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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悼念伟人背后的伟人――粟裕战友楚青先生昨日逝世，一路走好（组图）
作者：《粟裕学研究》执行主编吴跃军 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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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亲爱的母亲楚青今天上午安详地辞世了，享年93岁。她终于走完了奉献热血、冲破荆棘、昂扬正直、充满关爱、享受亲情的一生。&&&&&&&&&&&&&&&&&&&&&&&&&&&&&&&&&&&&&&& 长子粟戎生率全体家人泣告&&&&&&&&&&&&&&&&&&&&&&&&&&&&&&&&&&&&&&&&&日
&&& 2月22日上午十时起在北京东城区雨儿胡同33号家中设灵堂，25号在301医院举行楚青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 楚青（-）原名詹永珠，参加革命后粟裕改名为楚青，出生于1923年3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而又慈祥的母亲（袁国平、刘英、刘炎等烈士子女都是他和她抚养成人，甚至包括饶漱石同志的女儿兰沁、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均视同已出），伟大的新四军女战士。粟裕的战友和夫人，粟裕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和积极支持者，粟裕事业的帮助者，伟人背后的伟人！江苏扬州人，享年93岁。楚青于1938年在皖南参加新四军，进入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八队、新四军军部速记训练班学习，1939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18岁的楚青与34岁的苏中军区司令员、一师师长粟裕在新四军司令部结为终身伴侣，共度过43年美好而又悲苦的时光。1939年11月起先后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新四军第一师、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华中局、苏浙军区、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济南市委等单位任速记员、机要秘书、秘书、参谋、干事、专职党支部书记、调研员等连、营、团级干部。她在战争年代主要从事机要、战勤等工作。1952年，楚青转业至地方工作。先后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商业部任计划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及政策研究室主任。1972年调军事科学院工作。1984年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按副军职离休。离休后楚青把为粟裕平反昭雪、完成粟裕遗著的整理和出版、开展粟裕军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作为自己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应尽的历史责任。多年来，楚青主持撰稿并编审了《粟裕战争回忆录》（后再版为《粟裕回忆录》）；整理了《粟裕谈淮海战役》；参与审编了《粟裕军事文集》、《粟裕论苏中抗战》、《粟裕传》、《粟裕文选》、《粟裕纪念文集》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为开展粟裕军事理论与实践研究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有把她献给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才是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楚青同志数十年的革命生涯正是这样做的。一直以来，她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从不以高级干部夫人自居，从不脱离工作实践，在工作和战斗中作出不懈的努力，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名革命战士、一位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日她做主向总政申请为粟裕本人及粟戎生、粟寒生、粟惠宁三个子女和第三代包括陈毅元帅的孙子陈正国申请恢复侗族成份得到批准，侗族从此有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在各个民族历史上，侗族是在55个少数民族中惟一拥有各种将军军衔的民族；侗族从此有了中央委员和国家领导人；侗族从此有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理论家、教育家和无冕元帅。先后荣获60周年和7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章。
(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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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将粟裕的“文革”岁月
