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作者：庞佳敏;
论词语翻译的交叉联立意义——从符号语言学的视角
一、引言翻译的主要工作是在理解目标语的前提下,在原语中选择恰当合适的词汇对目标语进行表述,传达目标语想要传达的意思。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的等值和准确性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目标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与原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是否一样。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发生在原语与目标语间的转换,所以翻译的实质可理解为两种符号系统的转换。鉴于符号学与翻译学之间关系密切,符号学对于翻译研究的作用在于它对意义的研究,所以可以从符号语言学的视角,对词语翻译进行研究探讨。下面,本文首先对符号学和符号语言学进行简要的介绍,继而按照查尔斯·莫里的应用成果:从三个方面对语言意义进行分类,即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本文主要利用后两个对词语翻译过程中词语的交叉联立意义进行分析探讨。二、符号学、符号语言学符号学是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吸引了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的注意力并对其研究。下面将对符号学研究代表人物索绪尔和巴特、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一)索绪尔、巴特的符号理论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亦是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语......(本文共计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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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科技、语言学和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机器翻译也悄然兴起。人们对翻译的看法也随之而改变。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或技巧，而且是一门科学，与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数控论和信息论等多种学科相关但又自成体系的科学。翻译理论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哲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而成为语言和翻译研究专家进行系统探讨的严肃课题。因此，西方的翻译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两大特点：(1)理论研究纳入语言学范畴，受现代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影响，因而带有明显的语言学色彩，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形成鲜明对照;(2)　以往理论家闭门造车、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理论家通过论著、杂志、论文集等方式，充分发表各自的观点。此外，由于交通手段、出版业的进步以及国际学术组织的出现，各国翻译理论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密切，学术交流日益加强。
　　现代西方的翻译理论主要有四大学派：布拉格派、伦敦派、美国结构派和交际理论派。
　　一、布拉格学派
　　该学派的创始人为马希修斯(Vilem Mathesius)、特鲁贝斯科伊(Nikolay S. Trubetskoy)和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主要成员有雅可布森、列维、维内等重要的翻译理论家。
　　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为：(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包括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等;(2)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森。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之中。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的重要性、语言和翻译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给出精辟的论述。自1959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雅可布森的论述主要有五点：(1)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法”(rewording)。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2)对于词义的理解取决于翻译。他认为，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过程中，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3)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称。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4)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不足，可通过借词、造词或释义等方法对语言进行处理。(5)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存在时态、性、数等语法形式变化的语言，尤其复杂。
　　二、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situation)所决定的。在翻译研究领域，译文的用词与原文等同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用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
　　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为福斯(J. R. Firth)。有两篇文章集中反映出他的翻译理论，一篇为《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另一篇为《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弗斯着重谈到三个方面：(1)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2)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3)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一种语言的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另一种语言。
　　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是该学派中比较系统提出翻译理论的学者。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的卡特福德1965年发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引起巨大反响。卡特福德称其理论为“描写性”翻译理论。他从翻译性质、类别、对等、转换、限度等方面阐述“什么是翻译”这一中心问题。(1)翻译的性质。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2)翻译的类别。就其程度而言，可分为“全文翻译”(full
translation)和“部分翻译”(partial translation);就其语言层次而论，可分为“完全翻译”(total
translation)和“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就语言结构的登记来说，可分为“级受限”翻译和“级无限”翻译，即传统意义上的“逐字译”和“意译”，而“直译”介于两者之间。(3)翻译的对等问题。一方面，翻译对等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现象，是基于对两种语言的比较而发现的;另一方面，翻译对等的产生必须看译文和原文是否具有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实质性特征。(4)翻译转换，是指把原文变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应。翻译转换主要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其中范畴转换又可分为结构转换、词类转换、单位转换和系统内部转换四种。(5)翻译的限度，是指不可译性问题。翻译中有两类不可译。一是语言方面的不可译现象有双关语、歧意语法结构;二是文化方面的不可译性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不同的时代背境等非语言因素引起的。
　　三、美国结构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他提出一种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法，认为意思就是刺激物和语言反应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布龙菲尔德理论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所取代。乔氏理论有三个观点：(1)人类先天具有语言能力;(2)语言是由规则支配的;(3)语言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论述。语言的不同主要在于各自的表层结构不同，而深层结构则具有共同特点。
　　在上述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以沃哲林(C. F. Voegelin)、博灵格(D. Bolinger)、卡兹(J. J. Katz)、奎恩(W.
