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又称儒学、儒教、孔孟思想、孔儒思想，是起源于中国并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遭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轻徭薄赋，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保国安民，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儒家是中国古代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与其它诸子百家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国人代代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中国人基因中的责任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忠孝思想（仁、义、礼、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伦理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到现在还是华人的主流思想。

儒家对中国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巨大。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包括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儒家也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著作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等。

然而，儒者为何名为儒，儒字又是何种含义？这个却是许多人皆未求深解的。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认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儒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 各种宗教仪式。他说：“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

胡适《说儒》中，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而正是这个将儒释为柔，引来许多不同的说法，甚至于立场截然不同的大辩论。胡适认为儒者为殷遗民，而这些人于亡国之后，沦落为执丧礼者，儒为周代社会对有此类文化之术士之蔑称。因已遭亡国，其文化只能以柔弱之势存在。

据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考释，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濡身之形。上古原始宗教举行祭礼之前，司礼者必斋戒沐浴，以示诚敬。不仅证明了胡适的儒最早是殷商教士，是宗教神职人员的论点，也为儒教（非儒学）是宗教找到了证据。

李泽厚也认为儒家是巫师演化而来的。孔子自己曾经说过，“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但同时，他也指出了自己与专门沟通鬼神的术士有所不同，“吾求其德而已”。 从孔子开始，“儒”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渐渐地脱离了巫的知识范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开私学的教育家，人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及弟子把古代为贵族所垄断的礼仪和各种知识传播到民间，逐渐形成儒家学派。因此，儒家是承袭殷商以来的巫史文化，发展了西周的礼乐传统，是一个重血亲人伦，追求现实事功，礼教德治精神始终一贯的学派。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有人认为儒者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国故论衡·原儒》）。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

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

《史记·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儒家在先秦时，和诸子地位平等。在秦始皇时受到重创，即所谓的"焚书坑儒"。至汉代，汉王朝以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为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经，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因而儒学本身便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由于宗经而尊儒，这也是儒家交上好运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古，"儒分为八"（《韩非子》），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这便是先秦儒学……

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传统社会的瓦解，致使孔子圣人权威丧失。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时，近代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孔运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派的辛亥革命以及达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八十多年前，时人发愤于国之积弱，诟龟呼天。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运动"。他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

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发起后至今，其间又遭"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亿万人民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这样使孔孟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至此，历五四，经文革后的儒家所有学说，似乎全是恶名昭著，不屑一提。甚至于一些人一听说是"儒学"、"孔孟之道"，就怒斥为"腐儒"、"孔老二"，神经紧张地象似拉上弓弦的箭矢，不分青红皂白大加诋毁。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仪礼》、《乐经》、《》、《》。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孔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九渊、王守仁。

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书为经典；

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柔者，弯曲又笔直之树木。好似象鼻，可直可曲，变化自如。

术士，魔法通达者方能尊之为士，别名术数之士。

术，方术；秦始皇时有徐福，上书曰：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居住神仙。愿领童男童女数千、充备三年衣饰、蔬食、膏药和耕具。乘坐巨蜃楼，入东海，访仙山，求仙人。耗资巨大后，但没有消息。

数，气数；《鹿鼎记》韦小宝的四十二章经,关乎到“大清龙脉”。“风水宝地”。

明朝，有名术士方景阳，孔嘉党羽，都督张体乾，诬告扬州知府，刘铎代、李承恩二人图谋陈解狱案，勾结方术士方景阳诅咒魏忠贤，结果刘铎竟被斩首。

《》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

孔安国《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汉书·地理志下》：“并六国；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

中国古代儒家把人按身份划分为九流，复杂一点的还有什么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

师爷、衙差、升秤、媒婆、走卒、时妖、盗、窃、娼高台、吹、马戏、推、池子、搓背、修、配、娼妓 打狗、卖油、修脚、剃头、抬食合、裁缝、优、吹手 巫、娼、大神、梆、戏子、街、卖糖，巫是儒家下九流中的最垫底的阶层而被贱视

2、孔子学说的学派。崇尚等级制度和用三纲五常来维护统治的学说。主张“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西汉以后，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派。《》：“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奏启》：“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之式，秉儒家之文。”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一编第四章第九节：“ 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

3.指读书人家。自从春秋以后教书匠崛起，儒家逐渐从巫官，术士过渡到唐宋的士大夫。

4.归于哲学家的学说。

儒家“知天文、识旱涝”（章太炎语），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也是封建的根本。儒家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昂扬向上的学术流派，堪称民族脊梁。

