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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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宣传画：坐着花生过黄河
饥民在捡食菜叶
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关于其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
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同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
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从气象、水文、农业、民政和统计部门记录的原始资料文献看，“三年自然灾害”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按照国家气象局分析发布和出版的权威性资料文献[2]，水利部统计归纳的资料和研究出版的[3]，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汇编的《中国灾情报告[4]》，概括其记载、归纳与研究，陈述于下。
气象部门就时间、地区、降水量距平、干旱种类给出序列统计表（摘录研究时段如表1）。
表1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干旱时段、地区和降水距平 [5]
负 距 平 %
干旱种类评 估
云南大部、川黔南部、两广大部、福建南部
黑龙江中部、吉林大部、辽宁西部和中部
长江下游地区
湖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
黄河上游大部分及河北北部、内蒙大部、辽宁南部
黑龙江北部
渭河、黄河下游以南——南岭地区
华南大部地区
59.10~60.2
华南大部地区
59.10~60.4
广东西部、中部与海南岛
59.11~60.5
云南、四川南部、贵州西部
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内蒙东南部
渭河、黄河中下游、海河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
华北大部、东北西部、山东北部
河南南部、湖北北部
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贵州北部、四川东南部以及长江下游部分地区
两广北部、湘赣南部
广东沿海、海南岛
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和北部、甘南和黄淮之间
内蒙中部、山陕河北北部、京津地区
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
黑龙江大部、吉林西北部
广东大部、湖南中南部
湖南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
华北地区，东北平原西部
从农业、水利部门统计，以及民政、统计部门汇总数据看，当代研究和出版的资料数据基准，业已完全统一。地面反映的灾情，与气象部门的记载分析，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按照《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因去冬以来降水稀少，春旱影响河北省150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0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省……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5寸深，为历史少见。”7-9月，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区域普遍少雨，闽、粤60天无雨，遂“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20个省区的旱灾分别占其77.3%（受灾3380.6万公顷）和82.9%（成灾1117.3万公顷），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刘颖秋主编的《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6]》认为，“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1959年的大旱，在水文方面有显著的表现。是年，松花江源濒于干涸，丰满水库缺水发电。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省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占本省同类型工程的67%）。湖北省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州的71万处塘坝，在9月中旬有半数干涸。
1960年，持续旱情扩大：“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上半年，北方大旱。鲁、豫、冀、晋、内蒙、甘、陕7省区大多自去秋起缺少雨雪，有些地区旱期畅达300-400天，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鲁、豫、冀三省受灾均在530万公顷左右，合计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左右。山东省与河南省伏牛山—沙河以北地区大部分河道断流，济南至范县的黄河也有40多天断流或接近断流，800万人缺乏饮用水。夏秋季节，南方皖、苏、鄂、湘、粤、滇、川7省区因旱受灾面积都在66.6万公顷以上（按：广东、海南旱情持续了7个月，西南各省冬春连旱），川、鄂2省成灾198.1万公顷。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区旱灾面积高达3812.46万公顷，为建国以来最高记录”；“本年灾情是建国后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黄河外，还有不少河流断流，如永定河、潴龙河断流5个月；子牙河及滏阳河衡水以下河道，自1959年11月断流，直到日才有来水；山东境内12条主要河流，有汶河、潍河等8条断流。
1961年，旱情持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黄土高原、西辽河流域”。是年3-6月，海河水系的赵王河、潴龙河平均流量距平偏少一半以上。西辽河通辽站3-6月平均流量仅0.123秒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少99%！安徽省正阳关、蚌埠和江苏洪泽湖各站6-8月平均流量较年均值偏少8成。湖北襄阳专区8个县325条大小河流，断流312条。
1962年，“1-9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去冬以来，南方湘西北、粤北、川北、苏北、皖中地区雨雪稀少，2月约有100万公顷呈旱象；3月，旱区扩至豫、鄂、黔、陕等省，共计360万公顷……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呼伦贝尔和乌兰察布地区、晋北、冀西北、吉西北地区，旱期长达200-400天，甚至井干河断、人畜吃水困难……年内，旱灾波及北方为主的24个省区（市）2174.6万公顷农田，成灾面积878.4万公顷。”
人们习惯上将这几年的灾害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从干旱灾害的延伸和转移看，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干旱灾害，大致延续了四年。时间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黄河流域、西南、华南为主，1961年春夏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连续干旱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华北黄河流域、东北的干旱。人们在谈论和研究中往往忽视了年也是较大旱灾年，从宏观角度看，集中在年的特大干旱，是有一个发展、高峰、减弱的过程的。
二、年的特大干旱在建国初期干旱灾害序列里的地位
年全国历年受旱、成灾面积序列1．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归纳，在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hm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依次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见，年属于该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而在建国初期17年（年）的统计里，该时段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的统计数值，则更居于首位。
2. 必须强调的是，在建国初期（年）旱灾灾情统计序列中，年时段，各项统计指标的平均数值，大大高出前10年的平均值：
表2 建国初期平均旱灾灾情统计指标比较
受旱面积 hm
成灾面积 hm
受灾人口 万
粮食减产 万吨
3．可见，尽管56-57年部分省区也有严重的灾害，但建国初期，成灾率大于20%的极旱省区和成灾率在10-15%的重旱省区分布，时间特别集中、且旱区十分广阔的，是在年期间。
部分流域年因旱灾粮食减产率图4．文献《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研究中国农业旱灾的长时期（年）变化，归纳认为：“受旱面积的7个高峰期为年、1972年、年、年、年、1997年、年，均在3000万亩以上。几个受旱超过4000万亩的严重干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现在上述高峰期”。而年的严重干旱，按时间序列居于诸高峰期的第一峰。
5．文献在对近500年典型场次特大旱灾及规律分析后，结论指出：“，年的大旱，灾害等级为3级重旱，频率为100年一遇”；1990年代以来，“与年相比，全国受灾面积尚未突破三年特大持续干旱时3812.5万公顷最低值。”
从资料和分析看，年干旱灾害都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
表 3 年累计成灾100万公顷以上的省市逐年统计 单位：万公顷
表中前5名均为我国的农业、粮食大省，干旱灾害的威胁与后果可想而知。
三、干旱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表 4 1959-62年主要粮食减产省的减产幅度统计 单位 万吨
两阶段比较平均减产量
213（60~62）
151（60~62）
408（60~62）
234（60~62）
668（59~61）
372（59~61）
530（60~62）
233（60~62）
870（60~62）
356（60~62）
584（60~62）
950（60~62）
350（60~62）
343（60~62）
101（60~62）
425（60~62）
109（60~62）
766（59~61）
189（59~61）
