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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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唱出我们的沉默的，才是伟大的歌唱家。
——纪伯伦《沙与沫》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后，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命令驻疆二十万官兵铸剑为犁，垦荒屯田，扎根新疆，以改变自汉以降，历代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达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但“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如果官兵们的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影响这一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决策者们决定征召女兵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首先征召了八千湘女。这些女兵大多是知识青年，其中有大学高材生，有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也有大贾巨富的千金。所有人都怀着青春的梦想，行军数月，来到了遥远的边疆。从那时起，她们就开始在这苍茫的大漠戈壁，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
1949年底，王震将军率领10万大军和平解放新疆后，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命令驻疆20万官兵铸剑为犁，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以急行军的速度开到了与天地鏖战的新战场。这是一场不亚于三大战役中任何一场的、更为艰巨、更加漫长的战斗。
自汉以降，历代屯垦无不陷入一代而终的局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解决好驻疆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最终达到屯垦戍边的战略目的。王震将军把征召女兵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首先征召了8000多名湖南女兵，解决营以上军官的婚姻问题。其中很多都是知识青年。其中有大学高材生，有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也有演员。所有人都怀着青春的梦想，行军数月，来到了遥远的边疆。从那时起，她们就开始在这苍茫的大荒原上，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被称为“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她们孕育了后代，也孕育了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
为采写此书，作者共用了4个月时间，到了湖南、北京、四川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十多个农业师寻访了
100多位湘女和其他当事者，并收集了100多幅珍贵的、由女兵保留的老照片。全书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写成。
　　一.作者：传说其实就是历史
新疆辽阔美丽，而又苍凉沉重。它预示着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可能出乎人类的意料。
两千多年前，江都王刘建之女、文弱的细君被汉武帝封为公主，为“和亲”而远嫁西域时，汉武帝赐细君以琵琶，说：“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细君对汉武帝说“天下果得太平，儿虽死无恨”。从那时起，西域的稳定和巩固就已在冥冥中与女人有了一种联系。
细君善书画音乐，但由于体质较弱，不习惯异地生活，又不通言语，加之思乡心切，积郁成疾，到乌孙五年后，就病故异乡了。她用那支琵琶弹唱了一首绝世的忧怨和思乡之曲《黄鹄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食兮毡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细君公主逝世后，应乌孙的请求，汉武帝又把楚王刘戍的孙女封为公主嫁给了乌孙王，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乌孙国国母的解忧公主。解忧公主乐观开朗，她跋山涉水、万里迢迢来到乌孙后，很快适应了草原生活。她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按乌孙习俗，先后嫁乌孙王军须靡、翁归靡、泥靡。在与翁归靡共同生活的30余年中，她辅佑翁归靡治理乌孙，使乌孙成为西域最强盛的王国。公元前七十年，翁归靡发5万铁骑与西汉15万大军夹击匈奴，大获全胜，使匈奴在西域从此一蹶不振。同时，为了扩大西汉与乌孙联盟在西域的影响，她又派心腹待者，才女冯嫽持汉节为公主的使臣，行赏诸国，使汉朝声威远播。
后来，解忧公主的大儿子元贵糜继承父业做了乌孙王；二儿子万年做了莎车王；三儿子大乐做了乌孙左大将；大女儿弟史嫁给龟兹王绛宾做了夫人；小女儿素光为乌孙若呼翕侯的妻子。他们不但秉承了解忧公主的教导，维护了汉朝同乌孙的关系，也为乌孙立足伊犁五百余年，奠定了基础。
猎猎汉旌，萧萧马嘶。我已无法想象细君和解忧当年跋涉在万里古道上的情形。如今，我只能从她们那或成功或失败的异乡生活中，感受那首决不亚于热血男儿的动人诗篇。
时隔两千余年后，正是沿着她们的足迹，为了开发和建设新疆，为了这片土地的长治久安，为了稳定驻疆二十万大军的军心，共和国历史上首批大规模进疆的8000多湖南女兵来到了天山南北，成了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然而，女兵们自长沙登上火车，踏上了遥远、漫长而又充满危险的西进之路，隆隆西进，到达西安，然后乘汽车来到天山南北简陋的兵营后，就再无消息。除了部分亲人，很少有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
她们好像早已神秘地消失了；或者说，飞逝的时光已将她们的踪迹完全抹去。
好像她们已成为传说。
而一位诗人说过，传说其实就是历史。
是的，本该成为历史的，但当历史决意抹掉它，它就以这种传说的方式保留下来，根植于民众的内心，进入民间的灵魂。它不粉饰，不篡改，不抹杀，它保存了本身的汁液，保存了本身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所以，即使这一切真是传说，它的价值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迄今为止，人们传说得最多的是，这些满怀着崇高理想的年轻女兵，来到遥远得连梦也没有梦到过的新疆，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驻疆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
可我在史志中找不到这样的记载，哪怕是团场的史志。在我所搜罗到的十二厚本、大开本、豪华精壮的师、团史志中，除了《农十师志》的《年参军进疆湖南女兵表》中列有70名女兵的姓名、入疆时年龄、籍贯和参军时间外，其余的史志大多只有“某某年，多少名湖南女兵到我师”的字样。对于这句话背后的一切，都被抹去了。
我只好亲自去听她们讲述那一切。幸好，现在还有一些女兵健在人世。
她们告诉我，这不是传说，而是比历史更为真实的历史。
“独立自由功勋奖章”获得者、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张明儒少将在他的《扎根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万官兵在新疆》一书披露道——
……进军新疆的途中，在陕西、甘肃、新疆招收的一万多名知识青年中有1000多名女知识分子，1950年从四川来了一批女学生，1951年又从华东军区部队调来了一批女医务工作者。1951年，从湖南招聘来3000多名女青年知识分子。接着，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也来了一批女青年，还有不少军队，地方院校的毕业生自愿要求到新疆来。1952年初至1954年，从山东老解放区动员来大批青年妇女。据不完全统计，军区妇女各年度参军来队支边的数量是：人，人，人，人，至1954年达40000多人。
我在一份当年兵团六师十六团政治处《1951年上半年妇女工作总结》中看到了这样的话，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
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兵对我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以外的凄凉荒芜使它千百年来一直是遥远异乡的代名词。但我们这些女兵并不害怕这些，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面临婚姻问题。但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
湖南女兵们是新疆戍边大军中特殊的一部分。她们自来到这里，就开始在这苍茫的大荒原上，演绎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她们作了男人们所做的一切，有许多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如果说唯有爱能战胜一切，唯有爱能挽留时光。那么，牺牲了爱的她们的生存不知要比别人付出多少倍的艰难和困惑。但她们以人类、以妻子和母亲的坚韧战胜了那一切。
这的确让我的内心深感震撼。
我知道，在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
他们不愧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但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她们孕育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东西：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
二.洋雨：仗打完了，最后连个老婆也讨不上，军心是不会稳的
翻开中国近代史，就知道新疆自左宗棠光复以来，就与湖南有着很大的联系。“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这便是当年左公以湘籍名将刘锦棠率湘军为前锋，驱逐外敌入侵时的情形。
日，解放军解放南京，结束了中华民国的统治后，历史再次把湖南人推上了解放大西北的舞台。
中共中央原来的战略是建国之后解决新疆问题，但由于美国准备策动西北的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马呈祥（合称“五马”）撤到新疆，与当地的民族分裂势力结合，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中央即令王震将军率第一兵团抢占河西，切断了“五马”聚合之路，大军直叩新疆大门。
新疆孤悬塞外，又有十万大军压境，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认为，“军人守土有责，新疆地处边疆，孤悬塞外，我们不能因为打内战引外敌入侵，导致国土沦丧，那就是军人的耻辱，民族的罪人了”。他从民族大义出发，于日通电起义。次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通电起义。10月10日，王震率第二军、第六军从酒泉出发，出玉门关，穿星星峡，数路大军齐头并进，开始了气势磅礴地向新疆大进军。
