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上、中、下）_医学针灸_新浪博客
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上、中、下）
原作者：谭源生
来源：/read-htm-tid-470-fpage-2.html&
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上）
​（一）绪论&
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的，而学术范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范型会有很大差别[[1]]。所以，研究某一时期的针灸学演变，对于厘清学术发展的源流，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导学术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中，大中华帝国被日本打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割台湾岛，赔款2.3亿两白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转折点。正如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记》中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中国人被迫向西洋学习，甚至是向几千年来一直不屑一顾的东洋日本学习。或许下面这组数字能够更清楚的说明问题。
时间日本翻译中国书籍中国翻译日本书籍
甲午战争前三百年 129种 12种
年 16种 956种
从表中可以看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一直是文明输出国，但是甲午战争后，情况逆转，日本译中国书仅16种，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竟达956种，翻译的内容包括哲学、法律、历史、物理、化学、生物等，几乎涉及所有的近代知识[[2]]。西方文化经过十几年的传播，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时，甚至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西方文化输入的同时，西医带着“科学”的优越感大规模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医真正的分庭抗礼。在西医的冲击和启发下，针灸学进行了一番“返观自照”，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演变。此外，传统针灸学经过多年的积淀，在民国时期也有所发展。无论是由西医冲击引起的，还是传统本身发生的变化和发展，很多都延续或影响到了今天。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针灸界对民国时期的针灸学术研究重视不够，鲜有专家进行深入研究，致使民国时期针灸学术史几乎是一片空白。也正是由于民国时期这一环的缺失，导致我们无法还原针灸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也不知道针灸学为什么是今天的模样。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考查针灸学在民国时期所发生的主要演变[[3]]，并尽力分析演变产生的原因，以及演变对当今针灸学的影响。同时，在追溯民国时期针灸学演变的过程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当今的针灸发展提供借鉴。
“任何学术研究活动，不管学者本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都会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学术范型是指某个时代、时期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带有规范性的形态，它大体包括：哲学基础、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惯于使用的一套学术语码，提出命题、观念、范畴、术语的思路与类型，等等。从空间的共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时代或时期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会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和西方。从时间的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而不同时代或时期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也会有重大差别，如古代和现代。”杜书瀛.追索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百年行程[J].社会科学辑刊,2000,(5).
年956本日文书被译为汉文，而年有1759种。参谭汝谦：《近三百年中日译书事业与文化》，载《中日文化交流》（谭汝谦编），册一第223页。
由于精力和时间所限，本文仅就民国时期针灸学主要的演变进行了考查分析，民国时期针灸学发生的演变还有很多，譬如，电针的出现，以西医病名统诊疗方案的演变等等，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二）经络学说的“科学化”
1 经络学之演变
1.1 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的“科学化”
自从西医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之后，国人就渐渐遭遇到了“经络遍寻无着”的尴尬，经络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如果有，为什么在解剖学中见不到？西医或许可以简单的否定“经络”，因为在余云岫等人看来，“经络”云云原本就是子虚乌有，但是对于针灸学家，却无法割舍“经络”，因为他们知道经络几千年来沿用不衰，用之临床疗效确凿，绝非空穴来风，必定有其“科学性”在。怀着这种信念和矛盾心情，民国时期针灸学者苦苦地思索着。
针灸是一门实用科学，经络学说不仅仅是人体的生理现象的描述，还是指导临床治疗的理论体系。所以，对于“经络是什么”的科学回答，必须能够满意地解释针灸的治病机理，否则，即使其理论能够自圆其说，也不可能得到针灸界的广泛认同。换句话说，对于经络的认识，总是与针灸治病机理的揭示成正比。在没有解释针灸治病的机理之前，是无法确切证明“经络是什么”的。在科学主义流行的年代，针灸迫切需要“科学化”，迫切需要揭示针灸治病的机理，以摘掉“玄学”的帽子。可是，限于当时的国情，国人根本没有研究针灸机理的条件。
针灸等待着、追寻着“科学化”的契机。开明的针灸学者放眼全世界，孜孜求索，从其他国家的针灸发展中，寻求借鉴和启发，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了东邻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府施行“灭汉兴洋”的方针，几乎使汉医陷入绝境，政府停办了幕府的“医学所”、“医学馆”等，汉医刊物也被停办，汉医从业人数锐减。尽管有不少日本汉方界的泰斗据理力争，汉医救亡的请愿运动此起彼伏，但终未能获得汉医的合法地位。[[1]]为了生存，日本的针灸医学主动地进行了自身的革新。医学博士三浦谨之助在明治35年(1902年)发表《针治的科学研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青地正德氏发表《灸治的本体》，两书系统介绍针灸疗法的治疗作用，引起了医学界的震动。明治44年（1911年），日本内务省颁布全国设立实验制度，特设6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灸法实验研究加以管理，以促进针灸原理的研究。[[2]]明治末到昭和初年的针灸原理研究，使医学界开始重新认识针灸的临床价值。日本针灸界的成功，让民国时期针灸学者看到了希望，日本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对于民国时期的针灸学者来说，不啻雪中送炭。
《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是日本延命山针灸学院的教材[[3]]，该书综述了当时日本针灸界关于针灸治病机理的几种观点。书中写道：
《高等针灸学讲义》
“针以治愈疾病，其作用有三，第一兴奋作用，第二制止作用（镇静或镇痛作用），第三诱导作用。[[4]]”具体而言则是：
（一）兴奋作用　对于身体各机关之作用衰弱或麻痹者，与以兴奋。例如知觉或运动神经麻痹，或知觉异状之正调……
（二）制止作用　筋肉、神经、腺（分泌机）等之兴奋，或血管扩张、血液之组织灌溉旺盛（例如起炎症等时）等，与以镇静缓解收缩作用。例如基于知觉官能旺盛，而过敏疼痛；运动神经机能亢进，而痉挛搐搦等之使其缓解……
（三）诱导作用　隔离患部，而从其他部位刺针，以刺激末梢神经，引起血管神经作用，导血液于其部位。例如对于脑充血之刺激四支末梢，以扩张末梢部之毛细管，同时使脑之血管收缩，诱导血液至末梢是也……
除了这种学说之外，当时日本还有其他的学说：“刺激电气说，医学士冈本爱雄主之。电气刺激说，故医学士大久保适齐氏主之。刺激变质说，医学博士三浦谨之助氏主之等”，这些学说具体为：
电气说　刺激时，生活体内之液体的电池作用。因针之金属，与身体内之某不明物质之间发生电气。以此电流，刺激于身体之神经系或组织，以奏效于疾病。故电气疗法，是全身的，而针术疗法，则局部的。
刺激说　针之刺激，即机械的理学的一种动作。刺激知觉运动等之神经，其刺激程度之强弱，刺激时间之长短等，或以亢进神经，或营麻痹等作用。而导以治愈疾病。
刺激变质说　刺针时，因针之大，而损伤筋神经，其损伤部分以下，因而变质。此刺针之损伤若多，其部必麻痹，其麻痹先经兴奋阶段，此作用即所以应用以治愈疾病。
日本的各种学说中，无论是比较通行的“兴奋作用、制止作用（镇静或镇痛作用）、诱导作用”三作用说，还是刺激电气说、电气刺激说、刺激变质说，都将针刺的功能归结到针刺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除了对针刺的机理进行研究外，日本人还对艾灸治病机理进行了研究。“灸治之病体作用，如前述灸为直接反射诱导之三刺激作用，应用各种疾病”[[5]]。这里所谓的三刺激作用，是通过诱导刺激法、直接刺激法及反射的刺激法三种刺激法来实现的。
& & 一　诱导刺激法
诱导刺激法者。从患部隔离部位施灸。以刺激其部之末梢神经。诱导血液于其部之方法也。例如对于脑充血性之头痛。施灸地肩部背部之末俏部。以扩张此部之毛细血管。以诱导脑之血量。使脑之血量减少。……
& & 二　直接刺激法
此则在疾患之局部。直接施灸。以刺激其部之知觉神经时。刺动于其部而觉疼痛。此刺激疼痛。从求心性而传达于中枢。以兴奋中枢之神经细胞。更由反射的远心性。向末梢传搬。使其局部之血管扩张。增加血液之量。而盛其组织之新陈代谢。促其对于浮肿及炎症性疾患者渗出物之吸收。以正复其疼痛麻痹。知觉异状。钝麻等之神经机能之变状。
三　反射的刺激法（一名介达刺激法）
此对于直接疾患。不能与以局部刺激。如内脏疾患或深在之神经等。从解剖学上所见。施灸于其中枢或偏于患部。与以间接刺激之法也。例如胃之消化作用减衰。则刺激于第六乃至第十一背椎神经。传其刺激于交感神经。以正复胃之消化机能是也。……
可见艾灸的作用机理和针刺作用机理如出一辙，也是归结到对神经的刺激。从今天的认识程度来看，这些学说都未能真正揭示针刺治病的机理，因为有不少针灸现象，即使在今天也无法全部用神经生理来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对当时的医学家们提出超越时代的要求，毕竟在当时的科技水平，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事实上，在民国时期这些机理普遍得到认同，被当作真理在各种针灸著作、期刊中广泛传播。如，汕头曾益群《由神经生理说明针灸治疗万病之理》[[6]]，广西罗兆琚《针灸之生理作用说》[[7]]等，罗文中还对针、灸治病的原理进行了对比归纳（详见表2）：
前面提到对于经络的认识，总是与针灸治病机理的揭示成正比。日本人“揭示了”针灸治病的机理，“经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很快浮出水面。从上面日本人关于针灸的治病机理的论述，不难发现他们并没有探求经络的“物质结构”，意味着日本人没有将经络当作一个独立的新物质或者是解剖结构。而是将所有的作用都归结到“神经”中，那么潜台词就是：传统针灸中的“经络”功能是由现代解剖中的神经系统来实现的，所谓的经络，就是神经系统。所以，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给出了如下的描述[[8]]：
“二十世纪科学昌明，学术锐进，西医擅解剖，绝不得所谓十二经之痕迹。然则，前人之十二经络之说，已根本动摇。而针之能流通十二经脉气血之说，则亦不能成立矣。因是旁考生理解剖新识。谓吾人之意识、举止、运动，无不系乎神经之作用，其总枢悉统于脑。考脑分大小二枚，大脑主意识作用，小脑司运动总键。脑有神经十二对。举凡声色香味触法，无不系乎十二对脑神经之作用。……延髓之下为脊髓，有脊椎神经三十一对。人身筋肉之触觉，四肢之活动系焉。于是知我中医认为人身之生活运用系于十二经之气血运用者，即西医所谓神经也。而针刺效用之理，或可得而知矣。神经密布周身。有似电网，四通八达，无不相连。苟一经偶受阻滞，病能立即发生。针刺者，即所以刺激神经、兴奋神经，及排除神经之障碍。而恢复其常态也。”
