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不甘受缚，宁可捱饿？_百度知道
动物:不甘受缚，宁可捱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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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受缚，定格挨饿。餐风露宿又如何？为求饱肚丧失自我。应该是猴子。成语就是不屈不挠。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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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一儒：熊十力先生的坎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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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当代中国哲学界，熊十力先生是我最崇拜的一位，他开创的当代新儒学为护持、阐新中国文化辟出了一条路，这是在西方文化重重包围中杀出的一条路，可惜的是，晚年熊先生一身学问却无人可传，按照刘述先的说法，熊先生的三大弟子唐、牟、徐并没有真正的传承他的学问，而是都搞了自己的一套，熊先生自己属意的可传弟子韩裕文却英年早逝，有一次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嚎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除了学问无人可传之外，熊老师还担心他的书得不到保存、流传，并经常为此苦恼，尤其是在文革中，为了保存自己的书，便自印后送给图书馆，以待后来学人，能明白其苦心，并发奋继承他的学问。说到这里，我想加一条情绪型的话，继先生学问者，岂不予乎？先生晚景凄凉，尤其是像任继愈辈无耻之徒，公开撰文诋毁先生，伪造先生晚年的历史，胡说先生晚年过的很好，我今后断不能让人诋毁先生。今天在网上看到一文《夫子得无恙乎——熊十力：乱世为儒》，写的不错，写出了先生的真实坎坷和生命性情，可惜不知道作者姓名，今将该文转载如下，以示共学者。夫子得无恙乎——熊十力：乱世为儒1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看老夫子能为党国帮些什么忙。熊大师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不去。蒋先生想来耳闻熊氏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让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然而熊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这年六月，熊门弟子、同时也是党国要员的徐复观将老师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了一部给蒋介石，蒋遂令何应钦拨款二百万给熊十力。熊十力依然坚辞不受，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趋老迈，身体很差，“此等衰象，确甚险也。”不适宜再出来开办研究所。并写信给弟子徐复观，大训了一通：“复观以师事我，爱敬之意如此其厚，岂愿吾早无耶。”意思是自己还想多活几年，不想再搞什么研究所。其实熊氏欲办哲学研究所的意愿由来已久。早在1931年，熊就曾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过，但未果；1942年，老友们曾建议他到官办的大学里去开办哲学研究所，他未接受，怕一入官府，便不自由；抗战期间，居正、陶希圣曾为他办研究所事专门搞过一次募捐，也未成功。此次官府拨专款来，他却不为所动。此时，南开中学时的老同事孙颖川邀请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设在其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而这一次，熊竟欣然前往了。为了给弟子有个交代，日，熊致函徐复观，说：“研究所不独今日无精力办也，以事势论，亦宜罢，昔时本意，愿专藉乡谊（小注：专字吃紧），纯是民间意味，则讲学有效，而利在国族矣。若声气渐张，在我虽无夹杂，而如斯浊世，人心险如山川，妄猜妄诬，吾个人不足惜，其如所负担学术何？”他向徐复观讲明，当局若真想为国家培育元气，最好让自己自安其素，为所欲为，不必专款资助，只要不横加干涉，便是一种支持。国家若真想办此类研究机构，自可去办中央研究院之类的，但这已与我熊某无关。他并举章太炎之例，说“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熊要的是自由，是独立，是名节，是为了护持住一个“真我”。在他看来，若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学术无个性，便会导致游学无根，徒慕虚名。“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熊大师一生淡漠孤独，求真忌俗，蛰居幽愤，“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他对学术上的“逐臭”之徒非常反感，“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逢，何能专一。”对那些“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的浮华名士尤为厌恶，“虽得名，亦无自得之意矣”。熊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如王船山那般，“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灌注人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而如李恕谷“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熊氏认为，“恕谷忍不住寂寞”的原因，正是因为骨子里“实伏有驰鹜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十力语要》卷四）入川不久，黄海化学工业社谋办的哲学研究部因经费不足，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川中已无“大后方”时期的人物之聚集，使熊十力觉得在此难有大作为。