12月20日，陶峙岳的10万新疆起义部队奉命改编为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同日，“三区”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军，军长列斯肯。至此，共有近20万大军驻扎在新疆。
但刚沐浴上和平之光的驻疆大军，马上就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那就是——粮食。而这个基本的问题又涉及到更为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经营这块160余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怎样才能守住这万里边防，如何使它走上稳定、发展、繁荣之路。
刚解放时的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人均占有粮食不足200公斤，除去口粮、种子，所剩无几。而驻疆部队年需粮食近400万公斤。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7倍，如再运到伊犁、阿尔泰、喀什、和田等地，价格还得翻番。从苏联进口，每吨粮价为300卢布，所需费用要数亿人民币，这对解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
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时，策划了新疆著名的土匪乌斯满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曾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
新疆军区成立后，后勤部部长甘祖昌每个月都要用飞机从北京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这使周恩来总理觉得很难承受，他对甘祖昌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
而决策者们要做的决不只是解决20万大军的一时之需。他们想的是要以屯垦来保障这块孤悬塞外的疆土的长治久安。
以史为鉴，自细君公主的随员在乌孙国都赤谷城以北屯田，就揭开了新疆屯垦史的第一页。西汉统一西域，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屯垦过程中实现的。自西汉到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田点计有102处，它们遍及天山南北。两千年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屯垦兴，边境宁；屯垦废，边境乱。
但我国历代用兵西北，主要目的在于平乱，平乱之后在于羁縻，很少有规划久远之心，兴衰废存，大多一代而终。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决定结束这一状况。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新疆军政首脑王震的肩上。
二月的新疆仍然是冰天雪地，但因为那道由***签署的命令宣告了战争的结束，宣告了铸剑为犁这一人类梦想的实现，而使人们心中有了丝丝暖意。它同时也集体的决定了驻疆部队的命运。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新疆除保留一个国防师，其他部队全都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以急行军的速度开到了与天地鏖战的新战场。
新疆境内，三山逶迤，南有昆仑，中有天山，北有阿尔泰山。天山以南，俗称南疆；天山以北，俗称北疆。在三山的臂弯里，夹着两个巨大的盆地，南疆为塔里木盆地，盆底为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为准噶尔盆地，盆底为凶险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流沙掩埋了西域三十六国，掩盖了无数曾名噪一时的商埠，不少故城半掩于漫漫黄沙之中，只留下了几堵残墙，一截城廓，供后人凭吊。即使曾盛极无数朝代的丝绸之路，也落得荒烟飘散，人踪杳无。就连长达2700多公里的、全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也毫无声息地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而被列为全国四大灌区的玛纳斯河，在一挨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时，也像烟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那是一场更为艰巨、更加漫长的战斗。它不亚于三大战役中的任何一场。因为他们开垦的全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碱滩沼泽。数千年来，几乎没人梦想过能从那些地方长出粮食。
但驻疆部队立即“转轨换型”，一时间，作战地图变成了生产地图，炮兵瞄准仪变成了水平仪，战马变成了耕马，马镫变成了犁头……各路大军以气吞山河之势向两大沙漠发起了进攻。
二军部队扑向塔里木盆地，在东起米兰，西到喀什，南到且末、和田，北抵天山南麓的漫长战线上，对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个大合围之势；六军和二十二兵团在准噶尔盆地周围以及伊犁和吐（鲁番）哈（密）盆地摆开了战场。
那时的中国军人，大多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好多人就是为了土地，为了吃上饱饭去参加革命的，开荒种地的活计，谁没有干过？
但这大地上变化无常的气候，可怕的风暴，置人于死地的酷热和严寒，以及土地本身的沙漠化，盐碱化，都是他们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的。
就说风吧，它曾将工一师十一团七连医生刘光俊卷走，大风裹挟的卵石还砸断过陈春年的脚踝骨，咬断过张万发的右胳膊。甚至连兵团司令员陶峙岳也被它刮跑过。
那是刚开发吐鲁番时，陶峙岳前往踏勘，走在路上，突然大风骤至，吞光裹日，天昏地暗，一片黑暗。风过之后，司令员踪影全无。全团急得不行，紧急动员所有人搜寻司令。好半天才在几里外的一条土沟里找到了他。原来大风来时，司令员没来得及卧倒，被风推涌着，一下子刮到那条土沟里才停了下来。
但军人们并不害怕这些。他们害怕的是另外一种来自内心的，来自生命本能的渴望，它比任何敌人都强大，它足以把自己摧垮：那就是女人和繁衍。
“在战争年代，生死无常；我们这些军人没能成家。但江山打下来了，我们还一直打到了新疆，好了，现在新疆解放了，让我们解甲归田，回去娶妻生子，这不过分吧。说实话，我们一兵团的部队是最苦的，新疆这么远，我们是徒步走进来的。一直走到了喀什、和田，有些部队走到了帕米尔和阿里高原。到了这里后，让我们种地，从内心来讲，还是觉得很辛酸的。而我们有些打到和田的老兵，一到那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种地开荒也没什么，国家的需要嘛，但你不可能让我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地，最后还落得光棍一条吧。”一位老军垦战士对我说。
　　一位当年负责征召女兵的将军说：“在包尔汉所著的《新疆五十年》一书中曾写道，伊犁临时政府‘既有反对国民党残酷压迫、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主流，也有脱离祖国、仇杀汉族人的错误’。所以很多汉族人被杀，更多的汉族人逃到了口内。解放时，新疆的汉族人才三十万。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所以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摆在了王震等决策者的面前——
“那就是官兵们的婚姻问题。
“他也清楚，仗打完了，官兵们希望的是解甲归田，过一种和平的生活，要让他们不回故乡，在这里开荒种地，最后连个老婆也讨不上，军心是不会稳的。就王震自己而言，把这些跟随他出生入死、南征北征的将士们留在这大漠戈壁吃苦受累，自己内心也有愧意，最后无家无室，他也于心不忍。”
王震将军自然知道，当时国家实施的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政策，但为了这片辽阔的国土的长治久安，他只有采取历朝历代所实施过的政策，那就是依靠屯垦来戍守边陲。但要改变历代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只有让屯垦者扎根于此，使这里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家园。但新疆当时的那一点汉族人口，是不能解决驻疆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的。而道理很简单，有男有女才能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养儿女，有了儿女才能谓之扎根边疆，扎下了根才能最终达到屯垦戍边的战略目的。
所以，王震将军把征召女兵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很快开始实施。他首先召的就是湖南女兵。
三.王茂杰：一个战士对王震说，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一九五二年四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对于征召女兵来疆的事情，我了解一些情况。
其实，王震对此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一九四九年九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他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10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至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可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种接代。
我在渤海军区当警卫连指导员时，连长刘希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级待遇，他多次负伤，肠子打断了，接的是狗肠子，腮上也有伤疤，牙也打掉了许多，身上的伤疤就不用说了。
有一天，他长叹了一口气，找到我，说有事跟我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个事麻烦你给旅长讲一讲，我自己不好说。第一，我四十岁的人了，没有老婆，请组织帮忙找一个；第二，我要镶牙，缺了这么多牙，使我显得老相不说，还影响我军形象；第三，我不当干部，我穷苦人出身，放个几十只牛呀羊呀还可以，这一二百人的连队让我管，的确费力。
我听了后，就去找了旅长张仲翰。我说完后，旅长就笑了。他说，老婆现在不能找，仗没打完，仗打完了再说，牙可以到了有镶牙条件的地方就镶，连长也不能不当。我把旅长的话给连长讲了，他就叹气，说，这仗呀，不知什么年月才能打完呢。
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四十五岁，已经是个团级干部了，到了张掖，他又提及此事，他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起义，也经不了几仗就会完蛋。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我们当时刚好住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给她作媒，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提醒他，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是这样，更高兴了，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我们把这事给地主说了，没想地主死活不答应，讲了半天，才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想要一笔钱。我问多少。两百块大洋。这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我咬咬牙，还是答应了。于是，我们连就凑钱，全连一百八十五人，一人一块，不够的由连里的干部再分摊。就这样，终于给他娶了个老婆。