作者:李意根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位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的开国大将：不仅没有被拉出去批斗，没有因为中央军委的“一号命令”而强制离开北京，更没有被监禁或坐牢；而且还出席了“文革”期间几乎所有象征政治待遇的党代会、人代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直都是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1967年4月更是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和他同时增补的有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三人，粟裕不是元帅却进入军委常委，开我军之先河。这一现象在开国将帅中是极其罕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承担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文革”期间谁保护了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是如何相处的？他为党为国为军队都做了哪些工作……
　　毛泽东主动和他握手，周恩来两次请他到中南海西花厅，林彪在中苏边境紧张时派人请他出谋划策。
　　1958年军队发生了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粟裕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此后，他被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这实际上是个闲职，也就是没有了在军队第一线的工作权力。到了“文革”中，在有些人看来他不过是一只“死老虎”，斗争的锋芒主要不是针对他了。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
　　1967年3月，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你一时还是打不倒的。”也正是最高统帅的话，才有了他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的特殊经历。
　　但是，在“四人帮”的黑名单上，却列上了粟裕的名字。在军事科学院，有造反派扯起了“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旗帜。在京西宾馆，有人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开始查他的所谓“特嫌”的问题……到了1967年，“中央文革”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国防工办也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贴出了打倒粟裕的大标语，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
　　这个时候，周恩来出面了。第二天在造反派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厉声质问：“谁说粟裕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周恩来连问三遍，没有人敢站出来。粟裕这才没有被打倒。
年1月，当粟裕任职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解散时，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把粟裕召去，进行个别谈话。他对粟裕说：“部队你已回不去了，就留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就这样，粟裕留在国务院业务组，再一次得到了保全。
　　毛泽东也没有忘记立下了“淮海战役第一功”的粟裕。1967年7月，毛主席亲自指示任命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事代表。1972年，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更是紧紧握着粟裕的手说：“井时期的战友不多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使身处逆境的粟裕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也正是有了毛泽东对粟裕的一系列关照，“四人帮”才不敢动他。后来，毛泽东逝世后，他参加了悼念毛泽东的大部分活动，每次都眼眶湿润。
　　粟裕得以保全可能还和林彪对他军事才华的欣赏有关。林彪欣赏粟裕是众所周知的，解放战争中其他战区的战况通报林基本不看，华野的战报林彪都认真研读。豫东之战胜利后，林彪感慨地对刘亚楼说：“粟裕尽打神仙仗。”见刘没听懂，就解释道：“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林彪自比天马，从不夸赞其他人，惟独对粟裕是个例外，而且把粟裕的用兵比做神仙。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判粟裕时，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主要是林彪四野的将领。1965
年10月，当时主持军委会议的林彪特意找到在上海养病的粟裕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好好养病，病好了后要多到军队走走看看，了解军队的现状，有什么建议就对我讲。”粟裕感到林彪当时还是比较真诚的，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林彪表示同感。11月叶剑英到上海，粟裕向叶汇报了林彪找他谈话的情况和原准备回军科院换其他同志休息的想法，叶表示：军事科学院就让宋（时轮）、钟（期光）去搞，要准备打仗，你是战将，要把身体养好，准备打大仗、接大班。叶还要军事科学院组织一个班子，随粟下部队去搞调查研究。1969年，中苏边境紧张，在林彪的同意下，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出面把粟裕大将请出来，由其出谋划策。粟裕果然不辞劳苦，带了几个军事参谋跑到中苏、中蒙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搞出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经军科院等所谓专家看过后予以肯定。可能是这些原因，林彪集团在“文革”中没有猛烈地打击迫害粟裕。
粟裕对林彪、“四人帮”的基本态度是“不迎合、不苟同、不追风”。在他们面对面的两次交锋中，粟裕很好地与林彪、“四人帮”划清了界限，保持了距离。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粟裕也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他不跟“风”，而是凭着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对党的忠诚判断是非。
