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最常用的语言是哪种?_百度知道
澳门最常用的语言是哪种?
是粤语吗?和香港的粤语一样吗?谢谢
我有更好的答案
官方书面语言为中文、英文、葡文 一般生活口语按使用频率排列为粤语、英语、普通话、葡语英文和粤语比较广泛
采纳率：33%
对，就是粤语，而且粤语是澳门的官方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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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科学院&&&&发布时间：日 21:30&&【字号：&&&&&&】
　　作为中国最贵的男演员，李雪健是圈内公认的德艺双馨的艺人，在影视界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据说，章子怡的荧幕大作《帝王业》就邀请他做的男一号，网上传闻，周一围已经签下了该剧的合同，头套都量好尺寸了。今年最火的综艺大多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字:慢前两年包揽收视率的《极限挑战》《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到了今年基本上都失去了优势。��
　　有这三位在，演技还算有保障。范冰冰穿起一字肩礼服来，也是一个字美。����
　　�比如说文艺式的小抒情。衡量一个明星的走红程度除了看他的粉丝数量，更重要的是看一个演员的作品数量和质量。���演员的诞生中柳岩惨中枪，被宋丹丹怼成胸大无脑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激荡人心，安国良朗诵的情景诗《我宣誓-五年抒怀》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意境深远&#59;由吕孝潇刘带来的歌曲《永恒的旋律》《百鸟朝凤》激扬的音乐、铿锵的节拍将晚会带入高潮&#59;由毛帅等演员表演的《十九大精神在廊坊》采用说唱形式，全面展示廊坊近年来经济社会取得的巨大成就&#59;京东大鼓《路边小店》节目采用廊坊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的形式，通过李五爷和田四爷在路边小店喝酒聊天，展现了近年来我市农村环境的变化和农民生活的改善&#59;表演唱《逛廊坊》节目，将小品与歌曲《逛新城》结合在一起，表现廊坊运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不断创新学习宣传的方式方法和平台载体，提升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的针对性、实效性&#59;微短剧《签约》节目改编自廊坊大厂发生的真实故事，节目通过一个签约过程，引出了儿子为母亲捐肾的感人故事，弘扬了孝道、诚信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剧情一波三折，感人至深、催人泪下&#59;整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中国梦》的合唱声中，落下帷幕，掌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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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蝉主学了大概一个月吧，已经高分跨过L3了，终于可以学L4的新课程了。但是，他的有些行为不是那么的“正确”，导致了网友们对他的很大不满。而在一旁的许晋亨还是那么的斯文。拍个写真也是猫不离手，这么宠猫，真的不怕未来老婆吃醋吗，一说到猫奴小编想到前几天热播的一个韩剧，《今生是第一次》，里面的男主是彻底的猫奴，人生价值就是左猫右房，对猫比女主还好平时都是让女主坐大巴，但一遇上猫咪有什么事直接出租，至于女主和他住在一起的原因也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喵星人。另外我想说的就是…金泰妍真的太瘦太小了!作为妹妹的徐珠贤，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她抱起来转圈圈。那他说的是谁呢?只听嗯哼甜甜地表示:“是妈妈”!出乎意料吗?其实也是情理之中啦!��或许，他们才是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无论外界评论如何，压力多大，他们始终都会走到一起。�一样的脸型，笑起来有一样的酒窝诶，真的是好神奇。
　　��”后来秒删，还是被不少人看见了，因此也受到了不少负面的影响。王晶炮轰周星驰太抠门，马上被一张账单打脸，如花出面力挺星爷!�”除了蓝盈莹外，凌潇肃也通过《演员的诞生》，让大家重新认识了。
日 21:30，因为看完这段话，我的第一感觉是，脸疼。高圆圆真的很幸运，18岁逛街时被星探发掘，不需要走太多的弯路就直接进军演艺圈。����在娱乐圈中，很多明星都给外界看自己最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在成名这条路上，其实已经难倒了不少人，很多人在这一行里努力了一辈子，都无法上位，有些长得不怎么样却能凭着一两个角色迅速成名。
　　估计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估计有人会问这个拒绝的妹子是谁呢?她就是走红于网络，人称奶茶妹妹的章泽天。49岁邓文迪与鲜肉男友暧昧耳语，二人端红酒听演唱会惬意度假。他本人也完全承认，这是一个演员强烈的、创作的欲望。��12月26日晚，窦靖童在社交网站晒出为奶奶庆祝生日的照片，并连说三个“love”。为了能一起站在舞台上，亲自从家里带过来了。反倒是从前不被看好的慢综艺，成了各大卫视竞相追逐的香饽饽。
　　��李英爱14年惊艳了时光究竟有没有整容？看她的儿女就知道了�吴卓林的今天，对男性缺乏安全感，是父母之间纠葛造成的，吴卓林内心的伤痕永远无法修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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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渠凝旋）澳门是说什么话的？？？？_百度知道
该问题可能描述不清，建议你
澳门是说什么话的？？？？
我有更好的答案
所以澳门是以广东话 , 英语 ,社会需要人才,大家都会去学普通话,英语这是什麼答覆啊~~~~~身为澳门的我来答好了,普通话和葡语为主要语言.澳门人都是说广东话的,或许以前被葡国人统时是说葡语,但现在已经回归了,很多的人都不会说了.也由於现在已成为国际都会
采纳率：25%
大部分说粤语！
天呀~~~~~~~~~~~~~~~~~~~~~~~~~~~~~~~~~~~~~~~~~~~~澳门通用语言是广东话~~~~~~~~~见到不是中国人的就说英语或葡语澳门可能含有几百种语言就常用都是这三种
广东话，曾被葡萄牙占领，许多也会说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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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文学的四种传统
