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刘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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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刘心武　
　　小时候，邻居潘姥姥的嘴很瘪，妈妈让我把刚刚蒸好的蜂糕送去给她吃， 她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吃那糕以前，她把糕上的红枣都抠下来，让我很吃惊。 后来听妈妈说，如果潘姥姥有钱安上假牙，她就可以像我一样享受红枣的美 味了。那时我就默默许愿：　　等我长大赚了钱，一定给潘姥姥装上满口假牙。但是不久我们就搬走了， 几年以后传来潘姥姥去世的消息，妈妈叹息时，我在一旁呆想：她怎么也不 等等我，就死了呢？　　上小学的时候，教唱歌的老师是个很爱笑的少女，她的笑声像鸟叫一样， 我一听她笑就想到翠绿的竹林；可是有一天她来上课时完全没有了笑容，眼 睛里泪汪汪。后来她好久没来上课，换了一个很厉害的男老师。偶然里听说， 她是因为失恋，自杀未遂，不再当老师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便默默许愿： 等我长大，一定爱她娶她。可是我还没上完小学，有一天就在大街上看见她， 挽着一个强壮的男子，满脸放光，还发出我熟悉的小鸟般的笑声??中学毕业时，联欢会上，有人建议每人说说自己的职业理想。 有一个同学说他要当个舞蹈家，立即引起哄堂大笑。他也笑。确实很好笑，因为他是个罗圈腿。但是我知道他心里真有那个想法，便在心里默默为他许愿：将来他就能当个舞蹈家！很久以后，在一场精采的晚会结束时，我 到后台去看他，我告诉他当年曾默默为他许愿。他感动地握住我的手说：“怪 不得我终于和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你的祝愿，也是冥冥中托举我向上的力 量之一！”他现在是一位重要的舞蹈服装设计师。少年时代，我常常为他人默默许愿，成年以后，也还没丢失这颗童心。我很少得以还愿，而且我许的愿未必是他人所渴求的，有时甚至与他人内心 所思相左。但是我珍惜自己的这一份心意，在为他人默默许愿的一瞬间，我 的心灵必是美好的、纯净的、向善的，至少在那一瞬间，我无愧在世为人； 并相信我置身其中的人类，因有这种最原始、最朦胧、最浅显的情愫，才得 以绵延至今。我不知道除却父母妻儿以外，可曾有他人为我默默地许过愿，我在生活中是否过多地揣想他人对我的恶意，而丧失了对这世界存在良善的想象力？ 也许他人曾有过的对我的默愿，大大地超过了我所默愿的次数和力度，我只 有珍惜自己那一份尚未泯灭的为他人默默许愿的情愫，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更 有意义。　　为他人默默许愿时，心中便有一根爱芽，这芽不能抽叶、开花、结果， 却能化为一种基因，传递到新的生命中。唯愿自己还能自然而然地，在一个瞬间，为他人默默许愿??13.我爱转悠的心情　　春秋，我最喜欢在北京的环城马路上骑自行车漫游；冬夏，我最喜欢到 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转悠。　　在环城马路上，扑眼而来的是近年来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以及同世界 上其它地方形态差不多的立体交叉桥；时常可以见到带有“欢迎、WELCOME” 字样的大幅标语。我自然懂得都非为我而设，但骑车路过时还是高兴——环 城路虽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却最具有开放的气氛，这气氛竟未见衰减，日益 浓酽。在老城区的胡同里转悠，另有情趣。酷暑，北京热得同广州差不离，穿T 恤短裤也还是燥热，但到比如说什刹海附近如蛛网般的胡同里转悠，则常 可行走在古槐的浓荫之下，黑瓦灰墙、脱漆木门，色彩似乎单调，却能感觉 到一种厚重的情思，连同那消燥的荫凉，一同铺到心上。严冬，北京冷得同 哈尔滨不相上下，捂着羽绒大衣，戴着帽子、围脖，蹬着皮靴，西北风一过， 也还是让人发怵。但到比如说崇文门外密麻麻的胡同深处里转悠则常可以在 鹅毛般纷飞的雪帘中，窥见到北京市民生活最底层的某些景象，从而也能有 一种沉重的思绪，连同那飞扬的雪花，一同落到心田。一次，我转悠到曾经居住过的胡同中，在一个陈旧的院门前，与昔日的邻居蔡大妈邂逅——其时她正用铁簸箕，往院子里运蜂窝煤。北京的居民住 新楼的有福气烧管道煤气，住旧房子的也有许多用了罐装煤气，但也还有不 少如蔡大妈一样的胡同杂院居民，仍耐心地烧着蜂窝状煤饼。煤铺工人有时 来不及将煤饼运到院里，便需用户自己分批将运到的煤饼运进自家，我帮蔡 大妈运完蜂窝煤，在她家小坐。她家居室更见狭窄，但也显示着近年来生活 的提升——饭桌旁有冰箱，冰箱旁挤放着洗衣机；转角沙发紧靠着双人床， 对面是酒柜，柜上是时下北京人最引为自豪的“二十一遥”（即二十一英寸 直角平面带遥控器的彩色电视机）。蔡大妈告诉我：老伴蔡大爷虽已从工厂 退休，但另找了一份看仓库的事由；两个闺女都嫁了有楼房住的丈夫；两个 儿子一个在中外合资的饭店里为大厨“打荷”（配料），一个儿子虽说犯了 事进过一趟“局子”，但出来后起了一个执照，摆了个服装摊，也还红火?? 讲述这些时，她颇自豪，未了望着我，耸起眉毛，极为关切地问：“还写啦？” 蔡大妈的眼里、脸上，有着无限丰富的意味。她知道，我难，不易。我 离开她家，继续在胡同里转悠。我想，她也难，也不易——她住的那个院子， 十来户人家，仍共用着院中一个自来水龙头，到这冬天常冻结住，得浇滚水 才能化开——但她执著地生活着、企盼着，正如我，以及许许多多的北京市民。　　什么心情？心情是讲不出来，也写不出来的。心情的深处，是灵魂的哑 谜。倘若千千万万人的谜底竟有相叠之处，那么，该种心情便会溶入历史吧？　　
14.我忽然心里难过深夜里电话铃响。 是朋友的电话。　　他说：“忍不住要给你打个电话。我忽然心里难过。非常非常难过，就 是这样，没别的。”说完他挂断了电话。我从困倦中清醒过来。忽然非常感动。 我也曾有这样的情况。静夜里，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情绪涌上心头，那情绪确可称之为“难过”。 并非因为有什么亲友故去。 也不是自己遭到什么特别的不幸。 恰恰相反：也许刚好经过一两桩好事快事。 却会无端地心里难过。不是愤世嫉俗。不是愧悔羞赧。不是耿耿于怀。不是悲悲戚戚。 是一种平静的难过。但那难过深入骨髓。 静静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实体是独一无二的。不但不可能为最亲近最善意的他人所彻底了解，就是自己，又何尝真能把握那最隐秘的底蕴与玄机？　　并且冷冷地意识到，自己对他人无论如何努力地去认知，到底也还是只 近乎一个白痴。对由无数个他人组合而成的群体呢？简直不敢深想。归纳，抽象，联想，推测，勉可应付白日的认知。但是静寂清凄的夜间，会忽然感到深深的落寞。 于是心里难过。也曾想推醒妻，告诉她：“我心里忽然难过。”也曾想打一个电话给朋友，只是告诉他一声，如此如此。但终于都没有那样做，只是自己徒然地咀 嚼那份与痛苦并不同味的难过。朋友却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自信全然没有误解。 并不需要絮絮的倾诉。简短的宣布，也许便能缓解心里的那份难过。或许并不是为了缓解，倒是为了使之更加神圣，更加甜蜜，也更加崇高。　　在这个无庸讳言是走向莫测的人生前景中，人们来得及惊奇来得及困惑 来得及恼怒来得及愤慨来得及焦虑来得及痛苦或者来得及欢呼来得及沉着来 得及欣悦来得及狂喜来得及满足来得及麻木，却很可能来不及在清夜里们心 沉思，来不及平平静静、冷冷寂寂地忽然感到难过。白日里，人们杂处时，调侃和幽默是生活的润滑剂。 静夜里，独自面对心灵，自嘲和自慰是魂魄的清洗液。 但是在白日那最热闹的场景里，会忽然感到刺心的孤独。 同样，在黑夜那最安适的时刻里，会忽然有一种浸入肺腑的难过。 会忽然感觉到，世界很大，却又太小；社会太复杂，却又极粗陋；生活本艰辛，何以又荒诞？人生特漫长，这日子怎的又短促？ 会突然意识到白日里孜孜以求的，在那堂皇的面纱后面，其实只是一张鬼脸；所得的其实恰可称之为失；许多的笑纹其实是钓饵，大量的话语是杂 草。明明是那样的，却弄成不是那样了。无能为力。刚理出个头绪，却忽然又乱成一团乱麻。无可奈何。 忘记了应当记住的，却记住了可以忘记的。 拒绝了本应接受的，却接受了本应拒绝的。 不可能改进。不必改进。没有人要你改进。即使不是人人，也总有许许多多的人如此这般一天天地过下去。 心里难过。　　但，年年难过年年过。日子是没有感情的，它不接受感情，当然也就不 为感情所动。需要感情的是人。 人的情感首先应当赋予自己。唯有自身的情感丰富厚实了，方可分享与他人。 常在白日里开怀大笑吗？ 那种无端的大笑。 偶在静夜里心里难过吗？ 那种无端的难过。或者有一点儿“端”，但那大笑或难过的程度，都忽然达于那“端”外。 是一种活法。把快乐渡给别人，算一种洒脱。把难过宣示别人，则近乎冒险。 快乐可以共享。难过怎能同当？　　但有时候就忍不住，想跟最亲近的人说一声：我心里头忽然难过，非常 难过。在那个时候，人生的滋味最浓酽。也许进入悟境，那难过便是一道槛吧！15.我珍惜一分美丽的羞涩　　上小学的时候，我曾登台表演过一次打腰鼓，当然不是单人·节目，而 是同一队同学集体表演。