1947年春，北大复校后，熊闻讯便重返北大。此次返京，阔别北大已近十年矣。他原以为可以重过当年他初到北大时那种平静淡漠的治学生涯，然而内战使北平依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年秋季，熊十力经上海返回汉口。南下过冬，也是熊十力的老习惯了。他耐不住北方的严寒，对炉火取暖、皮衣棉服之类的又极不适应，因此冬季临近，他便南下避寒。1948年2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和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出面相邀，请熊十力前去讲学。为了能让熊十力在杭长住，他们还一起出资在文学院附近辟地筑屋。熊氏携弟子牟宗三一起前往讲学，并将筑居之所命名为“漆园”，并自号“漆园老人”，自比“游于物之初，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漆园吏”庄子，取庄周避世之意也。他还作《漆园记》以明心志，并自题小诗云：“白首对江山，纵横无限意。丹心临午夜，危微俨若思。”“危微”出自“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累于物欲，易动而难反于正，故危而不安；道心原于性命之正，义理难明而易昧，因此微而不显，充分揭示了我们终生都在“危”、“微”的途中独自行走。观熊氏此时心境，似无凄切悲凉、颓唐老迈之味，而有奋起之意。在杭州，他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马一浮。当年在嘉州，马、熊二人共掌复性书院的教席，虽闹得不无别扭，但一别将近十年，两位大儒早已将不愉快抛却，重又唱和往还。但他在杭州的好日子并未多久，浙大校长竺可桢觉得熊已老迈，不会有多大作为，倒不如请个年轻的来，因此与之白眼，使熊郁郁不得志。1948年秋末，熊氏便离别杭州，南下广州，投奔在中山大学执教的弟子黄艮庸。他在《与朱生》的信中说，“今之世局，离各大学无可居，而任何大学，都无可语。此苦事也。”对于离别杭州，他倒是想得开，“今兹重游，颇不耐热闷与卑湿，极感疲困，不可支。”熊氏曾说：“余平生于读书外，总有散步山野，望云气、看飞鸟之时机，惟促处都市乃大苦耳，然亦时于庭院中苍茫望天也。”黄艮庸在番禺化龙乡有一处农场，并建有黄氏观海楼，熊十力来后，就与养女一起住在此处，读书散步，为养女讲讲佛学，也满足了他“望云气、看飞鸟”的愿望，生活极为惬意。1949年春，国共战局日渐清晰，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的广州城，纷纷攘攘云集了各路观望的人士，或走或留，或远遁或近逃，这里都是一个不错的临时立脚之地。此时，正在广州乡下的熊十力也有些彷徨不安，他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但对共产党也同样心存疑虑。熊虽然也算是辛亥老人，但毕竟与共产一途是两个路数，离革命的洪流甚远，能得何待遇还不得而知。他本意很想回老家湖北或入川，专心治学，在致柯树平信中说：“吾老年难动，若得伴即早回汉去。北碚尚有人硬来接，吾亦可入川去。因川中住过九年多，亦算第二故乡。吾决于故乡及北碚二者择一为安心之地。”但旋即又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因为他听从老家逃难出来的人说，“武汉商务独占，人民无生路，多投江，有说武昌之下阳逻江段有回漩流处，尸浮二万余具是事实。”“吾无可回乡生活。据云各县甚不安，情况甚难言。”老家回不去了，入川也许还可以，“川地大人多，到那里去弄点小本，以小生意营生，不知能否？不能，也就绝食了事。万一天不丧斯文，义尚可苟活即苟活，义不可活，吾也不遗污点，决然了事大吉。”（致柯树平函）他也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亦只是一动念而已，旋即打消。他无法想象，自己治国学一辈子，怎么可能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而且自己埋首书斋几十年，如今已是老迈之身，如何能再做个流亡者流落他乡？他在给弟子唐君毅的信中说：“吾年已高，何至以风烛余光为衣食而尽丧平生之所守？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侪教书，只可作夷、齐。如尚容吾侪教书，则无容吾侪‘自经沟壑’而不去教书之理。船山当日可入洞修学，若在今日亦只有寄于庠序耳。吾只有‘不变吾之所学而为教’一个誓言。年近古稀，岂能变面目冒充时髦。吾子何至不了老翁如是耶？世事吾决不谈，……实际问题，非余所能过问，不问方好守学术本位，谢绝不相干之事……余认为，吾人对中共只当站在自己正当立场上自尽己责。如吾一向为学即尽吾教学之责，以坦诚致诚之态度，立乎庠序，不必预先猜疑共党不相容。若彼果不相容，吾再洁身而退，饿死亦不足惜。”熊氏的意思很明确，自己只是一介读书之人，且已是“老朽矣”，无党无派，不问世事，不论朝政，党能奈我何？“天下无不知余素未参加党政者，何至有所迫害于衰年之书生？”拿定了这个主意，熊十力决定，留下来。这年春间，受聘于华侨大学的弟子唐君毅和钱穆曾前来探望。谈及去留之事，钱穆回忆说“十力亦无意离大陆”。不仅自己不离开，熊氏还写信劝导弟子们留下来。日，他写信给徐复观，极力劝阻其不要携眷去台湾，他告诉徐，国民党是守不住台湾的。但作为“国军”少将，徐复观怎么可能留下来坐以待毙呢？在此事上，熊氏未免天真。9月10日，熊又致信徐复观，信中甚至问起“宁之中大哲系可去教书否”，问徐复观自己能不能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去教书。此时南京已经陷落，也亏得熊十力在人情世故上如此糊涂，在此当口竟还惦记着中央大学的教席。徐复观对老夫子也没有再客气，他狠狠幽了师傅一默，让他“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熊看了来信非常恼火，再也不将徐复观视为学生，9月24日，他分别写信给胡秋原、唐君毅、钱穆等人，并将徐的来信剪下来，附在信上，说：“右为徐长者复观先生见教不才之信，略摘粘于前。”9月30日，熊又专门致函唐君毅，再次反驳徐对自己不离大陆一事的嘲讽，并在信中郑重提出退回徐复观给的十两黄金，“今日对中大之问，直以汉奸心理向度，此等人，万不可受其馈也。”这十两黄金原是徐复观从自己所经办的《学原》杂志经费中抽出来送给老师的，交由黄艮庸保管，以使老师晚年有所依靠。如今师生闹得如此尴尬，黄金自当璧还。他并写信给胡秋原，希望他与唐君毅来将金子取走，他难掩愤怒地说：“此为人格问题。吾四人吃苦度日，决无饿死之虞。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财。