　　[摘要]澳门文学在发展历程中有四种文学传统：中国古、近代文学传统，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传统，中国当代文学传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本文结合澳门文学发展状况和澳门作家创作倾向，探讨上述四种文学传统对澳门文学发展的浸润和影响。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1117872.htm　　[关键词]澳门文学　学传统　浸润　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4－10 　　 　　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象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秩序和意义。传统是文化艺术之链，是精神之链。传统就是过去，然而不是纯粹属于过去的东西，它是通向未来、构成未来的过去。它包括许多旧东西，然而生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东西，即使是旧的东西，也是最具持久力的东西，最具生命力的东西，因此否定传统就是铲除自己的历史立足点。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谈到文学传统、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因素时说：“在文学著作中。如果后代――直接的或相距较远的的后代――吸收了一部作品或一个时代的作品，那么其早期作品的价值不会因此而降低。……但是，无论20世纪的小说家有多么伟大，人们不会因为有了他们的著作而认为没有必要阅读福楼拜、屠格涅夫，或任何一位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的作品。……不论原因何在，二千年前的文学作品没有因为出现了更多的文学作品而过时。它们始终保持着吸引力。人们将它们当作象征符号群。当作知识――或文学作品而拥有它们，而这就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物质形式。” 　　澳门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血缘关系、文缘关系。源远流长。从明清、晚清和民国，直到现当代澳门文学走过的路程，深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浸润，深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澳门文学的发展与全国其他区域文学相比，可以说同又不同。同的地方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澳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区域文学。区域文学的发展不会背离中国文学发展的总规律。澳门文学发展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澳门文学发展中大体上有四种传统：中国古、近代文学传统，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传统，中国当代文学传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 　　 　　一、中国古、近代文学传统 　　 　　中国古、近代文学传统与特色，对澳门文学的影响和浸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诗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从《诗经》算起，也有三千多年了。从那时以来，出现了众多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诗歌的优良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唐诗和宋词，是中国诗歌史的两个高峰。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搜集了2200多位诗人48000首诗。唐圭璋先生所编的《全宋词》录入词人1330多家，词作19900多首。 　　澳门古、近代文学的主流也是诗词创作，可以说，澳门诗词是构成澳门古、近代文学的“拱心石”。谈澳门古、近代文学，必谈澳门诗词创作。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晚清和民国三个时代，吟咏澳门的中国诗人约有213人，诗词作品约有1203首。 　　20世纪50-70年代的澳门，继承民国时代的余绪，旧体诗词创作仍然兴旺发达。一批抗战胜利后已返香港的诗人、画家和教授、学者，仍与原居澳门或于抗战后滞留澳门的文人墨客，经常雅集，相互酬唱。据不完全统计，其中较为活跃的有：来自香港的王韶生(怀冰)教授、方业光(号宽烈，著有《涟漪诗词》，未刊)、吴肇钟(号白鹤道人，白鹤拳派宗师，著有《白鹤草堂诗词稿》)、梁隐盒(著有《归梦集》、《隐盒诗集》)、甄陶教授(早岁曾从欧阳韶学词，著有《袖兰馆词》)、黎心斋(著有《心斋诗词》)、潘小磐教授(著有《余庵诗草》、《余庵文存》、《余庵词》、《余庵游草》等)。属于澳门本土的则有：缪君侣(著有《百尺楼诗集》)、缪揆一、赖镇东、欧阳韶(著有《听蝉吟室词》)、邓剑寒(著有《义民吟草》)、易麟阁(著有《抗战大事记》、《啸濠集》等)、何斗灿(于松山建有听松山馆，常举行雅集，与诗人、画家多有交往)、吴鸣(筑室松山，号挹翠园)、李供林(著有《怡怡草堂游草》、《乔梓集》等)、江煦(著有《岭南闻见录》、《读我书室文存》、《风月乎分草堂诗存》、《无尽藏庐词存》等)。他们连同一些辈分更高而健在的、在民国(乃至民初)已经活跃于文坛的前辈，为20世纪50－70年代的澳门文坛，特别是澳门诗坛，留下许多珍贵的旧体诗词作品。 　　其二，乐观的精神。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中国人看来，逆境的极点就是顺境的开始，黑暗的尽头就有曙光的出现。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文学往往是以乐观的精神看待人生。乐观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表现。主要是对人生的肯定和对生活的热爱。中国有人世的诗歌，也有出世的诗歌即山林隐逸一派，但少有厌弃人生的诗歌。 　　澳门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不少作品就有这种否极泰来式的乐观精神。例如，擅长七律的程远的《草原抒怀》：“梨花放白出墙栏，引我寻诗进草湾。拔地昆仑三万仞，依峦黄水九回环。前朝已过寒江浪。后路犹攀火焰山。夺胜途中抬望眼，迎风档雪过重关。”这首诗写于“青海长云暗雪山”的特定环境。是中国内地“五七族”式诗人的早期作品。遥想当年，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青年程远，被命运之神无情地从京师推到茫茫西海，年年以带罪之身被发落到荒僻的险山恶水的农牧区接受“洗脑子”――思想改造。