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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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 1： 百年迷思--山顶洞人是我们的祖先吗？&作者：石头布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人类起源于非洲，是一个日益被广泛接受的学说。借助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把所有人类的某个“基因标记”追溯到约七万年前从非洲出走的一个不大的“智人”（Homo Sapien Sapien）群体。但这个“基因标记”并不一定对应任何具体的体质特征。这就如同商品的条形码上的某一根竖条是粗线还是细线，并不一定跟商品的颜色和功能有固定的联系。分子人类学家选择“基因标记”比如Y染色体的变异来做研究，是因为它便于追踪，但它包含的决定体质性状的信息很少。人的体质特征绝大部分由常染色体决定，不同种族的人群可以共享同一个Y染色体类型。&&&&&& 走出非洲的这个人类群体有着一致的体质特征，肤色据推测是黑色。图1是人类学家们根据在新月地（Levant）（走出非洲的第一站位置）出土的智人颅骨所作的复原图，他们称她为走出非洲的“夏娃”。不同的种族是智人在随后的五六万年间分化而成的，所以这个“夏娃”可以被看作是种族未分化之前的“原坯”类型。尽管东亚人特有的一些“基因标记”在走出非洲的时候就存在，但那个时候，他们特有的体质特征还未形成。相对于“夏娃”，东亚人的形貌显然发生了最远的偏移，是所谓最“特异化”（specialized）的类型。这并不意外，因为他们走过了最远的距离，也经历了最严酷的自然选择。图 1：走出非洲的“夏娃”复原像（采自 Stephen Oppenheimer，《Out of Eden，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 对于智人辗转迁入东亚的路径，分子人类学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最初认为他们取道东南亚进入东亚大陆，新的证据显示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智人进入东亚的路线应有南北两条，北线经中亚而来，且其基因影响不局限于北亚，而是散布于包括东南亚和美洲在内的广大地区[1]。这南北两支来源群体在不同的时间先后进入东亚，并发生了取代和覆盖。当然，这应当不能视作最终的阐述，分子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更为可靠的结论，有待于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今天人类诸种族中，蒙古人种是最晚形成的一个。毫无争议的蒙古人种类型的遗骨，只出现在距今一万年之内的考古记录中。当然一万年之前东亚就有智人，比如山顶洞人等等。上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家们倾向于把他们与蒙古人种的祖先联系起来，并为此创造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原始蒙古人种”，但这种联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种联系是缺少依据的， 那些智人实际上依然表现了种族未分化之前的古老特征，即“原坯”类型的特征。因而蒙古人种的形成过程，一直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 我们只知道，在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凌空出世了没有争议的蒙古人种的人群。但是从距今七千年到两万年这个种族形成的关键时间段，境内可供研究的考古资料却少得可怜。这个时间段大致相当于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中国境内虽然有多达19 处的晚更新世的智人遗存，但多数遗骨或者太残碎，无法进行令人信服的人类学研究，或者无法准确可靠地测定年份。比如在资阳出土的女性遗骨最初被定为更新世晚期，但1977年之后被更正为在距今7000年之内。著名的“柳江人”的年代可靠性也饱受质疑。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和冲绳发现的“港川人”是这个时间段东亚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年代最可靠的古人类遗骨。其中出土三具较为完整头骨的山顶洞人遗址尤为突出，尽管发掘于1930年代，八十多年过去了，山顶洞人遗骨依然是研究中国境内更新世晚期智人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山顶洞人自从出土以来，他的人种属性问题就笼罩着重重疑云，直到近年人类学家们才有个逐渐统一的意见。&（一）八十年的”山顶洞人”谜团&&&&&&& 山顶洞位于北京西南50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上。此山可是古人类学的风水宝地，1930年代先后发现了两种古人类遗迹。第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猿人”，属于“直立人”（Homo erectus），距今46万年到23万年之间。按照非洲起源说，他们代表着一个已经绝灭了的人类支系。在发掘北京猿人的同时，又意外地在山顶的小洞中发现了“智人”遗骨，被命名为“山顶洞人”。跟“直立人”不同，“智人”在体质上已经跟我们现代人很接近了。&&&&&& 关于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1976年用同地点出土的两块兽骨做碳14测定，得出距今约18000年和11000年两个数据，发表时采用了前者。