变了卦。但宣战本身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军民抵抗八国联军的斗争。当时，清军官兵与义和团联合作战，为保家卫国甘洒一腔热血。清军的高级将领如副都统凤翔、提督聂士成、统领崇玉等都战死沙场。没有宣战，清军如此大规模地参加抗战是不可能的。在京津，义和团在官府的统率下活动，形式上出现了官民联合的状态，义和团人数因而激增，各种阶层的人物都加入义和团，包括清政府的王公贵族。义和团逐渐被清政府严格控制起来。慈禧在给盛京将军增祺等人的秘密指示中说，如果发生战事，可派义和团充先锋，清军不得张扬旗号，以便将来相机行事。实际上就是借侵略军来消灭义和团的同时，又留有向帝国主义妥协求和的余地。义和团在奉诏进攻西什库教堂的战斗中，他们自造火箭、火药罐、挖地道、埋地雷频频发起进攻，他们用炮轰掉了教堂的钟楼，击落了悬在正堂的十字架，用埋炸药的方法，把教堂的“仁慈堂”轰塌。这时，据守教堂的侵略者已被切断了粮食和蔬菜的供应。围攻教堂的战斗进行了６０多天，击毙法军军官２人、神甫１人。在围攻中，军机大臣荣禄也率领清军“协助”参战。但外国人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军队真正的进攻，好象是暗中在维持友谊”。慈禧太后还别有用心地利用义和团对列强的愤恨，让义和团打头阵，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义和团近万人把使馆围住，采用火攻战术。他们用竹竿捅开使馆窗户，把裹着硫磺的火把扔进去。顿时，火光冲天，浓烟弥漫，使馆区成为火海。不到４个小时，就烧毁了比、奥、荷、意４国使馆。这时候，慈禧又派荣禄率武卫中军前去“参战”，而荣禄对慈禧的用心自然心领神会。空炮对天，实炮开向义和团。当义和团正要发起进攻时，他又下令收兵。攻打使馆是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为了废帝立储所策划的阴谋，而义和团出于对列强的义愤积极参与了进攻，但慈禧太后导演的这幕丑剧却为列强提供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借口。慈禧宣战仅仅４天，就心虚胆颤。权衡利害之后，她认为危及清王朝命运的是义和团而不是列强，于是开始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不惜嫁祸义和团。６月２５日，清政府在御河桥端悬挂白旗，并树起“奉旨停战、保护使馆”的大木牌。荣禄在慈禧的支持下，极力控制和阻挠围攻使馆，不断以前方军情紧急须赴津沽助战为名，将义和团调离北京。因此义和团留下进攻使馆的人已经很少了。这些少数的团民，仍被荣禄视为眼中钉，怂恿武卫军追杀团民，以致无数团民先后牺牲在荣禄的屠刀下，做了慈禧太后狡诈权术的牺牲品。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以后，清政府为了将来在求和中留有余地，把使馆未被攻破的底告诉各国公使。把进攻责任推给义和团。招抚宣战政策虽已改变，但慈禧害怕这个突然变化会激起义和团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影响清王朝的安危，所以不敢立即公布。但她却在招抚的口号下，加紧对义和团进行瓦解、控制和借故屠杀。直到北京沦陷后，改抚为剿的政策才逐步公开化。９月７日，清廷上谕中，把八国联军入侵，无耻地说是“祸端肇自拳匪”，对义和团要“痛加■除”，务净根株。并且调动军队和八国联军一起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９月１４日，再发上谕，命令直隶各路统兵大员，对团民勒令缴械，限日解散，若敢违抗，痛加剿除。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大旗下，特别是１９００年清廷宣战前夕，北京义和团对清政府是真心扶持和盲目相信，因此无法识破慈禧太后的阴谋，充当了清政府盲目排外的工具。而当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义和团却又没有组织好有秩序的退却，几乎被一网打尽。联军包围了义和团的各个坛口，疯狂地屠杀团民，仅在庄王府一带就烧死和杀害了１７００多名团民。凡搜捕到的团民，统统斩首、枪毙。就连联军司令瓦德西也承认：“对因此而死的人，到底有多少，永远也不能查清。”直到这时，义和团众们才认清了清政府的真面目，特别是《辛丑条约》所造成的更深重的民族苦难，迫使农民群众不能不把英勇的斗争继续下去。从１９０１年到１９０２年，作为义和团运动继续的反侵略、反赔款的群众斗争，波及全国许多地区。他们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旗帜，继续和清政府以及洋教进行斗争。１９０１年夏天，巴县义和团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直到深州民众打出“扫清灭洋”的旗帜。１９０２年，四川许多州县群众，焚烧教堂，抗拒官兵。直隶、山东边境赵三多与景廷宾，高举“扫清灭洋”旗帜，联合起义。这些斗争虽然被血腥镇压下去了，但类似的反抗斗争一直时起时伏。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运动的余波，又是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六、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是不甘心忍受压迫和奴役的民族。他们对祖国的热爱甚于自己的生命。他们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参加者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缺乏远大的政治目标。不论义和团怎样顽强地抵抗，它终于在清政府的欺骗、出卖和列强的联合进攻之下失败了。当然，它自身有许多缺点，如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缺乏正确的斗争策略，盲目仇杀洋人和教民等等。