　　还有卫生队队长刘崇喜，五十来岁了，也没成家，那地主家还有个丫环，我们就想让她嫁给刘崇喜。我们给刘希苟娶老婆已把钱花完了，害怕地主再要钱，办不成事，就去动员那丫环参军，这样，她是参加革命，地主不敢阻扰。我问她愿不愿意当兵。她说地主婆老撕她的嘴，说部队只要不撕嘴，她就愿意当兵。我说部队不撕嘴，我说在部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她一听很高兴，说自己愿意去当兵。然后，我就让她不要吭气，吩咐她在部队开拔时，跟警卫连一起走。她就当兵了。那丫环人长得很周正，团政委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挖老同志的墙角，不然要受处分，卫生队队长和那丫环到新疆不久结了婚，听说两人过得不错。
但这一问题真正变得紧迫起来还是在到了新疆之后。军区当时除了想着在湖南招一批有一定知识的女兵外，王震还在一九五一年向陈毅要了2000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护士。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人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920多名上海**。
我后来曾看过一个资料，说英国有个叫S.D.甘博尔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曾对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平、上海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率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其中上海遥遥领先，其比率为1：137。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收容改造**。招收到新疆的**就是经过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她们大多恢复了人格尊严，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找回了作为人的自尊和自信。
反正，说起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很沉重的。
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营长，姓赵，因为找不到对象，很烦，后来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划，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自杀了。而女的因不满自己的婚姻，被逼自杀的也有，有个姓胡的团长就把一个女兵逼自杀了。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把他调离了新疆，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了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四.张明儒：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
关于这个问题，以前众说纷纭，真实的情况很难了解。我四三年参加革命，后来当过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有条件找到有关资料，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解放初期的新疆女兵》，他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当年新疆部队的婚姻情况和女兵的情况作了披露。
当时部队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里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年龄普遍较大，师级干部多数三十多岁，团干部多数三十岁上下，营以下干部多数是二十多岁，少数三十多岁。
我国过去传统的婚姻观念是早婚早得子，养儿防终身。以早婚为富为荣，晚婚为贫为耻。农村里的男女是“十五、十六把婚嫁，十七、十八抱娃娃”，一些山区有的在十三四岁就结了婚。那时二三十岁的人没有结婚，在人们心目中，就象现在四五十岁没结婚的人一样，不只是大龄青年，简直成了老龄青年了。
当时部队干部战士对婚姻问题反应比较强烈，要求也很迫切，有各种说法，像“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将影响安心新疆、建设新疆艰巨任务的顺利完成。……（总之）各级领导对新疆军区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妇女工作非常重视，当时的新疆军区领导人王震司令员、徐立清副政委、张希钦参谋长、政治部曾涤副主任等首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千方百计亲自筹划。
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信息之一。新疆军区、第一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二十军、五军、六军、九军及各级首长们，在讲话中都要讲到婚姻问题。我在军区档案馆的资料中发现，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同志，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副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送到西安去找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或者找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一切由公家负担，给你送到新疆来。彭副司令员和王震司令员都说过而且是认真的，目前不能一下完全都接来，年轻的同志不要着急，首先是三十以上的同志，然后是二十八、九岁的同志，二十五岁的同志还要后一步，应该按次序，小的让大的，不要乱了。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但我们不要把思想放在这方面，主要在巩固胜利……”
处于新疆当时的情况，未婚男军人那么多，且多数人年龄偏大，而已到婚龄的汉族妇女又是那么少，内地的女青年又是逐步来新疆的，所以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只是按职务按年龄按参加革命的时间，分批逐步地解决。1951年11月，新疆军区（规定）：凡1949年进疆的军队干部、战士和一切转业地方机关、工厂工作的原有军籍人员的家属子女，均可接入新疆。当年，有1000多名家属来疆随军。1953年，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都是现役部队，只是执行任务不同。1953年7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制发国防部队婚姻条例，规定凡具备现任营以上职务干部；具有三年军龄的26岁以上的连、排干部；日以前入伍的红军战士；30岁以上并有6年战斗历史的老战士等四个条件之一者，可将家中爱人接来部队。后来，随着妇女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又放宽规定，凡是干部都可以结婚或家属随军。老战士多数调到生产部队去了。到1955年，军队干部的婚姻问题基本解决，生产部队的战士，也有一部分成了家。随之，大批招收妇女进疆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后来结婚的，主要是探家回原籍找的配偶，还有一些是院校分配来的女学员。
当时的确是没有办法，驻新疆的绝大多数部队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屯垦戍边，二十万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解决好不了，军心难稳。王震也不能让他们打着光棍在这里吃苦受累搞建设啊。再说，新疆地域辽阔，地广人稀，王震高瞻远瞩，着眼长远，认为要开发建设新疆，也必须从内地迁移相当数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到湖南区征召女兵。他认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一些有文化的女学生，来了可以先解决团营干部的婚姻问题。他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黄克诚、王首道、王首道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只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没有提“婚配”的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来到营盘街报名应征，使辛弃疾和左宗棠曾屯过兵扎过寨的营盘街一时间也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
　　一.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
“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仆仆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革命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话就是我五十年前最真实的感受。但我心中渴望光明的未来尽快到来——像童话中的情景，一夜之间就有新鲜的空气、有花园和森林，有崭新的城市在她眼前出现；阳光、风和鲜花代替监狱、挨饿和难以承受的没有尽头的劳作；到处是愉快地创造财富的工人，被太阳晒得红黑的健康的农民，幸福的老人，快乐的儿童，永远追求着的艺术家……
这些希望让我快乐，不时有一种革命的冲动，但我的出身又使我惶惑，甚至有些恐惧。虽然刚解放时，一切看起来还是平和的，但由于我出生的国民党将军家庭，使我总觉得有风暴会随时从不远处刮来。
我父亲王作凡毕业于黄埔陆军学校第五期，后到南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一九三九年曾去延安考察过。后出任国民党军五十七军副军长，代军长，中将军衔，参加过中缅边境对日作战。抗战结束后，五十七军解散，他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高参，名份不错，但是闲职。父亲思想僵化，但也不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反对民族内耗。淮海战役打响后，国防部以给他提升两级为条件，要他参战，他不去，他说，你们不用升我的官了，就这高参我都不想当了，我想解甲归田了。
