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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做出了不少的创造发明，其中唐朝时期创制的农业生产工具是A．耧车
D．水排 
试题分析：此题考查繁荣与开放的社会的相关知识点。阅读题文所给提示信息：对“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做出了不少的创造发明，其中唐朝时期创制的农业生产工具是”的表述，根据所学知识，其中唐朝时期创制的农业生产工具是筒车，选项中C符合题意，故选C。
考点：人教版七年级下·繁荣与开放的社会·开元盛世
考点分析：
考点1：开元盛世
& & 唐玄宗统治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明显增加，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历史上 称为“开元盛世”。
一、开元之治
唐玄宗励精图治的表现：
（1）任用贤才（姚崇） & （2）重视吏治 & & （3）崇尚节俭
二、盛世经济的繁荣
（1）农耕技术的发展：育秧移植栽培
（2）茶叶生产的发展，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神”。
（3）农业工具的改进：曲辕犁、筒车
（1）丝织业
（2）陶瓷业：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
（1）著名的大都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
（2）长安城
①城市布局：
宫殿、衙署、坊、市分置，宫殿区位于全城北部中央；全城呈东西对称分布；全城街道整齐，树木成行。
②人口：百万人
③边疆各族和各国人士云集，商业繁盛。
唐都长安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唐玄宗统治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明显增加，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知识点拓展
一、★★P.15含义：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明显增加，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历史称为“开元盛世”。
二、★★原因和条件：唐朝前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武则天时期的政策延续和稳定为开元盛世提供了保证；唐玄宗本人的励精图治。
三、★★表现：
1.政治清明：P.12任用贤能（姚崇、宋璟），整顿吏治。
2.经济繁荣：
& (1)农耕技术提高和农业的发展P.13---14：曲辕犁和筒车的发明，兴修水利，水稻种植采用育秧技术；江南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西域蔬菜的传人；茶叶在江南地区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饮茶之风盛行。
（2）手工业发达：丝织技术高超；制瓷业发达，越州的青瓷和刑州的白瓷以及唐三彩世界闻名。
（3）商业繁荣P.15（长安是国际性的大都市）.
四、地位：唐朝历史的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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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选择题
难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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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5 学习网 . All Rights Reserved.王红旗系列文章：老鼠、植物与农业的发明
田鼠：烈山氏（炎帝）发现农作物的参与者；老鼠和烈山氏（炎帝）共同发明了农业。关于农业的发明，长期流行的观点是，人类的人口不断增加，从狩猎和采集中获得的食物，不能满足需要。由于采集来的植物中的种子，无意间掉在地上，长出了新的植株，人们得到启发，逐渐开始有意地种植这些植物。久而久之，就发明了农业。
上述来自专家学者的观点，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而仅仅是推测，却让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信以为真。不过，如果认真推敲的话，这种观点却存在着细节不清，以及未能解释的许多疑问。例如，古人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多为浆果（山里红、酸枣、柿子等野果）、坚果（野核桃、榛子、松子等）和野菜，人类从这类种子发芽得到启发，只能够促成果树种植业，并不能够形成农业（粮油类种植业）。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人类在远古时期也会采集狗尾巴草之类的种子充饥（尽管这种可能性非常低，你见过猴子吃草籽吗？）。但是狗尾巴草的种子落在地上，仍然是只能长出狗尾巴草，而这样它们就不可能直接被人类看上眼，从而持之以恒地将其选育成产量更高、口味更好的粮食作物来。那么，人类究竟是如何发明农业的呢？笔者愿意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人类发明农业的过程有鼠类动物帮的忙。具体到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可以说老鼠和炎帝共同发明了农业，或者说田鼠是烈山氏发现农作物的参与者（有一部分田鼠后来迁徙到人类的居住地，成为老鼠）。其实，野兽帮助人的例子很多，例如狼帮助人类发明了畜牧业（帮助人类的狼由此也就变成了牧羊犬）。
在中华民族古老的记忆里，是炎帝发明了农业，因此他又被尊称为神农。由于他是通过放火烧山的技术途径，才发明了农业，因此他又被称之为烈山氏。由于炎帝在发明农业的过程中，筛选了大量的植物，从而又发明了草药，并被称为医药之祖，见《淮南子·修务篇》：“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早用文字记录炎帝发明农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此外，晋代学者王嘉《拾遗记》卷一记有：“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所谓九穗禾，古人又称嘉禾（多穗禾），即我国北方的黍。因为只有这种农作物是多穗的，它的特点是耐旱，成熟期短（一百天），可长期储存。《本草纲目》：“黍乃稷之黏者，有赤、白、黄、黑数种。”今天北方人称之为黄米，性黏，可酿酒、作黏糕。丹雀有可能即精卫鸟，系炎帝部落联盟中的女娃部落的图腾。所谓“丹雀衔九穗禾”，表明女娃部落的图腾鸟，对农业的发明有贡献。
在古老的年代，女娃部落曾迁徙到我国北方东部沿海地区，后因海平面上升海岸线西进（7400年前西侵至太行山脚，今日京广铁路线一带），家园被海水淹没，被迫又退回到太行山漳水流域（参阅全彩绘大画册《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版）。有迹象表明，导致先夏时期大洪水的气候变迁，很可能与人类刀耕火种发明农业有关，参阅笔者《》一文。
接下来的问题是，丹雀又是如何得到九穗禾的呢？众所周知，许多鸟类都以浆果和草籽为食，它们未消化掉的浆果种子和草籽，有可能传播的其它地方。但是，鸟类的这种食性，对这些植物的选育作用是非常缓慢的，人类不大可能从中受到启发而发明农业。而且，鸟类很少有储存食物的习性，因此它们传播种子通常是在夏秋季节，而不是在春季。再说，鸟类带来种子，与放火烧山导致的农业发明过程亦无必然的联系。
有鉴于此，笔者推测，所谓丹雀衔来的九穗禾，是从老鼠洞里得到的（《山海经》记有鸟鼠同穴山，表明某些鸟类会从老鼠洞找食物）；以丹雀为图腾的女娃部落，从中得到启发，开始有目的地从老鼠洞里获得食物（这种行为多发生在春季缺少食物时）。也就是说，人类先偷了老鼠的口粮，此后老鼠才开始偷人类的粮食。由于老鼠能够传播疾病，因此所谓炎帝“一日而遇七十毒”记录的远古信息，也包括这方面的经历。我们知道，许多动物都有储存过冬食物的技能。其中，尤以老鼠（田鼠）特别喜欢在秋季储存植物草籽（包括野黍、野粟、野菽等野谷类的种籽）为过冬食物。每到秋季，老鼠们就忙碌起来，一只老鼠抱着草籽多的草穗躺在地上，另一只老鼠拖着该老鼠的尾巴往洞里拉；一个秋收季节下来，许多老鼠背上的毛都会被磨秃。
老鼠的上述快乐生活，人类很长时间并不在意。这是因为，老鼠（包括兔类、獾类）生活在草丛中，而自然界还有许多大型野兽可供人类捕猎。直到有一天，肥美的大个野兽，越来越少，人类为了捕猎到它们，开始采用火攻围猎法，即根据风向和地形，从某个地方放火烧山，把野兽赶出，然后在相反的地方，埋设好包围圈进行围猎。这种放火烧山进行围猎的方法，特别适用于春天的北方地区。一是春季食物少，人们需要捕到猎物；二是北方气候相对干燥，而春季更干燥，因此火容易点燃起来。那么，放火围猎与老鼠洞和农业发明，又有什么干系呢？这里涉及到目的与效应问题。放火烧山的目的是围猎，它的副效应之一却是把放火区里的自然植被更新，副效应之二则是把老鼠洞暴露在人的视野之下便于人类从中找出草籽类食物（由于草籽颗粒较小，会散落许多在地里）。
经过放火烧山的地方，原本杂草丛生的植物群落，绝大多数的植物品种基本都被烧死了，土地重新变成了处女地，等待着接纳新的种子。与此同时，老鼠在洞里储存的草籽，却躲过了人类放的山火，在雨水的滋润下破土而生。那些躲避火灾的老鼠，由于大火烧掉了遗留在田野上作为路线标志的气味，它们通常都找不到原来的窝，因此储存的草籽也就被留了下来。此外，也会有一些草籽谷物被火烤熟或被老鼠洞里的水汽蒸熟，并散发出迷人的谷香，我们的祖先由此学会了熟食植物。有必要指出的是，老鼠在度过漫漫长冬时，先吃掉的是那些不够成熟的草籽，以及那些颗粒不够饱满的草籽。
因此，老鼠在春天留下而没有来得及吃掉的草籽，基本上都是颗粒饱满的草籽。也就是说，在人类放火烧山行为和老鼠藏草籽行为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对那些长穗结籽的野生谷类的自然选择。年复一年，这些长穗的野生谷类，它们的籽粒越来越饱满，它们在被放火烧山后的田野里的分布密度也越来越高。直到有一天，人类不再满足仅仅从老鼠洞里获取老鼠储存的口粮，转而在秋季自己直接收获这些草类的草籽谷物为食物时，农业便被人类发明了。