但1980年发现由于对1930年代发掘时所作编号的误读，前者所用兽骨与山顶洞人不在同一地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重新测定并发表的年代是距今约11000年[2]。与遗骨伴出的装饰品穿孔海贝和大量其他贝壳也说明第二个年代更为准确，因为18000年前海岸线距离山顶洞有1000多公里，而由于气候的暖化，11000年前只有约150公里[3]。&&&&&& 山顶洞人遗骨包括八个人类个体，但只有三个人（一男两女）的头骨保存相对完好。男性长颅，眉脊和鼻子突出，女性颅骨也很长，与今天东亚人的面貌大相径庭。我们说“颅骨长”不是说脸长，而是说头盖骨比较长。因为人类学家经常跟头盖骨打交道，他们的术语里说“长头”，或者“长颅”，都是指从俯视角度看，头盖骨前后径较长，左右径较窄，呈卵圆形。而东亚人几乎都属于短颅类型，就是说从头顶俯视，脑袋接近正圆形（这也是中国人在欧美不容易买到合适的安全头盔的原因）。“长颅”（卵圆形头盖骨）是除了典型蒙古人种之外其他各人种的普遍特征，也是人类祖先的特征。&&&&&& 第一个鉴定山顶洞人遗骨的是当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的德国人魏敦瑞（Weidenreich）。他认为山顶洞人男性头骨（101号）“代表原始蒙古人种兼有西方旧石器晚期欧罗巴人种特点”，两名女性号头骨（102和103号）则分别类似于美拉尼西亚人和爱斯基摩人。&&&&&& 哈佛大学的体质人类学权威胡顿（E. A. Hooton）认为男性头骨非常像欧洲的克罗马农人，其结论是“这个老人看上去像原始的欧洲白种人，杂了一点澳洲土著的血统。在日本阿依努人的头骨中，可以很容易找出他的副本来”[4]。关于两名女性头骨，他同意魏敦瑞的看法。&&&&&& 这意味着山顶洞人竟然汇聚了三个主要现代人种（蒙古人种，印欧人种和尼格利陀人种）的特点。这个看似离奇的推断显示了山顶洞人的种属问题的复杂性。&&&&&& 不幸的是，在1941年的日军入侵中，山顶洞人遗骨和北京猿人的化石一起失踪了，从此杳无踪迹。后来者们只能根据魏敦瑞的助手胡承志制作的三个十分精准的石膏模型来研究山顶洞人。&&&&&&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全世界的古人类学家们对山顶洞人的种属众说纷纭。费尔塞维斯（W. A. Fairservis）认为某种程度上属于高加索人种。李济认为与澳大利亚土著人或者尼格利陀人种有关联。就保存情况最好的男性头骨而言，有的认为他是北欧人，有的说是阿依努人， 还有的认为他属于澳大利亚土著或者美拉尼西亚人。&&&&&& 1950年代的前苏联学者曾根据在阿丰托瓦-高拉（Afontova-Gora）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头骨残片上的蒙古人种特征，主张贝加尔湖地区和叶尼塞河中游地区是蒙古人种的发源地，但未获广泛认同。中国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大地是蒙古人种的发源地，并认为山顶洞人具有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所以可称为“原始蒙古人种”，或“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但此说同样没有被广泛接受，因为所谓“原始蒙古人种”，是一个几乎可以任意定义的概念。&&&&& 1988年发表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卡明加（Kamminga）与同事瑞特（Wright）的分析结果向着这个谜团的彻底解决前进了一步。以往的评测都是基于头骨的单个或几个指标的测量，往往有以偏概全之虞。卡明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测量和比较，涉及33个头骨性状变量，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与世界上其他26个不同种族人群进行比较。这种统计方法选择性状矩阵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向量为x、y坐标轴，把27个样本在33维空间里的散布表达为一个保留了最多信息的2维散布，或称PCA聚类图。&&&&&& 从PCA聚类图看，山顶洞人不接近任何现存的主要人种，他远离诸蒙古人种人群，处于印欧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三者之间的“三不靠”的位置。如果一定要找出与他接近的现代人群，日本北海道的阿依努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可以勉强做候选 [5] 。以往有的学者依据照片初步判断山顶洞人是铲形门齿，对此两位学者持否定意见。指出山顶洞人的牙齿都严重磨损，其铲形特征无法确认。上图：日本阿伊努人（中间着西装者为英国传教士）上图：澳大利亚土著人&&&&&&& 旧石器晚期人类与现代人存在解剖学上的差别本不足为奇，毕竟有一万多年的时间隔阂，而且在这一时段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最近一万年间人类演化的普遍趋势是骨骼逐渐轻细化，头骨变薄。举例来说，这些尺寸上的差别就存在于古代和现代的澳洲土著人之间，但两者基本形态是一致的，其继承关系可以确认。而山顶洞人和现代东亚人的关系则属于另外一种性质。1999年人类学家布朗（Brown）也运用与卡明加类似的统计方法对山顶洞人，柳江人和港川人的头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三者与现代东亚人的差别使人无法相信他们是后者的祖先，因为这种差别是形态性的而非尺寸性的。&&&&&& 1994年日本解剖学家埴原恒彦（Tsunehiko Hanihara）在《人类演化》（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上发表了一篇东亚人类学研究的报告[6]。通过对空间上囊括西伯利亚直到东南亚太平洋群岛，时间上从旧石器晚期直至现代的54个东亚群体的人类学分析，他认为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国中原古居民与现代的中国人之间存在巨大体质鸿沟，从而提出一个假说，主张现代中国人主要是在过去的年间来自北方的移民后代。