V. Quine)和奈达(E. U. Nida)为代表的美国翻译理论界的结构学派，而以奈达最为杰出。
　　四、交际理论学派
　　奈达是交际翻译理论的代表。他的翻译理论可归纳为六个方面：(1)理论原则。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而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读者看译文可一目了然。(2)翻译的性质。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其中三点是关键：一是“顺乎自然”，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最切近”，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这是核心。所以，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a)达意;(b)传神;(c)措词通顺自然;(d)读者反应相似。(3)翻译的功能。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奈达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对象。(4)正确的翻译。翻译正确与否取决于译文读者能在什么程度上正确理解译文。(5)语义分析。翻译的重要过程之一就是对原文进行语义分析。语义可分为三种：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6)翻译的程序和方法。他认为，整个翻译程序分为四步：分析、传译、重组(按译语规则重新组织译文)和检验。
　　进入20世纪80年代，奈达的翻译理论出现较大变化。主要的新观点有：(1)翻译不是科学，而是技术;(2)翻译才能是天生的;(3)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更是一种社会符号相互作用(sociosemiotic
interaction)的活动。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德国的莱比锡学派和前苏联的流派等。
　　总之，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最大特征，是翻译研究被纳入语言学，与　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语义学等建立起内在的联系。尽管西方的翻译理论取得重大成就，但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且并未形成一套完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
(兼职编辑：段保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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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CNKI－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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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国知网(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浅谈翻译的符号转换性与翻译实践中意义的再生翻译的就其具体形式来看是在两种语言符号之间进行转化活动，而语言符号具有表征的功能，它是人们为了进行意义的表达而创造出的产物，是意义的载体。意义是符号的根本，因此翻译活动最主要的使命就是翻译意义，在不同语言符号间进行意义的传递。狭义的翻译是在语言与语言之间进行，因此翻译属于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之一，同时语言学归属于符号学，因此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活动有着符号学意义。尽管翻译活动并不仅仅严格局限与语言活动上，但广义上的翻译在本质上也同样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翻译活动的具体转换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的。所以翻译活动首先体现在符号的转换层面，具有符号转换性。翻译的符号转换性是非常鲜明同时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传统的翻译观长期以来将翻译活动简单地视作“从一种目录到另一种目录的转换”。这是由于传统的语言意义观将用语言认作是“分类命名集”，即认为在一种语言中，一个符号可以用来指称一件事物，每一件事物在语言中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符号和声音来表示。如针对一种水果，汉语中称之为“苹果”，英语称作“apple”，日语则称之为“りんご”，若要再学习一门语言也只需记住另一份分类命名集便可。在这种语言意义观的影响下，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也与此相同，只需要进行字对字、词对词的转换便可，从这种观点出发，翻译的可行性丝毫不会受到质疑，同时翻译也变成了一项极其简单的活动，从“目录到目录”的转换的翻译观也让人们认为翻译可以做到精确稳妥、毫无差错，因此逐字翻译也在很长时间内被当做是最忠与原文的可靠方法。然而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却可以轻易发现“目录转换式”的逐字翻译法的不完善之处。例如英文中“nice try”的表达，在具体情境中有其特定的、不仅仅局限于字面的含义。