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05 06:00 来源: 季羡林国学讲堂
原标题：季羡林学生郁龙余深度解析“季羡林现象”
“季羡林现象”
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上，季羡林是一个奇迹。季羡林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学者阶层，其影响之巨大、深刻、持久，形成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季羡林逝世一个月后，卞毓方出版《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其实，不仅是晚年，少年、青年、中年季羡林都有令人惊异之处。然而，这个季羡林现象并不神秘，并非不可解。
文
郁龙余
中国是书香之国。对阅历丰富、学殖深厚之人，常常用一本书来形容他。对于季羡林，说他像一本厚重的书，就显得意犹未尽，甚至单薄。季羡林是一部多卷本的大型丛书。
一个人或一项事业的成功，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机缘巧合，缺一不可。季羡林的成功和季羡林现象的出现，也是这样。
01
天时
季羡林生于1911年，第二年成立中华民国，宣告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进入历史博物馆。季羡林以百岁之身谢世，阅尽中国和世界的巨变，包括五四运动、“一战”、“二战”和“冷战”，包括新中国的建立、“文革”和改革开放。他的专业是研究印度学，但本科学的是西洋文学，又在德国留学十年，对西方文化的内囊深有了解。他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主任三十多年，不但是中国印度学的创建者，而且是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对阿拉伯文化和日、韩文化多有了解。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掌握语言之多，对世界文化了解之全面和深刻，季羡林首屈一指。再加上他长寿和勤奋，更是无人能望其项背。
在学风和治学之道上，季羡林受中国乾嘉学派和德国梵学派影响最大，而这两个学派的时代烙印十分鲜明。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属于少数民族政权，满族贵族想方设法用各种招数来维护、巩固自己的政权。其中之一，就是文字狱。高压政策之下，到乾隆、嘉庆年间，以整理国故、强调原典和重视注疏为特征的“乾嘉学派”便应运而生。从中国学术发展史来讲，这个学派虽然诞生于压迫和无奈，但客观上对古代经典的整理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它一扫晚明的狂儒、狂禅之风，将中国学者从虚妄、狂狷拉回到朴学之路。季羡林在许多文章中提到，他受到了乾嘉学派的深刻影响。他青年、中年、老年的大多数著述，都可以看到乾嘉学派的印记。
德国属于寒冷的北欧国家，没有显赫的古代文明史，但有着令人敬佩的善于借鉴、创新的后发优势。从康德、叔本华开始，德国哲学独领风骚，原因就是学习并借鉴了印度哲学。“自康德和叔本华以降，西方思想家满脑子里装的不仅有印度宗教而且有印度哲学。”叔本华对《奥义书》的喜爱到了痴迷程度，他说：“它一直是我人生的安慰，它还是我死后的安慰。”但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生命周期，德国哲学经过一百多年的风光之后，渐渐走向式微，尤其是“一战”“二战”期间，政治黑暗，战乱不已。于是，追求“彻底性”（Gründlichkeit）的考证派壮大了起来。季羡林在德十年，正是德国以考证为主要特征的梵学派兴盛之时。
1946年，季羡林回国之后，考证佛教语言的条件不具备了，他就依据中文资料转而搞佛教史研究，走的依然是考证的路子。
季羡林考证文章一直写到1980年代。1991年出版的《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所选论文无一例外，全是考证文章。他在1988年4月写的“自序”中说：“现在归纳起来可以说，我过去五六十年的学术活动，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考证的道路。”按照季羡林自己的说法，1992年的《“天人合一”新解》一文，是其从考证迈向义理的重要节点。其实，在此六年之前1986年发表的《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对文化交流的一点想法》已经满是义理的味道了。这说明，季羡林的义理文章，是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开始的。
中国“文革”之后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各种思想禁锢得到解除。季羡林的义理文章，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思想解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使然。这就是产生季羡林现象的天时条件。
02
地利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和中世纪世界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当代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决定着它的学术文化思想对世界的影响力。季羡林作为中国学术的代表，他的学术文化思想不但影响中国，而且影响世界。这种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不但不会减弱，而且会越来越强。
如果1946年季羡林没有回国，那么不论他多么勤奋，只能做一位著名的海外华人学者，不会对中国和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1946年他回到中国，如果不是在北京大学任教，而是在其他大学，那么不论他的业绩有多么卓越，只能做一位杰出的大学问家，不会成为中国学术风向标。中国北京大学的地望，造就了季羡林“一湖一塔一先生”的“中国最高老师”的形象。这就是产生季羡林现象的地利条件。
