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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与在人权、多样性及参与权方面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合作
与在人权、多样性及参与权方面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合作 16:18:01&&来源：有关“中国公民社会援助的策略性思考”专题&&作者：傅洛达&&&&点击数量：3738
有关中国公民社会援助的策略性思考--与那些在人权、多样性及参与权方面和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合作受访人： 马兰娜, 英国瑞慈人权合作中心创办人、主任&访谈要点我们的议题筛选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总体战略。在瑞慈人权，我们内部有个三至五年战略，制定我们所想达到的目标和能做的事。当然，作为战略评估的一部分，我们也关注外部环境。当我们发展一个战略时，我们需要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这自然包括中国政府的观点，也包括中国公民社会。我们也考虑捐赠大环境，划分项目优先级。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工作改善司法，并为被拘留者提供保护。更具体的说，我们想保护他们的人身完整权（personal integrityrights)。最后一点，我们还支持参与权。我们主要是想做合作方的能力建设，鼓励他们引领项目活动。我们的中国员工会与当地合作机构进行协调。他们定期会面，并且确认我们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帮助。这个帮助可以是分享国际经验，比如，怎么设计培训课程。重要的是我们定期交流并分享想法。我们项目与推动人权有关。我们所有的项目是借鉴国际人权法和标准。我们也分享其它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不仅仅是欧洲或美国的，我们也越来越多的借鉴亚洲国家和地区，看他们是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我们主要应对所有社会和国家都存在的相似问题。显然每个国家在面临这些挑战时有各自的历史经验，不过总是可以从别的国家经验中学习到一些东西，这是我们所鼓励的。政策可持续性可能是最具挑战性的。我们有好几个项目是关于政策问题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重大突破，还在打基础。至于其它项目，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机构可持续性，包括个人和机构层面。那这些机构是不是更强大了？他们是不是觉得在技术和能力上有所提高而且更有效？是不是可以更有策略些？是不是了解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些机构又是如何促成他们所想看到的变化的？本采访由傅洛达博士于日通过Skype完成。翻译：徐苏静、傅洛达。&全文访谈傅洛达（傅）：请谈谈您2002年创办英国瑞慈人权合作中心的动机吗？马兰娜（马）：我最初的动机就是给自己创造就业岗位（笑）。我当时住在巴黎。在那之前我在英中协会工作。搬到巴黎后，我想继续做有关中国人权问题方面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需要创建一个机构。作为顾问，那时有意思的工作机会并不多。我所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么把人权纳入实践。我觉得这方面在中国的国际组织还有缺口。如果想成功补上这个缺口，他们需要就特定问题与其它机构合作。傅：瑞慈人权在英国和美国都设有分部，各有一个理事会。一个非营利性机构能够在两个不同国家设立两家相互独立的分支机构很不寻常。你们机构是怎么做到的呢？马：因为幸运。美国分部的Jennifer
Eikren之前在伦敦和我共事过。她有中国方面的相关背景，当她搬回纽约后我们决定在美国设立一个办公室。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申请美国的项目资金，而且也可以建立更多的人脉。从法律角度，我们是两个不同的机构，不过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两个机构各自有自己的理事会，这样可以各自做决定。傅：您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已经有12年了。回顾自2002年起你们所做的项目，您看到了哪些变化？
你们在公民社会议题方面，有哪些筛选标准？当你们做议题筛选的决定时，多大程度上考虑了中国政府的立场？马：我们的议题筛选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总体战略。在瑞慈人权，我们内部有个三至五年战略，制定我们所想达到的目标和能做的事。当然，作为战略评估的一部分，我们也关注外部环境。当我们发展一个战略时，我们需要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这自然包括中国政府的观点，也包括中国公民社会。我们也考虑捐赠大环境，划分项目优先级。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工作改善司法，并为被拘留者提供保护。更具体的说，我们想保护他们的人身完整权（personal