&&&&&& 国外同行的进展促使中国学者们重新审视山顶洞人的种属特征。2006年刘武对山顶洞人头骨的12项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有8项与现代东亚人显著不同[7]。举例来说，山顶洞人的眉脊隆起，眼眶较深，额鼻之间急剧内陷，鼻梁再反折突起，侧面观的曲线起伏很剧烈。这与图 1所示的走出非洲的夏娃的特征很相似。但与现代东亚人的平缓侧面观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提到过“起伏和缓”可以说是东亚人面部的特征，这是为了抗寒需要而最大程度地缩小表面积。再加上山顶洞人卵圆形的狭长颅型，他的所有特征都与蒙古人种的“耐寒原则”南辕北辙。刘武的结论类似于布朗、埴原恒彦和上述两位澳大利亚学者。&&&&&& 随着电脑三维建模技术的发展，古人类学界开始利用电脑进行头骨数据分析和比较。这等于把1988年卡明加和瑞特使用的33个可测变量增加为N个变量，N作为电脑建模的节点数，可以达到几百甚至上千。2009年德国古人类学家Harvati利用此技术，在电脑上将保存最为完整的山顶洞人101号和103号头骨与世界各地出土的晚更新世人类头骨的三维数据模型做了比较，认为山顶洞人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非常相似，都保留了智人祖先的重要特征[8]。并把山顶洞人遗骨作为世界各地智人“一源论”的重要支持材料。&&&&&& 目前，关于山顶洞人的种属问题，人类学界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山顶洞人代表着一种尚未出现种族分化的人群。就是我们曾经比作“原坯”类型的走出非洲的祖先形态，他们曾经在旧石器时代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 要直观地理解这一点，英国学者斯特林格（Stringer）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两张照片有所帮助 [9]。如图 2所示。第一张照片对比了山顶洞101 号头骨和出土于斯洛伐克Predmosti的一具26000 年前的智人头骨，第二张对比了山顶洞103号头骨与出土于捷克Mladec的一具31000年前的智人头骨。从中可以看到空间相距八千多公里，年代差距万年以上的东亚与欧洲的的这两群智人，如同双胞兄弟般地惊人的相似。斯特林格早已指出他们很接近走出非洲的智人的原初型态，是在距今四万到一万年之间欧亚大陆的古居民，并把这一显著相似性作为现代人类非洲单一起源论的一个证据。&图2：山顶洞人头骨与欧洲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头骨的对比 ( from C. B. Stringer and P. Andrews. Genetic and fossil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Science, 239:, 1988, 图中汉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现在看来，人类的各个现代种族都是从这个古人类群体发展而来的。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山顶洞人的遗骨曾被人类学家们认为属于三个不同种族，不是因为恰巧三个种族的人各派一名代表到山顶洞里开会然后都死在那里，而是因为山顶洞人同时兼具这些种族的某些特点，但又处在像与非像之间。 实际上，这三人是一名男性老人，一名妇女和一个女孩，他们更可能是一个家庭的部分成员。人们观察到的疑似种族差异实际上是由于年龄和性别不同造成的同种个体之间的差异。&&&&&&& 山顶洞人与欧洲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极度相似性说明：说他是“原始蒙古人种”或者“原始印欧人种”都未尝不可。但这就如同说一颗大树是“原始木桌”或者“原始木椅”一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因而不具备种属分类的意义。然而山顶洞人种属谜团的解决，并没有使现代东亚人的源起更加清晰，反而带出了更大的谜团。&[1] Di, D. and Sanchez-Mazas, A. Challenging views on the peopling history of East Asia: the story according to HLA ma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Volume 145, Issue 1, 2011。[2] 安志敏，《中国晚期旧石器的碳-14断代和问题》，载于《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4期。[3] Johan Kamminga, The Upper Cave at Zhoukoudi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ngoloid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7(8), 1988.[4] Hooton, E. A. Up from the ape, Macmillan, 1947. p402.[5] Johan Kamminga,The Upper Cave at Zhoukoudi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ngoloid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7(8), 1988.[6] 埴原恒彦 (Tsunehiko Hanihara), Craniofacial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of far easterners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7, 417-441, 1994.