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28日11:30 新世纪周刊
　　对话嘉宾：张文质
　　生命化教育倡导者
　　《福建论坛》执行主编
　　访谈动机：
　　死亡究竟是什么？汶川大地震后，无数孩子懵懂地直面着这个残酷的问题。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里，“死亡”
二字一直是一个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的教育忌讳，有意无意中这忌讳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心理惯性。在“六一”这样一个本该是全世界孩子尽享欢乐的日子里，灾难提醒我们：补上死亡教育这一课。
　　问：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锐利地击穿了我们教育中一直以来危乎殆哉的堤防，那即是：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课堂上一直被学校忽视了的应有的“死亡教育”。
　　答：虽然我们每天都从媒体上看到为数不少的人自然或意外死亡，但我们却已习惯性地避开这一事实，很少有在这方面的感同身受的内心体验，哪怕思索，或者想象。我们的学生，包括相当部分的成人，一旦面临死神，许多时候除了恐慌，就是慌不择路。事件警醒我们，让我们不得不直面死亡这一话题。
　　问：中国人忌讳谈死，大人们在对孩子谈起死亡话题时，要么闪烁其辞有意敷衍，要么就是诸如化蝶高飞、破茧重生之类的美好童话。在这种教育下，孩子对于死亡很难有一个正确、科学的认识。
　　答：是的，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避讳死亡很有关系。这次震后救灾我们看到：日本救灾队员在未能成功救援后仍对死者进行了一个非常庄重的默哀仪式，像这样的方式我们是很缺少的。人的肉体死亡后尊严并没有死，他的精神通过文化仍在延续。面对死亡，我们的表现恐怕是有问题的，庄严、肃穆、哀切可能都缺乏，我们缺乏对死亡的敬畏感。所有的死亡都是个体的事情，活着时你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已经死去的又无法告诉你死是什么过程，但所有的个体都最终走向死亡。
　　但这次的“国家哀悼日”表现出了对死亡的敬意，从视角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从原来的对所谓伟人的死、崇高的死，为理想而死的关注，转变为对普通人的死的尊重和珍惜，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很好的死亡教育。
　　问：面对死亡这个课题，我们是不是更需要长期的甚至是纳入正常教育课程内的死亡教育呢？
　　答：我正在对一些山东、上海、福建的一些中学生进行调查，涉及的问题有“你有没有想过自杀”或“有伤害自己的想法
”。调查结果是，想过自杀的人占的比例是20%，有身体自残或伤害的超过了20%，而这个结果父母是不了解的。我们在一些学校做调查的时候，有些学校还把关于“死亡”等项目给删掉了，在回避，他认为这种调查存在诱导倾向。学生们对亲人的过世有的是麻木，有的是无知。学校对这个问题很多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学校的死亡教育空白。这些都使得我们很难建立起一个很好的生死观教育基础，这会影响到一个健全的人生观的确立。
　　我们传统教育里对死亡是不够重视的，对生可能要比死重视一些。我们的教育里面一直崇尚英雄主义，“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谓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重于泰山”，普通人的死亡长时间被忽视。我们怎么看待死亡，怎么看待偶发性的或是自然灾害里的死亡？所以，这次汶川大地震后，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看到有老师在博客上写：有的学生在默哀三分钟的时候笑了。实际上是孩子不理解这种形式，同时也不理解“别人的死亡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都跟我们的死亡教育欠缺有关。