可以说自从西医解剖传入中国，“经络是什么”就成为中医、针灸学习者的一种情结，多有不揭示“实质”不痛快的心情。而日本的针刺机理研究似乎解决了经络实质的问题。首先，神经和经络在“形态”上，有类似之处，“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加上奇经八脉、十五别络、十二经别、十二经筋以及难以数计的孙络，全身无处没有经络的分布，而“神经密布周身。有似电网，四通八达，无不相连”。此外，经络的功能无非“流通十二经脉气血”，濡养“五脏六腑”，而西医解剖早已发现神经系统主宰全身各种功能之实现。但是，在此之前无法理直气壮地说“经络即神经”，是因为经络学说是能够指导针灸治疗疾病的理论，没有弄清楚针刺的作用机理之前，无法让人心悦诚服。现如今“针刺者，即所以刺激神经、兴奋神经，及排除神经之障碍”以促进或减缓血液之运行，亢进或制止内脏之分泌与蠕动，刺激神经即可以达到针灸治病的目的，因此，“经络就是神经”的观点，在民国时期针灸界成为主流思想。
1.2 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科学化”失与得
通常理论的革新是因为旧理论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或出现了新的现象，原有理论无法解释，才对旧理论进行改造，进而创造出新的理论。但是经络学说的演变，不属于这种类型，运用经络学说本身是能够很好的指导临床的，承淡安先生晚年在《针灸界应该首先学习研究经络学说》一文中写道：“作者（指承淡安自己）起初用针灸疗法作为药物疗法的助治时，是以《针灸大成》的古老医疗法作为依据的，因见其效果很高，所以便放弃药物治疗而专行针灸。后来受了新医解剖生理知识，和日本新派针灸理论的影响，一度转变为采用新的一套理论方法。采用之初，未尝不感到轻便时新，可是较诸以往用老法施治的效果，总觉不如，碰到一些比较曲折为难的疾病，往往无技可施，仍要借重古法以谋解决。于是方悟古法之可贵，而复走回经络学说的老路。”[[9]]
可见经络学说并非陈腐过时，不能指导临床，相反在遇到疑难病时，还必须借助经络学说的指导。那么，经络学说的演变，应该来自外部原因。前面已经述及，中医内部有着“科学化”的普遍要求，经典著作对于经络的描述言之凿凿，而在西医解剖中，却无法找到对应的结构，这一矛盾必须解决。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民国针灸学界才对“经络学说”进行了西医学理的阐释。
由于日本的针灸治病机理研究完全是从西医的角度出发，针灸的作用被解释成为：针灸刺激神经末梢，再通过神经系统对其他各系统进行调节，进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没有经络系统，利用神经系统照样可以指导临床，似乎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经络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关系问题。所以，承淡安在《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编辑大意中说道：“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就研究观察所得，其为血管淋巴管神经等所构成，前人之说实不成立，宜校正其误，惟为便于记忆，提纲挈领，当有系统，易于遵循，故仍以旧说为假定之系统，暂不易名更改，盖为初学便利计也。”保留经络系统，只是为了初学者更系统地学习，否则，必将以神经系统取而代之。但是，判断一个新理论是否成功，在于它能否解释已被旧理论解释的所有的现象，同时解决旧理论没有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神经理论能解释所有的经络现象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经络学说指导治疗是“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在同一条经脉上的肘膝以下穴位，都可以治疗经脉所过的远端疾病，但是远端取穴的穴位和病位常常不属于相同或邻近神经节段，例如厉兑可以治疗上牙疼，如果用神经学说来解释，只能说是“诱导作用”，但是，诱导作用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是同一条经脉上的远端穴位才有效。民国时期对于经络学说的阐释，都是对宏观现象的说明和描述，却没有将传统和现代一一对应起来阐释解决，一方面西医学理的阐释非常在理，另一方面却又和经络学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民国时期针灸学家所做的，是否毫无意义呢？回答再次是否定的。民国时期对于经络学说的西医学理阐释，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它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功绩。
首先，从当时的历史功能来看，这场革新是成功的。自从道光帝颁布《太医院禁针诏》以来，针灸的学术发展，渐趋缓慢，甚至是停滞。清末民初，科学主义思潮高涨，针灸更是陷入历史最低潮。然而，正如日本的针灸机理研究为日本针灸界争取了地位一样，由于用西医学理解释针灸机理，似乎解决了针灸科学性的问题，陈酒换新瓶，越发醇香，鼓舞了针灸学习者的信心，在中国迅速掀起了针灸学习的热潮。当时，很多地方都建立了针灸研究社[[10]]、开班办学、创办杂志，招收函授学员，针灸呈现一片红火景象。
其次，从学术发展方向来看，随着西医的传播，中医现代化和中西结合是势在必然。民国时期针灸学者顺应时代的要求，用西医学理解释针灸的问题，虽然，用神经系统比附经络系统，犯了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的错误。但是，他们没有苦苦执着于“经络”的解剖结构，而是对经络学说所代表的系统进行研究，努力寻求西医学理的合理解释，揭示经络学说所蕴涵的真理，这种思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客观的说，民国时期的中西结合层次并不是很高，但是，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为后人针灸的真正“科学化”提供了借鉴。
1.3 对当今经络学研究的借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学术的发展，就好比是一个耗时漫长的实验，前人提出了实验设计，要经过几代人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方能见到实验结果。对于实验结果的分析，后人又提出新的观点，设计新的实验，继续进行实验。而学术史的研究，就是通过对“实验”过程的考查，分析利害得失，总结经验，为学术的发展指明方向。
民国时期的针灸学家们借助针灸机理研究，对经络学说以及经络概念的诠释，已经尘埃落定。“实验结果”表明，经络学说与其西医学理阐释，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两不相涉，就像是靠得很近，却始终没有相交的两条平行线。那么，症结何在，问题出在哪？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两方面：
1、对传统概念的理解深度不够
民国时期针灸学者对“经络”进行现代语言的诠释之前，几乎没有对“经络”的真正内涵进行分析。现代学者[[11]]通过对经络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考查，认识到经络学说的科学内涵是“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以及内脏与内脏”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对传统经络学说的理解是进行中西结合的前提，而民国恰恰缺乏这方面的考查和研究，这就缺少了进行中西结合的前提。
2、对西医的认识程度不够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西医本身不成熟，有待发展，例如，神经的传导被解释为“电气”。加上当时针灸学者鲜有经过西医系统学习和训练的，在所难免对西医的理解程度不深，对西医学理也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几乎是拿来就用。例如，承淡安曾多次举例，合谷治疗牙疼，至阴治疗头痛，效果卓著，但是用西医的观点，根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所以，承淡安晚年编著《中国针灸学讲义》时，说道：“自欧风东渐，科学昌明，以生理解剖学之眼光观察，实无如《内经》所谓之十二经络与孔穴也，有谓经即神经，络即血络，穴为神经之支节处，其说颇近似，淡安初亦作如是观，但以内经之循行路线考之，绝少得相符也，则此说亦似是而实非矣。”
民国时期的针灸学者，由于对传统经络概念的挖掘不够，以及对西医的认识不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没有真正揭示经络学说的内涵，走了不少弯路。但是，理论研究从来都是需要经过否定之否定才能前进，没有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不走弯路。走弯路并不可怕，关键是后人要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才能站在前人的肩上继续攀登。
通过分析，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民国时期经络学说“科学化”失败的症结所在，我们就应该引以为鉴，对症下药，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具体而言，就是：
1、深入挖掘“经络”的科学内涵
前面已经提到，现代针灸理论研究者，已经揭示了经络学说的科学内涵——“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以及内脏与内脏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对此做进一步的概括和抽象，那就是“人体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人体除了《内经》描述的经典经络路线外[[12]]，还有更多的“经络”现象，比如，经外奇穴、耳穴，以及蒙医、藏医中的刺激点等等，都不在十四经穴系统内，但共同点都是通过刺激特定部位治疗疾病。有现象就必然有其本质，而这个本质，正是经络学说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因此，如果说要追根究底地问“经络是什么”，那么经络就是人体部位与部位之间存在的特定的联系机制。而回答“经络是什么”的过程，就是揭示部位与部位之间的联系机制的过程。如果搞清楚部位与部位之间有哪些联系，和这些部位间联系的机制，那么，必将为医学界带来一场革命。
2、充分利用包括西医在内的一切先进科技思想和手段
时下，神州大地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开始在积淀了五千年的文明中汲取精华，刘力红先生一部《思考中医》在中医界掀起了一个读经典的风潮。笔者没有反对“尊重传统”的意思，相反是也传统文化的狂热追求者，但是，笔者同时认为，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在读经典，用经典的同时，吸取现代科技的先进成果。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要揭示这个系统的奥秘，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根据真理一元性原理，任何医学最终必然走向同一。地球上不存在两种人类，针灸、中医和西医归根结底研究的是同一个人体，我们不应该排斥西医，更不应该排斥凝结了人类智慧的一切先进科学思想和科技手段，相反应该努力好好学习西医，充分借用一切人类智慧来揭示针灸的奥秘。事实上，《内经》之所以能成为传世经典，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吸收了当时的各种先进科学思想和技术。今天，我们应该向先祖们学习，海纳百川，汇天下一切先进为我所用，创造中医、针灸新的辉煌！
潘桂娟,樊正伦编著.日本汉方医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何崇.日本针灸医学的回顾与评价[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高等针灸学讲义》是一个系列丛书，分为《高等针灸学讲义·解剖学》、《高等针灸学讲义·生理学》、《高等针灸学讲义·诊断学》、《高等针灸学讲义·经穴学孔穴学》、《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灸治学》、《高等针灸学讲义·消毒学》，由浙江宁波“东方针灸学社”社长张俊义等人于1931年翻译入中国。
[[4]] 缪召予译述张俊义校订.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M].宁波:东方针灸书局,1931.