　　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些受难的老同志托粟裕转信。粟裕处理的原则是，凡是托他呈送周总理的，他都转上去。但是一些军队干部托他向林彪及其死党转呈自己的申诉时，他都一律拒绝。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并不能直言，推脱说：“我很难得见到他们，要相信党，问题总会解决的！”有时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而伤心，他亲自看到有的含着泪水离他而去，只能叹一口气，来控制自己抑郁不平的心情。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是在浓浓的云雾中召开的。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的人是很难理解当时山上的气氛的。
　　粟裕是带着军事科学院的中央委员上山的，他们被编在了西北组。在周恩来宣布了会议议程以后，毛泽东问：“谁还讲话？”林彪说：“我想说两句。”
　　于是林彪就在开幕会上作了一个很有点火药味的发言。他攻击那些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粟裕听了林彪的这个讲话以后，也像许多来开会的一样，以为这是林彪代表中央作的开幕词，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但他隐约感到这里面有点什么潜台词。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串联了，吴法宪要求全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还有人说，有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等等。到了8月24日的下午，陈伯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等人。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这时候，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有名堂，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而对这两个集团，粟裕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林彪、江青的所作所为，他是怀有高度警惕的。
　　由于林彪集团的主要力量在军队，也就有人来找粟裕，要他“赶快表态吧”，“到了该表态的时候了”。粟裕听了，没有说话，没有表情。到了25日，华北组的发言作为全会的六号简报发到了粟裕手上。他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这绝不是个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由于有了这个六号简报，设国家主席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组通过了决议，要求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要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还有人说毛主席实在不愿当，可以让林彪当。
　　军事科学院的几位中央委员怎么办呢？总得有个态度吧。有人对粟裕说：“粟老总，咱们也该表态了吧。”粟裕说：“别急，再等一等。”
按说他是军队的代表，应该表示支持林彪的意见，但他就是不吭声。他觉得这背后有名堂。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他出席了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大光其火，点名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
　　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六号简报。这时候，小组的同志们才感到粟裕的深思熟虑。要表态的找到粟裕，说：“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就犯错误了。”
　　1975年的四届人大要开幕了。军队代表团组成以后，粟裕被推举担任了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那时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江青一伙企图组阁的阴谋被挫以后，怎么能甘心呢！他一面邀请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全体代表，一面高度警惕“四人帮”一伙插手军队，拉拢部队代表。
　　会议刚开始不久，江青就让她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给解放军代表团打电话：“江青同志要见见解放军代表团。”代表团工作人员给粟裕报告后，粟裕未予理会。江青不甘心，便自己闯到解放军代表团住地，粟裕只好虚以应付。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代表团副团长，而代表们均分散在各自房间看文件。谈话间，一位副团长慑于江青的“威势”，当着江青的面提醒粟裕说：“粟裕同志，咱们召集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粟裕赶快和旁边的一个人说话，装作没听见，他希望江青也没听见。谁知那位副团长不理解粟裕的意思，真的以为他没听见，又说一遍：“粟裕同志，咱们集合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在别人看来，粟裕这回是听清楚了。可他依然和那位说话，没理这个茬儿。江青这时已经完全明白了粟裕的意思，便站起身，忿忿地走了。有人说，粟裕的耳朵很灵的呀，怎么就是没有听见要请江青讲话呢？
　　事后，江青也没能对粟裕怎么样。因此，有的老同志对粟裕说：“装作听不见，也是你对付江青的一招呀！”粟裕只是笑，不作回答。
