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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焦斌龙;冯文荣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山西太原030006 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北京100875
摘　要:企业家是资源的最终配置者，是技术创新的发动者、应用者和推广者，是制度环境的构建者和市场环境的塑造者，因此，企业家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推动力量。企业家转型滞后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缓的重要原因，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尽快推动企业家的转型。
　　摘要：企业家是资源的最终配置者，是技术创新的发动者、应用者和推广者，是制度环境的构建者和市场环境的塑造者，因此，企业家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推动力量。企业家转型滞后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缓的重要原因，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尽快推动企业家的转型。
　　关键词：企业家；企业家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34—04
　　一、企业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推动者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融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主体行为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对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但是，宏观经济增长方式是建立在微观主体——企业行为基础上的，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宏观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实现宏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首先实现企业行为的转变。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推动者。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企业家主导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是对资源组合方式的概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用投入产出效率或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的资源组合方式代替投入产出效率或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的资源组合方式。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家是最终的资源配置者，资源组合的改变最终都要由企业家来完成，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企业家主导的过程。
　　2．企业家是创新的引领者和实践者，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动者。无论是新技术的开发利用、能耗的降低、环境污染的治理，还是资源的集约型使用，都需要各级各类的创新作为保障，因此，创新是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关键。企业家首要的职能就是创新，是创新的引领者和实践者。用熊彼特的话讲，创新就是要寻找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角就是企业家。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企业家的职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更一般地说，利用一种新商品或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的没有试用过的技术可能性，通过开辟原料供应的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通过重组产业等等来改革生产模式或使它革命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创新，企业家是创新的引领者与实践者，因此，企业家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动者。
　　3．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发动者、应用者和推广者，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技术保障者。在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技术和技术创新以其特有的性质占据重要位置。每一次技术创新引发的技术革命都带来了经济增长的高潮，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技术创新带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罗斯托在对经济起飞的研究中认为：“起飞需要在社会上有一群准备接受创新的人的存在和成功的活动”，这些人就是企业家。企业家对创新及时作出反应，而且通过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带动经济增长和发展。首先，企业家是我国应用技术创新的重要发动者。技术要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就要求技术创新必须是面向市场的，即根据市场发展确定技术创新的方向。真正掌握市场需要的只能是企业家，也只有企业家发动的技术创新才能够直接带来经济增长。其次，企业家是中国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者。科技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要使一项技术创新成果能够被应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1)未来的创新者必须意识到技术创新的可能。(2)他们必须确信创新的成果将优于它所取代的旧技术。(3)他们必须愿意在创新中承担与创新相关的风险。(4)他们必须拥有购买力，以给创新提供资金。(5)必须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和地方得到所需要的物资。这些条件的满足事实上就是企业家发挥作用的过程。企业家不仅要洞察到技术创新的市场价值，清楚实现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条件，而且还要承担创新的风险，具体组织创新成果的转化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再次，企业家是中国技术创新的传播者。一个企业家首先采用技术创新成果获得超额利润，其他企业家意识到这种技术的市场价值，纷纷采用这种技术，并根据自己企业情况进一步创新，使这项技术成为新的行业标准，推动技术创新成果的传播。最后，企业家改变了我国技术创新模式。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创新主要由国家发动，科研机构进行技术研究，国有企业强制使用。企业家对市场的准确把握和其杰出的组织管理能力。使技术创新从方向选择上就来源于市场，并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家对技术的热衷，使技术创新成果具有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技术创新的传播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不断加速。在企业家的直接推动下。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模式初步形成。正是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我国技术创新高潮的兴起，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企业家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的直接构建者。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迟迟难以转变的原因，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换。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但是，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怎样的制度环境，不是由政府人为设计的，而是企业家提出的，并直接参与构建的。首先，制度环境改变的需求是企业家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变迁的动因通常是由于外来的冲击以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起的，但是，面对这些变化能够意识到其中的商机，并感受到原有制度环境制约、强烈要求改变制度环境的则是企业家。其次，制度环境的改变是企业家实现和完成的。中国制度变迁过程是企业家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实现者和主体。比如，在企业制度创新方面，正是企业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满，一方面在体制外发展民营企业，并突破民营企业家族制的束缚，推动了向现代企业的转变。