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少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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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少年班探秘
　“嘀嘀嘀……”“嘀嘀嘀……”　　2006年11月初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宋平老师案头的电话就响个不停。所有电话都指向一个内容：询问少年班招生情况。　　科大2007年少年班招生工作启动的信息在网上公布后，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各国都有人打电话询问。　　几乎同时，华中某报一条消息更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回访华科大五百“神童”一半人后悔读少年班》！　　少年班又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　　少年班办学成败曾是一个持续不衰的争议焦点。近年来，社会上对少年班的非议更多，国内12所大学少年班相继停办的事实似乎更给这些非议增加了佐证。　　中国科大少年班成了硕果仅存的唯一。神童出家：少年班引发存留之争　　没想到，记者采访少年班在读学生的请求被校方婉拒，理由是，媒体对少年班的过分关注会影响少年班学生的成长，学校规定不让媒体正面接触少年班学生，以保证他们有一个健康宁静的学习环境。　　社会上关于少年班办学失败有这么多非议，科大是什么态度？　　“说失败的依据在哪里？”科大宣传部长蒋家平反问道。　　譬如说宁铂、谢彦波、干政……　　“比方说，一棵树与一片森林，不少媒体总喜欢拿这几棵‘树’来说事儿，顾不上去看整片森林。”蒋家平说：“科大少年班创办29年，共招收学生 1176人，已毕业991人，85%的学生考上国内外研究生，1/3获得博士学位，在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做到正教授的已近百人。这样的数据，能说明 少年班办学失败吗？”　　然而，社会上一些人并不这么看。少年班承载着公众太多的希冀，凝聚着国人太多的期盼，希望愈大，失望也可能愈深。　　2005年夏，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当年在全国大红大紫的神童宁铂，了断尘缘，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而另两位神童——谢彦波和干政，据某媒 体报道，一个“自我封闭”，一个“有心理问题”。这几位当年无人不知的神童的人生轨迹再度诱发了社会上关于少年班办学成败之争。　　有人质问：少年班应是“未来科学家的发源地”、“科技精英的摇篮”，少年班不产生出几个华罗庚、苏步青乃至爱因斯坦，不诞生几个菲尔茨奖、诺贝尔奖得主，那还叫少年班？那还办什么少年班！　　有人指责：少年班是“神童集中营”！　　有人批评：少年班违背成长规律，是在摧残人才，拔苗助长！　　甚至有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几年提案：呼吁停办少年班！　　“中国13亿人，连个少年班这样的探索都容纳不了吗？”原少年班班主任宋光天教授如此问道。“就像培养运动员，谁能保证所有运动员都能得冠军？”　　“对少年班，既不要捧杀，也不要棒杀。”原科大教务处长向守平教授说：“媒体应理性客观，不要炒作。少年心智不成熟，经不住被捧上天；少年班也不该棒杀，29年的办学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而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则认为，现在谈论少年班的成败为时尚早。&　持续不断的争议，截然不同的评价，少年班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少年班诞生：中国超常教育率开先河　　1977年，中国教育值得载入史册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恢复。　　这一年，中国教育界发生一起轰动事件：13岁的江西男孩宁铂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录取的年龄最小的学生。　　宁铂是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写信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社科院院长方毅推荐的江西赣州八中高二学生。经中国科大考核，宁铂被破格录取。　　13岁的少年成为大学生，这一消息马上轰动全国，众多媒体的追逐报道使宁铂成为英雄，受到青少年的顶礼膜拜。　　宁铂引发了全国性的神童热，全国各地一封封举荐信飞向中科院，飞向中国科大，11岁的谢彦波，12岁的梁中杰，13岁的李剑芒，一批神童被相继发现。　　中国科大决定成立少年班，对这些早慧少年进行超常教育。　　超常教育也称英才教育，天才教育，这是一种对天资优异的学生所进行的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超常教育的研究和实践， 超常教育在各国勃兴。据有关资料记载，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成立“天才儿童教育局”，有100多所大学对天才学生进行专门培养；英国成立“天才儿童国 家协会”；法、德、日、澳等40多个国家也都开始发展超常教育。　　据记载，早慧儿童在世界上并不罕见，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10岁上格拉斯哥大学；苏联物理学家道郎14岁上大学；美国的赛德兹1年读完小学，11岁进入哈佛大学；控制论创始人维纳14岁大学毕业。　　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李政道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建议：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体育那样从小培养。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同。　　1977年高考恢复，这为超常教育提供了可能。　　中国科大提出关于创办少年班的设想很快得到中科院的批准。随之，科大选派教师带着考卷去各地招考优秀少年，根据面试成绩录取。　　首期少年班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以千万分之一甚至亿分之一的比例，遴选出21位从11岁到16岁的早慧少年。　　当13岁的宁铂和方毅下围棋的照片、脖子上挂着红领巾的11岁大学生谢彦波踩着凳子在黑板上演算数学题的照片在媒体上出现时，全国再次轰动了。　　宁铂、谢彦波等成为神童，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铺天盖地的宣传把这些早慧的少年捧上了天。　　然而正是这些过分的过度的宣传给宁铂等人的幼小心灵造成巨大的压力，为他们的成长埋下了祸根。　　“那是宁铂、谢彦波的时代。”宁铂的一位学友如今这样评说。　　1977年春季招生的21位少年大学生经半年预科学习，和67位78级秋季招生的少年大学生合并编成一个班，88名少年班学生开始接受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教育实践。　　就这样，中国教育史上的创新之举——中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少年班诞生了，中国超常教育的荒漠上长出了第一胚嫩绿。　　伟人关注：超常教育掀起热潮　　从少年班诞生之日起，一代伟人的一双慧眼一直关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这棵幼苗，他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对中国教育以及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异乎寻常：恢复高考，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开启科学春天的大门，乃至于提出计算机以及理工科人才要从娃娃抓起等，都是他的战略性构想。　　