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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今年初，国务院颁发了“公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一时间，“科学素质”一词成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口号，似乎过去我们所说的科学普及改变了方向，我们所有的关于科学传播的行为都要围绕这个口号进行。但是，我们要问：我们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与建设民主的和谐的社会是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科学素质概念化过程
现代对科学素养概念的讨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引起讨论的主要因素是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成功后引发的关于美国科学技术教育危机、科学技术落后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支持程度的担忧。1960年，美国科学家阿兰·T·沃特曼（Alan
T. Waterman）在其“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 ten-year
resume”一文中认为：“科学的进步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理解和对持续不断的科学教育和研究计划的支持。”在同一个时期，在太空竞争的刺激下，美国人对本国下一代的科学素养水平开始担忧，认为美国的后代在各种国际科学竞赛中成绩的低下预示着未来美国人无法在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取胜。对本国公众科学素养的担忧导致学者和政府有关机构的讨论。大讨论在20世纪70－80年代处于概念漏斗（conceptual
funnel）的中部，概念出现分散化趋势。在这个期间，美国的经济竞争地位受到新的国际竞争形势的影响，尤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经济发展的挑战。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工业地位和经济大国地位正受到威胁。另一个挑战主要是美国科学和工程学研究基础开始出现薄弱化趋势。1984年，美国“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布“国家处于危机之中”（”A Nation at
Risk”），导致学术界对科学素养问题持续关注（Miller,1992）。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和其他某些国家对科学素养的关注和持续研究从80年代初开始就未中断。在过去的40年时间内，讨论科学素养问题的论文和文章呈现上升趋势。从1974年到1990年期间，与科学素养有关的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项目计划文章、项目报告和期刊社论等各种文献就多达300多篇。
对科学素养概念的构建经历了复杂和困难的认识的过程。从赫德（Paul Hurd, 1958）开始，到罗伯特（Robert,
1983）、德波尔（DeBoer, 1991）、夏莫（Shamos, 1995）、杜兰特（John Durant,
1992）以及米勒（Jon Miller, 1992）等人的讨论，“科学素养”这个术语的内涵出现多元化解释。南非学者Rudiger
Laugksch对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这个术语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科学素养”概念化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学者的兴趣。感兴趣学者大概分为四种：1、科学教育家。这个群体对教育制度的本质、教学质量和改革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正规教育与科学素养之间的关系；2、社会科学家和舆论研究学者。他们关注的是公众参与科学技术政策决策的能力，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和信息流动的自由程度，公众的科学知识程度和对科学的局限性的理解程度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态度和对特别技术发明的特别态度等；3、科学社会学家和采用社会学方法促进科学素养的学者。这个群体的学者喜欢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或者“语境中的知识”（Knowledge
Context）。他们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对科学知识的解释，科学信息与态度之间的关系，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的变化规律以及分辨共识与个别科学观点的差异等；4、非正规科学教育学者和科学传播学者。这个群体大多数在科技馆、科学中心、植物园和动物园、媒体等机构工作。这个群体强调的是为公众提供各种机会，通过事物展示和讲解、报道和撰写科学事件等解释和教育的方式使公众熟悉科学。
罕里克森和福罗依兰（Henriksen与Froyland）认为，各国社会语境的不同造成对于科学素养的理解存在差异。但是，归结各国的主要看法，大概可以概括为四个观点：1、实用的观点（Practical
Argument）：人们需要对科学技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以适应在科学技术起重要作用的社会中的日常生活。2、民主的观点（Democratic
Argument）：这个观点同时也指公众的权利和义务。在民主社会中，公众有权利参加公共政策和科学技术决策过程，因此公众需要对科学技术达到某种程度的理解并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素养，以便能够了解各种科学技术议题，并能够参与讨论和决策过程。3、文化的观点（Cultural
Argument）：科学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并对我们的世界观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只有对科学技术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才能对文化有所了解。除此而外，了解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各种客观事物和自然现象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愉悦和好奇心的满足。4、经济的观点（Economic
Argument）：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具备科学素养的劳动力对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经济的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符合许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对公众科学素养的要求。
1983年，乔恩·米勒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出版的特刊《代达罗斯》（“Daedalus”）发表的文章“Scientific
Literacy: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从概念和经验角度对科学素养概念的审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认为概念的形成应该符合“当代形势”（Contemporary