仅仅从主要产粮省的减产幅度（这里既有干旱灾害的影响，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可以估计到当时由于减产给这些省本身，或需要他们调出粮食所遭遇到的严重困难了。
当然，和以后的旱灾灾情相比，这几年还不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
表5 年重大旱灾对全国粮食的影响
综上所述，,86,88-89年，灾区人均减产粮食的绝对值和减产比例是十分严重的，将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威胁。虽然，建国前期的灾区人均减产数额比70年代以来要小一些，但是当年人均产量并不高，当地的减产幅度相当大，国家粮食储备力量相对薄弱，没有调剂周转粮食的更多余地。年，是因旱灾减产幅度严重的第一高峰期。以1952年以来的5年平均的人均口粮和减产常例计算，在年连续三年每年多减产粮食达838万吨，减产幅度达15%，按以前口粮平均消耗水平，大约空缺了2800万人口口粮。而这个减产幅度，是高于50年来同等受灾率条件下的减产幅度的。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过度乐观的错误估判，引起与化运动；1959年的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无人敢于指出错误，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目前中国大陆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
有些人则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导致灾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信阳最终饿死至少一百多万，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关闭粮食国际市场的进出口是饥荒的主要原因。时期大陆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3000万至8000万不等。（参见以下争议章节）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其中，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 ，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
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
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
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阿玛蒂亚·森等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
随着新闻的逐步放开，有多个媒体开始揭露大饥荒的情景。
例如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
在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
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1960年－1961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直到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迟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过去200年间大饥荒的列表，尚未收录这场1959年－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但该书1999年版中的“饥荒”条目，则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中国教科书在提到三年困难期时，认为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运动路线导致，但官方对死亡人数一直保密。
目前，争议主要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
也有部分人认为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共同导致了自然出生率降低，而使三年内人口数据出现巨大缺口，该推测同其他的人口减少数据等争议一样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统计而无法得到验证。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一同造成的。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
很多人认为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后来造成中国大陆三年饥荒，而且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灾难型后果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人民日报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很多专家纷纷讨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况，并要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情况。很多人当时强烈质疑政府初期回避国际援助和在困难时期还外债的正当与必要性。另外，当时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根据历史发明家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第40章，她指出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3000万人民，并非死于中国政府无意造成的“错政策”，3000万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她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年、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单位：万吨
学者们对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统计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大跃进期间，一些地方官员要求低报死亡人数，致使人口统计制度受到干扰，但它并未中断。县、市、省至全国各级，都对死亡人数做了统计。不过，这些数据长期被列为绝密级，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公布。
今天，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官方数据表明，1959年－1961年的全国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年－1958年和此后的1962年－1964年）多出1500万人左右。
中国官方生死统计数据（单位：万）
出生人数合计
死亡人数合计
这样的经常性人口统计，以为基础，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当一个孩子出生后，假如他还没有登记户口就死去，那么，这个孩子的出生和死亡，通常就很难计入官方的生死统计中。除此以外，由于大跃进时期对人口统计特别是死亡统计的政治干扰，人口生死统计与人口总数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一些人口专家相信，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口，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
为了研究实际死亡人数，专家们利用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其他调查数据。这包括1953年和1964年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此外还包括1982年的全国妇女生育率回顾调查，该调查从每千个育龄妇女中抽一个出来，问她自1949年以来，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从1949年以来每一年，育龄妇女平均生几个孩子的数据。专家们普遍相信，这些数据准确性相对较高。一些专家利用这些数据，结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妇女年龄结构，计算出大饥荒之前和大饥荒期间总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于大饥荒。
阿什利·约翰森·科勒(Ansley Johnson Coale)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蒋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员则估算非正常死亡在万人之间，金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
作为一个例子，下表来自曹树基。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
曹树基的统计数据（单位：万）
非正常死亡人口
新手上路我有疑问投诉建议参考资料 查看三年自然灾害”到底说明了什么
——非正常死亡人数其实是一个伪问题
本文先简单介绍了现有的研究，然后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横向的比较，说明了对“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探究实际是一个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从相反的方向反映了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年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三年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比较困难。因为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保障城市生活，所以一些农村是当时粮食严重匮乏的 地方。据说有些地区都饿死了数十万人，还有大规模的营养不良和逃荒现象。在政府公文和人们言谈中，“非正常死亡”作为一个专有名词逐渐流传****。农村粮食不足的直接原因是所谓“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对**持批评态度的人，尤其是身在海外态度激烈的人们，认为减产的原因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责任在于以**为领袖的**，并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惨绝人寰的案例。