他要翻越积石山――昆仑山的支脉，还有达板山、日月山等；他要横渡隆务河――黄河的支流，还有倒淌河、潢水河等。诗中所描绘的彼时彼地、彼景彼情，没有经历过那般环境的人是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倘若参照著名记者范长江先生笔下有关青海高原的描述，也许才能领略其雄浑、粗犷而又荒凉、险恶的生存环境。茫茫昆仑，滔滔黄河，诚如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养浩所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程远却把自己被流放说成“引我寻诗”：“三万仞”、“九回环”的山岳河流皆被生性豪迈的程远踏在脚下。被他征服了。“夺胜途中抬望眼，迎风挡雪过重关”两句，恰是诗人心怀高远、渴望奋斗、旷达进取的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 　　擅长填词的林佐瀚1978年突然患癌，遂辞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要职养疴。他在香港九龙医院病榻吟成的《浪淘沙》：“蹉跎已中年，两鬓双斑。赢得襟正袖清寒。半世灵修求悟道，知易行难。莫怨是缘悭。天道不残。浮生寄旅，梦一番。总要崔嵬无愧我，昂步尘寰!”病榻静养，思绪难平，审视自己走过人生几十年路程，没有虚度，聊以自慰。同时，表现出作者不怨天、不尤人的客观态度。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蒙受厄运侵袭，不颓唐、不沉沦，而是拥有“昂步尘寰”的积极、向上、乐观的精神。 　　其三，尚善的态度。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一样，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所不同的是西方文学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文学把善放在第一位。尚善的态度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成为一种理想主义和人格力
量。追求进步理想，坚守高尚人格，是中国文学最可贵的一个特点。 　　马万祺于濠江立业之初，国难当前。他“刻苦筹谋”，既希望家业再兴，又深祈国土重光。“关心国事，无时忘怀”(《濠江立业》)，马氏乃“赤胆无私”(《与柯麟为镜湖医院服务》)，“与万众同仇”(《同仇抗战》)，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于是，马氏不仅能于各大历史关头，站稳立场，而且因商务或政事，观光万里，阅历九州名胜、域外风物，也处处寄寓其怀抱，表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向上精神。如写于1950年的《首都北京》，题下小序称：“夏日到达北京，亲见京师庄严壮丽，祖国人民款待情殷。”诗云：“三千气象显庄严，历代文华景仰瞻。紫禁城中藏国粹，天安门外遍嫣妍。长城云月八千里，帝殿风光数百年。有幸登临朝圣地，平生告慰锦花添。”即以庄严壮丽之气象，展示高远怀抱及向善、向上的精神。 　　佟立章在《镜海诗词》(1996年第5期)发表五言古诗二首，其一《哀世风》：“举世重金钱，痴儿坚情义。铸情易戕身，行义短衣食。芸芸斯众生，锱铢唯逐利。论事常奢谈，言行每多伪。剽窃逞己私，惑人恒作祟。世倘无痴儿。天地亦鬼魅。但求安其心，毋辨愚与智。”诗篇将金钱与情义对举，谓芸芸众生，唯利是图，奢谈、多伪、剽窃、惑人，只是为一己私利；而自己则愿坚守情义，即使“易戕身”或“短衣食”，也在所不惜。这是对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风气的揭露和批评。 　　其四，含蓄美。一个国家的文学特色，总是同这个国家的人的性格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含蓄。中国文学也有一种含蓄美。中国古代的抒情诗由于篇幅短小，所以特别注重含蓄，追求短中见长，小中见大，言近意远，隽永不尽。 　　冯刚毅在1962年于广州南郊写下《穗城春牧》五首，现领略其中两首。第一首：“月落星沉乳雾浓，芳林初晓响嗡嗡。小蜂爱采花心露，出人繁花密叶中。”第二首：“北徙南迁迹费猜，合时应节自知来。蒙疆万里春才去，湖粤半年冬又回。”诗篇描写春日初晓的广州郊外风光。景物与人物，共同构成一幅和谐融洽而又色彩斑斓的春牧图，合时应节，悦目赏心，甚是令人神往。 　　程远有一首短诗《登峨眉途中口占》：“石级三千当路横，台高梯滑懒攀行。松间小坐酒旗下，眼醉心明脚步轻。”这首看似漫不经意的口占，含蓄隽永，回味无穷。古人云：“诗宜朴不宜巧。然必大巧后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浓后之淡。”从字面上看，该诗的内容再明朗不过了，但透过字面看它的意蕴，却又是再朦胧不过了。诗的明朗和朦胧，并不是一首诗的优劣标准。假如图解主导话语，而缺乏自己心灵上的血肉，白水一杯，缺乏艺术韵味，只是明朗有什么用!朦胧的诗若是只求字句与意象的刁钻古怪，徒然让人费解，朦胧就成了遮羞布。有论者认为这首口占是诗人兴会与性情互为因果的表现。是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态度的写照，有夫子自谓的意味；也有论者认为诗中“石级三千”、“台高梯滑”和“松间小坐”是写景，“眼醉心明”是作者心迹的自白，高妙之处就在于“眼醉心明”，这是小酌之后的智者心态，虽醉未醉，表面糊涂内心却洞察一切，所以便感“脚步轻”了。可见，含蓄美的艺术品是不易解释清楚的。否则，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何以说“美是难的”! 　　为什么中国古、近代文学传统在澳门能够得以赓续?一方面，自晚明以来，澳门特殊的地位使它逸出于中国政局变动的中心，并不完全隔绝又处于边缘的位置，屡屡成为避乱而来的文人墨客的“武陵桃源”。这些感于时世而又避居海外一隅的自诩为“先朝遗老”的士人学子，便时有发抒内心感慨和记叙澳门新异见闻的撰述，奠基和丰富了澳门文坛。另一方面，澳门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被香港取代之后，现代经济发展的不足使澳门的发展缺乏强大的驱动力。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澳门保持着具有欧陆风情的小城风貌。澳门的宁静、平缓的生活适宜隐居，于是，格律稳定的旧体诗词便也成为这一天地得心应手的工具。当然，还有一些因素，使得旧体诗词在澳门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些因素导致了在较长一个时期澳门现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发展的缓慢和不足，也带来澳门当代文坛上一个“旧体诗词创作兴盛”的特殊文学现象。当前，澳门旧体诗词创作仍然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澳门中华诗词学会拥有会员一百多人，“其成员既有年过古稀的老人(如在古体诗词和书法艺术创作中取得很高成就的梁雪予先生)，也有初学的中学生；既有政界商界的文人(如马万祺先生)，也有普通的市井小民。新文学作者中，不少也擅古体。每有所感，新诗古诗两体并发。