Situation），即科学技术社会。按照这个社会形态的需要，他提出科学素养的三个维度：科学的准则和方法；科学的主要术语和观点；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对这三个维度做了一些修改，并逐步建立采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测度的评估体系。米勒在这个领域的贡献主要在于在认真总结前人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科学素养的定义和内涵。他在1983年的文章不仅兼顾到科学素养的各种观点，并对其进行融会贯通，同时提出了科学素养的多维性。他不仅确定了概念，而且在后来通过开放和定性研究确定了测度方法和题目。这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敏感的意识到科学素养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原因。米勒在这个领域的贡献目前在这个领域仍然是得到普遍肯定的重要学者。目前一共有32个国家采用他的维度和指标以及测试题目进行本国的调查。他的贡献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学者对他曲解是因为并不完全了解他，不知道他所确定的概念和维度并非他自己的独创，而是建立在多数学者的讨论基础上，兼容并蓄的结果。1989年，米勒在旧金山美科促会年会上的发言中将科学素养定义为“在某个社会中为满足一些角色功能所需要的基本可以接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他的对科学素养的定义得到普遍的接受的认可。
纵贯各种观点，大概可以看出公众科学素养的概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条件要求所导致的概念的讨论，最后形成大家共识的过程。共识并不是说大家必须共同遵守一个标准。科学素养这个术语由于进行其定义的人目的和背景的不同所赋予的不同的概念和内涵。从表面效度来看，科学素养的绝对定义要求每个人都具备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技能和对科学的支持态度。但是，要确定一个绝对的科学素养的定义的想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用米勒的话说，科学素养的目的取决于其将要发挥作用的社会语境，“其固有的特性与其应用的社会相一致”（Miller,
1989）。如果“科学素养是由社会决定的”这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科学素养的定义将会因时代、地理区域（工业化地区；农业地区等）、社区人群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不同。
任何一个不认为社会是真空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个问题。任何一个有效的定义和概念的产生和有效使用都是社会需要和长期讨论自然形成的结果。
二、世界三个重要报告体现不同文化对科学素质的不同目标
在各国促进本国科学素养的过程中，一般认为应该有效推动科学素养的的理由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不仅对人类的物质生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科学已经成为人类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知识和科学的世界观几乎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具有现实的影响。公众对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的熟悉也对个人、社会和政治决定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
尽管科学素养的重要性和重要的意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接受，但是，科学普及计划的实际设计和实行时常表现出概念上的不明确性和不确切性。比如，在印度，科学素养的提高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科学素养教育已经进入印度正规教育系统。科学技术内容已经成为印度从小学到高中（10年级）的核心课程中重要的部分。但是，在这些课程的内容中，还没有引入足够的科学新思想，只是将过去对科学专业学生讲的课程原封不动地拿来对广大公众进行科学教育。印度学者认为，大家认为会给学生带来启蒙作用的科学教育不仅给大多数学生又增加了学业负担，同时又给大多数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带来了障碍。
印度不仅正在竭力将科学技术引入中小学正规课程，而且正在努力提高广大公众的科学素养。几乎在印度的各地，各种科学展览、科学技术馆、科学博览会、印刷和音像媒体都在宣传科学技术知识，知识的内容从饮用水的研究到生物技术无所不包。然而，对科学素养的定义和概念以及科学素养的内容仍然是一片空白。
我们可以对世界上最著名的三个报告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各个国家对科学素质的不同理解。
1989年美国科促会（AAAS）提出2061计划，计划的主要报告是《为全体美国人的科学》（”Science for All
Americans”）。这个报告同时也是2061计划的主要纲领性的文件。在这个报告中，作者以未来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工业化的发达社会的需求为基础提出了科学素养的概念。报告是由专家对5个独立的科学技术领域提出科学技术教育的改革目标。这5个科学技术领域是：物理和信息科学以及工程学；生物与保健科学；社会和行为科学；数学；技术。报告强调：“在下一代人的平均寿命中，人类的生存和条件和环境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科学、数学和技术将是这种变化的中心——它将引发这种变化、形成这种变化并对这种变化作出反应。因此，这些科学技术将对在未来世界中生活的今天的儿童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科促会的著名的学者建议使未来的公民通过学校教育对“科学、数学和技术的事业”获得广泛而完全的了解。他们认为，一个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应该是“了解科学、技术和数学是具有推动力量和局限性的独立的事业，理解科学重要的概念和原理，熟悉自然世界并承认其多样性和统一性，并能够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考虑的处理个人和社会的问题。”
《为全体美国人的科学》建议的核心课程包括大多数科学的内容，这些内容形成了常规公共学校科学课程。但是，这些课程与常规科学技术教育课程相比又有两个方面的不同。第一，物理、生物和其他各个课程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被弱化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得到强调。不再强调事实、特殊的术语和背诵和记忆过程。核心课程强调这些重要的原则、理论和技巧，这些对于转变对科学团体的认识以及对了解、控制和转变自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国际成人素养方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ult Literacy
Methods）学者托马斯（Thomas）和肯杜（Kindo）在他们的报告《向科学素养迈进》（Towards Scientific