rights)。最后一点，我们还支持参与权。这三个是我们的优先领域。我们对那些和我们一样朝这三个目标工作的个人和小组给予支持。我们也会与那些在人权、多样性和参与权方面和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合作。我们不是捐赠机构，而是一个中介机构，我们给合作伙伴带去的不仅仅是钱。我们的附加值可能是就某一特定问题分享国际经验，或者是帮助提高合作方有效执行项目的能力。我们也考虑长期的合作关系。傅：当你们参与项目竞投标时，你们是自己独自参与还是与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一起做？是与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呢，还是草根NGO，或者学术机构？马：我们总是和中国当地机构一起做。我们所做的项目总是涉及合作关系，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做能力建设。不过合作关系可以是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取决于资助形式和在地机构的性质。傅：那你们是怎么决定由哪个机构主导所合作的项目？马：这个取决于达成项目目标的所需。我们主要是想做合作方的能力建设，鼓励他们引领项目活动。我们的中国员工会与当地合作机构进行协调。他们定期会面，并且确认我们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帮助。这个帮助可以是分享国际经验，比如，怎么设计培训课程。重要的是我们定期交流并分享想法。傅：我对你们机构的合作模式很好奇。你们一般是与一个机构建立合作伙伴，还是根据项目大小同时与多家机构合作？有没有觉得合作模式在中国太复杂了？马：我们有些项目是多个合作伙伴模式。这还是取决于项目的特定需求及各个合作方的优势。有些项目我们与年轻的小机构合作。它们有各自具体的能力。
与多家机构合作有其优势，因为他们之间可能可以与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进一步合作，也可以从不同的经验和手段中学习。有些合作方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而另一些合作方更擅长于与当地社区打交道。合作伙伴之间可以彼此互补。社会变化的复杂性似乎要求不同机构的参与。你说的没错，与多方合作是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不过我们尽量各司其职。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合作模式。傅：您是否觉得国内外机构的沟通与合作方式已有所改变？我注意到这么一种趋势，一些中国草根组织变得很本土。我所说的本土是指他们认为在中国就应按中国方式做事。然后另一部分人更倾向于国际做法和理念。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马：这方面我还没有强烈地感觉到这种紧张关系。这可能与我们项目与推动人权有关。我们所有的项目是借鉴国际人权法和标准。我们也分享其它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不仅仅是欧洲或美国的，我们也越来越多的借鉴亚洲国家和地区，看他们是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我们主要应对所有社会和国家都存在的相似问题。显然每个国家在面临这些挑战时有各自的历史经验，不过总是可以从别的国家经验中学习到一些东西，这是我们所鼓励的。我们并不想把在英国可行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中国。我们首先会问中方他们现在面临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会看什么知识和经验是我们可以和中国合作伙伴分享的。我们做项目时肯定是需要对中国当前形势了解和把握。我所合作的人中还没有那种不想从海外经验中学习的。不过我们没有意愿把一种模式强加给他们，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比如我们在反酷刑项目中，我们得考虑基本问题，比如怎么对待被拘留者。然后我们会看不同国家是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傅：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你们的视角是以改善为导向，试图改善现状而不是以先入为主的评判性的视角去处理问题。这是你们工作的特点吗？你们的工作涉及两个层面。一方面，你们是介绍全球和跨国人权理念。另一方面，你们也看到这些规范和准则并不见得总是被中国的利益相关方认可。要做到这两个方面的平衡很不容易。马：我们一起共事的人都不反对任何人权准则。我们不会直接与那些反对人权和普世价值理念的人合作。不过，当我们讨论如何在实际操作中运用这些原则时总是会有不同想法。这并不是一种规范性判断。我们的合作伙伴想影响别人对人权的理解，提高人们对人权的认知并改善实际操作。我们还没遇到反对人权理念本身的，大部分问题是涉及如何操作。我也和中国政府官员，律师和学者一起参加过一些会议，发现在反对酷刑这个原则上我们是有共识的。但是当涉及实际运用时，比如在机构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意见就会有所不同。我觉得可以在同意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然后提出操作过程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这也是国际法和标准的形成过程。大部分中国律师，学者和官员并没有加入这个过程。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这些理念有助于达成共识而避免你所提到的紧张关系。傅：我知道您不仅与中国官员、决策者进行这样的对话，你们也与中国公民社会领域的人一起推动这样的对话。你们机构对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是不是有自己内部的理解？如果没有，你们是怎么界定这个话语的？马：我最初的学术背景是人类学，所以我会亲自了解所在地发生的情况。据我多年的观察，如果把它理解成一个独立于政府的逐渐形成的社会，我觉得公民社会在中国肯定存在。它只是相对弱些。不过它在全国都在发展，其关注的问题也更多元。这些年来，这群人意识到他们需要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向政府提供另一种视角。