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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动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
　来源： 新华网日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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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日本频道北京11月24日电　题：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动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
作者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梁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梁军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发表《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动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全文约1.8万字）。
梁军认为，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这是由企业员工培训的相对缺失、就业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技术进步步伐的减缓、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国民投资率的下降、国内外自然条件的恶化等一系列因素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抑制了日本潜在产出的增长，并与需求不足引发的产出缺口共同导致了日本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
梁军在文章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泡沫破灭以来，尽管日本经济并没有“失去”，但经济的长期低迷却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表明，1991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的实际GDP增长率都低于年的年均增长率。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既有持续通货紧缩环境下居民和企业缩减消费与投资导致的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有总供给能力萎缩或者说潜在产出增长率下降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能力下降两方面原因所共同导致的。深入分析9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变动趋势及其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对于从供给能力角度揭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复杂动因，进而深刻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的变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新的变动趋势。为了更好地分析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动态特征，我们将对80年代和1991年后两个阶段的日本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进行纵向比较。从劳动生产率本身看，在80年代，日本的劳动生产率由1980年的人均487.42万日元提高为1990年的人均679.30万日元，十年间增长了39.37%，而在年间，劳动生产率由1991年的人均688.66万日元提高为2012年的人均828.29万日元，21年间仅增长20.28%。从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看，年为3.38%，年仅为0.88%，后者只有前者的26%。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波动幅度看，80年代波动幅度较小，全距为4.21%，标准差为1.34；年的波动幅度明显扩大，全距为9.04%，标准差为1.75，分别为前者的2.15倍和1.31倍。从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动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变动走向看，在80年代，尽管个别年份的增速比上年有所下降，但增速全部为正，其中有七年的增速超过了3%，这表明劳动生产率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而在年间，有六年的增速为负，正增长的年份中有五年低于1%。纵向比较表明，9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发生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之前的相对平稳转变为总体下降。
（二）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
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劳动者素质与能力、技术进步、要素配置效率、资本投资、自然条件等几个方面。9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也可以从这几方面找到原因。
1.劳动者素质与能力因素
一般来说，一国劳动者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越高，其劳动生产率也越高。从根本上说，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90年代以来，两方面因素对日本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整体提升产生了负面影响：（1）企业对员工特别是非正式员工培训的缺失，（2）就业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
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是提升劳动者素质与能力的有效途径。二战后很长时期内，日本企业普遍重视对员工职业技术技能的培训，员工培训具有连续性、终身性和全员性的特点。企业对员工职业技术技能的培训，提高了员工的素质、能力以及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和责任感，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90年代以来，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和经济的持续迷，很多日本企业降低了对员工的培训实施率。与此同时，出于降低工资成本与增加企业用工灵活性的需要，许多企业开始大量雇用派遣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员工，导致企业中非正式员工的比重不断上升。相对于正式员工，日本企业对非正式员工的培训实施率更低。员工培训实施率的降低，特别是大量非正式员工培训的缺失，对企业员工素质和能力的提升造成了较大抑制，也由此导致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