　　问：地震让孩子感到了恐惧，亲人的离去让他们感到了无助和迷惘。我在担心孩子们怎么面对家人的死，尤其是那些孤儿。
　　答：是这样，巨大的灾难对孩子的刺激是很大的，他们对灾难的了解是很有限的，而且灾难是瞬间的，状况是极其悲惨的，这对于幼小孩子的接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种震惊感、无法接受可能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问：学校的死亡教育该由谁来讲？讲什么内容？目标是什么？
　　答：首先要让孩子明白生命是从哪里来，去往哪里，生命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基本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必死的，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个珍贵的旅程，要让孩子爱惜生命，即便这个旅程可能短暂或是美好或是艰辛，但生命存在的价值都很珍贵，告诉孩子不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珍惜别人的生命，在这个旅程中怎么善待生命都值得结合日常生活跟孩子讲解。教育者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从过去对死亡错误的理解中走出来，要让孩子树立一个信念：生命比所有的一切都重要，是最可贵和值得珍惜的。
　　另一方面，对预防意外伤害的教育我们现在做的也不够。对孩子的成长，目前的状况是整个社会都很狭隘地集中在对孩子知识的授受上，对生命意识的教育非常有限，因此一旦有灾害发生，孩子往往惊慌失措。
　　问：除了学校教育，家庭内的死亡教育是不是也很重要？
　　答：家庭教育可能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的一环。在升学压力下，学校对这个环节的教育提升空间是很小的，所以，家庭更应该担负起对孩子死亡教育的责任。
　　问：如果家里有亲人死亡，孩子要不要参加追悼会？
　　答：应该让孩子参加。让孩子感受家人离去大家对他的哀思、怀念的意义，让他感受虽然亲人离去，但他的精神价值通过家族纪念还在延续。让孩子感受家里的每一个人对其他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也让孩子懂得敬重生命，懂得每个人都是家族生命链条里的重要一环。但很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对死亡的哀悼过于喜剧化了，把一个本该很庄严的事情弄得很滑稽或粗糙。
　　问：一些西方国家，常常会让学生思考：如果生命只有3天，你怎么安排、最想做什么？还让孩子们给自己写墓志铭。在中国，死亡教育开始了吗？哪些地区经验值得借鉴？
　　答：相对于他们，我们的“死亡教育”很欠缺，孩子们除了直观地从生活中接受一些死亡实例的感性教育外，就很少有正规的死亡教育。也有一些学校会带学生去殡仪馆看看，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台湾，死亡教育已经深入到医院、幼儿园、殡仪馆，教育生者要对亡灵有敬重感，不能有不当的言语亵渎。台湾的生命教育课程一直在被积极推广，从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里面就把生命教育作为重要一环，重视程度很值得我们学习。包括这次马英九的就职演说里都谈到了对教育问题的几个思考，一个就是“怎样健全人格”，因为有健全人格的人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人的生命比一切都重要。
　　问：这些年青少年自杀案例数量越来越多，有什么新变化？