那么“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竟是多少呢？因为那三年前后没有人口普查，所有的数据都来自抽样或者建模估计，所以这是个争辩非常激烈的问题。下面先简单罗列一下几种说法，相信很多网友都见过一些。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九年人口减少一千万。（是整数） 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从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七万。
**丁抒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三千五百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远。”此书在网上流传很广。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
米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在Background Notes: China, October 1997这本小册子 中，将这三年死于饥荒的情况描述为“数以百万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七百万之间，光是1960年一年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Basil Ashton等人的综述提到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三千万等估计数字。
米国人口学家Judith Banister将死亡人数估计为三千万，这为西方媒体所惯用。
一般来说，没有人从学术上反对这三年同时发生了自然灾害，相关情况大家都可以在诸如《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灾情报告》上查到资料。哪怕如金辉者，也只是试图证明这三年的灾害不算严重（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气象水文考》），不过他用旱涝指数正负相抵的做法也受到了批评。
那么是不是灾情有一点无所谓呢？学过一点农业知识的人就知道，在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拔青的季节或者玉米抽穗的季节，不要说持续干旱几个月，就是干旱半个月，粮食到年底 至少会减产一半。按当前经济学者对解放后的中国农业发展趋势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当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波动指数增加1个百分点，引起粮食产量波动的指数只增加0.07个百分点，而当粮食作物受灾面积比率波动指数增加1个百分点，引起粮食产量波动指数竟减少0.19个百分点，后者波幅远大于前者；而且从1950年至1990年，粮食产量的波动和农田受害面积比率的波动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粮食产量的波峰值通常对应着受害面积比率的波谷值，粮食产量的波谷值通常对应着受害面积的波峰值（厉以宁等：《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 年版，第184页、187页、193页。
另见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4页）。在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自然变化仍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波动的基本 因素之一。其实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2500年间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不错了，一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
让我们就近从民国看吧。那时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据出生在中国的米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因为例子实在太多太多，这里只讲几个的故事，读者可以和传说中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状做个对比。
1929年，23岁的堪萨斯青年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也可以说是——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连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头脆如蛋壳。所见尽是些 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阴森的死亡之气把他们吓住了，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很多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华北西北大饥荒的一角。[1]
斯诺在西北看到，大量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国民政府对灾民漠不关心。地狱般的经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觉醒点”。他从这里认识了人间的**，转而开始为中国的命运大声疾呼。
<font color="#dd-1937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2]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1943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3]
　看到这里，有人会不会觉得：**这不弄得和解放前一样了吗？老百姓推小车支持解放战争都白费了？不错，虽然“三年自然灾害”时人吃人之类的惨事应该少于民国时期，但是就“大规模饿死人”这六个字来说，确实和解放前一样了。感性上是这样的，我们再用数据来分析一下。
　　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估计数与登记数年份 蒋的估计人口 登记人口 估计出生率 登记出生率 估计死亡率 登记死亡率 (万) (万) (‰) (‰) (‰) (‰)
37 17.2 14
38 17.4 13.2
32.6 17.2 12.3
31.9 16.8 11.4
34 16.6 10.8
29.2 17.3 12
24.8 19 14.6
20.9 31.3 25.4
18 24.6 14.2
37 18.1 10
43.4 16.7 10
　（资料来源：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蒋正华的数据估算比公安局的户籍登记要合理，这个不多讨论，这里要引用的是死亡率的数据。世界上对此事的数目估算都是以中国官方统计为基础，大同小异，这里引用的蒋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相信不会有异议。
　　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代中期死亡率约为1.7%，“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2-3%。按照侯杨方的研究（《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中国人口科学 2003年05期），民国时期人口死亡率为2.5-3.3%，最高年份和一般年份的0.8%的差值对应的300-400万人，正好是一次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在网上还查到1936年的死亡率为2.76%，以及各地的统计数据，大致也在2.0-4.0%之间。[4]
　而世界同期的数据为年2.4-2.7%。发达国家1.1-2.1%，发展中国家2.0-3.5%。 年**-2.5%，发达国家1.0-1.8%，发展中国家1.7-3.5%。（数据见《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575）
　　由此可见，民国时代中国的死亡率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正常”水平。
　20世纪50年代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是1.85%，年1.3%，发达国家0.9%，发展中国家1.4%，中国0.8%。（以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的数据来自蒋正华的计算）
　可见，中国人口死亡率在50年代还是世界平均水平，而到了70年代以后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再看婴儿死亡率。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侯杨方），而建国后这一数字迅速下降：1954年据14个省五万余人的调查为138.5‰，1958年据北京等19个省市的大部分市县的调查为80.8‰，其中河北等18个省市的大部分县的农村为89.1‰。1973-75年据全国肿瘤死亡回顾调查为47.0‰。60年代的数据，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为165‰，而饥荒过后的1965年为90‰。这与两个极端（较高的河南和较低的江西）的平均数相吻合（参见李若建《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人口研究，2001.5）。也就是说三年困难期间的婴儿死亡率增加了一倍，恢复了解放前的“正常”水平。李若建还发现，相对于中青年，老年人的死亡率增加得较多，这也是饥饿造成的。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可见，灾害时期医疗卫生系统在降低死亡率上已经失效，基本上回到解放前的状况了。
　从乏味的数据可以作出总结：解放前我国的死亡率很高，和发展中国家一般情况一致，解放后死亡率逐渐下降，到七十年代末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度跌回解放前的状态。
　从人均预期寿命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人口预期寿命的国际比较
1900年 1950年 1975年 1999年
西欧 46 67 73 78
美国 47 68 72 77
日本 44 61 74 81
俄国 32 65 68 66
中国 24 35 65 71
印度 24 32 50 60
非洲 24 38 47 52
拉美 35 51 61 69
世界 31 49 59 66
　　这一切可以说明中国的医疗卫生和营养状况（尤其是占人口80%的农村地区）有了质的改变，**时代的政府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是一句虚言。