在上述农业发明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就是炎帝之子“柱”。熟悉我国文明史的人都知道，先夏时代的古人早就习惯用职务或工具命名人（包括氏族）的名称。因此，“柱”应当是一种与农业生产活动有关的工具。对此，有人将“柱”解释为“点种棒”（见中央电视台10频道播出的文化片“寻找炎帝遗迹”，日），即一个名叫柱的人发明了点种棒这种工具。具体使用方法是用一根木棒在泥土上扎一个小洞，放进一二粒种子，用脚踩一下，就算完成了播种，这种方法至今仍然在一些偏远地区使用。
不过，在笔者看来，最早的“柱”，实际上是一根探测棒，它被用来寻找老鼠洞，以便从中获取老鼠储存的食物，以后它才逐渐演化成为点种棒。在我国农业技术发明过程中，还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其中就有叔均。《山海经·大荒西经》记有：“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应为妻，见《经典图读山海经》）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所谓“叔均”的“叔”，一般可以理解为排行第二。不过，古代典籍经常同音字相替换，因此“叔均”也可能原本是“菽均”。如果是这样，那么“菽均”的意思就是“均匀地播种菽类作物”。显然，这是农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老鼠洞不会是平均分布的，老鼠洞里储存的种子也就不可能均匀地生长在田地里，必须有人工的干预。一般来说，在老鼠洞里储存的草类种籽，不可能是单一品种。
有趣的是，在汉语里，我国许多古老的粮食作物，它们的发音都与“鼠”相同，例如“黍（黄米）、粟（小米）、菽”（豆类）。其它能够种植的作物“薯、蔬、荼”的发音也与“鼠”相同或相近，它们分别代表地下、地上、树叶类可食植物，而且加工熟食的方法也称之为“煮”，收藏食物也称之为“储”。显然，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它们当初都是从老鼠洞里储存的种籽里培育出来的农作物品种。此外，鼠和兔，属于非常接近的动物，人类可能也从兔类（包括猴类等）的生活习俗，学到了采集野菜，并且从鼠洞和野兔窝里获得野菜种子，并逐渐将其改成人工栽培的蔬菜，因此我们祖先把能够吃的植物叶茎和块根，也通通称为“蔬”。
或许，我们祖先最早从老鼠洞里培育的农作物是黍，因此古人对黍有着特别的崇敬，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以黍为度量衡标准。例如，古人以百粒黍相累为长度标准，称为黍尺（长端相累为纵黍尺，横向相累为横黍尺，通常使用纵黍尺）。此外，黍米亦被古人用作容器标准，60粒一圭，4圭一撮，10撮一升。不过，据老版本《辞海》，酒器受三升曰黍，《吕氏春秋·权动》称“操黍酒而进之”。有趣的是，黍尺又被作为定音律的标准，《汉书·律历志》：“度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巨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据说，只有以山西高平一带出产的黍，定出的音律最准。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即炎帝从何处来？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经典图读山海经》一书，以及《》（文史杂志2003年4期）、《河套：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等文章里指出，在我国先夏时期，黄帝部落大体居住在今日秦岭以北、黄河河套以南，炎帝部落则发祥于桑干河流域（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门头沟的东胡林人，都可能属于炎帝部落）。此后炎帝部落逐渐南迁，曾经有很长时间居住在今日太行山和吕梁山一带（例如女娃部落居住在漳水流域，潞城、高平、长子等地有着丰富的炎帝文化遗存，蚩尤部落居住在汾水下游）。也就是说，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天然地理分界线，乃是河套至潼关的黄河。再以后，炎帝部落不断南迁，在湖北省神农架和湖南省酃县等地，都留下了炎帝及其后裔活动的遗迹（包括实物遗迹和口头文化遗存）。
因此，炎黄二帝的古战场，才会发生在桑干河流域的逐鹿。与此同时，炎黄两大族的战争和通婚（即牛郎织女故事），以及炎帝部落的南迁，也把农业技术推广到黄帝部落和其它部落，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今天，我国北方许多地区，人们仍然在从老鼠洞里找回被老鼠偷走的粮食。失去储存口粮的老鼠，先是发疯般地寻找，并最终会选择一个形状合适的树叉，上吊身亡。但是，老鼠并没有灭绝，它们仍然顽强地“与人共舞”，快乐地生活在农村和大都市里。对于人类来说，也需要重新审视包括老鼠在内的动物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找到一种双赢的生存策略（十二生肖鼠居首，应当还保留着先民对鼠的重视）。（王红旗发表于《文史杂志》2005年5期；另可参见《 》）
一、炎帝朝代的重大事件
炎帝朝代是中国先夏时期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事实上，司马迁撰写《史记》，就是从炎帝开始叙述的。遗憾的是，由于史料文献遗失，司马迁未能给出炎帝朝代的纪年元年究竟在哪一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根据炎帝朝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来寻找并确定炎帝朝代的若干事件的纪年。炎帝朝代发生的大事主要有：
其一，发明刀耕火种式农业、发现草药，该过程有着老鼠等动物的参与，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一文（文史杂志2005年第5期）。
其二，发明烟道通风排烟技术，这是非常重要的发明，大大减少和避免了煤气中毒，有助于提高灶的燃烧效率，而且为烧陶和冶金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储备。
小时候回老家（河北省唐县，位于太行山脚）过大年，腊月二十三那一天，爷爷奶奶总要换上新的灶王爷像，并把好吃的食物恭恭敬敬摆在灶王爷像前。当年灶王爷的样子早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才从书上知道灶王爷，并将其收入《天地人鬼神图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书：灶王爷前有两个罐子，一是善罐，二是恶罐，做了好事还是坏事都记在罐里，“恶贯满盈”一词即由此而来。今天看来古人这种品德教育方法，渗透到每一天的每一顿饭中，仍然有借鉴价值。
有趣得是，我国民间的灶神（灶王爷），其最早的原型正是炎帝。《淮南子&泛论训》：“炎帝作火，死而为灶。”高诱注谓：“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此外，还有黄帝为灶神，祝融（名犁，颛顼之子）为灶神等多种说法。需要说明的是，祝融也是火神、火正（司火之官），吴回（又名回禄，祝融弟）亦为火神；不过，古人所谓的“司火之官”，并不是管理灶火，而是主要负责观测大火星（心宿二，夏天的标志星）在天空中的位置。
古人使用火，需要解决许多技术难题，除了保存火种、钻木取火、制造配套器物之外，还需要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这就是如何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否则就会“玩火者必自焚”。种种迹象表明，正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最早解决了这个关键技术问题。
我在《》、《炎帝是红山文化女神庙的主角》等文指出：从50万年前的北京人，到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再到一万年前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人，都是以用火著称的，炎帝之名的含义就是指用火的部落。进一步说，“炎”字两个“火”上下重叠，意思是指烟火向上走，即《说文》“炎，火光上也，从重火”；而“炎”又与“烟”同音，则表明炎帝部落解决了使用火的最大难点的通风排烟问题，并由此而避免了一氧化碳中毒。或许，炎帝原本亦可名叫“烟帝”（烟火的烟，不是烟草的烟）。从这个角度来说，民间敬重灶王爷炎帝，是在感激他解决了使用火的过程中如何排除烟尘、避免煤气中毒的技术难题（设置烟道、烟囱，以及通风换气等）。
其三，炎帝与蚩尤、黄帝的战争。其四，炎帝少女女娃游于东海。其五，女娃化做精卫填海。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后可能有着很长的时间间隔；在不同时间段，号称炎帝的人，可能并不是同一个人。
二、炎帝朝代女娃东海纪年元年公元前13000年
&&&&纵观上述炎帝朝代重大事件不难看出，发明农业、解决通风排烟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难以据此确定炎帝朝代的纪年。关于炎帝与蚩尤、黄帝的战争，鉴于至今尚未能从相应的古战场发掘出能够确定年代时间的出土文物；在寄希望于考古新发现的同时，我们可以先从炎帝朝代女娃部落的活动来判断其发生的时间。笔者早就撰文指出，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的故事，都属于先夏时期洪水泛滥及其治水故事系列。因此，如果说帝尧朝代洪水纪年元年是公元前5416年，那么炎帝朝代精卫元年也可以确定在公元前5416年；而且，从这个角度还可以进一步上推出，炎帝朝代女娃东海纪年元年在哪一年。
《山海经&五藏山经&北山经》记有：“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饺。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经典图读山海经》一书的解释如下：漳水在安阳殷墟以北的地方向东流入黄河，漳水的上游有两个支流，分别称之为清漳水和浊漳水，发鸠山当在此地不远。《山海经》全书中，只有《北山经》、《大荒西经》和《海内经》提及炎帝，但是都没有直接记述炎帝的事迹，而只是记述炎帝后裔的故事；此外，《中山经》记述的帝女名曰女尸，以及帝女之桑的故事，她们可能也是炎帝后裔。