[[5]] 缪召予译述张俊义校订. 高等针灸学讲义灸治学[M.东方针灸书局,
曾益群.由神经生理说明针灸治疗万病之理[J].针灸杂志,).87－88
[[7]] 罗兆琚.针灸之生理作用说[J].针灸杂志,).122－126
《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是承淡安先生早期著作，承淡安先生在晚年放弃了“经络即是神经”的观点，后面将有论述。关于承淡安先生一生对于经络的看法，可参见：项平,夏有兵主编,承淡安针灸经验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9]] 承淡安著承为奋等整理. 承淡安针灸选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较著名的有承淡安先生在无锡创办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张俊义先生在宁波创办的东方针灸研究社，杨医亚在北平创立的国医砥柱社，此外，民国时期很多中医学校也都设有针灸一科。
[[11]] 黄龙祥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12]] 《灵枢·经脉》篇记载的经典十二经脉循行线仅仅是古代经络循行线的一个传本。黄龙祥著.
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中）
&（三）腧穴主治演变之“穴性”&
1.1 腧穴主治演变之“穴性”
1.1.1 “穴性”概念的提出
在讨论“穴性”之前，需要对“穴性”的概念进行界定，以避免概念混淆而造成分歧。当前发表的关于“穴性”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中，有不少实际讨论的是“穴位的属性”，包括了特定穴理论和狭义的“穴性”。本文所探讨的穴性，是狭义的“穴性”，不包括特定穴（如五俞穴、背输穴）等固有属性，即特指根据中医病因病机学说仿照中药药性理论中的药物功能（功效），归纳出来的穴位功能或功效，在有的书中也称之为“穴义”。
罗兆琚在《针灸杂志》第二卷1－5期中连载了专著《实用针灸指要》，在该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穴性”理论：
“药性穴性，其义一也，凡研究药剂者，莫不谙熟药性，针灸家对于穴性之研究，实未之前闻也，本篇共集穴性二百六十二穴之多，并依经脉次序、详细举出，尚冀针灸同志，努力精求，继续发明，俾臻完善，实所望于先后进君子。[[1]]”
该书还示范性的将262穴进行了穴性归类，共分为气、血、虚、实、寒、热、风、湿八大类。如气类穴义：
中府 理肺利气
尺泽 调肺气
鱼际 清热利气
巨骨 开肺降逆气
天枢 调肠胃之气
缺盆 开胸降气
陷谷 调胃气
公孙 运脾气
大包 行胸腹中诸气
攒竹 宣泄热气
大杼 理气道
通谷 理五脏之乱气
俞府 降逆气理肾气清肺顺气
劳宫 清热理气
阳陵泉 行气导浊
气海 固元气振阳气凡一切气疾俱以此穴为主
膻中 升脾气降胃气
大椎 调和卫气
并列表方便查询，如气类穴义经络检查表。
罗兆琚先生在提出“穴性”理论时，并没有对其理论渊源进行回溯，只是说“药性穴性，其义一也”，显然是比附药性而提出“穴性”的。药性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功能、主治等几个方面，通过后面罗兆琚先生所提出的“穴性”具体内容来看，“药性穴性，其义一也”中的“药性”是指药物的功能（功效）。在本草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在《本经》中就已经有药物功能的归纳，但是药物功能归纳的规范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以来有关中药功能的认识都在若明若暗之中，没有鲜明地提出，明清的本草逐渐有了改善，但直至民国时期，本草(中药)才对药物的功能作了专项介绍。”[[2]]民国时期开始出现中医学的学校教育，对中医教材提出了切实的要求，“由于按药效分类的本草易于学习运用，20年代前后中医药学校多仿照此体例编写教科书”[[3]]，更促使药物功效分类研究。正是由于民国时期中药按药物功效分类，同时加强了药物功效的研究，这就为“穴性”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
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空穴来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穴性理论也不可能无中生有，陡然提出。近十年来，有针灸学者[[4]]考查古文献，认为自《内经》以降，历代文献中都有散在记载。并认为《内经》“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的提法，是“穴性”理论的滥觞。
“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素问·气穴论》）
“温疟汗不出，为五十九痏。风水肤胀，为五十七痏。”（《灵枢·四时气》）
“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外内侧各三，两手外内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者各一，项中一，凡六痏。巅上一，囟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5]]（《灵枢·热病》）
“帝曰：夫子言治热病五十九俞，余论其意，未能领别其处，愿闻其处，因闻其意。岐伯曰：头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泻胸中之热也；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云门、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支之热也；五藏俞傍五[[6]]，此十者，以泻五藏之热也。凡此五十九穴[[7]]者，皆热之左右也。”（《素问·水热穴论》）
“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两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素问·骨空论》）
“帝曰：水俞五十七处者，是何主也？岐伯曰：肾俞五十七穴，积阴之所聚也，水所从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肾俞，故水病下为胕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分为相输俱受者，水气之所留也。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肾之街也，三阴之所交结于脚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肾脉之下行也，名曰太冲。凡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阴络，水之所客也。”（《素问·水热穴论》）[[8]]
以后历代宗《素问》者，也有散在记述，如《铜人腧穴图经》中：“今附：若频刺风门，泄诸阳热。”
宋·《太平圣惠方》、《资生经》：“三里下气也。”[[9]]
元·杜思敬《治病直刺诀》：“阴都穴，进饮食和脾胃。”“巨厥，化气除诞。”“合谷穴，解表发汗。”
明·张介宾《类经图翼》：“风门，此穴能泻一身之热。”
清·严振《循经考穴编》也有不少论述。如“少商以泄腑热。攒竹宣泄诸阳之热。风门泄诸热气。三焦俞能生津液。灸足三里引火下行。听会宣泄耳气。足临泣泄水(水肿)，使五脏通利而不损元气。风门能提下焦之气。上星出血能宣泄诸阳热气。气海生气之海，男子能藏精，女子以藏血。”
《行针指要歌》：或针风，先向风门气海中；或针水，水分夹脐脐边取；或针结，针著大肠泻水穴；或针劳，须向风门及胸膏；或针虚，气海丹田委中奇；或针气，膻中一穴分明记；或针嗽，肺俞风门须用灸；或针痰，先针中脘三里间；或针吐，中脘气海膻中补，翻胃吐食一般针，针中有妙少人知。
清·岳含珍的《经穴解》一书较完整地解释了腧穴功能作用以及性能，书中运用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学说，结合自己的经验，对腧穴的主治作用机理系统地进行了具体分析、归纳、分类阐述。如“中府穴，此穴主泄胸中之热，以实肺气”。在(肺之肝病)项中：“胆热呕逆，其汁必苦，金可以克木者，宜补此穴以降胆上逆之气。”
就在罗兆琚在《针灸杂志》中发表他的专著《实用针灸指要》，系统论述穴性之前，《针灸杂志》刊登了河北社员魏复乾《致针灸学研究社众位社员书》[[10]]，文中建议社员根据各自经验，建立平肝针、宽胸针等针灸方：
“鄙人今欲为举者方便见以创造一针灸表即何者为平肝针、何者为宽胸针、何者为清痰利气针、何者为除风散寒针，将详细有验效之穴填入表内，……，今以拙见，妄填几项，祈本社诸位同志互相润色，互相纠正……”
除风针 百会 风府 风门 风池 合谷
散寒针 清热解毒针
清痰针 列缺 亶中 上脘 丰隆关元 三里 肺俞
利气针 亶中 上脘 关元 三里
1.1.2 “穴性”理论对后世的影响
范式的提出，往往对学科的发展至为重要，它能够形成一个讨论和发展的平台，让后人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11]]穴性理论一经提出，就迅速得到针灸界的认同，例如，当今流传很广的《经穴性赋》就是在此基础上编撰的，1937年李文宪在《针灸精粹》中引用了《实用针灸指要》关于穴性的论述。但是毕竟民国时期政局不稳，学术交流不甚通畅，穴性理论提出后造成的针灸学演变，主要还是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穴性理论提出后，对针灸影响之大，这很可能是罗兆琚始料未及的。
1.1.2.1 腧穴功效归纳出现了新的形式
继罗兆琚在《实用针灸指要》中，将腧穴262穴分为八大类之后，以后许多针灸学者沿着这种思路，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为对单个腧穴的“穴性”进行描述，如[[12]]：
合谷穴功用：镇痛镇静，通经活络，清热解表。
天枢穴功用：健脾理气，和胃通畅，调经导滞。
足三里穴功用：健脾和胃，扶正培元，理气降逆，通经活络。
另一种为以功效统穴的归类法，如[[13]]：
发散风寒类：风池、风府、风门、列缺、头维、四白、玉枕、天柱。
发散风热类：鱼际、少商、中府、尺泽、大椎、曲池、合谷。
1.1.2.2 针灸处方学的建立
正如中药处方学建立的基础是药物功能那样，针灸处方学建立的基础，是“穴性”理论。孙震寰在《针灸心悟》中说道：“穴性喻药性，处方不识药性，何以调燮寒热虚实，针灸不明穴性，焉起诸病之机。”可是，由于腧穴主治发展的自身特点[[14]]，针灸主流著作一直以来没有对穴位进行“穴性”归纳，所以针灸学中没有类似中医的处方学。“穴性”理论的提出，为建立类似中医的针灸处方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1986年肖少卿编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以“针灸处方学”命名的专著《中国针灸处方学》，他在书中写到：