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起，周朝的封建统治开始衰落，皇族子弟的教师，以及有些皇室成员本人，都散落在民间，以教授经书为生，有的因谙习礼仪而成为人家婚丧嫁娶、祭祀或其他礼仪的襄礼(司仪)。这些人被称为“儒”。

“儒”字，《康熙字典》解释：《唐韵》人朱切《集韵》《韵会》汝朱切，从音襦。学者之称。《周礼·天官》：四曰儒，以道得民。

从白话层面理解有两种意思：其一，儒即有道之士。《扬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即儒为会通天道、人道者。《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说：“凡有道术者皆称儒”。其二，《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 不过，一般《说文解字》的后一意接受较广。“儒”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即今所谓“学者”，是极普泛的一种名称。《论语》，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那时只称有知识才艺者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儒学并无确立神秘力量为文明核心并统御教徒的特点，相反，儒学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为主体的思想。

儒家思想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为宗师，所以又称为孔子学说，是对中国以及远东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分别通过“师”与“儒”来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行为规范和处世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将之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流派，正统的官方思想。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因此儒家思想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了全社会。

儒学在历史上也多次遭受严重冲击，近至满清的文字狱，毁古书严重的《四库全书》，远至秦始皇焚书令等。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

“来源于尧舜与西周的《尚书》《诗经》在孔子时代已经成为包括孔子在内的人们所依凭的文化经典。”

孟子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值得商榷）。

伦理学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

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分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要有抱负且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要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君子远庖厨”等。

荀子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做不到”与“不去做”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

在国际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华夷之辨”。华夷之辨在古代促进了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近代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儒家有一个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但是孔子编修《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而且也通过遣词用字的方法，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称之为“微言大义”。由于历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中国的编年史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没有中断过。

儒家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儒家典籍《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

儒家的格物致知就是专门从事科领域专业知识的研究，此学派已失佚，后来成为儒家认识论的重要问题。子曰：“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读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这是儒家轻视专门人才的思想根源。明代撰写《天工开物》的宋应星，也是六次科举不中，才转而研究科技专业知识的。

孔庙作为一种礼制性建筑物,既是祭祀孔子及先贤先儒的专用场地,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它的发展景状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孔子在不同时期所获礼遇的程度。孔庙大成殿内所奉祀：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门十哲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中表现出类拔萃的十位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对应老子四真十子。

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通过复兴周朝的礼乐官学传播教孔子化。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孔子重视六经是因为看到了六经中蕴涵的先王之道。

诗书礼乐之道是春秋时期贵族子弟的学习科目。“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贵族教育“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而平民教育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认为以诗书礼乐教化，“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孔子读《诗经·小雅》叹曰：“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盘》，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孔子编订《尚书》以尧为起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解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政治。一方面，孔子主张仁政，一方面主张明德慎罚，以刑佐教。孔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六官就是《周礼》中的治国政的冢宰、管教育的司徒、 司礼（礼法、祭典）的宗伯、司兵（军政）的司马、主刑（诉讼、刑罚）的司寇、主土木的司空。此外，孔子“志在春秋”，并认为《周易》中有“古之遗言”。

由于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详。子张是孔子张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率语·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 （《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的弟子以后即成“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

“子张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已难知其详。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儒”，说：“弟佗其冠，礻中礻覃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这个批评似乎没有列出什么学术或思想上的根据，仅讲一些言行举止而已。一般以为荀子所斥可能是指战国末期依附于“子张之儒”一派门墙的人。如清儒郝懿行以为，是指那些徒似子张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引）。现代学者敦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关于子思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论及：“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按大多数宋儒的观点，“子思之儒”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爱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

综合《论语》、《史记》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论语》中出现有32次，他的思想论清斋，讲坐忘，有清净归隐的倾向，类似于道家。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养理论。

“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观点站不住脚。因为韩非子是评价七十子弟子，孟子靠不上边。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明确说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郭沫若认为，“孟氏之儒”不仅与“子思之儒”为一系，而且也与“乐正氏之儒”为一系（《十批判书》）。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孔子家语·弟子解》作漆雕从），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据宋儒王应麟考证，“启”为原名，汉人避汉景帝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一说蔡国）人，生于公元540年，卒年不详。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治长》）。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韩非子·显学》中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他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中记：“宓（不齐）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

