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TA的老妈子 女人如何优雅地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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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爱情中有掉价吗？有的。你为他付出很多，他不但没有感受到，还使劲远离你。爱情有独占性和排他性，但是不代表你要紧紧束缚着他在身边。
只要是对方喜欢的，你宁愿委屈自己也要换他一笑，为了和他见面，你推掉了早已约好的聚会，你为他付出所有，他却不见得会领情，最后你大喊：“为何我付出真心，你却视而不见。”别先为自己委屈，这一切也是有原因的。
他不接电话就使劲打
他不接电话就使劲打
因为想他担心他，一个电话打不通，你连续打N多个电话，这样疯狂的你可能会吓到他。即便你因为爱，时刻想听到他的声音，但男人却并不会这样想。比如他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在主持部门内的座谈会，在和好友看球……如果这个时候，你非要打通的电话，只会惹烦他。他不会觉得你非常需要他，反而认为你真的很闲、很无聊、很麻烦的一个人呢。
你是他的老妈子
你是他的老妈子
为他洗衣做饭，甚至他的脏袜子你都乐此不疲的洗刷刷，你以为他会因此感动，是的，刚开始他的确会感激你，但时间长了，你就是他的保姆，甚至认为这是你应该做的，这样的恋爱关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在他眼中，你又是什么形象你有想过吗？
也许男人口中说需要一个贤惠的女人为他打理生活，但是这样的举动，你在他眼里和他的老妈子有什么区别？有人对自己的老妈子有伴侣一样的感觉吗？同一样事情，妻子和妈妈做的，也绝对不一样。
对他你可以做到24小时待命
对他你可以做到24小时待命
他的一个电话，你随叫随到，只要是和他有关的事情，你都会有时间。男人对于太容易得到手的东西往往不知道“珍惜”二字的意义，更会忽略你的感受，因为你自己可能都忽视了自己，眼里都是他的存在，你还指望别人在乎你吗？这样的你，可能并不会引起他的重视。别说男人是贱人，换成是女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对于随手可得的东西，往往都不会觉得珍贵。这只是人类的劣根性。
时时刻刻追魂Call
时时刻刻追魂Call
他和朋友约会，你查问朋友的名字、性别、约会地点，他说加班，你就晚上八点准时打电话到他办公室查岗，亲爱的，爱情里若是有了“监视”，那这段感情还有什么幸福可言？他若真想逃避，你可能时时查岗都不见得有用，爱情再美，也要有尊严。
如果是他有出轨的迹象，你这么做是维护自己的权益，绝对有理由的。但是，时时刻刻如此，只会让他觉得烦。虽然我们都想风花雪月，但是生活中这些只不过是点缀。我们需要和周围的人交往，需要工作，需要在爱情之外，拥有一些其他东西。《卧虎藏龙》中，周润发和杨紫琼说的那样，静下来想想，放手是另一种紧握的方式，你收到了吗？
责任编辑：E_臧文博
“我还没准准备好，我还没挣够钱!”“我还需要自由!”每当谈到结婚的时候，男人就会振振有词，找出各种理由来推脱。这些理由，都冠冕堂皇，让女人往往心中着急，甚至伤心落泪。别哭，你能做的还有很多！
男人出差，或正常工作时，女人会莫名的打来电话，寓意着女人寂寞了，想你了。
离春节放假的时间是近在眼前了，许多单身男女不得不面临回家被父母催婚的心烦，或是被父母安排不得不去相亲的尴尬，问题在于你不回家还真不行，你不去相亲还真不行。
我和他从小就在一起，在我的记忆里，从我懂事以来，都是他一直陪伴着我。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父母带着我搬家了。那时候，我们就分开了，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书信。
所有处在恋爱年龄的女孩子，总是分成两派：一派说，爱对方多一点是幸福的；另一派说，对方爱我多一点，才是幸福的。也许，我们都错了。爱的形式与分量从来不是设定在我们心里，你遇上一个怎样的男人，你便会谈一段怎样的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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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笔下的晚清山西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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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晚清末期出任山西大学堂西学斋总教习。