彼时正百废待兴，在日理万机中，邓小平已注意到了科大少年班这颗幼苗，并且力倡少年班应该办，应多办。　　日，邓小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谈到软件人才的培养问题时，杨振宁说，搞软件的15至18岁时培养最有利。邓小平马上脱口而出：“科大少年班可以搞！”　　1982年9月，47名少年班学生提前报考研究生，其中38人被录取。78级陈永聪参加赴美物理学研究生考试，获全国第二名。　　这再度引发社会对少年班的如潮好评。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时兴奋地说：“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该办少年班，不知办了没有。至少北大、清华、交大、复旦应办一点少年班。”　　伟人的“办一点”很快蔓延成汪洋的一片：1985年，全国又有12所大学办起了少年班。　　至此，中国超常教育已蔚为壮观，少年班的创办不但在全国反响强烈，还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等大师纷纷到科大看望少年班学生，中科院、教育部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外的科学巨子、政要也纷纷前来探望或参观。　　1985年，科大在总结和吸收少年班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又仿照少年班模式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即零零班，把普通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和少年班放在一起统一管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至此，少年班培养模式基本稳定下来，开始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少年班学生太幸运了，当他们走进科大校园时，他们发现这里鲜有雄伟的大楼，但有名声远播的大师。　　这就够了——“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当时的科大校长严济慈、副校长钱临照等都是名声显赫的大科学家。　　中国超常教育的序幕是被这些大师拉开的。　　少年班的幸运在于，一入校园，科大就采用全新的育人机制来培养他们。　　育人机制：招生、培养、管理三模式　　“模式决定成败。”11月9日，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少年班的成功得益于一套逐渐完善的育人机制，这套机制由招生、培养、管理3个模式组成。　　如今，每年报考科大少年班的学生有三四千人，录取40多人。其招生模式是：学生先在当地报名，经审核通过，参加高考，上分数线后，科大再集中考生笔试、面试和心理测试后再录取。　　原少年班班主任肖臣国教授说，现在的一整套招生办法是不断改正的结果。一开始是经当地推荐，科大派老师带考卷去考生所在地招考；后来是考生先在当地参加高考，科大再派老师到考生所在地进行复试；1986年后一律改成请学生来学校集中复试，费用学校负担。　　朱清时说，近年实行的高校自主招生的一整套做法，其实少年班一直在实行，但少年班更彻底。少年班考生只要过重点线就可以录取，这样也减轻了学生应试的压力。少年班学生录取时，平时成绩占很大比例，这种录取方式全国还没有。　　少年班育人机制的核心是培养模式：宽口径通才教育培养模式。　　少年班管委会主任陈卿教授说，宽口径培养模式是将学生在校学习分为基础学习和专业学习两个阶段。学生入学后先不分专业，用2年时间打基础，等到学生的数理化以及计算机等基础夯实，对学科及专业有了了解，再根据自己的志趣在全校范围内自主选择专业。　　这样的选择很有好处。朱清时说，两年的基础训练使学生清楚自己在专业上的爱好和长处，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长处选专业，学生完全凭兴趣学习，因此就学得好。而让学生凭兴趣选择专业，这正是中国高校改革的方向。　　“学导制”：学校邀请院士、资深教授和杰出青年学者担任“少年班学生指导教师”(即学导)，指导学生进行专业选择和学习。每个学导负责指导3-8名学生，对他们选择课程、制定学习计划提供建设性意见，帮助他们了解各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和选择合适的科研课题。　　大学生研究计划：这是该校从麻省理工学院引入的经验，让本科生在本科阶段就进到研究所，跟研究人员一起工作，每年工作一两个月，使学生能领悟创 新性劳动的实质，增加科研的兴趣。大学生研究计划选择研究单位的范围已从校内扩大到中科院的一些院所。据悉，近年来少年班高年级学生90%以上直接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73项目、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在管理模式上，学校专门成立少年班管委会，配备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班主任，精心照料心智高但生活自理能力弱的学生。　　招生模式尽可能避免了不合格学生入选，培养模式使学生的聪明才智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而管理模式则保证这些早慧少年能健康成长。在科大这个宽松的环境里，少年班的学生健康、茁壮地成长着。　　99级少年班学生李超，修完数学和物理两个专业的全部必修课程，本科只要190学分即可毕业，而他却修了307学分，高年级开始参加数学和物理两个方向的研究工作，毕业论文是数学方面的，同时参加物理的科研项目，发表SCI论文7篇，毕业后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　　2001级一位少年班学生，由于自控能力不足，大二开始沉迷于电子游戏，一学年不及格学分达11学分，后经过管委会老师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端正了学习态度，重新发奋学习，不仅补齐了所有不及格课程，而且按时毕业，获得了免试保研的资格。　　“少年班的宽口径通才教育培养模式是全国首创，直至今天也是办得最好的。它探索出一个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相结合，专业教育与全面素质教育协调发 展的培养模式。”朱清时说，“少年班无论是招生模式、培养模式还是管理模式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借鉴。宽口径通才培养模式先在科大推广，后为全国重点高 校效仿。在浙大的竺可桢学院、北大的元培班等身上都能找到少年班办学模式的影子。”　　硕果累累：少年英才遍布天下　　日，国际弦理论大会在北京开幕。这是一次国际顶尖的大会，世界数学界物理界顶尖的学者和科学巨子齐集北京，包括世界物理学界 的“双子星座”——“轮椅上的爱因斯坦”霍金，“活着的牛顿”、诺贝尔奖获得者格罗斯以及斯图明格、瓦法、威腾等世界顶级科学家。大会由著名数学家丘成桐 主持。　　就在这个盛会上，年仅22岁的哈佛博士后尹希在大会上作40分钟报告，格罗斯、威腾、尹希导师安迪·斯多明戈、丘成桐等都在台下听他演讲。　　尹希便是少年班的学生。　　谈起尹希，宋平脸上满是兴奋之色。1996年，12岁的尹希从北京考入科大少年班时，宋平担任班主任。“尹希个性活泼，各科成绩均衡，而且喜欢音乐、体育。”她说。　　其实，尹希只是宋平骄傲的一分子。　　与尹希相仿，78级的张亚勤13岁考入少年班，如今他已是微软全球副总裁，他是世界数字影像、视频及多媒体通信和因特网方面的顶级专家。 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就成为美国IEEE院士，他也是有史以来IEEE最年轻的科学家。他还曾获1998年美国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 奖”，成为获该奖的首位华人。