根据这些资料，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一派，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宓子》、《世子》、《公孙尼子》，说明他们当时都有著作（均已佚）。此外，《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蒙文通《古学甄·漆雕之儒考》）。由此可见，漆雕氏的思想分三方面：知，得智；仁，爱民；勇，刚毅勇武。有似于侠客。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陈良一派。据《孟子》记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陈良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据陈奇猷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是《礼记·檀弓上》所载的仲梁子一派仲梁子，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其为鲁人。据《礼记·檀弓上》上记：“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仲梁子曰：夫妇方乱，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中引有仲梁子语，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他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也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乐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因此当属“孟氏之儒”一系。据陈奇猷推测，“乐正氏之儒”或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因此当传曾子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另有子夏之儒。子夏之学是最注重礼制的，而礼制的强化，就是所谓的法制，宏观来讲，子夏是法家的鼻祖之一。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传达有内部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正统儒家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影响颇大。

秦焚书坑儒之后，除易经外，方士儒书基本绝迹，靠儒生的记忆背诵才流传下来。汉朝时，五经通过年迈的儒者得到复原，以汉隶书写，称今文经学。但后来在孔子故居发现隐藏了一部分儒经，以孔子时代的蝌蚪文记载，刘歆做了很大整理，称古文经学。两者在流传文本和经典解读方法上均有差异，但其后经学家郑玄基本统一了今古文，今古之争渐息，儒经在文本上的争议被平息。（至宋朝，朱熹对《大学》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后明朝的王阳明所反对，并推崇古本《大学》，于是又开始流传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对《孟子》进行删节，但因遭到臣属以死要挟的强烈反对而放弃。直至清末，时局动荡，人心思变，疑古之风日盛，今古文之争又起。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但又被其后的学者所驳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经，大多源自汉儒的流传，而解读上，则承袭了宋明儒的思想。）

谶纬思想形成于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期，到东汉则基本完备，被称为内学被学者称之为儒教。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儒家的“六经”，加上《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七纬”，以神秘主义解释七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孝经》。经籍和纬书互配，经在轴，纬在杼。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纬书内的天文占卜和未来预言叫做“谶记”，七纬之外有《论语谶》，对孔子进行神化，附会圣人神道设教。“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於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谶纬思想认为“《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

郑董仲舒玄、马融、董仲舒、谯周是谶纬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结合公羊家和五行思想，发展出“天人感应”理论，并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设五经博士。

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会，即白虎观会议，会议纪录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论》，以法令形式将谶纬之学定形，和正统经书具有同等地位。晋朝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纬书原本因隋炀帝禁止而散佚。《隋书·经籍志一》：“ 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流传下来的纬书有：易纬《乾凿度》、书纬《考灵曜》、诗纬《含神雾》、礼纬《稽命征》、乐纬《动声仪》、春秋《元命包》、孝经《援神契》、尚书《中候握河纪》、论语《谶比考》。后为和崇尚黄老列庄等道家思想的道教区分，从南北朝开始叫做儒教又被称作圣教。“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儒教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上古宗教的直接继承者。

“儒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这是孔子生前没有料到的，正如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没有被老子料到一样)。……儒教利用政教结合的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在汉代今古经学、公羊学派、谶纬三者是不分家的。公羊家和谷梁家都主张尊王说、内鲁说，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讲华夷之辨。“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公羊家以西汉董仲舒、眭弘和东汉何休为代表。《公羊传》的思想直承《春秋》，侧重于从《春秋》尊王攘夷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统”、“拨乱反正”观点。西汉初年，以尊王为主体的春秋公羊思想，成为朝野的依据。而公羊学派在公羊学被立为学官之后，更是大大的扩张了势力。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由是“谶纬”之学大兴。汉宣帝时期，谷梁传成为春秋的权威解释，公羊学随之没落，曹魏时期大儒世家司马氏登基后更是动摇了谶纬信仰。

唐代韩愈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韩愈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自汉以来至今，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但也二程有低迷时期。魏晋时期的地位被道家替代。唐代政权基本上以道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时道德神学为儒学主流，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北宋五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元朝官方地位，但陆九渊与程朱不同，虽同属理学但是同源不同流。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中华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中国宋明时期另一支理学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理学流派。南宋时，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陆九渊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杨简、袁燮等人 ，杨简将“心即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唯我”的唯我主义。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元朝官方正统思想，陆学影响不如朱学。

