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精神病患者就在身边 ……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
假如精神病患者就在身边 ……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昨日就“浦东机场刺母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汪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犯罪工具2把尖刀予以没收。
日,24岁留学生汪某从日本飞回，向家里要钱，在机场将其母刺成重伤，卧倒在地，自己扬长而去。该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由于汪某经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所以从轻处理。
汪某的母亲身重数刀卧倒在地。汪某已径自离开。（网友拍摄）
从电视采访中
可以看出，身为被害人，尽管汪某母亲被儿子刺为重伤，但仍替儿子辩护，认为他是一个病人，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母亲对儿子的怜爱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她能够懂得一些精神病常识也许今天的悲剧可以避免。掌握精神病常识就像掌握急救知识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帮助朋友，帮助自己。
为此，果壳网心事鉴定组特别采访了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聂晶老师。
果壳网心事鉴定组（以下简称“果壳网”）： 汪某的情况跟我们平时说的心理疾病一样吗？
聂晶： 精神分裂症和一般的心理疾病是不同的。正常人具有以一种适应的方式对环境刺激进行感知、体验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而精神病患者的这种“与现实接触”的能力受到了损害，以致其社会功能严重受损。
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没有自知力，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病，不会主动就医。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也没有抑制力。
自知力也称内省力，是指病人对其本身精神状态的认识能力，即能否觉察或辨识自己有病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能够正确分析和判断，并指出自己既往和现在的表现与体验中哪些是属于病态的。
在央视对汪某家人的采访中提到，在日本时就发现有些不正常，但汪某自称没病，家人就认为他没病了。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如果没有药物治疗，他们是缺乏对自己疾病的基本认识的，甚至在他人明确指出他们的问题时，仍然会坚持认为自己是正常的，是没病的。所以，家属不能仅仅凭借病人自身的感觉，就放弃对其进行诊断和治疗，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
果壳网: 汪某有精神分裂症，在没有处于犯病状态下都会做出刺母的残暴行为。一些新闻和影视作品也常常带给我们一种印象，就是精神病人犯病非常可怕。现在生活压力那么大，据说中国有1600万精神病，我们是不是需要小心提防周围人会犯病呢？
聂晶： 不用担心。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是比较低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平均患病率仅为5.8‰ 。而且不是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暴力倾向和被害妄想。甚至有些精神科医生认为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普通人更安全，因为他们非常害怕和其他人交往，一般不会轻易与别人接触，表现出很强的社会交往退缩。比如单纯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早期可表现为类似神经衰弱症状，如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头昏、失眠等，然后逐渐出现孤僻、懒散、兴致缺失、情感淡漠和行为古怪，以至无法适应社会需要，但没有妄想、幻觉等明显的“阳性症状”。
果壳网: 那么我们怎样识别精神分裂症患者呢？
聂晶： 在大部分情况下，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起病于青壮年时期，表现出的症状可分为阴性症状和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就是缺乏正常人该有的反应。比如思维贫乏、情感淡漠，或意志减退等，都属于“阴性症状”。就像看到血泊中的母亲，正常人都会感到悲痛，但汪某没有情绪上的反应，只能逻辑上推理出“应该悲痛”。阳性症状就是指出现了正常人没有的行为或者思想：幻觉、妄想、思维破裂、情感倒置、言语紊乱。汪某的症状表现也很明显，从采访中就可以看出他存在比较典型的被害妄想，觉得有人在监视自己甚至在脑中植入了芯片，这种妄想是很多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的。
果壳网： 如果发现周围有人出现了疑似精神分裂症症状怎么帮助他？
聂晶： 早发现早治疗。及时去医院精神科进行诊断、用药。但是，周围人不能强制将任何人遣送精神科治疗。根据新的《精神病法》规定，除非监护人主动授权，其他没有任何人（除了公安机关）有权力强制就医。所以，一旦发现疑似的病例，最好马上联系其监护人或一级亲属。如果疑似病人出现了妨害公共安排的行为，则需马上联系公安部门。
更新：根据我国201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
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
果壳网：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如果碰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又需要怎样保护自己呢？
聂晶： 刚才说过，精神病人并非都有攻击性，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危险。而且，目前国内外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药物治疗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可以有效去除掉患者的幻觉、妄想等多种阳性症状，只要坚持就医服药，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甚至可以终身不再发病，维持正常的社会功能。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精神分裂症忽然发作，或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未能进行药物治疗的分裂症患者，我们最好还是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不招惹刺激他们，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在他们出现异常行为的时候联系其家属或是公安部门。
附：DSM-IV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
-A.特征性症状：下列2项以上，均在一月内有明显表现。 -妄想； -幻觉； -言语紊乱（例如，常常乱扯或散漫）； -明显的紊乱或紧张行为； -阴性症状，即情感平淡、言语贫乏、或意志减退。 -B.社交或职业功能不良 -C.病期：病情的持续性表现至少6月 -D.排除心境障碍及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 -E.排除物质或一般躯体情况 -F.与广泛性发育障碍的关系 ：如有婴幼儿孤独症或其他广泛性发育障碍的病史，除非出现至少一月的明显妄想或幻觉否则不作精神分裂症附加诊断。
编辑的话:柴静在博文《
》中转载了本文之后引起了很多热心网友对精神病相关问题的讨论，针对他们讨论中出现的一些普遍问题，
老师在果壳网达人日志中做了进一步解释。 精神病等同于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是遗传还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表现都一样吗？如果我出现某些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是否证明我肯定得了精神分裂症？请继续阅读《
更新：2012年我国颁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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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网心事鉴定组编辑，科学松鼠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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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紊乱（例如，常常乱扯或散漫），这个我符合，能算发病吗？
我一直以为精神分裂是指一个人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分饰两个人……
个人觉得真的很难区别。。何况现在周围抽抽的和自己抽抽的情况越来越多