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往台湾撤退時，父亲不愿意去，但又不能直接拒绝，他说，我一家大小十多口，你们这么多人挤飞机，我还去挤干什么。来通知他的军官挪揄他说，那给你一架专机行不行？父亲脾气暴烈，这也是他一生不很得志的原因，他大声对那位军官说，不要说一架专机，就是给一艘航空母舰我也不去。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父亲带着全家从南京回到湖南老家。
刚回老家不久的一天清晨，全家人从睡梦中被惊醒了，只见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突然包围了整个院子，人数不少于一个连。全家人当时吓坏了。我心想，他们肯定要枪毙父亲了，先枪毙了父亲，然后是母亲，再是哥姐弟妹和自己，全家人恐怕都活不成了。想到这里，我害怕得流下了起来。
父亲倒很从容，他自己出去接见了解放军，并将几名代表迎进堂屋。家里的其他人则心惊胆战地躲在堂屋后面。他招呼那几名代表坐下后，说，你们不用包围我们，我如果有罪，我自己前往承担所有的惩处。
他们又谈了一些什么，气氛还可以，一点激烈的争吵也没有发生。然后，解放军就撤走了。
没过几天，父亲决定把全家搬到长沙去，他说，这里不能住了，遇到的这个解放军连长很讲道理，假如遇到一个莽撞些的咋办？长沙那地方大，有事的话，可能要好办一些。
去长沙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有一天来到我们临时租的房子里，对我父亲说，作凡老兄啊，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是去台湾，二是去北京找***先生，你们三九年见过面，对于内战，你参与很少，他至少会给你一条活路。
父亲叹息了一声，说，在延安时，**先生让我留下，我没有答应，现在到了这种境况，再去求他，我怎么好意思？我如果愿意去台湾，早就去了。唉，没想到自己戎马半生，最后却不知道该在哪里落脚啦。
我当时已能体会父亲复杂的心境，但时间把这一切慢慢地冲淡了。全家人逐渐从惊惶中走了出来。五〇年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工学学校化工系，这无疑给父母带来了一丝慰藉。
学校的校园很大，四野文工团当时就住在学校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解放军。我发现他们之间团结、友爱，也没有官兵界限，觉得与国民党部队不同，这使我十分感动，也从内心中对这支军队萌生了敬意。以后接触多了，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自己也能参军该多好啊。但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也只敢想一想而已。
后来，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到长沙招兵的消息。我把那消息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特别注意“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这一条。我觉得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这时，同学唐天忠刚好来找我。她兴奋地对我说，我准备报名参军，到新疆去，还有好几个同学也要去，你去不去？
去！我当即答应。
啊，太好了！唐天忠高兴得叫了起来。然后，她又担心地问道，假如你家里不同意怎么办？
我先不告诉他们。
好，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就应该这样，我也没有给父母说。
我瞒着家人去报了名，很快就在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个时刻，我真是激动。但出发之际，我又不想去了。的确，那是个我连做梦也没梦到过的地方。我一次次看着地图，看着阿尔泰、天山、昆仑山三大山脉之间大片的荒凉，看着那遥远而曲折的道路，想着就要离开故乡，离开亲朋好友。我的眼泪止不住“簌簌”流了下来。最主要的是，我父亲已没了官职，也就没了薪俸，全家人的生活越来越拮据。我想留下来当一名小学教员，以缓解家中面临的困难。
我在暑假参加过青年学员队。长沙所有中学的中学生都集中在周南女中，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剥削阶级的子女。我也希望自己参军后，能减轻家里的罪行。
我犹豫着，徘徊着。这使唐天忠很生气，唐天忠那时已是青年团员，觉悟很高。她气哼哼地说，以前说好的，参军到新疆，可你革命还没参加就动摇了！
听她那么说，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说，既然这样，我还是去吧。
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面对家人，我心里十分难过。即使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也不能告诉家人我要到哪里去。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我去参军的，即使同意，也会阻止我到新疆去。父亲了解那个地方。
我只好跟母亲撒谎。我说，妈，今天晚上我要参加青年学员队的活动，要很晚才能结束，如果太晚，我就住同学家。
母亲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就走了。我躲在一个姓汤的同学家里，到了半夜，我听见了母亲呼唤我的声音，母亲一边敲着汤家的门，一边问道，庆国在你们家吗？
我赶紧对同学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她，不然让我回去，明天我就走不了啦。同学点点头，对我母亲说，阿姨，我没见庆国。
母亲听后，埋怨道，这孩子到哪里去了？她可从没在外面住过，今晚是怎么了？说着，脚步声在八月长沙夜晚的酷热中渐渐远去了。
我知道母亲会在整个晚上寻找我。我又哭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时光里，我的脑海里总会响起母亲在长沙街巷里的脚步声，怎么也挥之不去。
我把留给父母亲的信托一位下一批出发的同学转交后，就毅然踏上了西进之路。听那位战友讲，父母在接信后十分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会如走上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父亲流着泪对我同学说，我拜托你去把她给我叫回来，我会永远感激你。我的同学摇摇头，说，伯父，庆国已经上了火车了，现在已来不及了。
一九五〇年征招进疆的湖南女兵有一千多人。看着列车掠过我熟悉的故乡山水，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不知道，我这一去，再也难以见到亲人了。
在西安休整时，我忽然收到了父亲托人转给我的来信——父亲的信后来一直追到了新疆——
庆国吾女：你不辞而别，从军西去，的确让全家揪心，父一介军人，戎马近三十年矣，极少落泪，今亦不禁伤心泣零。母更是悲痛欲绝，茶饭不思。新疆路途之遥远，地方之穷僻，生活之艰苦，非你所能想象。你尚未成年，自幼少历磨难，怎能经受塞外风雪，西域苦寒？切望吾女收悉此信后，能念父母哺育之恩，即刻还乡……
我当时已坚定了到新疆去的决心，看了父亲的来信，只在心里说，正是因为新疆遥远，艰苦，我才要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好女子志在四方，我现在要走得越远越好，我才不回去呢。你们伤心、难过，我都知道，但过一阵子，你们就会好起来的。
我把信给大队长看了。大队长说，如果你想回去，我们也不强迫，这里回家还很容易，要到了新疆，要回来就难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好。
我态度坚决地说，我既然已经踏上了进疆之路，就决不会返回的，请大队长放心吧！
我没有给父亲回信。
不想到了兰州，父亲的信又跟了过来。我不知道那信是怎么寄到的。事隔多年以后，我才从她母亲处得知，自从父亲知道我离家以后，就马上写了信，先后寄给他在西安、兰州、迪化的部属或朋友，托他们帮他找到自己的女儿，设法把信转交给我，以期用父女之情把我召回去，可父亲的良苦用心我当时并不知道。
到了迪化，我收到了两封父亲托人代为转交的信，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另一封是写给陶峙岳将军的。父亲在信中说——
父只能以此种方式追寻爱女的踪迹，思女念女之心，女定能体察。父想已难改变你的选择。但在那苦寒之地，若难以生存，不想久留，可以带上父给陶将军峙岳总司令的信，将军会购机票送你回湘。父虽未死再见吾女之心，但父及全家身世飘摇，命运难卜，恐见面之可能甚是渺茫。诸多情况不能备述，唯望爱女自强自立，一生平安……
我这次给父亲回了信，大意是说，请他不要再写信来，我绝对不可能回去。我投身革命阵营，一切都好，人们对我很好，新疆也很好。
我没有再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不知道，当时，“镇反”运动已快开始，全家日日夜夜处于惶恐之中，后来，父亲最终无法在大陆立足，只身去了台湾。母亲也从长沙回到了南京娘家。
我来到新疆后，被分在新疆军区文工团。不久，我领到了军属证，那天，我特别激动，比刚换上军装时还激动，因为我的全家都是军属了。我把它十分慎重地寄给母亲，每年母亲可以凭此去居委会领一袋米，两斤肉。
但没过多久，我突然收到母亲一封莫名其妙的来信。母亲在信中说，我在老家订了婚，别人现在在向她要人，逼得很紧，扬言见不到人就要打官司，说我不回去不行。因此，请我务必在某月某日赶到南京某地。
我看完信后，半天没摸着头脑，母亲的信满纸谎言，因为我从未与任何人订过婚。我左思右想，只想是母亲想念我了，想见我，才不得不撒了个谎。其实，是母亲也要带着兄弟姐妹去台湾了，这是她临走前的来信。她是希望我能从信中读出她的真实意图，与她一起到台湾去。但我哪知道这些？也没给母亲回信，就搁下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大陆再没有一个亲人。所有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承受，去奋斗了。
我听母亲后来说，他们是经政府同意后，去台湾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是否有这回事，但我想母亲一个弱女人，拖家带口，要凭别的途径，是走不了的。
但母亲离开大陆不久，我就从文工队清理出来了，到了军区工程处宣传科。我想这可能与我的家庭出身有关，也有可能与我的家人都去了台湾有关。而我糊里糊涂的，也没多想，就乐呵呵地到工程处去了。
我到工程处后，被分在宣传科当干事，我觉得坐办公室太没劲，所以总想离开。因为自幼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又在文工团创作组呆过，我就发誓要当作家。我闹着要去工地。一是那里热闹，二是可以体验生活，以后可以写东西。当时，文工团的领导经常讲要想写出好的革命文学作品，就必须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
科长是个老红军。他身经百战，浑身带着十多年战争的伤疤，是一个慈祥的长辈。从文工团到工程处的有八九人，他把我留下了。自然不想让我下去，就问我，你下去工作，有什么技术啊？
我说，我什么技术也没有，但我可以学，不行的话，当工人也行。
他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优待知识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来，你就安心在科里工作吧。
我这人心直口快，我说，共产党也是我的共产党，何况，我考上中专还没念就当兵了，也不算知识分子。
他听我这么说，赶紧说，是我们大家的共产党，但不管怎样，你要留在科里。你认为你不是知识分子，可我是把你当知识分子看待的。我们科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听他这么说，我便留下了。
但没过多久，我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我又梦想去当一名教师，我跟科长讲了，他叹了一口气，用无奈的口气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书育人，可能是我们新中国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他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同意我到工程处第二子弟学校教书。