在华夏民族的古老记忆里，炎帝有三种身份。其一是夏季之帝，《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二是神农，即农作物和草药的发明者。其三是与黄帝争夺天下的部落联盟首领，即此处的炎帝及其少女女娃。
大约在一万年前，由于海平面比今日低数十米到上百米，我国渤海的全部以及黄海、东海的大陆架均为陆地。所谓“女娃游于东海”，即炎帝族的一支嫡系部落向东部拓疆，迁徙到当时的海边居住。所谓“溺而不返”，是说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女娃部落遭到灭顶之灾。所谓“故为精卫”云云，是说女娃部落的幸存者退到太行山脉居住，她们装扮成精卫鸟，举行巫术仪式，将太行山的木石象征地投入东海，以期将海水堙平，恢复往日的美好家园。事实上，炎帝族与黄帝族的长期战争和冲突，正是在上述海侵事件导致的生存地域减缩的大环境变迁的基础上展开的。
笔者在《》一文中指出，炎帝少女“女娃游于东海”，其最远的目的地正是今天的日本列岛，而且女娃由于给日本列岛带去先进的农业技术，因此成为日本天皇供奉的先祖。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根据一万多年前海平面降到最低点的时间，来确定炎帝朝代女娃东海纪年的元年。《》（香港中国学术评论出版社网站）一文指出：“更新世晚期（距今10万—1万年前）全球进入最后一次冰期，我国为大理冰期。当时，年平均气温大幅度下降，我国东部和日本气温下降摄氏7—8℃。距今2—1万多年前，冰川性海面下降达最高峰，海平面比现在海平面下降132米左右。我国东海海面下降最大数大于130米，大陆架边沿线已撤到了当今水深158-160米地带。C14测定最低海平面的出现为距今1&5万年前。当时，不仅平均水深18米的渤海和平均水深44米的黄海是一片坦荡的平原，就连水深较大的东海和南海也分别有1/2和1/3以上的海区出露成陆。”据此可知，炎帝朝代女娃东海纪年元年为公元前13000年。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战争，应该发生在公元前13000年至公元前5416年之间。这是因为，在公元前13000年前，处于海平面持续下降和海岸线持续东退的时间段，沿海陆地面积不断在扩大，人类生存环境也在不断增加，因此在这个阶段不同族群之间没有必要发生旷日持久的对立和战争。对比之下，在公元前13000年至公元前5416年之间，则处于海平面持续上升和海岸线持续西进的时间段，沿海陆地面积不断在缩小，人类生存环境也在不断缩小，因此在这个阶段不同族群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很有可能发生旷日持久的对立和战争。此后，海平面开始下降，陆地面积又重新开始增加，人类生存空间也随之增加，炎帝族一部分与黄帝族融合，另一部分不断南迁到秦岭、神农架、衡山一带。（摘自重构.王红旗《龙凤文化大视野》）
帝尧朝代洪水元年为公元前5416年
一、尧是烧陶的部落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皡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皡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根据《史记》、《帝王纪》等历史文献，少皡挚与尧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父亲是帝喾，挚年长，先继位；九年后，尧的名声更大，挚便让位于尧；尧乃封挚於高辛，即今日河北省唐县。皇甫谧称：“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
史载帝喾共有四妃，另外两妃所生之子分别是后稷（周人先祖）、契（殷人先祖）。《山海经》又记“少昊孺帝颛顼”，而共工、讙兜、鲧又与尧同朝。据此可知，尧、少皡、颛顼、共工、讙兜、鲧、后稷、契，实际上是同时并存的比较著名的部落（国家），而且他们各自都独立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而所谓帝喾四妃生四子并且各自成为四大部落之祖的说法，反倒是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了。
尧，繁体字为堯，像是在有支架的平台上摆放着土制的东西，显然这正是烧制陶器的像形。尧的发音与窑相同，烧的繁体字是燒，浇的繁体字是澆，其本意均与烧制陶器有关；而尧又正巧称“陶唐氏”（唐通塘、膛、堂，意思是放东西的空间），号“放勳”（意思是用火熏东西），显然表明尧是以烧陶为著名的部落，而且是因为烧陶技术水平高才崛起的。其实，我国民间早就知道尧是烧陶的部落，因此烧陶业才会把尧帝也列入祖师爷之一。根据唐县网站介绍：据境内明伏、西下素、钩鱼台等沿唐河两岸出土的石刀、石斧、陶片及2米以上文化层分析认定，这里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就有人类聚居活动，属仰韶文化遗址。相传公元前2377年农历二月初二日，尧帝放勋诞生于今唐县尧山（即顺平县之伊祈山），伊祁为姓。公元前2360年，帝尧放勋被封为唐侯，治所阳邑（今固城，一说在长古城），亦称唐，即在唐县境内，称古唐侯国。公元前2353年其兄帝挚（少皡）将帝位让给尧，也是在唐县举办的“禅让”仪式，并在伏城建都城，后因水患，由此地赴平阳（今山西省临汾西）执帝位。虞舜执政后，将尧子丹朱封为唐侯，治所鸿郎城（今洪城）。
此外，山西省临汾市（古称平阳）亦有尧都、尧庙、尧陵名胜。尧庙位于临汾市区南3公里处。相传尧建都平阳（今临汾市），有功于民，庙是后人为祭祀尧王所建。创建年代已无可考。现存建筑原为清代遗物。前有山门，内有围廊、牌坊、五凤楼、尧井亭、广运殿、寝宫等建筑。尧王及其四大臣被喻为“五凤”。“一凤升天，四凤共鸣”，五凤楼就因此得名。尧井相传为尧所掘，为记其功，上筑一亭。广运殿是供奉尧王的主殿，高达27米，殿宇四周设环廊，42根石柱，柱础雕刻工精，殿内金柱子肥硕，直通上层檐下，础石上云龙盘绕。龛内塑有尧王像及其侍从。庙内存在碑碣10余通，记载尧王功绩及庙宇建造经过。广运殿1998年毁于大火，后于1999年重建。
二、尧朝洪水元年为公元前5416年
上述有关尧在位时间的说法，均缺少客观的依据。笔者主张，应该根据尧时发生的重大自然事件，来推定尧的年代。众所周知，帝尧时期发生的重大自然事件之一是洪水“怀山襄陵”。《史记&五帝本纪》记有：“尧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讙兜推荐共工可以治水，被帝尧否定；四岳推荐鲧可以治水，帝尧虽然不满意但仍然接受了。
由于帝尧所在地，位于太行山区，能够“浩浩怀山襄陵”的洪水，显然并非一般的雨水，而是与大规模的海侵事件有关。我们知道，公元前1万年前左右，全球气候寒冷，海平面下降约100米，当时的渤海成为陆地；此后，全球气温转暖，海平面逐渐上升，渤海又重新出现（沧海桑田的传说即源于此），而且范围比今日还要广阔。根据1984年6月第一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111页“华北平原的成长”图，可知渤海的海平面在7400年前达到最高点，当时渤海的海岸线西侵至今日太行山脚一带。因此，这个时间可以作为帝尧洪水纪年的气候学证据，亦即帝尧洪水纪年元年为公元前5416年（1984年之前的7400年）。
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界长期以为尧舜禹是三个彼此相距很近（不超过百年）的时期，帝尧传位给帝舜，帝舜传位给帝禹。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笔者在《追寻远古的信息》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指出，由于远古缺少大尺度时间记录技术，因此形成“时间压缩率”现象，往往会把很长的时间过程压缩成一二代人的时间。事实上，尧舜禹应该分别称之为尧朝、舜朝、禹朝，类似夏朝、商朝、周朝。因此，准确的说法是帝尧朝代洪水元年为公元前5416年。
据此可知，与尧朝大约同时期的少皡、颛顼、共工、讙兜、鲧、后稷、契等部落，他们活动的年代也应该是在公元前54世纪左右，而且他们各自都独立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所谓“尧朝”的说法，实际上是说在这个时间段里，尧族（方国）处于优势和领先地位，部落联盟（方国联盟）的首领往往都由尧族人出任。从与尧部落同时并存的上述部落名称的用字来看，少皡可能是以文化发达或者崇拜太阳为特征的部落；颛顼应该是以玉器敬神为特征的部落；共工应该是以承担规模化工程（堤坝、城池）为特征的部落；讙兜可能是以鱼鹰捕鱼为特征的部落；鲧应该是以网捕鱼为特征的部落；后稷应该是以农业发达（耕作技术）为特征的部落；契应该是以使用契约（贸易）为特征的部落。
三、帝尧恒星纪年的天文学证据
帝尧时期还有一件自然奇观，就是“十日并出”。笔者在《神秘的星宿文化与游戏》等著作中指出，这是天外星体进入地球大气层事件（应该发生在尧时大洪水之前，而且可能是导致大洪水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天外星体撞击的陨石坑，并能确定出发生的时间，那么它也可以成为帝尧纪年的准确依据，即尧朝“十日元年”。不久前，有地震学者认为，4700年前发生在华北平原（白洋淀等地）的陨石雨，是造成大禹治水的原因，此说可供参考。不过，笔者愿意指出，大禹治水（实际上是在海退时排除积水）发生的时间，距离尧时海侵大洪水，彼此相距的时间可能非常遥远。
对比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帝尧时期的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已经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准。当时的天文学家，通过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来确定春夏秋冬四季。其中，《书&尧典》的“日中星鸟”，孔传：“鸟，南方朱鸟七宿。”《书&尧典》的“日永星火”，这里的“火”星指恒星大火，亦即二十八宿的心宿（苍龙星座之心）。根据天文学的岁差原理，笔者推算出尧典四星的观测时间发生在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6000年前之间，可称之为尧朝“四星元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笔者《试论尧典四星》（新加坡《亚洲文化》1984年10月第4期）、《》（成都《文史杂志》2002年第6期）等的相关论述，内容如下：