[7] 刘武、何嘉宁、吴秀杰、吕锦燕，山顶洞人与现代华北人头骨非测量性特征比较及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一些问题，载于《人类学学报》2006年第1期。[8] Katerina Harvati, Into Eurasia: A geometric morphometric re-assessment of the Upper Cave (Zhoukoudian) specimen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57 (–762.[9] C. B. Stringer and P. Andrews. Genetic and fossil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Science, 239:, 1988.&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 4：“北风其喈”-- 席卷东亚的迁徙洪流 （上）&作者：石头布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日本和东南亚的考古记录中，我们看到的是数千年前蒙古人种人群扩张风暴的余波。当地的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类型的土著居民被逐步取代、融合和迫迁，如今只在安达曼群岛和美拉尼西亚群岛上留有其孑遗，而混血族群则广布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关于这些人类学考古记录，请见我们的前两篇文章《见微知著--风暴余波中的日本列岛》和《千年浪潮-江山易色的东南亚》。这个迁徙风暴的源头，各种证据一致指向中国大陆。那么大陆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与东南亚和日本十分类似，只是年代要早得多。它所产生的冲击波，正是横扫日本和东南亚这些“外缘地区”的迁徙浪潮的驱动力。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文献和众多的考古证据中看到，自进入新石器时代（约10000年前）以来，中国境内存在着自北向南持续不断的迁徙人流。正是他们的不断荡涤冲击，逐步改变了山顶洞人为代表的东亚土著种族结构，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中国。在一万年来络绎于途、不绝如缕的史前北来移民中，华夏先民是姗姗来迟者。而我们熟知的历史记录中汉族向长江和珠江流域的进一步迁徙，只是这一持续万年的南迁浪潮最后的余响。&&&&&& 要清楚地看到这一史前过程的遗迹，让我们先从晚更新世（下限在距今12000之前）的遗物说起。&&&&&& 中国大陆发现的古人类遗骨非常多，但如果非洲起源说正确的话，这里大约五万年以上的古人类都与现代人的祖先无关。五万年之内的古人类资料中，资阳人、马坝人、河套人、来宾人、长阳人、建平人、丽江人的遗骨的面部都不同程度残缺。除了来宾人已被明确认定不属于蒙古人种[1]，其他残缺遗骨尚无法进行有意义的种属分析。比较完整的头骨化石主要是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山顶洞人的确切年代是距今大约11000年，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人类学界的最新共识：他呈现种族分化之前的古老形态，与之最接近的现代人群是阿伊努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虽然上世纪曾有中国学者出于对中国是蒙古人种的起源地和“自古以来”的家园的信念，为山顶洞人量身打造了一个“原始蒙古人种”的概念（这是一个几乎可以任意定义的概念），但这就好比是说：这棵树苗是原始的木桌。这种缺少客观标准的归类并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承认。&&&&&& 柳江人的年代极具争议。这具头骨是当地的劳改农场挖肥泥时挖出来的，现场的地层结构无法复原，后来考古人员根据挖掘者的回忆判断它应当属于晚更新世的地层，给中外学者留下广泛质疑的空间。实际上，与同属于晚更新世的、身体还具备猿人特征的“邻居”马坝人相比，柳江人的头骨显示出许多非常“现代”的特征，这使得他的年代非常可疑。后来又发表过铀系法测年的数据，但测年的材料却不是头骨本身，而是根据挖掘者回忆确定的地层内“伴出”的兽骨化石。&&&&&& 对于柳江人的真实年代，许多中国古人类学家包括吴汝康和张森水都认为他（她？其性别亦无统一意见）应该属于全新世（距今12000年之内）[2][3]。澳大利亚学者卡明加和怀特甚至认为他属于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 [4]。这就把他置于与河姆渡发现的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人类的同一个时代了。而他的体质特征也确实与后者相近。&&&&&& 对于柳江人的种属，大部分学者认为不属于蒙古人种。斯图尔特(Stewart)认为其颅骨形态表现出澳大利亚土著人种的特征[5] 。中国人类学家颜訚、吴汝康、苏联学者雅基莫夫都认为处在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种之间的过渡地位[6][7][8]。从后文的论述我们会看到，这与新石器时代的其他先民遗骨的类型是一致的。&&&&&& 到了距今七千年之内的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更多的蒙古人种特色在境内考古资料中出现了，他们与疑似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柳江人一样，都呈现出显著的混和特征。