03
人和
人的命运和环境、国运相关。季羡林的一百年，是中国否极泰来的一百年。否极泰来，是季羡林所生活的社会的最大特征。一方面社会客观大环境不以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一方面个人主观努力可以营造利国利己的社会小环境。季羡林在顺应社会大环境和营造社会小环境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
季羡林人生百年，阅人无数。有清末状元王寿彭，有留洋归来的名教授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等等，更有大量普通同事、学生和老百姓，包括济南卖小吃的油旋张。因为工作需要，他还和许多国家领导人及诸多外国政要有往来。
在季羡林的同学或熟人中，居高位者不少。季羡林始终保持平常心，绝无攀附之心。但是，当需要他维护正义的时候，他就挺身而出。胡乔木逝世后，一些人对他有误解，说他是“左王”。季羡林写了一篇《怀念乔木》的文章，真实动人，读后就让人觉得季羡林不但有学者风骨，而且有道义担当。
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岚清、陈至立、刘延东，以及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干事许琳等等都曾看望过他，但他从不张扬。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林青霞等曾经登门拜访，他和颜悦色地接待她们。青年作家郁秀拜望他，他说：“你的《花季·雨季》我向许多人推荐过，欢迎你随时来。”他陪学生王邦维到北京图书馆抄录佛经赵城藏。他还在路边，替来校报到的新生看行李。季羡林就是这样，一辈子从点滴做起，营造人和环境。
季羡林一辈子讲和谐，到晚年更加强调，可见和谐之难、和谐之重要。这就是产生季羡林现象的人和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互为发明，互为相长。一旦这三者能形成合力，人就会功德圆满，事就会十全十美。
目前，季羡林研究的势头正健。《季羡林大传》说：“季先生生前对‘季羡林学’研究的态度是积极支持的，但是坚决反对借此牟利。”在季羡林研究这件事上，多一点虔诚和用功，少一点功利和浮躁，是最重要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会出现伟大的学者和学派。季羡林和季学的出现，对中华民族和我们这个时代来讲，是必然的。对季羡林个人来说，是偶然的，是他以百岁之身苦苦修来的，他说自己死过三次，晚年又长年住院，最后能以百岁之身功德圆满寿终正寝，终于将偶然变成必然。这是中国的奇迹，世界的奇迹。
- END -
本文摘选自郁龙余《季羡林评传》绪论部分
经作者授权发布于此
郁龙余，季羡林学生，曾获印度总统颁授的“杰出印度学家”奖。现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印度文学、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专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郁教授编写的《季羡林评传》目前已经有6个外文版本，在国内外声誉卓著。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编辑/排版：郭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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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刚
1946年，季羡林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开学第一天，学校安排季羡林演讲。本来定好九点钟开始，季羡林却迟到了。开讲前，他郑重地給全体来听课的学生鞠了一躬，向大家道歉说，在校门口遇上了点事，耽误了时间。
讲完了课，季大师没有让主持人总结，而是说有急事，便离开了讲堂。一个学生也立即离开座位跟了出来。
季羡林下了讲台，先是跑到后面的更衣室，提上了一个大包裹，然后向大门口一路小跑。
这时，后面的那个学生追了上来，一直在喊着：“教授，教授。”
季羡林提包停了下来，对那个学生说：“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改天再问吧，有一个新来的同学，让我看管他的包裹，我得去门口看看，怕他着急了。”说完，季羡林再次疾步头也不回地往校门口走。
这时，那个学生一把接住了季羡林的包，大声说：“教授，我就是那个学生啊！”
季羡林仔细一看，刚才太着急了没认出来，果然是那个学生，便高兴地将包裹交给了他。
原来，季羡林本来是提前一个小时来上课的。可他刚刚走到校门口，正好一个新生来报到。
新生背的包裹太重了，正好季羡林站在路边，他便直接请季羡林帮忙看一下包裹，免得背着到处走，想着报到完，再来拿包裹到宿舍。
季羡林也没有啥事儿，看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也不着急，便答应帮他看包。
可是，那个学生到教学楼报到时，看见了季羡林要作演讲的海报，他早就仰慕这位名师了，便不知不觉走进了学术厅，竟忘了包裹的事。
季羡林左等右等不见那个学生的影子，很是着急。马上要演讲了，他便写了一张去上课的纸条，压在了路边，然后提着包裹去演讲了。后来，这名学生发现演讲的大师正是给他看包裹的人，下了课便追了出来。
（选自《生命时报》2021年7月23日）
【素材解读】
1.大师品格。大师给学生看包裹，学生仰慕大师结果忘记了包裹的事，这些都是大师人品和名望的体现。有些人之所以被后世称为大师，美誉之所以流传到今天，这就是最好的诠释。
2.信守承诺。季羡林之所以演讲迟到是因为答应了那个学生看包裹，演讲完急匆匆离开也是因为他始终记挂着这件事，可见季羡林信守承诺的品格。
【适用话题】
大师品格 信守承诺 为人低调 受人仰慕18C28418-DC83-4079-8820-5389436BE7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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