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小小雨】

“双减”政策落地已一月有余，作为一名处于“风口浪尖”的一线中学教师，亲戚朋友见面总会关切地问一句：“双减”对你们学校影响大吗？学生真的能减负吗？

从实际成效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初中学生的作业量明显有所减少，多数学校的课后服务分为两档，第一档课后服务期间，学生基本能完成作业量的70%，部分学校的第二档课后服务安排也充分体现“五育并举”，文艺、体育、科技、劳动一应俱全。放学回家后和周末，很多学生更多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可以选择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参与志愿服务，陪伴家人朋友。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许多层面的焦虑也有所减轻，比如工作日接送孩子的时间冲突，回家辅导作业的亲子矛盾，课外培训班的经济压力等等。不少家长表示，明显看到孩子比以前更快乐了，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也变得相对轻松一些。

校园社团助力“双减” @视觉中国

学生减负了，家长减压了，然而承担着“双减”任务的主要群体——教师们，正默默承受着一些“煎熬”。

一个月来，各校的课后服务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家媒体也在大力宣传课后服务中的“树典型”举措，比如，人性化的“按天预约”服务，分层次的课后作业辅导服务，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特色社团服务，为学生提供晚餐并校车送回服务等，一派“孩子其乐融融，家长放心安心”的和谐画面。殊不知，老师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典型，有些欣慰的同时却又感到惶恐，心底的呐喊是：天哪，这都要“卷”吗！

仅从最基本的工作时间来看，从早自习到课后服务结束，部分老师的在校工作时间接近12小时，工作量呈直线上升态势，每天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除了好好保重身体外，如何化解心理上和情绪上的疲惫成了当务之急。

诚然，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是老师的职责所在，“为了每一个孩子”的教育情怀也是每位教育者站上讲台的初心使命，“双减”强化了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生期待的“燃眉之急”，但老师们教育的热情却不该被超时超量的工作和压力而消磨、透支。教师是“双减”的主力军，他们的“后顾之忧”更需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教师之“忧”来自何处？从个人亲身经历和观察来看，主要有二：过长的工作时间和过多的非教学性工作，因此教师群体是否也能拥有“双减”——缩减工作时间，减少非教学性工作任务。

其实，笔者作为土生土长的85后上海小囡，对如今实施“双减”后的校园课后服务并不陌生。儿时，90年代上海中小学放学后也有“晚托班”，有时会安排教学内容，有时是兴趣小组活动，如舞蹈、象棋、打字、沪剧等，依稀记得冬天放学时天已经黑了。难道当时的老师就没有焦虑和抱怨吗？怀着好奇，笔者询问了几位老教师，得到的答案是：我们那时候啊，只要教好书，带好学生，没有什么其他的“杂事”，即使有晚托班，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现在的小年轻老师，有太多事务工作和科研任务，太辛苦了。

在此，以笔者身边普通主科老师一天的作息为例，这位老师的工作量是班主任兼带两个教学班，那么基本安排如下：

7:30，管理早自习；

9:30，管理学生出操；

10:00-11:30，上课，处理班级事务，课间找学生订正和谈心；

11:30-12:00，午餐、管理班级午餐，有时还要参加各种学校会议（备课组、年级组、教研组）；

12:10，午自习开始；

13:00-16:30，上课、备课，处理班级事务，撰写德育论文、学科课题报告，利用课间找学生订正、答疑、谈心；

18:30，离开学校。

这个期间包括晚上到家后，需要随时回复学生家长信息，处理班级特殊情况，有时还要准备公开课，撰写各种论文、报告、小结等。当然，这里并不包括学校临时或间隔组织的各项会议或各类班级事务，何况很多琐碎的事务处理也无法量化统计到这个作息表中。

今年五一劳动节，学生在“致敬最美劳动者”的主题发言中是这样说的：老师们就是校园内最美的脑力劳动者。当同学们在埋头苦读时，殊不知老师们也一直在学习新知识，也要完成各类学习和培训任务。除此之外，还要批改我们的作业、处理班级事务、开展教学研究等。特别是班主任老师，到得比我们早，走得比我们晚，虽然有时身心疲惫，但走进教室面对我们时，总是那样神采奕奕。

如今，教师的工作已经远远超越“教书育人”。尽管教师们都明白，课后服务工作是在为学生家长排忧解难，但有时身心俱疲的双重压力难免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也难免会有一些抵触情绪，某种程度上教师群体也需要更多关爱。

《人民教育》有一篇报道提到，杭州某学校曾出台硬性规定，为教师精简大量事务性工作，如：严格控制各类会议的频率，事务性工作布置一律以文本形式精准发放；学校管理中杜绝滥发通知消息，除必要外，各类通知必须精准分组推送发放；各部门不得随意布置教师撰写小结、报告、反思等文字材料，提倡不写套话，言简意赅，直奔主题，条目清晰；减少教师非教学性工作任务，校园安全、食堂验菜、学生餐管、卫生检查等工作通过扩充工勤人员或购买服务实现。其实，就教师的需求而言，这些规定切中了要害，找准了“痛点”。

当前，各校在制定课后服务“一校一策”时，将教师的权利与保障纳入其中的仍不多见，上海的“双减”《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支持学校统筹实行教师弹性上下班、调休等措施。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此项提议基本上没有形成具体实施方案，根据学校教师的平均工作量，要真正实行弹性工作制有相当难度，更需要学校全力支持和智慧设计，如通过错峰编排，给出轮值服务教师的弹性休息时间；通过“调休条”等举措，给予教师相对灵活的调整空间；通过教师心理沙龙，为教师提供更专业、更贴心的心理疏导等，此类打造“教师幸福工程”的“典型”同样值得宣传与借鉴。

此外，《实施意见》还鼓励各区建立课后服务支持系统，学校可聘请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等参与，丰富课后服务途径的同时也是为校内老师减负的好做法，例如充分运用学区化、集团化资源共享的办学优势，结合家长、社会资源，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课后服务模式等。

为教师减少多余的负担、降低不必要的压力，就是为“双减”工作提供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只有学校、社会各方协同努力，上海“双减”一年和三年目标¹才能循序渐进地稳步推进。

当然究竟该如何评价“双减”，一个月的实践经验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学生和家长的疑惑与焦虑实际上也依旧存在。据了解，相当一部分孩子的培训班从周末换到了工作日晚上，从线下换到了线上，如果算上课后服务，每天学习的时间更长了，负担并没有真正减轻。

开学以来，已经有若干位身为学龄前家长的朋友表示焦虑：孩子要上学了，“双减”来了，不参加校外培训，孩子以后能考上大学吗？尽管如此早的未雨绸缪有些啼笑皆非，但也时时提醒我们，“双减”的成功与否和人们在观念上能否实现转变有着很大关联，更与教育评价和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有着直接联系，这些问题并不是关掉一些培训机构，开展一些课后服务就能解决的。

笔者非常认同《人民教育》所说：“双减”执行好不好，先要回答教师“想不想、要不要、好不好”的问题，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让教师不只是负重承载者，理顺心气，厘清步调，成为主动推进者，才能推动课后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1：用1年时间，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有效管控，义务教育学校开展校内课后服务全面覆盖，线上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规范工作如期完成，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

到2023年，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校外培训行为全面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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