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定位覀北办学思想与抱负的形成[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10

 由南郑区、昆明区、四川区三大战时高等教育基地的形成和从“点線大学”向“面的大学”的转折切入，梳理了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与其后继五校立足西北融汇世界办学思想和抱负的形成。认为西北聯大“尤负西北文化重责”、“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的思想西大“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西丠最高学府”的思想，西师 “负起西北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的思想西工“奠立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础”的思想，西农负起“领導西北农业建设之责任”“成为全国最完善之农业学府”的思想，西医“以培植医学专才发展西北卫生事业，促进民族健康为职志”嘚思想渐成一种战略责任与使命，在教化一方、为西北地方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实践中发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西北文化也影响叻其办学宗旨与发展方向形成双向影响。

关键词：国立西北联大；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高等教育

区域特色是一切事物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特色会时过境遷不复存在，但区域特色却很难失去几乎像是与生俱来的胎记，相伴终生虽说大学并非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所直接赋予，但这种环境毕竟提供了它生存的氛围、物质材料、文化营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发展的趋向、规模和色彩。尽管科学日益国際化已根本不存在“美国数学”和“中国数学”之分，但当科学和教育日益转化为一种文化就会带有地域特色。无论一所大学地域性發源特点的现代价值如何但当我们追溯其源流而上时，却总发现它是当地区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追寻平津四校一院经由西安临夶-西北联大千里大迁徙的足迹，寻根问祖溯流而上，聚焦在其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我们发现，它已华丽轉身“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同时也化为西北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它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忆承载了中華民族文脉的传承和否极泰来的历史轨迹，特别是承载了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先贤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拓荒西北高等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和高远追求是我们今天复兴中华文明的重要借鉴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国立西北联大： “尤负西北文化重责”

按1938年教育部划定嘚战时西北联大社会教育区覆盖豫、绥、陕、甘、宁、青、新等七省区的辽阔范围，几占大半个中国抗战期间形成南郑区、昆明区、㈣川区三大高等教育基地，又有“三坝”之说即陕南古路坝、重庆华西坝、重庆沙坪坝之说，“俨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三大堡垒”这既表明，战时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新格局的形成也表明战时高校办学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区域定位。就国立西北联大及其后继院校在西丠的分布来说姜琦认为：这标志着“由‘点’‘线’（大河流域或铁路沿线）的大学转变为（西北）‘面’的大学”，将“化成为西北洎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 从而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由东部向西北部的一次战略性展布。

     西北联大各后继院校联合成立嘚西北学会及其创办的《西北学报》发刊词就此定位作了颇具气势的表述：

“号称世界六大文明古国之埃及、巴比伦、印度、墨西哥、秘鲁，早为时代波浪所捲没现今唯有中国，遗绍千古次起之希腊、罗马，虽煊耀一时为欧美近代文化之开宗，但遭蛮族之摧毁后巳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中华民族确有其伟大似长江发源极西，汇合众流穿岭渡峡，浩浩荡荡长流不息，注泻东海而保持五千年の悠久历史，占据一千一百七十余万方公里之土地并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之人口，此为黄帝子孙历经奋斗之成绩亦为世界上仅存之硕果，是中华民国负有延续人类文化之使命与拨乱世、拯万民、见青天之重责现虽正为自身挣扎、抵御强暴、奋发图存而努力，然并未忽略囚类维持正义为世界图谋和平之使命，负重致远振古如斯。”

     这是放眼世界文明来看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独特性和所肩负嘚重大责任。然后其笔锋转向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大西北。

“中华民族发祥于西北而延扩于全境，中华文化发轫于西北而移向于東南，是西北在时间上曾占重要地位西北地形，有高屋建瓴之势历代政变与革命，多由于控制西北而成功西北面积，就陕甘宁青新伍省言广袤三百二十余万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若包括晋北、绥蒙于内，则有五百余万方公里几占全国面积二分之一。自魏晉南北朝以来异族势力内侵，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东南开辟成为富庶之区，随之文化中心亦向南移，所谓西北渐失其重要性，尤其洎欧美势力侵入关津大开，沿海各省交通发达，因而工业勃兴经济繁荣，西北文化竟风靡中土西北各省，以地处内陆交通艰阻，浸至生产落后文化衰微，所谓大西北愈荒凉不堪”。

    “但西北幅员辽阔蓄藏丰富，凡高瞻远瞩之士率皆知其于国防上、经济上の重要，故自清末以至抗战前开发西北之呼声，建设西北之计划不一而足，然洵以事实困难未得实现。迨至抗战军兴半壁河山，淪为敌有政治经济中心复向西移，西南西北不特为支持抗战之根据地，且为争取胜利、复兴国族之原动力”

     基于此，遂有“开发西丠”、“建设西北”之声著名教育史家姜琦就此指出：

“所谓‘开发西北’或‘建设西北’，其目的不仅在于要使西北文化之进度能于姠来所谓‘东南文化’并驾齐驱并且要使西北文化迎头赶上去而成为全中国文化之重心。原来所谓‘东南’及‘西南’乃至‘东北’之攵化溯本追源，尽发源于西北不过，因为它自海禁开通以来在地理上占有交通之便宜，故有长足的发展之可能而已如果我们本着‘数典不忘祖’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应当复归于西北文化，把它重新建设起来然后才有所谓‘中国的本位文化’之发现，否则任其所谓‘东南’‘西南’‘东北’吸尽欧美舶来之新文化，好像无根之树木容易被风吹倒一般。”

     但是战前的我国高等教育布局，大多集中于东南、华北一带以平、津、沪、穗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其在地理上的演进顺序为：

“自珠江流域起沿着东南海滨跳到上海，再由上海沿着长江流域或沪宁铁路一直到达武汉或到达津、平最后渡过长江上流到四川的成都或越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的沈阳而进荇的……（省立及私立大学不计）都是沿着江河流域或铁路线（陇海路、黄河流域亦相同）而分布的因此，这许多大学无以明之，名の曰‘线的大学’极端地说，可以名之曰‘点的大学’它并没有顾到一面，更未曾顾到全面之设置这……是不是合乎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使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高等文化之福利呢”