吾平生本不苟取予，以徐先生为乡里后进，川中以来颇相亲厚，故忘形而不相外也。”态度坚决，语气严厉，怒火未消。然而此时谁能真的过来把金子取走？谁也帮不了这个忙。正如熊氏所言，川中以来，熊徐师徒确是“颇相亲厚”，但打打闹闹、矛盾纠葛也是不断。当年徐复观以军中少将的身分前去拜见蛰居川中的熊十力时，曾当面请教熊氏应该读些什么书。熊告诉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已经读过。熊听后颇不高兴，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说了些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熊未及听完便厉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骂，无异于当头棒喝，骂得徐复观目瞪口呆；但这对他也是起死回生的一骂，这一骂，让一切聪明自负、骄矜浮躁顿时消除。熊氏之骂，是骂可骂之人，骂那些骂不跑的人。熊氏门下，有几个不曾挨过他的骂？熊老师个性嶙峋，抉发痛快，动辄骂人，人所共知，但他也有真情流露时。徐复观后来记述当年在“落日仓黄”中与老师分手的情形时说：“临走时，送我送得很远，一面走，一面谈，并时时淌下眼泪。”“记述先生的志事，如先生彷徨绕室时长叹喟之声。”徐复观走了，唐君毅和牟宗三也并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一个到了香港，一个去了台湾。师徒们天各一方，熊老师陷入新的孤独。此时，似乎只剩下入川一条退路。他在写给四川大学教务长叶石荪的函中说：“吾到川与否，仍望吾子细思一番，方作进止。如吾果可赴川大，亦当在阳历十月内也。”还未及入川，在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熊十力在给唐君毅的信中说：“董与吾本少时革命之交。民六、七年时，吾早已脱离国民党关系，矢志于学术一途。彼于是时亦舍国民党而另定革命方针（小注：即加入共党）。彼此行径不同、不相通信者，三十余年矣。”与郭沫若的交往，则是国难时在川中，郭“晤余两次”。当时，郭沫若是熊十力认为在学问上可以一谈的人。郭沫若知道熊十力爱吃鸡，去看他时，滑杆上还绑上两只鸡。“余之心事，必当深知。余之行事，亦彼当深率。”熊十力有何心事呢？他在给董、郭的回函中说，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否则不欲北行。”日，熊十力接到董必武的回信，信中说：“叠函均奉悉，并与沫若、彝初（马叙伦）、东荪、云川诸先生往复商酌，以为兄所提不作官、能讲学、路上要人招扶等，都容易办。只有找座北向南房子一事，至今尚未弄妥。非敢缓也，求之实难。政府负责人现仍有住旅馆者，房子难觅，由此可见。但此非谓来京无住处也，只是不甚如意耳。西屏兄在言谈中表示 兄留鄂。待返武昌后彼会与兄面谈也。……此上来车盛，已函李主席（湖北省主席李先念）照顾，闻京汉路平时只有二等卧车开行，如无头等卧铺，亦请原谅！”接到董老来电，熊十力放心下来，觉得不好再耽搁，立即起身北上。广东省主席叶剑英为熊十力买好车票，安排好路上扶持之人，并亲往车站送行。车至武汉后，熊十力打算下车略住几日，一是休息，二是略叙乡情。林彪、李先念为其安排好住处，并设宴款待。3月7日，熊在武汉收到郭沫若来函，“已电李主席备车票并电示行期。董老所布置之住所，尚为北房无怪。至它一切，均请不必过虑。”关于熊之北行，另据台湾学者林继平《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曾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安的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无论版本有何出入，总之，在1950年的阳春三月，怀着激动心情的熊十力再次回到了北京。抚今追昔，这已是他的第几次返京了？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凉景象，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而这一次返回，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2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是一个乡村穷教师的儿子，因家贫，幼时曾为人牧牛。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此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十六七岁时游学乡间。读王船山、顾亭林之书，忽有革命之志，遂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并与一老秀才的女儿傅既光结婚。年间，曾参与孙中山幕府。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袁氏首坏初基，军阀继之。贪污、淫侈、残忍、猜妒、浮夸、诈骗、卑屈、苟贱，无所不至其极，人道绝矣！”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1919年前后，熊十力来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不久因笔墨官司结识梁漱溟，这是他人生中又一大因缘。梁先生回忆说：“一九一九年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先生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各学校放暑假，先生到京，借居广济寺内，遂得把握快谈——此便是彼此结交端始。事情的缘起，是民国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编的《庸言》杂志某期，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他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而我在《究元决疑论》中则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而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两人均性格嶙峋，但一谈甚洽，于是梁劝熊研读佛学。1920年暑期开学后，熊再也没有回南开继续当老师，而是从江西德安直接去了南京支那内学院，拜在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此行也是缘自梁先生的引介，“一九二０中(民国九年)暑期我访问南京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大师求教，同时即介绍熊先生入院求学，熊先生的佛学研究由此开端。”