登台之前，辅导我们的老师一再地嘱咐说：“要大 胆地表演！不要害臊！”但当我们真地登上那似乎变得特别阔大，光照也灿 烂得令人惊心的舞台，特别一瞥之中发现台下的“多头怪物”模模糊糊格外 神秘时，我便不禁心动神摇地羞涩起来，我宁愿自己是在一间没有别人的屋 子里摸着黑儿打我心爱的腰鼓??万没想到那天演出结束，不少老师和家长 都夸赞我表演得最好，说我一派天籁，很乖，很帅。　　到上中学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排演了一出独幕短剧，我既当导演 又兼演主角，演出前轮到我同那两位合作者说：“要沉着、大胆！演戏就得 厚脸皮！”结果一开演，同我有关键对手戏的那位老兄不知怎么的，让我觉 得特别地放不开：那是一出讽刺喜剧，我拼命地夸大着特意设计出的木偶式 动作，并期盼着他按我导演时的规定动作去表演，但他临场反更不能同我默 契，显然他是在众目睽睽下羞涩起来??演出结束后，我意外地听到了对我 演出的如下评论——那不是故意逗趣更绝非讥讽——演得最“入木三分”的， 是害臊者那一角！我后来没有成为一名演员，更没有成为一名导演，但我后来有幸接触到某些成熟的演员，某几位蜚声中外的大导演。我没有同他们讨论过羞涩在艺 术创作中的作用问题，但依我个人对他们的从旁观察和尽可能深入的理解， 我隐约感到，倘若说大胆是杰出的艺术品的催化剂，那羞涩便可能是非凡的 艺术品的心灵伴侣。人在羞涩时总是美的。倘若能将羞涩蕴于内而不形于外，那便更美。羞涩是良知的产物。羞涩是一种自我控制。羞涩也是对外界事物的尊重。因为 羞涩故而常常能适可而止、恰到好处。作为一种润滑剂，羞涩能够使人与人 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不至于粗鄙、卑下、猥琐、丑陋。故而羞涩又是一种创造 美的心理工具。在我的艺术世界里，羞涩几乎无处不在。我羞涩地画水彩和油画，不仅是因为我没有受过扎实的基本功训练，也不仅是因为我害怕别人对我的画作 鄙薄，而主要是我对以色彩、明暗、笔触、韵味去亲近世界充满了虔诚，于 我来说，那相当于宗教信徒走进教堂；而我画出来的东西在家中也很少陈列， 也偶有亲友完全是出于鼓励与情谊问我要画，我迄今几乎一幅未予（自绘的 贺年卡除外）。我羞涩地弹奏钢琴，那当然主要是因为我 38 岁以后才拥有了 钢琴，才得以从最简单的练习曲弹起，并且可想而知是无望达到任何一种最 低标准的水平的，但我之所以羞涩，比如说我独自一人（最多还可有妻子儿 子二人在室）弹奏《致爱丽丝》时，我心中充弥着的大敬畏大喜悦，也许竟 与世上杰出的钢琴演奏家十分地接近——我的眼睛会湿润起来，我惭愧自己 的低能，然而我珍视自己的领悟。　　我羞涩地一个人独自欣赏从旧昌片翻制出的程砚秋京剧录音带，或羞涩 地一个人独自欣赏从电视节目中录下的李世济演出的《锁麟囊》或赵荣琛演 出的《荒山泪》，那并不是因为我怕真正懂得京剧的作家同行对我的半知半 解撇嘴摇头，而是因为我对程派唱腔的那种茧中抽丝、幽谷泉咽的妙音有一 种难与人言的灵魂悸动。或许只有一个人，在他面前我能稍敛羞涩地畅言梅 程荀尚之类的话题，那便是我的哥哥刘心化，他在北大念书时曾有“北大梅　　兰芳”之称，多次登台献艺，一时名噪未名湖畔。他一直有邀我为他在《宇 宙锋》装疯一折里配扮哑奴的动议，而我也确实羞涩地怦然心动过——我们 两人曾多次详细品析过梅兰芳所饰赵艳蓉和张蝶芬所饰哑奴那严丝合缝的配 合，我想梅兰芳是众所周知，，而张蝶芬恐怕就罕为人道了，但哥哥和我偏 能把张扮哑奴的一招一式细加褒贬??　　写到这里我又不禁羞涩起来，然而这也确证着我心中的艺术世界是一个 相当缤纷的空间。50 岁的时候，我还羞涩地聆听了台湾业已告别歌坛的“小 虎队”演唱的一曲《再见》，那羞涩倒不是因为害怕有高雅之士对我齿冷： “你怎么有闲工夫听那种高中和大学低年级女生迷恋的玩意儿？”是的，我 有闲工夫听，正如我有闲工夫羞涩地聆听勋伯格的交响乐或多明戈演唱的《尼 伯龙根的指环》一样，在我的艺术世界里，“小虎队”使我同流逝的少年时 代在一个白日梦里迎面相撞??　　我更常常羞涩地面对着大自然，更具体地说，是常常羞涩地面对着大自 然中最琐屑的细部，我几乎从未像某些人那样，站在高山之巅或大海近旁举 臂做啸，我却多次跌坐在小小的一个角落，面对着草丛中一株半球已然飘散、 另半球依旧存留的蒲公英，或一株被夕阳镀上金边的兔尾草，默默地为自己 竟然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存在物而庆幸??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家门口的风 景》的散文，描述我有一次从远处游览归来，突然发现其实家门口那小小的 一片草地、寥寥的几株凡树，就有着惊人的内在魅力；又写过一篇题为《生 活赐予的白丁香》的散文，讲到有一次我发现一株了香树不仅满树花盏，它 的根竟从地皮中直接窜送出了一个花枝，并烂漫地开放着??这都说明我对 自然的审美也是取着一种羞涩的、精微的、内向的、知足的态势。终究不知 道别人到底如何，在我，艺术与羞涩不仅同在，还大有相辅相成的那么一种 微妙关系。写作是我的本行，即本职而非业余爱好，也是我用诚实劳动换取社会酬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一种手段，因而既是一种艺术世界里的邀游，也是一 种世俗的存在方式，所以我写作时反倒少了几分羞涩，这也许恰是我的写作 尚未臻真正佳境的重要原因。不过，每当我铺开槁纸提笔为文时，即使爱妻 宠儿，从我肩后哪怕只窥视一眼，我也是决计不能忍受的——这证明着我写 作时毕竟还是相当羞涩。我想，心灵中的大胆和羞涩相激相荡，正是我还能 源源不断写出作品来的一个因素吧。16.我向往心灵的四无状态　　如果参加一次智力测验，问我中国四大避暑胜地是哪几处，我想北戴河、 庐山这两处是肯定可以答出的，莫干山也许不一定马上猜中，但试过诸如大 连、青岛、烟台、秦皇岛以及峨嵋山、九华山、五台山、青城山（反正避暑 不是去海滨便是上高山??）之后，也许还能说出莫干山。第四处呢？如果 有人告诉我那正确答案应是鸡公山，我一定会惭愧得无地自容，因为我原来 就根本不知道有个鸡公山，它在哪儿？它怎么会是避暑胜地？　　1992 年仲春，有机会到河南畅游，除了到洛阳看牡丹和龙门石窟、到三 门峡作黄河游和见识中流砥柱、到开封游龙亭赏铁塔逛御街??也应邀到豫 南的信阳一游，这才知道信阳南面有座奇妙的鸡公山，而且据信阳人说，从 世纪之初，鸡公山便与北戴河、庐山、莫干山并列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 登上鸡公山，方知它确是一名副其实的妙地。鸡公山属大别山的一脉， 因地处豫楚交界，南方暖气流与北方冷气流常在此汇融，而南北的气流都失 却了锐气，因而造成一种格外温润宜人的自然生态，南北各种植物几乎都可 在此生长，山中常云气氤氲，而又不常大雨淋漓。而更有趣的是它山形奇特， 其主峰顶部系一块凸现的巨大裸岩，岩体恰似一只引颈吭啼的公鸡，从某一角度望去，鸡冠、鸡喙、鸡身、鸡翅俨然毕现，堪称自然奇观。　　从清末起，便有外国传教士、洋商以及中国的达官贵人到鸡公山上建造 别墅，每逢暑期，便纷纷从武汉或别的地方登山避暑。20 年代未和 30 年代 初，山上的别墅建造得最多，也最讲究，洋人们因来自不同的国家，因此所 建造的别墅便具有不同风格，故而当年鸡公山便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 又有“十里风飘九国旗”之说。而中国的军阀豪富后来也都到山上营造私宅， 争奇斗妍。有一位吴佩孚手下的师长靳云鹤，此人一生本无善可陈，后不知 所终，但他为压倒洋人，在山上修造了一栋体积庞大、气派雄奇的“颐庐”， 为将“颐庐”身后的以走兽之王雄狮为徽号的英人别墅压倒，他特在“颐庐” 顶上造了两个翘角高亭，以飞禽之王蝙蝠为饰，意思是我在天上你在地下。 他那座建筑竭尽豪华之能事，却偏取名“庐”，意思是我们中国人羞这玩意 儿，不过一草屋耳。据传他一年中来此“庐”时间不多，却天天派兵弃持枪 守卫，一有那山上外国人的小孩或寄宿学校的学生走近，便厉声喝斥，不使 接近，这种比“精神胜利法”略胜一筹的民族主义作为，至今在鸡公山一带 传为美谈。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及美国顾问马歇乐等都曾到 鸡公山停留过，故而现仍有“蒋氏防空洞”、“美龄舞厅”等建筑供游人参观。　　现鸡公山风景管理局局长徐公乃一幽默之人。他一边陪我们领略鸡公山 风光，一边自述其“文革”中改名字的经过，当时迫于风气，他那既俗又易 被人视为“封建”的名字不得不改掉，于他灵机一动，去掉原来的两字之石 而易为一个“公”字，一心为公嘛！别人能提出什么意见？但那时他才 20 多岁，别人一叫他，便称徐公，他含笑答应，无形中得到了一种超级新生， 一直延续至今。谈到这改名的经历他哈哈大笑，我们也哄然称妙。　　徐公领我们转到“美龄舞厅”，所谓“舞厅”，不过一仄隘的封闭走廊 而已，颇令人败兴，这时便有一英俊男子走过来向我们解释，他说那时宋美 龄、马歇尔等共舞，也不过是用一台手摇留声机伴奏，统共四五对舞伴而已， 所以从屋里跳至廊中，再从廊中跳进屋里，又非“的士高”，也很少“伦巴”　　和“恰恰”，大多是慢三步、慢四步，因而这空间也便足够了。再说那时国 难当头，蒋介石整天忧心忡忡，山上有一处亭子当年便命名为“伤心亭”， 此名传至今天未改，你想宋美龄纵使用共舞搞一点“夫人外交”，又怎敢也 恐怕并不愿大张旗鼓地“歌啭玉堂春，舞移金莲步”??　　我们听了不禁一边点头一边向徐公说：“你这儿的解说员水平真高！” 