作者：沈迦
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晚清末期出任山西大学堂西学斋总教习。山西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三所官办大学之一，另两所是京师大学堂与北洋大学堂。作为一校之长，苏慧廉与当时山西的高层有颇多的往来。晚清社会动荡，封疆大吏调动频繁。苏慧廉在晋五年，山西的巡抚就换了三人。苏慧廉与夫人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都有回忆录传世，他们的女儿谢福芸（Dorothea Hosie）也撰写了多本关于中国的书，在这一家人的笔下，他们眼中的山西巡抚呈现了别样的面貌。&
苏慧廉全家福，后排为儿子海生与女儿谢福芸。约摄于1900年。
（Malcolm Bull's Calderdale Companion）
&&&&&&&&&&&&&&&&&&&&&&&&&&&&&&&&&&&&&&&&&&&&&&&&&&&&&&&&&&&&&&&&&&&&&&&&&丁宝铨
苏慧廉一家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7月抵达太原的。当时山西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已接近尾声。在热烈的欢迎队伍里，挤在人群里的苏慧廉初次见到了Great Man&Ting（丁大人）。路熙在晚年回忆录《中国纪行》 （A Passport to China&）[1]中记载了这一幕：
近年来大出风头的是丁大人。英国公司曾拥有一定年限的煤矿开采权，而丁大人争取向英国赎回山西煤矿。他从北京回来的时候，被当成了英雄。他进城的时候，城门内外人山人海。迟钝的人们变得这么热情，真的很有意思，值得研究。丁大人红光满面，眉开眼笑，看见我们，还向我们问好。我们也为这一次外交成功向他祝贺，因为煤矿毕竟非常宝贵。
这位被路熙称为“省之瑰宝”的丁大人就是后来出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丁宝铨（），字衡甫，号默存，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光绪十五年进士。
丁宝铨。（《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屡被提及的山西保矿运动发生在1905年。按传统史书的叙述方式，保矿运动的背景是：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后﹐掠夺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成为其对华侵略的主要内容。腐败的清政府根本无力保持国家的主权﹐中国的路权和矿权大量落入列强手中。
日，山西商务局经光绪批准，同英意联合的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规定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及他处煤﹑油各矿的开采权转归福公司办理，限期六十年。
因山西对外运输困难，再加上后来的义和团事件，福公司取得开矿权后一直未着手开采。 1905年2月，山西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准备开采煤矿。这时﹐福公司也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当他们发现当地正在自行开挖煤井﹐便向清政府要求，希望遵守已订立的章程，禁止中国人在以上各地办矿。这本是一件经济纠纷，不料却激起山西爱国人士的愤怒。当地士绅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懋赏等三百四十三人联名上书山西巡抚张人俊﹐指责原订合同使中国人丧失利权，要求废止。
山西大学堂的学生也积极参与了争矿运动。绅学各界代表联名禀请山西巡抚，要求批准创设“保晋矿务公司”，让自己人开采本省各种矿产。1907年春，保晋公司成立。8月，清政府电令时任山西按察使丁宝铨负责与福公司交涉赎矿事宜，1908年，终以赔偿白银二百七十五万两为条件，与福公司签订了《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十三条。声势浩大的保矿运动，终于迫使福公司放弃开采权，在索取赔偿后退出了山西。丁宝铨由京返晋，代表历时三年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宣告结束。
苏慧廉与丁宝铨就此相识。丁氏1908年调任布政使，次年底升任巡抚。在晋时两家人常有往来，并过从甚密。路熙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她与丁宝铨夫人的友好交往：