为此，美国总统专门给他发了贺信。　　如今少年班的学生遍布全球。2005年7月初，78级少年班学生从美国、从加拿大、从欧洲乃至从全球许多国家赶回母校聚会。据悉，少年班毕业生至少有1/3在国外的大学、研究所以及企业里工作。自然，他们都具有相当的成就。　　科大提供的资料显示，在少年班已毕业的900多学生中，有85%以上的学生毕业当年就考取国内外研究生，有300多人获得博士学位，近百人成为 教授、研究员，还有不少人在科技创新型企业承担重任。少年班学生中才华出众、卓有成就的有：获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的卢征天，被誉为“纳米博士”的秦 禄昌，世界上第一位认知学博士张家杰，获“李光耀顶尖科研奖”的谢旻，获美国“天才奖”的哈佛大学正教授庄小威，英国伯明翰大学计算机学院首席教授姚新， 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首席教授王力军，清华紫光集团总裁郭元林以及众多的著名教授、学者、金融巨头等。　　科大开列的长长的名单上显示的他们的身份无不昭示科大少年班学员取得的卓著成就。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科大少年班办学是成功的。　　然而社会对少年班的质疑、责难之声仍不绝于耳。　成败得失：社会应该宽容对待　　对少年班成败之争，朱清时认为要以统计的方法来说明。据了解，少年班每年至多有一二个“问题学生”因自控力差、贪玩、学业跟不上、品行不端或心理问题被劝退学，这些现象在普通大学班级里同样存在，甚至更严重，不独少年班特有。　　“不能用个别否定整体。”原科大教务处长向守平教授说。　　然而社会对少年班的期望目标是大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仅仅是教授、专家、博士，这样的成就离大众的期望值差距太远。　　一位少年班老校友对此的看法是，如果按照现在的一般标准，拿社会上和企业里的地位来说，1978级少年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能算是成功者，那么这 个班级也就算成功。可是如果按照少年班成立时的标准，以培养科学家为目的，那么这个班就不能说成功了。这些人里继续从事科学的人不是很多，不少人都放弃了 原来的专业。　　一位教育工作者认为，其实说穿了，社会上一些人对少年班的非议和指责，都是因为少年班学生只成为教授、博士或某个领域的专家，却没有成为大科学 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可人们有什么理由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对科学对教育对人才的最高期望全部寄托在一个少年班身上？凭什么整个国家半个多世纪都没能实现 的获得诺贝尔奖的期望就非得由少年班来实现？　　在所有非议中，宁铂无疑是一个焦点。这位曾被捧上天的昔日神童，出家后被无情地摔向地面。在大众的眼中，出家成为他人生失败的证明，成为少年班的耻辱，于是谴责的矛头直指少年班：是这种培养模式害了他！如果当年他不入少年班，他就不会有今天的结局！　　宁铂的今天是少年班培养的结果吗？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宁铂的同学秦禄昌这样说。　　宁铂自己也承认，他是时代需要的产物。的确，时代需要他去唤醒人们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意识，需要他去激起了一个民族对知识和教育的仰望，需要他 成为教育上的“普罗米修斯”，用自己的生命点燃中国超常教育之火。但他自己的需要却被忽略，被轻视，被置之不理，乃至于他不得不用出家来逃避现实。　　宁铂的苦恼，宁铂的结局，媒体也需要反思。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宁铂走到今天这一步，媒体该负什么责任？”有人激愤地质问。　　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说，宁铂13岁考入科大少年班后便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媒体对他的过度热情和夸大的宣传给他蒙上了神奇而又神秘的色彩，他被宣 传成神童、天才，他成为明星，一举一动都被置于大众的视线里。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过度的荣耀和期望使他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他无法面对失败。他曾3次报 考研究生，都因为担心失败而半途而废，这使他在人生之途上失去了许多机会。　　朱清时说：“过去媒体对少年班过分关注，报道连篇累牍，甚至经常进入少年班进行采访。在外界超乎寻常的关注下，不少学生精神压力巨大、成绩下滑，以至于舆论开始质疑少年班。现在我们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学习几乎不再受干扰。”　　蒋家平指出，媒体在追求轰动效应的同时，能否更加理性一些？　　然而宁铂在中国教育史上所起的作用巨大，他功不可没！　　记者在科大采访时曾打听宁铂的去向，有人说在云南，有人说在湖南，有人说在山西五台山，也有人说在杭州灵隐寺。有一个消息似乎比较可信：在中国佛学界，宁铂已经小有成就，近年曾多次受邀到一些寺院讲授佛学，他因在佛学的建树而被称为“高僧”。　　成名后一直非常渴望做个“普通人”的宁铂，如今不知能否如愿？清灯照壁、晨钟暮鼓能消弭尘世带给他的烦恼吗？不普通的宁铂能否因此普通起来？　　对宁铂的出家，朱清时的观点别开生面：“尽管我们一般而言对宁铂出家感到惋惜，但这不能说明他就不成材。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部分，李叔同不出家，中国就不会有弘一大师，中国传统文化就会有缺憾。谁能料到宁铂不会成为中国第二个弘一大师呢？”　　在看待少年班成败问题上，经常可以听到一个词：社会宽容度。　　朱清时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宽容。中国这么大，要允许少数人做与众不同的事。我们需要教育上文化上的多样性，这对国家和民族很重要。少年班是中国高等教育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少年班的探索，对探索中出现的失误，社会应宽容一些。　　清华紫光集团副总裁、首届少年班学生郭元林认为，不能把平均发展和整体成才作为少年班的培养思路。少年班需要宽容，这是一个民族和社会创新精神所必需的环境。　　全国十多所大学的少年班都停办了，只有科大坚持着。科大少年班办学已29年。硕果仅存的科大少年班能坚持下来，殊为难得。29年的办学经历风风 雨雨，然而这道中国教育界的风景亮丽依然，无论外界肯定或是否定，赞赏或是贬抑，事实向人们昭示，作为一种探索，少年班是值得肯定的，其成果不容抹杀。正 如朱清时说的，“少年班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锋”，其探索不仅有益于中国的超常教育，有益于大众化时代仍然需要的精英教育，乃至于对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都有 积极意义。　　硕果累累：少年英才遍布天下
　　日，国际弦理论大会在北京开幕。这是一次国际顶尖的大会，世界数学界物理界顶尖的学者和科学巨子齐集北京，包括世界物理学界 的“双子星座”——“轮椅上的爱因斯坦”霍金，“活着的牛顿”、诺贝尔奖获得者格罗斯以及斯图明格、瓦法、威腾等世界顶级科学家。大会由著名数学家丘成桐 主持。
　　就在这个盛会上，年仅22岁的哈佛博士后尹希在大会上作40分钟报告，格罗斯、威腾、尹希导师安迪·斯多明戈、丘成桐等都在台下听他演讲。
　　尹希便是少年班的学生。
　　谈起尹希，宋平脸上满是兴奋之色。1996年，12岁的尹希从北京考入科大少年班时，宋平担任班主任。“尹希个性活泼，各科成绩均衡，而且喜欢音乐、体育。”她说。
　　其实，尹希只是宋平骄傲的一分子。
　　与尹希相仿，78级的张亚勤13岁考入少年班，如今他已是微软全球副总裁，他是世界数字影像、视频及多媒体通信和因特网方面的顶级专家。 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就成为美国IEEE院士，他也是有史以来IEEE最年轻的科学家。他还曾获1998年美国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 奖”，成为获该奖的首位华人。为此，美国总统专门给他发了贺信。