2500年前，孔子把收集到的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在一起，名之曰《书》，后世又称这部文献汇编为《书经》或《尚书》。在现存的《尚书》中第一篇文章是《尧典》，在《尧典》里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四颗恒星与历法的关系，故尔称之为“尧典四星”。《尧典》讨论的另外两个问题是治理洪水和寻找接班人。所谓尧典四星何时有，不是说这些星星什么时候有的，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几亿年甚至几十亿年了；而是说古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观测这几颗星星的，因为这四颗星乃是标志四季更替的天文符号。对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来说，自古及今都是四季分明，因此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也就要随着四季的交替而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预知春夏秋冬四季的来临，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以致上古时期四季的预告是要由最高统治者来颁布的，《尧典》记载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根据《尧典》记载，当时的天文历法官是羲和，他的工作是“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羲和有四个助手，羲仲的主要工作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意思是在日夜长度相等的时候，名叫“鸟”的恒星正好出现在夜空，这就是春分的节令，也是鸟兽交尾繁殖的季节，民众要及时把公的母的幼的鸟兽分别照顾好。羲叔的工作是“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意思是在白天最长的时候，名叫“火”的恒星正好出现在夜空，这就是夏至的节令，鸟兽都在蜕去厚厚的毛绒，民众要把饲养的鸟兽迁移到凉爽的高地。和仲的工作是“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跣”，意思是在夜晚与白天时间相同的时候，名叫“虚”的恒星正好出现在夜空，这就是秋分的节令，鸟兽长出了新的毛羽，民众要把饲养在高处的鸟兽迁移回平原的地方。和叔的工作是“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奥，鸟兽绒毛”，意思是在白天最短的时候，名叫“昴”的恒星正好出现在夜空，这就是冬至的节令，鸟兽长满了厚茸茸的细毛，民众也要居住到保暖的深室之中。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帝尧时代，已经能够根据鸟、火、虚、昴四颗或四组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来判断四季的更替，并指导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在这里，“昴”星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星团，人肉眼能够看到其中的七颗亮星，俗称七姐妹星。“火”星指大火，又称心宿二，是夜空中非常明亮的一颗红色的恒星，长期受到中国古人的关注，《诗经》所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相当于阳历8月）大火星渐渐地远去的时候，炎热的夏季就结束了，人们应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
一般来说，人类对天空星星的观测，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最早观测的是天空中的亮星，以及那些能够移动的星星或发生变化的星星，它们包括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其中木星是行星里最亮的星，也是质量最大的星，金星、火星次之），若干特别明亮的恒星，例如大火星（天蝎星座）、昴星、叁星（猎户星座）、北斗星（大熊星座），以及彗星、流星、新星等等。在尧典四星中，星火和星昴是亮星，星鸟和星虚是相对较暗的恒星。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观测较暗的恒星呢？当然是为了判断季节的需要。事实上，无论是从事牧业还是从事农业，仅仅知道夏季和冬季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春季和秋季的来临时间，因为对古人来说知道后者的时间更有利于提高生存质量。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天文学观测活动中，很早就形成了二十八星宿观测体系（在春秋战国出土文物中就有二十八星宿的图案和名称），其中东方苍龙七宿的主星就是大火，南方朱雀七宿的主星就是星鸟，西方白虎七宿的主星就是昴星团，北方玄武七宿的主星就是星虚。由于尧典四星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二十八星宿密切相关，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甚至认为它们是同时起源的。不过，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应当是先有直观的尧典四星，后有更为复杂的二十八星宿体系。
在20世纪，中外学者曾经对二十八星宿究竟起源于中国，还是起源于印度或中亚地区，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并涉及到根据岁差原理判断尧典四星的观测年代问题。由于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问题，本文只引用具有代表性的竺可桢先生的观点。《竺可桢文集》（注1）收录有相关的三篇文章，即《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二十八宿的起源》。竺可桢先生的主要观点是，二十八星宿起源于中国，根据岁差原理推算，鸟、火、虚三星的观测年代在西周初期（约3000年前），昴星的观测年代在帝尧以前（一般都指4000年前）。
1984年笔者在新加坡发表《试论尧典四星》一文（注2），该文指出，竺可桢先生所假设的若干先决条件（例如观测者的纬度、天黑后的什么时间进行观测等等）和天文学计算基本都是正确的和可行的；但是，竺可桢先生假设的条件之一“中星观测”是有问题的，而且也是未经科学讨论的。所谓中星观测，即在太阳落山之后，观测位于天顶（中天）的星星。这是因为，除了中星观测之外，远古人们还曾经长期采用过偕日没、偕日出和对日望观测法。所谓偕日没观测，就是在太阳落山后，观测西方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所谓偕日出观测，就是在太阳出升之前，观测东方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所谓对日望观测，就是在太阳落山后，观测东方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或者在太阳升起之前，观测西方地平线附近的星星。对比之下，中星观测的难度较大、精度较高，因此一般来说它的出现也要更迟一些。
那么，在中星观测之前，中国古人习惯于什么样的观测星星的方法呢？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一书（注3）中指出：“中国古代虽然昏星晨星并举，而大体着重昏星；西洋古代，则可以说完全注重晨星。”昏星观测包括昏东星（对日望）、昏中星、昏西星（偕日没），当以昏西星为最简洁，最易为远古人所掌握。事实上，中国人自古就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习惯，这种习惯会促使人们更注意观察太阳落山后，西方地平线上（高度大约在10到30度之间）的星星。
郑文光先生在《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注4）中，讨论了古书《夏小正》记载的四种常用的观星方法，它们分别是“则见”，指东方地平线上刚刚升起的恒星；“则伏”，指西方地平线上快要落下的恒星；“昏中”，指初昏时恒星在南方中天；“旦中”，指平旦时恒星在南方中天。郑文光先生指出：“这四种方法中，我认为则见、则伏是较昏中、旦中为早的。因为在还未产生仪器的古代，恒星的中天很难测得十分准确；而在地平线上，只要没有山岗、树木、房舍的遮掩，地平线本身就是一个现成的参照物。”
综上所述，笔者有理由认为尧典四星的观测更可能采用的是偕日没观测法。这样一来，由于偕日没观测法与中星观测法的观测角度相差大约60度，而岁差导致的恒星位移变化大约是72年一度。因此，根据竺可桢先生假设尧典四星为中星观测，所计算的观测年代在年前；那么，在不改变竺可桢先生假设的其它条件的情况下，仅仅将尧典四星的观测方法修正为偕日没观测，其观测年代则应在年前。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七八千年前，就能够根据四颗恒星的出没时间及其在夜空中的位置，来判断四季了。显然，这是文明高度发达的一种重要的标志。
问题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绝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帝尧的时代大约在四千多年前。但是，笔者根据尧典四星观测，所推算出来的帝尧时代却早在七八千年之前。这个推论可信吗？还有其它的依据吗？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所谓帝尧时代在四千多年前的观点，出自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然而，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乃是一种未经科学论证的想当然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夏代起始于四千年前，夏以前的三皇五帝没有时间记载，大约估计着可能会经历一千年的时间，因此就把中华文明的总时间说成上下五千年。显然，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尽管它流传甚广，但是却经不住科学的质疑。