徐公便笑着说：“小周原是导游，现在可是副总经理了——”又把我们 介绍给他，那小周掏出名片给我们，原来鸡公山已开工兴建中外合资的索道 站，有了索道后，游客们便可以很方便地到山后瀑布群中领受更瑰丽的自然 奇观了。小周名周继伟，现任鸡公山索道公司副经理。周继伟知道我是谁后， 非常激动的样子，他建议我们大家都随他往上登到观鸡亭去，但别的同行者 都说登过鸡公山顶峰报晓峰，体力实已不支，婉谢了，我本也觉倦怠，不想 再往上而只欲往下，但周继伟一脸诚挚恳切到汗津津的地步，我便同意单随他往那观鸡亭游。　　说周继伟是个男子汉那是一点儿不夸张，1.80 米左右的个子，宽肩而又 腰肢细挺，脸庞黑红，粗眉亮眼，一张开嘴，便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登高 中偶然一握他的胳膊，肌肉像安了弹簧般富于韧性。他一边扶我登攀一边娓 娓讲述关于鸡公山的种种传说，以及自然生态和别墅建筑的种种详尽情况， 惹得一群不认识的游客尾随在我们身后构成一种扫帚星的阵式。登到望鸡亭，原来那亭建于一处平台，从那里恰可细望报晓峰的鸡形。我对周继伟的厚爱十分感激，便问他何以对我如此优待？他便告诉我，他是 我的读者，不是一般的读者，是老读者。原来，1978 年他那时才 19 岁，正 在新疆当兵，当时他们那个营统共只订有一份《中国青年报》，而该报连载 了我的一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在那经历了“文革”10 年浩劫所形成的文 学荒漠之上，光那小说的题目已令他们一群性已完全成熟爱欲隐藏在心底往 上撞击的秃小子们所狂喜不已，于是一张印有我那小说的报纸在他们手中传 来传去，读时爱不释手，未读到时耿耿于怀。周继伟呢，因为在炊事班分工 养猪，离那报纸最为遥远，所以，他就只好从别的战友那里借个手抄本来读， 读时觉得大受启蒙，遂也打开笔记本，在灯下分几夜将我那小说一字一句地 抄写下来，我记得那小说约 12000 字，我的老读者周继伟竟将那 12000 字认 认真真地在本子上抄录了一遍！轮到我激动了。我知道自那以后的十几年中， 社会生活大大地向前推进了，文学的发展更早地把我那“爱情的位置”超越 得在评论家、同行、大批新读者心目中已毫无位置可言，而且我自己也已经 有许多年羞于再提及自己这篇粗陋的、说教式的、笨拙的作品，它也确应早 该湮灭无闻了——但我面前站着活生生的并且是俊美的 34 岁的周副总经 理，他一身浅褐色的合体西服，系着斜条纹的红蓝相间的高级领带，领带上 还有金光闪闪的领带夹，一手中还握着有天线的报话器，他却不仅仍记得《爱 情的位置》，还仍感谢我那篇小说当年给予他干渴灵魂带去欣悦，并且因此 对于终于见到我而高兴，他出于一种积累 10 多年的感激之情甘愿单为我作一 次鸡公山的详尽入微的导游解说??　　周继伟继续领我游鸡公山，我让他停止导游式的语言，而改为我们之间 的相互深谈，这样也就慢慢甩开了跟在我们身后的不相于的游客。他又告诉 我，1980 年，他那时在部队一个月的津贴只有 7 块钱，除了自己零花，他还 要给家里寄一点钱，因而每一块每一角乃至每一分对他来说都是至关珍贵 的，但当有一个轮休日走进驻地附近的新华书店，看到那里正出售我的小说　　集《这里有黄金》时，他毫不犹豫地掏出 1/7 的津贴费买了那本书。 我自那时以来，到目前已在国内外出版了 35 本书，《这里有黄金》对我来谈也已属于“少作”，不待评论家们或当代文学史家们将其弃若敝展，我 自己早不在有关自己的文学履历中提及这本书，然而听到周继伟讲出这些往 事，特别是看到他那仍对我这写出那样小说的人倾泻出无限信任、钟爱及至 敬仰的眼光，我的灵魂不由得还是悸动了。我悟出一些道理。 记得我父亲五六十岁时，那时我这一辈人热衷于谈论秦怡、康泰等电影演员，后来还有谢芳、赵联什么的，要么就是苏联的邦达尔丘克、拉丽奥诺 娃什么的，然而对于他来说，那时候的新电影新明星于他的意识统统是“刀 枪不入”。要说电影，他便只记得《孤儿救祖记》或者《三个摩登女性》之 类，明星么，他提起王汉伦或者阮玲玉尚能激动，论外国电影外国明星，他 只认卓别林，还有什么玛丽·壁克馥，后者我是读了《世界电影史》才知其 人的。但是，你一点办法没有，无论你告诉他《孤儿救祖记》那样的电影实 际上有多么幼稚，而王汉伦以今天的观点看简直可以说完全是表演艺术的门 外汉，但我可以打赌，倘若五六十年代王汉伦还活着而我父亲有幸见到他， 那一定会激动得不知所措的！没办法，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基本无法选择所笼罩其人生的各阶段的人文环境，周继伟那时候就不可能预先读到 80 年代未才长到 30 多岁写出并发表 出绝佳的关于性和爱的小说的作家的作品，他从“官方”的印刷品中可以读 到的涉及爱情的小说，在 1978 年那个特定的人文环境中竟至于仅有敝人的那 一篇，所以尽管时代前进了，一千篇万篇写得越来越精彩乃至美仑美奂的爱 情小说乃至性探索小说接踵出现了，而在周继伟心灵上留下重重擦痕的，竟 仍是那篇《爱情的位置》。念及此，我现在不为写了发表了《爱情的位置》那样的小说而害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能拥有继伟这样一个读者，也不在当了十几年的作家！ 在周继伟的办公室，我为他题下了这样两句话：爱情依旧有位置这里当然有黄金并在下面用小字写道：“为感念继伟小弟 14 年前手抄拙著《爱情的位置》及用津贴费购拙著《这里有黄金》而题。” 我自忖我的新作尽管仍在不断推出，但已无可能再在任何一位读者心灵 中留下如 14 年前周继伟心灵中那样的划痕。新的文学震撼力来自比我年轻的 一代的作家，我对他们既不嫉妒，也不艳羡，因为在人生的阶梯上，每个人 都有自己最光辉照人的一级，在文学的园地中，也应该不能总是一株一种花 永处最诱人围观的境界。有周继伟这样的老读者仍系念着我、钟爱着我并追踪着我的新作，我已相当地满足！　　我们一行 3 人从信阳直返北京，深夜登上硬卧车厢，车是从广州开来的， 登车时车上已满满当当，行李架上绝无隙可再容纳物件的空间，然而我们 携带的行李总得找个地方安置，车开后我便试着往下铺底下塞放，谁知我们 应占用的那上中下三个铺位的最下面全是乘务员安放的备用被单，一摞摞塞 得再无空隙。不得已我只好再往对面的铺位下寻找空间，正弯腰试探，便有 一中年男士走过来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别往那儿放，那儿有我们的东西！ 我便只好叹口气，与同伴面面相觑，且先将行李都堆放在铺位间再说。后来 车厢内除脚灯外其它灯都关闭，大家上铺睡觉，有些不知靠什么关系进到车 厢的无铺位乘客便坐在窗边的折凳上打瞌睡。这时我注意到那不允许我往铺　　位下塞行李的中年人几次走到我对面的下铺那儿照顾一个早已盖着毯子睡在 那儿的一个男子，又凑到那男子耳边唧唧哝哝地不知说了什么，把那下铺的 男子服伺了，他自己才到另外的不知哪一个铺位上去安歇??第二天大亮时 我才起床，起床后洗漱间已然无水，我只好不洗脸不漱口凑合，我们三个坐 在我们这边的下铺上，那中年人和那男子及另一妇女坐在对面的下铺上，大 家都无聊，便互相搭讪起来。对面的三个人，那妇女显然与那两个男士无关， 她只顾着看一本消遣的杂志，而对面的两个男士，现在终于看清，那睡下铺 的相当年轻，那中年的穿花茄克衫，装束比较随便，而那年轻的则穿着一身 灰色西装，西装的质地很考究，只是看不出牌子，但他里面的衬衫和领带都 是正宗的金利来，裤腿下露出的袜子上也有标志，是正宗的梦特娇，一双皮 鞋也显然是真皮的名牌货，手腕一动，则又可以看见戴的是超薄型拱形镀金 表，不消说，一定是位大亨了。　　那中年男士话比较多，年轻的却比较寡言。中年男子为头晚不让我往他 们下铺床下塞行李略表歉意，我们便都笑着说没关系，反正这也快到北京了， 大家行李都没丢就好。这时那年轻的笑了笑，开口说：“昨晚你们见我睡在 这儿，一动不动，也不作声，以为我早睡着了吧？其实我非常清醒。我们本 是要从武汉坐飞机飞到北京的，可是最近机票非常紧张，不得已我们才坐了 这个硬卧。一上车我们就发现对面三个铺位空着，显然是有预留的车票。车 到信阳，果然有人上车奔这三个铺位而来，我躺在那里，耳听目测，一时真 不好判断：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的行李件数不多，但鼓鼓囊囊，车开以后 又很注意整洁，不愿意随意堆放??但我和我的伙伴很快得出了结论：“你 们都是好人，不是那种有侵略性、进攻性的人，所以，我后来就安然入睡他 说得我们都笑了。我便猜他们是大款，大款是北京话，但他们也懂，他们却 摆头否认，中年人说：“我们也是吃皇粮的。”这样，我就猜他们是企业里 的经理人员，那中年人说：“他是经理，我是给他拎包的。”我们同那中年 人又聊了一阵，他更吐露真情说：“我比他大好多，我原来是湛江的，说相 声的，用普通话说，也用方言说，还演丑角——对了，你们猜对了，我原是 曲艺团演员，可如今谁花钱进剧场看曲艺听相声，我又不能上电视，走不了 红，人也大了，所以就辞职了，改行了，给当经理的拎包来了。”年轻的斜了他一眼，仿佛嫌他话多，他便不再言语。于是我们便让他们猜我们究竟是干什么的，我的两位同伴因为在前面的谈话中已透露出是报社 的记者，所以我便告诉他们我并不是记者，请他们猜我的职业。中年人很认真地猜了起来，他先判断我是到信阳讲学的教授，后来又猜我是去信阳联系经济合作事宜的人士，再后又猜我是去考察信阳毛尖茶叶专 家??他的猜测引得一旁的妇女也暂停看杂志而盯住我琢磨起来。　　同伴告诉她，我们原来是要买软卧车票的，也是因为未买到软卧票才来 的这个硬卧车厢，于是他又猜我是个中央某部下信阳视察的大员，见连连摇 头，又猜我是走穴的歌星，乃至被请去拍风光片的摄影师或摄像师，后来更 猜成去信阳设计大建筑物的建筑师、去信阳参加会诊的大夫??