但是这些缺点并不能抹杀义和团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在反对侵略压迫的斗争中，义和团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几乎动员了全国各阶层的人们参加义和团。当然，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农民。为了争取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如吃饭、穿衣，义和团在中国掀起了反侵略、反压迫的抗争。它的基本成员是劳苦大众，如贫农、游民、纤夫、水手、车夫、小商贩、小业主、雇农等等。另外，在它的发展中，还吸收了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流民、游勇。这些人浪迹江湖，身无所有，勇于反抗，往往充当义和团的先锋和骨干。这些人的参加壮大了义和团的声势，同时也给运动在政策上、策略上、信仰上和组织上带来了落后性和弱点。在发展过程中，公卿、官吏、绅士、文人也参加了义和团。他们对于扩大义和团的影响、宣传群众起过积极作用。由于这些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所以很多基层组织——坛，都是由他们出资设立的，这些人当然成了义和团中有地位和影响的人，有些成为领导者。当清政府公开招抚义和团以后，王公贵族、官员、贝勒也都成了义和团员，他们在义和团中就更不是普通角色了。各色各样的人参加义和团，并以自己的思想、观点对这场运动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他们怀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动机。他们中的不少人，或出于对教民、教会的报复，或出于对群众运动的畏惧，或出于立坛保家的自私，或出于争夺统治权力的需要，因而不可避免地对义和团运动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在运动的高潮时，这些人狂热盲目，丧失理智，而当遭到清政府和八国联军的镇压时，他们又纷纷脱离义和团，有些甚至成为义和团的叛徒和敌人。因此可以说，义和团组织成员的复杂，是促使这场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另外降神附体、搞神秘主义，用宗教迷信来发展组织在当时是有作用的。但如果把这些搬到战场上就不灵了。对付握有洋枪大炮的侵略军，画符念咒只能欺骗自己。每次战斗，义和团都付出重大代价。由此可见义和团在指导思想上的贫乏。宗教狂热和迷信又会成为封建顽固派歪曲农民反侵略意志的思想基础。这也是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另外，反洋教运动的扩大化，盲目的仇杀教民和一切洋人。洋货、铁路、火车都成为义和团的捣毁对象，使义和团逐渐脱离了群众。中国的教民，多数是为现实苦难折磨而以宗教信仰为精神解脱的人，也有的是因贫困而入教。经常挑动民教纠纷的土豪、恶棍毕竟是教民中的少数。义和团把大批忠于信仰不肯背教的教民一律称为“二毛子”，大开杀戒。死于义和团刀下的教民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信仰。从白发的老者到少年、婴儿，只要入了教或是为教会干事，都要杀掉和被烧房屋。这种盲目仇杀的极端手段，不是反帝斗争的根本目的。相反，这种斗争方式反倒促使大批教民为保身家性命据守教堂或依村结寨，拼死和义和团对抗。当时北京被围的使馆区集中了两千多名教徒，西什库教堂集中了３０００多名教徒。为求活命，加上敌人的宣传诱惑，使绝大多数教徒在传教士的指挥下为侵略军服务。有的拿枪向同胞射击，有的为外国人传送书信和情报。在义和团进攻时，虽然他们曾先后两次用箭把号召教民背教的传单射入教堂，但都没有效果，义和团仇杀教民的作法，促使很多教民死心塌地的为洋人服务。清政府中的封建顽固派，利用爱国的口号，更是大开杀戒。庄王载勋就曾公开悬赏捉杀洋人，洋妇和洋孩，鼓励义和团去杀教民。仅一次庄王府外被杀的教民就有几百人。这种仇杀之风，在其他省也是如此。毓贤出任山西巡抚之后，亲自组织指挥捉捕和屠杀洋人以及中国教民。山西全境被杀的传教士和洋人有１５０多名，成为全国仇杀非武装洋人最多的省份。直隶文安县令在衙门里设坛，招练义和拳，下令将奉教的村庄“全全剿灭，剪草除根”。封建官僚的仇教政策和带头示范作用，把义和团对教会的积怨推向社会性的仇教狂热，造成了社会的恐怖和混乱。加上各种坏人也乘机设立坛口，招募义和团员，搞打砸抢和烧杀，从中渔利，使义和团的形象大受影响，真假难辨，逐渐失去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侵略者的罪恶，封建官僚的残暴，农民和小生产者狭隘的复仇心理加在一起，使义和团反教会的斗争没有形成理性的反侵略的斗争，也更没有形成反对封建势力——清朝统治者的斗争。这是导致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又一个原因。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德高望重的领袖。各坛口各自为政，有事靠揭帖联络。高潮时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而在这种高涨的声势下，掩盖了集体力量的分散。义和团在组织上始终没有捏成一个拳头，因此也不能给敌人有力的打击。在国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义和团由于不能统一行动，所以失败的时候，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如冰消瓦解，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例如在联军攻占北京时，义和团的抵抗很微弱。