　有人可能认为民国时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战争，说民国是“非正常国家”。但是饿死人不一定是战争造成的，就像我举的三个例子一样，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战争。战争不能解脱民国政府的责任。
　退一步说，**是“非正常国家”，那印度、孟加拉和一些和平的黑非洲国家是“正常国家”了吧？他们的死亡率不也是居高不下吗？
　我们当代中国人过了几十年还算不错的日子，真的忘了以前的中国是多么苦难，总以为有饭吃是理所当然的，哪里记得中国人民在吃饭问题上为难了几千年。就像当年的米国国务卿艾奇逊说的，这是历代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分析，最终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结论：“三年自然灾害”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
　当为**辩护的网友努力地证明对方模型的漏洞多么大，对方的假设多么脱离常识，对方结论的误差达到上千万的时候，实际已经更深地堕入了这个窠臼。
　因为问题的关键是：到底什么叫做“非正常死亡”？
　如果按照民国时代的标准，“三年自然灾害”减少的人口都可以是“正常”的。按照民国的民生状况，人口年龄柱状图也不会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有个凹进，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前后的死亡率都将一样的高！
　正是因为**时代医疗卫生条件改善降低了“三年自然灾害”前后的死亡率，正是因为**时代的大部分时候解决了艾奇逊所说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的温饱问题，正是因为**时代及其后的中国政府认为**主义应该完全没有粮食问题的重大失误也正是因为**时代及以后的时间里中国仅有这么一次大规模饥荒，“三年自然灾害”才在人们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才可以引得无数批评者的攻击责难。不错，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养活了自己。但是在解放前的黑暗中，散沙样的劳动人民却在一次次水旱灾祸中流离失所。因为那时的国家机构涣散，因为“那时全国都在打仗”，所以没有人需要负责，是不是？
　　落木纷披，凛长松之独立；颓波浩渺，屹砥柱于中流。正是**领导的**肩负起了这个责任，结束了中国作为“非正常国家”的历史，用坚强的国家力量，通过新的**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救济；大兴农田水利，农民合作互助，才在一次次自然灾害面前减少了损失。
　的确，“三年自然灾害”是天灾，也是人祸。彭德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作为一个军人和老**党员，他恐怕对**主义事业有着更高的期待。正如世界上任何探索都是有代价和失败的一样，新中国的建设也有挫折，而且这个损失非常沉重。我也相信，那些激烈批评**的人们也是因为对**的执政能力有着更高的期待、更严格的要求。
　对有些任意夸大悲剧数字的人，著名网友**在《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点感想》一文中质问道：“那么为什么会有人一直在宣传‘饿死了四千万人’，又有人玩数字游戏非要证明这个荒唐的数字？是不是觉得中国人的命不值钱，饿死几百万、上千万都算不上骇人听闻的大悲剧，非得饿死个三、四千万才算数？
　　其实，当回顾了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并不是中国人的命不值钱，命贱；而是旧中国的人命贱，千万人蝼蚁般死去也换不来一点关注。抗战时国民政府为了拉壮丁就害死1400万人那可真叫命贱，又有谁会去问是几分外患，几分人祸么？[5]
　恰恰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中国的人命变得值钱起来，于是在三十多年之后还有这么多海内外人士念念不已。当然了，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有一代代中国人去努力，相信中国人的人命以后愈来愈贵的。
虾仔！难道是中 共 中 央造谣？你去档案馆查一下！核实一下！
人祸而非天灾~
荆楚锋 发表于
15:52 与当时国际情况和施政情况有关，大跃进罪魁祸首其实是刘邓，那时的毛已经退居二线。领导大跃进正是刘邓两个人。
风调雨顺的三年，驳斥自然灾害说！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和《**》不顾全国人民、包括该报编辑记者都在饿肚子的事实，日复一日地朦骗世人、**。人民从《**》上只看到《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夏季大丰收的序幕》的喜讯，字里行间找不出一丝一毫饿死人的迹象。甘肃和四川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上宣告：“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四川省委办的《上游》杂志也在吹嘘“农业战线上仍然是连战连捷，情况良好，是持续大跃进的形势……”（１） 　　不过，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特别荒诞的是，此时各地饿死的农民至少已达两千万，《**》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好象农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诸于“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２）到一九六二年，“两年”变为“三年”，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就成了对“困难”的官方解释。官家成功地用谎言蒙住了城里人，许多中国人居然至今一开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如何…… 　　中国这块黄土地，自然条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丰、平、歉年交替，丰、平、歉大致相当。天灾在所难免，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３），天灾几乎年年都有，但总是地区性的，根本没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天灾，更不要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了。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绝不至造成全国大饥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县王五房村的一位老农对县委派去的工作组说：“旧**再不好，这么大个国家，也不可能全国水洗了一样的挨饿，总会有个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饭吃。这可好，六○年一到，全国都一样，无处躲藏。许多人干瞪着眼睛饿死……”（４） 　　**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５）所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编造出来。就全国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灾；一九五八年则是个难得的好年头。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灾害，但成灾面积（丁注：中国国家**将因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定为“成灾”）低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６）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没有发生饥馑。可见一九五九年并无却无影响全局、足以引致全国大饥荒的天灾。当全国范围的饥馑从一九五九年秋收后两个月开始、农民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时，中国并没有严重的天灾。 　　譬如，“湖南发生粮荒并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前往调查时曾询问农民天灾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灾有，但是小。”随刘一起调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说：“湖南那两年，虽不是风调雨顺，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７）又如甘肃，黄土高原历来的问题是干旱，而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可引致全省饥馑的天灾。陕西、甘肃两省自一九二九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是在一九九二年，（８）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还比不上一九七一、七二年，可见甘肃的非正常死亡也与老天爷无关。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风调雨顺，气候出奇地好，全省范围基本没有天灾。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别高达一百○三万、二百五十七万，可见饿死人与老天爷毫无关系。特别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粮仓——都江堰灌区所在的灌县，饿死四万多人，这是两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而造成此大规模饥馑的唯一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国家分别征购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粮食，而以往仅征购百分之三十。（９）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灾，这正是丰、平、歉年交替的规律，决不至饿死人，更不至成百万成百万地死人。纵观四川历史，人口曾两次锐减。一次是十三世纪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几次攻破成都等数十城，大肆掳掠，“搜杀不遗”。川人长达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终被入侵的元军打垮后，许多县“宋代遗民惨遭杀戮，或徙或逃，无复存者”，全川六百万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万。