逗得那一旁的妇女也笑了起来。 我的同伴便告诉他，刚才他所猜的各种行当中，已有与我职业沾边的，他正蹙眉检索，那年轻的经理一锤定音地说：“搞文学艺术的！” 到底是当经理的材料。 “那么，究竟是文学艺术当中的哪一门类呢？”　　年轻的经理猜度道：“画家！你是去信阳写生的！要么你是搞雕塑的， 被请去搞城市雕塑！”　　中年人也跟上去猜：“要么你是搞戏的！跟我同行吧？也是搞曲艺 的？??要么，弹钢琴的？唱歌的，美声唱法？要么你是导演？????” 见我们这边三个连连摇头，那年轻的经理才又一锤定音地说：“你是搞文学的！” 我点头，但心中泛出一阵悲凉之感。看来他们不是故意要猜错，但竟然要绕那么大的弯子，才终于把意识的扫描器晃到文学这个行当上头。呜呼， 当今的文学，你的位置，已在社会边缘的边缘矣！　　“他是搞文学的，那么他究竟是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呢？”我的同伴还 在引他们猜，但我已经没有了再让人猜的兴致，对面那位妇女已经又埋头读 她手里的杂志，我可以断定，那本杂志上有文字，然而绝无文学。“你是写报告文学的吧？”中年人说。 报告文学我倒也写过，但作为一个答案我只能摇头。 “你写诗的！你是诗人！”年轻人说。我悲哀地摇头。 “你写电影剧本？写电视连续剧？”他俩几乎是一块儿说。 说真的，我简直要哭出来了。在两个当代最符合时代潮流的人物面前，我所从事的劳动，即使他们最善意的出发点上进行最从容的推测，也依然不能中的——像我这号人，真是多余，或真是可有可无，而且更接近于可无！ “啊，你是写小说的。”年轻人终于作出了判断。实在也是不能不有的 判断。他不能绕了那么一大圈之后，还去猜我是写考古学论文，或写大批判 稿的吧！中年人见点头，便称抱歉，说他即便在曲艺团的时候，也几乎不读 什么小说，年轻的经理则说他 10 多年前还看小说，但这些年是根本不看了。 我真怕再顺这话题聊下去，便反过来问他们究竟在忙些什么？他们便说 他们那公司现在也参与房地产的经营，最近他们刚在珠海参加过一次房地产 的招标活动，交了 2000 万的手续费，但进场后因为有那财大气粗的企业将 1 平方米的地价抬到了 1 万元以上，他们用“大哥大”同公司总部联络后，只 好服输退出，但在厦门一块价值 48C0 万元的地皮，他们还是打算下决心买下??　　我这种人听这号事，总有种从“小喇叭”里听童话般的感觉。听不大懂， 因此我的转述也可能不准确。但那口气，那派头，确绝无夸张。年轻的经理典型的广东人长相，细高的身材，高额头，深眼窝，但他皮肤似乎比一般广东人白哲，可能是长期在写字楼和小桥车以及飞机舱里活动 的缘故。他和那中年人整理着他们的行李，其实都很简单，中年人手里是一 只黑色的真皮密码箱，而年轻人从铺位下取出一只浅褐色式样的一望而知是 洋货的高档皮制旅行包，想必其中有我等寒酸者永远猜不准的意味着如 4800 万人民币价值的文件一类的东西，很神秘，也很神气，这就难怪头晚他们不 允许我们往那旅行包旁边伸手塞东西了。　　中年人因为车还没有到站，仍觉无聊，便又闲闲地问“您是写小说的?? 请问您贵姓？”我便说：“姓刘。”中年人想了想，便不言语。 年轻的经理歪着头想了想，却忽然大声地，以一种怀疑的声调——尾音往上挑起，斜睨着我，问：“刘心武？”我的两位同伴顿时笑出了声来。我也一惊。同时，心里又一热。 毕竟他在知道我是写小说的并且姓刘以后，所想到并说出口的头一个名字的是我。 我便问他：“你知道我？读过我的小说？”　　他笑了：“原来你就是刘心武！对！10 多年前我是读小说的，我还记得 读过你一篇《我爱每一片绿叶》，当时很激动，很崇拜你的??”　　看来不是假话。10 多年前，我是属于 10 多年前让人感动甚至崇拜然而 后来就让人遗忘以至猜了半个多小时仍想不起来的那种写小说的人，然而， 我满足！我幸福！　　年轻人取出他的名片，给了我，也给了我的两位同伴，他这才付予了我 们透明度，原来他是广东某市一家很有名的地方企业的业务经理并且又是该 企业在深圳的分公司的总经理，该企业的若干产品的广告几乎天天在中央电 视台出现，并且每天绝不止出现一次??　　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对我亲热起来，年轻人还把他的“大哥大”的号码手 写在名片上，说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他，如果我们写小说的人有 什么需要他们公司帮忙比如投资的，他都可以效力??我很感激，也清醒地 认识到，一、他并没表示他要读我的新作，他甚至都没有问我自那“绿叶” 以后又写了些什么，正在写什么；二、他也并没有如我以往碰到的某些行业 的人一样，说什么“你们真该来写写我们，反映反映我们这一行的甘苦”， 他当然有甘苦，但他头脑里连请作家去深入一下那甘苦、写写那甘苦的客套 话都没有，他的甘苦显然不需要如我等小说家写成小说然后供他阅读帮他化 解，他是绝无趣也绝无多余时间去读小说的信阳归来以后，我一直忘不了所 遇到的两个读者，我想周继伟一定还记得我，然而那位广东的年轻经理再过 些时候还记不记得我，就难说了——从这两次邂逅中，我获得了安慰，我喜 悦，然而也深刻地意识到一种超出个人天份、努力之上的强大因素，宰割着 我个体生命的跃动效应。因而，想到我调动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抓紧时机作 出过必要的努力，那么，尽管我开放过的花朵已然谢落枯萎，我仍在胀成浑 圆的果实，我并无希望达到所谓的永恒，我终将被更年轻的生命淘汰与遗忘， 我也问心无愧！从此我该不再自卑，也不再妄想。　　鸡公山的风景管理局的局长徐公说，鸡公山是一个“四无”的清凉世界： 一无空调，二无电扇，三无凉席，四无蚊帐，因为统统用不着！我想我的心 灵也该进入这种四无状态：不再需要虚妄的向往调节内心的焦虑，不再要花 哨的鼓吹煽动起无聊的蠢动，不再需要强制性的冷刺激以压下发烧的欲望， 而且也无需娇情的心灵帐幔去躲避蚊蝇的叮咬。总而言之，我要遍体清凉地 清醒地静静地走完自己的文学之路，直至生命的终结。　　17.我的心理保健操　　忽然自己年过半百了，真有点措手不及——怎么身心一下子就疲惫起来 了呢？原来讳谈保健，现在是不能不注意了！　　身体保健，这里全不谈，只说说自己心理保健的一些办法。当然，都是 逐步积累起来的。为自己，我编制了几套心理保健操。 其一：列表化解操。时常感到心里乱哄哄的，情绪烦躁，要么会无端发火，要么会突然厌世，这时便应坐到书桌前，铺开一张纸，先写出一行大字——我为什么心乱？然后纵列出三栏，A 栏列最烦心的事，B 栏列次等的事，C 栏列小事；列好后，从 C 栏开始一桩桩想：值得为这个心乱么？??有的， 想想也就释然；有的，不禁哑然失笑；有的，无可奈何，但细想也没什么大 不了的??凡大体可以化解的，都用红笔划去，剩下的，自然是真值得认真 对付的事，一时虽化解不了，心绪经过这样一番梳理，也就不至于胡愁乱恨 了。　　其二，自寻小乐趣操。有时倒并非烦躁而是百无聊赖，提不起精神做正 经事，这时无妨先不做大事，而找些小事来做——自然是有趣的小事，在自 己家里这类事转几圈便可找到许多，例如用湿棉花球给所养的盆栽植物清洗 叶面，把所陈列的摆设加以挪移求得新的视觉效果，用空易拉罐制作一样小 工艺品，乃至凝视平时并没有仔细观赏过的挂历——往往能发现原来绝无印 象的细节??在琐屑的小乐趣中，无聊感便渐渐消失，于是恢复了做正经事 的兴致。其三，回忆美景操。心里淤着浊气时，往往会满目阴暗，了无意趣。这时无妨坐到沙发或靠到床铺上，一定要取最舒适的姿势，如能开放音响，让 其放送柔曼的乐曲，更好——闭目冥想，回忆自己游过的名川大山特别是那 些储留在心底的具体镜头，又特别是细微的妙处，更要紧的是那云影山光变 幻不已的动感??一幕幕的美景，犹如熨心的尘拂，能将淤积沌塞的浊气涤 尽。其四，无损宣泄操。心中窝着一团恶气，最易情绪波动上蹿时不能自制，搞不好会爆发为有损宣泄，抓起家中的摆设胡乱投掷，事后必定后悔不迭， 倘将恶气胡乱地拽到家人朋友身上，那后遗症更难治愈。因此，须有备无患——比如用一只纸箱储存一些废纸和已破损的旧磁盘，一旦真地因恶气难咽，心理张力实在紧绷，那就无妨取出那些废纸使劲地撕扯，撕纸还不过瘾， 便可砸盘——当然要选好地点，以不殃及他物为原则，口中可念念有辞，或 哼唱“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不要觉得此操滑稽，这是一位 地位颇高的老人教给我的——他的若干同龄人都因癌症而亡，他却至今矍铄 康健。他和我都觉得自己性格属于偏刚难折一类，因此恶气万不能因怕丢面 子而窝囊下咽，否则必憋出瘤子无疑。　　其五，自嘲操。人有时又容易洋洋得意，乐观得出边，结果心理状态也 发生偏斜。这时便须作一点自嘲，如无条件在他人面前自嘲，对镜自嘲亦有 效果——无妨自问：你人模狗样的，什么了不起？成仙了么？咦，瞅你乐的！ 你前头的困难还多呢，潜伏的危机不少呢??哟哟哟哟，怎么又皱起眉头了， 瞧你这点德性！??人在自嘲中，失去的只是虚荣，获得的却是清醒，自嘲 操在顺境中尤宜常做。　　　　其六，“走向混沌”操。“走向混沌”是从维熙兄的一部大作的名字， 这四个字本不是什么吉利话，这里借用过来，却是把非良性的心理状态转化 为良性的意思。有时候，人会清醒得过了份，连枝枝节节、丝丝缕缕都网织 于心，结果也不好受，而且容易变得锱铢必较、小肚鸡肠，如不加以调整， 于已于人都有害无益。那调整的方法，便是有意地“走向混沌”。比如可以 拿起一本唐诗宋词，随手翻开，目过口诵，摇头摆脑，以抹去萦绕于心的那 些过于细腻的算计；当对一件事的思维该清晰处清晰，该模糊处模糊，方是 最佳心态。“走向混沌”操是达于此境的“赵州桥”。还有其它几套，且先列出这六套，望勿见笑。 