以用云独鹤的笔名写新诗，用本名写古体诗词的冯刚毅为最典型。在近年刚刚活跃起来的为数不多的澳门文学出版物中，当代作者的古体诗词集的出版，仍是最重要的门类之一。”相信这个文学传统还将会继续下去。 　　 　　二、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是一部充满着战斗气息的文学史，它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得较为紧密。同时在文学传统上，与以伦理和政治为主导的文化精神相应，则形成了为人生而创作的文学精神，并且作为文学的主导传统而支配着几千年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与政治、伦理十分接近，现在一些人对此甚为反感。毫无疑问，应该清除文学与政治关系上的庸俗化理解，应把政治当作社会文化的组成因素，当作文学的文化背景之一，在更广阔的涵义上去理解政治。不管对政治如何反感，我们总不能说，文采华美的屈原诗作就不是文学了，他那为国为民的忧思就一钱不值了，他那充满了无限深沉的感情的篇章，就不是千古绝唱了!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把哭泣归结为人之灵性的表现，并又把它分为有力类和无力类。有力类中有以哭泣为哭泣者，有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刘鹗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这里所说的哭泣，就是身世情、家国情，其情愈深，则哭泣愈痛。这种“为人生”的文学，到了“五四”以后就渐渐成了文学的自觉。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新文学在澳门的出现，与抗日救亡运动有直接关系。澳门学者李成俊说：“澳门文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同反抗异族的压迫相结合。”“澳门早期新文学运动应该说是‘九一八’救亡运动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这种说法是符合澳门文学发展实际的。我们知道，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在“抗异族压迫”的社会历史下产生、发展起来的。澳门文学也不例外。 　　抗战烽火一起，一向静寂的南国海隅――澳门，立即急剧地沸腾起来。不论上中下阶层，不论各行各业，都激于义愤，卷入抗日救亡怒潮之中。空前庞大的救亡行列，就在全国人民抗敌怒吼声的呼唤下迅速涌现；一阕史无前例的雄壮救亡进行曲，就在这块面积5平方公里的澳门半岛上响彻起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澳门爱国同胞的救国热潮空前高涨，出现一股磅礴的气势，澳葡当局面对这个形势虽想阻遏也阻遏不了，连一部分澳葡官员也受到感染，同情和支持澳门爱国同胞的抗日救亡活动。“澳门四界救灾会”进行各项抗日救亡工作，着重贯穿一个正确方针，即动员每一个人，不分党
派、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少，凡不愿做亡国奴、不当汉奸的皆可加入。这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年澳门的《朝阳日报》、《大众报》常以较大篇幅报道抗日救亡的最新消息，经常刊登一些抗日救亡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澳门的一些学校也把进步和抗日的歌曲，如《开路先锋》、《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铁蹄下的歌女》等，编入音乐教材。随着日寇侵华的变本加厉，步步升级，澳门的抗日救亡活动也由以青年为主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一批大陆的爱国人士，如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史良，著名画家高剑父、关山月等，都先后来澳门作演讲或举办爱国画展。澳门文学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可以参阅李成俊的记述片段： 　　在敌人的魔爪下，文艺工作者的斗争特别复杂和艰苦，斗争的形式也有许多新的发展。留澳养病的民主人士冯裕芳，化名丘老师。以讲授世界语作掩护，团结了不少文艺青年组成“文艺阅读小组”，积极介绍爱国文艺书刊。金应熙写了不少历史小品，借古讽今，针砭时弊。陈霞子因为报社经济极端困难，他一身兼数职，既编副刊，又执笔为文。报社没有稿费支付，找不到作者写稿，他就一个人写多种多样题材的小说以及杂文专栏，每日达数万字，用不同的笔名，差不多将整个副刊包下来。他擅于联系实际，结合自己熟读的“四书五经”，通俗生动，笑谈真理，反戈一击，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富有特色。 　　抗战胜利以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第二次革命战争爆发，国内大批文化人从国统区被迫转入香港，再次推动了香港的文学运动。由于港澳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少作家也路过澳门或在澳门小住。茅盾曾应澳门镜湖医院柯麟医生的邀请，在澳门滞留了一段时间，张天翼和于逢，也因病在澳门镜湖医院留医半年。这一时期曾在澳门短暂停留过的作家还有夏衍、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风、华嘉等。他们的到来。无疑带来了中国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对澳门作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澳门新文学传统有其明显的特征。(1)新文学在澳门的出现，并不曾发生过如20年代在中国内地那样的新旧文学的冲突和蜕变，而主要是抗日救亡运动使内地和香港一批新文学工作者，进入澳门而适应时代要求发展起来的。(2)最初萌发于抗日救亡时期的澳门新文学，由于这一特定时代的要求，一开始便表现出对时代和现实的热切关注。“五四”新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直成为此后澳门文学发展的主导。(3)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为了密切与时代和现实的联系，澳门的新文学一直以报纸的副刊作为园地，专栏文章(散文、杂文、小品)和连载小说等“报刊文体”，便成为澳门新文学最主要的文体形式。(4)在此之前，澳门文学的发展主要靠来自中国内地文人的推动，而澳门新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则主要是靠来自香港的文化人的催生和助产。(5)澳门新文学是伴随抗日救亡运动特定环境发生发展的文学，尽管粗糙、甚至不免幼稚，政治宣传鼓动性强烈，功利色彩浓厚，但它毕竟是澳门这块土地上“根生”的文学。 　　澳门文坛一些知名作家的创作。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新文学作家作品的浸润。李成俊一生深受鲁迅、邹韬奋、茅盾等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影响。