　　答：从我现在的调查来看，学生普遍对前途感到担忧，升学压力非常大。孩子的睡眠也很不足，到了高中，能睡7个小时就很不错了。睡眠不足不仅是对一般身体的伤害，而且会导致精神性的伤害，比如更为悲观急躁、自我调节能力的丧失等。在这种信心削弱的焦虑、亲子沟通不理想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孩子们又得不到及时的心理疏导导致自杀数量越来越多。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确立起一种观念：每一个孩子都是很珍贵的，每一个孩子的失败对社会和家庭而言都是要付出很大成本的。我个人更愿意看到的是，在汶川这样的大地震发生后，我们怎么理解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里，我们的传统文化面临很大的挑战，人们的精神文化有时显得很粗糙，我们的教育应该思考一下，如何改变我们的教养，改变我们的文化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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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四中“义冢”项目至今已历时8年，完成4次树葬，安葬了113位无名逝者。任课老师钱剑波告诉凤凰网教育，他所做的，就是让学生们体验一下死亡。这种体验不是通过言语来表达，而是让他们亲身去感受。
徐建凤
撰文，梁超
编辑
“戴着白色手套，把菊花花瓣撒入墓穴，再将一包包骨灰轻轻地放进去，再次撒入菊花花瓣。”这一幕发生在2022年清明节前的星期六，地点是浙江省余姚市胜归山公墓。做这件事的，是一群十几岁的学生。
这群学生来自余姚市第四中学，有高中生，还有初中生。他们在进行“树葬”。树葬的对象是“无主骨灰”。“无主骨灰”就是无人认领的骨灰。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名尸体火化后自然就成了无主骨灰。第二种是家属经济不宽裕，不愿来领取。
这样树葬仪式已经举办四次，是余姚四中的“义冢”项目的一部分。“义冢”项目始于2014年，七届学生参与接力，安葬了113位无名逝者。
“这个课特别生动，形象感强。”负责该项目的余姚四中综合实践课任课老师钱剑波告诉凤凰网教育，在众多实践课程里，这个案例的教学效果是最好的。
在余姚四中，有十多个学生实践活动，死亡教育只是其中一个。“课时很紧，不可能开一堂专门的生命教育课。我所做的，就是让他们体验一下死亡。这种体验不是通过言语来表达，而是让他们亲身去感受。”
安葬完成后为逝者覆土
想尽自己之力，让他们落土为安
钱剑波每年都会整理出实践项目，让高一新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污水治理、文物修复、农村厕所改建、城市危旧房改造、校园霸凌……钱剑波整理的项目门类很多。
但2014年却与往年有所不同。严梦妮、孙钶等六名高一新生发现，墓地价格过高，“死不起”现象普遍，想探索节俭治丧的方法，就申报了“新型墓葬方式”的课题。
调研过程中，学生又发现“无主骨灰”积压严重，而江南人注重“入土为安”，他们就想找一个能安葬“无主骨灰”的方法。钱剑波也觉得学生这样做没错，就指导学生们去殡仪馆采访。
在殡仪馆、骨灰堂实地探访时，孩子们真正用眼睛看到了，用手触碰到了，曾经藏在文字里的“无主骨灰”。
“那些家长就真的不要他们的小孩子了？”在清理骨灰堂时，孙钶发现了夭折时仅2岁的婴儿骨灰无人认领，她很吃惊。工作人员回复她，“他们都是外地的”。孙钶沉默了，她很怜悯这个人群。
在余姚，无人认领的骨灰大多是外地人。
学生帮忙清理骨灰堂
骨灰堂的环境并不好。“柜子老旧了，很多没有骨灰盒，就一个红布包。堆放在地上的红布包大概有一两百个，有的甚至没有扎紧。楼梯间里存放着二十年以上的骨灰，布都脆了，没法拎。“严梦妮在2015年提交的小组报告里，是这样写的。
“了解到殡仪馆无人认领骨灰的情况后，就想着能不能尽我们的力量，让那些长期无人认领的骨灰落土为安。”孙钶说。
2015年清明节前夕，已经升入高二的严梦妮和同学们，向余姚市民政局递交信访件《关于建设余姚义冢的建议》，希望民政局能采纳树葬的方式，安葬这些无主骨灰。
当时余姚市殡葬由民政局副局长朱建梁分管，他很钦佩学生们的人文关怀精神，亲自去余姚四中做信访回复解释。鼓励学生们从看得见的活动入手，比如倡导文明祭扫，改变殡葬观念等，“政策性的事情太复杂了，比较难把握。”
这一年，余姚四中的学生在清明节作了文明祭扫倡议，在墓园发放倡议书。倡议书印刷得到民政局资助。
学生发放文明祭扫倡议书家长反对，老辈人觉得晦气
余姚四中师生向民政局提出安葬无主骨灰后，为推进项目进展，民政局一直在不断和各方磨合。这一磨合，就是两年。