&&&&&& 首先，仰韶先民在体质上与现代中国人颇为不同，正如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和潘其凤指出的：仰韶先民属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典型的仰韶文化区域比如陕西半坡、宝鸡、华县和横阵遗址。“南亚类型”、“某些与赤道人种相比对的特点”这类描述字句频频出现在相关的发掘报告和人类学总结中。&&&&&& 仰韶先民代表着蒙古人种人群与东亚原始土著--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类型的人群的混合类型。之所以与某些南亚现代人群类似（例如柬埔寨人），是因为后者也是继续南下的蒙古人种人群与当地澳美类型土著的混血（只不过发生在更为晚近的距今两千年之内）。&可爱的柬埔寨孩子&&&&&&& 山东大汶口遗址发掘之初，颜訚的报告《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报告》指出大汶口文化居民很接近“蒙古人种中的波利尼西亚类型”，而后者正是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韩康信和潘其凤坚持认为大汶口文化居民在蒙古人种的大家族之内，但不否认他们带有波利尼西亚人的体质特点[9]。另外，人工枕骨变形和拔牙的风俗在这些先民中很流行，也暗示了他们与现代太平洋岛屿居民之间的联系。整个东亚大陆曾是这个人群最初的家园，而太平洋岛屿则是他们最后的庇护地。&&&&&& 在南方，更加突出的混合性质也普遍地体现在闽侯昙石山、余姚河姆渡、增城金兰寺、佛山河宕和桂林甑皮岩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人骨中。但当时中国学者们坚持将他们都纳入蒙古人种的范畴。比如韩康信、潘其凤在他们合著的《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9]一文里，这样讨论佛山河宕出土的遗骨：&&&&&&& “从单纯的头骨形态看，河宕头骨与太平洋尼格罗人种头骨的相似程度大于它们同典型蒙古人种头骨的相似程度，但他们还应属于蒙古人种的边缘类型。”&&&&&& 这种坚持，与对山顶洞人种属的判定如出一辙，似乎都可以归因于同一个信念：中国境内的远古居民必是中国人的祖先或祖先之一。所以他们一定是，也必须是属于蒙古人种的。但依我们看来，上述这些遗址的古人类应当属于被逐步南进的百越族群驱逐和消灭的一些远古土著族群，而百越又被接踵而来的汉族先民所驱逐和部分融合。所以上述遗迹与中国人的祖先没有什么关系。&&&&&& 正像我们在《见微知著--风暴余波中的日本列岛》的开篇中讨论过的，蒙古人种成分在距今7000年的时候在中原的出现不能用自然演化来解释，应当是移民和种族混合的结果。11000年前依然生存于华北的山顶洞人，与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在体质形态上较为接近，在Y染色体基因类型上也相互联系。这一古老的东亚土著人群在全新世的温暖气候下的继承类型与外来的典型蒙古人种人群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分别形成了北方的仰韶、大汶口和南方的河姆渡、甑皮岩等地的不同人群。澳大利亚人类学家Bulbeck发现在全新世中铲形门齿在东亚急速增多[10]，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同一个事实。而典型蒙古人种人群来自何方，是我们下面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仰韶晚期的庙底沟类型二期文化的居民、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辽西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都表现出较为纯粹的蒙古人种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处在较为偏北的地点。这个时间段逐渐变冷的气候应当是人群大规模迁入的驱动力。中原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城墙突然兴起，箭簇数量急剧增多。原海兵对殷墟中小墓遗骨（大墓墓主遗骨无存）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不同族群并存的现象，随葬品较丰富的墓主人遗骨带有更多的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他在《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11] 中认为：&&&&&& “北方移民大规模进入中原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商代或者更为遥远的过去”。但距今年的陕西神木县寨峁遗址发现的人骨经鉴定，仍然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最为接近。虽然奠基坑的遗骨不一定与城堡主人属于同一族群，这个结果依然说明当时不同类型人群的交错混杂态势，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迁徙、大交融、大碰撞的复杂局面。&&&&&&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近千具头骨，1949年辗转运抵台湾的时候还剩有约400具(国民党政府将大部分安阳殷墟出土的珍贵文物装箱运去了台湾)。李济和美国学者孔恩的初步鉴定都认为包含不少非蒙古种的因素。上世纪60年代主持全面研究这些头骨的是人类学家杨希枚，经过仔细测量比对和归类，他认为其中出土于西北岗祭祀坑的头骨除了北亚蒙古人种外，也包含不少“太平洋类黑人种和美拉尼西亚人”[12]。这个结论毫不意外地遭到当时大陆学者的反对，后者认为这批头骨大体都属蒙古人种范畴。&&&&&&&但我们认为杨希枚的结论更接近真实，毕竟第一手材料在他手里。为了做准确鉴定，杨希枚专门赴美国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体质人类学组寻求对比资料，随身带去了挑选出的5具不同类型的代表性的殷墟头骨，与该学会所属的博物馆收藏的分属世界各人种的十组六十具头骨标本进行比对，并摄制成数百幅照片资料带回[12]。