我带着背包，坐着一驾马车去学校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电影中的女教师也是坐着马车去上班的。
我来新疆后，每年都能收到一两封家人写给我的信，这些信都是从澳门转过来的。五五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阪的信。拆信看后，吓了我一跳。信中称我为王庆国将军，要我为他们服务。我既害怕，又生气，当天上完课后，我就从学校往工程处赶，当时两地相距好几里地。街上的尘土一踩，扬得老高。我小跑着，身后留下了一长溜尘烟。到了保卫科，找到孙科长，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信交给他，说，报告孙科长，我这里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里的东西可吓人了。
他看后，笑了一笑。
我说，你还笑，我都吓得不行了！
他说，小王，不用管它，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组织是相信你的。
　　听完他的话，我激动得哭了。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我由衷地说，谢谢组织，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我在学校开始时教体育和音乐课。那时，小学的孩子大多是从口内农村接来的，有的十五六岁才启蒙。我那时扎俩小辫，个子还没学生高。学生们野惯了，根本不听我的话，一上音乐课，他们就瞎哼哼，南腔北调。上体育课时，他们就跟我比个儿，一说要罚他们，他们就顺着乌鲁木齐河跑。我不顾一切地追，他们跑得比兔子还要快，我一个女孩子，要追上他们自然非常吃力，但我发誓一定要追上他们，不然，他们下一步会更不听我的话。
任何工作其实都是充满艰辛的，远没有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那么浪漫。但我从此却爱上了教书这一行。没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劳动了。想当初，我自己要下去劳动，科长不让，如今却被赶到了工地上，心里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我发誓要当青年突击手。那时，两个礼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们知道我当过教师，对我很是尊重，他们照顾我干最轻的油漆活。我不领情，主动要求去打混泥土，这是因为看起来打混泥土创造的价值比刷油漆高，创造的价值高，才可能成为突击手。我最终如愿以偿，我的照片-----满怀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贴在了光荣榜上。我被评为兵团优秀团员，我所在的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
第二年我调到印刷厂当校对，六〇年初又调到《建新报》社，但我仍想教书，六二年，经过我的一再要求，我终于调回了学校。即使在“文革”，我也坚持上课，哪怕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哪怕有时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也愿意对着空荡荡的教室，把我要讲的课讲完。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作为教师唯一可以用来抗议愚昧无知的方式。
因为我父亲曾到延安考察过，所以我有幸被列为“可教育好的人”。但批斗者似乎不管这些。有一天，我正在给同学上课，来了几个红卫兵，刚走出教室，他们就把我的头蒙起来，嘴里堵上毛巾。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七月二十日——武汉“七.二〇”事件正好在那天发生。
我被押解到地下室，这些年少的学生有些我曾经教过，平时他们是好孩子，好学生，但现在，他们的兽性全都被引诱了出来，如同打开了的“潘朵拉”盒子，让整个时代，整个民族被邪魔鬼怪所充斥。
他们先对我进行了一阵拳打脚踢，用军用武装带抽我，用木棍打我，打得我浑身皮开肉绽，好几次晕倒。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承认自己是“美蒋特务”。我死活也不承认。最后，他们见我死不投降，就叫道，把她拉出去枪毙算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拉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在心里长叹了一声，心想，我刚刚三十岁就完蛋了，我倒没有什么，只可怜了我的三个孩子——他们最小的才四岁。但愿他们以后能知道，我是想凭自己的微薄之力捍卫真理而死的。
他们一直蒙着我的头，用绳子牵着我，在学校里转来转去，转了一阵，问我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不吭气。然后他们让我站定，枪栓响了，我睁着眼睛，希望能感觉一丝一线透过布纹的太阳光线。
白天的酷热裹着我，汗水渗得伤口钻心般疼痛。永不停止的高音喇叭的喧嚣使这种酷热更难抵挡。
枪没有响。
一个人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再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
我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平静地说。
他们还没有开枪。
他们又揪着我转，其中有三次停下来，拉了三次枪栓。
然后我听见一个人说，哎，把这个老顽固放了吧，枪毙了她四次，她的灵魂已被枪毙了，把她的躯壳放回去算了。
他们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把蒙在头上的套子取了，摸回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回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真是幸运，这可能是母亲在一直为我祈祷吧。八〇年，我们母女在香港见了面，那已是三十年之后了。一九八四年，她曾回长沙定居，后终因想念台湾的儿女孙子，回到了台湾。四年之后，她像是要补偿与我数十年的母女分离，要求回到我的身边，我把她接到新疆，直至九二年病逝，母亲飘摇一生，最后终老天山，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埋下了我第一位个亲人的骨殖。记得作家周涛有句话，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
难道母亲从大海中的岛上来这万里之遥的地方，就是要用自己的骨殖给我换取一块故土么？
我不知道。
二.毛淑奇：年龄最小的女兵只有十一岁
我与妹妹毛灿奇是两姊妹，我们是一起参军，一起来新疆的。
那时候不知怎么搞的，就想当兵，我妹妹更是想得像发了疯似的。在等到新疆军区在湖南招收女兵的消息之前，她已去考了三次。
第一次是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军需学校在株洲招学生兵，我妹妹当时才十四岁，也不知道株洲在哪里，偷了父亲的一块银元，就一边问路，一边往株洲走。那时刚解放，到处乱糟糟的，一点也不太平。这对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小姑娘来说，的确需要一些勇气。幸好走到东屯渡，碰到一个小女孩，名字她已记不得了，也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去当兵的，两人正好作伴。因为不知道在株洲要化多少钱，所以那一个银元捏在妹妹手里，怎么也不敢花，两人就偷偷地拔了些萝卜，背着，饿了就啃两口吃。
走了两天才到了株洲，好不容易找到招兵的地方，人家名额已满了，她是高小毕业生，人家要初中文凭，她就把我的文凭拿了，人家一看她一个小黄毛丫头，就知道年龄和文凭上填的出生年月不符，便断定文凭是假的。她说假的就是假的，但她参加革命的想法是真的。两个小姑娘死乞白赖地要当兵，要他们收下，但人家说年龄太小不行，两人只好没精打采地往回走，又走了两天，才回到家里。
家里好几天不见她的踪影，以为她出事了，见她回来，又惊又喜。问她到哪里去了，她说她到株洲去考兵了。全家人听后，马上就笑了，他们认为她还是一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觉得她是在吹牛。
第二次是部队招保育员，她听说后，又去了，这次需要政府开证明。开证明的人一见她，就问她，你生过孩子吗？
她摇摇头。
你有奶给孩子吃吗？
这与当兵有什么关系呢？她大惑不解地反问那个人。
我看你什么也不懂，当保育员要生过孩子，要有奶给孩子喂才行，有点像你们富人家的奶妈，你现在知道了吧……
那人话还没有说完，她就吓跑了。
还有一次是四姐毛翠奇告诉她的。四姐在报纸上看到了招“军干”的消息就回来告诉了她。她当时正在里干活，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就说，她也要去！
你年龄这么小，不行。四姐说。
她说她可以把年龄报大点。
那你就去试试吧。
我们家的一个长工听说了，也要去。她们三人就一起跑去了。毛灿奇文凭低，没考上，但政府里的人告诉她，说新疆招聘团的人要来，要她等着。她回来告诉了我，我也就偷偷地做着当兵的准备。姐姐上了军政大学。那名长工当兵到了一三八师，参加了抗美援朝，是死是活，不再知道。
四姐上学后，常给我和毛灿奇来信，说爸是剥削阶级，要我们和爸划清界限，不能给爸当狗腿子。我们当时怎么也搞不明白她的话，觉得她这样骂父亲，太不应该。我们不知道剥削阶级的意思，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划清界限。我们只惦念着还有没有什么部队来征兵。到了五〇年十月，新疆军区在长沙征招女兵的消息终于传来了。
我当时正好在军鞋厂工作，最先得到消息，也没告诉父母，先报名参军了。
自从毛灿奇在报纸上看到妇女翻身，男女平等的消息后，就不顾父亲的反对，到地里干活去了。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在过去若下地干活，会被人看不起的。不想没过多久，她就成了家里的一个好劳力，耕田犁地，背挑撒播，都很能干。我们家家教很严，父亲是个封建的人。但他没想到，一解放后，女儿们都开始反抗他，而他对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已有两个女儿去当兵，这是他原先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对他而言，这太不可思议了。他和大多数同辈人一样，惊恐不安地揣摸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的神情常常满怀忧虑。他坚决不让毛灿奇去当兵，理由是她干田地里的活很在行。他不敢明说不支持我们参加革命。但毛灿奇还是偷偷地跑了。
她把剩饭捏了几个饭团带上，在半夜跑出来的。本来可以坐船到长沙，但她这次没有偷到父亲的银元，所以只好走路。因为怕父亲发现了追上来，她走得很快，基本上都是在小跑。在南方，从小就听鬼怪故事，所以一个人走夜路太害怕了，她为了给自己壮胆，就边走边哭。