Literacy）中提出了另一个不同的科学素养的概念。当然，作者所针对的对象不同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作者所制订教育课程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成人农民。该报告所谈到的科学素养的目标是“缩小和消除不同文化和人类群体的‘陈旧’的知识——比如民俗文化——和国际科学新知识之间的鸿沟”。报告的作者认为，可以通过将民族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环境相连接的方式使成人的素养具备实用功能。在报告的序言中，H.S
博士认为，“通过对农民进行这种功能性的科学素养教育，使他们了解什么是科学农业。”另外，科学“能够解释人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将对现实的对某些事物的了解转变为对新形势的了解，将更为系统的正在应用的学习经验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总之，要培养农民用更具探究和实验的态度看待生活和工作。”
该报告强调学习必须紧密地与生活实践相结合，现有的知识必须用于再学习过程中。报告认为概念的改变是很缓慢的。提出了设计方法（实践中的问题产生方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概念）和结构方法（事先确定概念和信息目标）。
印度政府国家科学技术传播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支持的一个印度基层志愿科普组织（Vikas
Bharati）是由学者和科普积极分子组成的。这个组织写出了一个关于提高印度公众科学素养的报告《全民基础科学》（Minimum
Science for Everybody）。在这个报告中没有使用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这个词。印度学者认为，科学素养是对科学家或学者提出的要求，对普通公众来说，必须与科学家和学者分离开。使用同样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当一个普通公民要了解一种自然现象的时候，他只要求知道对他有用的部分，而不是像学者一样用科学的原理进行解释。因此，报告是为普通公众的基本需求所编撰的基本科学知识课程。
《全民基础科学》的作者提倡用的眼光看待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非和平目的使用，比如用于战争，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相联系粗暴地干预了人类的自然生存环境和工作环境，掠夺了世界的资源。作者呼吁印度的公众要对“现代科学”符合实际的理解（suitable
understanding），更深入地理解“传统科学”（traditional
science），这样才能对现代科学对他们的生活的介入（interventions）更好地理解。在报告中，还谈到科学如何对传统的实践和习惯做法以及在帮助人们认清迷信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虽然报告没有对科学素养的概念进行定义，但是，按照该报告的解释，一个具备科学素养的人应该具备保持自身健康、为群体的健康作出自己的贡献、理解与保护、污染、环境抢夺、日常生活中基本的测量和计算方法以及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农业和工业产品的能力。
三个计划根据各种不同的国情设置了不同的课程，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普遍承认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遗产，科学技术教育对所有的公民都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是《全民基础科学》在报告中谈到以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以及工业产品所带来的危险，但是，也没有接受反科学的观点。报告承认在检验和面对过度使用技术所带来的问题中科学技术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的理解与目的
我国对科学素养概念形成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的讨论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问题导致科学家共同体和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进行的广泛讨论，最后导致由学术界将研究结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发表，从而进一步带动更深入的讨论。我国是在国家确定了建设小康社会，意识到人的素质在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将到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感受到封建和迷信的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对建立科学的世界观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借鉴了西方国家关于科学素养的思想和概念，逐步形成了我国对科学素养概念的理解。
解放初期，我国的科学工作者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并没有科学素养这个概念。早期的科学传播思想注意的更多的是如何将科学知识能够更有效的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在1950年出版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纪念集》中，在第一页以套蓝字体排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43条：“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日人民日报社论“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人民科学工作”中谈到：“旧中国自然科学界数十年的痛苦经验证明了：科学理论若不与人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就像无根的浮萍，即无法普及，也不能提高。科学只有生根在民族的土壤里，生根在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需要里才能繁荣滋长，开花结子。因此，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与科学普及工作结合起来。我国工农大众迫切需要科学知识来扫除他们的迷信思想，保护他们的健康，改进他们的生产技术，提高他们的生产效能。而另一方面工农大众有直接的生产知识、生产经验和丰富的创造发明的才能。……应该用系统的科学理论来总结和提高他们的经验，然后再交还他们去应用。这样不但可以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工农大众的科学水平，而且可以丰富我们的科学宝库，提高一般的科学水平。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成为群众性的事业，应该把科学理论与群众的生产工作结合起来。这是科学界正确的努力方向。”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那时人们已经注意到工农大众的地方知识和生产经验也是人类“智知”的一部分。同时强调这种智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互相促动关系。
没有证据表明，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的公众科学素养概念的讨论对中国产生过影响。在西方国家讨论科学素养达到高潮的80至90年代，中国某些学者对一些重要的文献进行过译介和介绍。其中，最重要的文献可能就是鲍默爵士起草，后来作为皇家学会正式报告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985”）和关于美国2061计划（Project