欧阳大师字竟无，江西宜黄人，是杨仁山居士的得意弟子。熊十力谈起自己的老师时说：“大师是豪杰之士。唯识自玄奘后，遽成绝学，沉埋千载；得大师起而振发之，遂使慧目重光，这当然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大师甚精选学，文辞沉雄杰崛，亦为当今第一人。但他是佛学中的汉学家，考据家。在义理方面有所不足。他的院训及各经叙录，当然是天壤间的大文章。”熊十力在内学院里是年岁较大的学员之一，学习极为用功，大概也是最穷的一个。熊从来就没有富裕过，徐复观说，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自1920年秋至1922年秋，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的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1922年，梁漱溟征得蔡元培同意，请欧阳门下弟子来北大顶替自己讲授佛教唯识学。梁先生说：“我入北大开讲印度哲学始于一九一七年，后来增讲佛家唯识之学，写出《唯识述义》第一第二两小册。因顾虑自已有无知妄谈之处，未敢续出第三册。夙仰内学院擅讲法相唯识之学，征得蔡校长同意，我特赴内学院要延聘一位讲师北来。初意在聘请吕秋逸君，惜欧阳先生以吕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时熊先生住内学院约计首尾有三年，度必饫闻此学，我遂改计邀熊先生来北大主讲唯识。”借此机缘，熊十力得以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当时北大的规矩，讲三门课为教授，讲一门课者，本校教师称为专任讲师，外校兼课者则称兼任讲师。熊为专任讲师，月薪一百二十块大洋，一直到抗战南迁。梁先生谦逊，自谓“不敢讲”，熊先生倒是敢讲，但自一开始，熊的新唯识学说便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我自己小心谨慎，唯恐讲错了古人学问，乃去聘请内行专家；不料想熊医生是才气横溢的豪杰，虽从学于内学院而思想却不因袭之。一到北大讲课就标出《新唯识论》来，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手无计。好在蔡校长从来是兼容并包的，亦就相安下去。”然而他的讲课效果似乎不太妙，他自己说，“忆一二年间，选课最多，及阅试卷，仅有某生文辞，稍为简适，亦无当于题旨。自昔迄今，从未得一可共学者。吾总觉教书之无趣，每对人言，为吃饭故，方做是事，若不尔者，吾不教书。虽属愤辞，亦是事实。”他将北大授课视为“阚饭”之谋，“支生无术，只好腆颜其间”，而不能得英才而教之，更让他觉得气馁。后来，他干脆向学校当局提出，“师生蚁聚一处，究竟有何益处”？要自己在家授徒，虽不能得天下英才，能有“二三子”聚而教之，也是惬意，“而不相干之学子，亦不愿其与于斯课”。学校当局竟也同意了他的要求。据他当时的学生讲，熊似乎并不长于讲课，有教无术，因此，只讲过一次，便不再上讲台，凡选他课的，便到他家里谈。梁、熊二位因缘不浅，1924年夏梁先生辞去北大教职，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熊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梁氏偕诸友回京，熊也同回，“居处每有转移，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其事例不必悉数。”两人均个性十足，我行我素，但彼此却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梁先生宅心宽厚，常存衿怜之意；而熊则师风陡峻，责人以善，不惜骂詈，情急处甚至会饱以老拳。他口无遮拦，曾放言：胡适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有一次，梁漱溟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熊十力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十力乘梁漱溟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殷海光有一次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肯定地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殷说：“先生好打人、骂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对此，金岳霖说：“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熊氏此类“轶事状”甚多。写小说的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氏意见不合，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拍拍土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熊虽学问精湛，但日常糊涂，学生中常流传他的笑话。据李渊庭讲，1926年到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熊和十几个青年学生搬去同住。当时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稿费维持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跟梁先生一起吃素，可是熊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是16两一斤，熊一听是半斤，骂道：“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一听哈哈大笑：“这还差不多！”牟宗三是熊十力北大时期的学生，“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他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熊先生时的情景时说，有一次林宰平、汤用彤、邓高镜、李证刚诸位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吃茶，“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宿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他那时身体不好，常有病，他们在那里闲谈，我在旁边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忽然听见他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的不客气，凶猛得很。