另一方面在体制内直接“操纵”了公有制企业从生产单位向市场主体的转变，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全过程。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正是企业家对国有制这种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大力发展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推动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等等。最后，企业家改变了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进而改变了制度创新方式，从而使其成为了我国制度环境改变的主体力量。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也存在着企业家对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影响，但是，由于国家掌握着控制权，整体而言，制度变迁方式和制度创新方式主要表现出国家强制推动的特点。随着企业家阶层的兴起和企业家精神在社会中的扩展，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企业家发动的需求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5．企业家是市场体系的建设者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市场环境的塑造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技术的应用、制度环境的构建，还是创新能力的培养，都必须以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为基础。企业家是市场体系的建设者的角色决定了其必然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市场环境的塑造者。马歇尔认为，企业家的作用是从把原始的生产资源变为成品这一“产品成熟化过程”中去发现不均衡因素，并给这一过程制定出经济上更为合理的方向，使之秩序化。企业家是“产业这一车轮的轴心”，这个轴心承担着市场结构活动的全部负荷，企业家就是“中间商人”。柯兹纳旗帜鲜明地把企业家作为推动市场结构的主体。他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于：从确认现实经济中不能完全掌握所有交易情报这一事实出发，必须迅速发现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机会，并作为中间商参与其间，来促使交易机会的实现。企业家的出现，有助于克服在产品市场上销售产品和要素市场上购买要素的不可靠性，即选择什么样的投入与产出组合的不可靠性，从而推动市场过程中竞争作用的发挥。
　　二、企业家转型滞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缓的重要原因
　　企业家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推动者，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家转型滞后。笔者曾经对我国企业家的成长历程进行了概括和研究，将我国企业家分为了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家，民营企业家经历了集体干部——暴发户——生产者——经营者的成长历程，正在逐步向现代企业家转型，并指出了这种转型的困难和漫长。国有企业家则经历了生产计划执行者——生产者——承包者——准企业家的成长历程，距离现代企业家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正是这种转型的滞后，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企业家对短期利益的非理性追求，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企业家是资源的配置者，各种资源的配置最终都要由企业家完成。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程，适时转变配置资源方式，是企业家转型的核心内容。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经济转型带来的市场不完全、政府干扰以及体制转轨的约束，承载配置资源重任的中国企业家受此影响，没有形成科学的发展理念，行为动机非理性，将追逐短期利益作为了经营目标；行为手段非理性，将靠灵感、靠大胆和想象力，生产一个产品甚至创造一个概念，然后疯狂地进行市场运作聚集大量财富作为主要的经营手段。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在变化的新环境里往往显得困惑、迟钝和无所适从，他们很难走出以往的思维定式，将在创业时期的经营管理经验仍然视为企业壮大之后的经营法宝，将卖方市场刚刚步人买方市场时的投机当作买方市场条件下的经营手段，将体制转轨初期的不规范操作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形成下的经营方式，正是这种固定的思维定式使企业家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继承”下来，并使这种增长方式也进入了固定的恶性循环轨道，经济增长质量始终难以提高。如山西过去由于煤炭价格较低，山西许多企业家被迫加强煤炭企业的技术改造，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2003年以来爆发的能源需求，造成了煤炭价格暴涨，多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在强劲的市场需求面前被彻底抛弃，大家一窝蜂的开始了对煤炭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山西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频频爆发的煤矿爆炸事件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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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内容简介：
　　该书从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讲起，回顾了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程，总结了中国过去发展的进程，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应该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回答的是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和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该书从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讲起，回顾了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程，总结了中国过去发展的进程，从早期毛主席时代强调重化工业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道路和出口导向战略，并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应该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改进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格局。做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最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制度基础，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改革。
　　在其另一著作《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中，吴敬琏也提出坚决主张增长模式转型，救济型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不足以让底层真正走出困境，西方国家是通过产业转型来改善劳动阶层的处境而实现相对富裕的，这条路中国也必须走。
　　从1979年开始，吴敬琏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对“十一五”计划和产业转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著作。这本书以著名经济学家敏锐的专业眼光和丰富的经济学、历史、哲学和现代技术的专业知识，从广阔的国际视野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和转换问题，将对中国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也将是一部在中国经济学宝库中留下重要位置的书。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选题意义重大，逻辑脉络清晰，论证严谨周密，对策措施针对性强，不仅对制定“十一五”规划及目前的若干政策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后发展战略的提出及其政策制定，也将发挥重要作用……的确是一本值得细读、深思评将被经济发展现实不断印证的好书，不仅能使读者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和了解，而且可以使读者体验与当代经济学人家进行思想对话的愉悦。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关键时刻推出来的一本力作，探索了对经济增长模式的新认知，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并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逻辑和转型的方向，详细分析了转变增长模式的政策，将理论的知和实践的行相统一。很多人说增长模式转变是知易行难，实际上是行难知亦难。该书不但给了我们“知”。更将知与行结合，给了我们抉择的方向和行动的具体政策，这也是该书另一个重要的贡献。