到明代中期，陈献章由朱学转向陆学。王守仁更是集心学之大成，并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是理”的命题 。在认识论上他推行“致良知”的方法，认为“良知”就是“天理”，“致良知”就是“明明德”。同时提出“知行合一”的革命性观点，反对宋儒知先行后的说法或知而不行的做法。王守仁是陆九渊以后影响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李贽等人影响较大。泰州学派内部各人思想不尽相同，但有共同的趋势，就是强调儒家的“圣”、“贤”是人人可成的，即便是“农工商贾”也可以成圣成贤，声称“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李贽还提出“是非无定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因此, 儒学是宗教, 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人文教”, 是即道德即宗教, 是一种没有隔离精神、偏至精神的宗教。这也就是牟宗三所理解的“作为宗教的儒教”。

1644年，明朝灭亡，这是以汉人为统治者的中国第二次亡国。明亡之后，以阳明学大儒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后儒学“把传统儒学（即前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以“新内圣，外平等” 为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继承传统儒学而又有创新的关于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后儒学》作者苍山牧云，安徽省怀远县人，当代儒家，后儒学之奠基人。其思想纵横辽远，宏博深邃，究其根底，唯“美”无他。故其学，也称之为尚美之学。从构字上解释说，“美者，从羊而大。丰盈而嫩鲜，丰腴而未老，如女子成熟，男子壮年；物正丰茂，势盛有力”。其美有三德，一曰美者尊本， 二曰美者克欲，三曰君子之美。

程朱学派，崇仁学派，船山学派，春秋公羊严氏学派，慈湖学派，次仲学派，存斋晦静息庵学派，大夏侯氏尚书学派，大小戴礼学派，大兴二朱学派，钓台学派，定川学派，东发学派，东莱学派，东林学派，东原学派，东整学派，东樵学派，端临学派，尔雅学派，二江学派，二曲学派，二万学派，范吕学派，范许学派，方耕学派，费氏易学派，丰芑学派，伏氏尚书学派，高平学派，高氏易学派，萧同学派，晓庵学派，功利学派，古灵学派，古论语三家合一学派，古论语学派，古微学派，古文经学派，古文尚书学派，关学，漆雕氏儒学派，漆书尚书学派，齐论语学派，齐诗学派，广平定川学派，广平学派，龟山学派，韩诗学派，韩氏易学派，汉上学派，汉学和靖学派，河东学派，鹤山学派，横浦学派，横渠学派，衡麓学派，恒斋学派，胡学，湖湘学派华阳学派，槐堂学派淮南九家易学派，晦翁学派，兼山学派，今文经学派荆公新学景迂学派，静明宝峰学派，静清学派，静修学派，静庵学派，敬庵学派(张伯行)，九峰学派，考亭学派，馀山学派葵园学派，兰皋学派朗夫学派乐学派，春秋公羊胡母生学派，乐正氏儒学派，理初学派，里堂学派，礼经高堂氏学派，朴学，朴斋学派，颜李学派，颜氏儒学派齐学起庵学派钱塘二梁学派，潜邱学派，潜研学派，潜庵学派，潜庵学派(辅广)清江学派，秋农学派，邱刘学派曲园学派，容甫学派，儒家学派，三礼学派，三鲁学派，三魏学派，三原学派上蔡学派，深宁学派慎修学派，石渠阁讲论会，实斋学派，士刘学派，授堂学派，蜀学，双池学派双峰学派，水心学派，说斋学派，思、孟儒学派，宋学苏斋学派梭山复斋学派泰山学派泰州学派陶楼学派，田氏易学派，亭林学派，宛溪学派，王学王张学派望溪学派，未谷学派，味经学派武夷学派五峰学派勿□学派西山葵氏学派西山真氏学派西庄学派，息园学派，惜抱学派夏峰学派献县学派湘乡学派，象山学派，小夏侯氏尚书学派，小夏侯氏尚书学派孝感学派，孝经学派，校口学派谢山学派，新学，啸山学派，啸山学派，砚溪学派杨园学派，阳明学派，养知学派，姚江学派伊川学派，伊洛之学仪征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用六学派，愚山学派，玉山学派，豫章学派，岳麓学派，粤闽王门学派，月亭学派，赵张学派，浙东学派，浙中王门学派，震沧学派，震泽学派，郑堂学派郑学止修学派，止斋仲良氏儒学派，周官礼学派，孜堂学派紫阳学派，子居学派，子夏儒学派，左海学派，巽斋学派，茗柯学派荥阳学派，蒿庵学派蕺山学派，涑水学派，濂洛关闽濂溪学派濂学，婺学，懋堂学派稷下学团，籀口学派，艮峰学派，艮庭学派，艮斋学派。