当然，人们的能力参差不齐，这些组织在全国的分布也很不平衡。记得一次我们的合作伙伴提到中国的一个省时说：“那里没有社会”。在那里，他们看不到有任何独立的社会机构。我们和很多人一起做事，包括律师，社区组织或小规模的NGO。其中有些可能并不是以慈善机构性质注册的。你知道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注册环境还并不让人感到乐观。我们也把大学里研究人权问题的研究中心和小组纳入公民社会领域的合作伙伴。我们有些合作伙伴也和更为草根的机构合作，而我们可能很难直接与草根组织联系，也不觉得这是我们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的合作方帮助其它草根组织做能力建设，我们支持他们做比自己直接做可能更恰当。傅：您提到能力建设。从过去12年的经验中，包括您之前在英中协会的工作经历，您觉得在国际合作中，特别是在人权领域，什么方法最有效，比如访学，在英国或中国做培训，或地方试点计划？您可否举一两个工作案例说明你们影响了合作伙伴或其它利益相关方？马：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觉得所有这些方法都会起一定作用，不过只有把它们融入到机构战略时它们才有效。一个机构应该有个清楚的目标。这又会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就拿试点计划来说，中国外部环境已经略有改变。当我最初成立瑞慈人权时，我们集中做少年司法。我们在上海有个接受能力很强的合作伙伴。通过许多不同形式的活动，比如说在中国做的参与式工作坊，或者安排英国少年司法领域的工作人员到中国介绍英国审前操作。英国有个适当成年人制度，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兴趣。当警察讯问儿童时，需要有一个适当成年人陪同。中国法律允许这种可能性。我们那个大学合作伙伴带头在中国推行了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有当地领头人。我认识那位大学教授很多年了，他不只是推动这些理念，而且也推动参与式方法。我们带去的团队经验丰富，他们所做的工作坊得以让我们的中国同事完全参与到了所讨论的问题和理念中。我们也为中国同事安排了访学。所以几年做下来，我们有了一系列的经验分享。我们所做的工作也促成了相关中国法律的制定。虽然与英国的有所不同，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中国特色的适当成人法，并且新的刑事诉讼法也加入了相关规定。我觉得以后很难达到这样的影响力，然后说“看我们做成了这些”。中国现在的政策环境变得愈加难了。大学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尝试新的试点和政策倡导工作，没有那么宽松了，特别是有外国合作伙伴介入时。你所提到的每一种手段针对不同人可以有各自作用。通常我们需要采用一系列不同的手段促使试点项目的参与者得到新的认知。你可能需要做些提高意识的工作，让他们意识到实际上有问题存在，而且得处理。然后你需要开始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有一个反思的过程，还得考虑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这就可能需要把不同背景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包括学者，及那些真正在实地工作的官员，还有律师和那些对问题有不同看法的合作伙伴。我们总是强调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学习过程。还是那句话，试点项目可能对独立的NGO来说不是最好的手段，也可能不是他们想做的，他们或许没有能力与政府进行直接对话，不像大学的研究中心那样可以做到。傅：在我看来，有关试点及政策创新和政策变化涉及的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基金会或NGO/NPO工作的最高标准。不过，就如您自己指出的，我们不可能总是能影响政策和法律。您强调学习，除了刚才说的手段，你们有没有试过促成学习的过程？比如报告和记录在你们工作中起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个领域做记录非常重要。马：确实是这样。我们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相关报告。一方面，为了保证实现问责，我们可以从他们提交的报告中整理出一些需要给资助方的信息。我们有报告表模板，会根据合作方的情况而有所调整。我们会让合作伙伴记录项目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事，然后反思是不是达到目标了。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你下次会做什么样的调整？”
我们会定期反思项目目标以及合作伙伴的经验总结。这也促使了合作伙伴反思他们是不是需要调整他们的做事方式。我们想让合作伙伴意识到这样做是有用的，而不仅仅因为我们要求他们提交报告。有时我们也需要向他们解释怎么答复我们的问题。比如我们问他们活动是不是成功，他们会回答是的。我们接着就问他们的成功标准是什么。我们还会提醒他们如实报告情况可能会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们并不介意他们报告哪些地方没有那么顺。他们可以说他们没有充分准备活动，也可以说没有预料到这个或那个，或者没有邀请到合适的参会人员。这个学习过程很重要。傅：这个领域做项目活动时，有时有些项目活动非常成功，而有些项目活动由于多种原因而没那么成功。那你们从这些成功和没那么成功的议题中各学到了什么？您会鼓励员工分析不成功的案例然后试着从中学习吗？马：是的。在我们机构至少有两个员工同时做一个项目。这就保证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个起监督的作用，主要是提出问题。对所有的项目，我也会参与那个过程。我们会看什么是可行的，我们也会问问题出在哪儿。如果有问题，我们会扪心自问是不是项目的设计有问题?