本书是作者在发展面临的又一次，“为了回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在近五年的思考基础上，遍览古今中外文献，悉心研讨理论与政策而推出的最新力作。书中直指中国增长模式和存在的，全面回应了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七大。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1.2.1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1.2.2 增长方式和增长模式
　　1.2.3 Ⅰ、Ⅱ部类的划分和轻重工业的划分
　　1.2.4 服务业和三次产业的划分
本书的结构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
早期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
　　2.1.1 早期经济增长和狭义工业化
　　2.1.2 理论概括一：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社会矛盾激化
　　2.1.3 理论概括二：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专栏2.1 从“工业化论战”到斯大林工业化路线的确立
　　2.1.4 理论概括三：从“霍夫曼定律”到“重化工业化阶段”
　　2.1.5 理论概括四：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和相关的发展
　　2.2.1 从早期经济到现代经济增长的革命性转变
　　2.2.2 现代增长
　　2.2.3 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看新型道路
早期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
　　2.3.1 “苏联现象”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陷阱
　　2.3.2 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从“奇迹”到危机
　　专栏2.2 东亚金融危机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
“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广泛应用
　　3.1.1 现代技术（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兴起
　　3.1.2 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化
　　3.1.3 革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经济效率迅速提高
.1 通用目的技术（GPT）
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3.2.1 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专栏3.2 金万堤论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化工业运动”
　　3.2.2 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影响
　　3.2.3 为什么服务业发展能够对提高效率起重大作用？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渗入和改造各产业部门
　　3.3.1 信息技术创新的三次浪潮
　　专栏3.3 硅谷为什么成为创新者栖息地？
　　专栏3.4 部分国家的信息化战略
　　3.3.2 计算机生产率悖论：信息通信技术（ICT）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率
　　3.3.3 ICT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4.1.1 早期增长模式在中国影响深远
　　4.1.2 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在中国
　　专栏4.1 毛泽东论中国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增长方式的探索
　　4.2.1 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调整和效率改进
　　4.2.2 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体制基础仍未消除
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偏差的消极后果
　　4.3.1 负面效应的综合表现：“扬短避长”，造成经济整体效率下降
　　4.3.2 负面效应的具体表现
　　4.3.3 过度投资扭曲了经济结构，并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金融系统风险积累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
　　5.1.1 鼓励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
　　5.1.2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专栏5.1 供应链管理
　　5.1.3 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效率
　　5.1.4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
只有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才能实现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
　　5.2.1 以技术进步为例
　　5.2.2 以发展服务业为例
　　5.2.3 以信息化为例
改革攻坚，建立健全内涵增长的制度基础
　　5.3.1 继续调整和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
　　5.3.2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
　　5.3.3 注重金融体系的基本制度建设
　　5.3.4 改革科学和教育体制，形成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
　　5.3.5 坚持信息化与改革同行，普及应用信息通信技术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5.4.1 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
　　5.4.2 建设有限和有效政府需要的配套财政改革
　　5.4.3 履行政府应有职能，建设有效政府
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浙江经济发展考察报告（摘要）
中国的三次产业划分
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
“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
中国到底该采取怎样的增长模式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读书笔记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在发展的关键时刻”。为什么说现在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呢？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能量，时至今日，各种改革已基本接近尾声，体制转型虽然还有潜力可挖，但要以此支撑下一个十年的超常增长，似乎勉为其难。所以举国上下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经济增长的推动器。但是对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在本世纪初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以高能耗、高污染和大量占用土地为特征的重型工业化浪潮再一次涌来。许多人深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化工业化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如果抓住了重化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长”。（P8）在强调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的21世纪，这样的增长竟然再一次占了上风。
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敬琏老先生为了回答我国当前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对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做了深入的研究，写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以期回答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为什么重型工业化道路的风气会在中国兴起？那些支持中国走重型工业化道路的专家学者所依据的又是什么？吴敬琏老先生查阅了大量的发展经济学文献，对发展经济学理论脉络进行了梳理，指出重型工业化道路所依据的不过是已经过时的理论。作为重型工业化理论依据的“霍夫曼经验定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将超越消费品工业的生产，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结构中的主导企业——并不真是一个定理，而只是在早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将会在以后持续下去的假定前提下对未来作出的预言。这种简单外推所得到的结论，显然只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关于结构变化的假说。（P33）库兹涅茨引用日本经济学家盐谷佑一的论述，批评霍夫曼关于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划分不够确切，并且认为“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看不出存在什么‘霍夫曼定理’”。虽然“霍夫曼”定理只一个并未被后来的经验数据证实的假说，但在中国，由于它的内容恰好与曾在我国处于支配地位的苏联工业化的理论和经验有许多共通的地方，“霍夫曼定理”常常被看作一个分析工业化进程的可靠工具。