比如单纯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早期可表现为类似神经衰弱症状，如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头昏、失眠等，然后逐渐出现孤僻、懒散、兴致缺失、情感淡漠和行为古怪，以至无法适应社会需要，但没有妄想、幻觉等明显的“阳性症状”。我想我该去看医生了
的回应：我一直以为精神分裂是指一个人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分饰两个人……。。。。。。之前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很难做到及时发现，及早就医。
路上碰到个这种就要自认倒霉被扎了活该？
的回应：。。。。。。之前我也是这么觉得的。。+1 。。。。。貌似那个叫人格分裂？0.0
图应该是路人施救吧
果壳网心事鉴定组编辑，科学松鼠会成员
的回应：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很难做到及时发现，及早就医。不会的，还是很明显容易发现的，只要不讳疾忌医。
果壳阅读译者
抱着自检的心理读完了……安心了……
果壳网心事鉴定组编辑，科学松鼠会成员
的回应：图应该是路人施救吧是的。
今天还看到一个北京西单拿汽车撞人的家伙被判了，也是因为精神病“限制行为能力人”。他是幻想有个3000人杀手团，报了警，警察没理丫的，他就想“引起世人的注意”，就开车跑西单撞人去了，撞完了还知道自首……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要伤害他们就好。
可怕的精神病，现在社会的一个病态所在！
的回应：我一直以为精神分裂是指一个人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分饰两个人……那是多重人格吧？《lie to me 》有集里面的一个女的不是有很多重性格。
多重人格不是精神分裂出来的么。。。
中二算吗？
果壳网心事鉴定组编辑，科学松鼠会成员
的回应：中二算吗？什么叫中二？
为毛不能强制治疗呢 ... 对社会是极大的危害啊。我中学的时候每天上学路过大桥下面，就有2个精神病，天天捡大石块丢路人，我还被他捡了个大石头把大腿给掷中了，青了一大块。还好骑车，不然不被他砸死。还有大学，有个女精神病患者，学校也不知情，家长也隐瞒。结果在自习室开水房拿刀抹了一个女生脖子 ... 血喷了一面墙，恐怖死了 ...
我看了那期柴静的《看见》，觉得这孩子和他妈妈都很可怜，心里很难受。也觉得人们对精神疾病太不重视，甚至讳莫如深，如果能正视它，可能会避免很多悲剧。
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没有自知力，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病，不会主动就医。
看完整个文章我发现我一点病也没有
爱子心切啊
的回应：为毛不能强制治疗呢 ... 对社会是极大的危害啊。我中学的时候每天上学路过大桥下面，就有2个精神病，天天捡大石块丢路人，我还被他捡了个大石头把大腿给掷中了，青了一大块。还好骑车，不然不被他砸死。还有大学，有个女精神病患者，学校也不知情，家长也隐瞒。结果在自习室开水房拿刀抹了一个女生脖子 ... 血喷了一面墙，恐怖死了 ...你是哪个学校的？我好像听到过这件事情
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头昏、懒散、兴致缺失、情感淡漠……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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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3果壳网&京ICP备号-2&京公网安备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时至今日，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亿。有些人总觉得精神病人离自己很远，仿佛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但事实上，精神病人就在我们中间。
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倍感神秘、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更何况，同为医者，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个梦想。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属，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记的石雕，坚持，等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
精神卫生立法，承载了终结——至少改善这一切的万众瞩望。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凉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绩优异，还未毕业，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层领导一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所有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
小安骄傲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荣誉，每一个关键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渐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昔日的荣光。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无征兆。单位领导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诉医生，他半夜在单位溜达，谁劝也不理，他呆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认为所有人都在议论他，想要杀害他……
“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因为病了，还是因为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反复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与小安最要好的护士告诉我，去年年底，小安的哥哥来医院探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脚，哭得像个孩子。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因为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惫、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2003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买的40平米的老房子里。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个100平米的新房。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三年前，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
“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小安的哥哥不停转着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补充说。
于是，“心怀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见小安，我都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那么，小安要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我问。哥哥一直没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声，“我会坚持吃药，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两年前，小安开始自学中级会计师教材，做了整整两本笔记。“现在就是用电脑做账，我可以学。”
小安的医生张莹说，小安还有轻微的幻听症，但是带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签字，监护人不愿负责，我们就不能把他推向社会。”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医院里，年复一年。张莹帮他买了各种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小安对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见过的第一个记者。”同时，他又异常的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视着我，近乎苛刻地观察我的每一个反应，“我讨厌歧视，我和你们一样，除了偶尔的‘小问题’，我们不是疯子和傻子！”小安大声说。
他甚至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最近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小安略显愤怒地说，“为什么大家都关注极个别的‘被精神病’现象，而不关注我们？我们才是真正的适用主体！”