他作出的包含“太平洋类黑人种和美拉尼西亚人”的结论是有充足依据的。&&&&&& 在商周的青铜器上也曾出现类似尼格利陀人种面貌的人像，比如李济在《中国民族之始》[13]中说：&&&&&& “我们知道，在中国有记录历史的早期中期，尚有若干黑色及短小的人种，徘徊于中国境内。商周的青铜器花纹上常有黑人面貌出现，如有名的人面蟠龙雷纹鼓，以及虺龙雷纹乳虎卣（商虎食人卣），可以证明铸器人必与他们有亲近的接触”。&文献索引：[1]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p72.[2] Wu Rukang， Paleoanthropology in China, 1949-79。Current Anthropology，Vol. 23, No. 5 (Oct., 1982), pp. 473-477。[3] Chang Shenshui (Zhang Senshui) et al.， Atlas of Primitive Man in China。1980，Science Press。[4] Johan Kamminga,The Upper Cave at Zhoukoudi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ngoloids, Journal of HumanEvolution, 17(8), 1988.[5]Stewart, T. D., A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the peopling of the New World. Southwestern Journ. Anthropol. Vol. 16, pp.259--273, 1960.[6]颜訚，《从人类学上观察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的关系》，《考古》，1965年第10期，513--516页。[7]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第1卷第3期。[8]该意见为韩康信、潘其风在《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中所引述，出处见该文索引的俄文文献。[9]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10] F. David Bulbeck ， Continuities in Southeast Asian Evolution Since the Late Pleistocen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1。[11]原海兵，《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博士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12]杨希枚，《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人体骨骼的整理和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2(12):231-266，1970。[13]李济，《中国民族之始》载于《李济文集》卷一，p275-280，2001。&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 5：“北风其喈”-- 席卷东亚的迁徙洪流 （下）&&&&&&& 从山顶洞人与阿伊努人的相似程度出发，李济曾推断这个种族在全新世的后代也是胡须浓密的，并与《山海经》中的“毛民之国”相联系。《荀子--非相》中记载西周著名的贤臣闳夭的状貌：&&&&&& “闳夭之状，面无见肤”，&&&&&&& 唐代人杨倞注释说：“多鬓髯，蔽其肤也 “（《荀子注》）。如此浓密的脸毛，只有纯血统的阿伊努人可堪比拟。所以李济怀疑山顶洞人所代表的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类型的东亚土著人迟至西周时代依然在大陆上有其遗族。&&&&&&又《大荒北经》：&&&&& “有人方食鱼，名曰深目民之国，朌姓，食鱼。”&&&&& 郭璞注：“故类也，伹，眼绝深，黄帝时姓也。”‘伹’是“笨拙”的意思。按郭璞的说法，这个“深目民之国”是古老的种族，风俗拙朴，黄帝的时候就已存在[1]。所以所谓“深目多须”的特征，实不必来自异域，它本是东亚最早土著的特征之一。&&&&&& 人类学家凌纯声认为远古东亚大陆的土著人有两个类型，分别与现代的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和太平洋尼格利陀人（即小黑人）相联系，这与杨希枚在殷墟祭祀坑遗骨中的发现是一致的。 与山顶洞人联系最紧密的当属前者。在古籍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原住民的蛛丝马迹，比如《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又有黑人, 虎首鸟足, 两手持蛇, 方啖之”。《海外东经》 载: “黑齿国在其北, 为人黑, 食稻啖蛇。”&&&&&& 史书中还记载中原曾经有一个身材短小的种族“僬侥”（袁珂认为僬侥和侏儒是一声之转）。从《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 “二十九年春，僬侥氏来朝，贡没羽。”&&&&&& 这一记载来看，僬侥是当时天下万邦之一。《国语》卷十又记载:&&&&&& “僬侥，官师所不材也，以实裔土”。&&&&&& 即官府认为僬侥不可任用，把他们远迁以充实边裔。由此可见，迟至春秋时期僬侥依然居住在中原地区，官府对他们实施向外驱赶的政策。&&&&&& 东汉蔡扈曾作《短人赋》，对这个群体有比较细致的描绘：&&&&&& '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唯有晏子，在齐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馀尫幺，劣厥偻寠。?