儒家经典主要有十三经。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经。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

《国学十三经》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诗书礼乐又称古之四教，周朝贵族的教科书。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六艺为“礼” “乐” “射” “御” “书” “数”）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诗经》教言圣人之志，《尚书》教行圣人之事，《仪礼》规定圣人之行，《乐经》乃和圣人言，《春秋》乃圣人微言大义。“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

秦末，刘邦，项羽攻入咸阳，项羽火烧咸阳宫，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后来的《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十三经注疏》是解释十三经的权威教参。注，是对经书字句十三经注疏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宋人将十三经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注疏”之称始流行。

王弼（魏）、韩康伯（晋）

春秋左传注疏(春秋正义)

把儒家典籍收集在一起，编成一大文库，即为“儒藏”，是儒家著作的总汇，与道家之道藏、诸子之子藏、术数加之术藏、佛教之大藏经相应。儒藏是聚集古代儒家的大百科全书，载有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学、历史、艺术、医学、化学、天文、地理、数学、技术各方面的丰富的内容。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1、准备。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2、萌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3、嬗变。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4、开宗明义。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5、沉寂。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6、恢复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7、新儒学诞生。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民贵君轻”，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礼之用和为贵”，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及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令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贺麟、钱穆、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徐复观、蒋庆、杜维明、陈复。

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面对西学的压力，清代儒家开明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张。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致使人们对中国文化作出反思，儒学内部龚自珍、魏源等，以汉学批宋学，主张改革。

之后，又有三次对的较大冲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草根阶层对儒学的冲击。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时代，变法派思想家对儒学的冲击。第三次是民国成立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各类激进主义新思潮对儒学的冲击。

面对冲击，儒学也作出反应。康有为、陈焕章创立孔教会，欲将儒教国教化。而学衡派的学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产生了新儒家。

其原因是，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为东方最有价值的思想体系，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可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按：本文系郭齐勇教授于“学以成人――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北京）”，“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分会上的主题发言。

　　今天讨论中国哲学或中国智慧，我们反对不假反思地将西方哲学范畴应用于中国古代文本，我们也反对完全把中西哲学范畴看成是绝对对立、不可通约的。

　　一、中国哲学智慧的背景与“问题意识”

　　已故美国学者史华兹说：“不能设想，诸如自然、理性、科学、宗教和自由之类的术语能够与诸如‘道’、‘理’和‘气’之类在中国文化内部同样有着复杂历史的术语恰好吻合。”[1]我们运用东西方哲学范畴时特别注意的是，哲学范畴、术语的语义范围，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它。

　　另一方面，“超越了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福柯所说‘话语’障碍的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2]因此，中西、中外哲学是可以比较，可以通约的。

　　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及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与犹太――基督教式的创世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

　　牟复礼说：“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这在所有民族中，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开化的，中国人是唯一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正是一个本然自生的宇宙的特征，这个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绝对超越的意志，等等。”

　　“无需置信仰于理性之上，它强调伦理和社会事务上的理性，它的知识问题很少涉及那些无法用道理来阐明的信仰。”[3]中国上古的神话基本上是英雄神话，而没有创生神话。

　　当然，中国有盘古开天的故事，西南少数民族有类似传说，但基本上是晚出的，公元3世纪才有最早记载，可能与印度传来的创世神话有关。

　　在解释宇宙如何形成的问题上，“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本然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这是个天才卓颖的观念。……李约瑟分析了中国人的宇宙模式之后，称之为‘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李约瑟描述的中国人的有机的宇宙让我们瞠目惊讶，和人类历史上其他关于宇宙的观念相比，中国人的观念是何等特别。”[4]

　　宇宙的发展不必依赖任何外力，中国哲学的气论与宇宙自生、创生的观念是各派哲学的共识。

　　钱新祖指出：“中国的传统哲学不但不把人和天在本体上截然划分为两种不同存在，并且还认为人和天在存在上是一体的，以为人之成神、成圣是人的本性的自我实践。所以中国的传统哲学，在肯定人的时候，也同时肯定天，在肯定天的时候，也同时肯定人”。[5]