丁大人在校长家拜访的时候，苏慧廉让他来见我，丁大人没有拒绝。那些官员太太来看我的时候，也都很乐意看到苏慧廉。但我去她们家拜访，情况就不是这样。我去衙门拜访她们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男士出现。看来所谓革新，只是外部，内在还没有变。为了回报丁大人和丁太太的友善，我们请丁太太共进晚餐，准备好好招待她。预订的时间是六点半。送走最后的客人，时间很紧，我赶紧穿上了礼服，几乎没有时间洗脸。丁太太和大批随从正好准时来了。
我邀请了五位英国女士来见丁太太，一位唱歌唱得很好，三位能讲流利的中文，最后是位矿藏学教授的妻子。我像个绅士一样伸手拉着丁太太进入餐厅，她笑得浑身发抖。她能熟练使用刀叉，但吃的很少。这次晚饭能成功全靠了圣诞节留下的彩包爆竹（外面包有装饰性硬纸板的小圆筒，里面装有糖果或聚会纪念品，从一端或两端同时拉出纸绳时，会发出爆裂声）。我们马马虎虎吃着，中途想到了这个余兴节目。丁太太忙于玩彩包爆竹，更没空吃菜。二十一岁的她很喜欢拉彩包爆竹。她不仅喜欢爆竹里面的东西，连外包装她也要。我们欣然同意。结果她在一身的珠光宝气之外，还戴上一个小玩意回家。至于帽子、图画、假面具、假鼻子，扎成一堆，让女仆保管。这是我玩彩包爆竹玩得最满意的一次。
在晚饭前，我们那位善于唱歌的客人自弹自唱了一首英文歌。丁太太坐在她身边，听着她训练有素的嗓音，看着她熟练弹奏钢琴的手指。钢琴是用火车运到山西，由骡子驮进这里。九点钟的时候，传来这么个消息：
“大人派人请太太回家。”
于是丁太太就回家了。
她上了四轮马车，近来太原城有七辆这样的马车，这是其中之一。车子在泥土坚硬的网球场地等她，上车后，马车离开。我们开心地道别。第二天早上，我很难过地听说回家途中，丁太太的马车翻了。
“但她没有受什么重伤。脸部擦伤，还有头上的一两颗珍珠丢了。”
“我一点也不奇怪会出意外。丁太太叫车夫来载我去衙门的时候，车夫就是这样在街上横冲直撞。”
这时候，我和身边的女士大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因为我们身后就有一位快马加鞭的车夫。他一定要跟住我们，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出示我们的卡片。
似乎丁太太离开大学操场的那晚，月光明亮，洋式的道路铺着碎石，很平整。但是这位鲁莽的车夫拐弯太快，狠狠地撞到了水沟边的大石头上，车翻了，丁太太被扔了出来，在这样旧式的马车里结束飚车和西式娱乐的一夜。
不过，故事没有就这么结束。关于我们的晚餐有一个不错的结局。第二天，一个穿制服的仆人给我送来了丁太太的礼物：墨绿的花瓶和红漆的托盘，都很贵重。我不愿接受，又不敢全部拒绝。于是我留下了红漆托盘，不怎么贵的一个。仆人一口拒绝：“你一定要两个都留下。”
他催促许多次。我没有办法，只好接受。丁大人后来告诉我制作墨绿色花瓶这种工艺在中国已经失传了。
之后我们彼此拜访，都非常满意。有一次，丁太太问了一个问题，吓了我一跳。
她直接问我：“你觉得中国人和英国人通婚怎么样？”也许她听说在太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严肃地看着她，简洁地说：“时机还不成熟。”
她大力点头，直白地说这也是她的观点。
我去看丁太太的时候，曾见到些有趣的东西。我去太太房间的时候，经过一个庭院，庭院里堆着许多银元宝，略显灰色，鼓鼓的、很重，样子就像裹脚女人的鞋子。这是从全省各地收上来，拟上交户部，丁大人当时正是布政使。在中国内地，旅行者就带着银元宝旅行，每到一地，就去钱庄敲掉点银子换成铜板。铜板是中国用得最多的货币形式。我就在太原府的衙门看过银元宝，别的地方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无论在太原还是在温州，苏慧廉的上海银行的支票和银元宝一样有效，而且方便多了。
如果我在中国官太太中就认识丁太太一个，那未免让人失望。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觉得丁太太漂亮，因为百花入百眼。一次，我和一群中国年轻人谈到一位女士，下面一片沉默。这位女士他们都认识，很讨西方人喜欢。其中一人怯怯地说：“这位女士，按中国的观点看，算不上好看。你们喜欢她就因为她不太有中国味。”
也许丁太太也是如此。慢慢我知道她不是丁大人的原配夫人，原配夫人独自留在丁大人遥远的老家里，这位是二房太太。也许因为她生下一个好儿子，所以丁大人带她来山西，让她做山西省的第一夫人。
路熙见到的这位年轻夫人，姓吴。据《山西巡抚丁恪敏公墓志铭》记载：“夫人杨氏，侧室管氏、吴氏。子晋生、晋来、晋成，皆吴氏出。”&&留在域外的这段英文描写，可能是吴氏留在人间唯一形诸文字的记录。
苏慧廉夫妇在太原家中。（The Missionary Echo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es）
路熙还记录了丁大人曾为一件事向苏慧廉诉苦：&&&&&&&&&&&&&&&&&&&&