啧怒语，与人相距。蒙昧嗜酒，喜索罚举。醉则扬声，骂詈恣口。众人患忌，难与竝侣。。。'&&&&&& 从“形貌有部”、“生则象父”来看，矮身材是这一人群的稳定遗传特征，而不是出于营养或疾病的原因。但其族名侏儒(亦称朱儒）后来演变成了汉语里矮人的代名词。&&&&&& 蔡中郎认为齐晏子是僬侥之后，并对他推崇有加，但似乎这个族群整体与汉人存在风俗和气质的鸿沟。从侏儒们“?啧怒语，与人相距”、“众人患忌，难与竝侣”的描述来看，他们似乎难以与主流人群相融合。&&&&&& 东汉时僬侥的后代在中原已是绝对少数族群，以至于蔡扈以为他们“出自外域”但“踮着脚尖向慕王化”（慕化企踵），所以“遂在中国”。其实从古籍中林林总总的迹象看，从帝尧时代到春秋，再到两汉，这个族群一直存在于中原。尤其在宫廷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主要充当“倡优”，以至于在那个时代“倡优、俳优”和侏儒几乎是同义词，《史记-乐书》之王肃注：“俳优。短人也”。王国维先生也说：&&&&&& “古之优人，其始皆以侏儒为之”。&&&&&& 我们举几个具体例子。《韩非子》：&&&&&&& “昔周成王近优侏儒，以逞其意”&&&&& 《管子》：&&&&&&& '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士大夫在后。'&&&&&&&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齐鲁两国国君的夹谷之会上，齐景公让“优倡侏儒为戏而前”，&&&&&& 一本正经的孔子以为非礼，大呼“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 也有形象比较正面的侏儒，《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秦国宫廷里一位可敬可爱而且颇有智慧的侏儒“优旃”的故事：&&&&&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了东方朔对宫中侏儒们搞的一场恶作剧，他吓唬他们说：&&&&&& “上（皇帝）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汝曹。”从这些记载看，先秦各诸侯国和两汉的宫廷里都有这样一个侏儒群体。正像蔡扈《短人赋》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生理正常的矮人族群，而不是现代语义中的“侏儒”。他们是从帝尧时代就存在于中原的僬侥氏之后，也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之一。&&&&&&& 关于上古时代东亚大陆的种族复杂性，凌纯声先生的研究较为深入。他特别提到了土著文化对中国古文化的贡献。比如《尚书-禹贡》记载大禹的时候江淮之间的贡品有所谓：“鸟夷卉服，厥篚织贝”。“织贝”是美拉尼西亚文化圈的一种贵重工艺品，即把贝壳磨成扁圆小珠，成串缝缀于苎麻布上。在台湾山地、新几内亚到美拉尼西亚的广大太平洋岛屿上至今依然残存这种风俗。而小黑人的贡献更不容忽视，他们很可能是最早驯化水稻的族群。 《山海经》：&&&&&& “有小人名曰焦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 更指他们“食稻啖蛇”。虽然这个族群在失去平原之后遁入山林重操渔猎，但近代与他们有过接触的台湾山地人一致认为小黑人善于在林中空地种植谷物。他们的传说中几乎都有小黑人向他们的祖先传授种植技术，或者祖先向小黑人乞取或者盗取谷种的故事。另外，这些传说也提到这个族群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舞蹈天赋，可以为古籍中的相关记载添一注脚。&&&&&& 中国上古时代的种族融合过程是比较成功的。比如“面无见肤”的闳夭是周文王、武王两朝重臣，颇受尊崇。晏子官至齐国宰相，连孔子都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可见不论哪个种族，有才能的人都会得到重用和尊敬。孔子还说过“有教无类”，这都反映了华夏文化开放和包容的特质。这种融合在殷墟墓葬布局中已有其端倪。根据原海兵的研究，典型蒙古人种的遗骨和仰韶早期特点（考古学界也称为“古中原类型”）的遗骨在安阳殷墟同葬于一处贵族墓群中，说明外来者与混血土著的相互认同和融合[2]。当然，这种融合是以认同华夏文化为前提的。&&&&&& 秦汉之后，大陆上的尚未融合的土著人群逐渐向群山和密林中隐退。《梁书》记载诸葛恪讨伐丹阳的山中之民，俘获“黟歙短人”。林惠祥先生认为他们不是山越，而是另外一个种族。因为：&&&&&& “关于山越之记载甚多，未尝有言其身短者，可见此种人系另一种，或与山越同居山中共同抗汉，故诸葛恪征丹阳时并擒之耳。”[3]&&&&&& 自汉代之后，“黟歙短人”在史书中再也没有露面。《旧唐书-阳城传》中出现的“道州短民”也许是其余响。从白居易的乐府诗《道州民》中可见他们与主流人群已有相当程度的融合和认同，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中深厚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对种族压迫的天然反感。&&&&&& “木客”也是藏于深山中的一个奇特的古代族群。宋代《太平寰宇记》保存了很多地方志中关于他们的珍贵史料，比如第108卷载：“虔州上洛山多木客，乃鬼类也。形似人，语亦如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能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而不欺。”这种交易方式被称作“哑市”。凌纯声先生指出马来半岛的塞芒族（Semangs）和萨凯族（Sakai）小黑人直到19世纪还在使用这种方式与马来人和华人做交易。他根据体质和文化上的六个证据，认为木客就是小黑人[4]。&&&&&& 在西南山区直到明代仍有木客存在。明代邝露《赤雅》卷上记载:“木客形如小儿，予在恭城见之，行坐衣服，不异于人，出市作器，工过于人”。直至明末，根据随同施琅赴台的清朝官员的笔记记载，小黑人仍可见于台湾。