因为没钱住店，她就连夜赶路，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赶到了长沙。找到招兵的地方，她又累又饿，都快晕倒了。她来找我，但我已坐上火车出发了。她觉得无依无靠，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没想到招聘团的人会那么好，他们马上给她安排了住的地方，又给她弄来了一大碗米饭。这使她更坚定了参军的决心，她想，她就是耍赖，也要赖到新疆去。当然，她最后很顺利地过关了。她当时十六岁，但还有比她年龄更小的。那就是幼年文工团的女兵。她们年龄最小的是何梦道，当时才十一岁，当兵前正在读小学。听人说她即使穿着最小号的军装，也过了膝盖。那严肃的军装穿着，也掩盖不了她浑身稚气。她后来成了著名的舞蹈家，我也有幸看过她的舞蹈。而决定要招幼年文工团，则听说是熊晃被黄念青缠得没有办法了。黄念青当时十三岁，正在周南女中读初二。但别看她年纪这么小，却和我妹妹一样，已三次报名去参军了。第一次、第二次都是报名去抗美援朝，第三次是军事干部学校招人，每次都是因为年龄太小，没去成。新疆军区来到长沙后，她又去报名了。还是因为她年纪小被拒绝了。她家在长沙，她就天天去缠着征兵干部，她说，我到朝鲜去，你们不要我；我到军事干部学校去，你们也不要我，到处都不要我，这不行。她最后缠得征兵干部没有办法，就对她说，我带你去见我们招聘团团长，他如果同意你去，你就去，他要不同意，我就没有办法了。黄念青说去就去，我不怕。那干部把她缠他的情况给熊晃讲了。熊晃笑了，然后问她，小丫头，你为什么非要当兵呀？黄念青说，抗美援朝一开始，学校就进行了教育，有好多同学都去了，我也要去。熊晃觉得很为难，想了半天，终于表了个态，这样吧，我们组织个幼年文工团，这样的话，这些小家伙就可以参军了，以后肯定还有她这样的小家伙来。黄念青一听，高兴得不行，大声喊道，我也当兵啦，我也当兵啦。后来幼年文工团招了三十个人，全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我在长沙也听到不少父母劝自己的女儿不要去参军，他们说新疆几百里看不到人烟，没有水，喝马尿，吃生肉。人野得很，见了生人就捅刀子。他们尽拣可怕的事说。但我们都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我们只相信熊晃的话，他在讲话中把新疆描述得很美，不只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说大家去不仅要卫国戍边，还要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集体农庄……
我在解放初看了一些苏联电影，比如《区委书记》、《在敌人后方》、《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幸福生活》，那其中有集体劳动的场面，有收获的欢乐，有成百上千亩的大条田，妇女们开着拖拉机……我渴望自己也能生活在那样的农庄之中。我和我妹妹都想当一名拖拉机手。但我到六师不久，就去学护士了，我妹妹去开荒了。虽然在一个师，但我们一年多才见面，她是在师部来开劳模大会时我们见上面的。
三.尚久骖：临出发之际，姓高的女生突然决定不去了
我自就读于省立一中时，就刮起了参军的风潮，每刮一次风，班上就会少一批人。到我离开学校参军进疆时，班上已经没有人了。
临走之际，我特意回到母校，去向她告别，校园空荡荡的，显得十分冷清。教室里已挂满了蜘蛛网，但书香味还在。闻着那熟悉的残留的书香、墨香，用手拂了一下课桌上蒙着的灰尘，我的心情异常复杂。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感掠过我的心头。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湘水寒，湘女西去兮不回还”的感觉。是的，从此以后，我再也坐不到这个教室里去了。一批接一批离开这个教室的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如今只留下了一群模糊的背影。他们怀着自己的理想，有的进了军政大学，而更多人奔赴到了朝鲜前线，他们有的已经受伤，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还在战斗。想到这里，我感到异常难过。
整个校园都有一种落寞的感觉。听着自己“沙沙”的脚步声，我不禁为这所名校伤心起来。
我觉得这学校像一位儿女离散到了四面八方的母亲，正在埋怨着，责怪着……
　　我曾在左宗棠家族所办的学校读过书，知道左氏抬棺西征的故事。对左氏强调的报效国家，卫国戍边的思想已渗入了我的灵魂。左氏的故事和作为常常引起我对那个地方无边无际的绚烂想象：美丽的草原、高耸的雪山、云朵一样的羊群、飞奔的骏马、翱翔的雄鹰、无边的大漠，叮当的骆铃……也许是我骨子里自幼就有一种楚文化培育出来的浪漫气质。所以我参军时在写入伍动机时，是这么写的：为了看到大漠，为了听到驼铃，我自愿参军到新疆去。因为我没有写“为了革命”、“卫国戍边”之类的话，所以有人认为我入伍动机不纯。其实，这是我最纯的动机。因为这证明我爱那个地方，而只有爱她，你才会为她奉献自己的青春，为她流血流汗。
临出发之际，我们班上有个姓高的女生突然决定不去了。她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平时的表现进步得很。刚开始征兵时，她出板报，写标语，又是发言，又是鼓动，正是她的鼓动，我们全班才会一个不剩，全去报名参军的。所以，她的临阵退却让大家感到十分吃惊。
那女生只是哭，觉得十分委屈，最后，她私下里对我说，是她舅舅不让她去的，他舅舅对她说，现在让剥削阶级的子女到新疆去过一过苦日子吧，我们现在要掌握文化知识。但她还是闹着要去时，她舅舅非常生气，他说，你以为她们是去干什么的吗？她们是去解决老干部婚姻问题的，难道你也想去那样的鬼地方嫁个老干部？
我一听，开始吓住了，过后一想，便一点也不相信。以鄙夷的口气对她说，你不去就不去了，何必找这样的借口呢？
那同学一听就哭了，她哭哭啼啼地说，那真是她舅舅给她讲的，还要她不要给任何人说。
她舅舅当时在省里工作，自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我当时只以为是她舅舅为了阻止她去新疆才用这话吓唬她，所以并没有在意。就不冷不热地对她说，你不是剥削阶级的子女，你要学习文化知识你就学习吧。再见了，团支部书记。
她还想解释，并想劝阻我，就说，不管这是不是真实的，你都不要去，假如是真的呢？
我没有理她，径自走了。
就这样，那姓高的女生作为全班唯一没有参军的同学留在了长沙。
四.郑佩兰：姑侄同进疆
我的家在湖南衡山县，我出生在一九三七年。我的童年就是在八年抗战中度过的。听母亲说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县城就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了，以后的轰炸就更加频繁了，在以后，长沙一带又成了中日会战的战场，一家人在战争中东躲西藏，饱受了战争带来的苦难。所以我稍微懂事，就想着长大了要像花木兰那样杀敌立功，报效国家。但长大了才发现，作为一个女儿家，这只能是一个梦。
刚解放那阵，经常有解放大军从衡山经过，开始时行进得很快，问大人才知道，那是在追击国民党的溃败之师。然后，大军行进得就从容了。我在大军行进的队列里看到了不少女兵的身影。我真是羡慕死了，就想我要是在那队伍里该多威风呀。有一次，我跟这那队伍走，一下了走出了三十里路还不知道。待队伍停下来，我才醒过来。看看天已快黑了，我不知该怎么办，就壮了壮胆子，找了一个最漂亮的女兵，红着脸对她说，我想当兵，我可以当兵么？
她笑着摇了摇头——她笑起来更漂亮了——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我不小了，我马上就满十三岁了，我可以干很多事，我扛得起枪，也可以走很多路，我今天就跟着你们走了三十多里路，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累。
你跟着我们走了三十里路啦？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问道。
是的，我再走三百里也没事儿。
来，你跟我来。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我领到了一个不漂亮的女兵面前。
连长，我有事要向你报告。她立正之后向那个女兵行了个军礼。
我这才知道那是个女军官。我原来还以为谁漂亮谁就是军官呢。那连长和蔼地看了看我，说，是不是这小姑娘又要当兵呀？
她说，是的，她都跟了我们三十里路啦。
哦，那今天回不了家了，让她跟你们一块儿吃饭，然后找老乡帮忙给她安排一个住的地方。
我一听，高兴坏了，我说，连长——我当时也不知道连长是多大一个官，你同意我当兵了？
她摸摸我的脑袋，问，小姑娘，这路你走过吗？你自己明天敢回家吗？
我说，这路我走过好几回，我自己敢回家。但你们不让我当兵，我就不会去，我要一直跟着你们走。
其他几个女兵也围了过来，听了我的话，就笑了。
连长让我坐下，笑着对我说，小姑娘，现在仗快打完了，我们不需要战士了，就是我们以后也要到地方去工作呢。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国家，所以呀，你现在应该回去好好读书，掌握知识。
我还闹着不干，最后，连长就对我说，你先去吃一点东西，然后让这位姐姐睡一觉，明天再决定你当兵的事吧。
我听她这么说，只好等明天了。那天晚上，我既激动，又担心，怎么也睡不着觉，眼前总是晃动着我当了兵以后的情形。到了下半夜，我睡着了，睡得很死，待醒过来，太阳已升起一竹竿高了。周围静悄悄的。我觉得不妙，翻身爬了起来，问那位大伯，队伍呢？
大伯笑了，说，队伍哇，鸡叫前就开拔了。队伍上的老总给了你五块钱，让你醒来后赶快坐船回去，免得家里的人着急。剩下的钱去交学费，让你一定好好学习。他说着，就把钱给了我。
我一听就哭了，我十分懊悔地说，我要是不睡着就好了，我要是不睡着就好了。哭了一会儿，我要给大伯留一块钱，他死活不收，说队伍上让他照顾我，已经给了他一块钱，我只好坐船回了家，渐渐也就死了当兵的心。
但过了没有一年，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招聘团赴湘招收女兵的消息。我激动坏了——那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只觉得报上的消息像迷魂药一样，把我的整个身心都迷住了。我当即就给父母说，我要到长沙去考兵。父母怎么也不同意，说哪有女娃娃成天想着去当兵的？何况你这么小，部队怎么会要你？就是要你了，谁照顾你的冷暖？他们不同意，我就闹，发脾气，使性子。最后，我表姑旷运魁和我大姐的女儿旷湘清——也就是我的外甥女——都知道了新疆要招女兵的消息。她们两人闹着也要去。这一下，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表姑当时已十七岁，旷湘清当时已十八岁，有他们两人同行，父母放心了一些，但对我当兵的事还是没有松口。于是，我们三人不顾家人的阻挠，决心偷偷地去长沙参军。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定的是三月二十三日，我们从各自家中出发，在衡山县城我五婶家集合后，再一起往长沙走。
母亲最知女儿的心，她说她要去邻居家借鸡蛋，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要煮着让我带在路上吃。爸爸已下田去了，家里只有八岁的大妹和两岁的小妹，我知道这是离家的好时候，拿了几样简单的行李就要走。大妹怀里抱着小妹流着鼻涕哭着送我出家门。我抱了抱小妹，又亲了一下大妹，说，你没要听爸妈的话，姐姐以后有出息了，会给你们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说完，我就飞一般跑了。
母亲借了鸡蛋回来我已经走远了，她老人家把鸡蛋煮熟后，走了十四里地赶到城里五婶家，五婶说我们已去赶渡船了，她又提着鸡蛋往船渡跑。我们正在上渡船，没来得及和母亲说几句话，就要开船了。母亲就那样站在岸上看着我们，我看到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看不见了。我没想到那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永别——我到新疆快十年了，还没有回过家，她于一九六〇年三月在长沙去世了。
我出来时上身穿的是表嫂给的一件小花花衬衣，外面罩的是母亲用床单布给我做的一件大襟褂子，下身穿的是一条兰士绸裤子，脚上穿的是舅妈做的一双兰士林布绣花布鞋；行李就是一把雨伞，一只布袋里面有一把小剪刀，以及草纸、钢笔等物件。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记得到了长沙后，别人一看我那土里土气的打扮，就笑我是乡下的女娃子，他们特别爱笑我脚上的兰士林布绣花鞋。我一气之下就用小剪刀把鞋子上的花剪掉了，再一根一根地把线头也摘了。
我虚报了年龄，把十四岁报成了十六岁半。然后就是填一张表格，再写一篇自传，然后去参加体检。最后就是天天去看榜，就像考秀才看榜似的。过了两天，榜就贴出来了，我一看，有我的名字，我被录取了！从这天起我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我表姑和旷湘清也考上了，三人高兴得什么似地，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我被编在一大队一中队一分队一小组。临走之际，招聘团给我们放了有关新疆的电影和歌曲，葡萄满架，果实累累，真令人陶醉和向往，这更增强了我们建设大西北的决心。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奋斗！”，“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为建设新疆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等等。