对“霍夫曼定理”并不正确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苏联的重型工业化道路。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经济发展是按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进行的；或者像速水佑次郎所说，“苏联的经济计划可以认为是在政府指令下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以推动经济发展的极端情形”。（P45）然而，苏联的经济增长却始终落后于同期的先行工业化国家。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研究，得出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源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来源于效率的提高。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在苏联经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即使在苏联领导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不触动体制上和增长模式上的根源，只靠研究开发投入的增加，虽然在少数领域（如人造卫星等）取得了世界性成就，但总体上却一直缺乏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目标。
在总结了早期增长的相关理论之后，吴敬琏老先生着重讲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指出19世纪后期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实现了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积累和其他资源的投入驱动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之类和效率的提高驱动的转变。（P36）库兹涅茨西欧和北美主要工业化国家到20世纪中叶为止的50-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以后，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调整的基础上。而我们在重工业浪潮中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早期增长模式的延续，根本不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吴敬琏老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从重型工业化的道路上走出来。从“工业化道路”的意义上说，就应当认为，当一个国家实现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革命性转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而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是吴敬琏老先生在本书中从头到尾所提倡的。
在论证了早期增长模式和传统工业化道路缺乏效率和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之后，吴敬琏老先生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以及当前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苏联的强大影响下，我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全盘接受了苏联20年代的工业化观念，“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更是把投资驱动增长的做法推倒了极致，虽然依靠高投资和高消耗实现了产值的高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P101）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国领导多次作出决定要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由于体制和政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根本转变的目标迄今尚未得到实现。吴敬琏老先生把增长模式改变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体制和政策仍旧遗留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中”（P114）。具体表现为：第一，把数量扩张作为主要目标的旧思想和老做法没有彻底改变；第二，各级政府继续保持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政策的干预权力；第三，财政体制的缺陷使各级政府官员有动力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第四，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鼓励高资源投入、低经济效率项目的扩张。因此，“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被复制出来，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增长模式乃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随后，吴敬琏老先生列举了“重型工业化”浪潮带来的主要问题：第一，造成了土地、淡水、以及煤、电、油、运以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第二，使我国的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第三，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第四，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在详细叙述了当前工业化道路所存在的问题之后，吴敬琏老先生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指出中国为了改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第三，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应当利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向相对高效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P141）
在本书的末尾，吴敬琏老先生阐述了我认为本书最为精华的思想：要真正做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支持这种转变的制度基础。这必然要求我们加快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最为关键的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增长模式能否转变，最终取决于政府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目前我国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转变增长方式，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和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矫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关键在于实现价格市场化，把定价权还给市场，要素价格由它们本身的稀缺度而不是由行政官员决定，市场机制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最后的最后，吴敬琏老先生总结道，目前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建立健全内涵增长的制度基础”，这样的分析判断可谓一针见血。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但是，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迫切任务能否完成，将最终决定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转变的成效。”