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是影响劳动者整体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加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必然导致就业人口年龄结构的日趋老龄化。据统计，日本15～39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其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1980年为51%，2000年为43%，2012年降至39%；40～7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所占比重则逐年上升，从1980年的49%升至2000年的57%和2012年的61%；60～70岁及以上的老年劳动力所占比重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1980年为9%，2000年增至14%，2012年进一步增至19%。虽然年龄越大的劳动者，其专业技术技能越高超，但无论是在体力和精力方面，还是在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和学习方面，相对于青壮年劳动力，中老年劳动力特别是老年劳动力无疑都处于明显劣势。另一方面，由于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等企业人事制度安排，大批日本中老年正式员工事实上成了企业内部的“富余闲散族”，其结果是，不仅造成了企业内部资源的浪费，而且也极大地抑制了企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此外，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也会影响其劳动熟练程度，而工作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收入分配的激励。受经济长期低迷和低收入非正式员工大幅增加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全部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持续走低，2012年的314127日元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最低值。月平均工资的持续走低，不可避免地会对日本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努力程度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会降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速。
2.技术进步因素
作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进步往往会通过提高生产投入要素的效能，大大降低单位产出中的劳动消耗。从战后初期开始，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振兴计划，大力引进、消化和创新先进技术，努力实现技术赶超。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技术进步的步伐却开始明显放缓，资本产出比率持续上升，科技投入的产出弹性有所降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滑，许多重要产业的技术升级陷入困境。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日本的资本产出比率为0.11，1995年、2000年和2004年分别上升为0.13、0.14和0.15。另有实证研究表明，泡沫经济崩溃之前的日本科技投入具有较高的产出弹性，1991年后则大幅下降，从之前的0.5%～0.6%降到0.3%。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日本的通讯、精密仪器及机械、交通运输、电子电器等核心产业的产值增速和国际市场占有份额大幅下降，产业技术升级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并导致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滑，从年的0.8降到年的0.05。
劳动者特别是科技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升遭到抑制是日本技术进步减缓的基本原因，此外，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也是其技术进步减缓的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快速进入以信息技术及其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时代，而日本陶醉于之前已经取得的制造业强国的辉煌业绩，没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在世界大国竞争中大大落伍。信息技术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基础技术，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发展的落后极大地拖累了日本其他新兴技术及其产业的成长，从而制约了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提高。
国际市场份额的大幅萎缩也是导致日本技术进步减缓的重要原因。通常来说，一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需要一定的市场需求规模作为支撑。由于国内市场有限，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驱动下，日本充分利用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大规模扩张的机遇，不断扩大本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国际市场份额的扩大为日本产品提供庞大购买力的同时，也为其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提供了持续的市场保证和利润激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空前加剧，日本的市场扩张一度引发了激烈的日美经贸摩擦。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在许多产业领域特别是一般制造业领域发展迅速。新兴产业领域落后于美国，传统产业领域又竞争不过劳动力低廉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处在产业夹缝中的日本的国际市场份额大幅缩减，极大地压缩了日本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在导致日本技术进步明显放慢的同时，也影响到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提高。
3.要素配置效率因素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与技术进步相关，也与要素配置的效率有关。从根本上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要素配置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市场机制能否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与美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许多制度和体制上的原因妨碍了其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有效发挥。
在微观层面上，日本实行以相互持股、主银行制、终身雇佣及年功序列为核心的日本式企业制度。企业相互交叉持股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低效率企业；主银行制在一定程度上把企业与外部市场隔离开来，导致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与经营效率的下降；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等企业内部体制不仅导致了企业管理者的官僚化倾向和企业家精神的衰减，也导致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缺乏，使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难以正常发挥。