其实，中国已经出土的大量的远古文明遗存，都表明中国人早在先夏时期，即40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些文明活动涉及到农作物的耕种、复杂的祭祀活动、规模较大的居住区（早期的城市），以及若干符号体系（包括文字符号体系、图案符号体系和神话传说符号体系）。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误以为三皇五帝仅仅经历了一千年的时间呢？这是因为，在文明的早期，人类还不掌握记录大尺度时间的方法或技术，因此人类对远古的记忆只能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间表示法。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时间压缩律”现象，即把原本相隔很长时间的事件叠压成为一代人或几代人之间的事情，对此的详细讨论可参阅笔者的《追寻远古的信息》一书（注5）。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山海经》、《史记》、《淮南子》等古籍和流传在民间的远古神话传说，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帝尧时代还出现过两件非同小可的自然灾变，一是“洪水滔天”，二是“十日并出”。许多学者都相信，帝尧时代的洪水泛滥，与第四纪最后一次冰川结束后的气温上升所导致的海岸线西侵变化有关。笔者在《我国远古传说与自然环境变迁》一文（注6）中指出，帝尧时代的洪水、共工振滔洪水、精卫填海等传说，均与5000年前至10000年前发生的海平面高度变化有关。
根据《中国自然地理图集》（注7）的“华北平原的成长”一图，在7400年前，渤海的海岸线西进到今日的太行山脚，其位置基本上与京广线铁路相当。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帝尧时代的洪水泛滥，也正是发生在7400年前。所谓“十日并出”，笔者在1982年撰写《读〈山海经校注〉札记》一文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天外星体撞击地球事件，并认为帝尧时代的洪水泛滥与这次撞击事件所造成的叠加灾害（包括海啸）密切相关（注八）。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的帝尧时代，距今天已经7400年了。中国有准确时间可考的文明历史，至少也有7400年了。所谓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应当废除，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考虑到我国已出土大量4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文化遗址、遗物、遗存，在史学研究领域有必要正式使用“先夏时代”、“先夏史”一词，并启动先夏史研究工作，同时少用或慎用“新石器时代、史前时代、原始社会、神话传说时代”等不准确的词汇。（摘自重构.王红旗《龙凤文化大视野》）
1、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第一版。
2、《亚洲文化》杂志，1984年10月。该文主要内容被收入笔者的《神秘的星宿文化与游戏》一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3、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陈遵妫先生1988年10月赠送该书的日文版给笔者。
4、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
5、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6、《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一版。
7、地图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版。
8、《社会科学研究》杂志1984年第5期。
&&&&在中国人的古老记忆里，面对先夏时期的大洪水，鲧受命治水采取的是“堵”的办法，结果惨败；此后，禹又受命治水则采用了“疏导”的办法，终于获得成功。为什么鲧和禹会采取不同的治水办法？为什么鲧就想不到用疏导的办法来对付洪水泛滥？这里涉及到两个根本性质的因素。
第一，鲧治水所处的时间段，正是海平面不断上升向西淹没陆地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以古人的技术手段，无论如何修建堤坝抵御堵挡洪水，最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必败无疑。对比之下，禹治水所处的时间段，则是海平面不断下降，被淹没的陆地重新出现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的事情，主要不是堵挡洪水，而是如何排除陆地上的积水，使其重新变成可以居住和耕作的地方，因此禹治水当然要采用疏导的办法了。正如《诗经&长发》所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其次，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俗话说“水来土掩”，堵挡洪水泛滥，对测量地形高低的技术准确度要求不高，反正是哪里来水就在哪里修建堤坝设堵就是；据此可知，鲧治水的时候，还没有或者缺少高精密度的大地测量技术，因此鲧即使想疏导洪水，从技术上说也是做不到的。对比之下，疏导大区域里的积水，则需要能够精密测量地形和水位高低的技术，否则就不可能在正确的地方开挖渠道，也就不可能把积水顺利的排泻到江河、湖泊、海洋里；也就是说，禹之所以能够顺利的疏导洪水，应该是已经找到了足够精密的大地测量技术。
事实上《楚辞&天问》所说的“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透露的正是大地测量技术在开挖排水渠道工程上的使用。晋王嘉《拾遗记》卷三说的更明白：“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大地测量技术涉及到众多技术领域，它们包括标准尺的确定、远视仪器、绘图比例尺、数学计算技术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上述技术恰恰是在帝禹朝代出现并完善的。《拾遗记》称大禹治水凿龙门，曾得到羲皇（伏羲）传授的玉简，长一尺二寸，这实际上就是禹假托伏羲之灵而确定的标准尺。从“禹、鲧”的象形文字（水族类），以及大禹治水得到伏羲（大皡，龙图腾）和应龙（黄龙）的关键性帮助来看，禹族也是龙图腾。
有助于提高远视能力的仪器就是窥管，所谓舜“双瞳、重明”就与使用窥管有关；禹可能进一步改进了窥管，并且与标尺结合起来，使其具有测量大地水平高低的功能。与此同时，还需要对测量数据进行三角函数运算，这样才能够得到大地测量的高度和距离。也就是说，当时已经知道勾股定理，事实上古老的河图、洛书的数字排列就包含着开平方的运算（参阅笔者《》一书第43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山海经&海外北经》记有：“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郝懿行注引刘昭注《郡国志》云：“《山海经》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垂，二亿三万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竖亥步南极北尽于北垂，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郭璞注：“《诗含神雾》曰：‘天地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亿五万里。’”上述记载表明，帝禹时代曾进行过大地测绘工作，并计算出地球南北直径和东西直径的长度。主持上述测绘工作的工程师是大章和竖亥，古代有用职务作为人名的习惯，大章即绘大图者，竖亥即竖立标杆测量者。
算，古代的计算器。巫字，其形像是两人持绳测量，又像两人上下于天。相传禹因腿疾而走路的步伐特殊，被称为禹步，巫者多学禹步。其实，步乃丈量用具，一步长六尺，其形若弓，即将两根直杆一端衔连住，另一端连接一条六尺绳，用者撑开两根直杆即得六尺，然后一杆支地并转身将另一杆移到下一点又得六尺，这种测量步伐才是禹步的本意。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推论，禹族的崛起，实际上得益于新的高精度的测绘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用。我国很多地方都流传着禹治水的故事，这里的“禹”可能并非指同一个人，而是指由禹族人组成的众多具有测绘技术的施工队。值得注意的是，帝禹朝代实施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国土资源考察活动，其考察报告即《山海经&五藏山经》，其中《东山经》明确记录着山东半岛尚被海水分隔着；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或者《图说山海经》（台湾尖端出版集团）的相关章节及其扉页的缩印版《帝禹山河图》。而1984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第111页《华北平原成长图》，也明确标识出4200年前山东半岛确实被海水分隔着。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帝禹朝代国土资源考察纪年元年为公元前2216年。（摘自重构.王红旗《龙凤文化大视野》）
【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标志之一便是在很早的年代中国就有了图书典籍。《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这表明我国在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里。