还是因为有些问题我们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途径？有时候问题可能出在合作伙伴自身的机构能力。如果是因为合作伙伴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帮助他们。我们与合作伙伴定期开会，我们关注他们正在做什么，是不是可行。我们希望通过建立彼此间的信任，我们各方对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以及原因有更好的了解。傅：有时有些项目被指责缺乏可持续性或者长远的可行性。您提到了一个你们协助过的有关少年司法创新的成功案例。你们所强调的以工作步骤和过程为导向的工作，是不是也有可持续性，以逐渐改善某个特定领域？能不能举例说明？马：政策可持续性可能是最具挑战性的。我们有好几个项目是关于政策问题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重大突破，还在打基础。至于其它项目，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机构可持续性，包括个人和机构层面。那这些机构是不是更强大了？他们是不是觉得在技术和能力上有所提高而且更有效？是不是可以更有策略些？是不是了解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些机构又是如何促成他们所想看到的变化的？我们与合作伙伴做最初的接触时，会了解他们想推动的改变，帮他们深入分析他们认为不对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更难的是怎么专注于某些问题并找出问题症结所在。作为律师或学者，或者NGO工作者，他们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力，他们又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当人们对这些问题有比较清楚的答案时，才更有可能通过他们的工作做出一定影响。我觉得让我们看到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没那么容易。把另一个机构的成绩归功于我们的工作，我也会觉得不舒服。毕竟是他们做了这些事。我希望我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引导了他们，在过程中提供了帮助。不过他们肯定也受了很多其它方面的影响。特别是项目，我不会指着说“我们做了那些”。如果合作伙伴证明他们在改善人权状况的工作方面提高了有效性，我们就很高兴了。傅：对个人和机构的能力建设不仅瑞慈人权可以做，其它和中国合作的外国机构原则上也需要做。对公民社会的介入与参与及人权等议题在更加传统的发展援助项目或国际合作项目中的主流化，您是否有一些更具体的想法。马：我们是可以做更多。我们还没有时间仔细查看，不过我们从发展援助NGO及他们的工作方法中借鉴了一些手段和方法。在这方面，我们与其它法律法规领域的机构有些不同。我们所做的人权能力建设还是以当地语境为驱动的。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做国际公约，比如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培训。我们总会问这个问题：这对中国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对于在中国工作的人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把它现实化，与日常操作结合起来？我觉得你可以与中国有多方面的接触而把具体的理念主流化，比如公民社会介入，参与和人权的议题。你可以分享你工作的理念和方式。你还可以反思指引你工作的价值观。我们是英国发展援助NGO联盟的成员之一。这个联盟目的在于提高发展援助NGO的有效性。这也有助于反思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方法。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相关经验可以分享。只是对于中国情况，我们还没那么习惯与其它国家分享实际经验，可能是因为我们掉入了中国“例外主义”的怪圈，我觉得这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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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教师犯事，校方就能辞其咎？
（原标题：精神病教师犯事，校方就能辞其咎？）
28日上午，网上热传一则网帖称，“广西钦州灵山县太平镇太平中学，一位男老师在中午放学时，裸体扑向一位女学生，意要发生强奸。最后被其他老师阻止”。记者从当地新闻办获悉，涉事男子霍某疑似突发精神病骚扰学生。（3月29日《法制晚报》）
据称，这名精神病突发者已不再是学校老师而是实验室管理员，此前曾有精神病“前科”。不禁要问：校方为何会“容留”一个有精神病史的人在学校当实验室管理员呢？按照当地新闻办作出的说明：5年前霍某患间隙性精神病去医院检查时，医生认为只要霍某的病两年内不再复发，以后就没什么问题。现在已经事过5年了，病虽再发了，校方“容留”这样的精神病人似乎并无责任，只是医生“诊断”出了差错。
即使医院诊断出错，精神病犯事可以免责，校方就能辞其咎吗？假如在两年内霍某精神病再患，岂不是同样会对学生造成如此伤害，难道校方当初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5年后的今天霍某再次发病，校方就没有责任，甚至可以把责任推向医院？根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者；发证前隐瞒精神病史或取得教师资格证后患精神病者；有心理疾病等其他可能对学生造成伤害者要撤销其教师资格，并立即调离与学生直接接触的教育教学岗位。
如此看来，霍某作为一名被医院诊断为患上精神病者，在5年前就应该撤销教师资格，并调离与学生直接接触的教育教学岗位。学校实验室也是学生常去的地方，其管理员虽然不像教师那样每天都会与学生密切接触，但也属于与学生直接接触较多的岗位，学校在医院诊断霍某患上精神病后，将他的工作岗位调整为实验室管理员显然是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的。
广西钦州灵山县太平镇太平中学发生的这一幕，再次暴露出个别地方在教师聘用、学校管理等方面存在着漏洞，也再次敲响了学生在校安全责任的警钟。为了切实保障在校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学校在教师及员工的聘用与管理上，必须严格依法依规办事，教师一旦患上精神病就应立即调离与学生直接接触的教育教学岗位，绝不可以略施仁慈、心存侥幸，以免对学生安全留下后患。
本文来源：红网
责任编辑：黄欢_NN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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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为台湾和中国开战吗?