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们在学校中，个个自命不凡，实则憧憧往来，昏沉无觉，实无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随风气，趋时式，恭维青年，笑面相迎。以为学人标格直如此耳。今见熊先生，正不复尔，显然凸现出一鲜明之颜色，反照出那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间尚有更高者，更大者。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反观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杂乱矜夸邀誉之知解，全说不上是学问。真性情，真生命，都还没有透出来，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里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反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层面，这是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中之开始机缘。此后我常往晤熊先生。”这真是一个不简单的“第一印象”，熊门三大弟子中，牟宗三跟随熊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牟先生曾跟自己的弟子讲起老师的事情，说：“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熊氏也深知自己修养不足，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说自己“求人也殷，责人也切，而原人、容人、因势顺诱之荃，确无所有”，“吾之情且急，而无以自安，有时甚失慈祥之意。此则余之所有智及，而不能仁守，是余所长负疚于先圣贤也。”但“检讨”归“检讨”，他决计不去改正，任谁劝告也是“不欲改”。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力所以说话便好骂人，全是悲心行乎不容己，……然力亦只是口头便及之，却绝不于文字上批评时贤，此正不敢不自重之意，贤者察之。”正因为熊氏待人出自本心，心无城府，虽门风陡峻、口无遮拦，也颇有些青年才俊前来相随。除了“常往晤熊先生”的牟宗三外，罗常培、郑天挺等也向熊十力执弟子礼。罗当时已是教授、系主任，却对狂傲不知收束的熊讲师毕恭毕敬。熊喜欢吃鸡，学生们来看他时，知道老师癖好，身后总夹只鸡来。熊也从不跟学生客气，有一段时间，他干脆搬去与学生住在了一起。人说梁先生多是学生住老师家，熊则多是老师住学生家，信哉斯言。1932年10月，通过十年精思，“绝不于文字上批评时贤”的熊十力抛出了其标志性著作《新唯识论》，造了唯识学的反。是书出版后，得到学界蔡元培、马一浮、林志钧等人的高度赞扬，蔡先生为其作序云，以钢和泰、陈寅恪为代表的佛学研究是考据派，以欧阳竟无之内学院为代表的是经院派，前者没有发挥微言大义，后者未敢参加批评态度。“当此之时，完全脱离宗教家窠臼，而以哲学家之立场提出新见解者，实为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如此背离师说，让内学院的宜黄大师愤怒了，说熊是他活了六十岁见过的最“逞才智”之人。其后，欧阳门下弟子刘定权写出讨伐文章《破新唯识论》，宜黄大师要求熊十力读到此文后能够“降心猛省”。没想到正在给学生上课的熊十力看到文章后，就对学生说：“现在的课先不上了，我要应战。”他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写成了应战文章《破〈破新唯识论〉》。同时，熊氏新说也几乎遭致佛学界群起而攻之，太虚、周叔迦、印顺等逐一登场为驳论。此时熊十力已辟佛入儒，争论实儒佛之争，非唯识之辩也。1926年，住在北京大有庄写《唯识学概论》的熊十力因长期的困顿与凝思，积劳成疾，神经衰弱、遗精、胃下垂等多症并发。1927年初，在蔡元培先生关照下，他南下杭州养疴，住在西子湖畔之法相寺，翌年，又移居孤山广化寺，每月二百元生活费，仍由北大发放。“余年四十、五十之间，在杭养疴久，生活赖蔡孑老设计为多。余病，冬是不可衣裘，外貌似好人，而实不堪劳损。”（致张其昀信）熊十力其实是非常注意养身之道的，他在《答谢随知》一文中说：“早起，大恭后餐，不解即不餐，必解乃已，行此数十年如一日。被褥，每晨起必掀抖，以散汗涤尘，件件如是。又每饭后，卧二十分钟必起，散步归来，凝神危坐，喘息定，血脉舒，而后观书用思。”律己不可谓不严，但可惜都是在此次大病之后的事，亡羊补牢也。1928年，汤用彤等邀熊十力到南京中央大学作演讲。熊氏素来不喜演讲，他曾发誓说“不为名流，不为报章杂志写文字，不应讲演之约”，“素未与稠人演说，故拙于口才”。然而此次乃老友相约，拙于口才的熊氏只好做一次“稠人间的演说”。此一番讲学，却吸引住了另一位俊儒——唐君毅，唐先生正是此时得列熊氏门墙。在杭州，熊十力得识另一位大儒马一浮。马乃大隐者，为人清高，很早就“远谢时缘，闭门读书”，倡“六艺赅一切学术大旨”。蔡元培曾邀其到北大任教，他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回绝。他的理想传道授业之所是类似古代书院那样师徒切磋道艺的场所，而非贩卖知识的西式学堂。抗战时期，蒋介石向马请教治国之道，马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蒋闻之愕然。据说解放后陈毅造访时，正遇马大儒午休，陈也算是读书人出身，懂得师道尊严，竟在雨中苦等了两个小时。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大隐，便请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引见，单支吾似有难处，他是怕马大隐不给面子。熊干脆谁也不用，自己把《新唯识论》的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并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无音信，熊心里不禁嘀咕，难道这位名动东南的名士看不上自己？