“义冢”项目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是无主骨灰处理缺乏相关政策依据。朱建梁曾经亲自处理过一宗已经定为无主骨灰，却又有家属来认领的情况。“有人来殡仪馆寄存了骨灰，过了三四十年，家属突然想起来了，又来拿骨灰了。”朱建梁当时也很为难。
而且骨灰也不能随便安葬。树葬选墓是一大难题，不能选私有资本建设的墓园，只能在公墓中选。
直到浙江省节地生态安葬政策给予政策依据，公墓也能安排，“义冢”项目才得以施行。
“和上面的政策、现有的资源，都是慢慢结合。既要找公墓，又要建生态安葬点，又要建树葬安葬点，还要上会筹划资金。”用朱建梁自己的话来说，着实“动了一番脑筋”。
直到2018年，“义冢”项目最终落定。项目定在余姚市第一公墓——胜归山公墓，由余姚殡葬管理处管理。这一次，民政局主动找到余姚四中，邀请一直为“义冢”项目不断奔走的学生们，一起举行无主骨灰生态公益葬。
在参加了第一届“义冢”项目的洪凯昕看来，是学姐、学长们一次次的写信，跟民政局商谈交涉，才有了2018年的突破。
“第一次报名就有五六十个。”当钱剑波告诉学生们有撒骨灰环节时，同学的报名也很踊跃。
就在钱剑波思量如何筛选参与的二十名学生时，孩子们却一个接一个说“不去了”。问起原因，各式各样的，有说身体有问题的，有说作业做不过来。但钱剑波知道，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在阻拦。
家长们反对的是孩子们要去撒骨灰这件事。
“家长也不是怕骨灰，而是觉得晦气，担心影响考试。”钱剑波理解家长的心态，尤其是爷爷奶奶辈的老人。他们把孩子的成绩看得比一切都重，同时又心存迷信，担心碰了骨灰，沾染晦气，会影响考试成绩，尤其是这些孩子还要参加高考。
这也得到了洪凯昕妈妈的佐证。洪凯昕参加“义冢”项目时，他感受到父母的态度是“不反对但也不支持”。不过，洪凯昕妈妈告诉凤凰网教育，最初她内心是反对的。“一开始，我们也不是很了解这个项目。对于我们农村人来说，这是不干净的东西。后来孩子要参加，也就随他了。只要他喜欢就好。”
虽然有很多同学自己打了退堂鼓，但钱剑波觉得，这并不可惜。他觉得，既然学生心思摇摆，也说明他并不适合参加“义冢”项目。对于报名参加的同学，钱剑波也会依据报名学生的心理敏感度和承受力，来进行严判，适合参加才会得到允许。
将拌好菊花花瓣的骨灰撒入花坛把它撒进土里那一刻，没有了隔阂
2018年，洪凯昕读高一，他连续参加了两届“树葬”。
因为家离殡仪馆比较近，只有两三公里，洪凯昕从小就听父母和祖父母讲过一些殡仪馆的情况。但是他依旧不知道，还有一些人死后骨灰无人认领。“我觉得心疼他们，也可怜他们，感觉很悲惨。死后十几年，都放在这么冰冷的地方，没人认领。”
参与“义冢”项目之前，洪凯昕“还是有一点小害怕的，没见过骨灰，有点小担心”。但是他的学长们会带着他们慢慢地去接触。“一次、两次，慢慢地好像开始接受它，也不是感到很害怕。”
洪凯昕也像学长带领他那样，指导他的学弟学妹们。“钱老师在讲领导力课的时候，提到过殡葬仪式每年举办一次，就有学弟学妹来咨询我。”他们大多会问洪凯昕活动举办的流程、人数限制之类问题。“他们都争着想要撒骨灰，怕到时候选不上。可能看到过我们撒骨灰，心里也不觉得怕了。”
自2018年起，每年清明节前的星期六，就是余姚四中的学生们进行无主骨灰公益葬的日子。
参加之前，有学生问钱剑波，第二天穿着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他们想穿西装打领带。我说，开玩笑，全部统一深色校服。”钱剑波觉得万一有人没有西装怎么办，校服可以统一，还能代表学校，深色又显庄重。
学生们从学校出发，分成两批，一批由殡仪馆派车到殡仪馆运送骨灰，另一批直接到胜归山第一公墓。
洪凯昕第一次参加树葬，去的是殡仪馆，路上同学们还会讨论一下怕骨灰之类的问题。他第二次参加树葬，是他的队友带着学弟学妹们去的殡仪馆。队友告诉他，“他们都不害怕的”。
到达殡仪馆后，由殡仪师挑选骨灰包，放进不锈钢桶里，盖上红布，搬上灵车。骨灰一共40包左右。谈及当时的心情，洪凯昕觉得很难描述，“看到了一些画面，就是觉得心情比较沉重。”
在去墓园的路上，洪凯昕和同学们都没有交流。放骨灰的不锈钢桶，放在了车中间装尸体的不锈钢箱子上。”洪凯昕和同学们感觉到骨灰桶和车接触的地方有些滑，都非常注意，防止骨灰桶滑落。
学生将骨灰搬上灵车前往墓园