　　钱新祖认为中西人文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中国是内在人文主义，西方是外在人文主义。中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是关系性或整合性的个人主义，而不是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

　　“中国传统哲学的出发点往往不是团体，而是个人。譬如说，《大学》里所讲的‘八条目’，其中的第一条目就是修身，修身的身就是指的个人一己的自身。”[6]中国人肯定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与联系，然而在西方，人伦世界里的人伦也还得依赖神这个创世主的存在而存在，因此个人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直接的相互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造的，个人间的关系是与神这个创世主的共同关系为媒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不承认有所谓“启示的真理”，“不承认真理是由一个高高在上、超人的神所启示给人的，而是认为真理是可以、也必须在人事中找寻得到的。……中国人认为真理是在历史的过程里显现，必须在历史的过程中去追寻和求证，也必须在我们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去体验和实践的。”[7]

　　所以中国哲人肯定“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而且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有最悠久且从未间断的史学传统。同时，在历史的陈述中就寓含有褒贬即价值评价。

　　牟宗三指出，与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一特征的独立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8]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自然生命，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

　　“它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是由这种实践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贯通’而开出的。”[9]这里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有的是凡俗的、活生生的人，在圣贤传统下的人格修养与生命生活的实践，在现实中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中国哲学思想的若干向度：

　　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

　　二是人与宇宙天地（或地）的关系，是宇宙论，尤其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包括今天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社会伦理关系问题；

　　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君子人格与人物品鉴，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等；

　　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

　　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除天人问题外，中国人尤重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关注并讨论与古今关系相联系的诸问题。这都是中国哲学的题中之义。

　　在这样的哲学问题与问题意识下，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论、宇宙生成论、群己关系论、治身治国论、天道性命与心性情才论、德性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知行关系与古今关系论、由道德直觉到智性直观等论说，比较发达。

　　二、中国哲学智慧的六大特点

　　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所谓“中国哲学”，内容非常复杂，从流派来看，有诸子百家、儒释道、宋明理学、现代各派哲学等。

　　任何概括都有危险性，不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从儒、释、道诸家的哲学中抽绎出相对共同的思想倾向与反映中国哲学特点的若干内涵，归纳为以下六条：

　　第一，存有的连续与生机的自然。

　　所谓“存有的连续”，即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互相交融的连续体，这种观点区别于将存有界割裂为神界、凡界的西方形而上学。中国没有创世神话，不向外追求第一原因或最终本质等抽象答案。

　　中国哲学认为自然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历程，各部分成为一种有生机的整体形式，不强调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分辨，而是一种自然的相应。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是生成论而不是构成论，认为世界不是宰制性的建构，而是各种主体的参与。

　　中国哲学是气的哲学而不是原子论的哲学，气的哲学昭示的是连续性的存在，变动不居，大化流行，生机无限。宇宙绝非孤立、静止或机械排列的，而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

　　由此，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宇宙，创进的宇宙，普遍联系的宇宙，包举万有，统摄万象。

　　第二，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

　　中国人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

　　中华民族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觉识和特殊的信仰信念，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之间相依相待、相成相济。

　　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

　　中国人有着对天、天地精神的信仰及对天道天命的敬畏，并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与颖悟，足以使人产生一种个人道德价值的崇高感，由此对天下万物、有情众生之内在价值，油然而生出博大的同情心，进而洞见天地同根，万物一体。

　　儒家立己立人、成己成物、博施济众、仁民爱物之仁心，道家万物与我为一、天籁、齐物之宽容，佛家普度众生、悲悯天下之情怀，都是这种精神的结晶。

　　第三，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

　　中国哲学是“尊生”、“重生”、创造日新的哲学，所崇拜的“生”即创造性本身。《周易?系辞上传》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宇宙间最高最大的原理就是：一切都在迁流创化中发展着，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日化日新的历程，生长衰亡，新陈代谢，永不停息。中国的易、儒、道、释诸家尊奉的“道”，就是天地自然或人文世界的永恒运动和发展变化。

　　世界自身的永恒运动、创新、变化、发展，自我更新、自我否定，日生日成、日新其德，革故鼎新、除旧布新，是中国哲学的主调。创新的动源，来自事物自身内部的张力或矛盾。

　　中国哲学凸现了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强调创造进取，即人要向天地精神学习。无数的仁人志士奋发前行，不屈服恶劣的环境、势力，不向外来侵略者的凌辱压迫低头，正是这种刚健坚毅的精神使然。