　　粟裕说：“国防工业是周总理直接管的，坚决按总理的指示办。”周恩来说：“你们现在也不向我反映情况了。只有粟裕胆子大，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个电话。”
　　1967 年3
月27日，正是林彪、江青把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政策推向狂热程度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召见粟裕说：“现在的情况很困难，国防工业系统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随即粟裕正式奉命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王树声、向仲华任副组长，对国防工办和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机部实行军管。5月8日，在周恩来对军事科学院的干部进行参加国防工业军管动员讲话后，粟裕即率军科院干部500余人进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开始实行军管。粟裕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于1967年初，因当时几位副总理均不能工作，周恩来总理又太忙，故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国务院业务组。业务组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业务组成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组成的国务院办公会议成员，粟裕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
　　尽管有周总理直接领导，但粟裕就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后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一是国防工业系统是林彪、江青阴谋篡党夺权所垂涎的重要阵地，由周总理组成的“军管小组”成了他们所攻击的目标。二是部队参加军管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情况异常复杂。
　　“国防工业是周总理直接管的，坚决按总理的指示办”。在整个军管期间，粟裕始终抱定这个主意，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粟裕对周总理的指示，不管大事、小事，都详细认真传达，并亲自抓贯彻落实工作。他及时地如实地向总理反映情况，遇到自己没有把握决定的问题，都及时请示总理解决。在两个反革命集团猖狂进攻的日子里，有些人恐慌了，徘徊了。有一次总理召集国务院系统军管小组负责人会议，在会上批评说：“你们现在也不向我反映情况了。”接着又说：“只有粟裕胆子大，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个电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文革期间会议，会见外宾的电影资料，都可以看到粟裕坐在总理身边。
　　两个反革命集团各自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粟裕对这种作法甚为反感。在军管命令刚刚公布时，一个研究院的群众组织便拉了几卡车人作为代表开到军事科学院，要求粟裕接见表态。这一行动显示了国防工业系统的动乱情况。粟裕即约王树声、向仲华计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确定政策，坚决不搞极左的一套东西。有的好心的同志悄悄来劝说粟裕：“某派是中央文革表过态的，你支持这派吧”，“某派是副统帅支持的，你表态吧”。但他都斩钉截铁地说：“国防工业军管小组是受总理直接领导的，总理要求搞大联合，应按总理的指示办。”
　　为了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破坏国防工业的阴谋，粟裕对当时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常提出不同意见。他明知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但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来。有一次，他对某一个问题提出意见，有的提醒他说：“你说话要注意一点，这是副统帅说的”，他默默地微笑着，但下一次他又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劝他不必再提了，但他严肃地说：“我是老党员、老军人，要对战备负责！”仍坚持向军委报告自己的意见。使当时在场的同志都深为粟裕的求是负责精神所感动。
　　然而，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日在国防工业军管会上宣布，根据上级决定，军科院干部大部撤出国防工业军管。粟裕尽管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但是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了。日，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宣告解散。
　　粟裕说：“不要怕，为革命工作就要大胆好好干。要打倒，我们一起打倒！”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激励下，创造出了我国水运史上的“黄金时代”。
　　1970年初一个夜晚，在国防工业军管小组解散后，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把粟裕召去中南海西花厅，让他继续留在国务院，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分管铁路、交通、邮电部门工作。
　　原来1969年“九大”之后，军管中的邮电部被撤销。邮、电分家，邮政总局与铁道部、交通部合并，这时，邮政总局同铁道、交通两部合并办公。而当时的交通部门受“四人帮”破坏十分严重，铁路运输不畅，既不安全，又不准点；港口压船压货严重，被人家重罚还受辱骂；交通不通，处处告急。