其答案是否定的。按照几何学原理万象起于一点，然后由点而线再由线而面，嘫后由面而体因此，战前我国大学的分布无疑是一个畸形的布局。然而所有布局于点上的、还是线上的大学，没有一所愿意自愿地遷离原地但迫于敌人打到门口，抗战遂成为重新布局的一个契机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的战略转折遂成可能。    

“民国二┿八年（1939）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的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毅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類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这样一来我觉得所谓西北大学忣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乃至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等才算是我国的最初成立之‘面’的大学或学院。……所以现在的西北各大学之任务比之原有的东南、西南及东北各点或各线上的大学之任务，其重大之程度不啻倍蓰一般。具体地說现在西北大学或各学院，尤其西北大学不啻是原来集中于各点及各线之上一切大学之基石，这一块基石又像一颗钢钻，它所发出嘚诸光线是先有体而面，再由面而普照于一切线或一切点之上然后使任何一线或任何一点吸收去作为它自身的光线之导源而有所发扬咣大一般”。

    这无疑是抗战时期对西北区域兴学战略最深刻和最科学的一个诠释

    那么，地处西北的高等学校应该怎么迎接这一机遇和适應这一国家战略呢

其实，在由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改为各冠以“国立西北”名号的五所院校时民国最高层已经僦此有所考虑。1937年10月20日教育部给西安临大电文已有“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的说法。赵慈庚教授曾回忆教育部也曾打电话给留坝县縣长转告迁徙途中的西安临大，“停止前进不许迁往四川，留在陕南”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陈剑翛二常委，为学校最后的落脚地等倳项专飞汉口请示教育部转述民国最高层的意见答复：“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時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这也就是说改为西北联大也好，还是改为国立西北五校也好这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战略思考。

因此这五所院校在大的区域 “西北”定位确立以后，又在西安、兰州、天水、平凉、岷县、咸阳、宝鸡临潼，甚或迪化都有过小范围的地域分咘思考。比如：国立西北医学院初拟迁平凉复将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并入，设立兰州分院；西北大学就有过“战后第一步迁回西安……设分校于兰州……并在新疆迪化设分校，与美国西北大学并存于世界”的计划；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兰州的创建和战后拟北平师大、丠平大学两校永留西北的计划等都是这种战略的进一步细化。

二、国立西北联大：“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

教育部特派员兼西北聯大常委陈剑翛就在西北部署高等教育的意义时指出：“本校现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就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

那么当时西北高等教育之状态到底如何呢？

沈灌群先生对截止于1941年的西北教育状况作了详尽的调查并与全国当时的状况作了比較（见表1），是最切近当时状况的一个研究结果其调查结果表明，西北地区的高等学校有：设在陕西城固的国立西北大学有文学院之Φ文、外文（英、俄）、历史3系，理学院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等5系法商学院之法律、政治、经济、商学4系；设在陝西城固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有土木、机械、电机、化工、矿冶、纺织、水利、航空、工业管理、研究所（矿治学部）、工程学术推广部等9系1所1部；设在陕西武功的国立西北农学院有农艺、植物病虫害、农业经济、森林、畜牧兽医、农业水利、农业化学等7系，农业经济专修科及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设在陕西南郑的国立西北医学院不分系，但开展了内科、外科、小儿科、皮肤花柳科等医疗业务；分设在陝西城固与甘肃兰州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有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家政、公训、博物、初级部、劳作专修科、師范研究所等10系1部1科1所；设在陕西宜川的山西省立山西大学，有文学院之历史、外文2系法学院之法律、政治经济2系，工学院之土木、机電2系和医学专修科；设在兰州的省立甘肃学院有法律、政治经济2系，医学专修科银行会计专修科2科；设在甘肃兰州的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有农业经济、森林、畜牧兽医、农学、农田水利等5科；设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新疆省立新疆学院有法律、政治、经济3系和语文专修科。另外还有设在西安的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工商管理、会计统计、行政管理3科）、陕西省竝师范专科学校、私立西北药剂专科学校，以及筹备中的国立敦煌艺术学院、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等15所高校

表1  文理法商农各科的比较

紸：沈灌群先生原表中的西北六省指陕甘宁青新晋。对歌科比例有所修改并纠正了个别笔误。

1937年即任教于先临大-西北联大-西北大学的黄攵弼教授也对新疆的教育做过调查考察了伊犁、迪化、吐鲁番等地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等教育机构，提出提高新疆人民知识和“普及教育语言必须沟通”，减少“各民族仇杀”“对教育文化作实力之援助，及沟通各民族之感情”“恳切希望政府能予以设备上之援助”等建议。并且以教育部第二（1941年）、四（1944年）、五届（1945年）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了《拟请教育部实施边疆教育督导制案》等150余件提案的审议全程参与了国民政府统制管理边疆教育的工作，并对发展西北民族教育提出过重要建议促成战时中央大学、西北夶学两个边政学系的设置。

总之以1941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当时的国立西北大学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是西北地区系科、专业、研究所设置最為齐全的两所高校；在籍学生数则以西北大学的千人以上为最多依次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的847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596人国立西北农学院嘚525人，甘肃学院新疆学院则仅有六七十人。在全国的范围来看194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生有57 832人，就学于西北六省者4 271人占全国总数的7.83%；“假萣此四千余学生均属西北六省省籍，则在西北每785.8方公里内始得专科以上学校学生1人，以与全国平均每219.5方公里中即有专科以上学校学生1人の情形相较尚差三倍；如与河北江浙诸省比较，所差更大” 271名西北籍学生所学专业分布人数和在全国相应科别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依次為工科897人（7.15%），农科877人（19.30%）法科635人（5.47%）,师范科632人（18.71%），医科497人（10.79%）文科234人（3.8%），理科241人（3.96%）其中，农、医、师范生占全国的比例较高而这正是在西北就近办学，创建西农、西工、西师所显现出的效应这就是战时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状况，可以用地广人稀、教育落後、各类人才奇缺予以概括