　　第四，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

　　中国哲学特别表现在道德文明层面，并且用道德取代了宗教的功能。儒、释、道三大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最根本处是做人，是强调人的德性修养和人文教育。这三大思想传统及其内部各流派在根本目的上并无大的差别，他们彼此的分歧或纷争，主要是修身工夫入路的问题。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成圣人、贤人、君子，道家的理想人格是成真人、圣人、神人、至人、天人，佛教的理想人格是成佛、菩萨。他们的修养要旨表明，生活在俗世、现实之中的人，总是不断追求一种超脱俗世和现实的理想胜境。

　　内在超越的精神是中国传统哲学在面对超越性与内在性问题时展现出来的共同精神。儒家的天道性命之学、为己之学，道家的道德论和逍遥思想，禅宗的明心见性、转识成智、见性成佛，都呈现出内在的超越性。内圣外王之道，同样为中国传统哲学各流派所共有，以此作为达到理想社会的根本办法。

　　第五，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中国的理性是具体的理性。中国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维，有明确的概念、范畴及相关的分析。

　　相对于西方用理性思辨的方式来考察、探究形上学的对象，中国哲人重视的则是对存在的体验，是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的追求与实践工夫的达成。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很强，不停留于“概念王国”。

　　这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概念”“逻辑”“理性”，恰恰相反，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系统，中国哲学的“道”“仁”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需要在自身的系统中加以理解。

　　中国哲学有关“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学的、生态学的涵义。

　　中国哲学中有着异于西方的语言、逻辑、认识理论，如强调主观修养与客观认知有密切的关系，如有与汉语自身的特性相联系的言、象、意之辩。

　　以象为中介，经验直观与理性直观地把握、领会对象之全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感地“体悟”。以《周易》为代表，中国思维方法是象数思维。

　　这一思维方法主张取象比类，触类旁通；阴阳平衡，刚柔调和；注重生命节律，肯定周期、序列、整体综合与统筹。

　　第六，经世致用与知行合一。

　　我们有经世致用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经世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体达用，反对空谈高调。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良知的当下呈现，也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不是只把思想与观念系统表达出来就达到了目的，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力行实践，自己所讲的与自家身心的修炼必相符合。

　　他们强调知行的互动，即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身体力行，集知识与美德于一身，不断把自己修养到超越的境界。

　　中国哲学不是讲堂教授的知识游戏，而是具体人的活生生的人格生命，其哲学自其心中流出。

　　三、中国哲学智慧对人类永续发展可能做出的更大贡献

　　第一，天人的互动。

　　长期以来，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人与神，心与物，此岸与彼岸，致思界与存在界，身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乃至如如不动的创造者与被它创造的生动活泼的世界，统统被打成两橛。中国哲学则打破了彼此的隔阂，强调两者的互动互补。

　　“天人合一”的主张，实包含有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绝对占有自然。中国哲学家强调整体的和谐和物我的相通。

　　他们不仅把自然看作是一和谐的体系，不仅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文化间的共存互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与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关系的和谐化。

　　第二，理想与现实的贯通。

　　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佛教的“平常心即道心”都表明了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具佛性，是儒家与佛教的最高信仰。

　　实际上，儒、道、佛与宋明理学都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尚的社会，因此其共同点都在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中国思想传统的道德精神并非只停留在社会精英层，相反通过教化，通过民间社会、宗教与文化的各种方式，如蒙学、家训、家礼、戏文、乡约、行规等，把以“仁爱”为中心的五常、四维、八德等价值渗透到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伦理。

　　中国人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乃至“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

　　中国哲学特重理想社会的追求与现实社会的治理，有系统的社会治理的智慧与制度。在礼、乐、政、刑相补充相调剂的治理社会的方略中，“礼”是带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规范。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

　　古代有“一夫授田百亩”的诉求并转化为计口授田制，有养老制度与“移民就谷”等荒政，对灾民、鳏寡孤独与聋哑等残疾人都有救济与保护制度。

　　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第三，生态的平衡。

　　中国哲学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

　　中国哲学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包括草木、鸟兽、瓦石、山水），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这不会导致宗教迷狂、排他性与宗教战争，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

　　中国哲学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

　　因此，中国哲学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及现代性的偏弊，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