因为长途行军，我年龄又小，对坐汽车还不适应，领导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当时汽车的车身比较窄小，我坐在中间，感到很挤。但比起坐在车上的人，已是享福了。驾驶员是一位班长，甘肃人，他和另一名驾驶员坐在我两旁。
我们共有四个大队，三千余人，前面三个大队全是湖南女兵，后面的四大队有部分男同志，还有前面几次进疆时留下的病号。整个车队浩浩荡荡，那时全是土路，车行之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我们那辆车是一百辆车的排头车，走在最前面，我一直想知道车队有多长，但我一直没有看到车尾在哪里。
一过兰州，西北军区专门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护送我们，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架着一挺机枪，一幅严阵以待的样子，搞得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原来，河西走廊一带土匪成群，特别是乌斯满经常在新疆在甘肃之间流窜，因此要特别提防。我们每辆车上都有三名男战士，每辆车的车头都架着一挺机枪，战士们的警惕性很高，都是全神贯注，眼望前方，趴在机枪上行进，保卫着我们的安全。我们则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扮成男兵模样，一有情况后，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
女孩子们平时都爱干净得很，但在西进路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车队上路后，不能随便停车。所以解手时只能解在盆子里，然后再从车上倒下去。那盆子也就成了多用途的，除了在车上解手时用外，宿营了洗一洗，再当脸盆；吃饭时又把它作了盛菜的工具。而开始大家怎么也不习惯。那是在甘肃定西的时候，有一次每个分队分了些生骆驼肉，没有工具煮，队里的领导就让用盆子。大家怎么也不干。就望着骆驼肉干瞪眼。直到那些男兵们煮出了肉香，我们才忍不住了，也不管那么多了，就把它当煮肉的锅用了。最后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再把它当菜盆饭盆，再也没有人说什么了。
对了说起吃饭，还有一个小故事呢，记得有一天，西北军区的一位首长来看望我们，见了我们这些湖南新兵就问，小鬼们吃饭了没有？我们用湖南方言同声回答，报告司令员，我们一个多月都没吃饭了。他又问那你们吃的什么？我们说吃的馒头。我们说完，就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那时还只把米饭当饭，把馒头当零食。
我们当时乘坐的道奇牌汽车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这些汽车美美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用这些汽车支援国民党政府。历经十几年硝烟烽火，车辆早已破旧不堪，无不是带着“重病”上路。一天能勉强走上百多公里就谢天谢地了。我们给它编了一个顺口溜——
一走二三里，
抛锚四五回，
修理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因为单车特别容易遭到土匪的袭击，所以一辆车坏后，整个车队都得停下来。我们每天都要推上好几次车，很少有能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所以只好常常在半路或戈壁滩上过夜。即使这样的车在当时也很少。车少人多，一辆车往往要拉四十多人。我们只有轮流着坐一会儿，轮流着站一会儿。坎坷不平的土路汽车一压，就陷进去几十公分，车子所到之处无不尘土飞腾，日月无光，不开车灯就无法行走。车里的尘土整天弥漫着，土腥味儿使人呼吸维艰，好多人呕吐得一塌糊涂。一天下来，浑身的泥土使大家像土地爷一样，我当时还作了一首诗呢，名字就叫《进疆路上》——
女兵进疆真叫苦，
颠翻五脏和六腑。
稀饭大饼吃不饱，
补上一斤河西土。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走啊走，走了一天又一天，一问，还要一个月，还有五千里，问到最后都不敢问了。我那时才知道，世界上的路确实太漫长了。我们宿营也没有定处，有时是在老乡的驴圈、马棚里；有时是在汽车底下凑合；有时是在戈壁荒滩上；有时是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最好的一次是住在酒泉的戏台子上，比较干净，又通风。因为长时间没换衣服，我们每个人身上长满了虱子，哪里痒一摸就是一个；头上也是，休息时大家还互相帮着挤头上的虮子，那虱子之多，直到现在我想起还浑身发麻。一路上没有饮用水，干渴难忍，浩翰的戈壁却很会捉弄人，它经常让你看见一个个波光粼粼的湖泊，但你走拢后，它就消失了，一滴水也看不见，只是诱惑得你更加饥渴难耐了，那就是戈壁上的海市蜃楼。
　　除去在新疆学习教育的半个月时间，我们在路上共颠波了两个多月，终于来到了迪化。一路上都没有洗过澡，浑身结满了泥垢，脏得不得了，感觉那路上的尘土塞满了耳朵、鼻孔，感到那种泥土的腥臭味闻着就让人憋气，恶心。一下车后，我们就找洗澡的地方。
但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后，又出发了，根本没有给我们洗澡的时间。我和表姑旷运魁和外甥女旷湘清因为没有分在一个大队，所以除了在西安见过两次面，一路上都没有见着。因为她们的文化程度比我高，被分配到八一农学院深造，后来成了新疆第一代棉花姑娘，农业技术骨干，为新疆的建设作出了她们的贡献。我被分配到了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即现在的农七师一二三团。我原以为在迪化可以好好聊一聊呢，现在却连见面都不可能了。
又走了一天多，汽车终于停下了，但我没有看到城市，没有看到兵营，甚至连村庄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只看见了一片苇棚子。带队的干部跳下车，说，到了，我们到家了！
到了？大家不相信地看看周围，傻乎乎地问道。
对，到了。那名干部一边说着，一边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苇棚子跟前，指了指，说，这苇棚子可以住四个人，连里只来了你们两名女同志，你们俩住着很宽敞的，先好好休息休息吧。
苇子还是新鲜的，一看就知道才刚刚搭起来，没有门。看着这个住处，我有些不相信，但心中也有一份新奇的感觉，芦苇散发出一种类似稻草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老家时，两三天不洗澡就浑身不舒服，现在已快三个月了，又有弥漫的征尘，我们放好行李后，就去找有水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水渠，但不远处有开荒的人。见了水，两人心中顿时痒痒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穿了衬衣衬裤就下到了水渠里。我们原来不知道十一月份新疆的水有多凉。到了水里，才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垦荒的战士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知道我们是在水里洗澡后，就背过身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撤到一个看不见我们的地方开荒去了。他们的敦朴和憨厚，至今让我感动。
水虽然冰冷刺骨，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洗得最舒畅的一个澡。洗了澡后，觉得浑身一下轻松了许多，真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五.苏明婕：我当了逃兵
我是湖南安化人，一九五〇年八月就参军入伍了。当时，我是安化中学高一学生。
我一直生活在昭苏的波马。昭苏是个很丰厚的地方，白雪青松，草原稼禾，景色秀丽，土地肥沃。古代，昭苏曾是“天马”“西极马”的故乡，而今是闻名中外的伊犁马的中心产地。而昭苏的屯垦，则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当时屯田有两个目的，一是积谷供军饷，备使粮；二是屯卒固边防。屯田土卒平时务农放牧，遇警时则执干戈为战。当时所派屯卒，多是驰刑的罪人。班超出使西域返回朝庭后曾对任尚说：“塞外士卒，皆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徒补边屯。”以后不少朝代均有散见于史书的昭苏屯田记载。而最盛时则是清朝。清朝伊犁驻兵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多名，全是携眷戍边，除达呼尔屯外，其余皆以射猎游牧为业，并定期操练。各营驻户繁衍甚速，至嘉庆年间，据松筠的调查，全伊犁整个驻军人口已达十万人。昭苏的这些田地大多是在那时开垦的。
我最喜欢昭苏麦子泛黄的时节。那时，绿色的草原和金色的麦地辉映着大地，雪峰林立的天山山脉则白雪皑皑，从崇山峻岭中一泻而出的夏塔河划开坦荡如砥的草原，在烟波浩荡中汇入特克斯河。一列列的乌孙古墓，星罗棋布，巨大的土冢犹如一座座山丘。清乾隆年间，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在格登山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史称格登山之战。它为昭苏留下了铁马金戈，烽火狼烟的痕迹。格登山上，至今还矗立着乾隆皇帝为纪念这次战役，钦定碑文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这些遗迹相互辉映，放射出耀眼的历史光芒。
我现在住的还是兵团早年修建的那种制式平房，紧邻波马边防连驻守的蛇山前哨班，不远处就是宽不过丈的中哈界河苏木拜河，与哈萨克斯坦苏木拜农庄鸡犬相闻。而我的田地大多在界河边上，我在自己的田地间劳动时，可以听见哈萨克斯坦人的喁喁细语。现在边境和平了，我们不时可以隔河招招手，互致问候。而当年，这里却是个充满硝烟味的地方。我就是为了那一方国土，勇敢地挺进到了中苏武装对峙的最前沿，在对方黑洞洞的枪口下戍边垦荒的。我们把小麦和玉米，葵花和大豆一直种到了苏木拜河的河沿上，我们就以这种年复一年地播种和收获中国的玉米、小麦，葵花和大豆向对方宣示着自己捍卫国土，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当然，战争在每个人心中的恐惧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在那种恐惧中哺育着孩子，唱着歌，用这种热情宣示着我们的无所畏惧。
那时的空气异常紧张，所以我每每去用洋火点火做饭时，都担心引燃的不是柴禾，而是战火。那空气好像随时都要爆炸。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团场的人和这里的战士无疑是最先被战火焚烧的。
在这里生活的确是需要勇气，而我已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并早已作好了埋骨边陲的决心。我的孩子们都很有出息，五个儿女都是大学毕业，在口内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已无数次表示要接我回口内生活，我都拒绝了。他们就说我固执地、像一个士兵一样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很多人都可以说出一大串当年来当兵的理由，而我对于为什么当兵，的确是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参军光荣。在报纸上看到启事后，跟家里讲了，家里很支持，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长沙，一考，就考上了。”