　　令人遗憾的是，周王室的图书典籍在2500年前神秘地失踪了，以致我们今天还要下大力气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的是搞清楚西周的编年史、商代的编年史、夏代的编年史。不过，笔者认为我们今天还有希望找到上述早已失踪的周王室图书典籍，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这批图书被人有计划地秘藏起来，并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因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将王子丐驱逐出王城（今日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此事件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由于管理周室典籍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而王子朝又是有计划地撤离，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推论，即与王子朝同行的应当还有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和学者，其中很可能也有大思想家老子，因为老子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而老子之所以辞周退隐当亦与此事变有关。至于王子朝携带周室典籍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表明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正统继位人；事实上，《左传》还记有王子朝撤离王城后曾派使者去各诸侯国寻求支持，显然他仍然在为复位而努力。据此，我们还可以推知，王子朝除了携带周室典籍之外，还会携带走相当数量的周王室青铜礼器，因为青铜礼器也是王权的重要象征（近50年来，我国湖北、湖南频频出土殷商青铜器和西周青铜器，或与此事件有关；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发达，当亦与王子朝一行带去的中原文明有关）。
　　那么，王子朝奔楚之后定居在什么地方，周室典籍又到哪里去了呢？目前流传下来的史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线索是《皇览》（三国魏文帝时编写的百科全书）的记载：“（王）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今西鄂晁氏自谓子朝后也。”也就是说，王子朝的墓在今日南阳石桥镇；此外，今日南阳地区的镇平县有地名晁陂，这些地方可能都是王子朝后裔的聚居地。据此，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看法，即王子朝奔楚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定居在楚国都城，而是选择在既安全又靠近周王室所在地的南阳定居；与此同时，王子朝也不会把周室典籍交给楚国君臣，而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要保持自己是周王室合法继位人的宿求（当然不能排除交一些见面礼，毕竟是客居在别人的地盘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子朝会把周室典籍秘藏起来；为此笔者在1992年撰写长篇历史探索小说《老子隐迹》（已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时，特意设计了老子劝王子朝将周室典籍秘藏于深山的故事情节。
　　公元前505年，周敬王派人入楚刺杀了王子朝，《左传》在记录此事时没有再提及周室典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此之后的250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文人学者去追寻周室典籍的下落，这批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国人遗忘了。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记有孔子曾准备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周王室图书馆，似乎表明周敬王有意征集天下图书重建王室图书馆；此外，所谓孔子五十岁才读到《易经》的说法，以及孔子删编《诗经》的记载，均表明着周室典籍的外传。事实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恐怕更是直接受益于周室典籍的外传。
　　对此，笔者愿意进一步指出，当时外传的并不是全部的周室典籍，而且也不都是周室典籍的原本或原始文献，而是有选择的抄写本。也就是说，追随（自愿或被迫）王子朝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和学者（及其后裔），为了谋生而开始了抄书、编书、卖书的生涯（《山海经》一书可能就是他们将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的），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图书出版业了，它的出现正好与私学的兴起同步当然也在情理之中。笔者愿意强调的是，两千五百年前发生在我国的图书失踪案，对人类文明文化史来说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它们，那将是人类的一大幸事，许多千古文化之谜都将迎刃而解，笔者乐观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 【二】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一般来说即早于4200年前）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它们通常被保存在陶器、骨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根据中国远古传说（它们也是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伏羲时代已经创造出复杂的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已经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有“典”字和“册”字，它们又连称为“典册”；从其文字的象形结构可知，它们是用绳子将若干个长方条形的木版或竹版串起来，其用途则是在上面刻写或书写文字。根据古人的记忆，殷商先人“有册有典”，也就是说那时便已经有图书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典册实物，最早的只是战国时代的竹简。
&&&&根据《尚书序》记载，我国上古帝王遗书有《三坟》（记述三皇事迹，“坟”可能指泥版图书）、《五典》（记述五帝事迹，“典”为木简或竹简图书）、《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索”为结绳纪事符号体系）和《九丘》。《尚书序》解释《九丘》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一书正是国土资源白皮书。
&&&&随着文字的使用，记录有文字信息以及符号、图画的载体（亦即图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们被集中收藏起来，以供人们查阅和长期保存，于是便出现了图书馆。据《人类文明编年纪事》（德国学者维尔纳&施泰因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一书，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赫梯王国首都哈图萨斯（今土耳其波加兹刻伊）已建有图书馆，收藏着大量楔形文字泥版文献，内容涉及法律、条约、编年史、庆典记述和书信等。约在公元前650年，尼尼微（亚述）泥版大图书馆收藏有20
000多块泥版，内容包括用苏美尔文字写成的古老诗歌、教科书、语法书，以及有关买卖、交换、租赁、租佃、利息和封分采邑的文件、契约。到了公元前2世纪，罗马已经出现了图书出版和发行业。
&&&&中国的图书档案文献馆，至少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这表明我国在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里。
&&&&令人遗憾的是，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在2500年前神秘地失踪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占卜后被遗弃的殷商甲骨文和周朝甲骨文），它们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而去；以致我们今天不得不下大力气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的是搞清楚西周的编年史、商代的编年史、夏代的编年史（其实，我们还应当搞清楚先夏史，而周室典籍中很可能也有先夏史的内容）。
&&&&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因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将王子丐驱逐出王城（今日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此事件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从此，这批无价之宝的图书文献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资料的实物。