2061）的介绍。但是，在那时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和讨论。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科技素质”的术语（4.要把提高全民科技素质，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作为科普工作的中心任务）。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于科技素质的讨论出现了发展的趋势，但是，似乎讨论的程度并不广泛。文献和各种文章大量的出现大约是在1999年到2000年。在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第一条中再次出现科学文化素质的术语：“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六条中提到：“国家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但是，在这几个国家正式文件中，没有科学素质的概念和定义。但是，在越来越多的讨论文献中，世界各国的文献的译介和我国学者讨论的文章涉及到科学素质的定义和概念。在年，由中国科协组织的“2049计划”（后改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讨论中，关于公众科学素养的讨论达到高峰，在分课题进行的讨论中，产生的文献达到数百万字。内容涉及到科学教育、非正规教育、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社会学所有理论领域。
21世纪初进行的广泛讨论导致科学素质概念以官方文件的形式产生。关于科学素质的概念和内涵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0）》（简称《纲要》，下同）中第一次正式出现：“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虽然在以前的几个文件中已经出现“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的内容，但实际上指的是科学知识传播的内容，而不是指科学素质概念。但是，在《纲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科学素质的概念和定义。但是，这个概念是与科学技术普及的内容一样的。按此理解，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了。与解放初期的科普思想相比，科学普及的目的不再过多强调科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更不再谈科学普及对科学技术发展还具有影响的问题。除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以外，谈到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在《纲要》中对科学素质的概念界定为所谓“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一用”（“应用它们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我国对科学素养概念的讨论的时间较短（最近2－3年时间），但是，从长达100多万字的论文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课题研究论文集》的论点来看，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可以认为，《纲要》中对科学素质的概念的界定是经过学界广泛讨论的。但是，在这几个维度中，具体的内容和指标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否则，在实际操作中将会遇到困难。我们很难想象，仅仅依靠口号是否能够取得实际效果。
四、科学民主：让部分地区先走一步
我们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目的似乎讨论并不充分。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达到。前面我们谈到，在世界范围内，曾经讨论过科学素质的几种观点。其中有经济的观点、民主的观点、文化的观点和实用的观点。我国提出的思想中具体观点和目标实在不明确和不充分。西方国家主要认定的是民主观点。他们认为，科学素质的目的是要求公民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是为了具备参与决策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说，西方科学素质的要求是对公民权利的维护，是对参与决策权利的维护，是对保证国家民主化试验过程的维护，是为决策透明化的维护。
持科学素质目的经济观点的人认为，中国仍然很穷，现在采用西方的共识会议制度或者公民参与制度还为时尚早。中国公民现在主要依靠科学为发展经济服务。这个观点否定了中国正在处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多元化的阶段。美国著名科学素养专家米勒在2000年和笔者说过，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国家。民族众多，文化复杂。中国是一个进行科学素养研究的绝好试验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的时候，就中国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时候，就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很多人也是不理解的。对于他提出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说法不理解。今天，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些说法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在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的问题上，笔者认为，中国已经到了该进行科学决策改革的时候了。是否到了公民参与的时候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社会的成熟体现在公民意识是否形成。公民意识主要体现在能够获得最新信息，在获得新信息的基础上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和维护，对信息能够进行反馈和传播，同时，积极参与决策并且有能力参与决策。而所有的这些都与经济地位和文化意识有关。2004年关于圆明园防渗漏工程的争论以及第一次的公民参与的听政会议，说明在北京等大城市，公民意识已经形成。关于怒江大坝工程的争论说明即使是与自己的利益不密切相关的事务公民也具有了参与的意识。这些争论导致国家环保总局在今年初颁布公民参与环境评估的听政制度和有关法律。广东发布公众政策的公民听政制度。所有的这一切，难道我们仅仅用经济还不发达就可以阻拦吗？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中国公民意识普遍还不高。对于技术的开发和使用的决策，我们还没有公民的普遍参与。中国完全可以在发达地区率先走第一步，实现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参与制度。这不仅是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同时，科学家和决策部门的对话方式体现了科学的价值观，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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