到达墓园后，将花篮排放好，所有人列队绕墓一圈。仪式开始，由余姚市民政局副局长致悼词。之后由学生把部分骨灰撒在杜鹃花下。
“杜鹃啼血，代表着悲切、怀念。”钱剑波告诉凤凰网教育，第一次树葬，骨灰洒在杜鹃花下，仪式完成后，再挖坑把其它骨灰埋下去；第二次树葬，学生将骨灰和菊花瓣一起拌好，再撒入坑内；第三次树葬是将整包骨灰放入坑内后撒花瓣；第四次树葬先用菊花铺底，再撒骨灰，最后盖土。入葬过程的变化是为了“化繁为简”。
“当我手捧着骨灰，把它撒进土里的那一刻，害怕消失了。”洪凯昕觉得，他们在这一刻有了归宿，能够安安心心地从这个世界离开，“这个时候，我感觉跟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了，也就不害怕了。”
最后，所有人献花、鞠躬，绕墓一周并默哀一分钟，仪式完成。
学生们正在前往殡仪馆体会死亡要去殡仪馆
从2019年开始，余姚四中不仅高中生参与无主骨灰公益生态葬，初二学生也参与了进来。
江跃燕是余姚四中的老师，她的儿子徐梓鸣在2021年，读初二的时候，参加了“义冢”项目。“我从孩子初一入校，每年都想让他参与。”江跃燕说，“但是钱老师对生命教育的要求比较严格，不是所有孩子在思想上都能够达到高度，他要进行挑选。”所以徐梓鸣在初二时才得以参与。
参加之前，徐梓鸣曾问妈妈，“我会碰到它们的身体吗？”江跃燕告诉他有可能会碰到。他告诉妈妈有点儿害怕。他觉得自己要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虽然老师已经讲过相关内容，但他依旧觉得很陌生。
但是他参与过之后，当天傍晚回到家就坐在书桌前写心得。“一直在写，我也没有打断他。”
江跃燕觉得，孩子就在那么几个小时里成长了很多。“从对未知东西的懵懂和恐惧，到懂得了生命的珍贵。”参加完义冢项目后，徐梓鸣再过生日，会和妈妈说，“妈妈，谢谢你生了我”。
没有参与过义冢活动的孙钶，对死亡教育感受并不深，她更多的是怜悯这一群人。在参与过程中，她收获的是领导力。“问卷调查、组织能力、决策能力，这些都得到了提升。”钱剑波同样觉得，义冢项目需要很高的领导力来支撑，“打酱油是不行的”。
2015年，余姚四中的“义冢建设”项目申报了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并斩获一等奖。2018年再次参加时，拿到特等奖。
不过这两次参选答辩时，观众席上都有别校学生提出质疑。有人认为，”无主骨灰“是人吗？它已经不是弱势群体了，因为它只是骨灰了，归类到保护弱势群体是不是错了？也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关怀无主骨灰算是关心社会上人的范围吗？
听了孩子们的质疑，就连钱剑波也会有一瞬间觉得，学生好像理解得偏颇了。洪凯昕当时的对答是：无主骨灰难道不是由一个人变过来的吗？我们关心它不是在关心那个人吗？
“提出这样的质疑，说明我们的高中生，对’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是统一的’这个理念的认识，真的很模糊。”钱剑波说。
在一届又一届学生们收获成长时，钱剑波做的是项目传承。他已经担任了15年综合实践课任课老师，无主骨灰公益葬项目从在学校立项，到今年已经第八年，占据了他一半还多的时间。
“义冢”项目按照进度，分为三个阶段，课程名称也从《实施“领导力开发”》，发展到《实施“改进公共政策”项目实践》，目前是《实施“公共参与”项目实践》，从名称也可窥见学生在项目里的参与度不断加深。
在钱剑波看来，虽然不能单独开设生命教育课，但是关于生命的教育不可缺失。而生命教育通过实践来感受效果才最好。
“你要体会死亡，就要到殡仪馆、骨灰堂去。要去撒过骨灰，体会过才能说。”钱剑波觉得死亡不是通过言语来教导的，“空对空的怎么教育？”至今他还记得，第一次进殡仪馆，他和学生们一样，心里会难受。
（注：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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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的防灾安全教育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其形式仍以灾后逃生为主，对灾害意识的培养关注较少。而日本的防灾安全教育重视对灾害意识的培养，在平时的教学中使青少年学生对自然灾害有清醒全面的认识，体验模拟灾后生活，提前进行生命教育，才能在灾难来临时保持从容冷静的心态，防止次生伤害的发生。