当时，山西省大量农民种植鸦片，名声狼藉，在朝廷的支持下，丁大人派人取缔鸦片种植，农民纷纷反抗。丁大人派一队人马震慑住他们，把鸦片连根除掉。一次农民坚决抵抗，拿农具对抗士兵。于是发生激烈冲突，死了十一个人。他对苏慧廉说：“朝廷谴责我，其实我取缔鸦片种植也是按命令行事。”&&&&&&&&&&&&&&&&&&&&&&&&&&&&&
路熙不知道，就是这次冲突改变了丁宝铨的人生命运，同时也改变了山西后来的历史进程。
山西近代史上把这次发生在交城、文水两地的民变称为“交文禁烟惨案”。据《山西文史资料》第三辑一篇题为《山西交文惨案始末述》的文章记录：
一九○九年，岁己酉，秋收告歉，麦种失时，交（城）文（水）两县农民，为了亡羊补牢，播种鸦片。当时虽有禁种之令，但清末政治不过一纸空文，既未家喻户晓，人民亦莫由而知。逾年庚戌，春雨及时，烟苗茁壮，未几，叶茂花繁，正喜收获在望，而铲烟之令遽颁。县衙因执行困难，为推卸责任计，先后呈报大吏。彼时，山西巡抚丁宝铨闻报，即派新军混成旅管带夏学津带兵前往，驻扎开栅镇，帮同两县知县铲烟，分兵分段，督令根除。人民生死关头，环跪哀求，愈趋愈众。该夏学津鲁莽灭裂，不善陈兵劝导，宽猛兼施，反恃其为丁抚亲信（其妻姿容妖艳，人称夏姬，传言拜丁为其义父，日常出入抚署，颇有非议），群众略事哗噪，即操切从事，下令排枪射击。一刹那间，哭声震天，死伤群众三四十人；更威逼人民，持竿横扫，烟苗顷刻而尽。
丁宝铨下令铲烟的背景是清廷于1906年发布严禁吸食鸦片的谕旨。作为巡抚，丁氏自然守土有责。但因种鸦片收益高，不少农民“下有对策”，并期望以聚众抗争的方式成为一种自保的手段。对普通百姓而言，禁止鸦片、健民强国，只是一句必要时喊喊的口号而已。
丁宝铨带令禁烟，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他的错，在于手下开枪了。政府向人民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它就输了。在现场下令开枪的人叫夏学津，新军混成旅管带，以治军严格而著称，也是丁宝铨在军界的干将。
交城、文水的枪声，在震惊三晋的同时，也给了正在伺机而动的山西同盟会会员“扫除革命主要障碍”的一个机会。同盟会会员王用宾任总编的太原《晋阳日报》，借机连续登载揭露丁宝铨、夏学津镇压民众造成流血惨案的报道。《晋阳日报》作为同盟会在山西进行宣传鼓动的重要阵地，自然熟稔宣传手法。在揭露暴行的同时，也迅速抓住丁宝铨的“生活作风”问题，称夏学津之妻美艳，时常出入抚署，两人关系暧昧。这则桃色新闻，让丁、夏立马身败名裂。北京《国风日报》、上海《申报》随后也予以转载，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与此同时，同盟会会员又专赴京城，特请御史胡思敬上疏弹劾丁宝铨禁烟措置失当。丁、夏虽知此事背后有革命党的策动，但终究压不住舆论的攻击和朝廷的追究，后来分别受到了撤职留任和撤职的处理。民国成立后，大家才知道，这场“倒丁运动”的背后主谋是阎锡山，他以此挤走夏学津，顺理成章成为二标标统。革命党人从此把山西的军权控制到了自己手中。号称“能吏”的丁宝铨，仕途从此向下，宣统三年（1911）“病免”。
路熙记载，丁宝铨不无委屈地对苏慧廉说：“朝廷谴责我，其实我取缔鸦片种植也是按命令行事。”但苏慧廉说：“十年二十年后，你就会明白，做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陆锺琦
丁宝铨是日被免去山西巡抚一职的。他离开抚署没多久，武昌城头就响起了枪声。
太原的光复是在日凌晨，以阎锡山为代表的新军一千余官兵在狄村军营誓师“北应”。拂晓时分，起义军赶到太原承恩门，已被同盟会争取的巡缉队同志打开城门，起义军趁着微露的曙光涌入太原。起义部队快速赶到巡抚衙门，用石条砸开大门，击毙守卫后，直接面对接替丁宝铨的新任巡抚陆锺琦。
陆锺琦，字申甫，顺天宛平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做过溥仪父亲载沣的老师，有孝子之称。他7月11日刚由江苏布政使上调山西巡抚，履新还仅百天。关于发难现场，阎锡山半个世纪后在台湾出版《早年回忆录》时，有所记载：
陆巡抚此时衣冠整齐，立于三堂楼前，陆公子亮臣随其旁。陆公子说：“你们不要动枪，我们可以商量。” 陆巡抚说：“不要，你们照我打罢！”当时因陆巡抚之随侍有开枪者，遂引起革命军之枪火，陆巡抚及其公子亮臣均死于乱枪之中。陆巡抚、谭协统、陆公子，与我们的立场虽异，而他们忠勇孝的精神与人格则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对他们的尸体均以礼葬之。
陆公子名光熙，字亮臣，亦是进士出身，东渡日本学陆军，与阎锡山是同学。卒业归，授编修，擢侍讲。为人亦极孝，曾有割股疗亲之举。一说其在东京留学其间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汪精卫等有交，负使命回国，劝其父反正。不料，事尚未成而晋军变，他倒在了革命同志的枪下。
起义士兵后冲入内室，将陆锺琦的妻子唐氏和仆役万春杀害。陆锺琦十三岁的长孙陆鼎元也被刺伤。陆氏几遭灭门。