　　如今少年班的学生遍布全球。2005年7月初，78级少年班学生从美国、从加拿大、从欧洲乃至从全球许多国家赶回母校聚会。据悉，少年班毕业生至少有1/3在国外的大学、研究所以及企业里工作。自然，他们都具有相当的成就。
　　科大提供的资料显示，在少年班已毕业的900多学生中，有85%以上的学生毕业当年就考取国内外研究生，有300多人获得博士学位，近百人成为 教授、研究员，还有不少人在科技创新型企业承担重任。少年班学生中才华出众、卓有成就的有：获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的卢征天，被誉为“纳米博士”的秦 禄昌，世界上第一位认知学博士张家杰，获“李光耀顶尖科研奖”的谢旻，获美国“天才奖”的哈佛大学正教授庄小威，英国伯明翰大学计算机学院首席教授姚新， 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首席教授王力军，清华紫光集团总裁郭元林以及众多的著名教授、学者、金融巨头等。
　　科大开列的长长的名单上显示的他们的身份无不昭示科大少年班学员取得的卓著成就。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科大少年班办学是成功的。
　　然而社会对少年班的质疑、责难之声仍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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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flfyx 于
16:50 编辑
　　作者：赵平波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的使命是用来鼓舞人们为四化而奋斗，所以，我们
就把你包装成了神童。
　　——作者手记
　　记得读过一篇心理学的文章，说的是人的年龄，除了有实际年龄、心理年龄
之外，还应当有一个新的年龄概念：记忆年龄。因为许多人到了晚年，占据其一
生记忆一半的，大多是21岁以前的经历，也就是说，从记忆年龄的角度来看，21
岁的人，就已经度过了人生的一半了。笔者随着年龄增长，一天天地变老，深感
此说言之有理。大学毕业以来，虽然我自己也经历了不少，但似乎都没有留下多
少值得怀念的记忆，反倒是自己从读书开始，直到21岁（1983年）从中科大毕业
的那段相对平淡的、没有起伏的日子，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而这当中给我留
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与科大少年班同学的一些交往。
　　首先要说明的是，笔者本人虽然当年参加了中科大少年班的考试，但录取时
却直接被编入了普通班，没有经过少年班这一过渡。可能的原因是本人出生于
1962年底，在78年少年班招生时，要求的年龄是不超过15岁，而我的年龄属于擦
边球，已经接近16岁了，年龄优势不再。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在后来与少年班同学
仍有密切的交往，这是因为我所在的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是当年科大最热
门的专业，许多少年班的同学，包括当年少年班的名人，如宁铂、谢彦波、干政
等，都选择了近代物理系。而我在科大5年里，同宿舍的同学一直都有多位来自
少年班的，头一年是宁铂、李剑芒，后来在理论物理专业则有郭震、熊明和徐建
　　记得在当年全中国媒体热捧科大少年班的那段日子里，笔者这位非少年班的
外人，也随之沾了少许光，现在回忆起来还颇为有趣。一件事是本人每年寒暑假
坐火车探亲回家和返校，一路共有30多个小时的车程，通常是没有座位的，颇为
痛苦。那时本人一上火车，就巴不得与占有座位的乘客聊上天，而聊天的主题就
尽量往本人所在的学校，中科大上引，这一引，就自然要谈到少年班，接下来当
然就是本人与宁铂同宿舍了。话只要说到这份上，我的好运也就来了：通常，就
会有乘客主动让我，这位本来绝对轮不上被让座的后生，稍座一会儿。或者，三
人座的长椅也会挤出一点空间，让我凑上半个屁股，而我付出的，便是尽量详细
地透露出一些少年班同学的名人轶事。另一件趣事则波及到了我的伯父，他当时
在武汉师院，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大学教书。听说我与名人宁铂同一宿舍，他立马
来信，要我与宁铂的合照。我只好花5毛钱，专程跑到安徽省博物馆门前（这是
当时距离科大最近的外景照相点），与宁铂照了个合照给他寄去。岂知，马上又
收到伯父的来函，要底片！后来，我的这位伯父把这张底片请人放大成为大幅照
片，并配以镜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把这张大幅照片悬挂在家中的显眼之
处：每每有客人到家来，我的伯父都要炫耀一番。大概，他周围的亲朋好友，个
个都知道了他有一位“争气”的侄子居然与宁铂是同班同学，还同宿舍！
　　20多年过去了，我和当年的少年班同学都已经人到中年。看到前不久《南方
周末》刊登的《“神童”到中年》一文，谈到这些当年知名的神童，今天却远远
没有像人们预期地那样成功，我们当年78级近代物理系（这是科大前两届少年班
同学最集中的）的同学感触很多。在我们的E-mail List上，许多人都发出了感
叹：当年的少年班里，那些默默无闻者，目前还真有几位有些建树。但当年的名
人，现在却多少有些失落。是啊，少年得志乃人生之一大不幸，这一古训在当年
我们年少之时，完全被当成了耳边风，但今天却不幸地被现实所验证了。
　　一个人，其少年的得志为何会给他以后成年的心理造成障碍，这或许是一个
心理学当中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本人对心理学毫无研究，对此不敢妄评。倒是这
些天来，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直盘踞在笔者脑海：当年，是甚么原因导致了
国人对科大少年班的疯狂追捧？为此，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思
考，虽然这是对20多年前的那个年代、那段历史的回味，但愿这当中也有些现实
　　原因之一：中国在那个时代树立典型的需要
　　笔者移民到加国以来，要说感受到的重要文化差别之一，那就是在加拿大这
里，从来就没有树立过什么模范人物，用来号召全国人民、全省人民或者全市人
民向这位模范人物学习，而这在中国，往往是隔几年就要树立一批模范人物、典
型形象用于改造国人的思想、振奋国人的精神，如五、六十年代的焦裕禄、雷锋，
文革时期的年四旺、张铁生、黄帅，八、九十年代的朱伯儒、李素丽等等。
　　让我们把时光倒退到20多年以前，“科大少年班”红片全国大江南北的那个
时代。七十年代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在主政初期喊出的嘹亮口号是，
要“大干快上，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
效”。为此，为配合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从1976
年底到1978年，中共召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76年底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
会议，77年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和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
　　单从这三个会议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中共宣传机器对科技界宣传的尴尬。农
业有了典型：大寨。从虎头山上俯瞰拍下的层层梯田，和当年的大寨大队党支部
书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那张农民脸，大寨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鲜活的