“输穴和药物在性质上虽然不同，但从其主治疾病的作用方面来看，却起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效果。例如外感风寒出现头项强痛、恶寒、脉浮紧的症状时，在中药方面可用麻黄汤来发汗解表；在针灸方面可用风池、大椎、合谷、复溜来发汗解表。又如阳明腑证出现痞、满、燥、实、坚（大便不通）的症状时，可用承气汤来攻下，在针灸方面可取天枢、丰隆、支沟、大敦、阳陵泉来泻火通便。中药治法中有汗、吐、下、消、和、清、温、补八法，而针灸方面也有同样的治法[[15]]。”
基于中药和针灸穴位的功能一致，中药的治法和针灸的治法相通，那么处方学的建立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宣肺清热方[[16]]
处方：大椎、曲池、合谷、鱼际、尺泽、外关。
主治：风热感冒：因风热袭肺，证见鼻干咽痛，咳嗽痰稠，汗出发热恶风，头胀痛，口渴欲饮，脉浮数，舌苔薄而微黄。
随症加穴：喉痛者加少商、照海；痰多者加丰隆。
方义：本方以宣散风热，清肃肺气为主。督脉为阳脉之海，主一身之阳气，大椎为其经输，又系六阳之会，故借以表散阳邪而解热；合谷、曲池为手阳明原穴，二穴并用，具有清肺气、退热邪的功用；鱼际为肺经荥穴，用以清肃肺气，宣散风热，以镇咳嗽、咽痛；尺泽为肺之合穴，针刺泻法，以泄肺脏之热邪；外关为手少阳之络，通于阳维，用于疏散在表之阳邪，祛风解热。六穴同用，共奏宣散风热、清肃肺气之效。[[17]]
很明显，肖少卿先生建立针灸处方学的根据，就是“穴性”理论。自《中国针灸处方学》后，针灸处方学的专著以及教材陆续出版，至今已有十余部针灸处方学刊行。
1.1.2.3 针灸辨证论治体系的演变
在针灸处方学建立起来的同时，针灸的辨证治疗体系实际上发生了悄无声息的变化。
唐**，男，11岁，住南阳县李八庙公社龙王庙大队。日初诊。
主诉：患头部热肿痛已4天。
现病史：4天来后头部突发高突肿痛，痛处拒按，触之觉热，食欲不振，脉象滑数。
辨证：证属风热痰火型头痛。
治则：疏风清热导痰。
取穴：针泻风池、风府、丰隆。
效果：针治1次愈。
随访：日其母前来诊病，转告针愈未发。
按本例辨证要点是：后头部突然发热肿痛，拒按，触之觉热，又见滑数之脉。故以风热痰火，上扰清阳之头痛辨治，针泻风池(祛风通络、清热清肿)、风府(祛风清热，消肿止痛)、丰隆(化痰)，施用祛风豁痰、消肿止痛之法而收效。针泻风池、风府属邻近取穴[[18]]，即可祛头风，又可消肿止痛，还能借助丰隆以散局部之痰火；针泻丰隆祛痰浊，配以风池、风府，有助清降头部之风痰火热。[[19]]
上面的病例，除了最后的是用穴位，而不是用药物治疗之外，从辨证分型到治则治法，所运用理论与中医辨证别无二致。对于疗效的解释，也大多套用中医处方学理论。赵洪钧先生在《中西医结合看“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论“证”概念的误区》[[20]]一文中，对“辨证论治”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功能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并得出结论作为中医特色的“辨证论治”，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诊疗思路，是将中医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一种思路。这种思路其实无论中医、西医，还是针灸都可以采用，不同医学之间的区别在于将什么样的理论运用到诊疗过程中去。建立在“穴性”理论之上的针灸处方学，实际在辨证论治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和中医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毫无区别。也就是说“穴性”理论催生了一种新的针灸辨证论治体系[[21]]——与中医一样的辨证论治体系。然而，这种新的针灸诊疗思路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很好地指导针灸临床，值得我们注意，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1]] 罗兆琚.实用针灸指要[J].针灸杂志,)
[[2]] 刘继林.关于中药的功能及其发展的讨论[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04)
[[3]] 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吴其康.论“穴性”[J].针灸临床杂志,1999,(02)；陈峰.试论《内经》对穴性的认识[J].浙江中医杂志,2003,(08)
《黄帝内经太素·热病说》杨上善注：“又数刺处，乃有六十二处，‘五十九’者，以举大数为言耳。”(隋)杨上善撰注. 黄帝内经太素[M].
人民卫生出版社,
[[6]] 王冰注：“俞傍五者，谓魄户、神堂、魂门、意舍、志室五穴。”
比较《灵枢·热病》和《素问·水热穴论》，两者的穴位并非一致，两者加起来的穴位约占人体经穴的三分之一。两者的共同点，都是说热病时，可以用“五十九刺”来治疗，并没有明确说五十九刺的穴位具有“寒凉”的性质。
据赵京生分析，在分布部位上，热俞在身半以上为多，尤其集中于头项部；水俞全部在身半以下，体现了阳证取阳位之穴，阴证取阴位之穴的思想。具体可见：赵京生.热俞水俞析[M].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01)
三里下气之说最早出自《千金翼方·针灸》卷二十八，原文为“人年三十以上，若灸头不灸三里穴，令人气上眼暗，所以三里下气也”，但《外台》漏抄“灸头”二字，“人年三十以上，若不灸三里穴，令人气上眼暗，所以三里下气也”，再经后世辗转引录，大失本意。见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第31页。
[[10]] 魏复乾.致针灸学研究社众位社员书[J].针灸杂志,).69－71
“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葛兆光：那些我们所推崇的大师，实际上他们留下来的许多具体研究，现在对我们已经不太重要，但是，他们在做这些具体研究时所提出来的那个范式，却很重要。比如说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也许并不很新鲜，但是，他用了这个“两重证据法”的命名，就提供了一个框架，一个方法，一个平台，让你去重新看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再比如说胡适，我自己做过禅宗史的研究，我就知道胡适做的禅宗史研究，具体问题上很多都有疑问，但是，我必须说胡适开创的那一套方法，以及他方法背后的那一套假设，至今仍然是我们要跟着走的，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又比如我们讲陈寅恪，很多具体研究都有人重新做了，包括黄永年先生，一些方面都推翻了他的具体结论，可是，没有人能够改变陈寅恪用种族、文化和政治来分析中古史的框架，人们还得在他的延长线上走，这就是陈寅恪了不起的地方。”学术是从假说开始的.光明日报,
[[12]] 杨甲三主编. 针灸腧穴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刘伍立朱文锋.辨证选穴与腧穴的功能归类与分化[J].针灸临床杂志,1999,(1).
腧穴主治的发展，自《针灸甲乙经》始，到现代的《针灸学》教材，都是对主治症的归纳和总结。
中医辨证有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分别对应不同的理论，其中方所对应的是“治法”，而针灸处方学的建立，显然挪用了中医的治法。
[[16]] 肖少卿编著.中国针灸处方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7]] 《内经》的方义和此处的方义差别很大，例如：
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灵枢·五邪》）
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灵枢·四时气》）
以上二方，明言取三里是针对“胃”；取行间穴是针对“胁下”；取耳间青脉（后演化为瘛脉、颅息二穴）以“去其掣”；取血络以“散恶血”，是典型的针灸方解。同时可以看到《内经》的方解都是“部位对部位”的方式，与此处“方义”完全套用中医处方的解释方法大不一样。引自黄龙祥《国家标准经穴主治·注释本导言》。
[[18]] 其实，该病例中作者混杂了中医和针灸两种辨证思路，在后面将谈到。
[[19]] 李世珍等著.针灸临床辨证论治[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赵洪钧,刘延伶.中西医结合看“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论“证”概念的误区[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
[[21]] 之所以说它是新的，是因为针灸原本存在自己的辨证论治体系，将在后面论述。
当然这里的毒，并不是现代的“毒物”的意思，而是指药物的偏性。《内经》所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说明大毒之药的偏性更大，同样说明，中药治病是以偏纠偏。
“中药按功能分类，主要是根据它在实践中能解决什么样的病变而决定的，所以中药分类和中医病变学说紧密相关。中医的病变有虚、实、寒、热四大项，中药的分类也就有补虚、泻实、清热、温寒四大类。中医的具体病变有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等，中药的分类也就有补气、补血、滋阴、壮阳等；中医有气滞、血瘀的病变，中药就有行气、活血之分；中医有风、湿、痰、火等病变，中药就有祛风、燥湿、豁痰、降火之分。总之，中医有什么样的病变，中药就有与之相应的治疗药物。只有达到这一点，中医的辨证论治才能全面实施。而中药达到这一点的过程，又是辨证论治在实践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个别到一般、由部分到普及，逐步发展的过程。可见中药按功能分类是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的一种实用性理论，较之其他中药理论更为宝贵。”贾得道.中医理论的实质探讨(续完)[J].山西中医,2000,(02)
[[24]] 引自黄龙祥.《经穴主治国家标准·注释本导言》
“主治是腧穴的一个重要特性，但并不代表穴性,现在往往是从主治来概括穴性，曰&&穴具有补益肝肾的性质，其实这只是&&穴在特定条件下(病性、配伍、手法)的一个作用，并不是该穴固定不变的性质，,所以不能以主治代穴性。”徐斌.穴性论[J].中国针灸,1999,(1).