时任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是年11月24日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Grey）爵士的信函中，也提到陆锺琦之死：
上月23日，太原府城陷落，当时革命党人前往巡抚陆锺琦的官邸，陆锺琦回答那些质问他的人们说，他拒绝停止他对清朝的效忠；他还告诉那些攻击他的人们，他宁死不降。因此，他被枪毙。有一位从太原府给我提供情报的人，后来察看了巡抚的尸体，发现他的胸部有两处弹伤。他的妻子和儿子遭遇同样的命运，后来他的官邸被焚毁，于是城内大部分地方遭到抢劫和焚烧，人们被任意屠杀。然而，革命党人注意不使外国人受到伤害，并且在他们被迫不能外出期间，向他们供应食物。
光复那天，丁宝铨可能已离开太原，如果他还是巡抚，谁是枪下鬼就不得而知了。&&&&&&&&&&&&&&&&&&&&&
杀了巡抚，太原起义宣告成功。当天上午，阎锡山在一片混乱之中被推举为都督，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八年“山西王”的时代。这一天，农历九月初八，正是他二十九岁生日。
逃过一劫的丁宝铨，辛亥后以遗老身份隐居上海。但身处乱世，哪里又是安居之地？路熙记到：“关于他的最后一条消息让我们惊讶：光天化日，上海街头，他中弹倒地，凶手隐没在人群里逃走。”&&&&&&&&&&&
在丁宝铨友人郑孝胥日的日记里，可找到丁临终一幕：
得姚赋秋来简，言：“顷闻丁衡甫遇刺客，已入仁济医院。”即往视之。入门，人甚众，容民云，于昨夜十二点已殁。询其状，罗子经云：初八日晨九点钟，坐包车出门，甫数武，于山海里口遇数人以手枪击之，即回车，贼从后复击二枪，入门即不能行。莫安仁以汽车送入仁济医院，医诊脉，云无害，仅一子从颈擦过。丁云，腹部作痛，医不检视，仅令休息。午后痛甚，遂归寓，于衣中得一枪子，检小袄，后有孔、血渍，知尚有一子入腰腹矣。夜，莫安仁复以医来，遂不救。遭此凶祸奇惨，为之痛愤。陈容民邀余至其寓，询余知仇家否。余曰，必某君。陈曰，然，衡甫自言之，谓莫安仁曰：“君当为我复仇。”又言，“家事以托许鲁山。”大雪，先去。鉴泉来。西本来。罗子经来商衡甫身后事，余曰，缉凶破案为急务，不必登报，不必受吊，俟贼得乃报告可也。宜罄家产以悬赏格，购凶手，令出作证人，许以不死，另购知情之证人。子经云，许鲁山今夜或明早必到沪。余曰，“君当与鲁山商定办法。”同诣莫安仁，授以方略。
衡甫是丁宝铨的字。《王国维全集》中有一封日给罗振玉的信，其中也提到这位衡甫中丞。罗振玉中年丧偶，三十岁续娶山阳丁氏，即是丁宝铨的堂妹。
衡甫中丞身后遗资闻不过万金，其人久处脂膏，我辈生平所揣决非如此。可知盖棺论定之说不诬也。此次罹祸实虚声之累。（此君才具之声甚大，有人举以匹袁世凯者。）盖惧其才力足以败人事也。然其为此小事罹祸，则殊不值。
丁宝铨到底因何事被暗杀，这是民国的一桩悬案，至今众说纷纭。郑孝胥在丁遇难半年后（据其日记，为9月3日）与友人许鲁山的谈话中，认为是丁“愤世嫉俗，而遭惨祸。”“其人内热负气、崎岖不平有强死之道，而不幸之事亦从之。”郑孝胥的判断，竟然与苏慧廉同出一辙。
给丁宝铨写墓志铭的也是郑孝胥，他在文章的最后感慨：
交公三年，隙驹之光。乱世强死，匪变而常。
死也何哀，生也何伤。堂堂明幽，与公翱翔。
&&&&&&&&&&&&&&&&&&&&&&&&&&&&&&&&&&&&&&&&&&&&&&&&&&&&&&&&&&&&&&宝棻
其实，苏慧廉与丁宝铨认识时，丁还仅是按察使，当时的山西巡抚叫宝棻。宝棻，字湘石，蒙古正蓝旗人。年间任四川川东兵备道，镇压过当地义和团运动。1903年由江西粮台道擢湖北按察使，后转任浙江布政使。1908年初任山西巡抚。
据路熙记载，他们到太原后没几个月，宝棻即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不过，在路熙的笔下，这个满族大人被称为Great Man Lo（骆大人）。在谢福芸关于中国的著述《中国女士》（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与《青龙潭》（The Pool of Ch'ien Lung&）中，也都有提到骆大人。并说这姓是很不寻常的，可能是由蒙古的姓音译而来，代表着骆驼的意思。
谢福芸写了多本关于中国的小说。
谢福芸在1924年于伦敦出版的《名门》（Two Gentlemen of China）一书中，用两个章节详细记录了这个家族辛亥后的惊险故事。民国元年，曹锟发达“北京兵变”，当时苏慧廉已回欧洲，还留在北京的路熙母女只能到英领馆避难。动乱后两天，在得到可以外出的许可后，她俩即雇了辆黄包车，迫不及待地奔赴老友骆大人的府邸。
到了东安门的时候，我们庆幸地发现士兵们还没有能够进入皇城，所以椅子胡同的邻居逃过了这次袭击。当时士兵已将大门包围了起来，准备放火焚烧乱石堆中的木料。由于皇宫里的卫士拼死守卫这最后的防线，他们才放弃了武力进攻的企图。我们进城还顺利，往里稍走一段就来到了骆大人所住的草市大街（Haymarket Street）。