时代图像；工业也有了典型：大庆。铁人王进喜的艰苦创业之口号：“天当房、
地当床，没有水泥搅拌机就跳下去用我们的身体上”，以及刘秉义当年演唱的那
一曲“天不怕、地不怕”，“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之歌声，大庆的形象，
也有效地转变成了那个时代的声音。但科技界的宣传典型在那里？如何让一位科
技界的典型变成图像、化作声音，以一种通俗、简洁的形式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
受？当年的中共宣传部门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也没有造出一个恰当的典型出来，
以至于与农业、工业并行的科技界的盛会，只能称作为“全国科学大会”，而不
是“科技界学XX大会”。
　　在1978年的3月，中共夺取政权以来召开的这唯一的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落下
帷幕，这次大会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无疑，开会之前，
典型没有造出来，会开完了，配合会议的新提法，也没有相应的典型形象出现，
中共宣传机器当时的压力，实在是无比巨大：象征着“科学的春天”的、具有勃
勃生机的典型人物，到哪里去找？
　　这样的典型人物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也就是这一年的3月，伴随着文革后恢
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的入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首期少年班闪亮登场。一群
天真的少年，恰好构成了“科学的春天”之绝妙的宣传画。看看当年全国所有报
纸都大幅刊登的照片吧：
　　星光下，数位少年大学生簇拥着宁铂仰望夜空、宁铂在为同伴们指点星象；
　　黑板前，以数学公式为背景，立着一位戴着红领巾的、11岁的少年谢彦波。
　　这群天真活泼的孩子的照片，让人们看到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岂能不引发人
们心灵的震撼？比起大寨梯田的曲线，比起石油工人跳进坑中，用人体作搅拌机
的豪情，这群孩子显然更加能激发人们的联想：中国要现代化，要向神秘的科学
进军，这群年幼的孩子，就成了中国人向科学进军的象征图像。
　　不过，为何当年中共的宣传机器选中了中科大少年班，这还得多做一些分析。
　　作为“科学的春天”的配套宣传，挑选出来的典型最好来自科研机构，这应
当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当年中宣部也是这么做的，来自中科院的数学家陈景润
先生，就是原本宣传机器要刻意树立的典型：1977年，也就是在中国知识分子自
57年反右以来，连续受气了近20年之后，陈景润在这一年里，被破格提拔成了研
究员。此举当时在神州大地引发的轰动效应，绝不比陈永贵大叔和王进喜大哥的
效应来得差。既然引起了如此轰动，把他在树成典型就顺理成章了。另外，陈景
润的人物形象，也有许多特点：他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属于新中国培养出来
的知识分子，比起其他从“美帝苏修”那边毕业的旧知识分子，陈景润的根要红
得多。同时，其“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工作发表在文革期间的1973年，还比较
新，这也是重要的，因为当时文革不但没有否定，当时中共的口号是，还要巩固
文革之胜利成果呢。更何况，该猜想之研究虽然在数学上深不可测，但这个问题
本身，任何一个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却是小学生也可以理解的，符合典型人
物之典型事迹，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通俗理解的要求。所以，对于这样一位数学家
的宣传，无疑很容易地就在老百姓中张扬开来了。种种因素表明，这原本是一个
很恰当的科技界的典型人物。
　　可惜的是，两个原因导致了陈景润这个典型不太成功。首先，书呆子陈景润
同志本人太不争气，太不识抬举，没有抓住这一机遇，实现从数学家到社会活动
家的转变：各地邀请陈景润同志去谈理想、去谈如何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邀请函，
曾经像雪片一样飞来，但陈景润同志居然无动于衷。一个树立起来的典型人物不
能把他的“事迹”转化成为通俗、生动的语言在全国传播，实在是一件让人着急
的事情。其次，更糟糕的是，徐迟先生撰写的那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又
为中宣部帮了个大倒忙，此文最为轰动的，似乎不是陈景润同志是如何攻克难关、
攀登科学高峰的，而是让人们了解到，这位数学家当时40好几了，还没娶上媳妇。
这样，“陈景润热”马上就变了味。这使得当年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为知识分子
书呆子找媳妇忽然成了热门的主题，如作家戴.晴当年发表的成名作《眼镜》，
描写的就是一位只会搞技术不会讨女人欢喜的、戴着眼镜的书呆子。中宣部当年
刻意去发掘的典型人物，结果演变成了“为书呆子找媳妇”的全民庸俗话题，这
实在是料所未及的。
　　这样，原来树立的科技界典型人物陈景润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此时此刻，
神州大地，举国上下又迫切地需要这样的典型，怎么办？还能再找一位科技界的
人物作为替代典型吗？显然不妥，民间的“陈景润热”还没有退烧，哪能树立两
个完全同类的典型“打架”？再说，当年刚刚结束文革，中国科技界在那个年代，
几乎没有几项能拿得出手的成果，替代典型也不好找吧……
　　此时此刻，正在中宣部苦于找不到科技界的典型人物之际，一封人民来信扭
转了乾坤。1977年，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
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了一位来自江西赣州的少年天才宁铂，这导致了后来中国
科大不仅破格录取了宁铂，还进而张罗了一批天才少年，在1978年初，组成了少
年班。这批准备破格培养的、将来向科学技术进军的人才，当然立即就得到了求
之不得的中共宣传机器的注意。
　　中科大少年班作为宣传典型，就是在这一大气候背景下出笼的。一群朝气蓬
勃的娃娃，作为“科学的春天”的象征，虽然少了科研成果的光环，但毕竟来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嘹亮的大学名称多少有些弥补；而当时又恰逢恢复
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入学，把这批少年大学生作为代表推出来，又是一个亮点；
还有，当时社会上又高喊“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关于人才问题，下面还要谈
及），培养这群少年，当然极为吻合“早出人才”的思路。这样，中科大少年班
就立马扬名神州大地，成了当时那个年代的典型。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点，要想成为中共宣传机器的宠儿，把握时机真的是十
分关键。中国科大这次推出少年班的时机，如前文所述，的确把握得很好，赶上
了“科学的春天”和首批大学生入学这两大时机。当然，这令其他高校十分眼馋。
也就是在那一年，1978年，复旦大学亦推出了一个数学尖子班。科大少年班不是
得益于“早出人才”的“早”字吗？复旦这次转而利用“快出人才”的“快”字，
号称要让这个数学尖子班在大学四年就学完研究生课程！考虑到中国科大当时是
学制5年，复旦的这一“快”字，可真是“快”了不少啊！另外，科大少年班的
宁铂、谢彦波等都是后来记者们炒出名的，而复旦的数学尖子班却收录了一位当
年的明星级人物，全国数学竞赛冠军李峻。这样，位于大都市上海的复旦的数学
尖子班，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不应当比位于二流城市合肥的中科大少年班来得