　　从太平洋战争开始，美国为了“不让台湾落入中共之手”，先后图谋“接管”台湾，扶植台湾“自主分子”，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论”，炮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驻军台湾岛和台湾海峡，阴谋“划海而治”，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等等。不过，到70年代后，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随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建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签署，标志着美国上述阴谋的破产。于是美国对台政策改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继续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美国一直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断售台先进武器，以厚实台湾“以武拒统”的力量。 中国论文网 /1/view-252806.htm　　美国长期庇护台湾当局，用军事维护“中华民国”在台政权，阻止中国统一大业。布什上任以来，美台军事关系步步升级。“台独”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恃无恐，不断挑衅“一中”原则，并认定大陆不敢动武，一旦动武，美国就会出兵帮助台湾。那么，美国究竟会不会为保台湾而与中国开战呢?若美中交战，结果会如何?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下面谈谈笔者的看法。 　　 　　一、出兵援台意愿明显 　　 　　据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分析过台海战争中解放军将会采取的战术，确定了美军驰援的具体方案。‘美方估计，台海发生战事时，大陆可能只派遣特种部队控制台湾政权中枢，建立亲大陆政权。美国计划，在亲大陆政权完全控制整个台湾前的几天时间内，向台湾派遣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增援，“以防止大陆在台湾的统治既成事实”。同时，五角大楼还确定一旦与中国发生战斗时，如何让轰炸机和其他战斗机实现最佳组合，如何加强远程攻击能力，进行纵深打击。2004年美国售台的“联合战区阶层模拟系统”，直接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线”，去年10月间美国向台湾交付的两艘“基德”级驱逐舰“基隆”号和“苏澳”号上安装的通讯系统和作战系统亦可与美军互相联通，这显然是为了一旦台海发生战争时便于美台两军协同作战。更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4月，布什公开表示尽其所能“协助台湾自卫”。据台湾《新新闻》周刊报道，布什在去年6月接受福克斯广视台采访时仍然声称：“倘若中国片面侵台，美国将依《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挺身而出。” 　　从上述看，美国有着明显的出兵援台的意愿和作战计划，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美军极有可能介入战争。美国教授王飞凌就认为：“台湾可能独立，美国不想打，但是不见得不打，绝对不能排除美国参战的可能性”。 　　 　　二、“中国威胁”没有卖点 　　 　　美国为了替自己出兵台海、阻止中国统一找借口，一直在渲染中国威胁。五角大楼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报告》和2001年以来每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无不指责中国国防预算增长和军力发展，妄称中国军力发展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构成了威胁。中国军力威胁美国了吗?荒唐!事实是中国国防预算无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的军事预算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军事预算的总和，是居第二位的俄罗斯的6倍，是中国的18倍多，人均国防开支更是中国的78倍。再者，美国目前在世界各地驻扎着约139万现役军人，而中国没有在任何国家驻扎一兵一卒(派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除外)。 　　在美国持“冷战”思维之徒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军力增长必然会走上向外扩张侵略的道路。这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无知。在过去20个世纪中，约有1800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无论在经济、军事、文化方面都处于巨大优势，中国威胁过哪个国家?倒是从1840年开始的100年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从此中国领土遭到侵占和瓜分，人民饱受奸淫和屠杀。如今，中国发展军力就是不让苦难、耻辱的历史重演。 　　中国目前还很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的100位之后。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关系正在调整，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就业形势严峻等等问题都需要解决。总之，中国国内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内建和谐社会，外建和平世界。基于这个目标，中国在国内全力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共同富裕，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提高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国际上，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济上实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国际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已经成为世界普遍共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指出：中国的增长有利于所有的人。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崛起是机遇，是好事，对全世界都是好事”。澳大利亚前安全情报局局长、驻美大使理查森也说：“中国并没有在东亚抢吃美国的午餐”。英国前外交大臣赫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中国威胁论“毫无根据”。