在那里，我们也发现了没能进入皇城的暴乱分子将他们的不满情绪发泄到了满人身上，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倒霉的朋友骆大人一家。他们砸坏了两扇厚重的朱红色大门，被砸烂的门闩扔在庭院的地面上。老门卫把我们从暂时替代大门的栅栏后面热情地迎了进来，并立马用最高音量喊叫：“太太！太太！外国的夫人们来帮助我们了！就是苏太太和她的女儿。”
骆太太立刻跑出来——因为是满人，她并没有裹小脚——迎接我们。她与我们拥抱，并用英国的方式亲吻我们。因为英语教科书上有亲吻的画面，所以在早年我们认识时，她就让我教了她们这种原本陌生的打招呼方式。&&&&&&&&
骆太太将我们领到后院，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那些要冲进来的士兵在遭到门卫的拦阻后，不仅破门而入，并且狠狠地殴打了他。那个门卫就站在边上，听骆太太这样说便插嘴道：“厉害！哎呀！很厉害！”——“噢，太可怕了！” 他不停地点头，并重复，还指着自己身上被殴打的痕迹，好像用这种中国仆人特有的方式就能证实主人所言不虚。那些士兵五次试图纵火烧了这房子，但每次都被这个忠诚的门卫阻止，并扑灭了火苗。
骆太太告诉我们，骆大人仅在儿子的陪同下就到前院英勇地应付那群流氓。他的儿子试图保护父亲，但是那些士兵粗暴地制服了他，并逼着骆大人跪了下来，用来复枪顶着他的脑袋，威胁说，如不说出金银藏在哪里，就会打爆他的头。辛亥革命前，中国人都还习惯将财产埋在家中的某个角落，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的银行业得到了明显的的发展，特别是上海、汉口、天津这些还算安全的城市。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藏宝方法，所以骆大人也只能把埋藏银子的地方告诉他们。他坦白了两处地方，各有一百两，然后就沉默不语了。士兵就用枪托狠狠地揍骆大人，他的儿子看不下去，就哭喊着说自己知道他姊妹的藏宝地——就在砖砌的床或者叫“炕”的暖气通道里面。之后，暴徒就冲进了屋里，到处戳来刺去翻找东西。他们还抓住一些老妈子，抢走她们廉价的镀金耳环。
“甚至还有盛鸦片的小碗。” 门卫突然插了一句。府中的女眷躲进厨房后面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她们都默不做声。骆太太因为不想离丈夫太远，没去后面与女眷一起避难。她躲在了前院的柴间，幸运的是仆人们刚在里面储藏了不少煤球。柴间纸糊的窗户朝着前院，她透过窗户缝儿往外看。当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殴打时，她的心疼得揪了起来。一个暴徒向柴间开了一枪，子弹从她头上擦过去。那个暴徒踢开门的时候，她赶紧把自己藏到了一个黑暗的角落。
骆太太说：“子弹就只弄出这么小的一个洞，却有那么大的威力！”
面对暴徒，手无寸铁的年轻儿子和老迈的父亲仍然勉力维持旧有的尊严。府中的人们本希望这些暴徒看到这一幕时会因羞愧而离开。事后谈起这些，骆太太流着眼泪告诉我们，那些无耻的人完全不懂规矩。她一想到整个国家陷入了“驱逐鞑虏”的狂热之中，对统治了他们近三百年的满族人横加抢劫，如同这些暴徒对他们所做的一样，就无法抑制愤慨的情绪。
我们难过地问：“那他们是不是抢走了你们全部的钱财？”
骆太太回答说：“只剩下一点了。” 边说边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在附近的一个老妈子。即便在这样不寻常的氛围下，她还在挑弄炭盆子里的煤，试图按照中国人待客的方式，照例给我们泡茶。我们明白了骆太太的暗示，于是请求老妈子不要再忙茶水了，以免太太的心更加紧张，但是老妈子仍坚持遵守待客之道。骆太太伤心地接着说：“大人的皮衣、官服还有我们的丝绸都被抢走了。”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士兵把貂皮和狐狸皮挂在来复枪上的情形。
骆太太领着我们看洗劫后的情形。士兵把柜子和箱子里面的东西都翻到了屋子中央，抢走了其中最好的，仅留了些次品。他们甚至还冲进了骆太太的卧室，这使我们都感到很愤慨。他们还肆意砸开了骆太太漂亮的衣橱，这是盛载了主人感情的古董，她当年从娘家带来的嫁妆，由母亲传给女儿，已在家族中传递了一个世纪。结实的橱身倒是抗住了来复枪的敲打，不过两扇门却不能幸免。那些暴徒报复似地把抽屉拖了出来，倒出了里面的东西，还用枪把抽屉砸了个稀巴烂。
“真是太缺德了，” 骆太太又气愤又厌恶还带着点蔑视说，“根本没有必要砸开，橱子压根就没有锁。”