当然，中药功能的归纳，也是一种反推，但是，中药的功能是单向的。
中医对于病性的治则分为正治和反治，反治是临床表现与其本质不相一致情况下的治法，采用从其假象而治的方法，究其实质，用药虽然是顺从病证假象，却是逆反病证的本质，依然是遵循正治的根本思想。
关于针灸治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原始含义可参看：黄龙祥.针灸治疗原则的形成及其内涵的演变[J].针灸临床杂志,1994,(01)
[[28]] 孙广仁主编.中医基础理论[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该段文字据《素问·离合真邪论》王冰注，“《针经》云：泻曰迎之，迎之意，必持而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出针，疾气得泄。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忘之，若行若悔，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则补之必久留也。”意思更清晰明了。黄帝内经素问[M].人民卫生出版社,
[[30]] 赵京生著.针灸经典理论阐释[M].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热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而汗出止”该句为宋校正医书局，根据《甲乙经》误将《灵枢》的内容补入《素问》。黄龙祥.试论宋代校正医书局私改医书之弊[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4).
[[32]] 赖新生等编.实用针灸处方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34
[[33]] 邱茂良主编. 针灸学[M].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4]] 孙国杰主编. 针灸学[M].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9
[[35]] 石学敏主编. 针灸学[M].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6
[[36]] 杨长森, 何树槐主编刘冠军等编写. 针灸治疗学[M].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37]] 石学敏主编. 针灸治疗学[M].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21
[[38]] 主编王启才. 针灸治疗学[M].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3. 35
[[39]] 董明强编著.中医辨证新方法论[M].学苑出版社,2001
&1.1.3 古代没有提出“穴性”理论原因分析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发现自从“穴性”理论提出后，在针灸界迅速掀起了研究热潮，甚至已经写入教材，目前已经广为流传。那么，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就是穴性的理论为何在古代没有正式提出呢？
1.1.3.1 中药与穴位治病原理不同
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理法方药的落脚点是中药，通过中药来治疗疾病，那么药物是怎样对机体进行调理，恢复人体平衡的呢？《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是药三分毒”，[[22]]中医治病就是“以毒攻毒”，用药物的偏性纠正人体出现的偏性，使之恢复平衡。[[23]]由于药物具有偏性，是以偏纠偏治疗疾病，所以，中药都必须明辨寒热虚实，针对病性的用药，如若孟浪投药，则祸不旋踵矣，故张仲景有“桂枝下咽，阳盛即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之训。
然而，针灸却稍有差异，针灸的治疗体系，最终落实到对穴位的刺激。为了更好地看到穴位治病和中药治病的差别，我们先看《内经》用穴位治病的一个典型例子。
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
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灵枢·五邪》）。
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刺肓之原、巨虚上廉、三里。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刺抑而下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
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之三里也（《灵枢·邪气脏腑病形》）。
气在于肠胃者，取之足太阴、阳明，不下者取之三里（《灵枢·五乱》）。
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
肠中不便，取三里，盛泻之，虚补之。
小腹痛肿，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以上《内经》所述足三里穴主治，可见不论其具体的症状如何复杂，也不论引起这些症状的病机是“阳气有余，阴气不足”、“阳气不足，阴气有余”、“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有寒有热”，只要病位在“胃中”、“胃”、“胃脘”、“脾胃”、“肠胃”、“肠中”这些特定的部位上，其针灸取穴就都可以“调于三里”。[[24]]
大量经验事实证明腧穴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不能简单地说某个穴位是寒性或是热性，人体的穴位，归根到底是人体的组成部分，是人之一部，不存在药物那样的“四气五味”。所谓的“穴性”，如果追根刨底的话，都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对病人的病因病机全面分析后，从治疗效果进行的一种反推[[25]]。例如，大椎在发热病人中可用，似乎是“泻热”的穴位，归属为寒性，当遇见体温过低的病人时，我们也可以用大椎调节体温，此时大椎又似乎是“热性”的穴位了。
中医和针灸治病原理的这种差别，是历代针灸名著都没有用药物功效的形式归纳“穴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1.1.3.2 中医和针灸对“病性”的处理方法不同
所谓病性就是指疾病的寒热虚实等性状。中医和针灸对于病性的处理原则体现在治则中[[26]]：
虚者实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中医）
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27]]。（针灸）
以上是中医和针灸对于寒热虚实病性处理的基本原则，咋看极为相似，其实内涵完全不同。首先分析虚实的处理原则。七版《中医基础理论》[[28]]是这样论述的：
虚则补之，是指虚损性病证出现虚象，用具有补益作用的方药来治疗。即以补益药治虚证。如阳虚用温阳的方药，阴虚用滋阴方药，气虚用益气的方药，血虚用补血的方药等。
实则泻之，是指实性病证出现实象，用攻逐邪实的方药来治疗。即以攻邪泻实药治实证。如食滞用消食导滞的方药，水饮内停用逐水的方药，瘀血用活血化瘀的方药，湿盛用祛湿的方药等。
很显然，中药治病的指导思想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逆其病性而用药，虚则用补益药，实则用攻逐药。那么，针灸对于虚实是怎样处理的呢？《内经》中对于虚实的处理，给予了详细论述：
“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泻曰：必持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得针，邪气得泄，按而引针，是谓内温，血不得散，气不得出也。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外门以闭，中气乃实，必无留血，急取诛之。[[29]]”
岐伯曰：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帝曰：补虚奈何？岐伯曰：持针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内针，气出针入，针空四塞，精无从去，方实而疾针，气入针出，热不能还，闭塞其门，邪气布散，精气乃得存，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谓追之。（《灵枢·九针十二原》）
“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徐和疾都是表速率的词语，说的是行针手法。“泻实者，……”句和“补虚奈何？……”句更是明白无误的是说如何用手法来补虚泻实。可见，针灸治病是通过针刺手法来达到虚补实泻目的的。
如果，对于虚实的处理原则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寒热的处理原则，就更能一目了然。中医对于寒热的处理是：
寒者热之，是指寒性病证出现寒象，用温热方药来治疗。即以热药治寒证。如表寒证用辛温解表方药，里寒证用辛热温里的方药等。
热者寒之，是指热性病证出现热象，用寒凉方药来治疗。即以寒药治热证。如表热证用辛凉解表方药，里热证用苦寒清里的方药等。（七版《中医基础理论》）
对于寒热的处理，中医依然是采取用对抗的办法，运用相反性质的药物来纠正人体的偏性。针灸相应的治则却是：
热则疾之，寒则留之。
此处非常明了，“疾”没有“寒”的意思，不可与“热”对举，和中医的“热者寒之”以寒性药对抗热性病意思完全不一样，同样的道理，“寒则留之”的“留”也只是一个动作的描述，没有温、热的意思。此处的“疾”和“留”实际上都是指针刺手法，所谓“刺诸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此之谓也。
综上所述，中医针对病性的处理原则是根据病情，选取性质相反的方药来治疗，而针灸则并不是选取与病性相反的性质的穴位来治疗，而是用针刺手法进行调整。
1.1.3.3 针灸的取穴原则不需要“穴性”
古代没有提出“穴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针灸的取穴原则，并不包含“穴性”所表达的内容。“穴性”描述的是穴位的功能，倾向于针对病性的表述，然而，历代指导针灸治疗疾病的取穴原则，却是根据病位来取穴的。
1.1.3.3.1 《内经》中的取穴原则
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阳明、太阴……
厥头痛，项先痛，腰脊为应，先取天拄，后取足太阳。
厥头痛，头痛甚，耳前后脉涌有热，泻出其血，后取足少阳。
同是厥头痛，由于兼症或面肿，或项痛腰痛，或有耳周症状，则根据足三阳经中循行部位不同，足阳明行于面部，足太阳经行于头项，并下行腰背，足少阳行于侧头部绕耳，而分别采取相应经脉穴位治疗。[[30]]
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热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阳明太阴而汗出止。热病始于头首者，刺项太阳而汗出止。热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而汗出止[[31]]。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阴，病甚为五十九刺。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阴少阳。（《素问·刺热》）