赫德指出，虽然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这些被中国视为内部事务的问题上，中国不会允许其他人“指手划脚”，但中国不会成为霸权国家。美国国内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威胁论”荒谬无稽。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就中国军力增长问题反问道：“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应该具有全方位的军事能力?……为什么中国就不能为一些突发事件做准备，以防它心目中的主权领土(台湾)宣布独立?……如果拉姆斯菲尔德是中国的国防部长，他会不这样做吗?” 　　那么，五角大楼为什么总要制作“中国威胁”的“虚假广告”呢?它们目的在于扩大对台军售，增强台湾“以武拒统”的能力；在于借口“回应”中国军力增长向国会争取更多的军费，为调兵谴将干预台海、以武力压制中国作准备；在于吓唬中国周边国家，促使他们购买美国武器，让美国“军产复合体”财源广进；在于挑拨中国周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以便让他们加入美国“围堵”中国的阵营。 　　 　　三、美国出兵台海没有胜算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军装备无与伦比，但军备先进就能打胜仗吗?未必。从战争性质看，如果美国为干涉中国内政而千里迢迢出兵台海参战，显属非正义战争，必将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背离人心。中国在台湾宣布“独立”或台湾当局长期拒绝两岸和平统一的情况下不得已动用武力，那是依“反分裂国家法”处理内部事务，其正义性不言而喻。从战争理论上说，正义战争必胜!即便战争过程中可能受到挫折，付出巨大代价，也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从历史看，二战以来，美国发动过多场战争。为了实现“包围”中国的战略，美国于上世纪50年代发动了侵朝战争，60年代发动了侵越战争，当时美军武器装备都处于绝对优势，又有“盟军”的帮助，结果美国胜利了吗?没有。朝鲜战争充其
量打个平手；越南战争美国花费了大把美元，牺牲了4．5万美军官兵，依然深陷战争泥潭，最后尼克松总统放弃“包围”中国战略，亲自访问中国，同中国商淡和解等事宜，在中国帮助下，促成美越“巴黎和谈”，美军撤出南越。最近几年，美国以反恐名义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是在武器装备绝对优势及有少数“盟国”军队协助下，打了几年仗，美国已经花费了几千亿美元，已有超过2000名美军官兵死于伊拉克战场，伤病员就更多了。各参战国已经或计划从伊撤军，美军欲罢不能，进退维谷，而且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美国的盟国却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武器装备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还包括人心向背、政治、经济、文化、土气高低、民族凝聚力、战略战术等等，在这些方面，美国比起中国不见得有多少优势。在政治方面，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军事主义路线，使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布什政府分道扬镳，美国的政治资本大幅“缩水”，国际地位骤降。不可否认，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正在衰弱、正在走下坡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表现在很多方面：(1)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纠集少数国家组成联军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这种“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行动，激起了包括原美国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次全体会议以151票压倒多数通过了保护和发扬各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多样性公约》，该公约是世界多极化的内容之一，是对美国文化霸权的胜利。(3)美国一向以“世界人权卫士”自居，打着人权旗号干涉别国内政，而避口不谈自身严重践踏人权，激起欧盟和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因此，联合国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没有美国席位。(4)美国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拒不承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义务，引起了已签署该《议定书》的15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致不满和谴责。(5)在中东地区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激进势力接连获胜，这意味着美国在中东扩大民主运动的失败。(6)美国在拉美的“老子”地位已经动摇。现在拉美地区左派或中左派掌权的国家越来越多，它们公开反对美国强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作为180多年来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与美国渐行渐远。等等。 　　在经济方面，美国虽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它每年贸易赤字7000亿美元，联邦政府财政预算赤字逾4000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在“双赤字”情况下，美国政府靠借钱维持国家运转。此外，美军士气低落，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军士兵逃跑、自杀的人数不断增多。美国许多青年不愿远离国土到遥远的地方参加作战，有的宁可自残，也不愿去当兵。近年来美国军方在降低招兵标准的情况下依然完不成招兵任务。 　　反观中国，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两岸统一是13亿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和坚定决心，是数千万海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和热切期盼，也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在反对两岸分裂，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上，全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对此，彭定康深有感触地说：“谈到国家民族时，中国务类人士和中国政府官员的立场几乎是一致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专家班宁?