　　粟裕没有被这些巨大的困难所吓倒，他以犀利的目光，冷静地寻找着症结。他视察青岛，调查秦皇岛，走访大连港。1972年春节前，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天津港发生了压船压货的严重问题。粟裕受周恩来指派，立即赶到天津，冒着严寒，视察码头，看望船员。之后，他马上组织召开了干部、工人座谈会，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代表总理看望大家来了。快过年了，我们这里出现了压船压货的问题，我们应该共同商讨一个解决的办法，尽快加以解决。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天津港干部、工人在粟裕的引导和鼓舞下，不几天，解决了天津港的压船压货问题。
　　为根本改变我国港口落后面貌，1973年夏，粟裕冒着酷暑，又一次深入我国沿海各主要港口，作全面的实地调查，系统地反复研究，最后提出了《关于加强港口航道建设和疏运问题的建议》，带着详尽的材料和完整的方案，连夜呈报周总理。报告中从战略角度提出要增建深水泊位三百个；要改进铁路和公路线路，大力疏港；要抓紧勘察设计；要组织施工力量。为使这一方案得以落实，周恩来委托粟裕担任建港领导小组组长。重任在肩，为研究码头建设规划，粟裕再一次从南到北，跑遍了沿海主要港口：湛江、黄埔、镇海、上海、江阴、连云港、烟台、大连、天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年大建港。
1974年，粟裕动了大手术后，到广州休养，不顾身体的虚弱，立即过问黄埔港修建情况。在当时正狠批“物质刺激”的狂风恶浪之下，粟裕批准给远洋船员增加生活补贴，重新确定船员出国费用，建立船员制服发放制度，还坚持按周总理指示在黄埔港试行计件工资制。
　　当“四人帮”又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粟裕鼓励三野老部下、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说：“这些人又在干坏事了！不要怕，为革命工作就要大胆好好干。要打倒，我们一起打倒！”
　　当我国外贸运输能力紧张、国内造船工业不能适应船运发展需要的时刻，粟裕主张建立与发展我国自己的船队，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坚决支持鼓励交通部贷款买船，迅速发展我国商船队。在一次干部会上，粟裕明确指出：“这是买来时间和速度。只要我们高质量地把国家建设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交通部的水运工作反复摇摆于修船还是造船之间，方针不定，以致发展缓慢，修、造船能力只能达到需要的60％，远洋船80％要到香港或国外去维修。粟裕又以敏锐的观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水运工业是发展水路运输的物质基础。”粟裕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水运工业“修造并举，以修为主；造船则大中小结合，以中为主，同时狠抓配套配件生产”的方针。这一正确方针，得到周恩来总理、李先念等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得到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的支持。这样，硬是从“四人帮”的干扰当中，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0亿多元，新建了10个三千吨级以上的船坞，扩建、新建了修造船厂、船舶配套厂14个。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被称之为水运部门的“黄金时代”。
　　从此，我国水运史上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1973年底，港口规划共完成52个深水泊位扩充设计；基建计划比1972年增长2.2倍，超额完成。粟裕对水运事业倾注的心血，对于后来中央决定开放14个港口城市的重大决策，对于今天我国水运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基础作用。
　　粟裕说：“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我不一定能看到了，但我作为一个老兵，如果不敢把看到的问题讲出来，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他率先冲破了军事领域里的禁区，被人称为是“军队改革开放的先驱”。
　　在周恩来总理让他负责铁路、交通、邮政等部门工作的谈话中，粟裕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真正军人的请求。他说：“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求重上前线”。周恩来立即回答：“那当然。要打仗，少不了你粟裕司令员！”
　　日，粟裕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力争在二三年内把大小三线地区的中小型水电站建设起来。看他这么关心国防，3月下旬，周总理找粟裕谈话：“你关心国防，我给你创造个条件，去西北、华北边疆走走，一方面学习地方工作，一方面了解边防情况。”
　　粟裕喜出望外，随后于4月5日到5月23日，前往西北、华北地区(主要是大西北地区)进行了近50天的考察。这次考察全部行程近万公里，先后调查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河北五个省所属地区共50多个单位70多个基层点(包括驻军部队、边防哨所、国防工事、国防工厂、大中型工矿企业、农业大队等)。他每到一个基层点，都同干部、战士、技术人员、工人、农民一一亲切交谈，勉励他们抵制派别，排斥干扰，联合起来搞好生产，搞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
　　在考察中，粟裕保持了在战争年代指挥员亲临第一线的传统作风。一次，他决定乘吉普车到边防去，那里离外军的设防阵地只有一二十公里，外军居高临下，很易被发现，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劝他不要去。粟裕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还是冒着危险去察看了边界的实际地形和设防情况。边防战士和基层干部都十分感动地说：“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首长来过呢!”