这其实是自己当自己的心理医生。 像散步、骑车、钓鱼、游泳、下棋、打球、爬山、划船、养宠物、弄盆景??因为都主要是生理上的健身措施，所以我不再罗列——其实我上面列 出的几种心理保健操除第四种外，都可与上述的活动相辅相成。　　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意识到身体的生理方面要保健，心理方面也要保健。 我们过去一般除身体外只强调精神，精神当然重要，但我以为精神的概 念还不能代替心理的概念；某些精神境界很高的人，有时也会产生甚至于是 相当不小的心理障碍，而心理的问题只能用相关的手段解决，并不是能全靠精神来消弥。　　身体的物质部分一般称为肉，与之相对的精神一般称之为灵。心理，我 以为是灵肉之间的无形铰链。时时为这铰链保洁，添加润滑剂，修理破损， 调整松紧，实在至关重要。　　二、无悔少年时1.我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　　我 1942 年 6 月 4 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 最小的女儿已经 8 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 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 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后来母亲一度带 我回到老家安岳县。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那是一个极其偏辟的 村落。我始终没有回到过那个村落，尽管后来我不只一次回过安岳县城，并 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 亲切感，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有着一面用 4 排 24 把蒲扇联缀而成的大 扇子，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理发师傅给顾客理发时，可以用脚踩得 它上下扇风。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 既已储留心中，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　　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们住在南岸，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推开我家 房舍的窗户，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纤夫 那悲壮的号子声一起一落地飘来，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 晴天很少，雾气常来，到了晚上，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 睛，使我感到无比神秘。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 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 在北京。刚到北京，我是一个顽固的“小川佬”。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 间坚持说四川话，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弄 得老师皱眉、同学取笑。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 了嘴，那老师气恼之下，便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当 场宣布了他的降级。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在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 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我忍不住对同座的同学说：“干嘛？！”这大 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说北京话。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 所公立学校。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最令我难忘的 的业绩，是有一回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 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但我刚站定便失去 了原有的灵感与勇气，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 光和啧议中走下了赛台。从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 成功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因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学，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 午放学时。后来老师告诉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淹死了。 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只想着那同 学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容笑貌。头天下午上课时，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 黑的胳膊上划出过白道。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 体验到死亡的含意。　　　　后来我上了中学。我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懂得用功。到了高中，我的成绩 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刚上高一，物理老师第一次提问 我，我就答错了，而且错得很蠢，我把每 1 米等于 3 市尺记成每 1 米等于 3.3 市尺。物理老师自然给我记了一个 2 分。后来我比学习其它功课更加卖力地 学习物理，但物理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坏，他教了那么多年，连 1 米等于几市 尺都记不清的学生似乎只碰上过我这么一个，这很伤他的自尊心。他再没有 提问过我，但渐渐地他惊讶起来，因为在后来我每次的测验、期考都得的是5 分。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抽签式面试。我抽到的题签是一道最 难的力学题，又要讲出道理又要计算准确，我战战兢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 了全部要求。物理老师瞪圆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给我记下了 一个 5 分。但最后的学期总评，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 4 分。这件事使我进一 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而为了挽回损失我 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　　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 材料，在我来说都无妨一试。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出现了我以前全未曾料到的局面。在高考中我遇到了 挫折。不是没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 师范专科学校。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近于崇拜我的，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更因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报》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 出的一出儿童快板剧，便是由我改编的；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 在到师专报到时我们遇上了，他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 鄙夷——这个强刺激使我对人生有了更立体的看法。