又一次是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张献忠**、清兵入侵，兵祸绵延几十年，人口由三百多万锐减至五十万。（１０）政府不得不组织往四川移民，谓之“湖广填四川”。那两次灾难虽也属人祸，与一九六○ 年的灾难毕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国，既无内乱、又无外患，却饿死了那么多人，真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 　　鱼米之乡湖北也一样，“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但是，“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１１）这显然也与天灾毫无关系。　　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怕当 “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几位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１２）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灾难非由天灾所致。 　　非正常死亡与天灾无关，若以县为单位来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的安徽全椒县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没有天灾，仅一九五九年有轻度旱灾，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两个夏天都轻得多。“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县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没有天灾，五九年仅有轻度水灾。一九六○年的夏旱与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远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严重，也是不该死人的轻灾。可是每八个人就饿死了一个。（１３）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甘肃武山县，那几年什么天灾也没有。从一九五八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饭，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粮食吃光、发现要不要钱都没饭吃的时候，已为时太晚。三分之一社员死去，与老天爷毫无关系。云南昆明郊区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这样。二十年后一位学者前去调查时，人们告诉他，那几年气候好得很，四季如春象往常一样，可是该公社也死了数百人。（１４）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大批人饿死“主要责任在于县、市委。”“第一，他们……以粗暴的办法扣发口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第二，他们报喜不报忧……第三，对人民生命漠不关心。第四，混进干部队伍里的坏分子、反**分子、**主义的富裕中农乘机进行破坏，残害人民。此外，从遵义地委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１５）他完全没有提到天灾。可见贵州一九六○年春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灾造成的。 　　全国普遍饿死人的灾难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许多地方秋收甫结束、粮食被“ 国家征购”后不久就开始了。广西扶绥县是个典型的例子。“素称鱼米之乡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队……秋收后口粮标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达百分之八点七”。（１６） 　　从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几个月间饿死的农民不是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与这场灾难无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一九六○年，整个华北干旱，山东亦干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减产，比一九六○年减产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东的农民已成百万地饿死，与老天爷的确无关。河北省的天灾也是在一九六○年，位于北京西北方一百公里处的官厅水库，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１７）但在那干旱发生之前，大批河北农民已经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的政策：“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猪 ”（１８）（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加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到国外去换硬通货了。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地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２０） 　　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吨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农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央的管家**对粮食情况两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央竟发出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文件：“ 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亿斤的基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国的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铺底和正常周转。正是在对粮食不摸底的情况下，**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决定。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２１） 　　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用去购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很有关系。（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可以“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成了灾。当时若留着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一九）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那么多。”（2３） 　　甘肃饿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领的工作组就发现甘肃饿死那么多人完全是由于省委“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当年征购入库的粮食后来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销给了甘肃农民，但那是饿死人之后的事了。（２４） 　　全国各省大同小异，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反瞒产”，横征暴敛之残酷、之普遍，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望尘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对乡亲们说：“中央只晓得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２５）真是一语中的！ 　　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无数农民成为饿殍，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也因饥饿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当时的**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这是第二年大幅减产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风不调雨不顺，而饥饿的农民无以对付天灾，抗旱、排涝都谈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２６）一九六○年是有天灾，但这不是当年大幅度减产的首要原因，更与死人无关。 　　一九六○年春天，国家仓库里还有粮食，问题是县委书记怕不怕戴“右倾”帽子。譬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阳城县任兼职县委书记，在“反右倾”的声浪中，他坚请上级拨给粮食，及时分发，救了不少人。赵在几年后的文化**中被斗争、整死前，有人到阳城县去收集赵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２７）可见，当时只要县委书记们如实向上报告，还是可以得到“返销粮”的。 　　当然，也有县委书记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粮食的情况。河南省唐河县陷入大饥馑时，县委书记毕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级拨给五百万斤粮食救急，可是南阳地委无动于衷。毕可旦一粒粮食都没要到，反被点名批评为“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饿死。后来毕可旦全家跳井**，还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于此。 　　据当时的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回忆：“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队……来到蔚县……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丁注：蔚县后分为蔚县和阳原县，阳原片指现在属阳原县的部分）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原来东城公社的书记武万升瞒着县委秘密放粮，从公社的储备粮中分给每个农民十斤，由社员领回家食用。