刺疟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先项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胫酸痛者，先刺足阳明十指间出血。（《素问·刺疟》）
热病和疟疾都是全身性的疾病，但是在治疗时，却都是根据病变部位不同，或局部取穴，或循经取穴。如《刺疟篇》所谓“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即根据病位表现，定夺病经所在也。
心痛引小腹满，上下无常处，便溲难．刺足厥阴。
心痛，但短气不足以息．刺手太阴。
心痛而辨证属足厥阴经病变，是因伴有小腹满，小便不利诸症，而足厥阴经病候有“少腹肿”、“闭癃”，故而用足厥阴。心痛辨证为手太阴经，则是因手太阴经病候有“少气不足以息”。这是根据经脉病侯来取穴，也是循经取穴的一种。
有人对《内经》的针灸方进行了统计，发现《内经》针灸处方以经络辨证为原则，循经取穴为主，其他取穴为辅，400余首针灸处方中运用循经取穴的处方多达356首，占处方总数的86.4%。[[32]]
在《内经》中，还有两种特殊刺法——巨刺和缪刺。这两种刺法都是病在左，而刺在右，似乎有违前面提到的病在何处，就针刺何处的原则。其实不然，试分析之。
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灵枢·官针》
邪客于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数日已。
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左取右，右取左。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肩痛，……，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素问·缪刺论》
帝曰：愿闻缪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与巨刺，何以别之？岐伯曰：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故络病者，其痛与经脉缪处，故命曰缪刺。《素问·缪刺论》
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则缪刺之；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巨刺之。《素问·调经论》
《内经》中说得很清楚，巨刺是病在左，而右脉先病，左脉正常，故实际上是右经不正常导致了左边病变，病本在右，所以要巨刺右边经脉。而缪刺则是“身形有痛”而“九候莫病”，虽然有疾病的表现，但是脉象上没有表现，“有痛而经不病者”，故病不在经，而在络脉，所以缪而刺络。
巨刺和缪刺表面上看来，左病刺右，并非根据“病变部位”取穴，但是，究其实质是遵循治病求本的原则，针对病变的真正所在进行针刺。巨刺和缪刺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针灸的辨证论治实际上是根据病变部位来取穴的。
当然，不容忘记的是，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取穴形式，就是在病变局部取穴，所谓“以痛为输”。《内经》中在病变局部取穴的例子非常多，而“以痛为输”通常都认为是人类对腧穴的最早认识，道理简单，不再赘述。
1.1.3.3.2 当今针灸教材中的取穴原则
当今的针灸学教材对于针灸取穴原则有多种，综合起来有：循经取穴、局部取穴、邻近取穴，辨证取穴、对症取穴、经验取穴等，但是有三个是共同的，几乎在每本教材中都具备，那就是循经取穴、邻近取穴和局部取穴。如：
教材取穴原则
五版《针灸学》
近部取穴、远部取穴和随证取穴。[[33]]
六版《针灸学》
近部取穴、远部取穴和随证取穴。[[34]]
七版《针灸学》
近部选穴、远部选穴和辨证对症选穴。[[35]]
杨长森主编《针灸治疗学》
近部选穴、远部选穴和对症选穴。[[36]]
石学敏主编《针灸治疗学》
局部近穴、邻近选穴、循经远取和辨证选穴。[[37]]
王启才主编《针灸治疗学》
局部近穴、邻近选穴、远端选穴、辨证选穴和随症选穴。[[38]]
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秉承了《内经》的取穴思想。循经取穴、邻近取穴、局部取穴三者的共同点都是围绕病位，针对性的进行调理，在选穴的过程中，病位是第一位的，只有确定病位，明辨病变经络所在，才能进行选穴治疗。正如前面讨论过的，针灸一样也要辨病性，但是对于寒热虚实病性的处理，只是在针刺手法方才体现。
穴性理论引发的思考
1.1 针灸和中医是不同的诊疗体系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中医和针灸的治病原理及对病性的不同处理原则，发现中医和针灸的辨证论治体系，存在重大区别。由于中医的治病原理是通过药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所以董明强先生在对《伤寒论》、《备急千金要方》等十部中医名著所用1833首方剂进行统计后，分析得出中医的辨证过程中，辨病性比辨病位重要，中医是以辨病性为主的辨证理论体系。[[1]]而针灸的治病原理是通过刺激人体部位来调节平衡，通过针灸取穴原则的分析，不难发现针灸更强调的是疾病的部位，如果不知道病变部位，针灸几乎无从下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的辨证理论体系。在明确了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的辨证论治体系之后，再来看《内经》，您或许会有另一番感触。先人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多么恢宏的人体部位联系图，十二经脉、十二经筋、十五络脉、脏腑输募穴、六腑下合穴……
但是，今天介绍推广中医模式的针灸辨证论治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在临床上也普遍的使用这种思路指导针灸治疗，如果这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似乎与临床疗效相悖。然而，可以明确的是，这种仿照中医辨证论治的思路，是民国以后才发展成熟起来的，与《内经》时代以及古代的主流针灸诊疗体系是有区别的。与辨病位为主的传统针灸辨证论治体系相比较，“穴性”所代表的辨病性为主的辨证论治还相对稚嫩，有待发展。当然，针灸是一门实用科学，不能仅仅在理论上评长论短，而是要能够具体的指导临床，以辨病性为主的针灸辨证与以辨病位为主的辨证论治，到底孰优孰劣，应该在临床中设计实验，加以鉴别。
1.2 世界医学的格局
“证”被认为是中医的特有概念，中医的认识是“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可以概括为某一病理状态下的“因位性势”。其实，任何医学无不是根据“当下”的疾病状态提供治疗方案，而“当下”的疾病状态无不可分为“因位性势”四个方面，不同的医学，由于治疗手段的不同，以及理论基础的不一致，导致对“因位性势”各有侧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诊疗体系。通过分析从中医角度认识针灸而提出的新范式——“穴性”，对传统针灸具备了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首次明确了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病性为辅的诊疗体系。再根据董明强先生对中医经典中1833首方剂统计结果的分析，中医是以辨病性为主的辨证论治体系，而西医众所周知是强调辨病因的，也就是说西医、针灸、中医三种医学，分别对应于“因、位、性”，成三足鼎立之势。
[[1]] 董明强编著.中医辨证新方法论[M].学苑出版社,2001.&
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下）&
（四）针刺手法之演变
其病并依穴针灸，或有不愈者何？答曰：一则不中穴。二则虽中穴，刺之不及其分。三则虽及其分，气不至出针。四则虽气至，不明补泻故。(《针经摘英集》)
针灸治疗疾病要取得疗效是不仅要正确的选取穴位，还要采取正确的针刺手法，否则也不会取得好的疗效。按照临床常规，关于针刺手法，有三个问题无法回避，必须回答：
& & 第一、用什么手法；
第二、具体怎样操作；
第三、什么时候结束手法。
第一个问题，该用什么手法，实际上是在辨证中要解决的病性问题，确定病性后，再根据针灸的治则选择相应的手法，前一章已有较多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根据病性确定了该行什么手法，那么手法又具体怎样操作呢？不解决这个问题，依然是心中了了，指下难明。为了更清晰地考查民国针灸学者是回答怎样行补泻手法的问题，并在传统补泻手法发生了哪些演变，我们先从第三个问题谈起，即什么时候结束手法？
1.1 “气至”、“得气”概念的演变
1.1.1 《内经》中的“气至”和“得气”
《内经》中对于什么时候应该结束手法出针，是有明确规定的。
“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灵枢·九针十二原》
“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去之。”《灵枢·九针十二原》
“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言持针而出入也。气至而去之者，言补泻气调而去之也。”《灵枢·小针解》
“凡刺之道，气调而止”。《灵枢·终始》
可见《灵枢》时代，是以“气至”、“气调”为标准来判断结束手法时机的。从《灵枢·小针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言持针而出入也。气至而去之者，言补泻气调而去之也”的解释，我们知道“气调”和“气至”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是，由于《灵枢·九针十二原》对“气至”和疗效的关系做了文学化的描述“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从而引起后人的高度重视，成为后世判断针刺有效无效的标准。归纳起来，《内经》“气至”具备两个功能，一个是针刺手法结束的标志，另一个是判断针刺是否有效的标志。
诚如《内经》所言，“气至而有效”，那么“气至”是要求什么“气”至呢？
“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以知谷气至也。邪气独去者，阴与阳未能调，而病知愈也。故曰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矣。”（《灵枢·终始》）
比较两段的论述，前一段“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后一段“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以知谷气至也。……故曰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矣。”内容和句式都非常类似，说明所谓的“气至”就是“谷气”至。在《灵枢·终始》中，还对“谷气至”的表现进行了描述：“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这里邪气与谷气对举，“邪”与“正”对，那么谷气应当就是正气的意思。
刘书坤的硕士论文《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中，对《内经》中“谷气”的用法进行了归纳：
“谷气”在《内经》中主要有3种意义：①指饮食物，如《灵枢·五味五音》“愿闻谷气有五味”；②指水谷精气，如《灵枢·五味五音》“谷气津液已行，营卫大通，乃化糟粕，以次传下”；③指正气，如《灵枢·终始》所讲，张景岳解释道：“谷气，即正气，亦曰神气。”