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 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 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也承认 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我才 19 岁。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只比我的学生大 4 岁。现在他们当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 的现在还能遇上，他们对我执弟子礼，使我很尴尬——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同 一代人。从 1961 年夏天参加工作到 1966 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是我从19 岁到 24 岁的青春岁月。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性 格偏于内向的中学教师，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问心无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实。 我读了不少书——不仅是文学书籍，也有不少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 书籍。我熟悉了不少人——不仅是学校的干部、教师和所教的学生，更吸引 我的往往是学校扫地的工友和冬天来烧锅炉的临时工，以及那些处于北京社 会生活最底层的学生家长——建筑工人、三轮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 油饼的饮事员、处于并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于以拣废纸、看守 自行车为生的老头老太太。我从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惊愕的世态人心， 更发现了强烈而持久的美。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少。学校就是那么大，平日能够延伸出去的生活领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什刹海一带。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 参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 但就在那几年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话说得别人绝听 不出四川口音，还能以极够味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例如天气闷 热时，便会说：“这天哪，盖了盖儿啦！老爷子烟高粱杆儿啊，邪乎！”语 言还在其次，我觉得自己已能体会到“老北京”的种种特殊心境，我没有忘 记祖籍安岳那些赭色的丘陵，没有忘记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没有忘记嘉陵江 畔的帆影，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写小说，从构 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1966 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 时，我在政治上还完全处于懵懂状态。解放后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我 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1957 年“反右”时我刚上高中，只知道校长和几位 主任以及 10 多位教师都被划成“右派”了，后来陆续不见踪影，但那时教师 搞运动单在一间不让学生进去的大屋子里挂大字报、开批判会，所以我和同 学们照样悠游嬉戏，并不知道在那间大屋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场面。我上师专 时党内有过一次“反右倾”，但我连团员都不是，自然未受触及。参加工作 以后，我才加入了共青团，但 1964 年以后搞“四清”运动，学校里虽然也抽 了一些人去参加，我却一直留在教学岗位上教我的课。“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一下子君临了我们那所小小的学校。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尽管我比那些“造反”的 高中三年级“小将”大不了几岁，但已属天然应受冲击的教师群中的一员。 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冲击对象，因为无论当“走资派”，还是当“反动 权威”我都不够资格。我确确实实给吓坏了——因为几天之内，“造反”的 “小将”就在校园里打死了好几个人，有他们认为“该死”的“臭流氓”， 也有从校外拉来打死的“反动资本家”，学校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老教师在武 斗中被极其粗暴地践踏了人格。在那样一种狂热和恐怖交织的气氛中，我内 心里既充斥着对理论的崇拜又充斥着对实践的怀疑，我的灵魂被煎熬得好 苦。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就刊登在邓柘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一篇文章认为京剧改革虽好但不宜 取消小生等行当、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也被回忆出不少“放 毒”的成份，于是乎出现了揭发我“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后来有一天， “群众专政小组”便在校门内贴出了大幅告示：当天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 批斗我的全校大会，主要的罪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 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饭。胃口不大好，但也还吃得下去。回到宿舍， 我躺在一把旧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何以这样镇静？我没有萌生自 杀这类念头，只祈求挨斗时他们不至于把我打死或致残——所谓“群专小组” 当时完全干得出这种事。后来我听见有人敲门，便本能地跳起来打开了门——门外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 这件事至今回忆起来还令我战栗，那敲开我门的学生是一个曾使我倾注过多量同情的弱者。他的父亲运动一开始便被本单位“遣返回乡”，并且据 说一抵达乡里就被打死了。他的母亲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教师，因为丈夫的问 题处境维艰。他本人则被同学们视为“狗崽子”，不仅无资格参加“造反”， 有时还要受到诟骂。我曾在他母亲情绪最低落时，壮着胆子去他家看望过他 母亲和他们三个兄弟，在“红五类”同学辱骂他时，给予过劝阻。但我万没想到那天中午是他来敲开了我的门，并且他脸上呈现出一种明白无误的恶意 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书写出来一样，令我终生难忘——“啊，今 天下午要斗你罗，你中午呆在这儿干嘛呢？我可得?戏?戏（北京话：“看 看热闹”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不，原来他后面还有几个具有同样 好奇心的“红五类”；他看来不像是被逼迫着来打头阵的，因为他的表情松 弛而生动——我一开门他便望着我得意地假装咳嗽。　　我使劲撞上门，倒在躺椅上。我遍体清凉。我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个 人悲剧的更大更深的悲剧——心灵沉沦的悲剧。　　后来那次批斗我的会戏剧性地延期了——仅仅是因为“中央首长”发表 了一个什么新的重要讲话，必须倾校而出去游行欢庆。