在宏观层面上，日本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规制、行政指导等多种手段对产业发展、企业活动和居民行为进行着广泛而过度的干预，市场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官僚机构的意志，市场作用受到了过多人为的破坏和扭曲。同时，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滋生了政客、官僚、财界三方相互勾结的利益集团，三方相互支持、各取所需，致使市场机制更加难以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山、桥本和小泉等多届内阁都大力推行过体制改革计划，然而改革成效甚微。其原因除了日本体制性问题积重难返、体制改革计划的推行不断受到外部冲击和首相更迭的干扰而不得不中断之外，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的阻挠和相对保守的传统文化的羁绊也是体制改革迟迟难以到位的重要原因。经济制度的缺陷及其改革的相对滞后阻碍了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提高。
延伸阅读：
) 【字号 】【】【】马克o帕迪：中国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增长挑战加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变得迫切；要让中小型企业发挥作用，加大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精英访谈嘉宾：马克o帕迪
Mark Purdy伦敦埃森哲卓越绩效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长期关注就业与经济增长议题。他是英国竞争委员会（UK Competition Commission），英国消费者协会和爱尔兰国家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经济顾问。他也是欧洲商业-政府特设局成员。帕迪曾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就读经济学。
　　财新记者 倪伟峰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内增长迅猛，但较之发达国家，其劳动生产率还有很大差距。过去，中国的增长依靠劳动力和资本；但当人口结构变化、资本投入减少、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转变时，效率的作用即凸显出来。
　　如何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提高生产率有哪些启示？这其中的机会又有哪些？财新记者近日专访了伦敦埃森哲卓越绩效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马克o帕迪（Mark Purdy）。
　　财新记者：中国领导人已经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在哪里？挑战又有哪些？
　　帕迪：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放缓。未来十年，要保持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有两大关键挑战。首先是劳动力供给，或者人口结构：中国的人口明显在老龄化。如果你观察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左右会达到一个高峰水平。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长期挑战，短期内很难应对。人口结构的另一个方面是，劳动力流动性。在过去20年左右，我们看到了中国劳动力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但目前，中国正在逐渐城市化，劳动力成本也在升高。比如和其他国家相比，过去几年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是很大的。
　　另一大挑战是资本紧缩。近年来，维持中国高增长的引擎是资本投资，这比大多数发展中，乃至一些发达国家都要高。我们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仍然需要资本，但需要减少对固定投资的依赖。尤其在中国经济结构开始转型时，我们认为这会发生。
　　如果你基于上述两者挑战，问中国未来的增长将来自哪里？我们认为将是生产率的提高。这需要许多不同的措施来实现，有的涉及劳工技能，有的涉及资本配置。但除了这些，我们认为，企业在提高生产率上也应当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对技术的使用等。这也将是对中国下一阶段生产率提高的“主战场”。
　　在我们最近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系的研究合作中，我们得出了提高生产率的五大“杠杆”。首先是所有制（ownership）：私营企业的生产率更高；第二个是企业的大小；第三是企业的国际化。当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时，它们会有很大的压力来提高生产率，从而在国际市场中凸显出来；第四是研发，中国企业需要更多的独立创新能力；最后一个是对技术的使用：高生产率的企业往往更多使用信息技术。
　　财新记者：在劳动力问题上，你在近期的报告中提到了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目前劳动力格局的影响。你也注意到，这个政策正在转变。这一转变，将会对劳动力格局产生多大影响？另外，你在近期的研究报告中也多次提到了“户口”制度的影响。你能详述一下吗？
　　帕迪：人口政策并不会很快产生效果。我的看法是，短期内，中国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改变，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当然，这一政策的改变是有意义的，但这对短期内的经济效益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仔细想想，即便一对夫妇马上有了第二个孩子，其投入劳动力市场也要近20年左右。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夫妇的生育偏好。有研究显示，即便独生子女政策完全放开，中国夫妇对二胎的选择也不会太多。当然，在一些发达国家，诸如欧洲国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夫妇们的生育率也会逐渐减小。
　　因此，这一转变尽管有用，但不会立竿见影。这也就意味着，短期内，中国需要将既有劳动力（产出）最大化。
　　户口方面，近期的三中全会中涉及了一些“户口”问题，但并不太多。我认为，解决户口系统的一大挑战在于地方政府财政。若人口无限制地涌入一些城市，地方政府就得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进行改革，尤其在财政和福利方面。
　　财新记者：在资本方面，人们对资本分配有许多争论，但共识是，资本投资方面的浪费确实很多。你怎么看？
　　帕迪：在英国，你会听到许多经济评论家指责中国有过多的固定投资，较少的居民消费，因此中国的经济十分不平衡。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稍有不同。在研究中，我们首先从经济增长模型来看，这显示资本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当你往后看，如果中国需要持续经济增长，它仍然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但问题是，资本该如何分配？中国还需要大量资本，但问题是这些资本去哪里？基于中国银行与金融业的运作模式，许多资本流向了大的国企，但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却很难得到。我们必须记住，中小型企业才是有最大潜力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
　　另一个问题是基础设施。许多评论指出，中国目前有许多无人居住的房屋以及其他基建浪费。但问题是，中国仍然需要铁路或者通讯等基建设施。如果我们看中国过去十年的固定投资，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少，但这才是中国未来十年增长的重要引擎。
　　财新记者：你最近提出了“由网络带动的经济”（network-driven economy），其中包含哪些要素？能否具体阐述一下？
　　帕迪：在许多方面，我们认为这是下一个带动生产率增长的模式。如果研究一些发展中国家改革的历程，你会发现首先是资源的再分配，然后是关注在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劳动力和机器结合在一起。这是所谓的“改革主导的时代”。