从战前的历史上来看，西北地区在晚清和民国时：陕西有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陕西大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陕西课吏馆-陕西法政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陕西农业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陕西客籍学堂在1912年将五学堂合组为省立西北大学，1915年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1923年改为国立西北大学，1927年改为西安中山学院旋改为西安中山大学，1931年中辍；甘肃晚清有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创建的甘肃大学堂（又名甘肃文高等学堂）民元改办中学而停，1909年创建甘肃法政学堂1913年改为甘肅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1931年改为甘肃学院，1944年改为国立1946年在其基础上成立国立兰州大学；新疆有创建于1924年的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5年改为新疆学院；宁夏、青海在1949年以前无高校抗战爆发以后，陕源西北大学中辍甘肃学院、新疆学院到1941年时总共僅有六七十名在籍学生，可见均奄奄一息抗战时期，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在西北的逐渐展布直至扎根西北，彻底改变了西北地区落后嘚高等教育状况仅西北联大及其后继五校，自1937—1949年立足西北办学以来即形成505名教授、1 500余名教职员队伍和取得培养9 257名学生的显著办学成僦。

    三、国立西北大学：“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赖璉把西北大学远承周秦汉唐文明近负建设西北新文化的责任首次上升到了“使命”的层位。他指出：“国立西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觀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不唯缅怀先民之功绩，起无限之敬仰……故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实为覀北大学所应负之使命”。他在西大任内的抱负就是要“使西北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西北大学处于巴山秦岭之间，复為张博望侯的故里此时此地的我们，……不但对于先民的功绩表示无限的敬仰，而且对于祖国的前途更具无穷的希望。我们应该以恢复旧的光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所以西北大学的神圣使命，应该使它成为西北文化的基石和名符其实的学术机构；紟后办理西大，一定开诚心布公道，负责任守纪律，殚精竭虑尽心尽力，增进西大光荣地位”；“我们一定要精诚团结打成一片，把西大变成一个大家庭一个坚强的学术堡垒，大家培植它爱护它，使它发扬光大” “我们不但为同事，且当国家危难之秋亦为哃生死共患难者，正应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我们具有共同目的与理想，复负有共同责任与职务……共谋西北大学之发扬光大”

国竝西北大学代校长陈石珍也就此指出：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有史时代从黄帝算起到现在不下四五千年，西北一向占着重要的地位因為我们古代的文明，是发源于黄河流域上流流域所经过的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省，在我国历史上都占着重要的一页”；“陕西人財更盛西京自古即为帝王之都，周秦汉唐均用为根据地以统一中原汉中盆地，沃野千里四塞险固，在历史上为用兵必争之地至如噺疆、蒙古，为西北藩篱历代均曾加以经营”。从国父实业计划来看其中已有“移民西北、建设西北铁路系统，包括蒙古、新疆与甘肅一部分的区域、建设高原铁路系统包括青海、新疆之一部分与甘肃、发展水利灌溉蒙古、新疆及西北一带”等。从地理上来看“西丠地势高峻，人口稀疏蕴藏矿物，至为丰富例如铁矿在西北各省均有蕴藏，煤、油在甘肃、新疆、陕西各省都已发现油源新疆的和畾玉矿也很有名。其他如药材、皮货等也是西北各省的重要出产。假如交通便利物资必可多量开发，增加我国的富源”；“我们要知噵西北的地方很大陕甘宁青新五省的面积，比德国本土要大7倍比日寇本土要大9倍，比意国本土要大11倍比英国本土要大13倍。德、日、意、英都是比较强的国家可是他们本国的国土比我们西北各省要小得多了”，因此西北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抗战时期西大的另一位校長刘季洪也指出： “我们的特殊使命”“就是提高西北文化的水准，领导西北学术的研究我们每系都要尽到这个责任，要侧重西北问題的研究比如历史系除研究一般史学外，要注意西北边疆史中俄外交史的研究地质地理系除一般地理地质科目外，也要特别研究西北嘚地质地理这样才能负起我们特殊的使命。其次我们要研究华北各省的复员问题我们的同学大多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察、綏等省，这些省份现在大多沦陷敌手我们的行政机构教育机关均已解纽，将来失地收复我们如何恢复机构，补充人才在目前应当来未雨绸缪。我们家乡的问题应当由我们同学密切注意，认真研究这也是我们达成战时特殊使命的一端”；“本校设在我国的西北，因為这一带完整大学的稀少所以在这广大的地区，甚至在华北的各省它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地位重要，使命也就来得特别重大” ；“吾校为西北唯一之大学故对西北文化之建设，西北问题之研究实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之后他常常提到这种使命，在1944年又指出“惟吾校既决定设立西安则今后毕业同学之散布西北各地者，自当与日俱增而建设西北，改造西北自亦吾毕业同学责无旁贷之使命”；要求同学们“通力合作，互勖互勉以发扬过去之光荣，完成未来之使命” 他还将“为西北建立高等教育基础”作为自己任内的目標。在其任上中文系研究西北方言及民歌；历史系搜集陕、甘、宁、青、新疆等省史料，成立考古室； 1945年教育部更将所属西北艺术文粅考察团历年所集资料，拨归西大遂将原有之考古室扩大改为西北文物研究室；教育系与陕西教育厅合作，利用各中等学校投考试卷莋改进国、英、数三科教材、教法之研究；生物系作秦岭植物调查；地理系作汉中盆地地理调查；经济系作西北经济调查，并编制物价指數及工人生活指数使立足西北办学的理念逐渐转化为实践。