在《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一文中，还提到《内经》中还有个词与“气至”概念相类似——“气和”。
“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二泻一补，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二盛，泻足太阳，补足少阴，二泻一补，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三盛，泻足阳明，而补足太阴，二泻一补，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脉口三盛，泻足太阴，而补足阳明，二补一泻，必切而验之，踈而取之上，气和乃止。”（《灵枢·终始》）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从原文来看，是由人迎、脉口比较脉法，诊查人体阴阳失衡，并用这种脉法判断是否恢复了阴阳平衡，而这个过程中，或“日二取之”，或“日一取之”，或“二日一取之”，此处的“气和乃止”，当是用来判断整个疗程的结束时机的标准，并非用于判断单次治疗结束时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内经》中，结束手法的时机是有明确依据的，依据就是“气至”，而“气至”的概念也是非常明确的，特指“谷气至”，表现为针下“徐而和”的感觉。
分析完《内经》中“气至”的概念，下面讨论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得气”。在《内经》中，涉及“得气”概念的，共有四处，现一一分析之。
1、《灵枢·小针解》云：“空中之机，清净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
该处“得气”的意思，联系前后文，不难理解。原文如下：
“……‘粗守关’者，守四肢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也。‘上守机’者，知守气也。‘机之动不离其空中’者，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也。‘空中之机清净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
《灵枢·小针解》是对“小针之要”的解释，小针解的作者认为“上守机”是“守气”，又说“机之动不离其空中”，是“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的意思，那么是知什么气之虚实呢，显然只能是知“经气”之虚实，紧接着说“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那么此处的“得气”就只能是得“经气[[1]]”了。此外，《素问·宝命全形论》说“经气已至，慎守勿失”，和此处的“密意守气勿失”非常相近，可为一旁证。
2、《灵枢·终始》说：“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形肉未脱，少气而脉又躁，躁厥者，必为缪刺之，散气可收，聚气可布，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守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男内女外[[2]]，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
刘书坤在《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一文中，对此有一段论述很有见地：男内女外当为男外女内，男为阳，病属阳者当浅刺；女为阴，病属阴者当深刺。“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和“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纳，是谓得气”意思基本一致，在这段中，气至和得气含义应当一致，指通过缪刺法使“实于经”的邪气去，“虚于内”的正气充实。所以张景岳在《类经·针刺类·得气失气在十二禁》说：“则其邪气必去，正气必复，是谓得气”。
实际上该处的得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得谷气”。
3、《灵枢·热病》说：“热病体重，肠中热，取之以第四针于其腧及下诸指间，索气于胃胳，得气也。”
张景岳在《类经·针刺类·诸热病死生刺法》中解释道：“脾主肌肉四肢，邪在脾故体重。大肠小肠皆属于胃，邪在胃则肠中热。故当用第四针曰锋针者，取脾胃二经之腧，曰太白、曰陷谷也。及下诸指间者，谓在足诸腧也。下文曰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者，其义即此。索气于胃胳得气者，阳明之络曰丰隆，别走太阴，故取此可以得脾气。胳当作络。”
此处所得之气为“脾气”。
4、《素问·离合真邪论》：“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故命曰泻。
帝曰：不足者补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命曰补。”
从行文方式看，“以得气为故”与“以气至为故”对举，分别是泻和补结束时机的标志，因此此处的“得气”应该和“气至”意思一样，得的是“谷气”。
纵上所述，“得气”实际上，可以是得经气、得谷气、得具体的“脾气”，也就是说，在《内经》中“得气”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只是一个动宾结构短语，得什么“气”，随上下文来决定。只有“得谷气”时，才和“气至”意思一致，作为结束手法的标志。
1.1.2 历代对“气至”和“得气”的不同理解
1.1.2.1 《难经》“得气”是施行手法的前提
《难经》中没有“气至”的概念，只在《七十难》和《七十八难》出现了“得气”。
《七十难》云：“春夏温，必致一阴者，初下针，沉之至肾肝之部，得气，阴也；秋冬寒，必致一阳者，初纳针，浅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气，推内之，阳也。”
《七十八难》曰：“当刺之时，必先以左手，压按所针荥俞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之来，如动脉之状，顺针而刺之。得气，因推而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
结合《七十六难》：“何谓补泻，当补之时，何所取气，当泻之时，何所置气？然。当补之时，从卫取气。当泻之时，从荣置气。”
可见《七十难》和《七十八难》分别得的是“阴阳之气”和“经气”，不得气则男外女内探寻之，依然不得气，说明大气已夺，属不治之证。
在《难经》中，“得气”依然没有专指得什么“气”，而是在上下文中，意思有所差别。但是《难经》中“得气”却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下一步行手法的前提。如《七十难》“春夏温，必致一阴者”，需先“沉之至肾肝之部”得气后，“引持之”方能达到目的；“秋冬寒，必致一阳者”，需先“浅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在该部得气后，再“推内之”。同样《七十八难》中的“得气”也是施行手法的前提，这和《内经》中的得气是有区别的。下文中，将对“气至”概念种种不同理解中，同于《难经》“得气”特征——施用手法的前提的，统称为“得气”。
1.1.2.2 传世本《甲乙经》“得气”和“气至”的文本考察与理解
《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一文对《针灸甲乙经》“得气”和“气至”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但是笔者的认识稍有不同。
1、得气则泻
卷之三·背自第一椎两傍侠脊各一寸五分下至节凡四十二穴第八说：“白环俞，第二十一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刺入八分，得气则泻，泻讫多补之，不宜灸[[3]]。
对于此处的“得气则泻”，黄龙祥研究员在《针灸甲乙经》校注中，有注解“刺入八分，得气则泻，泻讫多补之，不宜灸：原作大字。此法与《甲乙经》刺灸法迥异，而与甄权针法相合。此文又见于《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句前有‘《甲乙经》：《甄权针经》云’字样，则此文系宋以前人将甄权之文抄入《甲乙经》中，故改作小字。宋以后针灸书白环俞穴下引《甲乙》之文均系直接或间接转引自《圣惠方》，不足据。又《圣惠方》‘腰俞’穴下所载刺法与本穴同。但所引之文与甄权《针经》之文不相混，亦可证”。
2、气至泻之
“腹满痛不得息，正卧屈一膝，伸一股，并刺气冲，针上入三寸，气至泻之”。《针灸甲乙经·脾胃大肠受病发腹胀满肠中鸣短气第七》
“女子月水不利，或暴闭塞，腹胀满癃，淫泺身热，腹中绞痛，穨疝阴肿，及乳难，子抢心，若胞衣不出，众气尽乱，腹满不得反复，正偃卧，屈一膝，伸一膝，并气冲针上入三寸，气至泻之”。《针灸甲乙经·妇人杂病第十》
显然，这里的“气至”决不是“谷气至”，而和《难经》中的“得气”概念类似。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结论：最迟在《黄帝明堂经》成书时期，“气至”的概念就已经转变为《难经》中的“得气”呢？笔者认为不可。
上述两处“气至泻之”都是针刺气冲穴，此处的“气至”是否和古人对于气冲这个穴位本身的特点有关，抑或是和白环俞一样，是后人的文献混入？姑且存疑。
1.1.2.3 《千金方》中的“得气”和“气至”混淆
“视眼歪不正，口歪目瞤，面动叶叶然，眼赤痛，目晄晄，冷热泪，目睑赤皆针承泣，在目下七分眶骨中，当瞳子直下陷中入二分半，得气即泻，忌灸。”（《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七·针灸中·肝病第一）
“治脚转筋针内昆仑穴，在内踝后陷中，入六分，气至泻之”。（《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七·针灸中·肝病第一)
此处“得气即泻”和“气至泻之”，意思完全一致，都和《难经》记述一样，是手法施行的前提。前面分析《针灸甲乙经》白环俞时，我们已经知道“得气则泻”是甄权的针法特色，孙思邈和甄权是同时代的人，因此，最晚在隋唐时期，对于“气至”和“得气”的理解，已经出现混淆。
1.1.2.4 窦太师“气至”理解为“得气”、“气至病所”
《标幽赋》说：“先详多少之宜，次察应至之气。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既至也，量寒热而留疾。未至也，据虚实而候气。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
《针经指南》“真言补泻手法”一节说：“补法：左手掐穴，右手置针于穴上，令病人咳嗽一声，针入透于腠理，复令病人吹气一口，随吹针至分寸，待针沉紧时，转针头向病，以手循扪，觉气至，却回针头向下，觉针沉紧，令病人吸气一口，随吸出针，急闭其穴。虚羸气弱痒麻者补之。”
“泻法：左手掐穴，右手置针于穴上，令病人咳嗽一声，针入透于腠理，复令病人吹气一口，随吹针至分寸，待针沉紧时，转针头向病所，觉气至病，若觉病退，便转针头向下，以手循扪，觉针沉闷，令病人吹气一口，随吹气一口，徐出其针不闭其穴，命之曰泻。丰肥坚硬疼痛者泻之。”
窦太师在针灸发展史中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的观点影响后世至深。《标幽赋》中，窦太师认为“沉涩紧”为“气至”，并在“气至”的基础上，进行“寒留热疾”。显然这里的“气至”并非“谷气至”，绝非《内经》的“气至”。而与《难经》“得气”的概念类似，都是手法施用的前提。此外《标幽赋》还提到“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探讨了“气至”速迟与疗效的关系。如果此处的“气速效速，气迟效迟”的气是指“谷气”，那么是对《内经》“气至而有效”的发展，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此处候的依然《难经》中的“得气”。在“真言补泻手法”中的“觉气至”、“觉气至病”，为后世广为引用，并作为结束手法的依据，但是这和《内经》所言的“气至”没有什么关系。