加勒特先生认为，“中国的13亿人都将台湾看作自己国家的一部分，这种强大的力量绝对不容忽视。……即使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让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也并不意味着对华战争的全盘胜利。因为中国绝不会容忍台湾独立，他们会在100年的时间里不惜任何代价地对美国宣战。……人民的力量巨大无比，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经济方面，中国经济总量目前虽然只有美国的约1／7，但发展速度多年来位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发动机。在军事方面，固然美军武器装备在整体上处于优势，但中国也有自己的“杀手锏”，在“非对称战争”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弱制强不是不可能的。”连美国鹰派核心人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承认，中美“如果爆发战争或冲突，……那么谁也得不到好处”。从长远看，美国将输掉这场战争。美国《洞察》双周刊网站日报道就指出，亚洲国家的官员、外交官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军根本不可能战胜中国，并暗中警告布什政府不要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四、美中交战美国霸业寿终 　　 　　美国若出兵台海将是致命性的战略错误。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悄然变化，美国曾经无处不及的影响正在各个领域迅速减弱。倘若美国再与中国交战，必将导致美国霸主地位寿终正寝。所以，美国内外有识之士无不告诫美国政府，不要与中国对抗，不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不要通过军事压制中国。 　　1、美国出兵台海不得人心。中国实行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经济政策，努力与各国营造“共赢”，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已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试问，有哪个国家愿意牺牲同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而跟美国结成政治或军事联盟来“围堵”中国，与13亿中国人民为敌?所以，无论在亚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想要结成“围堵”中国的地区联盟或世界联盟绝非易事，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对美国“围堵”中国战略反应冷淡，便可说明这一点。美国国防部前中国科科长卜大年就指出，亚洲国家普遍不愿意见到美国为了台湾而与中国大陆交战，他担心，万一台湾发生战争，东南亚国家恐怕不愿卷入。 　　2、美中交战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目前，中美两国国际事务上广泛合作。中国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已为在华美国企业带来巨额利润。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又使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获益匪浅。如果没有中国提供的商品，美国消费者每年至少要多花80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中很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这相当于以最低的利息借钱给美国人花，填补了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使美国政府得以正常运转。可见，对美国而言，中国既是物美价廉的商品供应国，又是借贷大国，实是难得的商业伙伴。另一方面，中美同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防止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建立新型国际安全框架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广泛的合作。对美国而言，中国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甚至连美国的一些盟国都无法取代。正如老布什在第二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所说：“我认为美中关系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世界安全局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如果美中因台湾爆发战争，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看，都将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巨大危害。” 　　3、美国出兵台海将重蹈历史覆辙。二战后，美国把台湾当成“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中国进行长达20多年的经济封锁和军
事包围，结果如何呢?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自主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美国封锁和包围中国的政策宣告失败。有鉴于此，以尼克松总统为首的现实主义派政要意识到“封锁”和“包围”既徒然，又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于是派遣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事宜，接着尼克松总统冲破国内重重阻力，亲自抵京访问，中美领导人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此后，美国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美国武装人员和军事设施撤离台湾岛，中美结束对抗，实现关系正常化，为中美正式建交铺平道路。应该说，尼克松总统结束美中对抗的选择是正确的，符合美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蒸蒸日上，今非昔比。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已成为美国的建设性伙伴，在经济方面已成为推动美国及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人仍然抱着“冷战”思维，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以阻止中国统一，仍然在中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重操“包围”中国的旧业。