如在“Nicetry. But you didn't scare me. I knew you were hiding behind that door”一句中，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将“nice try”翻译成汉语“好的尝试”就有损原文的意味，结合语境和汉语表达习惯，该文段可以翻译为“干的不错，但是你没能吓到我，我知道你就藏在那扇门后。”“目录式对应”的前提是在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完全对应的“分类命名集”，也就是说两种语言间除了语言符号不尽相同之外其他所有字词之间都拥有对应且唯一对应的要素，这一前提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日语中的“内定”一词作为教育和社会类的高频词语时常出现，但是在翻译成汉语时却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这是由于不同社会文化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在翻译实践中处理类似的意义传达时由于不能简单使用词语的转换，所以需要采用不同的手段。如在书面翻译时往往采用加注方式，口译时则可以简单陈述其含义，但无论哪种方式，都难以做到“目录式对应”。除去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语法等差异，在词语方面也很难实现所有词的一一对应，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不同语言之间往往存在着词语的缺省，如一种语言中用来用来表述惊讶概念的词有五个，另一种语言却只有十个，这是翻译活动面对的挑战之一，同时也说明了目录式对应理论的不可靠性。另一方面，日语中的“驚く”一词在汉语中可以翻译成“惊讶”、“吃惊”、“诧异”、“惊奇”、“震惊”等等，这些汉语词都可以用来表示人的一种心理活动或神态，可以说它们传达的意义是类似的，甚至可以是相同的，但从语言上看，这些词语之间则蕴含着微妙的语感差异，互为同义词但又不完全一致。日语中与“驚く”类似的表述还有“びっくりする” “仰天する”“ 魂消る”“あきれる”等等，若语言与语言间能够按照“目录转换”的形式进行翻译的转换工作，那么在这些汉语词与日语词之间必然有明确的一一对应关系，然而从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不现实的。根据美国哲学家奎因的理论，若要验证某个词的对应翻译，我们必须通过在不同场合设计其他更多的句子进行对比检验，以证实其确切意义，然而无论如何“这些句子的翻译并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的翻译，甚至针对该语言的句子可能会出现几种完全不相容的翻译，而每个翻译又完全切合实证搜集到的数据”，从中体现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来讲，名与实，即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在语言中并非完全对等的。索绪尔为符号提出了“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即符号中表达形音的部分和符号所表达的意义。他认为其中的联系是任意的，也就是说符号与意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由于人们的集体习惯将其约定俗成地、强制地关系在了一起，因此“目录式的对应”和“毫无差错的翻译活动”都是不现实的。从一个角度具体来说，符号的除了意义之外还拥有价值。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依存于价值，同时又跟价值有所不同，为了更具体地表现其中的内在联系，他以“羊”的概念举例。在法语中人们以“mouton”指代羊，与英语中的“sheep”具有相同的意义，然而当英国人和法国人面对一块烧好并端上桌的羊肉时，法国人仍然可以称其为“mouton”，英国人则不能说它是“sheep”，而会说“mouton”。这是因为在法语中“mouton”一词可以表达的意义在英语中则需要“mouton”和“sheep”两个词语来表达，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语言符号的意义和价值的区别。此外，在解释具体的意义之前，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意义是否是唯一的并且是确定的？事实上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意义是“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念”。而这也是“分类命名集”和“目录式对应”理论的基础。然而进入20世纪后，随着语言和翻译研究的深入，传统的意义观也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不少当代学者都提出了意义并非是恒定的看法，意义会受到其产生过程以及发出者、受众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意义并不仅仅是唯一的、静态的，而是多元的、动态的。在此基础上，意义的客观性也变得十分薄弱了。既然意义是多元的、动态的，那么其必然拥有多重组成部分，然而关于意义的分类也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意义的挖掘和探讨是永无止境的。作为翻译实践者，我们需要摆脱传统翻译观的束缚，认识到意义的多元性，用动态的眼光去把握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尤其是在大的语义系统中，重视上下文的结构与关系，分析语境因素和主观因素，这是正确理解和再现原语意义的前提。此外还要重视语言产生和翻译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关系，尽力克服翻译过程中对意义的再生产生阻碍的多种因素，减少原文的信息量折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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