李氏是一位出色的鲁迅研究专家。在他的《待旦集》一书中，就有《鲁迅的书》、《鲁迅的葬礼》、《鲁迅的著作和鲁迅的家》、《学习鲁迅不断革命精神――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关于鲁迅研究――在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等有关研究的专门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对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融入了一些新的内容。尤其是他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港澳社会的成功报人和作家，为鲁迅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解读，为鲁迅研究注入了一定的新质。李成俊说：“我读过鲁迅的全部作品。连日记、书信、书法都不放过。初期近乎迷信地学他的硬骨头精神，因而早年我待人接物比较僵化，没有融入社会。年纪大了，思维、理念都有所更新，看事物的方法也有所进步，读鲁迅又会有新的感受，例如看他在杂文里骂人，就会感到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被骂的也不一定是坏人。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我觉得鲁迅有些东西是反话，其精神实质值得我们学习的。邹韬奋是我办报的模范，他的书我都全部读过。他早期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讲游历的经过，遍及欧美，视野十分丰富，他还专门写了《经历》这本书。后来在重庆，他主编的杂志《大众生活》办不下去而被迫逃到香港，发表《抗战以来》，我觉得写得很深刻。他同情被侮辱被践踏的弱势社群，具体地为人民服务，而且为了宣传抗战，不惜抗争至坐牢，爆发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这是很使人敬佩的品格。”此外，李成俊还读了茅盾、巴金、徐志摩等作家的作品。澳门另一位资深报人李鹏翥在为李成俊的《夜未央楼随笔》写序时说：“成俊兄对鲁迅作品有深刻的研究，日常行文处事，以鲁迅的优点为鹄的，以鲁迅的局限为鉴戒。……《夜未央楼随笔》不少篇章都谈到鲁迅，引了鲁迅的话，例如《语言?文采?文风》可说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文论。作者办报、写文章，都强调语言生动，富有文采，特别要提倡‘短些，更短些’的文章，标题短，文句短，段落短，整篇短，这才符合现今生活紧张节奏快的阅读习惯。作者不仅对青年新闻工作者如此谆谆教导，自己也跟鲁迅于30年代《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中，提出‘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k，决不将Sketck材料拉成小说。’大刀斧削，毫不吝惜。” 　　李鹏翥同样受鲁迅、茅盾、郁达夫、朱自清、巴金、冰心等现代作家作品的影响，是这些作家作品的受惠者。他说：“到了‘文革’期间，无书可读。自觉受益的是，唯一可以专心阅读《鲁迅全集》。我过去在广大、培道中学任教，曾在学校图书馆借阅30年代鲁迅去世后不久出版的《鲁迅全集》复社本，到我个人拥有的60年代10卷本，连‘文革’后出版的20卷本，我前后通读《鲁迅全集》三次。对鲁迅、郁达夫的旧体诗十分入迷。”李鹏翥还痴迷于茅盾的作品，从茅盾那里受益匪浅。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通才”，而李鹏翥则是澳门文坛上的一位“杂家”。李鹏翥崇拜茅盾多方面的才能，事出有因。李鹏翥说：“我年轻时非常崇拜茅盾，因为茅盾文学基础扎实，既可写文艺理论、小说，散文也不错，又能翻译，才能较全面。他与所谓学派的文艺理论家不同，完全针对实际情况而写评论，在他主编的刊物中发掘出批批年轻的小说家，如姚雪垠、甚至包括巴金。”李鹏翥回忆说，在他的初中求学时期，正值所谓“和平”的时代，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他就开始阅读巴金的《家》、《春》、《秋》、《憩园》等，冰心的《繁星》等。李鹏翥在初中就开始阅读鲁迅，他说当时有一位老师，虽然对鲁迅不算有专门研究，却给他们讲述鲁迅的生平与作品，令少年李鹏翥产生兴趣，到图书馆搜寻鲁迅作品。当时，李鹏翥还阅读夏丐尊的《文心》，该书讲写文章的方法，很有吸引力。而朱自清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乃至胡适编的白话诗集《尝试集》，使李鹏翥认识到精读和略读的学习方法。李鹏翥还回忆说，包括早年郑振铎编的《文学史大纲》，如今看来虽有些粗糙，但搜集的材料很丰
富。再如，施蛰存在文学上做了许多工夫，30年代已经创作意识流小说。李鹏翥说他很喜欢晚明小品，也是受施蛰存的影响。过去《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曾与李鹏翥谈起，写作人文章太枯涩，就要读一读晚明小品，文字会活泼起来。 　　澳门诗人陶里受中国现代诗人影响更为明显，他的现代诗研究与创作，更直接追寻中国现代诗派的重点作家作品。陶里在《让时间变成固体――现代诗新读》一书，论及李金发、废名、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穆旦、林庚、辛笛等，还有不少台港现代诗人。陶里说：“九叶派的诗人我是比较熟悉的，也比较喜欢他们的诗。转来港澳生活后，接触的文学层面也多了，才更认识到何谓现代诗。我可以说，从传统的新诗到九叶派是一个发展阶段，而九叶派以后才出现了真正的现代诗。……我爱读诗写诗，因此从新诗一直到九叶派的出现，我都跟得很贴；从胡适、刘大白，到艾青、冯至，以至解放前的李鹰，我都认为他们是新诗的流派。九叶派可谓新的了，这群人把中国的新诗发展到一个新的‘转向’，至于转到哪里，我相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也摸索不到，最可惜的是，他们出现在40年代，抗战时期有着各样限制。而解放后，这些九叶派便全部没有了，反而抬出了艾青；直至后来朦胧派的出现。”从上述澳门作家的创作倾向，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新文学传统已经影响而且将要继续影响澳门作家。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在澳门文坛得到了弘扬。 　　 　　三、中国当代文学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一方面发扬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在更广泛更深刻的程度上与人民结合，积极表现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精神，努力反映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新的生活风貌，出现了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经过“文革”的文学停滞时期，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文学又出现了新的转机，一大批新作家走上历史舞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获得多方面开拓，文学内容也获得很大程度的深化，中国文学呈现新的繁荣局面。