按照当时义和团在北京设坛８００多处计算，人数应该有近１０万。可是联军几乎在城内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遇到激烈的巷战。失去了统一领导和组织的团众，如同一盘散沙，最终被敌人一个个屠杀。义和团失败的原因除了自身的缺点以外，就是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力量的对比是敌强我弱，相差悬殊。当慈禧惊喜的发现，八国联军并没有把她列为祸首，还可以执政时，为了取悦外寇，把屠刀砍向了义和团。清政府凭借凶残的军队和严密的组织，镇压了一处处义和团的活动，并按列强的要求惩处了端王、载澜和董福祥。判庄王载勋自尽，判刚毅斩立决，判毓贤正法。同时还惩处了义和团活动区域的地方官员１００多人。这样，义和团运动的烈火被暂时扑灭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和深重的灾难，同时也使中国人民在悲愤中觉醒。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将永载史册。义和团运动中所牺牲的民众无法清楚地统计出来。正是用这些血的代价和前仆后继顽强不屈的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挑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把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美梦粉碎了。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占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的中国。”“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英国人赫德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写的文章中说：“这个运动（指义和团）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象力，会像野火一样烧遍全中国。简单说来，这是一个纯粹爱国主义的自发自愿的运动，其目标是使中国强盛起来。……这些目标将被今天的自发自愿运动的参加者的儿子或者孙子牢记在心，向前推进，并且十之八九会由他们使用其他武器去实现。”义和团运动有不少弱点、缺点甚至错误，但它的爱国主义主线，强烈的民族意识，不甘屈辱的民族自信心，是永远值得我们崇敬的。１９００年１２月，列宁撰文为义和团运动提出了精辟的论断：“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力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尽管义和团运动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依然推行从政治上、经济上分割中国的政策，但通过这场运动，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性质，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革清政府的命，逐渐成为广大人民普遍的要求和强烈愿望。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觉醒，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次次的斗争和失败之后，用鲜血总结经验的结果。义和团运动在中华大地上空前地普及了朴素的反帝思想，促进了民族救亡思潮向纵深发展，从而为即将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通过义和团运动，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救国思想。他们一方面劝戒劳动人民不应盲目排外而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方面直接继承了义和团的战斗精神。这样，半个多世纪以来磅礴于中国社会的救亡思想，经过多次革命斗争包括义和团运动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才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上升为反帝爱国理论。孙中山于１９０３年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１６字纲领。１９０５年，在孙中山的倡议和推动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创建了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这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说过：“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５０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现在，我们重温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将会更加振奋民族精神，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青少年朋友们，让我们同心协力，努力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强大！ 本文由(www.wenku1.com)首发，转载请保留网址和出处！
免费下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