台湾各山地民族都有关于小黑人的传说。但今天，这个族群的后人只见于安达曼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密林之中。&&&&&& 综上所述，中国乃至东亚的“蒙古人种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应当早在距今一万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我们所见的仰韶和大汶口的混合体质状态是这一过程的中间阶段，夏商周三代中这一过程得以深化，秦汉之后则基本完成。这一长达万年的过程波澜壮阔，分成很多波次，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诸蒙古种的人群中，百濮、百越人群是先到者之一（虽然未必是最早者），但他们在后来的华夏人群的压力下，没有被融合的部分人继续南进。前者征服了中南半岛，后者投奔怒海，启动了南岛民族的海上大迁徙。从大陆东南部出发，散布到整个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向东的一支混血族群（毛利人）于10世纪到达新西兰。向西的一支跨过印度洋，进驻马达加斯加。近年来语言学和基因学的研究都显示，分布横跨两大洋的南岛民族的最终起源地在中国大陆东南部。强势人群进入东亚核心区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不仅仅是向南的，同时也是向北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古斯学的权威史禄国先生（Shirokogorov）认为通古斯人的祖先是来自南方的移民。他在20世纪初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通古斯部落做过细致田野考察，并注意到，与其他北方民族相比，通古斯人的体质有许多不适应寒带生活的特点。比如在春天需要戴眼罩来屏蔽雪地反射的强烈阳光，否则眼睛会发生炎症，很久不能痊愈。南方特征在通古斯人的北方支系人群中更为显著。史禄国对东北满族（通古斯的南方支系）社会也有过调查研究，据他引述满族人的话说：满族入关之后发现一些亚洲南部居民与北方通古斯人（指西伯利亚和黑龙江北的通古斯人）的形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史禄国自己则说：“事实上令我吃惊的是，常常可以在越南人中看到有通古斯人的相貌”。史禄国认为通古斯人的祖先曾生活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在距今年之间被迫迁移。一部分移向西伯利亚，另一部分南迁融合于南方其他民族中[5]。&&&&&&& 从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C和D的分布来看，生存竞争导致的人口“挤出”和置换效应非常明显。东亚原有的土著居民目前只在一些“边缘地带”不同程度地留有其遗族。这些地带要么有海洋、山脉和丛林的阻隔（比如日本列岛、青藏高原、中南半岛、太平洋和印度洋群岛），借助地理障碍减缓了新来者的冲击，要么生存条件艰苦（比如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单倍型类群C多见于澳大利亚土著、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群岛，也见于哈萨克、蒙古、朝鲜和日本。单倍型类群D多见于安达曼群岛和西藏，也见于日本阿依奴人和中亚山区的一些讲突厥和蒙古语的人群中。但这两个单倍型类群在生存条件较好并且四通八达的“核心区” - 中国本部的出现频率却非常之低，说明这块最宜居的土地在史前时期发生了较为彻底的人口替代。&&&&&& 尽管这种“挤出”效应是向着南北两个方向的，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典型蒙古人种体质特征的影响来自东亚大陆的北方。除了这种体质特征在考古材料中较早地出现在北方之外，目前携带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C、D的人群也呈现同样的趋势：携带这些单倍群的陆上北方人群（比如蒙古、朝鲜和哈萨克），都呈现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已经在体质上被这个新人种完全同化，而携带这些单倍群的南方人群则较多地保留了非蒙古种的特征。这凸显了典型蒙古人种体质特征的北源性。&&&&&& “北风其喈，雨雪其菲”。综合以上材料，我们看到的是冰期结束之后蒙古人种人群的一场无远弗届的史前扩张风暴。它西至北欧，东至北美洲格陵兰岛，囊括北极圈，席卷东亚大陆，南达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岛，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基因版图。那么这场风暴的风眼在哪里？换言之，典型蒙古人种的起源之地究竟在何处呢？（请继续关注后续文章《风起青萍之末 - 扩张的原点》）[1] 袁珂《山海经校注》作：“郭璞注云：亦胡类，但眼绝深，黄帝时姓也。”，与影印本原文不同，当系讹误。[2] 原海兵，《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博士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3]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二卷，1936. p.330[4] 凌纯声，《中国史志上的小黑人》载于《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1956年.[5]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年。 p.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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