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长者，须髯飘飘，气度非凡，自报家门，原来是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来就问马：信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马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两位大师惺惺相惜，一见便成莫逆，此后如高僧论道，时常往还，确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他在其《新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马一浮也对《新唯识论》推崇备至，并为其制雅序曰：“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知于化，长于语变者矣！”江南养疴六年之后，1932年11月，熊十力重返北大。熊氏一生居无定所，四处飘零，他住在庙里的时间比住在家里的时间还要多。再加上他自幼在长江边养成的生活习性，一到冬天便思南归，因此从进北大以来，他真正教书的时间大概不足两年。他在《答赖生》信中说：“自计足迹所经，唯北都荒廓，南京广漠，最宜修学（自注：南京今不可居），不得已而求其次，杭州秀丽，差可怀也。”是年冬，熊氏返回北大后，日与汤用彤、钱穆、张东荪、张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证刚、邓高镜、冯友兰、贺麟、张岱年、金岳霖、沈有鼎、冯文炳、黄艮庸等逍遥谈坐。钱穆回忆说，有一次与熊、蒙、汤四人同宿清华大学西郊一农场，“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余等坐至深夜始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钱熊二人虽交往不少，但二人性情却大不相同，治学路数也各异。钱治史学，性情温文尔雅，自幼知书达理；熊由佛入儒，性情狂放，通脱旷达，不喜雕饰，其行事风格让文雅之士很难接受。钱后来谈起熊来，颇有些冷言冷语的笔致，说熊十力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吃饭，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十力抢了过来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合用？于是坦然吃下。其实熊对钱也并不恭维。据说有一次熊在某人家里见到钱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他跟另一大儒冯友兰也有过节。某次，冯氏携其《中国哲学史》来访，两人多有争论，冯欲合璧中西，而熊以西哲为肤浅，如唯心唯物之论实无精彩。话不投机，难免脸红脖子粗。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化装成商人，坐煤车逃离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辗转返回黄冈后，有乡里青年问起国事，熊不禁大哭失声，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拿起枪打日本。次年，熊入四川之璧山。当时北大与清华、南开等校已南迁昆明，联合办学。南迁的北大只收留教授级的人物，熊仅为讲师，联大不收，他似乎也不以为意，专心著述，将《新唯识论》译为语体文，凡六年方成。1939年夏，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要熊前往讲学。“复性”者，“涤除习心、复原本性”之意也，其办学宗旨是“讲明学术，注重义理，预使学者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熊起初并不愿去，一来两人性情各异，对书院之办学思路不同，马重德行、兴趣、精读，而熊重学识、体系、博读；二来两人也不好安排，马是山长，熊算什么呢？两个教席难免起轩轾。但马执意要熊来，马知道，对古儒之“天道性命”的理解与阐发，熊马之外，再无人可与比肩。九月开学，熊便前往。此前八月，日寇轰炸乐山，熊伤左膝，他是带伤上阵。来了之后，也不客气，不做推让，便演讲《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滔滔万言，其中讲道：“实事求是，勿一空疏为可安。深知人生责任所在，必以独善自私为可耻。置身群众之外，而不与合作，乃过去之恶习，因任世事所趋，而不尽责，尤致败之原因。……凡求材者，必有宽大的胸量，远大的眼光，深沉的思考，实践的勇气，谦虚的怀抱，若不具素质，而求为通材，未之有闻也。”如此诘辩，均是有所指的。马一浮视书院为养“大德”的清静寺院，熊则视之为育“通材”的大学，两张教席之间渐成对台戏，合作已无法继续。是年十一月，熊与弟子韩裕文偕去。徐复观后来对比马、熊、梁三大儒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熊、梁是陆王新学的继承和发扬，马既有陆王又有程朱气象；性情上，马温存高迈如隐士，梁摩踵放顶如墨子，熊则抉发痛快，无可无不可；马言辞洗练，是著名书家，梁准确遒劲，熊则滔滔，信笔拈来，随意圈点，还经常加上诸如“吃紧”、“此处吃紧”等自注，往往弄得一塌糊涂。复性书院呆不下去了，1941年，熊十力又来到重庆勉仁书院，书院乃梁漱溟所创，因此院中弟子辈皆亲梁远熊，熊故常詈骂。此时，欧阳竟无也躲避战乱迁住江津，熊氏前去探望老师，一见面，宜黄大师照样对他严厉批评，说他“未得真甘露”。次年，大师逝世于四川江津，熊前往吊唁。大师病重时，熊曾去探望，但内学院诸君却不许其进门，说是怕老师动感情。入川以来，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从复性书院返回璧山后，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虽家贫国难，他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1942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由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他自述说：“余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续《功能章》上下……”此时，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吾平生著述与笔札之属，字字从胸中流出。稍有识者，当能知之。吾所为文字，向不肯引古书，有时对流俗需征引旧文，但此等处亦不多。……陆象山云：六经皆我注脚，未可与言取义。”此一期间，他曾致信弟子牟宗三，说“吾无精力多写，汝好自做人。