至此，关于“气至”和“得气”的种种理解已经赅备，后世的认识都不出这些框架。
1.1.3 民国时期发展了“得气”，丢失了“气至”
通过对“气至”和“得气”概念演变过程分析，我们发现历代对“气至”都有发挥，已经和本意相去甚远，孰是孰非，应该遵从哪家之言，是极难判断的，民国时期的针灸学家又是如何进行取舍的呢？
《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施针手法：“右手持针直刺之，随刺随捻向里进，约进几分深之数，待患者觉酸重之后，且觉针下气紧之时，是气之已至，庶可施以补泻”。作者并自注：“必须认定经之来去而微捻之，每捻只针柄半转，非若轮之捻转不已也。补泻既毕，气之松紧自殊，其效乃显。然后出针，不可拘定留几呼、泻几吸也”。
承淡安先生对出针时机是这样认识的，补泻既毕，“气之松紧自殊，其效乃显。然后出针，不可拘定留几呼、泻几吸也”，是以《内经》“气至”为结束手法的依据的，因为，“谷气至则徐而和”，针下松紧自然不一样。但是，他虽然明白结束手法的时机，却没有用《内经》的专用术语“气至”，只是通过“气之松紧自殊”来判断，并且文中所谓的“气之已至”并非指“谷气至”，而是《难经》的“得气”。也就是说，承淡安并没有严格区分“气至”和“得气”这两个概念。
承淡安先生终身致力于沟通中西，用西医学理来解释针灸原理，在针刺感应原理上也不例外。也正是由于用西医学理对针刺感应现象原理的阐释，发展了“得气”的概念。
“书曰：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状。又曰：气至则针下沉紧，此盖明针下刺着神经，神经起反射性之痉挛收缩，因是觉针下沉紧。当神经起痉挛之反射，乃有吸引之状，故有如鱼吞钩饵之象，病者亦觉针下酸重，此即针下得气之原理也。当刺下即觉酸重，即谓之数，足见神经尚活泼，故病易疗。若久久而得酸重，即谓之迟，神经已麻痹，反射性弱，故病难治。某部神经原因太兴奋而成病，再刺激之，反射性更强，故观针下沉紧，前人乃名之曰邪气。邪气者，病态也。若针无病之神经，则反射性活泼而缓和，乃平和之态，前人则美名之曰正气。内部筋肉受营养足，则针着而觉滑利；若缺乏营养而干枯，刺着乃如涩象”。(《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编辑大意之六”)
显然，承淡安先生认为“气至”和“得气”是同一回事，所以在解释完“气至针下沉紧”的机理后，直接说“此即针下得气之原理也[[4]]”。在用西医学理对针刺反应现象的原理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发展了“得气”的概念。首先，从说理方式上来看，他从西医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气至”针下沉紧是由于“刺着神经，神经起反射性之痉挛收缩”，导致肌肉挛缩吸引针具，所以有“如鱼吞钩饵之象”。这种解释，不再使用传统的种种“气”来说理，让人更容易理解。其次，从内容上来看，他还注意到医生感觉到手下有“如鱼吞钩饵之象”时，病人也有相应的感觉，“病者亦觉针下酸重”。也就是说，新的“得气”概念包含医生和病人两方面感觉的描述，既有医生的手下感觉，也有病人针刺时的感觉，而古代的“得气”都只是描述医生的手下感觉。
但是，由于“得气”和“气至”的功用完全不同，所以不管怎么发展“得气”概念，都无法弥补“气至”概念丢失后的空缺。
新中国成立后，对经络和神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不再完全用神经的观点来解释针灸的现象。可是，民国时期演化后的“得气”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保留，只是原本用西医学理解释针刺现象而产生的“得气”概念，回过头来又用传统经络学说对其进行解释。如：
得气亦称针感，是指将针刺入腧穴后所产生的经气感应。当这种经气感应产生时，医者会感到针下有徐和或沉紧的感觉；同时患者也会在针下出现相应的痪、麻、胀、重等甚或沿着一定部位，向一定方向扩散传导的感觉。邱茂良主编《针灸学》156页
得气”一词首见于《内经》，《素问·离合真邪论篇》说：“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也就是说，当针刺入腧穴后，通过施用捻转提插等手法，使针刺部位产生特殊的感觉和反应，谓之得气，亦称为“针感”。当这种经气感应产生时，医者会感到针下有徐和或沉紧的感觉。同时，患者也会在针下出现相应的酸、麻、胀、重等感觉，这种感觉可沿着一定部位，向一定方向扩散传导。若无经气感应而不得气时，医者则感到针下空虚无物，患者亦无酸、麻、胀、重等感觉。正如窦汉卿在《标幽赋》中所说：“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铒之浮沉；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这是对得气与否所做的形象的描述。孙国杰主编《针灸学》374页
得气，古称“气至”，近又称“针感”，是指毫针刺入腧穴一定深度后，施以提插或捻转等行针手法，使针刺部位获得经气感应。针下是否得气，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判断，即患者对针刺的感觉、反应和医者刺手指下的感觉。石学敏主编《针灸学》149页
不难发现，现代《针灸学》教材只是将“得气”中针下刺着神经产生反应，改变为针刺入腧穴后针与经气感应。这种从传统到西医，再由西医到传统的两次变化，使得“气至”的概念更加让人迷惑，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了解“气至”的准确含义了。
1.1.4 民国时期“气至”概念演变后对后世的影响
通过对《内经》“气至”原意的分析，我们知道《灵枢》“气至”的概念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判断针刺结束手法时机的功能，另一个是判断预后的功能。由于“气至”演变为新的“得气”，而新的“得气”概念和《内经》“气至”不能等量齐观。这样，在概念的演变过程中，就导致了“气至”两个功能的丢失。
1.1.4.1 判断出针时机功能的丢失
《内经》中“气至”就意味着“气调”，是停止手法出针的时机。但是，由于民国时已将“气至”转而理解为“得气”。可是“得气”自《难经》到民国以前，历代诸多著作中，都是施行补泻手法的前提。民国时期新的“得气”概念为针与神经的反应。可是，假如病人神经兴奋性高，只要针具一进入机体，神经就立即作出相应的反应，此时，正是邪气盛当行泻法之时，不应该出针。显然，民国时期的“得气”不能作为结束针刺手法的标志。这样，“气至”的第二个意项，就丢失了。
虽然，承淡安在《针灸薪传集·序》中说道：“其运针时间之久暂，则以得气为第一义。《内经》所谓刺之而气至，弗复针。刺之而气不至，毋问其数，以得气为主。”如果此处的得气是“得谷气”，自然是《内经》“气至”意义一致，但是，从承氏一贯的论述来看，则此处之得气，是指“病人针感”和“医生手下感”。那么，如果是邪气实的病人，甫一下针，即有“针感”，本应在此针感基础上行泻法，如果认为已经“得气”而出针，则两相矛盾，不合逻辑了。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现代针灸学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对于没有“得气”的病人，留至“得气”时出针，多数病人则统一留针10～30分钟。
在临床上留针与否或留针时间的长短，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病证可酌情留针15～30min。而慢性、顽固性、疼痛性、痉挛性疾病，可适当增加留针时间，如急性腹痛、三叉神经痛、痛经等，留针时间可达数小时。有些病证，只要针下得气，施术完毕即可出针，如感冒、发热等。小儿一般不便留针，点刺放血亦无须留针。还有一些腧穴常用快速针刺法，亦不必留针。（孙国杰主编《针灸学》，377页）
一般病症只要针下得气而施以适当的补泻手法后，即可出针或留针10-20分钟；但对一些特殊病症，如急性腹痛，破伤风，角弓反张，寒性、顽固性疼痛或痉挛性病证，即可适当延长留针时间，有时留针可达数小时，以便在留针过程中作间歇性行针，以增强、巩固疗效。若不得气时，也可静以久留，以待气至。在临床上留针与否或留针时间的长短，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患者具体病情而定。（石学敏主编《针灸学》，152页）
比较《内经》和现代针灸学教材，对于针刺留针的问题，《内经》有确切的结束手法的依据，而现代教材缺乏这种依据，只是给予具体时间的规定，但又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让人不知所从。由此看来，《内经》的原则性更强，也更具备可操作性。
1.1.4.2 判断预后功能的丢失
《内经·九针十二原》“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一直以来都是针刺是否有效的金科玉律。可是，该处的原意是指如果行针刺手法后，“谷气至”则有效，并非指任何气至都有效，尤其不是指邪气至。也就是说，只要针下不是“谷气至”，“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就不适用。
然而，民国时期的“气至”概念与“得气”相混淆，并在用西医解释“得气”现象的过程中赋予了“得气”新的内涵——针与神经发生反应。这样“气至而有效”，就转变为“得气而有效”。又由于新“得气”概念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医生手下出现“如鱼吞钩饵之象”，另一个是“病者亦觉针下酸重”。就由“得气而有效”，进而转变为医生或病人在针刺时出现反应就有效。
但是，如果“气至”概念已经改变，而抱着《内经》“气至而有效”的信条不放，无异于刻舟求剑。
1.1.5 小结
民国时期的针灸学家用西医神经的观点，对针刺手法进行考量，由于历史的原因，历代对《内经》“气至”概念发生了理解上的偏差，普遍将“气至”与“得气”等同起来，民国时期针灸学家继续了这种偏差，并对“得气”进行了西医学理的解释，赋予“得气”新的内涵。但是，由于“得气”并没有包含“气至”的所有意项，导致了“气至”概念功能的丢失，表现在判断针刺后的预后上，没有标准，在出针时机和留针时间上，缺乏标准（当今的临床留针30分钟几乎成为行业标准）。但是，民国时期“得气”的概念增加了“患者的针感”，为医生判断是否“得气”增加了一条依据，成为当今针灸临床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需要说明的是，“经气”具体是指什么？古人认为“气”是一种实在的物质，在经脉中运行的气就是经气，正常人体的经气就是正气或说是真气。但是，由于邪气可以进入经脉，经脉之气还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倾移”，经气因此往往不能等同于正气，而是通指各种情况下运行在经脉中的气。
[[2]] 《难经·七十八难》作“男外女内”；《针灸甲乙经》作“男女内外”。
刺八五分，灸三壮原作“刺入八分，得气则泻，泻讫多补之，不宜灸”。按《甲乙经》于刺灸法项下，只记怍“刺入几分(寸)，留几呼，灸几壮”，不言补泻之法，若系禁灸穴，则言“禁不可灸”或“不可灸”，不作“不宜灸”，可知上文与《甲乙经》体例格格不入．今据《医心方》、《素问·水热穴论》王冰注改。黄龙祥辑校.黄帝明堂经辑校[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88.39
虽然，根据前面对于“气至”、“得气”的分析，此处的确为“得气”的表现，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承淡安先生没有分清“气至”、“得气”概念区别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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