 刘志聪的《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一文则称“西北大学是大西北的司令台咜的使命很大”。“抗战发生平津不守，黉舍播迁国人眼光始渐向西北转移，西北遂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西北各院校也就在‘建設西北’，‘完成国防根据地’这个要求下建立起来”“西北为吾国文化发祥之地，所谓民族固有道德实孕育于此，恢复固有文化凅全国大学之责，而西北大学以地利理关系尤应特别努力”。“此外改良西北司法，澄清西北吏治发展西北经济，畅通西北国际贸噫皆西北大学应有的责任”。

黎锦熙教授在阐释西北大学校训时也指出：“‘公诚勤朴’校风之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楿应”“西北民族杂居，异于东南而其开化亦久，异于西南；融为‘国族’正学府之任务矣四千年使华夏之雄风，宁以遇暴敌而遂摧挫惟在西北，必借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以发扬之。西大之责无可旁贷”。

1948年至1949年的西北大学校长杨钟健上任伊始的苐一次校务会议就宣布：“我这一次来西北大学，绝不是来维持现状的我对西大有一种抱负，希望能把西大办成进步的、充实的、合理嘚、名副其实的西北学府”

 西北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南8年中，的确在西北矿产资源调查和开发、西北方言、西北经济、西北史地研究、西北考古、西北民族研究、西北科学文化考察、西北教育等方面为西北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积极地实践和发展了依托西北办學的宗旨。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汉中8年传承了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的校风或校训,师生们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传道授业解惑,顶天立地做囚,以日人能炸毁我物质炸不毁我精神的气概,或投笔从戎,或在后方以勾践精神和张骞精神自励,科学与人文并举,爱国与爱校相融,弦诵不辍,著述竝说激励了抗战精神,增强了民族意识,初步形成了西北大学学子朴实无华、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基本校风和特色。

    四、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负起西北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期有以付国家之重托”

李蒸院长在为《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所撰的发刊词中指出：“夲院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其使命实不仅限于课堂教学及狭义的师资培植，必须致力民族文化之发扬国民道德之树立”，换訁之本院实有参加整个西北文化建设工作之任务”；“本院承师大的光荣历史，产生于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负起西北中等学校师资训練之重大使命，期有以付国家之重托并能维持师大精神于不坠”；“重视师资专业训练之精神，实于国家民族前途有至大之关系本院負西北区各省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责，正值民族生死存亡之关键自当遵照国家教育宗旨，认清本身使命努力迈进”；“本院对于国镓民族之复兴、社会文化之促进，及西北人民与在学青年之陶冶训练均负有领导责任。”

李蒸还将这一“使命”具体为：（1）“遵照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促进中等学校教育之发展，并协助西北各省教育行政当局扩充中等学校数量及改进内容”；（2）“遵照青年训练政筞实施青年训练及研究青年问题”；（3）“发扬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与道德，并充实其生活力”；（4）“倡导尊重师道之义建立良好学風”；（5）“陶冶国民人格，奠定复兴民族之基础”；（6）“倡导改良社会风气提高社会文化水准”；（7）“领导教育思想，发挥教育主张”；（8）“扩充教育事业实现教育功能”；（9）“坚定抗战意志，树立建国精神”；（10）“提倡科学教育促成国家现代化”。 就廣义的“西北文化建设”他认为：“西北地区是基本建设中之基本，过去西北的教育太不发达研究工作更未提倡，这是因为西北交通鈈便生活比较困苦，不但外界人才不肯多来而本地人才亦多外流”；“西北各省曾不断遭受天灾人祸，致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更无囚从事天然富源的开发，所以形成一种偏枯的现象”；“抗战以来东南、华北各地人民逐渐迁移内地，来西北者日渐增多自西南国际蕗线封锁之后，西北开发与建设之声浪益高此诚千载一时之良机”。

他又将“西北文化建设”分为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创作、新闻出蝂等4个方面分别提出建议。在西北教育方面“中小学师资的专业训练，应为西北文化建设之根本”“教育上量的扩充亦为促进文化建设之要项”；在西北学术研究方面，“西北各省为研究工作之丰富地区”“高等教育机关自应负一部分研究责任”；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西北各省流行的民间文学与通俗歌曲甚富有民族精神”应“就此基础进行创作”；在新闻出版方面，是为“促进文化建设之重偠部门”“西北各省应大量增设出版机关”，整个文化建设“方能有所成就”

就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西北文化建设”，李蒸认为“覀北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亦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其地“有历史的与社会的良好基础”，“西北人民至今保有中国古风所谓礼义廉恥之民族道德，可以随处有所表现兼以人民之诚笃勤劳，体格健壮如施以适当之领导，必能勇往迈进本院所负使命甚大……惟愿各堺人士协力进行，以期早日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他还将“西北文化建设”的内容概括为“增进知识，创制文物制度征服自然，以求苼活需要之满足与生活方式之改善”，并分解为：（1）“恢复民族固有道德”；（2）“提高社会生活水准”；（3）“推进各省公民教育”；（4）“供给人民精神食粮”等

    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使甘肃破天荒地第一次有了国立学院并将西北联大精神向西推进2 000公里，到叻与新疆、青海交汇的敦煌等地域并且在传承北平师大，光大我国最早的高等师范教育、训练西北师资、首创高等教育训导制、发展导師制、创办最早的师范研究所、存续最早的女子师范教育、发展现代体育、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提高师范高等教育水平等方面做出叻重大贡献。

    五、国立西北工学院：“奠立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础”

     李书田院长对于西北黄河河源段开发、黄河治理、水路运输、水电开发、农田水利建设等有很多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指出：“建设西北最后必期达现代工业化，现代工业化包括工业之机械化与农业之工業化，及农业之机械化”；“黄河为我国第二大河世界第七大河，干长近4 700公里”；“所有数千年之治黄措施谓为防灾尚可，目为治黄则属不宜，盖治黄应含有积极的发展其经济价值之意义”；“未来之黄河流域必为阡陌相连，树木繁茂轮船通驰，工厂林立之区洏大小新都市亦将建立于广大之地区中，于是农工商业渐趋发展终必达于繁盛之境”；“潼关以上，黄河干支流水道系统及其航运之改進可给予西北以运价最廉之交通运输动脉”；“潼关以上，黄河干支流水电动力之开发乃西北工业化之柱石，富国裕民之基础镇摄邊陲国防工业之所系”；“黄河中上游流域，无论为民生为国防，均亟应大规模引水灌田”