相邻的公社闻讯，也秘密放了粮，今阳原县的农民就是这样获救的。（２８）可见只要干部不在乎“右倾”帽子，不怕引祸上身，农民是不致饿死的。 　　反对虚报产量、把农民的口粮当做“余粮”交上去邀功的干部各省都有。但他们往往要为说实话付出代价。山西河曲县委第一书记刘毅将本县虚报产量后征购的二百万斤粮食压住，不让上交，结果不仅被撤职，**中央还发了个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号文件，把他“隐瞒产量”的问题通报全国。（２９）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许多干部打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饿死四万人的江苏宝应县就是一个例子。若不是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语），宝应的四万农民是不会被困在家中活活饿死的。（３０） 　　这个例子绝非个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个会议上这样说：“省委曾经三申五令，要求各县如果粮食确实不够，会发生人口死亡时，应该如实向省委报告，省委可以保证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粮。但是，不少的县既没有反映情况，又没有很好安排群众生活，其结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且超过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这难道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３１）他所说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应包括死了两万人的德庆县，但所谓 “追究责任”，只不过是撤了县委书记的职而已。 　　江渭清和陶铸提到的“死官僚主义”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对子民饿死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了护住乌纱帽，他们竭力掩盖**、封锁消息，以免饿死人的实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对死了的人规定“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上面种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３２）由于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邮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状的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农村饿死人的实情掩盖了很长时间。 　　城市回乡探亲或外界去搞调查的人虽可将消息传开去，但反右倾运动搞得人人自危，敢说实话的不多。譬如有个省的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年到省内一个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吭声。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时，他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 （３３） 　　在党组织的严密控制下，就是敢讲话的也未必能帮农民做些什么。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去信阳调查，见到农民饿死的惨状后，回到省会郑州向民政厅长和省委监委书记呼救。可是上司毫无反应。他决定亲赴北京向中央面陈，可是刚到火车站就被省里派去的人截住，终于没能去北京。 　　不过，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那是有**中央文件作依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是一九五六年农村搞**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但自一九五六年底**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来，文件发了不少，“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却一直解决不了。现在这份新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 “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国都大抓起“盲流”来。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 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是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 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二百多人。（３４） 　　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３５） 　　当然，成功外逃的人总还有。但那时城镇居民也都吃不饱，“盲流”们很难讨到食物充饥，不少人千辛万苦到了城里，最后还是饿死。据北京作家黄秋耘回忆，当时 “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农村逃荒来的。”（3６） 　　在党的控制力稍弱的边疆地区，把关堵道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机会才比较大。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分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起的几年间，云南边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国外。如云南潞西县景颇族聚居的三台区与缅甸接壤，“许多人对**主义产生怀疑，大量外出缅甸。”一九六○ 年，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曾说：“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可见问题之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获者都是五花大绑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对逃港者不要武装扣押，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 …”（３７）结果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人成功地逃出中国，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怀抱。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那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大跃进人祸使那里的百姓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了望的边民们连同**的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对这件事，**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如实说：“因为这几年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发生了叛乱。”（３８） 　　(2)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所以空前，还由于有个史无前例的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了没几个月就险象丛生，各地开始零星饿死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那时，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也同意作政策调整，在食堂问题上对农民作些让步。一九五九年五月间，**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结余全部归己” 。六月十三日，**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还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六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没有打官腔，只说了一句“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离开韶山，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是，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主义”。并把和他一样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张凯帆定成了“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他“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云云。（３９）（题外话：黄山玉屏楼门额的题字是张凯帆书写的；笔者一九七二年登黄山时，“玉屏楼”三个字还在，张凯帆的名字已被斫去。现在不知恢复了没有？）张凯帆作为“反**”进了监狱，几亿农民则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人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贵州省委闭眼不看正在大批饿死人的现实，给**中央送上一份《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说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亲笔将该报告批转全国，说它“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４０） 　　《**》立即响应领袖指示，为食堂大造声势，用通栏黑体大字刊登长文：《贵州农村公共食堂成为**主义坚强阵地》。当时，贵州至少已有数十万人饿死，奄奄待毙的更多；省检察院已将“**圣地”遵义人吃人的报告秘密上报。