&&&&由于管理周室典籍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而王子朝又是有计划地撤离，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推论，即与王子朝同行的应当还有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和学者，其中很可能也有大思想家老子，因为老子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而老子之所以辞周退隐当亦与此事变有关。至于王子朝携带周室典籍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表明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正统继位人；事实上，《左传》还记有王子朝撤离王城后曾派使者去各诸侯国寻求支持，显然他仍然在为复位而努力。据此，我们还可以推知，王子朝除了携带周室典籍之外，还会携带走相当数量的周王室青铜礼器，以及大量的工匠，因为青铜礼器也是王权的重要象征（近50年来，我国湖北、湖南频频出土殷商青铜器和西周青铜器，或与此事件有关；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发达，当亦与王子朝一行带去的中原文明有关）。
&&&&那么，王子朝奔楚之后定居在什么地方，周室典籍又到哪里去了呢？目前流传下来的史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线索是《皇览》（三国魏文帝时编写的百科全书）的记载：“（王）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今西鄂晁氏自谓子朝后也。”也就是说，王子朝的墓在今日南阳石桥镇；此外，今日南阳地区的镇平县有地名晁陂，这些地方可能都是王子朝后裔的聚居地。据此，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看法，即王子朝奔楚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定居在楚国都城，而是选择在既安全又靠近周王室所在地的南阳定居；与此同时，王子朝也不会把周室典籍交给楚国君臣，而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要保持自己是周王室合法继位人的宿求（当然不能排除交一些见面礼，毕竟是客居在别人的地盘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子朝一定会把周室典籍秘藏起来，以待来日；为此笔者在1992年撰写长篇历史探索小说《老子隐迹》（已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时，特意设计了老子劝王子朝将周室典籍秘藏于深山的故事情节。
&&&&公元前505年，周敬王派人入楚刺杀了王子朝，《左传》在记录此事时没有再提及周室典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此之后的250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文人学者去追寻周室典籍的下落，这批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国人遗忘了。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道篇》记有孔子曾准备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周王室图书馆，似乎表明周敬王有意征集天下图书重建王室图书馆；此外，所谓孔子五十岁才读到《易经》的说法，以及所谓孔子删编《书经》、《诗经》的记载，均表明着周室典籍的外传（实际上是孔子只收集到很少一部分外传的周室典籍）。事实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和私学的兴起，恐怕更是直接受益于周室典籍的外传。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谈到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书《山海经》，它仿佛是在西汉时期突然冒出来的，可是它记载的内容却非常古远。根据笔者对《山海经》长达二十余年的研究，现存《山海经》一书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海内五经》这四部分内容合辑而成的，其中《五藏山经》乃是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考察白皮书（画家孙晓琴根据笔者对《山海经》地理方位的考证，创作出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记述的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自然动物和由人装扮的神异动物473处、人文活动场景95处一一绘出。此外，孙晓琴女士还创作有山海经艺术复原图组画和山海经神异图国画一百余幅）。
&&&&那么，究竟谁是《山海经》一书的编辑者（包括翻译和部分内容的改写）呢？这个问题已经争论许多年了。笔者认为，《山海经》的编辑者，正是追随王子朝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学者或其后裔，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足够多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而且，《山海经》一书由于其具有独特的政治、军事、经济价值，很可能被王子朝作为见面礼送给了楚王，并被楚国作为机密文献深藏起来；事实上，在先秦诸子百家里，唯有屈原的著作（《天问》、《九歌》等）中引用了大量《山海经》里的内容。此后，秦国灭楚，《山海经》等典籍被收藏入秦国图书馆里；接下来，刘邦率先兵入咸阳，萧何将秦国图书馆的图书典籍悉数收藏，其中应当包括《山海经》一书；刘邦平定天下后，由于时过境迁，《山海经》的军事地理价值不再重要，该书才被解密，世人方知有《山海经》一书。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外传的并不是全部的周室典籍，而且也不都是周室典籍的原本或原始文献，而是有选择的抄写本。也就是说，追随（自愿或被迫）王子朝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和学者（及其后裔），为了谋生而开始了抄书、编书、卖书的生涯，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图书出版业了，它的出现正好与私学的兴起同步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最后，笔者愿意强调指出的是，两千五百年前发生在我国的周朝王室藏书整体失踪案，对人类文明文化史来说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一项巨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它们，那又将是人类的一大幸事，许多千古文化之谜都将迎刃而解，笔者乐观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补注：笔者的上述观点，虽然尚未引起官方重视，但是却不乏有识之士的关注。例如网友（）曾于日发给笔者电子信：“2003年，湖北枣阳九连墩大型墓葬中的一座因修建高速公路被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但也引发了更多的疑问。一是文物中出土了大量纹饰精美的空白竹简。是什么人会把大量的空白竹简作为陪葬品？这些竹简是从哪里来的？主持发掘的湖北省博物馆至今未能给出答案。二是出土了象征天子身份的六驾马车。是什么人能以这样的规格陪葬？墓主人到底是谁？也一直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三是此处尚有8座同等规模的大型墓葬。这些墓中还有什么样的惊世之迷？
“后来读到先生的文章，谈及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南迁之事。不由暗自推测，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首先，天子六驾的陪葬车驾规格，只有周王子朝才可能拥有。并且，同时出土的大量陪葬车驾规模之大也是国内少见。其次，空白竹简可能是周王室的专用稿纸。第三，从公元前516年至公元前505年，周王子朝有可能客居枣阳一带。被刺杀后为随从人员葬在此处。因学力所限，只能为先生提供这些参考。如能揭开这一万古之谜，则先生于中华功莫大焉。祝马到功成。”
【三】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而且也与古文字信息载体的耐久性有关。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一种存在的过程，而记录这种过程的信息及其载体，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的《尚贤下》和《兼爱下》等篇章记述的先圣时代所使用的图文信息载体就有“书之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
一般来说，人类文明的信息记录，包括主观记录和客观记录两大部分。所谓主观记录，是指人类用符号记录自己的生存信息，用实物保留自己的生存信息。所谓客观记录，就是人类无意间留下的生存信息，例如遗弃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吃剩的兽骨，以及由于人类的生存而对自然环境及其生物的物种结构所造成的可以察觉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42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不过，我们今天通常只能够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看到这些文明信息的符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先民不曾在其它载体上留下过文明信息符号，因为许多不耐久的载体可能已经消失了。例如，远古神话传说就是一种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就记有伏羲时代创造的复杂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们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说，在公元前530年，楚国的左史倚相就以能够读懂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遗憾的是《左传》没有说明这些上古名著的内容和形式。