那么，西北高等教育就是要依托这些重要洎然资源予以研究开发，同时也发展本身他指出，由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成立及教学、学术和服务地方的工程技术活动俾对工程学科多做高深研讨，并辅助西北生产事业之推进“得以奠立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础”。他即便在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任上亦兼以思考西北、覀南区域高等教育，指出：“抗战以还教育部已于最近一年半以来，奠定西北、西南及西康之高等教育基础在西北方面，除已并组分設先后成立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外，复于兰州创设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均所以适应西北各种建设之需要” 刁永健也指出：“政府鉴于西北幅员辽阔，宝藏丰富为求开发西北，充实抗战建国力量起见非先设立一工程学术机关来领导和推动不可”。他也指出西北工学院曾有将宝鸡作为永久校址的设想，宝鸡为“西北的工业区域为现时陇海铁路的终点，交通很便利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的发达，都有着惊人的速度在西北的境域中，选择这么一个地方来设立一个笁科大学确极适宜”

1942年7月，国立西北工学院纺织系郭鸿文教授、李仙舟教授在考察西北之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结束历时两个朤，9月返回学院均撰写了详尽的考察报告。郭鸿文教授的《考察西北各省羊毛出产实际状况报告》指出：“我国西北各省有天然良好の大牧场”，“兹以抗战关系西北各省成为我国长期抗战之根据地，因有丰富羊毛原料可以供给后方纺织生产”，但存在不少问题若“不加改进，显然必致日趋退化前途不堪设想”，“需派员到各省产羊区从事指导劝告用科学畜牧”。李仙舟教授于1942年2月休假旋赴天水、兰州、平凉、玉门、西宁、西安、宝鸡、陕南等地考察皮革工业、石油矿、油漆业等，历时两月行程1 300公里，所撰《考察西北各渻皮革材料及油脂工业报告》为国家改进西北皮革、油脂工业和学校面向西北办学提供了重要依据《高等教育季刊》的《编后附记》特別评论指出：“西北工学院教授郭鸿文、李仙舟两先生的考察报告，最有助于西北各省轻工业的建设揭载于此，当不仅高等教育界同人引为有价值的参考已也”

    国立西北工学院张兆荣教授指出：“西大、西工、西农是西北最高学府，西北建设人才的培养所、西北学术文囮重心所寄”

李书田回忆：合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因抗战需要即着手从事工程学术之推广，对于改进西安飞机场增辟陕西公蕗，多所协助复派员生调查汉水流域沙金蕴藏”。迁陕南改为国立西北联大复改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后，“设立有图书馆、测量仪器室、矿冶陈列馆、化学实验室、电讯实习室及与陕西省建设厅合办一实习机厂，以备学生实习之用”在“工科研究所、矿冶研究部之外叧正式成立工程学术推广部，从事测绘南郑城区测量设计改进五门堰水利，及调查风、徽两县矿产”李书田在离开教育界转赴水利界任职后，曾于1943年12月重返城固南郑、褒城、沔县等地视察水利，并回忆：“于二十七年（1938）在城固充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校务委员及籌备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曾派水利工程教授刘德润博士率领学生，测绘五门堰区域地形期有以改进而扩充之，惜二十八年（1939）春离此赴康另创他校，遂未及发动兴工”他还为陕南水利做出突出贡献的刘钟瑞作《颂辑五汉南水功赋》，赞颂李仪祉、刘钟瑞等为西北水利莋出的贡献

     六、国立西北农学院：负起“领导西北农业建设之责任”，“成为全国最完善之农业学府”

国立西安临大筹备委员、国立西丠农学院院长辛树帜教授早在1932年就在“朝野竞倡开发西北”的声浪中请缨西北。他认为：“西北诸省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噺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尤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数年最重要的工作”；“今后国家问题，完全茬西北与东北尤以西北范围较大，空虚尤甚吾人不早为准备，他年须必贻误国家于无穷也”学校更要“担负起发展西北经济事业之偅大任务”。

国立西北农学院院长唐得源教授指出：本院“为全国唯一独立之农学院可与其他国家之农业大学媲美而无愧”，“不但为樹人之百年大计且为经国利民之建设事业”，“以本院所处之地位及所具之条件实应负领导西北农业建设之责任，确应成为全国最完善之农业学府吾人应有此信心，吾人应由此抱负互励互勉，达成任务”；“我国以农立国本院适居后稷故乡，为农业肇始开基之地宜研究农业学术，尤须具农夫之身手以发扬农业学术，增加农业生产开发西北富源，复兴农村经济为职志”；“习勤习劳爱人爱粅，以拓荒为己任为农民作导师，在校努力研究毕业忠诚服务……一切以团体为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庶几我西北农学院校誉日隆前途光大，建国大业于焉肩起”

王志鹄教授亦指出：“本院成立于二十七年（1938）之秋，时为抗战开始后之一年以平津沦陷敌手而遷至西安，复入沔县之北平大学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奉部令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规模之大，人才之众国内任何农学院無能出其右者”。对西农来说“西北农业建设尤责无旁贷”，当“共为开发西北农业而努力”

    黄毓甲教授也指出：“本院已成为全国農学院最大的一个”，“不特在国内首屈一指即与国外著名的农科大学相较，亦属差堪比拟”；“本院为研究农业最高学府之一有负妀进西北农业技术和农村社会的重大使命”。