即使是在好世道的时候，对于中国人的正统思想而言，任何形式的浪费都是非常恶劣的行径。他们被教导说，每一件东西都是通过辛勤劳作得来的，所以必须好好珍惜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在中国的厨房里，任何食物都不会被浪费，粮食是神圣的。不管人们的地位高低，对于穿着都非常节约和仔细，叠衣服的时候也小心翼翼。中国人对于棉制品和丝绸制品有着异常的耐心，只要还有一丝是好的，他们就不会扔掉它的。对他们而言，浪费是比伤天害理还要恶劣的事，是愚蠢的。以节俭为最初和最深本能的中国农民，只有在极度盲目或歇斯底里的状态下才会去搞破坏。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及时付予工钱，他们就会显得敦厚和纯良，但是如果他陷入暂时的疯狂状态，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妇女和外国人，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虽然尊重年长者也是中国一个首要道德准则，但当他们陷入疯狂时也会置之不顾。骆大人就是仗着自己的灰白头发才去应付那些暴徒，但没有料到的是那些人已全无没有是非感。
我们很自然地问道：“骆大人现在在哪？”
“哦，他昨天到城北的妹妹家去了。” 骆太太回答道，“他病得很重，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让他身心俱疲——一个巡抚，一个年迈的老人，连皇太后都敬他三分的人，却被贱民虐待！比起损失了些财产来，受到侮辱、有失尊严让他更为难受。”
“那你的儿子、儿媳和女儿们呢？”
“他们现在都在其他的亲戚家，现在很安全。他们砍了棵大树，用它顶住了大门，自己则从旁边的小门进出。他们还在马槽后面坚固的墙上凿了个洞，如果受到袭击的话，就从这洞爬到后面更小的院子里面去。那个院子的门已经用砖给砌上了，随后只要用干草把洞口遮住就行了。”
后来我们也看到了那个巧妙的藏身之处，这把我们带回了现实。当一切道德标准都被抛到一边之后，这些有教养的年轻女孩子，也包括其他中国人，就是处在如此残酷的现实中。我们也看到骆家年轻的媳妇，惨白着脸，仍在发抖。她已怀孕，就要当妈妈了。在骆大人妹妹家，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也佩了把枪。
这时候，骆太太就独自一人留在了草市大街的家里。
“你看，”这个坚强的老太太说，“在这儿的人都是老人，保姆、门卫，还有我。要是他们连两个老女人都不放过，那真是太无耻了。当然门卫也不会在危难的时候置我们于不顾，他在我们家当了一辈子的门卫，他的父亲就是骆家的门卫，他的祖父也是，家中祖祖辈辈都一直为骆家看守大门。”
“为什么你不去自己娘家躲躲呢？”
“万万不可。那些暴徒还在盯着我们，如果他们认为这屋子空无一人，只会洗劫得更厉害。而且，我也习惯这类事情了。以前，骆大人还在河南当巡抚的时候，因为闹饥荒，也有一群暴民闯进衙门和我们家，比现在的情况还要坏，因为那时候孩子们还很小。”
骆太太是一个既理智又机警的人，我们打心底里敬佩她。她还和我们说，白天她当值看家，晚上她丈夫和儿子会来接班。
面对这样的状况，路熙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骆太太脱口而出：“那些暴徒可能还会回来，你们若能帮忙保管两个花瓶和两幅卷轴，我们就感激不尽了。这几件东西是大人的老朋友托付给我们的，那人去年被委任到了四川，在他从那些不安定的地区回来之前，希望我们能帮助保管。大人非常担忧这些东西的安全。”
谢福芸很感慨，骆家在危难之际，最放心不下的是朋友的东西。义重如山，在中国多年的路熙母女懂得“义”对于中国人的份量。
我们觉得要让花瓶和卷轴不受到一丁点儿损害有点困难，就询问这几件东西是不是特别珍贵。
“极有可能，”骆伯母说，“因为我们的那位老朋友说，这几件东西在他家里已经好几百年了。等你们到家以后，可以打开来看看。也许它也想见见你们。”
当她充满信任地把装着艺术珍品的木头箱子以及纸盒子交给我们时，我们就知道该走了。
“不过，你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希望我们代为保管。” 当老妈子去叫一直在等我们的黄包车时，我们终能自由地交谈会儿。骆太太迟疑了一会，担心会麻烦我们，随后又像松了口气似的请求我们在明天早上再过来一趟。并说对于我们的帮助，她将感激不尽。我们承诺还会再来后，就把珍贵的花瓶放在膝上，回使馆去了。
第二天，路熙与谢福芸按约再次前往骆府。遇事冷静果断的路熙，还随身带了把手枪。
这一次我们找出了家里那把古老的左轮手枪。这把手枪跟着我们从中国南方来到北方，除了偶尔的练习以外，从来都没有用过。怕被别人看见，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收在行李箱的底部。在逃往使馆之前，一个朋友来造访，他坚持要我们把枪和收在另一个箱子里的子弹夹都找出来。
我母亲像中国的长辈一样告诫我，没有比旅行时带着危险的枪支更危险了。她建议我一旦遇到危险就用拳头和帽针。我知道她和我一样，对手枪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暴徒的恐惧。但我也知道一旦任何人胆敢威胁她中国朋友的财产，她已做好掏出手枪的准备，尽管这是她的无奈之举。
我们把手枪藏在一个红色缎子做的手提包里，这包还是一个中国将军送给我们的。当我们坐在晃晃悠悠的黄包车上，经过外国人称作“灰胡同”的地方时，母亲非常不安地盯着包。后来她告诉我，那时不知为何特别害怕，总觉得枪会被颠出来，而子弹会射向前面车夫的后背。