建国后，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台港澳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另一轨道上相对独立地发展，也为丰富中国文学的宝库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50－70年代。澳门的文学创作园地受到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雨露滋养。秦牧和阮朗(唐人)等著名作家，经常热心为《澳门日报》撰稿。阮朗还专程从香港到澳门主持文学创作座谈会。秦牧为促进澳门文学的发展，建议《澳门日报》创办文艺副刊并为之出谋划策。在老一辈文学家的辛勤培育下，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影响下，澳门女作家周桐受到鼓舞，激发了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先后创作出《晚晴》、《狭路姻缘》、《逃妻》、《错爱》等多部小说作品。 　　鲁茂的小说创作中具有一种教化色彩，教人自新，劝人向善向上，催人进取的倾向，可以看到他深受较早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思潮的影响。这种“文以载道”的创作传统，在中国有其深厚的渊源背景，尽管有人提出质疑，但它的意义是不容一笔勾销的。在特定的环境，“文以载道”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维也纳心理学第三学派代表人物弗兰兑尔，对西方“病态”的世纪和“病态”的文学进行了诊断和批评，他们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表现在文学中的心理分析迷信、“性暴露癖”、无意识、自我表现、生存虚无主义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文学应该帮助人“找到人道的生活意志”、“拥有一个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使人具有崇高的“忘我精神”，作家应该具有“责任感”等。在澳门文坛，鲁茂的作品确实贯穿着“文以载道”、“为人生”的主导思想倾向，不难看出，鲁茂深受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鲁茂说：“除了鲁迅，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沈从文，他的《边城》写得这么简单，这么细致，的确是杰作。……影响我的作家有很多，像老舍的风趣幽默、巴金的深厚、曹禺的完整结构，都对我造成很大的震撼。鲁茂的有些作品，即便在中国大陆，也有存在的空间，因为大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曾坚持过“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 　　资深女散文作家凌棱笔下常见的一个主题――母爱，就是深受著名女散文作家冰心的直接影响。女批评家廖子馨说：“无疑，冰心在作品中流露的温馨情感，体现的阴柔之美的特色，令女作家们心灵相投，尤其与她们出于情感宣泄、表现自我创作需求相通：澳门女作家在这种使人感到亲切的情感表达中，找到了适合自己表现情绪、心理感受的创作形式。这在澳门女作家林蕙(凌棱)身上表现最为典型，她的创作长期体现出在爱的沐浴下的心灵感受，作品徜徉于母爱、友爱和自然爱的温波中。” 　　女作家林中英在《谈谈我创作体会》一文中说：“中国现代作家中，不少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如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等，他们都有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有的又懂数国文字，令我非常敬佩。”林中英非常喜欢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尤其赞赏老舍十分细腻而且跌宕有致地描写特定环境和人物心理艺术技巧。她从老舍的小说《创造病》，从一对家庭经济开支毫无计划的夫妇那里，触发了写作灵感。她联想到当今社会，类似这对夫妇的人实在不少，于是林中英挥笔创作一篇《M和N》，描写了一对小夫妻先用未来钱，超前消费的狼狈窘迫状态。此外，著名作家丁玲笔下的女性发出渴望解放的心声，反叛与抗争精神，大胆、率真和顽强的女性形象，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锐捕捉时代气息、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对林中英有直接影响。可以说，林中英的创作历程，便是在这相似的氛围中起步的。 　　80年代以来澳门与内地的文学联系更加紧密。澳门不仅有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可以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和广东省作家协会的代表会议；内地的著名作家如秦牧、紫风、杜埃、林彬、陈残云、黄新波、陈芦荻、伍韵等，都先后到过澳门访问，出席文学座谈会，主持文学讲座，作了精心的具体的辅导工作，对澳门的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随着与内地文学交往的深入，一批批中国著名作家如冯至、冯牧、艾青、艾芜、田间、张光年、王西彦、孔罗荪、钱谷融、唐达成、马烽、王辛笛、孙峻青、严阵、严辰、邵燕祥、袁鹰、毕朔望、铁依甫江、鲍昌、张锲、金敬迈、杨沫、韶华、玛拉沁夫、鲁藜、绿原、菡子、雷加、林斤谰、丁宁、晓雪、高缨等，以及广东省作家韦丘、曾炜、黄庆云、范怀烈、沈仁康、刘逸生、苏晨、王伟轩、林骥、黄伟经、朱崇山、黄培亮、欧阳翎、黄树森等到珠海来，都约晤澳门有关文学工作者专程前往珠海，交流文学创作经验。澳门文学工作者跟珠海市文联主席曹何、副主席唐亢双以及留居珠海的广东著名作家杨干华等。文学交往相当密切。 　　当然，澳门文学受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建国头17年和“文革”时期，澳门的文学创作过分偏重思想性，忽略创作技巧，以致发展到文学作品缺乏艺术性。澳门评论界认为，“这种现象，是与毗邻的内地社会状态息息相关的。当时内地的极‘左’思潮，对澳门社会具有直接性影响。澳门居民盼望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冀望能投身在这强大的庇护下，与长期欺辱澳门居民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进行抗争，摆脱其统治，与新中国同步成长；由于这美好的希望，以至在意识形态方