　　在这之后是“企业为中心的时代”，这也是我们认为中国目前所处的时代，从改善组织能力，到提高产出。但如果你看一般经济发展的模式，关于生产率的下一个增长，并不只是从企业内部而来，还包括从企业间所获。看看美国的硅谷和欧洲类似的公司群，它们的生产率并不只从单个的公司而来，因为个体的效率毕竟是有限的；它们的生产率更多地从公司间的合作而来。我们认为，这也将是中国（公司）未来的方向。
　　目前，中国可以为此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因为由网络带动的生产率增长依赖紧密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比如我近期研究的“工业互联网”领域，即机器和基础设施的互联网。这可以帮助许多经济提高生产率：让机器与机器对话，改善交通基建，用数据分析来改善公用事业，链接消费者等等。对中国来说，这些都是可以马上做的。
　　记者点评：随着经济与人口结构开始转型，经济增长放缓也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既定事实。很显然，中国政府愿意牺牲增长速度来保证增长质量。这其中，“效率优先”显得十分自然，也更为困难。让然，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是一个理论付诸实践，还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试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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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精英访谈
　　与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对话，是把握时代脉搏、追踪市场趋势最为简明扼要的途径。这里的精英，指的是那些具备专业经验、引领行业变革、推动事件发展的决策性人物。他们或在朝，或在野，或在商海领航，或在书斋弄翰。虽然只是一家之论，但其手挥目送，俯仰语默，自有动人心弦之处。
　　“精英访谈”是财新网和腾讯网共同开发的一档新闻栏目，由财新记者与商界、政界、学界的佼佼者深入对话，就新闻事件或专业话题作剥笋式解读，敬请垂注。
财新记者 李雨谦
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刚刚开始，还不能说已到了“新常态”，不能把减速当作“新常态”；预计2011年到2020年，10年的平均增速会落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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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再，白银时代竞争更为激烈，个位数的增长速度将成为常态
财新记者 薛健聪 实习记者 余翔
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增加人员和提高专业水平，使药物审查的过程更加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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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法治既是经济的基础，也是建立信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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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只有一些建筑业的情况，没有找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数据，貌似在世界银行业找不到，哪位大神教一下到底要上哪才能找到中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数据？？？急求！！！！谢谢大家！！！！！
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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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中......
木有人知道么 T T
同求，为什么近些年的都没有统计
　针对中国年劳动生产率的测度，首先需要确定考察期内的基本变化趋势。考虑到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不采用GDP总量除以就业人数的简单平均法，而是采用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在GDP中占比的加权平均法来计算劳动生产率。由于GDP中包含了价格因素，因此有两种劳动生产率：一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二是按照不变价格(1952年价格＝100)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其中，GDP总量、三次产业GDP、社会就业人数、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定基零售商品价格指数(1952年价格＝100)，年的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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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劳动生产率
社会劳动生产率即生产某一种商品时，在该行业所必须的平均劳动生产时间。
在说明这一问题时我们要先明确几个概念以助理解。
企业:以赢利为目的而从事的单位或个人。
商品: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货币也是商品,纸币是由国家强制使用的,而非货币.但可以具备:1.2.支付手段3.。少数种类的具有的职能，如美元，等。此外货币（大多指贵金属）还有的职能。
商品：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无差别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量。
简单的说社会劳动生产率即生产某一种商品时,在该行业所必须的平均劳动生产时间.时间越少则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如生产一支笔.甲要1小时.乙要半小时.丁要一小时半.那么生产一支笔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就是一小时.
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社会的是不变的.如原本全社会一单位时间能生产10双鞋。一双10元，那价值总量是100元。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即全社会一单位时间能生产20双鞋.那一双的价格将降为5元。那价值总量还是100元.
在个人劳动生产率提高时.那就意味着个人的会增加.举一个小例子.个人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工人生产一件物品的时间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工作时间不变,生产的东西变多.分摊下来.工人工资的成本是降低的.降低的部分就会成为商品的价值量.
商品的价值量即由决定.社会劳动生产率与之间为反比关系.因此当社会劳动生产率一定时,某一生产者提高自身的个人劳动生产率,就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这便是企业发展生产的根本动力.社会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全社会范围内生产先进和落后的重要尺度。
就现在来说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方法有:1.细化生产分工,进行流水线式的生产,走工人技能专业化道路.2.引进更为先进的生产设备3.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