【关键词】灾害意识；防灾体验活动；生命教育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日本文部省“自然灾害科学综合研究部”组织并开展了针对青少年（包括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的学校防灾教育系列研究。该研究明确提出面向青少年的防灾训练教育必须达到两个目标。一是使青少年在发生灾害时，能够具备保护自身生命安全的能力，同时兼顾保护周围人的生命安全，尽量减少生命安全损失；二是通过形式多样、有计划进行的防灾教育训练，时刻保持青少年的防灾意识。日本中小学一般都把灾害教育列入年度教育计划，编制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点的防灾教育课程，内容不仅包括应对和预防人为灾害的策略，并且每项灾害预防和救助教育在具体内容上包括了灾前预警、灾中与灾后自救互救指导、家庭防灾救灾预案制作、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方磊，2012）日本的学校防灾教育最主要的特点为不是被动的知识或逃生技能的灌输，而是让学生重视通过亲身体验全方位的掌握安全知识，片田敏孝（2012）认为在组织防灾教育训练活动时，必须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展开教学，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外，还应加强学生的参与度，通过让学生亲身参与活动可以提高学习效果，并由此引发学生对于防灾教育活动的强烈兴趣。渡边正树（2013）认为，防灾教育中应加入“虚构城市防灾体制”的内容。让孩子们假设一个城市，自由设定该城市的人口结构及数量、产业类型及结构、地形及气候状况、灾害隐患等。然后根据假设条件制作该城市的《防灾手册》，并根据年龄段分别制定教学内容，如：三年级学生一边走在地区内，一边绘制安全地图；高中生在对城市进行介绍的同时，将危险地点或应注意安全的场所告诉三年级学生；四年级、六年级学生学习防灾知识；高中生将学到的防灾与地震知识以墙报或幻灯片等简明易懂的方式教给四、六年级学生。通过亲身体验，设身处地地学习防灾安全知识。
二、国内学校防灾安全教育现状
国内的防灾安全教育在汶川大地震后受到重视，张政博士于2009年就中日青少年防灾教育情况及效果评估体系进行过对比研究，指出“国内学校防灾教育的实践理念及存在问题”是“以具体的处理危机的技术方法为中心，而忽视了对青少年的‘防灾社会共识’意识的培养”，其指出，不仅要让青少年学会在面临灾害时，处理危机的具体方法，面对灾难时的自信心与冷静的判断能力的培养更为重要与迫切，这种保持“自信”和“冷静”的能力是摆脱灾害造成的影响的重要基础。周琴博士于2013年就日本舞子高中的灾害教育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该校的新型灾害教育模式是在学校开设了如“灾害与人类”、“社会环境与防灾”、“防灾信息”等一系列防灾专门课程的基础上，聘请防灾研究者、消防战士等专业人士来校开讲座，并通过校外参观学习、亲身体验防灾训练的形式，使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防灾安全知识。防灾安全教育虽然近年来在我国受到重视，在电视、报纸等媒体上有所介绍，也被引入学校教育工作中，但是具体的操作和训练手段呈现口号多、会议多、表演多、时效评估少的特点，学生的参与度较低。学校防灾安全教育形式单一，以防震、火灾为主，对其他方面如爆炸、泥石流、台风、海啸等涉及较少。而日本的防灾安全教育内容全面，几乎涵盖各种危险情况，并且针对各个年龄阶段，分别设计不同的教育方案。近年来各种灾害造成的惨痛教训值得重视及反思，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造成的伤害仍历历在目；2014年春节后香格里拉古城大火造成惨重损失；2010年广东省茂名市钱排镇发生泥石流，100余人伤亡；2013年广东省发生台风灾害，造成的损失数以亿计……灾害发生时，政府的救助能力并不能保证第一时间有条件到达灾区，在应对巨大灾害时，灾民自身的直接参与至关重要。