面出现了紧跟内地政府的情况，而表现意识的文学创作自然也形成一股与国内同步的‘左’倾。” 　　 　　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 　　 　　现代主义(modemism)是20世纪初以后西方各个反传统的文学流派、思潮的统称。它深受康德、尼采、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柏格森、荣格等人的哲学、心理学理论的影响。现代主义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最大特征，是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现代主义强调表现内心的生活、心理的真实或现实；以为艺术是表现，是创造，不是再现，更不是模仿；主张内容即是形式，形式即是内容，离开了形式无所谓内容。现代主义的重要创作手法之一是自由联想。在艺术风格上，广泛运用意象比喻、不同文体、标点符号甚至拼写方法和排列形式来暗示人物在某一瞬间的感觉、印象和精神状态；作品结构变化突兀，层次繁多；故事情节似有若无，怪诞荒谬；人物形象扑朔迷离，违背常情常理。许多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已经逐渐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文化和文学的交汇处，它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较之中国其他区域文学更为明显。远的且不说，就从80－90年代澳门诗歌和小说创作来看，澳门当代文坛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影响较为突出。这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一方面是澳门作家直接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另一方面是从中国大陆和港台“嫁接”过来的。澳门有一部分青年作家，在港台现代派诗歌和中国大陆“朦胧诗”、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等的直接影响下。则倾向于以西方心理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现代派诗歌与意识流小说创作，而且形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澳门一部分青年作家堪称“恶补”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一群。他们在广泛接受媒体信息影响的基础上，更努力以“后现代”的理念和追求来沟通与世界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的同步发展。 　　在澳门诗坛。较早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较为明显的诗人是陶里和淘空了。陶里是澳门现代诗的主要倡导者和代表诗人。现代诗晦涩难懂，估屈聱牙，确实有令人头痛之处，难怪读者对它有不少微词。但作为新诗的路径探索来看，不可求全责备，妄加扼杀。淘空了自认为他的诗只不过是“现代诗的准备过程”中的一点点收获。他谦虚地尊奉陶里为师，认为“在诗河中沉沦，撒下救生圈的是诗人陶里先生”――这意象颇能反映青年诗人在诗河中奋力游向彼岸过程中的心境。其实，陶里与淘空了不一定就是诗苑师徒。他们的“诗龄”有差别，创作的“量”有不同，“质”也各有千秋。诗坛同道，彼此都想为“现代诗”贡献“彼岸级”的新型诗篇，从而为“沉沦”已久的传统新诗另辟蹊径，或叫“杀出一条新路来”吧。陶里与淘空了应该算是先后辈，互有启发和推进的影响。陶里依然诗绩斐然，淘空了则青春晔晔、来日方长。他们同属澳门现代诗的先锋派。李观鼎教授指出：“陶里诗学观念的形成应该有三大渊源：一是中国古典诗学精神，二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诗歌传统，三是西方现代诗学精髓。如此，陶里虽然在澳门诗坛极力倡导现代诗，并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印证之，但那却不是西方现代诗学在小城的一个遥远的回声。中西文化的精华在诗人的血液里汇流着，碰撞出耀人眼目的火花。尽管陶里认为现代诗归根到底源于西方。并在集中多处论述了现代诗应有的美学品质，诸如价值内容上的反理性、反文化，语言形式上的无序性、反常性等，这些观念大都可在西方诗论中找到其踪迹。然而作者并不仅仅满足于对西方现代诗的借鉴与摹仿，年龄已逾知天命的陶里早已走向成熟，他在追求西方现代诗特征的同时，竭力融和中国诗学精神。”这段话是对陶里诗路的精辟概括，也可以窥视出陶里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影响的一斑。 　　澳门许多读者抱怨读不懂淘空了的诗，其诗被称为“晦涩的诗”。这是因为淘空了艰辛的人生，使得他心中的东西是一团苦涩，他的语言充满了苦涩，甚至佶屈聱牙，一般读者不能卒读。从另一方面说，淘空了又是一位传统新诗形式的颠覆者和革新者。他的诗最大特点是语言的无序性，诗句中不按照词序排列的例子比比皆是。它们不仅仅是排列的无序性，而意象的展现也是非理性的，它的审美观也是非和谐的。要从淘空了的诗中寻找所谓意义，有时是吃力不讨好的，有时甚至会缘木求鱼，但有时他的诗也是可解的。淘空了对自己“晦涩的诗”是这样解释的：“我的改变因为有些事情、有些感情，不好太浅白太直接地说出来，因为都是些伤痕的东西，怕影响不好，只好绕几个弯把语言扭曲了说出来，慢慢写成习惯，更受到一些朋友的肯定，也就不改了。……我写的主要是抒情诗，对于自己的诗，我觉得自己的感情比较浓烈，表达比较奇妙一点，有些也有的确太过于晦涩难懂的地方。你要问解读我的诗的钥匙是什么。我实在说不出，了解我的经历、背景后可能会比较容易吧。”看来，欲读懂其诗，必先读懂其人。“黄昏”系列是淘空了的代表作。饶?子教授在为《黄昏的再版画》写序时，先引述淘空了在《黄昏的解答》后记中两段话：“时近黄昏，这颗孤独的心，总祈盼一次心绪的喷发，即使用沉渣，喷出来可证明心灵执著了人生的追求，不让其囚禁在梦谷之底而积成哀怨的页岩。”“喷要承受情感和理论敲打和压迫；喷也要捕捉一种新奇而有趣的意象：这对我而言是何等的痛苦和无奈。然而，生活告诉我，读者的批评能使沉渣变活，也能使新的梦之花开放，一个奇异的新黄昏就存在了。”饶苋子教授进而得出判断：“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把第一、二个诗集命名为《我的黄昏》和《黄昏的解答》。‘黄昏’对于他并非落霞一片，不是消极的意象，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动，是一种对新的创造的祈盼。‘黄昏’意味着一个内心调整和渴望着战胜自己的过程，是悲壮落日灵魂呐喊。”真是点穴之笔。揭示出淘空了诗歌的精髓。 　　在澳门小说界，梯亚和寂然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最深的两位年轻作家。梯亚的“后现代”创作具有实验性质。他基本上抛弃了现实主义的真实观，小说作品充溢着浓郁的解构意味。他的有些作品，使人看起来好像一篇学术论文，如《陶渊明研究》、《论(一个关于命运(或者自杀)的格言)》。前者的“研究”即解构陶渊明的人格意象，小说的隐喻、揶揄和讽刺通过对诗人的人生态度的消解来实现。后者则以一种理论――关于自杀理论，作为小说的题目和叙述对象，把理论语言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同其他话语方式(如历史上自杀文人等)并列起来，当作艺术素材使用，以建立小说的个性命题；像“眉批”似的“叙述者”与潜在读者的对话，也在消解叙述的意义和话题的性质。以“理论”人小说，或者说构成小说，颇有些像德国博多?斯特劳斯的小说《威胁的理论》。梯亚的小说语言，除了正常行文，还有象形、图画、标志、标点等视觉符号，在文字的排版印刷上，还采用了字体变化、排版图象化等形式。 　　寂然的前卫性主要体现在叙事革新上。他刻意以有别于传统的叙事方法，来叙述他的故事，制造“陌生化”效果，以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他的作品受拉美作家、中国内地新时期先锋作家的叙事影响