据说是孔子撰写的《尚书序》则称：“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坟”、五帝时代的书称为“典”、伏羲时代的书称为“索”、帝禹时代的书称为“丘”？《尚书序》的回答是“坟”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显然，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书序》的说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然而，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参阅笔者所著《符号之谜》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山海经》的考证，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山海图》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这项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图》），笔者开始意识到“坟、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
众所周知，“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因此，《尚书序》将《三坟》的坟字解释为大，颇为勉强。在笔者看来，《三坟》里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种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也包括石头，因此《三坟》之书，也可能采用石板载体。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头上作画写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画（中国文字的发明，就曾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在洞穴里和岩石上作画，在卵石上写字（这种有字的石头，被称为会说话的石头），而古希腊人所说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十戒》，也是刻写在石板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汉字的坟，也可以解释为有文字的泥版或石板。
“典”字的含义有：常规，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质物（典当），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书，我们今天知道其内容的只有尧典和舜典）。那么，这种被称为“典”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这就要从典字的象形来追溯了。在汉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黄、翼和异的原形正体字，都有一种共同的符号，即一横下面加两个支撑状的点，这种符号的象形含义乃是一个陈列架或陈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于陈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上。因此，“典”的原义是指一种陈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书，它的作用相当于公告牌、公约板、神谕碑、法规文书和行为规范告示。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化来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约大型化、公开化、庄严化，其材质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或金属材料，也可能是皮革、丝帛（附着在硬质材料上）。典这种文书的发明者，应当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进一步演化就是册，史载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典的不断小型化、轻便化、折叠化、卷曲化而形成的。此外，典可能也是鼎（铸有重要文字）的前身或雏形。
“索”字的含义有：大绳，绞，法，独，尽，搜求，牵引，愿欲，须要，涕流貌。但是，索作为一种文书或信息载体，应当是指结绳纪事符号体系，或许还包括以丝帛或其它编织物为载体的文书（在丝帛上写字绘画，或者编织出能够传递信息的图案符号）。事实上，中国人最先发明了养蚕和丝帛，因此也就有条件用丝帛作为信息载体；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以及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因此中国人才能率先发明风筝。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顺理成章了。所谓《八索》就是丝帛文书，它源于结绳纪事和结绳占卜（卦的字形含义原指测时，结绳符号的功能之一也是计时）；这就是《尚书序》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来。
“丘”字的含义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区域（四邑为丘）。从字形来说，丘指有平缓坡度的地形地貌。问题是，兵字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实，兵字实际上是斤和陈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这种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状）陈列在桌几上，相传这是由蚩尤最先发明的，所谓“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为神器来供奉。那么，《九丘》这部书，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用丘字来形容或指称呢？《尚书序》取其“聚”的含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这是因为，丘还有山川的意思、区域的意思、庞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义综合起来，很像是一种模拟的实物地图，即在不同模拟区域上有着象征该地理方位的物产和地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稷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方位的物产。更深一层地说，“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还表示中央的统治权力（斤）遍布天下东西南北中的所有区域。
有鉴于此，《尚书序》所谓“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实际上正是《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五藏山经》的另一种版本。根据笔者对《山海经》二十余年的研究，认识到《山海经》一书系由帝禹时代《五藏山经》、夏代《海外四经》、商代《大荒四经》、周代《海内五经》合辑而成，时在春秋末年，编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学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经》具有地理实测和国土资源考察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国景观，实乃中华文明与文化第一历史宝典，亦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因此，《九丘》是一部实物地图地理书，它平铺在一处圣洁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点象今天的模型沙盘，也可能是一幅巨画，画有五区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日，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时多年，终于创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为此，笔者曾欣然作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补注，参阅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全彩绘大画册《经典图读山海经》）大禹若有灵，当惊图复出矣！
综上所述，可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而每一部这样古老的图书都是一座信息金字塔。从这个角度来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为此文。
补注1：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的《印卡王室述评》（秘鲁）一书第152页，称印卡人“对地理很有知识，每个部族都为自己的村庄和省份制作模型和描绘草图，即把自己看见过的情况绘制出来。他们制作的模型堪称一绝，大街、小巷、广场、城区、房屋、田野、高山、低岭、平川、沟壑、大河、小溪，一览无余。”这就表明，所谓的“原始部落”，确实可以通过制作地形模型的方式来再现他们熟知的自然环境。
补注2：《中国大百科全书&测绘卷》第124页“从近代发现的太平洋海岛原始部落用木柱制作的海岛图，用柳条、贝壳编缀的海道图，以及爱斯基摩人草绘的海港图，证明原始地图可能都是一些示意的模型地图，起着确定方位，辨识方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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