这一天，骆太太将家中的细软交给了路熙母女，在临走时还告诉她们，其实还有些金块与银块埋在地下，过几天想挖出来，也存到外国银行里。友人之托，让路熙感觉沉甸甸的。
因为急着去安置财物，我们一会儿就告辞了。肩负着如此重托，我母亲反而愈显勇敢。当我们颠簸着经过岗哨时，巡逻的士兵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母亲迅速决定先发制人，她坚信她的银色头发会成为护身符。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一个女人家得把眼睛往下垂一些，或者就直直地往前看。我母亲完全不顾这些规矩，她上下打量着那些士兵，故意提高声音，用中国话问我是否认识这些人。“他们是不是那些无耻的士兵啊？完全不知礼义，不懂规矩，胆敢去洗劫骆大人的府邸。”她说道，“袁世凯已经把几个为首分子的脑袋给砍掉了，是吧？”
如果不是心头上还“压”着这么多宝贝，我一定会开怀大笑。因为这些士兵慌慌张张、狼狈不堪地溜回了岗哨。舌头也是一件小小的武器，不过往往只属于女人，也只是偶尔生效。我母亲一席话讲得真棒，不过她还是担心了好一会，害怕她的话会刺激那些恶棍再去洗劫骆府，也许那时候骆府正在挖掘财宝。
又过了几天，骆太太与他儿子坐着马车来了。车座后有价值几千镑的金块银块，用蓝色的棉围巾盖起来。
当我们最终到达银行的时候，却遭受沉重的打击。经理遗憾地告诉我们，尽管很乐意效劳，但是他没法开出一个金块账户。同样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他也不能在未经准备的情况下把骆伯母的金块兑换成现金。那该怎么办？英国女人们如此盲目地信任银行经理的权力，只是因为这种意外没在白人妇女身上发生过。我们惊骇地看着彼此，难道要把这些金块带回去并重新埋起来吗？面对困难，骆伯母一点都没有犹豫，她默默地把蓝围巾下的东西交给了我母亲。
“我的大姐，”她亲切地说，“别犯愁了，你告诉过我你的银块也存在这里，你就把我们的东西当成你的东西，存在这里，可以吗？”
几天前托付花瓶与画轴后，骆太太已经与路熙姐妹相称了。
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金子和银块都被清点了一遍，很显然，哪怕是一根头发的重量，英国的度量衡和中国也是一致的。其实骆伯母也知道它们该有多重。当银行经理把收据从柜台上递了过来时，母亲希望骆伯母直接收下，但她谢绝了，她请求我母亲代为保管。
随后，我们把骆伯母请到了我们在使馆的住处，并且让她看看存放花瓶、卷轴等珍宝的地方。最后我们觉得这些东西也是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更好。在和我们深入接触后，骆伯母已经完全信任我们。她从怀里掏出了一些纸，这是骆大人在西城区买的那所大宅的地契。她说她侄子建议骆大人把平生的积蓄都拿出来。她现在把这些都交给我们，所有的都交给了我们。她说她害怕暴徒会毁了这些东西。后来我们发现几乎可以宣称自己是房子的主人，因为她把所有的产权证书都交给了我们。骆伯母对外国人和她的朋友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在那动荡的岁月，苏家帮助骆家保存了财富。“我生平有许多自豪的时刻，这便是其中之一。”
路熙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如此评价这一段惊险的经历。
《中国纪行》书前的路熙晚年照片。
关于骆家的未来，民国初年就返回英国的路熙自然无从了解。我查阅了很多史书，官修的正史似乎也忘记了这个落魄的外族人。
1908年宝棻视察山西陆军小学堂时与学生合影，这也是我至今找到的唯一一张宝棻照片。&（《中国军事史图集》）
宝棻辛亥前是河南巡抚，他是1909年11月由山西调任江苏，次年又由江苏调任河南。宝棻1910年4月离开江苏时，接替其职者竟然是后来又接替丁宝铨出任山西巡抚并在任上丧生的陆锺琦。命运似乎要把这三个本不相干的人联在一起，并开个不小的玩笑。看他们在山西巡抚任上前赴后继的过程，颇像在玩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鼓声点点，戛然而止，鲜艳如血的红花落在不幸者手上。但在动荡并不幸的时代，处处鼓声镗镗，只要参与游戏，谁又能是赢家？
日于温哥华寓斋
（刊于《闲话》第二十一辑，2014年5月）
[1]&Lucy Soothill，A Passport to China&&(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31). 该书问世八十余年，惜未有汉译本正式出版。2007年温州教徒包思恩偕外孙女吴慧翻译此书，取名为《乐往中国》，自费印行。本文路熙回忆即引用此译本，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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