也较为明显。寂然的小说糅合了较多现代、后现代常用的创作手法，譬如刻意靠近“后设小说”。所谓后设小说，质言之，即以小说形式讨论小说创作的小说。作家在叙说故事的同时又与读者“露底”、“揭密”，声明我这篇小说是虚假的、不可信，说的全是谎话。并且把“我”如何构思这篇小说的经过也告诉读者。而交错之中是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叙说的故事，二者“套叠”。尤其是作为叙述者的“我”与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的“我”，常常带有不确定性，使人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如进迷宫。寂然的《月黑风高》等小说中，就在实验这种“魔术”的写法。《月黑风高》中显现出来的“陌生化”效果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反讽。在《月黑风高》系列的阅读单元中，反讽的文字随处可见，信手拈来。此不备举。(2)换喻性代用语。“月黑风高”，聪明的读者一旦接触这四个字，脑海便会浮现出澳门黑社会一幅幅阴森可怖的鬼蜮世界。“视死如归”，是对那些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戕害澳门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讽刺和嘲笑。作者不动声色地把这些黑社会犯罪分子称为“蟑螂和老鼠”，把澳门黑社会恶势力组织称为“公司”，“公司”之后又有“谈判”，接下来是“讲数”。正如《月黑风高》系列之二中写道：“谈判，也就是俗称的讲数，江湖中一涉及利益冲突时，为了自己的利益，通常都会先讲数。讲数失败也就是谈判失败，轻微的事件会反目成仇，不了了之；严重的情形却会牵引很多可怕的事。”(3)反复。寂然的小说在以第一人称“我”叙事时，这个“我”的身份，往往是“写小说的人”。或某一位“作家”出现。《月黑风高》系列之一当中：“我就是那个叫舒飞的作家”，连续出现三次。与此同时，叙事人就像一座自鸣钟一样，自动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现在是凌晨一点十五分……”、“现在是凌晨一点三十分……”、“现在是凌晨一点三十五分……”寂然谙熟时间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因此，这种反复不是体外赘疣。这里的时间，可以警市示读者，可以唤醒读者光顾小说中运动着的人、事、物、景。(4)倒序。这里的“倒序”不完全等同于“倒叙”。寂然在《回力球》中，有以下小标题：“开始”、“1994年的我”、“1982年的窗外”、“回忆(1994)”、“回忆(1982)”、“1994年的窗外”、“1982年的我”……(5)修饰语的抽象。这是一种用抽象名词取代形容词的手法。《月黑风高》系列之一当中，寂然这样写道：“一双被人切下来的手掌。这双手掌苍白，但仍有一点点血。”手掌，是一个健全人的精神最集中的部位，最敏感的部位。它让读者联想到凶手的狠毒，省略了许多形容词。系列之二当中。所描绘的“星期六酒吧”，是澳门黑社会犯罪分子联络、接头、作案的场地。在《抚摸》中，寂然开篇虽然也设置了“后设”框架，但主要在于运用“聚焦”来探索人性的幽微。的确。寂然创作这篇小说的胆子够大的，在一个中篇里，写尽青春恋、同性恋、异性恋和三角恋。尤其是对同性恋大胆、直露而近于疯狂的描写，在澳门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抚摸》成功地运用了情节聚焦。情节聚焦，是指小说的情节聚焦在“抚摸”这个行为上，这个作品围绕这一聚焦点而展开，小说中的人物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抚摸”而发生关系的，它犹如舞台上投射的多束光柱的交汇点。“抚摸”作为一种行为形态，心理形态是人性的情欲的外化表现。小说中，用这种敏感的触觉抒写人性的情欲体验，表现形形色色的人生原态，让它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寂然的勇气和魄力令人赞叹。 　　托?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m)确认“传统”是一种历史意识，他说：“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批评原理，既是历史的，又是美学的。看来，谁也离不开传统，传统只能不断地被超越。但传统绝对不能被彻底割断。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说得好：“那些对传统视而不见的人实际上正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之中，正如同当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理性的和科学的时候，并没有跳出传统的掌心一样。”澳门文化的底色是以中华文化为底色的，澳门文学的传统是以中国文学传统为主导的，兼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四种文学传统主次分明，兼容并包，多元共生。 　　 　　[参考文献] 　　[l]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刘登翰，澳门文学概观[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3]李成俊，夜未央楼随笔[M]，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5。 　　[4]黄文辉。邹家礼，澳门作家访问录①[M]，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6。 　　[5]廖子馨，我看澳门文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6]周文彬，澳门文学的承传与发展[J]，香港文学，1992，(5)。 　　[7]牵观鼎，边鼓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8]饶艽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9]托?斯?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责任编辑：原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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