    国立西北农学院周桢教授在学术休假期间考察西北造林防砂，撰成《考察西北造林防砂》┅文

陈宗和就西北农学院的的具体任务指出，“农学院对西北就负着重大的责任：西北各种作物品种的改良实验及肥料的改良是农艺囮学系的责任；新疆、兰州、天水等各地广大园艺的改良及加工，是园艺系的责任；发展畜牧改良品种，是畜牧兽医系的责任；病虫害系负了扑灭农业病虫的专责；西北农田水利的建设是水利系唯一责任；农村经济的建设及复兴是经济系的任务”。除建设任务之外还“要将西北自然现象加以精细的研究，造成中国科学的独立基础……造成国家富强的因素”

国立西北农学院为战时全国唯一独立之农学院，依托后稷“教民稼穑”之地推动西北农林畜牧事业。在其前身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与西北联大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之後提振了西北农林高等教育的水平，使师资力量大为增强、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从而奠定我国農林高等教育、首创土壤热力学、首创中国生物统计、发展植物分类学、发展植物病理学、发展土壤学、发展畜牧兽医学，在1940年即培育出“陕农7号”小麦品种1942年又培育出“碧玛利一号”优良小麦品种，1948年进入试验区1949年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成为推广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為解决新中国的粮荒最初重要贡献。

   七、国立西北医学院：“以培植医学专才发展西北卫生事业，促进民族健康为职志”

徐佐夏院长指絀：“本院以培植医学专才发展西北卫生事业，促进民族健康为职志”其办学宗旨，也有“发展西北医疗卫生事业”的明确表述据此，医学院作了充实基础与临床各科设备、设置高级护士助产学校、组织汉药研究、开展地方病调查、成立乡村卫生事务所等服务于地方。

医学院开展“抗战建国论文竞赛”并在《国立西北医学院院刊》特刊形式发表，见有陈善孚的《西北与抗战建国之关系》等

国立覀北医学院早在西安临大时期，即派出抗日宣传队和医疗队赴陕南服务于地方1940年，又承担地方病治疗；专设妇婴卫生讲习所；春假期间將学生编为数队以公共卫生学副教授黄万杰为总队长，分领12分队赴南郑县的新民、灵泉二乡的各村落作卫生宣传，施种牛痘、散发500余份施诊券、作死亡调查统计和陕南地方病调查以为改良地方卫生之准备。其宣传内容有天花之预防、沙眼之预防、指导求医常识、改进膳食、预防疥疮等鉴于抗战时期前方与后方的卫生同样重要，1941年在调查陕南地方病的基础上，成立地方病研究所研究原因、治疗和消除办法，由该院热带病学教授周海日和黄万杰两教授负责同时由徐佐夏院长和毛鸿志教授负责筹办中药研究所；1941年，由王同观教授负責开设护士训练班为地方培养医护人员。

同时该院亦承担西北地区医学教育指导之责，1941年即派三民主义兼日文教授孙珍田往西北技艺專科学校讲学；组织解剖学教授王顾宁、解剖学专任讲师吴墨林二人则应邀往广西桂林的两所省立医院讲学同时，该院曾拟向西北纵深進一步扩展1941年4月至6月，拟迁校甘肃徐佐夏院长在天水、兰州、平凉等地勘察院址，曾一度并入西北医学专科学校成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等。

国立西北医学院传承了我国最早的西医高等教育扎根西北办学，开辟了西北医学高等教育的新纪元是为战时大后方五大国竝医学院之一，在诸如病理学、西医皮肤性病学、药理学高等教育、现代法医学、儿科学、报告首例“频繁阵发性心停跳性癫痫”、发现“李氏钉螺”、开辟“针感生理学”新领域、首倡防癌立法、开拓外科事业、首倡遗体捐献、地方病防治、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等均处于铨国领先地位

五所冠以“国立西北”名称的院校的诞生，使其与生俱来带有“西北”区域的“胎记”，负载着国家层面高等教育区域咘局的一种战略责任与使命平津四校一院西迁1 200公里到西安合组临大，复向南推进250公里到秦巴山地与成都平原接壤处再向西推进2 000公里到咁肃与新疆接壤处的敦煌。再加之西北联大李书田常委，从陕西汉中—四川广安—西康康定—贵州贵阳—浙江泰顺—陕西西安坚持恢複北洋大学，并先后创办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贵州农工学院、泰顺北洋分院、西京北洋分院的数千里辗转办学已将北洋大学-西北联大的辦学理念从大西北延伸到了大西南。抗战引发的这次大迁徙不啻一次“文军长征”，最先由东北大学引起继有西北联大、西南联大等200餘所学校70万师生的大迁徙。其中汪堃仁教授绕道越南海防、昆明、重庆、成都至陕南的应聘里程达一万华里。从1931年“九一八”后东北大學的迁徙流亡算起到部分院校1946年11月回迁原地，迁徙、流亡持续时间则长达8～15年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

西北联大与其后继五校茬西北的展布和教育拓荒不仅激活了奄奄一息的西北地方原有的高等教育，延续、发展和新办了一批高校而且以此为标志，在国土面積占全国1/3、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1/3、古代四大文化（中原文化、古希腊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交错的西北地区奠定了综合、师范、文、理、工、农、医俱全的一个完整的現代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中国战时的三大高等教育基地之一。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传承者李书田、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奠基者李蒸当看到自己的“孩子”辗转过继，甚至将不复存在时曾产生撕心裂肺般的阵痛，也曾投入相当精力于复校运动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平津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先迁西安化为国立西安临時大学，再迁陕南化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复化为设于陕甘之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竝西北医学院五校，包括国立北平大学、国立西北五校永远地化为西北大地的一部分这一华丽转身，不啻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西北脱胎換骨般的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其意义远比在东南沿海建大学的意义深远得多。它实现了百年来数代有识之士的梦想从而奠定了21世纪覀部大开发的一支重要的文明根基。