差。但问题就出在复旦大学晚推了半年，错过了时机，没有抢到第一波风头。在
舆论的浪潮下，想后来者居上，这太难了。这样，复旦的这个数学尖子班，始终
就未能提起中国大众的兴致。笔者刚刚在Google中搜索，居然数学竞赛冠军李峻
和复旦数学尖子班都已经没有了任何结果：它们已经从中国人的记忆中，彻底地
　　原因之二：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迷茫和对人才的渴望
　　在中国，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要“火”起来，中共宣传机器之大力度地宣传
当然是必要的前提，但同时还需要另一个前提，那就是还要得到民间百姓的共鸣，
两者缺一不可。如雷锋的形象，就一直比较成功，尽管不同年代的雷锋精神之含
义略有区别，但这一形象从60年代一直“火”到了90年代，这是因为行善、做好
事对民间百姓而言，总是积德的事情，不会有多大抵触。相反，70年代的那几个
“反潮流”的英雄典型，就怎么也“火”不起来，因为如此交白卷、与老师抗衡
般地“反潮流”，实在是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同样的道理，40多岁了还没有娶
妻生子的陈景润，也让百姓感觉有些不妙，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要这么个“攀登”
法，也太没有人情了吧！这也是陈景润的典型形象在当年很快就衰败了的原因。
　　但为何当年的少年班能“火”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得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
的共鸣呢？初看起来，其原因似乎是满足了普通中国家庭望子成龙的心态。当年，
中国的家长把宁铂、谢彦波当作了榜样，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成为与之一样
的人物。这种心态当然是有的。事实上，当年笔者与宁铂同一宿舍，发现每天他
都要收到几十封来信，而宁铂本人习惯于把这些人民来信都压在他的床垫底下。
我们同宿舍的同学则经常掀开他的床垫，阅读这些来信取乐：这些来信，绝大部
分都是来讨教学习经验的，并且相当一部分来自孩子的家长。
　　不过，笔者认为，以上原因还不是主因。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
宁铂、谢彦波当年盛名在外，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老师却并没有因此获得过多
少媒体的曝光度，当时并没有多少关于他们的家长、老师是如何培养神童的报道。
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某种望子成龙的心态而导致了宁铂、谢彦波成了当年中国
的偶像的话，那么，一定会衍生出来某种关于教育得法不得法的争议，某种是不
是炒作的争议，就像近年来，哈佛女孩刘亦亭引发了人们的许多争议一样。而在
当年，媒体对中科大少年班的报道却完全是一边倒地热捧，当时没有什么人对少
年班的这种做法提出过丝毫的怀疑或者质疑。顺便说一句，可能正是这种当年媒
体对少年班的一边倒的热捧，而害了宁铂、谢彦波、干政这些少年班的名人。如
果他们是在人们的争议之中成长起来的话，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更加有利一
　　那么，究竟什么是导致当年的少年班这一典型形象得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
的共鸣呢？笔者认为，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迷茫和对人才的渴望，可能是更加深
层的原因。
　　先谈谈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人的迷茫。这个时期，华国锋刚刚当政，
新官上任三把火，老华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要在上个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而现代化的标准是，全面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毛泽东在夺取
政权初期的一段语录，在当时亦被反复引用，大意是，如果我们建设五、六十年
还敢不上美国，我们中国就会被开除地球的球籍。毛的这段话大概是在1950年左
右说的，到了当时的70年代后期，五、六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但当时
的中国依然贫穷落后：当年的中国人显然有些急了。人一急，往往想出来的，不
是巧办法而是蛮办法。如当年流行的冒进口号：“大干快上，有条件要上，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更有华国锋为“工业学大庆会议”所题写的那一首最缺
乏水平的题词：“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
　　中国果真能通过以上的“蛮干”、“拼命”，来实现四化，赶超世界先进水
平吗？显然，当时的中国人心里对此没有信心，这就是中国人在70年代后期的迷
茫。而这段时期随着中国的国门向世界逐渐敞开，使得国人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中
国当时与世界的差距，这种迷茫还愈发放大了：开放的正面作用是开阔眼见，但
负面作用却是感受到了落后而自卑。以下的两个例子，或许能更加生动地说明这
　　记得笔者刚进科大时，听过两个报告，一个报告是本校的一位教师作为中国
高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后回国的观感，谈到了美国的先进：美国马路十字路口
的交通居然都是电子控制的，而路上又没有任何行人，全是小汽车。中国代表团
一行人走在美国的马路上，居然不懂如何过马路，因为马路对面的指示灯总是显
示一直红色的“手”，拦着。他们等了20多分钟，拦着的红“手”也一直不变，
怎么办？代表中国的这一行人，只好找了个空档，猛跑过去。后来，他们才获悉，
过马路前，要先按一下绑在电线杆子上的电钮……这是多么地可悲可叹，代表中
国的知识精英，当年到了美国以后，居然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另一个报告是
安徽省工业厅的一位厅长访日归来，在科大礼堂给全体师生做的，其中一个场景
更绝：他向当时的全校师生展示了从兜里掏出来的、一只在访问日本期间购买的
一个钥匙圈：“你们知道吗？手电筒可以做在钥匙圈上？”说着，便按了一下，
于是，全体科大师生看到了一丝从主席台上发出的红光，大家才看了一眼，显然
不过瘾，许多同学在台下高呼口号：再按一下！再按一下！接下来的场景就是，
台上又闪了几下，台下为之爆发出一片片啧啧称奇声，后排的同学为了看清，要
起立，甚至了站到凳子上。这一切，都是一只纽扣电池加一只发光二极管惹的祸：
日本商店里的一个普通钥匙圈，迷倒了中国一所高校的全体师生。
　　是的，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
差距，竞有如此之大。对于如此之大的差距，中国的国民不得不思考：中华民族
要振兴，需要的是什么？
　　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在那个年代出现了，魏.jing.生先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民主的现代化之口号也孕育在那个时期。但可惜，民主墙运动随后很快被瓦
解了，这一瓦解的直接原因可以被认为是专政的残酷，但实际上，更本质的原因
还是在于，在当时，70年代的后期，整个中华民族的觉悟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
有时，思想的超前者和落后者一样，都是会被时代所抛弃的。在那个时代，绝大
多数人的觉悟都还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中国要发展，不能单靠“苦干”、“蛮干”
和“拼命”，在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急需要培养人才，这就是那