可是《**》竟然宣称：贵州“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在**指令下，**中央要求全国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饭；而且出尔反尔，一改去年五月的“粮食分配到户”的规定，重新规定：缴了“征购粮”后，收获的粮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得分给农民。（４１） 　　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并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饿死人的祸源，可是努力贯彻中央指示是他们的天职。到了四月间，就河北、山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统计，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于吴芝圃下令“不许一家农户烟囱冒烟”，入食堂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显然将山沟沟里的农民也赶进了食堂。（４２） 　　对一九五九年已经饿死了一万六千多人的江苏高邮县县委书记来说，解救饥民是小事，学习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们于四月初召开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办好食堂现场会”，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高邮县一九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继饿死了两万人！（４３）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画出来的仙境。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４４）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一九六○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配的口粮外，这是另一个食物来源。一九五九年春，**曾在**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农民吃什么，食堂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 “起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粮食。一九五九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后又降至三至八两不等。”三两粮不到一百公克，谁也没法靠这点粮食活命，结果每八个人就死了一个。（４５） 　　公社食堂是卡住农民脖子的钳子，食堂散伙是唯一的办法。一九六○年春江苏宝应县饿死四万人后，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向省委书记刘顺元汇报说，不解散食堂便不能遏制饿死人，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刘立即回答：“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但刘明白，若消息走漏、让中央闻知，那是要问罪的。他叮嘱工作组干部说：“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后来回忆道：“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救了宝应多少条人命啊！”（４６）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但**还在坚守他的“**主义阵地”，直到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央还在向全国发指示：“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４７）于是食堂制度继续掐着绝大多数农民的脖子，农民也就继续饿死。可惜的是，敢于向**的“**主义阵地”挑战的干部太少了。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苏联去还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荒。“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访问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接待得十分殷勤。他安排毛住在克里姆林宫原沙俄女皇叶卡特林娜的寝宫里最豪华的房间。但**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忌恨未消，他怕身后与斯大林一样被批判，认为赫氏批斯的“秘密报告”立了个极坏的榜样。一九五八年七月底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毛非但不回礼、不热情接待，反而刻意羞辱赫，特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水的赫在**游泳池边会见，“就像古代帝王般将赫鲁晓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４８） 　　在会谈中，**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 ”的提议；其时赫氏正在与美国搞缓和，担心**与台湾的战火将苏联卷进纷争，希望中国承诺不以武力进攻台湾。这也被毛拒绝。按毛的说法，赫鲁晓夫在北京 “碰了一鼻子灰，走了。”（４９）他走后不久，毛为牵住苏联，不让赫鲁晓夫与美国拉得太近，发动了对金门岛的炮战。那时赫氏虽对毛破坏他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不满，却对中国还抱有幻想，在金门炮战开始后，他于九月十六日告诉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可派携有火箭的图—十六轰炸机到中国助战。中国虽没有轰炸机，却不愿接受苏联人助战，只想自行制造轰炸机，希望苏联援助。赫立即同意。一九五九年一月，两架样机以及另外两架的散装件和有关图纸已运到中国，使中国从组装开始，进行仿制，从此有了自己的轰炸机。 　　接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苏制萨姆—二地对空导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六套发射器、六十二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方还派了专家及一个导弹营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中国官兵。中方的学员认为：“苏联人教课是严谨、认真的，真心实意帮助中国人尽早掌握技术。”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从台湾出发的美制Ｕ二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世人皆瞠目结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这是世界在实战中用导弹击落敌机的首例。**认为对外国访客承认使用苏制导弹不光彩，便说是“用竹竿捅下来的”。其实那枚开创世界首例的导弹，正是苏联送的。（５０） 　　中国拒绝与苏联搞“联合舰队”并不错，可是说苏联企图以此“控制中国”、觊觎中国主权，却无根据。此两项要求被拒绝后，苏联仍然送来轰炸机、导弹、潜水艇，并没用断绝援助为要胁，逼中国就范。但毛对赫鲁晓夫毫不领情，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建国十年大庆，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庆典，毛与赫争吵时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不该（在金门）**，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认为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５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世界**党、工人党会议上，曾当着赫鲁晓夫的面提议由苏共作**主义阵营的“头”，但那是屈于形势不得不而为之。毛从来也没瞧得起过赫，对赫氏作世界**主义的领袖，他心口皆不服。赫批判斯大林，是 “背叛马列主义”；赫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是“修正主义”；苏共不同意**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更是“右倾机会主义”。两党决裂势不可免。 　　**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金门炮战，常人均觉不可思议。赫鲁晓夫头脑正常，当然有理由怀疑**得到核武器后会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把与中国结盟的苏联和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都牵进去，破坏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中止协助中国制造原**、撤走帮核武器专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这么做是撕毁协议、“背信弃义”的行为。
毛粉们转载所谓司徒雷登关于民国时期饿死人说本身就是一个谎言、语言游戏、逻辑颠倒的杂**。
1.1929年，蒋介石的**势力根本没有触及到西北。
2.1935年蒋介石刚刚入川，政权移交尚未完成，又如何开展建设工作？
3.河南大灾，蒋介石有赈灾不力的嫌疑，这是一个****者的保权本性使然，当然需要批判。但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国家的主要精力全部用在御侮抗敌上了，即使蒋介石有心赈灾，他也不可能尽力，这是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
与当时国际情况和施政情况有关，大跃进罪魁祸首其实是刘邓，那时的毛已经退居二线。领导大跃进正是刘邓两个人。
边城游虾 发表于
15:57 虾仔!颠三倒四啦! 请核实一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谁提出，领导进行的！小孩子别信口开河！
虾仔!颠三倒四啦! 请核实一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谁提出，领导进行的！小孩子别信口开河！
顺便溜溜 发表于
16:21 小孩子了解清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谁先搞起来的？
这是和平时期啊，饿死这么多人，你们别不要脸啦，腊粉们。
毛粉们转载所谓司徒雷登关于民国时期饿死人说本身就是一个谎言、语言游戏、逻辑颠倒的杂**。
1.1929年，蒋介石的**势力根本没有触及到西北。
2.1935年蒋介石刚刚入川，政权移交尚未完成，又如何开展建设工作？&&...