而学校偏又进驻了新 的“工宣队”，据说“工宣队”的区指挥部看了“群专组”上报的关于我的 材料，认为我的“罪行”还不到“全校揪斗”的程度，我便被从轻发落—— 派到农村劳动去了。　　后来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经历完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我个人而言， 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也没有多少值得特别惭愧的。我实在只是个最平常不 过的人，所有的不过是些最平常不过的经历。　　2.在隆福寺街上学　　解放初，我随父母从四川迁京，住在东四钱粮胡同 35 号，从我们那个院 门朝西走几十米便是隆福寺的后门。我转入隆福寺街的隆福寺小学上学，每 天要 4 次穿过整个隆福寺，因此，对隆福寺的印象，竟比当年学过的功课更 深。　　在明代刘侗、于奕正著的《帝京景物略》中，已有关于隆福寺的详细记 载：“大隆福寺，恭仁康定景皇帝立也。三世佛、三大士，处殿二层三层。 左殿藏经，右殿转轮，中经毗卢殿，至第五层，乃大法堂。白石台栏，周围 殿堂，上下阶陛，旋绕窗栊，践不藉地，曙不因天，盖取用南内翔凤等殿石 栏干也。殿中藻井，制本西来，八部天龙，一华藏界具。景泰四年，寺成， 皇帝择日临幸??”清代吴长元所辑的《宸垣识略》中进一步指实：“大隆 福寺在仁寿坊东四牌楼大市街之西，马市北，其街以寺得名。明景泰三年建， 役夫万人，撤英宗南内木石助之。其白石台栏，乃南内翔凤等殿石阑干也。 本朝雍正九年重修，每月九、十两日，有庙市，百货骈阗，为诸市冠。所居 皆喇嘛。有世宗御制碑??　　我少年时代仍每日 4 次所穿过的隆福寺，大体上还保持着原有的规模气 派。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前面的山门尚存，只是门内左右的哼哈二将仅存台基；穿过山门，是一片显得过于空旷的敞地，有废殿的柱础可以辨认。那是 由于一场大火，烧掉了钟鼓楼、塔院和韦陀殿所致，后来我曾去访问过老喇 嘛，问他是不是“庚子之变”时被八国联军纵火所焚。他说那倒不是，倘若 八国联军有意焚庙，那就不会仅仅焚掉一个相对来说并不那么要紧的韦陀殿 了。火灾缘由，是由于值勤喇嘛瞌睡中弄倒了油灯，扑救不及。庙中其余的 殿堂建筑都尚完好，释迦牟尼佛殿高踞在三层汉白玉栏杆围成的高台上，当 时人们都称它作“栏杆殿”。再后面是三大士殿，里面同时供着观音、文殊 和普贤三尊菩萨。再往后是毗卢殿，听说当时藏有 108 部藏经，比当年雍和 宫里藏的还多。毗卢殿后是金刚殿，里头供着铜铸的金刚护法佛。最后面是 两层楼的后阁。我记得寺院东西两侧厢房大体上也还完整，当然，都很破旧 了，并且被住户切割成几段，显得颇为凌乱。当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隆福寺还定期举行庙会。没有庙会的时候，寺院的大门、后门也似乎永远敞开着，可以随时穿行，并且也有一些固定的 或临时的摊位，卖各色的东西。当然，逢到庙会的时候，可就热闹非凡了， 大殿两边、前后，一个摊子接着一个摊子，一个布篷挨着一个布篷。当我穿 过那庙会去上学时，真好比穿过一条麦芽糖铺成的甜路，所以常常迟到，被 老师批评；当放学后我穿过那庙会回家时，则好比一只蝴蝶被放入了花丛， 我哪里舍得马上回去？总要在庙里尽兴地游逛一阵，方才回家，自然又惹得 母亲频频责备。唉，我小学时功课不好，多半是隆福寺使然吧？　　但至今忆起当年的隆福寺，我却丝毫没有怨厌它的情感，相反的，我心 中溢出的，只有欣喜与温馨！　　在那庙会中钻来钻去，最吸引我的，首先是各色零食。在卖零食的小摊 上，可以买到“半空”（籽粒不饱满的花生）、刨米花，还有用秫秸秆蘸出 的糖稀，以及那大大小小的糖瓜儿??母亲给我的零钱，一大半都花在了买 这些吃食上。庙会上自然更有卖面茶的摊子，有时就是一辆大车，轱辘上都　　钉着有如今 5 分硬币那么大的铜钉，钉帽闪闪发光，擦拭得异常洁净，车上 竖立着一把似乎足有 1 米来高的紫红色的铜壶，脖颈细长，造型优美，摊主 便用那铜壶给顾客沏出香喷喷的面茶；还有卖切糕的，也大都是挂着清真字 样的干干净净的摊子；卖豆汁的记得最大的一家是搭了棚子卖，摊主据说是 寺里的喇嘛，大伙都管他叫郄德拉，据说他的豆汁漂得净、发得好，所配卖 的焦圈和芝麻酱烧饼也超过一般；自然还有卖豆腐脑的、灌肠的、褡裢火烧 的??灌肠是请顾客用一种特制的铜质两股叉叉着吃，还有一种叫“三鲜肉 火烧”的东西，跟褡裢火烧和春卷都有点像，但又别具风味??这些吃食对 我那样一个小学生来说，是难得享受一次的，常常只好过其门而咽口涎，但 至今闭眼一想，似乎还能听到那有韵味的呛喝声，嗅到那诱人的美味??　　除了吃的，我最注意的是玩的。庙会中有各种有趣的土玩具，除了风筝、 空竹、风车??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以外，我还见到过成套的桦木碗，一个套 一个；成套的泥人还带泥人模子；高粱秆架出的楼阁；蜡塑的鸭子和金鱼?? 另外，还有许多让人过眼瘾的玩意儿。用布幔子围起来的临时剧场，演小戏， 变戏法，我是看不起的，就常常看拉洋片儿，还有耍大刀卖药（据说假药居 多）??看这些个玩意儿，只要不挨前站，像我这样的小学生，是足能“蹭” 上一两场的；我也曾下决心把捏得出汗的零钱，交给一个穿大褂的瘦高个儿， 他经营一个小小的“电影院”，那“电影院”大约 1 米半高、2 米多长、1 米宽，是个用黑布围成的大匣子，然后在两边开了几个刚好能把眼睛凑上去 的圆孔，像我这样的观众交了钱以后，便获准坐到大匣子旁的长条凳上，将 双眼凑拢圆孔，于是他便开始放映电影。虽然每场顶多一两分钟，可那真是 电影，在大匣子里面的小小银幕上，真有黑白的影像在活动。现在推敲起来， 他大约真有一架破旧的小放映机，并拥有一些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旧的电影 残片，我记得我就从他那个“电影院”中看到过卓别林，还有胡蝶，还有《火 烧红莲寺》什么的。不知那瘦高个儿后来命运如何？他那些旧拷贝下落如何？ 倘若那些旧拷贝如今都归到了中国电影中心的资料馆，则真是万幸！庙会中有些东西我是绝对不会买的，比如土制的绣花模子，各种假发，各种梳蓖，连带各种小巧的梳妆台；还有猪胰子球、薄荷碱；各种估衣、旧 货??等等，但我偶尔也在一些这样的货摊前勾留，比如那卖梳篦的“金像 张”，他是以金像为志的，摊位最高处真供着一尊金像，足有 1 尺来高，我 就很爱驻足看他那金像。记得还有一个摊子是“金猴刘”，以金猴为志，那 金猴也很好看，但他是卖什么东西的，我就想不起来了??隆福寺中也留有我少年时代的怅惆。记得有一回我放学回家，在后门那里遇到了一个蹲在地上的人，他面前搁着个木箱，木箱两侧放着两溜皮球。 那时候我是多么盼望能有一个圆滚滚的皮球哇！我听见他说：“快来呀快来 呀，500 块一个球哇！”当时的 500 元相当于今天的 5 分钱，那价钱自然非 常便宜。我不由得过去，蹲在了他对面，书包拖到地上。我说：“我买一个。” 他指指木箱里面说：“你随便抓阄儿吧！500 块抓一个阄儿，抓出的阄儿上 头写着‘有’，球就归你！”我便给他 500 元，抓出了一个阄儿，但那纸卷 儿展开以后，上头空空的什么字也没有。我就说：“你这里头要都是空阄儿 呢？”他便随手抓出几个阄儿来，一个一个打开给我看，五六个里头，除了 一个空白的，全写着“有”字。我便又给了他 500 无，又抓了一次，结果又 是空白的。我心里很难过。我攒了好几天，才攒了 2000 块（相当于今天两毛 钱）。不过，当时那样的一个皮球，也总值 2500 块还多。我想了想，便又给了他 500 元，这回我抓得很慢，我用手拨弄了半天那些挤在一起的纸阄儿， 屏住气、闭住眼，才终于抓起了一个——结果竟又是空白的！我急了，眼泪 涌到了眼眶里。我正生气，忽然过来了一个比我还小点的男孩，也蹲到了他 面前，他就轰他：“去去去——别瞎凑热闹！”那个小孩就嚷：“你以为我 没钱吗？我给你就是！”说着给了他 500 元，伸手便抓了一个阄儿，一展开， 噫！竟赫然写“有”字，那男人无可奈何，只好拿了一个皮球给他，那小男 孩得意地拍着皮球走了。“怎么样？你再试一回吧！”我经不住诱惑，便掏 出了最后 500 元，但我抓出的阄儿，却仍是空白??我气得浑身发抖，流着 眼泪跑回了家中。　　倘若从这桩事里，我只得到了一个“运气不好”的刺激，倒也罢了；大 约一个来月以后，在东四牌楼一带（那时候十字路口的 4 个大牌楼还没拆 掉），我偶然看到那个男人牵着一个小男孩在街上走，那个小男孩，便是那 个所谓“运气好”的得球者，我的心“咚”地一声，仿佛被重槌敲击了一下?? 我觉得，我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便在那一刹结束了。　　我初中上的是一个北新桥附近的中学，上学不再穿过隆福寺。但我高中 考进了骑河楼的六十五中，于是又开始天天穿过隆福寺，度过我人生中最宝 贵的一段岁月。我记得，直到那时候——大约 1957 年左右，隆福寺里的原主持喇嘛仍住在寺里，似乎住在寺院的后阁中，他长得极胖，夏天常常光着身子在廊下乘 凉，两个乳房就如同两座肉丘，全身是酱紫的肤色。他的脾气似乎极好，而 且子女颇多，他也很爱他的那些子女，只是不记得他妻子是什么模样。后来我知道，隆福寺在明朝是京城唯一的一所青衣僧（和尚）、黄衣僧（喇嘛）同驻的庙宇。清朝时才整个成了喇嘛庙。1937 年，军阀朱庆澜官场 失意，下野后入了佛学会，从南洋华侨那里募到一笔款子，重新修整了隆福 寺。