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然而，倘若美国一定要用武力威胁中国的“核心利益”，一定要阻止中国统一大业，那么中国人民别无选择，只有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难道要重蹈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的历史覆辙吗? 　　4、美中交战将导致美国霸业寿终正寝。美国的霸道已经激起越来越多国家的不满和反对，若再出兵台海与中国交战，全球反美情绪必将更加高涨，美国必将更加孤立。更为严重的是，美中交战无疑为全球恐怖主义注入一剂强心针，他们势必趁机到处袭击美国的目标，造成美国军民夜不成寐。可以预料，若美中爆发战争，美国经营了几十年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必将陷入一片混乱，美国的霸主地位必将从现在的动摇迅速走向终结，届时俄罗斯势将取代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这种后果哪一届美国政府愿意看到? 　　 　　五、阻止美国出兵台海种种因素 　　 　　尽管美国国防部和国安会一些人主张并准备为台湾而与中国大陆交战，但美中战争最终会不会爆发还很难说，这是因为： 　　l、每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都是以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美国越来越多的高层人物能持务实态度，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围堵”中国已经不可能；意识到美中冲突或爆发战争会严重危及美国国家利益，会严重威胁美国安全，它们还会为台湾而与中国交战吗?美国凯托学会学者卡彭就认为，美国若与中国发生战争代价太高，因此他主张美国应放弃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2、二战以来美国发动的多场战争，都有一些“盟国”帮助。如果亚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国普遍不愿意卷入美国为了台湾而与中国战争，美国能成气候吗? 　　3、美国人民不会支持政府为台湾而与中国交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根据彭博新闻社和《洛杉矶时报》联合进行的民意测验，美国人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而不支持对华强硬措施。2005年1月，华裔美国人组织“百人会”委托一家舆论调查公司实施的调查显示，63％受访者回答“对中国抱有好感”，50％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重要盟国”。可以预料，美国人民将反对政府为台湾而与中国打仗。 　　4、美国国内对华存在不同声音。在美国，“反华”只是国防部、国安会以及国会等部门中部分新保守派人物，而国务院、经济界、财政界、美军特别是太平洋司令部则多支持对华接触。“华盛顿州当权派几乎百分百鼓励对华接触”。副国务卿佐利克把中国定位为“利益相关者”，得到政界普遍认同。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更认为，“美国应当允许(台湾)问题得到解决，……台湾统一对我们(美国)来讲并不会失去什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上，老布什说，“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他还代表小布什表示： “让我们共同努力，弥补我们在前几十年(因美国“围堵”中国――笔者注)丧失的诸多相互了解的机会，现在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弥补这种丧失。两国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插曲，有很多波折，虽然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历史也告诉我们，美中两国不应该成为敌人，而应该成为朋友。”美国国际政策太平洋委员会成员汤姆?普拉特强调指出：“我们政府需要动员美国人民努力去理解如何将和谐最大化和摩擦最小化，而不是调动亚洲人建立一个围攻中国的联盟。” 　　5、双方高层频繁接触，共识在扩大，理解在加深。去年，胡锦涛主席访美与布什总统会晤，布什内阁国务卿赖斯，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财政部长、联邦储备局主席、贸易代表波特曼和农业部长迈克?约翰斯接连来京访问，与中方领导会谈，双方高层互动创纪录。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首度访华，中美两军关系进入务实对话的新阶段。这些接触和对话，有助于消除摩擦，扩大共识，加深了解。 　　美国新保守派对上述种种情况、种种声音不能视而不见、充而不闻。拉姆斯菲尔德原是制定和推动包围中国、准备在未来同中国作战的一系列政策的核心人物。近年来他开始意识到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强国”，意识到美中“如果爆发战争或冲突，那么谁也得不到好处”。布什总统去年底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是有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我们双方交换意见、共同合作符合我们的利益。他说，在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做出正面的改善，在那些我们不尽一致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用坦诚的方式逐步解决。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的这些讲话表明美国对华态度开始有所软化，开始倾向务实。世间万物都在不断运动变化，国际格局在变，中国综合国力在变，美国人民对华态度在变，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对华政策也在变。我们应该用发展变化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看待美台关系，那种认定美国一定会出兵台海，认定美中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都过于绝对化。我们认为，美国出兵台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如果美国决策人物识时务，顺民意，采取务实政策，也可能不会出兵台海与中国交战。诚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美国有一部分人“冷战”和反华思维根深蒂固，他们霸气十足，傲慢之至，一旦他们掌握美国的高层权力，势将增加中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自撤防线。 　　(作者单位：福建省台湾研究学会)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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