小安每天都看电视、听半导体，阅读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已经交给了院长。“我很失望，看不到出口。”
我赶紧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视着我，没有表情。
采访结束后，小安送给我一个用珠子穿的圣诞老人挂坠，他在手工课上学做的，他想了很久，似乎想说什么，终究又没有说。
他依然直视我，我看不出那眼睛的背后是什么，只是在后来的很多天，都难以忘怀。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1亿
“精神病患者”——一个被填充了排斥、歧视，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词汇。
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汇离自己很遥远，那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事实上，几乎在每个人身边，都有精神病患者的存在。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障碍者，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
这个群体已经庞大到无法用界限来划分，也容不得任何抗拒与疏离，他们融合在无数的家庭和人际关系网中，与“正常人”血脉相连、肌肤相亲。
“这个比例还在快速上升。”杨甫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有着多重身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和《精神卫生法(草案)》的重要参与者。
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还仅为2.7%，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则达到17.5%。
其中，上升最快的是号称“第一心理杀手”的抑郁症。据疾控中心公布的数字，目前我国抑郁症发生率已经达到4%以上，需要治疗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
由于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病情往往加重。大量重症患者需终生与药物为伴，他们长期失业，耗光了积蓄，变成家属的负担。
比经济负担更沉重的是，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对抗病魔的同时，还要忍受药物副作用，并随时面临并发症的困扰。
由于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动作缓慢，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遭遇越来越凶猛的病魔，越来越严重的歧视。
于是，15%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杨甫德沉重地说。
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尤其是抑郁症患者。”据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
无知、偏见、恐惧、躲避，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
“学会面对。”小安一字一顿地说，“先要面对，才能拯救。”
——精神科床位每万人仅1.04张，注册精神科医生仅1.6万人，护士严重不足
1亿精神病患悬于陡崖，病魔、负担、歧视如不断加码的巨石，而另一边，“救命的稻草”是虚弱的医疗卫生体系。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万张。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
仅比对现状：13.2万张床位，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杯水车薪。
况且，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区县、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
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在一些地方，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囚禁”，任其自生自灭。
即使在一些发达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按照营业执照，应该是76张床位；现实中，床位已经被迫增加到300多张。
“我们在2009年就一直申请扩编，但始终没有回应。”该院院长王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编外的床位比在编的多，这导致医院的病房、医疗设备、基础建设都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这在基层机构里已是通病。
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据统计，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9万人，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每位医师对应842人。
在这背后的原因是，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智力支持长期断流。硕果仅存的少数“专家们”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心理诊疗中心，甚至是改行，最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罕见”。
因此，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是常态。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数据——在北京某基层精神病医院中共有200多位医生，平均每位医生要负责20名患者，是综合性医院的5倍，而且，队伍每年的流动量在20人以上，其中，有“医师资格证”的不到5人，数十年来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
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可现实是，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甚至在个别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而在综合性医院里，相对应的比例为1：2.5。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所以流动性非常大。“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杨甫德说。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堪称是我国条件最好的精神卫生医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而且在我国，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几乎是患者的唯一选择。“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
许多国家，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在我国，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墙上挂满了阿忆的油画，那是他对“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厉、线条模糊。五年前，阿忆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因为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无所有的惶恐。
“你给我钱，我都不会出去，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阿忆已经在医院里住了20多年，他最害怕的是地铁。“四通八达，不知去向。”
“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让患者回归社会。”2010年初，在意大利特伦托市精神卫生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首家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海淀区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八里庄分中心终于挂牌成立。
一年多以来，类似的机构在努力繁衍，但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在康复中心，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而现在，志愿者不足40人。
“冰冷、孤独、无助。”小安如是描述“他们的世界”。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责任编辑：N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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