通观全文，本书可谓是“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既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也引用了李嘉图、凯恩斯、萨谬尔森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既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论述了我国的经济，一本近30万字的小册子，光注释就有300多条，仅主要参考文献就有一百多篇，图表、公式等也为数不少；内容不仅是论述经济发展，而且涉及技术等领域。然而，本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吴敬琏老先生没有挑明，但是本书给读者的直观印象就是吴敬琏老先生宣扬的是美国、英国的经济发展，把美国增长的“模式”称之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但是2008年也就是本书增订本出版的时候，美国就爆发了经济危机。被吴敬琏老先生奉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现代经济结构”典范的美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彻底摧毁了美国的虚假繁荣。本书在评论东亚金融危机时，认为金融危机是因为“一些东亚经济的高增长率主要来自高额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这场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政府主导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是造成金融风险积累直至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重要原因之一。”（P48）如果说当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是因为发展模式不正确、政府主导造成的，那么吴敬琏老先生所推崇的作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代表的美国，怎么也爆发了经济危机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本书的局限性或者说是吴敬琏老先生的经济发展思想的局限性。
吴敬琏：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政府自我革命
编者按：２００６年，“节能、减排”这两个“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约束性硬指标未能完成，而从刚刚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的数据中我们发现，虽然增速有所回落，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投资增长仍然高达１４．３％和２５．１％。人们确实有理由担心：“节能、减排”的指标今年是否能够达到要求？
　　在“十一五”规划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基本指导方针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走出传统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可喜迹象，但一年半的实践也表明，摆脱对旧增长模式的依赖，绝非易事。
　　正如吴敬琏教授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所指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最终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所以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一自我革命，因为这将决定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败。
建设有限和有效的政府&&&&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的结构调整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出，各级政府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成为经济结构的主要调节者，是过度投资、产业结构恶化的最主要的原因。对经济资源的行政支配权不但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还会造成政治上的破坏。从现在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和盗窃公共财产的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到，各级官员掌握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所造成的“寻租”和“设租”环境，能够给党和政府的机体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害。
　　因此，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转变增长方式，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必须实现邓小平反复强调过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避免政府“越位”，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企业、商会和其他社群组织。矫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关键在于实现价格市场化，把定价权还给市场，要素价格由它们本身的稀缺度而不是由行政官员决定，市场机制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
　　政府坚决把自己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群组织和市场去处理，并不等于政府放弃自己应有的职能，实行“无为而治”或者无所事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需要政府低成本地履行以下几方面的职责：（１）提供法治环境；（２）通过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３）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公平；（４）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加以弥补。
需要财政改革做配套
　　建设有限和有效政府，需要国家财政顺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改善整个政府体系的动力和机制。
　　目前，我国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融资的财政系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继续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盈利性的企业；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在义务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甚至社会治安维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做到：（１）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逐步规范公共财政支出范围，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逐步减少对企业的经营性发展项目的直接资助，增加对教育、科学、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的保障力度；（２）对现有的政府间财政体系进行根本的改革，重新调整税收收入的分配办法，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把提供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确定为中央政府的责任；（３）将转移支付体制从特定的补贴转向一般性的转移和收入分配制度
；（４）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立法机关在政府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最终实现政府预算的法治化。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公共物品的提供固然需要政府出面来补充市场的不足，但并不是说，公共物品仅仅应当由政府来提供，而只是说，私人往往不愿或不能提供社会最优的数量。因此，目前世界各国无不鼓励和激励私人非政府组织（ＮＧＯ）提供公共物品。后者往往在组织方式、信息取得等方面具有优势，政府应当鼓励而不是限制这类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中的作用。
　　与此相关的是，现代社会变得愈来愈复杂，变得愈来愈多元化，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得高度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事务完全由国家来处理，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来提供，不仅成本太高，而且副作用很大。因此，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公民社会的建设，强调各种社群组织的作用。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发挥工会、商会（行业协会等社群组织）的作用，使它们能够有效保护自己成员的利益，同时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施自我纪律。
　　总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同时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只有成功实现这样一个转变，中国才能在这个发展变化的世界中真正自立自强。其中，基础性制度建设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而政府职能转变则是关键中的关键。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但是，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因为这一任务能否完成，将最终决定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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