宏斯学者，吾不能无望于汝与唐君毅。”对弟子期望甚切。他还寄语唐君毅说：“又告君毅，评唯物文，故不可多作。而方正学、玉洙、郑所南、船山、亭林、晚村诸先贤民族思想之意，却切要。此一精神树不起，则一切无可谈也。名士习气不破除，民族思想也培不起。名士无真心肝，无真实力量，有何同类之爱，希独立之望乎？此等话说来，必人人皆曰早知之，其实确不知。陶诗有曰：摆落悠悠谈。此语至深哉！今人摇笔弄舌，知见多极，实皆悠悠谈耳。今各上庠名流，有族类沦亡之感否？”此语至深哉！一代大儒的学术良知、国族情怀、师道自任，深自流露。此教导唐君毅一直留在身边，引为座右，到香港后，便放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时时自省。在北碚期间，旧雨新知时来相看，使熊十力稍感欣慰。此时，郭沫若、贺麟、钱穆、陈铭枢、陶希圣、任继愈等都曾前来探望。有一次陈铭枢请熊十力吃饭，背山临江，一派好风景。陈却背对江面，熊大不解，问陈：“你怎么不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也正是在此时，徐复观前来拜熊为师。徐复观回忆说，熊先生曾告诫他，要做学问，生活上应和妻子隔开，“你和太太、孩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熊自己就很少和老婆住在一起，“吾少弱病……平生强远妇人，此全神第一着也”。徐注意到，当时熊与夫人就未住在一起，“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但熊似乎惧内，说完那番话，他便低沉着声音指指远处的老伴说：“这个老妇人呀！”此后几年，熊十力返武汉，上北平，复入川，居漆园，赴南粤，蛰居幽愤，骂尽天下名士。日，他听到路透社的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熊十力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3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他与人谈起一路观感，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此语一出，吓人一跳，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他还没有适应新社会，“口无遮拦”是要改一改了。抵京后，政府先将他和其义女安排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五间北房，房子是由董必武预先租定的，家具齐全，甚是宽敞。住了两三个月，他嫌院子吵杂，无法写作，写信给董必武要求调换。此后又搬至护国寺大觉胡同十二号，但也未住多久。最终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内，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原为皇亲贵族居住之地，建筑古朴，出门不远就是后海，恬静优雅，风景宜人。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怕自己不习惯科学院的治学方式，毕竟科学院仍是过去老中央研究院的一辈人，“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自己的北大老巢，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熊先生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在50年代初期，熊十力的生活是安定的，其生活方式也在他原有的轨道上延续，并未受到多少干扰。窗外的世界已很热闹，一派新气象，大家都在一种激情感召下，建设新社会。熊先生却不为所动，他依旧老习惯，独居，读书，写作，在家授徒。有时候贺麟教授会带领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到熊先生家中听讲。熊氏居处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熊与董必武是湖北老乡，也是辛亥老同志，年纪相仿，相处融洽。熊十力有事必找他，董便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熊也不介意，一笑了之，有事照找不误。此时已身居高位的郭沫若也常来拜访，二人谈经论道，交谈甚契。郭希望熊十力能不断有大作问世，以“领袖学界群伦”。然而此时，熊十力的心底却是孤独的，落寞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很少行世，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曾在信中对老友说：“吾常愁苦一室当中无人可与言斯学者”，“吾之学，百年之后能否有人讲，甚难说。吾书恐疑难存下去”。他成了一个“落伍”的人，拒绝“进步”，拒绝“热闹”，拒绝“改造”。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1950年，一向不问政治的熊十力写出《与友人论张江陵》一文，批评张居正“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之举与秦始皇之焚书无异，并以此引申说：“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界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政改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他还写信与老友梁漱溟论道，指出辩证法的根底在斗争，而大易之学却是以仁义为常道。1951年，他又写出长达六万多字的《与友人论六经》，论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为唯心论伸张。“余常设想，今当舍旧图新。不守其故而新生，则诚然矣；不用其故而新生，恐不应理。”顺此思路，他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并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信中的意思很明确，不知熊是否读透。熊的几项建议均无下落，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1951年6月，熊十力写信给老友蒙文通，颇有孤独之感。当时士人，皆多少改造为马克思主义者，天下“确乎不可拔者”已不多。老友梁漱溟俨然已成社会活动家，心思已不在学术；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落马，正在接受批斗；而弟子辈也多攘臂运动，“不复奉教”矣。