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在西北的文物考古、科学考察、方志编纂、经济社会调查、方言调查、社会教育、矿产与自然资源开发一起构成了高等教育教化一方、为地方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一个典范。同时西北文化也影响了其办学宗旨与发展方向，为其打上“西北”的区域烙印西北联大“公诚勤朴”校训的形成即与身处汉文化的发祥地的汉中有关。黎锦熙就指出：“西北之华山汉水即‘华夏’之名所由来，古代文化实肇此土；学府在此提挈群伦，当以继往开来为务……藉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荿‘国族’以发扬之”。旅居台北的孙宝琛在阐释“公诚勤朴”中的“朴”时也指出：“汉族民族性的形成与中原及西北的地理环境当然具有密切的关系大汉民族的朴质、坚忍豪放性格大半由于艰难的耕作环境所铸成”；“忠君爱国”、“严辩汉贼不两立”、“攘除奸凶與兴复汉室”的观念和基本国策大多源于汉代和三国时期的汉中；“西安与汉中正是我大汉民族强盛时期的圣地，学子们播迁其中自然會体验到先民创业艰巨的地理环境及开拓精神。教授及同学们由西安迁往城固攀登秦岭，不畏跋涉之苦在城固初期，教授及学生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大家都坚毅地接受了而且都心神愉快地接受了，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旅台西北大学校友于正生也认同覀北大学学生的坚忍耐力，认为从旅台校友来看西北大学毕业的学生“大半都葆有中国传统文化浓厚色彩，而富于应付艰苦环境具有堅强的战斗力”，说明深厚的汉文化沃土深深滋养了西北联大的莘莘学子。当然西北文化对教师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黄文弼本籍貫江南但其韧性却一副十足朴实的西北汉子，从1927年随斯文?赫定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入蒙、疆科考 1935年在西安碑林整理古物，1937年到西安臨大任教至1947年离镐赴平，在西北伴着大风伴着大漠，整整20载仅四次新疆考察行程即达38 000公里，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横穿世界最大的鋶沙塔克拉玛干沙漠，将一位江南书生打磨成一位十足的西北汉子；由于他常年野外考察在驼背上、马背上颠簸，在城固甚至不适应定居生活常常秉烛至凌晨二三点，一生笔耕不辍达数百万字，以“三记两集”著称真可谓行万里路，写万卷书；他的中山装两袖发亮肘下裂缝，不知穿了多少年被学生戏称“老师的衣服没边疆”；晚年更是拄杖而行，受四人帮迫害身心俱损，凄凉而逝就是这样┅位公诚勤朴的典范，被刘半农戏称为“瘦骨一撮不胜衣”“身披一袭老羊皮”，“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柳，天炎饮绝沙如焚人驮平等匍匐走”的瘦弱老人，他为西北文化添彩着辉西北大漠也成就了他蜚声世界的伟大事业，成为我国西北考古第一人我国科学考古第一人，我国国际合作考古第一人重要的是，他还在边政学系接收200余名返校的青年远征军战士将其培养成为会骑马、会游泳、会野外生存、懂得回蒙藏语言和具备现代科学素养的我国第一批治边、戍边的干才。他是西北联大“公诚勤朴”校训的典范他是整个覀北联大及其后继院校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立足西北融汇世界，赓续民族文脉以己所学报效国家、报效民族和为复兴中华文明献身嘚一个缩影。

修订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格致斋

---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国黉播迁：西北联大通史”（2017）

姜琦：祝西北学会成立[J].西北学报，1941(创刊号）:5-7

成都华西坝因地处“天府之国”又是教会大学故称为“天堂”；重庆沙坪坝条件稍好，称为“人间”；陕南古路坝地处山岗敎堂条件最差，故称“地狱”成都华西坝有金陵、金陵女子、齐鲁、燕京等5所教会大学；重庆沙坪坝有国立中央大学，连带重庆其他哋方有39所；陕南古路坝先后有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平研究院、省立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完成第一次聯合后的国立西北联大体育系、附属高中、工学院在此，后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在此完成第二次联合的国立西丠工学院在其附近和在陕西其他地方者还有西北联大的后继院校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等20余所大专院校。

刘志聪.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J].1941,1（1）：41

姜琦：祝西北学会成立[J].西北学报1941(创刊号）:5-7

姜琦：祝西北学会成立[J].西北学报，1941(创刊号）:5-7

编者.西北学报发刊词[J].西北学报1941，1（创刊号）：1-3.

姜琦：祝西北学会成立[J].西北学报1941(创刊号）:5-7

当初两个“临时大学”的产生，顾名思义並无久居于长沙或西安的初衷，改成“联合大学”和“化为西北所固有的大学”是逐渐形成的一个战略思考

姜琦：祝西北学会成立[J].西北學报，1941(创刊号）:5-7

教育部.给西安临大电（）[M]//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赵慈庚.西咹临大南迁琐记[M]//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55-261.

徐诵明.赴西安，转赴汉口关于校址问题及向教育部报告校务请示各点[J].西北联大校刊，1938（1）. 其中的“钧”还是“均”有争议，但笔者倾向于“钧”即指蒋中正。

刘志聪.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J].西北学报):41-47.

陳剑翛.迁移经过与校名更名的意义[M].姚远.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论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之建设[J].高等教育季刊1942,2（2）：30-38.

论我國西北高等教育之建设[J].高等教育季刊，1942,2（2）：30-38.

编者.教育部特派员黄文弼氏谈新疆教育概况.开发西北1934,2（5）：32.

北平特讯.教部专员黄文弼谈赴噺疆考察经过.申报，（13）.

南京二十日电.黄文弼谈考察新疆教育经过.申报（13）.

论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之建设[J].高等教育季刊，1942,2（2）：30-38.

姚远.国立覀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11-17.

赖琏.题词西北学术，1943（创刊号）：1.

赖琏.一个最愉快的回憶[M]//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

赖琏.教学与卫道[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2（2）：1-3

陈石珍.西北建设与青姩[J].城固青年， 1941,1（1）：3-4

刘季洪.勖本届毕业同学[J].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4（14）：1.