　　这次考察，粟裕对某项边防建设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感到非常吃惊。回到北京后，粟裕准备如实地把问题向中央汇报。有人好心地提醒他：这项工程是经过毛主席批准了的。粟裕坚持说：“不能因为主席批了，就不如实反映。工程虽是主席批的，也要看报告情况时是怎样报告的！”粟裕冒着犯下“弥天大罪”的危险，如实地向中央军委写了书面汇报，并向周恩来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周恩来听了粟裕的汇报后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粟裕这次考察还带着一个重大课题——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问题。但由于他所谈的问题，同当时的主导观点不符合，甚至是对立的，所以帮助他执笔的同志出于好意，都不敢落笔。他得知后，就在一个夜晚关起门决心自己动手写。他的爱人楚青劝他说：“你何必担这样大的风险。”他激动地说：“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我不一定能看到了，但我作为一个老兵，如果不敢把看到的问题讲出来，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就这样由他口述，楚青记录，写成了向中央的报告。以后他又几次向中央写了有关未来战争问题的报告。从1965年到他去世前几年，他先后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了20多个重要报告，内容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建设，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以至坑道内炮兵战士的防震、排烟措施，篇篇报告凝结着粟裕同志调查研究的汗水和深思熟虑的心血，体现着一个老战士的高度责任感和求实精神。
　　1976年夏季，重病初愈的粟裕对夫人楚青说：“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役、战斗写出来，但我从来不准备写。现在，我郑重地考虑了，决心写。这也许是现情况下我能够为党做的一点工作了。
　　根据“文革”期间对军事问题的思考，
1979年1月，就这些思考在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作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专场报告。引起了全党全军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军事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对拨乱反正，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有人回忆这段历史时，更称他是“军队改革开放的先驱”。
　　1975 年4
月，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和叶剑英交给粟裕一项特殊使命——南下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这是粟裕的一次特别行动，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向军队打招呼，警惕“四人帮”搞乱军队。
　　接到命令后，粟裕决定先去华东，这是很有用意的。此时，王洪文、张春桥已在军队窃取高位。而上海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很猖獗的地区。
　　粟裕先到了南京军区驻皖部队和安徽省军区。那个时候，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的“民兵指挥部”正是很热闹的时候。他遇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对待这个十分尖锐敏感的问题。平时谨言慎行的他，也并不是总缄口不言，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是会说出很与众不同的话，会做出很与众不同的事情来。
　　一次，在安徽合肥。会议室里，坐了不少的军政要员，他们是来参加全省地委书记会议的。他们自然想听听军委来的老将军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民兵指挥部”问题，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不少部队的看到了军委的领导，就提出全国出现的“工人民兵指挥总部”和地方武装部门谁指挥谁的问题。
　　这个时候，粟裕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并不很大，却很有力量。“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记得50年代。我当总参谋长时，亲耳听毛主席说过：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有民兵指挥部，很值得研究。”
他说出这话的时候，全场没有一点声音。这几句话真可谓振聋发聩。这是公开地否定“民兵指挥部”！有人说粟裕是有矛又有盾——既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谁也不好反对；又点出了贝利亚的名字，而贝利亚又是一个有野心，搞阴谋的人，这等于说，有人利用民兵问题在搞阴谋。事后，果然有人将他的讲话密报了“上海帮”，但他们对毛主席的话也无可奈何。这时，人们才理解了粟裕的斗争艺术。
月，粟裕返回北京，适值军委扩大会议前夕。粟裕将南行考察情况从两个渠道进行了报告。明的渠道，粟裕字斟句酌地写成书面材料向军委报告，因为当时王洪文、张春桥已居军队要职。暗的渠道，粟裕将涉及“四人帮”的重大问题，只拟了个提纲，向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进行了口头汇报。汇报的主要问题和内容是：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的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手插不进去。但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