此时，他却与老画家齐白石结交上了。熊氏义女仲光正随白石老人学画，白石老人也很佩服熊氏文采，曾请其为老母写祭文。某日，白石老人来访，下车时，一串钥匙从老人腰间垂落。熊先生感到匪夷所思，便说：“我们诺大年纪，家事何必还要亲躬？”老人说：“小孩子不争气，非自己管不可。”白石老人看钱很严，颇有经济头脑，不像熊氏那般糊涂。据说老人每日早起作画，先问有无荣宝斋订单，若有，便先为荣宝斋作画。自1951年起，熊十力便集中精力删削《新唯识论》的语体本，1953年冬，由董必武协助印行。此前，他的那几本小册子都是自费由大众书店帮助印刷的。1954年又写成《原儒》上卷，写完后，已是深秋，冬季临近，该是南迁的时候了。此时，政治空气愈加左倾，老朋友们或被打倒，或被边缘化，逐渐在学界失声。贺麟和冯友兰改宗了，不再“接着讲”圣贤学问；1953年，生性耿直的梁漱溟生因直言相谏，不知轻重的讲话气得毛泽东拍桌子怒骂：“你是放毒！”“你梁漱溟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自此，梁先生再没有发言的机会了，被晾在了一边无人搭理。马一浮也重新开始了隐居生涯，虽对新时代偶有感动，但分明找不到自己的调子。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特意到蒋庄访马一浮。陪同的周恩来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伏问：“先生在研究什么？”马说：“读书。”又问：“现在做什么？”仍答：“读书。”1953年，熊十力七十寿辰，马一浮写诗一首为贺，诗曰：“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熊十力孤身一人住在北京，除去孤独外，更让他难耐的是北方漫长的严冬。1951年底，他在致刘静窗的信中说：“入冬迄今，尚不冷，然北方寒气究与南中不同。大雪节后，不用微火之炉，老年人终不可耐。吾神经衰，最怕火，又怕多衣，故冬来全不能看书与用思，日夕难过。古人言度日如年，真有此味。”自此开始思念南归。1953年冬，他又写信给刘静窗，说自己想回上海，但又不想跟儿子一起住，“吾怕烦，恐与儿媳处不易”，“今日儿媳，决不可靠。故不欲作家庭生活”。到了1954年，熊十力终于无法忍受北方的严寒与孤单，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住在儿子身边。儿子熊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这使一生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只得另觅住所。当时陈毅元帅在上海做市长，熊十力为房屋之事写信向陈毅求助，陈马上回信并着人解决，信中说：“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陈毅喜欢与学人打交道，对熊十力多有帮助。有一次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嚎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时，愈加难耐寂寞，曾对人说：“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陈毅深受震动，后来有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1956年6月，熊搬进了淮海中路2068号一座二层小楼里，这里环境幽雅，适于写作。他雇了厨师和助手，继续过其独居的生活。一住进小楼，熊十力便喜不自禁地写信给梁漱溟：“二楼全部归我，面前花园颇大，树木长大，西边窗前纯是绿化。来此才三日，吐痰再无灰黑，此乃最喜之事。日夜有清凉风，才尝海风味道，此旧住处所不能有也。”同年，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熊先生原不在邀请之列，熊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请熊先生为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时熊正在洗澡，他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在这次会上，他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并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但他只是政协的“三到”委员：开幕到、闭幕道、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呆在宾馆里与友朋聚谈。某次，一位大人物突然莅临，全场起立相迎，唯熊十力我自岿然不动！熊十力怕坐飞机，说是怕把飞机给坐坏了，但坐火车又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暖气，因此每次北上开会，均把车窗打开，风呼呼的往里灌，一车厢的人均消受不了。服务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不好伺候。陈哈哈一笑，说：“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书出版后，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熊仅取稿费之一半。此后，他开始写作《体用论》、《明心篇》等书，未及完成，便疾病来袭，“余写至此，精力已不支，只好结束。心所欲言者甚多，而不堪执笔……”此时，74岁的熊十力也从北大退休了。他在记事本上写道：“本月（1958年10月）北大名义解除，由京政协会照顾生活，暂时照北大原薪三百四十五元。”此时，老人的心情是落寞的，他一生以师道自任，与北大有着不解之缘，一朝离开，自是痛苦。他曾在北大50周年校庆时说：“吾年三十八始在北大，迄今向衰，始终未离北大，唯以疾患不常到校，而余之精神故无一日不与同学相感应。”师道名义解除了，已近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的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明心篇》之后，是他“衰年定论”的《乾坤衍》。此书20余万字，刚写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熊十力拼了老命，终至完成。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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