因此，需要通过加强学校防灾安全及灾害应急教育，切实增强学生的防灾能力及自救能力，使得学生在遭遇灾害时能极大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灾害引发的次生伤害降至最低。（宫西悠司，2012）由于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侧重文化知识的传输，防灾意识较薄弱，对于防灾教育长期以来几乎是呈现空白状态。虽然在汶川地震后，防灾教育受到重视，但由于我国缺少完整的防灾应急体系，日常生活中对于防灾减灾知识接触较少。据了解，目前我市的学校防灾教育流于形式，并且以逃生、自救教育为主，而对于灾害意识的培养却几乎没有涉及。国内现有的学校防灾安全教育的研究自2008年以来受到重视，但主要以防震、防火知识为主。韩国“世越号”沉船事故造成的惨痛伤亡再次敲响了学校防灾安全教育的警钟，从新闻报道中不难看出，学生在灾难来临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处于危险之中，缺乏危机意识，无自救觉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培养面对灾难时的自信心与冷静的判断能力，与掌握求生技能同等重要。传统的防灾教育及防灾活动基本以形式化的应对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活动为主，灾害教育不是单纯的只包括当灾害来临时，如何将灾害现场的受害情况减小的防灾教育，而是关乎个人的内在成长，主要解决的是如何使个人能够具有度过灾害的能力。不仅包括逃生能力，还包括灾害预警能力、灾后自救能力、心理疏导能力等。
三、日本学校防灾教育经验
日本由于所处地域、自然环境的原因，常年多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就自然环境方面，茂名市与日本有诸多相似之处，诸如同样都处于沿海，多山地、地质构造复杂，多台风、降雨量大等。但日本因灾害造成的伤亡情况却持续走低，灾害死亡率仅占世界的0.3%。在日本311大地震发生之时，我们都因日本人面临灾难时从容不迫地逃生，灾后冷静应对而震惊。反观我国状况，灾害发生时慌不择路，火灾、地震时盲目跳楼，造成伤亡的事例并非少数。不得不正视的是，日本人临危不惧的冷静与日常所受的防灾应急教育密不可分。东日本大震灾后，通过自然体验活动，注重灾害意识的养成，培养“生存能力”的灾害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其目标为根据各地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状况采取制定相应的防灾、减灾措施，培养以自助、共助、公助为基础的灾害应对能力。包括：
（一）通过学习地理知识了解产生灾害的原因
日本的学校防灾教育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灾害意识，同时非常重视普及灾害的预警知识。在其教育内容与过程中，培养学生根据各类自然灾害的征兆，做出准确的判断被视为尤为重要的环节。首先，在了解了有关自然灾害的知识的基础之上，通过体验自然的活动，培养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在中小学地理课中，在引导学生学习自然界的各种基础知识之外，还应学习应对灾难的知识，使学生意识到美丽的自然界也有恐怖、狰狞的一面，要清醒地认识灾难的真面目，首当其冲的是必须学习有关的地理、气象等知识。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一份子，青少年们有必要清楚地了解与其相关的知识，诸如地球是如何形成的，地壳是如何运动的，地震是如何发生的，火山是如何形成及活动的；此外，还必须知道水在地球上是怎样循环的，在什么样的机制下导致下雨的形成及台风的发生，以这些知识为前提，才能对灾害的形成有初步的认知。通过图文并茂的故事，使青少年学生对自然灾害有清醒全面的认识，使孩子从小就对灾害的不可预测性、危险性以及防灾准备和灾害救助的重要性产生深刻的认识，即自然灾害虽然具有不可预测性，并且通常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但却可以通过人的努力来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因此在平时培养灾害意识，学会相关灾害知识和防灾救灾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通过具体案例体验灾后生活