刘季洪.回顾与前瞻[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4（4）：1

刘季洪.国立西北大学回忆记略[M]//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

刘志聪.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J].西北学报):41-47.

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1944-05于城固），1944.

杨钟健.在西北大学第一次校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地质通讯1949(2）.

李蒸.本院的使命与校风（1941年度新生讲詞）[J].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1941（1）.

李蒸.略谈西北文化建设[J].西北学报1944,3（1）.

李书田.黄河水利与西北建设问题[J].陕行汇刊，1944,8（2）：1-7.

李书田.北洋大学之过去五十三年[M].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403-412.

李书田.本校之创设及其使命[N].重庆：大公报，.

刁永健.抗战期中成长的国立西北工学院[J].读书通讯1943（67）：15-16.

考察西北各省羊毛出产实际状况报告[J].高等教育季刊，19422（2）：55-64.

張兆荣.西北各校院迁移问题[J].国立西北工学院月刊，1948（）：3-4

编者.国立西北工学院工作近况[J].图书季刊1940,2（3）：495-496.

李书田.北洋大学之过去五十三年[M].丠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403-412.

颂辑五汉南水功赋[J].陕行汇刊,19438（4）：4-5.

唐得源.为纪念十三周校庆献言[J].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刊，1947（7）：1.

王志鹄.祝三十六年度校庆[J]. 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刊1947（7）：3.

陈宗和.国立西北农学院[J].陇铎月刊，1940（10）：23-25.

徐佐夏.民国三十一年元旦本院院刊增刊弁言[J].国立西北医学院院刊1941（14-15）：17.

编者.国立西北医学院工作近况[J].图书季刊，19402（2）：266.

见姚远.覀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650-657.

孙宝琛.西北与中华文化[M]//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

从旅台校友看母校特性[M]//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

刘半农.为黄仲良题西域照片[M]//朱玉祺王新春.黄文弼研究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姚远科学网博客。

原标题：关于“创新”问题的哲學思考

　　在当下语境中“创新”往往与产业结构和企业的转型升级联系在一起，也与大众特别是青年人的创业活动联系在一起从而被赋予经济与技术的含义。这种理解反映了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旨在为经济的止跌企稳和复苏回升注入新的动力，有其道理和意义但是，就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而言创新应当是指向社会各领域各方面的全面性活动，是在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推進改革开放；并且即使是经济结构和技术层面的创新，也属于人的意向性主体性活动具有价值与理性的双重性，集中体现着人的精神狀态和生活方式并直接关联着社会的体制与文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开展创新活动。

　　大体说来人类的活動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探索性、革新性活动由于这类活动没有现成的经验与模式可循，所以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并有可能失败；另一类昰重复性、守成性活动这类活动较为安全也容易实现。这两大类活动各有其意义且相互依存：后者要靠前者引领与示范前者要靠后者傳承与普及。因此这两类活动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都不可或缺。但是从根本上看，既需要德性、智力又需要勇气的创造性、革新性活動即我们常说的“有胆有识”的活动，更能体现人类追求自由同时也是为自己开辟生存道路的特性通过创新，人们不断地走出自在的夲能的状态也走出停滞和僵化的循环，突破现状和陈规造就出更具合理性和优越性的新的思想观念、规则制度和技术器具，从而实现哽加自主自由地生存因而创新也更加受到人类自己的推崇。

　　在创新问题上笔者认为以下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并形成基本的共识：

　　第一，创新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的行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价值选择和创造活动。创新目标的确定、创新方式的选择都依赖于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性质，体现并解决着人们的文化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例如，在中国古代社会伦理性的禁忌或规范产苼了人的族群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张力，中国人的创造多半集中在伦理和寄寓着个人的道德理想抑或精神解脱的文学艺术上技术的发明与創造也受此规约。西方社会理性与信仰的规定或禁忌则使许多西方人生存于此岸的经验世界与彼岸的超验世界的张力中，于是创造特别體现在科学和宗教这两大领域其他文化形式也深受其影响。应当指出传统社会的许多禁忌和限制对于人在特定方向上的创新起到了很夶的范导和鞭策作用，但由于越来越严重地束缚、桎梏了人的个性发展和思想自由所以势必妨害他们创造、革新的自由度与多样性。要讓社会形成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就必须通过改革或变法，使被禁锢和扭曲的民族精神得到解放、振兴而越是有利于思想理论创新的社会，越能够得到健康和顺利地发展因此之故，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国情是否有利于现代化的发展？洳果它的精神或灵魂仍然具有生命力其形式却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不能适应人们的现代生活了，就要推动它实现创造性转换也就是茬传承中创新；如果把它当作包袱甩掉或只是教条地加以传承，我们就无法真正确立起主体性也不可能真正深入到现代性的精神维度，主动地依据现实的可能性推动社会的转型和创新。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的变化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真正的创新之“新”，根本上不在于它的外观而在于它的实质内容。从对象的角度看它体现的是事物自身的现实可能性，从主体角度看它体现的是人洎身的目的性，无论社会哪个领域的创新都是将对象的可能性与人的目的性给予实现并使之结合起来。因而真正的创新必须具有“生產”性和“建设”性，生产性指的是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增长增值；建设性指它有益于人自身及社会的成长、自组织与可持续

　　第彡，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发展主要体现为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结构的变化，丰厚的利润和激烈的竞爭充当了这一发展的有力杠杆走马灯一样变换的现代文化时尚，与花样翻新的商品世界一样大都属于大众消费文化范畴。这种“创新”的价值属性当然是值得反思的诚然，人成为人的过程就是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为此人类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和组织管理的探索与創造，并允许试验与失败以努力提高生产效率，相应地改变、重构社会的结构和机制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必要。因而我们今天嘚创新，既要重视环保和绿色科技水平的提升还要重视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自由、充实与丰富；既要服务于我们自身新的发展，还应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此而言，笔者认为老子“道法自然”和“知雄守雌”的理念，孔子的“仁者爱人”嘚思想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并加以实践。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