　　在汇报过程中，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听得很认真，他们不时还问一些问题，而粟裕的回答令他们比较满意。在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两位军委领导的讲话中都引用了粟裕的一些观点和材料，并在后来进行的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1975年6月军委扩大会上，粟裕在发言中衷心拥护邓小平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决策，对王洪文、张春桥在会议上施展的阴谋，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军委扩大会议后，参加以叶剑英为首的6人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0几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加强。同时对北京及附近战略要地部队的部署进行了研究调整。7月，他在向军事科学院师以上干部传达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时，就“四人帮”问题向大家打招呼，这对稳定军事科学院起了很大作用。8月，军事科学院原院办主任孙克骥调任南京军区副政委。临行前，粟裕专门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了有关“四人帮”问题，提醒他要加强部队和党的政治工作，保证部队百分之百地置于党和党委领导之下，并要警惕“四人帮”插手部队，要求他把“四人帮”在上海的动态通过他及时向军委报告。1975年秋，周恩来总理病重，“四人帮”加紧篡权的步伐，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在邓小平身上。粟裕对前去看望他的一位领导坚定地说：“现在周总理病重，我们要坚定地按小平的指示去做，要垮台大家一起垮台好了！”
　　粉碎“四人帮”后，粟裕依然坚决支持邓小平复出和改革开放。1977年，他住在西山军委招待所，还处于被监护中的邓小平也住在那里。许多老干部想探望邓小平，就先来看粟裕，粟裕会亲自带他们拜会邓小平，使监护形同虚设。
　　粟裕说：“这一伙人，是可恶的政治流氓，是道道地地的蜕化变质分子。”他有很强的党性，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不附炎趋势，不随便苟同，真诚地爱护同志、关心干部。
　　“文革”期间，尽管自己处境也比较艰难，甚至自己的小儿子也被抓了起来，但他对自己的安全和屈辱却全然不顾，尽力去保护、帮助那些受到迫害的同志。
　　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军内外掀起一股“反陈(即陈毅)”、“揪陈”的歪风。有一次，粟裕在京西宾馆遇见了陈毅，两个人握手握了好几分钟，又说了十几分钟的话。粟裕的秘书当时有点急了，怕别人看到说闲话，因为陈毅那时候已经被点名了，就一再暗示粟裕要快点，一方面他们还有会议要参加，另一个方面就是担心让一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看到，陈毅也不想因此连累粟裕，因为他那时候刚刚被任命为军委常委。临别时，粟裕对陈毅说：“军长（新四军时陈毅是粟裕的军长），请保重。”陈毅病重住院期间，党中央规定探望的人必须经中央同意后方可。粟裕连续申请了两次，第二次才被批准，在医院里和陈毅聊了十分钟，这也是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
　　1968年夏，粟裕得知陶勇夫妇在上海双双自杀的消息，震惊不已。陶勇是粟裕的老部下，是新四军中以勇猛著称的战将，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兵团司令员。建国后，陶勇长期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兢兢业业，不辞劳苦。“陶勇怎么会自杀！”粟裕愤怒地说，“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不久，有人上门来搞陶勇的外调，声称某大人物已认定陶勇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陶勇怎么会是反革命？”粟裕毫不畏惧地说：“陶勇是个怎样的人，我不比你们了解吗？”他以少有的激情，高度评价了陶勇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几天后，军委办事组送来了一份文件，是关于开除陶勇党籍的，要粟裕表态。粟裕坚定不移地说：“我不同意这样做。人都死了，还搞这些做什么！”粟裕顶着压力派专人去上海寻找陶勇的儿女，照顾他们的生活。林彪事件后，粟裕立即给中央写信，力主为陶勇平反。日写信给海军政治部，对“陶勇专案小组”所谓陶勇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并写了证明。日又对海军党委关于陶勇问题复审平反结论中几个不符事实的提法提出意见。在他的亲自主持下，这事最终得以实现。
　　1975年6月的一天傍晚，奉邓小平之命南下的粟裕完成任务返京经过上海时，特意会见了“文革”中被整刚刚得到解放的上海市委原书记陈丕显。为了不引起注意，粟裕会见陈丕显时，不让他来，而是自己和他的夫人楚青不顾风险，不坐车步行前往。陈一见到粟裕，就对他早在“文革”初期他们全家的关怀表示感谢。原来，当陈丕显身陷逆境时，粟裕亲自将陈只有十来岁的幼女，托付给一位老同志照料，又冲破阻力，帮助陈一个被诬陷为“反革命”的儿子安排工作。当陈丕显向他诉说了自己在十年内乱中遭受的迫害时，粟裕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愤怒地说：“这一伙人，是可恶的政治流氓，是道道地地的蜕化变质分子。”
　　1979年，回首往事时，粟裕写下了一首名为《述怀》（也有人称为《伏龙吟》）的诗。诗中写道：“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何惧疾风寒。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这首诗，真实地表现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无畏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坦荡乐观的博大胸怀，也是“文革”期间他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奔波劳累的真实反映。日下午二时，粟裕走完了他光辉的人生之路，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地留在了所有敬爱他的人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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