解放后，隆福寺的殿堂似乎从未公开开放过，也不见喇嘛们行法事，但 殿堂里的一切，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似乎还保存得相当完好。不记得具体是 哪年了，反正是我还在上高中的时期，有一天一个同学带我去看了那几座平 日总是紧闭大门的殿堂，那个同学如果不是喇嘛的儿子，便是同喇嘛有某种 特殊的亲友关系，所以我才能有一个终生难得的参观机会。释迦牟尼三世佛 大殿里，堆了好多纸匣子，似乎是些货箱——那时候庙会早已湮灭，隆福寺 开始成为一个有大棚的正式商场——但帐幔、佛像、壁画、藻井等等都并未 受到损害。印象中，那三尊佛像的造型极佳，我成人后去过不少名寺，如峨 眉山的万年寺、庐山下的东林寺、杭州的灵隐寺、福州的涌泉寺、泉州的开 元寺??等等，除泉州开元寺的建筑别具一格、佛像庄严凝重，似不亚隆福 寺的这个殿堂外，其余的我觉得都远不如隆福寺的这个“栏杆殿”有震撼力。 三大士殿当时似乎尚未成为临时贷库，因此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完整。特别 令我震惊的是穹窿上的藻井。释迦牟尼殿的藻井因为殿中光线过分幽暗，未 能看清，三大士殿的藻井据说比起前者来还稍逊气派，但给我的直感，是实 在太了不起了。我也不懂那藻井是怎么修造的，意义究竟如何，但实在是既 有令人惊叹的华丽外观，又引人生出无限的遐思。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看 到一份资料，说是隆福寺殿堂中的藻井，属于明清建筑中最精美最巧妙的孤 例，不仅雍和宫中所有殿堂的藻井不能相比，就是故宫中的三大殿以及养心 殿的藻井，也只不过或比它大，或比它奢，但无论从文物价值或从工艺技巧 上衡量，都逊它一筹。在毗卢殿里我见到了毗卢佛，佛身安置在一个莲花座座上，那莲花座上的每一个莲花瓣上，又都刻着一尊小佛，据说是“万佛绕 毗卢”的意思。毗卢是个讲经说道的大佛，自然应有这样壮美的一个莲花座。 金刚殿不知怎么没能进去，后阁因为一部分已成了宿舍，也没去看。现在想 起来，我当年能看到那么多稀世文物，真可谓眼福不浅了。　　高中毕业以后，我家从钱粮胡同迁走了，我后来上专科学校和参加工作， 都在远离隆福寺的地方，因此便同隆福寺疏远了。　　隆福寺的庙会，最早同护国寺、卧佛寺（位于花市一带，现己不存）、 白塔寺、土地庙（广安门内，西便门一带）轮流举行，隆福寺每月（阴历） 逢一、二、九、十举行四次，是最大的庙会；护国寺逢七、八，白塔寺逢五、 六举行，每月只有两次；卧佛寺逢三，土地庙逢四，每月只有一次。清人得 硕亭在《草珠一串》（竹枝词）中描绘道：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 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　　说明这个平民性的庙会，也有阔人来逛。清人杨静亭在《都门杂咏》（也 是竹枝词）中说：东西两庙最繁华，不数琳琅翡翠家。 惟爱人工卖春色，生香不断四时花。他们所说的“东西两庙”，东即隆福寺，西指护国寺。当年两寺庙会卖鲜花和卖绢花的都很多，到我逛庙会时，已经不太多了，我所见到的主要是 一般的百货。解放后，庙会逐渐解散。由于东单一带要进行新的建设，50 年代初便将所谓“东大地”的临时性商场迁到了隆福寺中，盖起了木架的、洋铁皮顶的 售货大棚。后来经过公私合营运动，市场进一步发展，售货棚又翻修成砖墙、 瓦顶的正式商场，并且逐年扩大着面积。到了 60 年代，即成了完全国营的东 四人民市场，供应物品极其丰富，成交额自然是当年庙会不能望其项背的， 井仍在迅猛发展着。不过，它似乎也失去了原有的浓丽色彩，失去了独特的 个性，成为一个规格化、通用型的百货商场了。近几年我成了一个所谓的专业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我重访了隆福寺。我发现所有的殿堂及其他能让人想起隆福寺那座寺庙的建筑已经荡然无 存。甚至连一根汉白玉栏杆、一副窗棂也找不见了。我便问他们：“是什时 候拆光的？为什么要将它拆光？”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是什么时候拆光的。反正不是一下子拆光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开始革那些古老殿堂的命。先是将其中的“迷信物品” 加以取缔，以充作名副其实的仓库。后来觉得那“仓库”笨重不便，于是拆 掉了其中的一座，改建成“新型仓库”，再后来觉得那些“破庙”妨碍了商 场（现在已改为隆福大厦）进一步扩大营业面积，便进一步加以拆除。到“文 化大革命”当中，一说在“军宣队”时期，一说在“深挖洞”时期，终于将 残存的“四旧”，一扫而空，但这个“破四旧”的过程，又始终并无正式的 文字记载，反正当时觉得该拆，就那么拆了，你问哪年哪月哪日拆的，人们 只是对你耸耸肩膀：“那也值当记个准确么？”　　里头的泥塑佛像、壁画，不消说都毁掉了，藏经呢？铜佛呢？据说有的 转移到了雍和宫，究竟转去了哪些东西？交出时、接收时是否履行了正式的 手续？又是谁也说不清。汉白玉栏杆呢？据说兴许在地面下的人防工程里可 以找到一部分；大柱子呢？众多的椽子、斗枋呢？殿里的供桌呢？大的材料　　可能是在改建售货厅时用上了，小一点的大概是在“深挖洞”时烧砖窑时当 劈柴用了??那么，许许多多的琉璃瓦呢？屋脊上的螭头、翘檐上的仙人、 坐兽呢？只知已烟消云散，而说不清撂到了何处??　　呜呼，世界上最壮美的藻井，那连故宫三大殿、养心殿、雍和宫都远远 不及的隆福寺藻井，那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珍奇的孤例，我们是再也看不到 了。　　隆福寺，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纯粹的书籍上的影子寺院。我还有幸见到过 它，但我现在同大家一样，再无重访它的可能，我只有充满怅悯之情的回忆。 与此同时，在北京地坛，人们正试图重现当年北京的庙会景象，从设茶 座到卖小吃，从拉洋片儿到表演中幡；从展示风筝、空竹到销售大串糖葫 芦??我去了，我看那里人们的心劲儿，真恨不能恢复整个隆福寺和护国寺似的，我更是百感交集。 当一种回忆变得沉重起来的时候，最好还是暂且打住。隆福寺是不可能失而复得了，我们今天的责任，是再不能让这类毁灭珍宝的事重演！3.泪珠在睫毛上闪光　　那是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响起了少先队 那嘹亮的号音与强劲的鼓点，几列少先队员在缨络镶边的红旗引领下，进入 了人民大会堂。我望着这朝气横溢的场面，感情的闸门忍不住“轰”地开至 极限，心潮的浪花涌出了眼眶，在睫毛上挂成了亮闪闪的泪珠??　　人们现在把我称为作家。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这样的读者来信，诚恳地、 执拗地问我：“你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你小时候文章就写得很好吗？” 当我 10 多岁时候，我胸前飘动着红领巾，每当风儿吹动着领巾，领巾的 尖儿拂弄着我的心窝时，我就生出许许多多的愿望。而在我那五光十色的头 一批愿望里，却并不包括“长大当个作家”这样的内容。不过，我的确幻想过：“长大当个画家。” 当时我所在的学校里，少先队组织了许多课余活动小组，于是我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美术组。 头一回活动，辅导员让我们画一盆瓜叶菊。他说：“先要学会画静物，这叫素描。然后，你们可以试着画活动的物体，那叫速写。” 当我把画好的瓜叶菊拿去给辅导员看时，他皱着眉，直咂嘴，围观的同学忍不住全笑了：我那画上的花儿活像一簇葡萄，叶片简直是几块三角板，而花盆又小得很不相称。 但是辅导员还是鼓励了我：“画得认真。多练练会有改进的。” 我就多练。我临摹过杂志上的静物画，还画过我家的热水瓶和茶壶。我把画儿拿到中队里来，同学们笑了，有的还伸出大拇指说：“真棒！”于是我被选为中队的壁报委员。 我家的八仙桌很大，每期壁报都是在我家弄的。我们的壁报设计得很别致，不是把一篇篇稿子抄好了往一张大底子上贴，而是就用全开的大白纸，直接往上抄文章、画画儿。 我总是抢着画报头。有一回，我画一个小姑娘，手里抱着一捆野花，不知怎么搞的，总画不好她脸蛋的轮廓，要么把她画得很胖，要么就把她画得像个老太婆，画错了就用橡皮擦，简直都快把纸擦破了。 于是另外几个壁报委员都说：“让王中均画吧，他能画好。” 王中均确实比我画得好。他那回画的瓜叶菊，染上颜色以后曾经在全校的壁报栏上展览过。　　我心里不乐意了。我埋怨身边一个伙伴说：“你净碰我胳膊肘。”我把 笔往桌上一摔，两只胳膊往胸前一抱，对王中均说：“你有能耐你画吧，反 正我也得碰碰你的胳膊肘。”于是几个伙伴都同我口角起来，只有王中均默不作声地修改着报头。 王中均只几笔就使那个小姑娘变得端正可爱起来。有个同伴拍着手说：“你瞧人家这两下子，你是拉不出屎赖茅房！” 我生大气了，红着脸冲他嚷：“得了得了，你瞎臭美什么！” 于是不欢而散，留下一张未画完的壁报。我心里发堵，晚上，我草草用些小花小草填上空白，第二天带到教室张贴出来。同学们议论纷纷，对这期 的壁报很不满意。过队日的时候，辅导员把我和王中均找去了。我想这下我可得挨剋了。 辅导员见了我们根本不提壁报的事。他说大队要组织篝火晚会。晚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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