个时代的中国人所思考出的结论。
　　关于人才这两个字眼在中文里的恢复使用，还有必要多说几句。在文革的岁
月里，“人才”这两个字，实际上是禁用的，无人敢用。因为有毛主席的语录在：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您若胆敢自称为人才，岂不是个等着挨批的蠢才？
后来，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当时中共并没有说是为邓平反，而只是援引了毛泽
东的一段话，说邓是“人才难得”。既然老毛都亲自用了“人才”二字，所以人
才这两个字，才终于得以恢复使用，并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从77年中期开始，
人才两个字，逐渐出现在当时报刊文章中，使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龚自珍《己
亥杂诗》中的两句话“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成了当时中华大地民
间的强烈呼唤：它隐含着这样一层意义，中华民族被过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折腾
了这么多年，已经不成样子了，但愿天公保佑，能有人才降临神州大地。
　　现在回忆起来，在近30年前的77、78年的那段日子，中国民间虽然没有经济
改革的呼唤，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但却以盼望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呐喊，在间接地抵制着当年华国锋倡导的“蛮干”和“拼命”——这当然是具
有积极和正面意义的。事实上，距离当时20年前的1958年，中国大地已经犯过了
一次疯，因为“蛮干”和“拼命”已经付出了一次沉痛的代价，历史容不得我们
这个民族再重复犯一次。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呼唤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在
1977年底恢复了高考，中国终于重新得以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在今天看来，高
考的存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当时，高考给中国社会带来多么大的震撼，
如今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难以想象吧。通过高考的选拔而跨入大学门槛的大学生，
在当时所受到的社会尊重，大概也是中国的历史之最。大学生被称之为“天之骄
子”，亦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罗罗嗦嗦写到这里，就不难分析出，中科大少年班当时 “火”遍中国的大
江南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之原因了——这是因为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迷
茫：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每个成年人都痛感自己耽误自己美好的光阴
而身心疲惫，人们对于通过“蛮干”和“拼命”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完全
没有信心。这样，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人身上，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把这
群少年大学生当作还处在学习阶段的、单纯的孩子，而是把他们看作了人才，或
者说，至少是能够在未来振兴中华的人才——这如同经历了一生坎坷之后而陷入
绝境的父母亲，他们已经完全看不到自己这辈子还有什么翻身之日，所以就只好
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科大少年班的这群孩子们，就是人们当时希望
　　再补充几句题外话。如同中文里“小姐”这个概念在近年来已被糟蹋了一样，
“人才”这个概念，在这几十年来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中科大少年班火红的那
个年代，人才的概念是内涵某种使命感的，它虽不及救星那么伟大，但人才至少
也应当是精英，天降大任于斯人——人才，乃天公降下来振兴我们这个民族的超
人。所以，在70年代末期，甚至有一位叫雷祯孝者，要创立一门学科，叫做人才
学，在当时曾轰动一时。但很快，汉语中人才这个概念的使命含义开始下降了，
功利的含义却开始上升：八、九十年代，从原单位跳槽下海者，在把档案往人才
交流中心投放的时候，才忽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个人才！如今，一个巴掌大的
公司，可能只有一个老板加一个女秘书，招人时也胆敢号称是在“招聘人才”……
无怪乎，电影《天下无贼》里的那位贼头都可以说：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人才”这个概念，也被彻底糟蹋了。
　　原因之三：媒体的误导——一场造神的宣传
　　中科大少年班之所以成了那个时代的典型，除了中共宣传机器的需要和那个
时代人们的心态期望以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当年媒
体的误导，尽管这种误导并不带有任何恶意的成分。
　　在科大少年班中，媒体报道的最多的神童，大概非宁铂莫属。为此，过去这
些年来，宁铂在很多场合下都表示过，当年记者的报道有某种夸大的成分。但是，
似乎没有任何记者有兴趣去把这些陈年旧事的夸大之词细细纪录下来再整理成文
字发表，原因是，如今的公众对这位20多年前的名人，已经实在没有多大兴趣了。
不过，在本篇严肃地探讨中科大少年班的文章中，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把当年对公
众误导的部分忠实地记录下来。我始终觉得，如果当年对少年班学生的报道更客
观一些，可能就不会导致当年人们对这几个孩子如此疯狂地追捧，他们本人也不
会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心理压力。
　　为何宁铂当年没有参加高考就直接进入了科大？当年的报纸似乎都是这样报
道的：中科大负责招生的老师专门给宁铂出了一份难度不亚于高考的考卷，结果
发现，13岁的宁铂居然全部解答正确，可以得满分！
　　我刚到科大时，就向宁铂求证过这种说法。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宁铂给我解
释时，所露出的那一脸无奈：当年科大老师给宁铂的考题实际上有两份，一份是
很基础的数学题，记得宁铂当时还给我描述过几道题目的具体内容，我现在已经
完全记不得了，但记忆中其难度大概与1977年高考的数学题难度大概差不多，这
一份他宁铂的确是基本都答对了。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份试卷，是奥林匹克
数学竞赛题，宁铂当时告诉我，这套奥林匹克竞赛的试卷他连风都没有摸到，一
道也没有做出来，交了白卷。考完以后，他自我感觉是没戏了，才考了一门数学，
两份卷子就只答出来一份，别的科目都还没有考呢，怎么可能被录取？但实际情
况是，宁铂被破格录取了。在所有媒体报道的时候，那一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
试卷，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是的，媒体透露的倒是真话，只是没有说全，另外一
部分同样也应当阐述的事实没有说。犹如描述一个女孩，说她皮肤白、眼睛大就
打住了，还有身高只有1米5、三围一样粗却没有说，这是不是误导呢？
　　媒体多次报道的宁铂之另一神奇之处是，他的围棋水平奇高，居然连赢了时
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科院院长方毅同志两盘。这当然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方