小看小左 发表于
16:10 呵呵即使民国饿死人是蒋之责任，好像60年的千古饥荒就没有责任了。毛粪们真是可笑。
光我家所在那个生产队，就饿死掉了好几个。有名有姓，我父母、我爷爷认识他们的。有一个在排队时突然倒地，抬回去不久就……
毛粪们此类文章的用意，其实就只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因为蒋 介石以前饿死过人，
所以茅厕洞饿死再多的中国人也是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的！
顶楼上！楼主的帖子代表了众多5猫的混乱逻辑：有比我更2 b的，所有我不是2 b；我不是最无耻的，所有我不无耻，而作为其参照物的更甚者也是基于混乱逻辑一厢情愿的编纂出来的
亩产10万斤，哈哈哈哈哈。
三年自然灾害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人民太好了！彭总从东欧考察回来说：东欧人民吃黑面包群众还有意见，我们的群众都饿成这样了也没意见，人民太好了！其实几千年了，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洒家认为毛 主 席提出的很多思想是有针对性的，不是中国人太好了，而是他们不习惯直率的表示自己的意见，那怕是直白的表达出自己很饥饿这个基本的生理需要！
三年自然灾害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人民太好了！彭总从东欧考察回来说：东欧人民吃黑面包群众还有意见，我们的群众都饿成这样了也没意见，人民太好了！其实几千年了，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洒家认为毛 主 席提出 ...
杨志杨志 发表于
20:53 狗 日，有你这样“挖亮点”的么？
你干嘛不说，中国大量饿死人是为世界人口控制做出了杰出贡献？
狗 日，有你这样“挖亮点”的么？
你干嘛不说，中国大量饿死人是为世界人口控制做出了杰出贡献？
林书记112 发表于
20:59 你狗日！你凭啥曲解引伸洒家的意思？你完全可以有你自己的理解嘛！洒家尊重你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力。
你狗日！你凭啥曲解引伸洒家的意思？你完全可以有你自己的理解嘛！洒家尊重你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力。
杨志杨志 发表于
21:15 你不是说没饿死人吗？
你不是说没饿死人吗？
顺便溜溜 发表于
22:04 到底饿死人没有，不是谁信口开河就能够决定的，每个人都有在自己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保留自己态度的权力 ，这就是马 克 思所谓怀疑一切，抱着怀疑的态度不会改变客观事实分毫。
本帖最后由 杨志杨志 于
23:21 编辑
丘吉尔战后为自己竞选首相失败解释道：英国人民抛弃曾经领导他们英勇反抗法 西 斯德国侵略的自己，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是忘恩负义的。假如能够及时听到群众的声音，人民的不满，也许人为灾难会少一些，比总是充满幸福感更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伟大、进取、积极向上的活力，这就是提倡群众大鸣大放深远意义之所在。
到底饿死人没有，不是谁信口开河就能够决定的，每个人都有在自己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保留自己态度的权力 ，这就是马 克 思所谓怀疑一切，抱着怀疑的态度不会改变客观事实分毫。
杨志杨志 发表于
23:05 你这孙子办了坏事死不承认！不愧是毛腊肉的好战士！
狗 日 的毛 贼东
楼主百般抵赖也是徒劳的。
斑竹总是给杨志加分到底是为了什么？就为了让这货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吗？
斑竹总是给杨志加分到底是为了什么？就为了让这货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吗？
咆哮的兔子 发表于
09:05 杨志是加分人的爹！
中国有13亿人口， 而民 国时期只有四万万同胞！！！
这说明蒋接屎个傻 比饿死了9亿中国人！！！！！！！
到底饿死人没有，不是谁信口开河就能够决定的，每个人都有在自己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保留自己态度的权力 ，这就是马 克 思所谓怀疑一切，抱着怀疑的态度不会改变客观事实分毫。
杨志杨志 发表于
23:05 背着牛头不认脏！继续扣你的分！
饿日，这是神马狗& & 屁理论！
霹雳红星 发表于
13:50 别理东营神犬那个傻 逼，这货脑子不正常全论坛都知道~
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绝对是人祸造成的！浮夸风就是罪恶之源！
我亲身经历过那个灾难的年代，太悲惨了！
饿日，这是神马狗& & 屁理论！
霹雳红星 发表于
13:50 他祖上被**爆菊爆多了。。。。。
你们的生产队有多少人？按你们饿死的比例的说法，大概是11比1，那你们生产队大概是10个人左右吧？那么你的家庭人口占几个？照你们的说法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队了？
一个生产队10个人？可笑吧？
这谎言有人信吗？
楼上拿纯数学模型里的平均数套实际生活。这到底是真萌还是假萌？
饿日，这是神马狗& & 屁理论！
霹雳红星 发表于
13:50 跟教材跟不上被下岗了一下子脑袋转不过弯老烧糊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