　　第四，人生的意境。

　　中国人文精神，尤其表现在人生智慧与境界上。儒家是德性与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

　　道家是空灵、逍遥、放达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佛家是解脱的、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放下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

　　儒释道都是生命的学问，相互补充，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慢慢地体悟，使我们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遇到挫折时能做到淡定从容。有人说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家是治心的，其实三家都可用于治世、治身、治心，都具有调节性。

　　第五，普遍的和谐。

　　“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孔子以“爱人”为“仁”，爱人、同情人、关切人，包括爱、同情、关怀他者、下层百姓，是“仁”的主旨。

　　“忠”与“恕”接近于“仁”。“忠”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

• 餐饮业厨房产生的油烟，顾名思义，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油烟，一般采用静电除油。 液化气属较清洁能源，废气污染程度不高，主要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吧。 柴油属石油类，废气含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碱液喷淋即可去除，氮氧化物主要以一氧化氮为主，要催化氧化成二氧化氮才能被碱吸收，造价成本非常高，一般的柴油发电机尾气难以治理，除非大型发电厂。 煤炭废气含二氧化硫多，一般常用的脱硫工艺即可。

• 关于三国武将的排名在玩家中颇有争论，其实真正熟读三国的人应该知道关于三国武将的排名早有定论，头十位依次为： 头吕（吕布）二赵（赵云）三典韦，四关（关羽）五许（许楮）六张飞，七马（马超）八颜（颜良）九文丑，老将黄忠排末位。 关于这个排名大家最具疑问的恐怕是关羽了，这里我给大家细细道来。赵云就不用多说了，魏军中七进七出不说武功，体力也是超强了。而枪法有六和之说，赵云占了个气，也就是枪法的鼻祖了，其武学造诣可见一斑。至于典韦，单凭他和许楮两人就能战住吕布，武功应该比三英中的关羽要强吧。 其实单论武功除吕布外大家都差不多。论战功关羽斩颜良是因为颜良抢军马已经得手正在后撤，并不想与人交手，没想到赤兔马快，被从后背赶上斩之；文丑就更冤了，他是受了委托来招降关羽的，并没想着交手，结果话没说完关羽的刀就到了。只是由于过去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后来将关羽神话化了，就连日本人也很崇拜他，只不过在日本的关公形象是扎着日式头巾的。 张飞、许楮、马超的排名比较有意思，按理说他们斗得势均力敌都没分出上下，而古人的解释是按照他们谁先脱的衣服谁就厉害！有点搞笑呦。十名以后的排名笔者忘记了，好象第11个是张辽。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通常看到的《三国演义》已是多次修改过的版本，笔者看过一套更早的版本，有些细节不太一样。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全部国有企业(在工商局的登记注册类型为"110"的企业)和当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含)的非国有工业企业。

• 这个问题有点不知所问了。 公务员并不由单位性质决定，行政单位行政编的是公务员，但并不是说行政单位的就是公务员，事业单位里面参照管理的也是公务员。 所以你的问题只能回答为：按公务员管理的是公务员。

• 考虑是由于天气比较干燥和身体上火导致的，建议不要吃香辣和煎炸的食物，多喝水，多吃点水果，不能吃牛肉和海鱼。可以服用（穿心莲片，维生素b2和b6）。也可以服用一些中药，如清热解毒的。

• 确实没有偿还能力的，应当与贷款机构进行协商，宽展还款期间或者分期归还； 如果贷款机构起诉到法院胜诉之后，在履行期未履行法院判决，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在受理强制执行时，会依法查询贷款人名下的房产、车辆、证券和存款；贷款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又拒绝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则有逾期还款等负面信息记录在个人的信用报告中并被限制高消费及出入境，甚至有可能会被司法拘留。

• 第一步：教育引导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吮指癖”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于力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症状，应该以教育引导为首要方式，并注意经常帮孩子洗手，以防细菌入侵引起胃肠道感染。 第二步：转移注意力 比起严厉指责、打骂，转移注意力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比如，多让孩子进行动手游戏，让他双手都不得闲，或者用其他的玩具吸引他，还可以多带孩子出去游玩，让他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获得知识，增长见识，逐渐忘记原来的坏习惯。对于小婴儿，还可以做个小布手套，或者用纱布缠住手指，直接防止他吃手。但是，不主张给孩子手指上“涂味”，比如黄连水、辣椒水等，以免影响孩子的胃口，黄连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吃多了还可导致腹泻、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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