虽然在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的学校灾难教育逐渐受到重视，但是目前大都停留在“主题班会、墙报展览、口号宣传、参观场馆、观摩演习”等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教育形式的枯燥单一，缺乏让学生亲身参与的机会，导致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日本政府从1982年开始，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全民防灾日”，将9月的第一周定为防灾周，全国上下都在这段时间举行形式多样的防灾救灾训练。日本文部省规定学校在每个学期都要进行防灾演习，并且学校的防灾演习以让学生亲身参与的体验式为主，通过丰富多样的体验活动带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日本的学校根据学生的年龄段制定形式多样的防灾体验活动。比如面向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呼救比赛”，让学生在模拟受灾状态下大声呼救，声音分贝高者获胜；“消防写生比赛”，组织学生到消防队参观写生，借机学习逃生救援知识。面向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家庭课中，要求学生假设在受灾后利用有限的水和食物，尝试自己动手煮饭。在中学高年级的课堂中，学习心肺复苏术的具体操作步骤，以应对处理休克的人的状况。并且在普通的课堂教学中穿插防灾救灾知识，比如在中学生的数学课中，会假设某地发生地震，海啸将于半个小时后到来。要求学生计算要想顺利避开海啸，最迟在地震发生后几分钟开始避难。这种假设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学习形式极大的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更加投入地学习，牢固地掌握知识。通过让学生亲自体验和感受，把理论知识运用到了实际操作中，在面临真正的灾害时就不会慌乱。
（三）通过生命教育对灾后心理创伤进行疏导
灾难往往具有不可预测性，突发的灾难可能会在瞬间夺去人们的生命以及财富。往往会给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幸存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因此通过生命教育对幸存者进行灾后心理疏导非常重要。与其在灾难发生后进行心理干预、疏导等进行补救，不如在平时进行生命教育，起到预警作用。而死亡教育作为生命教育的一种，帮助学生正视生命的脆弱与不确定性，同时也适用于灾后受灾者的心理重建，树立继续生活的信心。在日本，死亡教育于20世纪后期开始被逐渐重视。日本的很多大学都开设了死亡教育相关课程，有的大学还特聘专家客座讲授“死亡哲学”，同时还面向普通市民不定期的开设探讨“生与死”的学术讲座，引导人们以淡然的态度应对死亡的挑战。只有正视死亡，才能在灾难来临时，有勇气面对自然的残酷无情，才能真正懂得珍惜生命。四、结语日本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寺田寅彦认为“灾难往往发生在被遗忘的时候”。因此，防灾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灾后自救、逃生这一个环节，平时对灾害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不仅要长抓不懈，并且应该具有一贯性。
作者:李琳 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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