毅同志官位虽高，但棋艺是不是也同样高？宁铂和方毅下棋的那天应该没有逃课，
是下午下完课以后才开始下的，而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
还碰到过宁铂：这样，大概只花了一个多钟头，他们就连下了两盘。高手对高手，
岂能一个多钟头连下两盘？事实上，宁铂的围棋水平，也就是能够参加校内比赛
的业余棋手水平。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和前面描述的一样，被媒体所忽略了：
宁铂告诉过我，他与当时在安徽的围棋国手王汝南下过一盘，我不记得宁铂说的
是被王汝南让四子还是让八子了，反正是让了这么多子以后，还输得个一塌糊涂。
　　宁铂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还有就是上通天文，下通中医中药，尤其是有天文知
识，被人们认为是了不得的事情：天上的星星叫什么名字都认得？的确，宁铂有
一次也给我们几个同学介绍过几个星座的名称，但他的天文学知识似乎也就这么
多，认得星星叫啥名字。事实上，这当中到底有多大的学问，可能是普通公众没
有细究的。当年，笔者曾经在图书馆借来看过一本书《怎样识星星》，参考一下
四季星象的变化，发现记住一个星星的名字和位置，大概不比记住一个外语单词
要难。而宁铂同学的中医中药知识大概也和他的天文知识掌握的程度差不多，知
道人体的常见穴位名称，以及常见中草药的功能。记得有一次我不舒服，要求宁
铂给我号一下脉，但他却一个劲地推辞，说是他的中医知识仅仅是看过一本中医
的书，也忘得差不多了，还从来没有实践过给人号脉，大概这是真的。
　　如果说，宁铂真有何神奇之处的话，可能还是他的文史知识方面。记得刚入
学不久，一次，有个同学站在后排的凳子上观看当时电视里播放的电影《桃花
扇》，我回宿舍后奚落了一句，大意是这婊子这么好看么。当时宁铂的插话，令
我大吃一惊。他说，可不能说明末年间的艺妓是婊子，那时候卖艺者是不卖身的，
在女性中的地位还很高，这一艺妓制度后来还传到了日本……我当时听完这番话
后，几乎是目瞪口呆。要知道，1978年的中国，还是一个何等封闭的年代，何况
那一年我才16岁，宁铂才14岁，我们都只长了淡淡的胡须。还有一次，因同宿舍
的同学施亮被教育部公派留学到荷兰，我买了一幅宣传画（价格大概是1毛钱）
给施亮送行，回宿舍时发现宁铂一个人在蚊帐里看书。忽然想到了宁铂不是会写
诗么，我立马前去，让他在这幅画上题个词。宁铂当时丝毫没有拒绝，我把画摊
在他床边的桌子上，他则从蚊帐里伸出一颗头，一只胳膊，欣然题词了一首七言
绝句。当时我十分感叹，因为这首绝句对我还有两个生字。可惜，如今我只记得
其中的一句了，是“各奔前程四海家”。果不其然，我们当年同宿舍的7位同学，
目前两位在国内（其中宁铂出了家），两位在北美，两位在欧洲，还有一位不知
道去向，果然是“各奔前程四海家”呢。
　　写下以上这些文字，笔者丝毫也没有抬高或者贬低老同学宁铂的意思，我只
是想还原宁铂的本来面目。应当说，宁铂虽然没有当年宣传的那么神奇，但也绝
对属于高智商的那一类人。他的优点是兴趣广泛，接受新知识快，但缺点是思维
不太严密，精确的演算能力差了些。这一缺点的后果是，考试得高分不太容易。
事实上，这些优点和缺点都和笔者本人很相似：笔者在科大那几年学习成绩平平，
从来没有得过什么高分，但也从来没有过不及格要补考的担忧。宁铂在大学的学
习成绩大概也和我差不多，既谈不上当年吹捧的那么优秀，也不是最近一篇文章
所讲，他有太多的不及格。但显而易见，他作为名人，比我当时的压力大得多。
科大当时是5年制，1982年和1983年，我们有两次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我是连考
两年，屡战屡败（毕业工作后第三次报考才成功）。而宁铂则是两次报考，两次
都临阵脱逃，不敢进考场，而且还要为自己编一个借口，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
犹如一位赛跑的落后者，没有这样的气概，即便落后了依然要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但却要故意走一下花步，做一下轻松的怪动作，给人造成的感觉是，好像自己是
没有认真在跑或者没有把比赛名次当回事……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际，我在想，如果当年的媒体不是把中科大少年班作为神
童，而是仅仅把他们当作智力较高的普通人来描写以展示给国人，情况会是如何？
可惜过去了的历史不能假设，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就不成立。中共宣传部门在树立
典型的时候，其思考问题的逻辑实际上是逆向的：并不因为你是神童，所以我们
就把你树成了典型；而是因为宣传机器需要典型，我们才造出了神童。当神童的
帽子扣在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实际上到底是神还是不神，这个问题就已经不重要
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的使命是用来鼓舞人们为四化而奋斗，所以，我们
就把你包装成了神童。
◇◇新语丝()()(xys.3322.org)()◇◇
载入中......
以追求宪政为荣，以妨害宪政为耻
以公民当家为荣，以官员做主为耻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际，我在想，如果当年的媒体不是把中科大少年班作为神 童，而是仅仅把他们当作智力较高的普通人来描写以展示给国人，情况会是如何？ 可惜过去了的历史不能假设，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就不成立。中共宣传部门在树立 典型的时候，其思考问题的逻辑实际上是逆向的：并不因为你是神童，所以我们 就把你树成了典型；而是因为宣传机器需要典型，我们才造出了神童。当神童的 帽子扣在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实际上到底是神还是不神，这个问题就已经不重要 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的使命是用来鼓舞人们为四化而奋斗，所以，我们 就把你包装成了神童。 当时的宣传是不考虑这些神童的，神童们只是工具，是花瓶。不过这让中国科技大学很是红火了一阵，沾了不少光。
但不管怎么样陈景润是为中国赢得世界荣誉的中国本土数学家。
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蒋建波
偶有个姐姐 就是中科大少年班的天才 现在人在美国 也没听说当了什么科学家。这个叫少时了了，大未必佳
是哦，我小时候挺有灵气，上中学后老被老师打，现在.........
[glow=100,back,55]谢谢参与[/glow]
本人认为，从中国人所处的环境来看，很难出著名科学家。就民族观念来看，中国人信奉“学而优则仕”，这也影响了人才的培养观念。中国小孩的父母让他们的子女认真学习，不是为了让他们将来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赚很多钱，有社会地位。这可谓是中国人心中最顽固的思想之一。就科研体制来看，科研工作者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课题，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去研究课题。
楼上几位谈论少年班，似乎只是由于这一篇外人的文章，你们看过少年班人写的文章？里面对少年班的描述充满了美好的怀念。你们看过少年班历届成材的记录么？毫不夸张的说，将少年班算成一个戏（在科大本来就是0系），这绝对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一个系。科大坚持了30年，还在办，这难道不能说明成功？少年班不是揠苗助长，而是给智力超常的少年提供一个适合他们的天地。楼上几位与无数不懂的人一样，都凭片面的理解对少年班质疑。没有少年班，他们的年华也许才真的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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