踏上征程时，也有些雄赴赴、气昂昂的味道，但因绝大多数是女兵，与往朝鲜去的人比较起来，气势就弱了许多。但总归是豪情满怀的，像展开了理想的翅膀展翅飞翔的鸟儿。
刚刚解放，国家还满目疮痍，混乱还没有停止，社会秩序还有待恢复，人们既满怀希望，又心怀迷悯，一些人甚至充满了恐惧。
从长沙北上，到郑州后西行。一路上都可以看到经过长期战争而破败的城市，贫穷的乡村，荒芜的田野，乞讨的流民、伤残的士兵，整个民族的贫穷与荒凉，让人心痛心寒。过了陕西，进入甘肃后，那种贫困更使人触目惊心，军车所过之处，在升腾、弥漫的灰尘之中，总有饥瘦得像骷髅一样的流民跌跌撞撞地围上来，伸出枯槁的双手，张着饥渴之极的、黑洞洞的大嘴，发出屏了力气呼喊出的乞讨的声音。我们在西安发的号称“陕西大饼”的大饼的确名符其实，跟我们带的脸盆一样大，厚达三指，就垫在我们的屁股下面。对于吃惯了大米的我们，要咽下它们就跟咽下石块一样难。所以，我们除了饿得不行，很少吃它。我们把大多数饼子都施舍给了饥民。
沿路的景象使每个人都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振兴自己这个因一个世纪的战乱和屈辱而变得衰竭的民族。而我一过西安，就想逃回去。六盘山上翻车牺牲了三个人，更使我不想往前走了。
虽是八月，但过六盘山时，却下起了雪，六盘山险峻万端，狭窄的简易公路刚好容汽车通过，绝大多数路段都没法会车，见对面有汽车来，这车就只好早早地停下来，等对面的车通过后，才能前行。加之下雪，路变得又烂又滑，泥泞难行，老式汽车“突突突”地响着，像一只只笨拙的甲虫，缓慢地移动着。但即使这样，还使人觉得那车随时随地会掉到山涧里去。每辆车上坐四十多人，所以每个人的怀里要抱一个才能坐下，挤得腿都不能伸展一下。好多人都还是第一次坐汽车，也是第一次翻这样的大山，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有些女兵害怕得闭上了眼睛。走到最险要的地方，不知是谁开的头，女兵们都不坐车，说那路太吓人了，要求步行，要自己走路翻越六盘山，等车到了山下再坐，带队的干部劝了好久，才把大家重新劝上了车。
大家闹闹腾腾的，天终于黑了，天黑过后，看不见那些险要的地方，反而不害怕了，车上终于安静下来。走到晚上十二点钟，险要的山路就要走完了，正要松一口气，车队忽然骚动起来，前面传话说车翻了，有三名女兵牺牲了。车队停了下来。但因为隔得太远，具体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
真实的情况是姚琼花后来给我讲的。她跟我是一批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之前，她已报名去参加过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她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文工团，又因她是独生女，家里人舍不得她走。她和好多女兵一样，是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家人的。
姚琼华分在第一组。那辆翻下去的车就在她前面。她是眼看着那辆车翻下去的。他记得自己当时惊叫了一声。幸好那坡度不陡，当场只牺牲了两个人，伤了十四人。牺牲的一个姓蒋，一个姓朱，其中一个在西安时，本来让她留在西安一个部队里的，但她坚持要上新疆，没想走到六盘山，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前面路途迢迢，传说得都很可怕，我们心中不由得充满了畏惧。
心惊胆战地下了六盘山后，队伍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停顿下来，为牺牲的女兵开追掉会。我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死亡，看着两个正在花季里的生命被床单裹着，埋在异乡，我们内心的确非常难过。阳光十分灿烂，但悲伤的气氛还是没法掩盖住。大家一想起同来的姐妹壮志未酬，年纪轻轻，就死在了西去的路上，忍不住哭泣起来。六盘山下，哭声一片。我至今还记得安埋她们时我们哭着喊的口号：“朱、蒋精神不死，万岁！万岁！”
还有一个受了重伤的，叫徐永凤，她拉到兰州，没有抢救过来。她男朋友在湖南大学读书，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因为她走后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她的家人曾四处打听和寻找她，她男朋友甚至到新疆来找过她。到新疆后，才知道她已不在人世。后来，他要去兰州看她的墓，但不知是否找到。
过了好几天，大家的情绪才慢慢好起来。只有我的心情还是那么坏。
其实，出了西安，就有好多人和我一样后悔自己跑来当兵了。特别是进入甘肃后的那种贫穷，更让人受不了。到了这里就这个样子，新疆能是人呆的地方吗？一问到新疆还有多远，说还要走一个月。我一听就哭了。说我的妈呀，那不到了天边边吗？我哪能走那么多的路呀。到长沙之前，我觉得长沙就远得很啦；到了西安，我就想自己走得太远了，远得已难以回到家了。再走一个月……简直不敢想象那是什么地方了。
我就越发琢磨着要回去。我也是偷偷跑出来当兵的，走时连个音信也没留下，父母不知急成了啥样。我是长女，下面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夭折了，我最小的弟弟才两岁，他一直都是我背呀抱的，我想自己走后，弟弟一定在哭着叫着找我。我也想念家里的其他人，所以我决心不当兵了，一定要回去。虽然在西安时，领导就反复讲过，说现在你们是解放军战士了，要勇敢前进，不能畏缩后退，但我不管，我只想着要回去。我当时想，征兵时征兵的干部说过，当兵自愿。我现在不想当兵了，就可以回去。
这个想法我走到天水时就有了，并且逃跑过一次。
那晚住在一个学校里，我睡不着，就想家了，想着想着就哭了，最后我就想离开部队了。也没什么东西，背包是部队的，就留给部队，身上穿的军装也是部队的，但没法留下，因为我自己的衣服在长沙时没有带，捎给家人了。我当兵走时，偷了父亲的两个银元，已花掉了一个，身上还有一个。我把它揣好，就走出了宿营的地方。
街上黑洞洞的，没个灯光，也没个人影，连狗也死睡着不叫，天水像个死城似的，深更半夜的，分不清东南西北，又寻不着一个问路的人，我走着走着，越走越觉得害怕。觉得这么大个人世里，离开了大伙儿，自己就连个依靠也没有了。望了望宿营的地方，我又没命地往回跑去，跑到学校里，我像一个找到了家的孩子，一下放心了。但我已找不到自己住的教室，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到一个被窝，就挤了进去。
但我还是没有死掉逃跑回去的决心，所以很留意走过的路上的地名，并记下它们。过了六盘山，那晚到了一个叫什么华家岭的小地方。车队在那里停下来，准备过夜。绝大多数人都住在野地里，车子围成一个又一个四方的圈子，人睡在车上和车下。我又逃跑了。我本来是死死记住来时的路的，没想还是走反了。我麻着胆子，顺着大路走，我以为自己走在了回家的路上，是在往天水方向返呢，没想仍是在往前走，在往兰州方向走。
天上有小半轮月亮，能模模糊糊地看清山和村舍以及树的轮廓，我走得很快，因为我害怕接兵的干部从后面追上来。我想到了明天就可以逃离他们，心里十分高兴。
没想到了第二天早止，我正要喘口气的，忽然听见后面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响声，轰隆隆的像打雷一样。我想哪来的汽车呢？即使要追我，也不会用一个车队来追呀，那样不是太夸张了嘛。我想那就肯定是往西安去的车了，兴许能搭个便车，就站在路边一个劲地招手。
打头的车“嘎”地一声停住了。接着后面的车也“嘎、嘎、嘎”地停住了。我一看，妈呀，车上全是湖南女兵，正纳闷着，打头车的车门开了，从上面走下来了副大队长，他是个老红军，四川人。他远远地就咋唬起来，哎呀，你个鬼女子，咋那么着急吔，要自己往新疆走呀，坐车不舒服哇。
　　我愣在那里，正不知该咋办，听他这么说，就点点头说自己晕车，说自己从没坐过汽车，所以坐车就昏车，所以不想坐车，吐得人劳心寡肠、要死要活的，比死还难受，走路可比坐车舒服多了。
你神经哟！几千里路，你去走哇！你可把我们害苦了，到处找你呢，以为你叫棒老二（土匪）给劫跑了，你看你跑得比兔子还快，一晚上走了六十多里路，快快快，先上我们的车吧，好好歇一歇，到了下一站再归队。副大队长说完，就把我拉上了车。
我这才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我在心中暗骂自己倒霉，骂完了，觉得浑身再没一点劲，上车后，不知怎么搞的，我又委屈又难过，忍不住像个耍横的小孩子一样，大声哭起来。
好在他们都相信我是害怕坐车才去走路的，只笑话我，并没受什么批评，只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再擅自离队，有事要请假。
两天后，我们到了兰州。我们停下来，要在那里休整半个多月。我像被什么东西迷住了心窍似的，还想往家跑。
我跟自己的同乡陈翠华说了，没想陈翠华也想回去。这下有了同伴，我的胆子就大了。我们开始留意那些军车，陈翠华比我大两岁，敢去和那些汽车兵说话，知道他们的车要去天水，还打听到了他们出发的时间就在那天下午。
车上拉的是被服之类的东西，陈翠华怕接兵干部找，就留下个条子，压在被子下面，她上面写道，我与苏明婕不愿参加革命了，我们要自己回家去。请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就钻进了那车上的衣服堆里。
车子开走后，两人都很高兴，心想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们蹲在车上，不知多久给睡着了。我先醒过来，是尿给憋醒的。车停着，外面很黑，不知在什么地方。我们溜下来，蹲到车下小便后，又赶紧溜到车上去。到了车上，我们才觉得很饿。肚子咕咕直响，但我们没有一点食物。撩开篷布往外看去，也没见着一个店铺。司机们住进了旅店，旅店的门早就关死了。
我去把店老板敲起来，让他卖给我们一点吃的。张翠华说着就要下去。
不行的，我怕我们一旦被人家看见，就再也上不了这车了，店老板不定还派人看管着这车呢。忍一忍吧，明天再说。
正说着，只见店内的灯亮了，一个老男人领着车子的司机走了过来。他一边走，一边用甘肃话对司机说，兵大哥啊，你睡觉，我一直派着我的伙计看着这车，他说，这车上好像有响动，我怕出问题，担待不起，所以斗胆把你喊起来了。
闹什么鬼，这路我跑了这么多趟，你这店我也歇了不止一回，这院墙这么高，难道有飞贼不成。那老兵说着话，已到了跟前。
我知道我们刚才小便时，被人发觉了，都屏住气，不敢吭声。
车下是湿的，好像有人撒过尿。老男人说。
不定是你们店里人干的，好吧，我上车去看看。他说着，提着马灯上了车。
我们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他拍了拍，踢了踢，点了数，说，装神弄鬼的，哪有什么动静。说着，就跳到车下去了。
我们松了一口气。在里面又窝了一会儿，就听见鸡叫了，不久，车子又开始往前开。
到定西时，我们已饿了三天。司机住下后，我们赶紧溜下车，到旁边的一个饭馆里一人要了两碗面，像饿痨鬼似地，三下五除二吃了，又要了二十个大饼，我们又往前走了两天，到了秦安。
也该我们被老兵发现，我们睡得太死了。那老兵停车后上来检查物资时，我们竟然没有醒来。他听到了我们的呼噜声。他掀开那些军服，我们才醒了。他先是吃惊，然后笑了，拉了两个活宝贝。你们是多久跑上我车的？想当逃兵呀！
我们想家，我们想回去。张翠华说。
我想反正是被发现了，就说，我们饿。
先吃饭吧。那老兵说。
每人吃了两大碗面条后，老兵说话了，他问，你们知道军队里最可耻的是什么吗？
我们都说不知道。
那就是当逃兵。你们不但让其他人感到羞耻，回去后，家人也会觉得脸上无光。你们要知道，自入伍通知发到你们手上那一刻起，你就是军人了。就不能想走就走了，偷偷走了，就是逃兵。
听他这么说，我们也急了，就问，那跑都跑出来了，你说我们怎么办？
都走这么远了，怎么回呀？
你们要在兰州休整十多天呢，到了天水，再坐我的车回去，还可以赶上队伍。
我们原来没想到自己已成了逃兵，我们以为只有到了部队后才算军人呢，听老兵这么一讲，自己也觉得无地自容，就同意跟他一起回去。
我们就这样，又颠簸了五六天，终于回到了兰州。到达后，没想大部队已提前开拔了，那老兵就把我们带到了新疆军区驻兰州的接待站，等待下一批女兵来后与她们一起进疆。
后来才知道，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的要求并不严格，自已后悔了要回去，人家也并不阻拦。所以当逃兵的决不是我们两人，但大多像我们一样，大多数人走到了天水，或宝鸡，或西安，又自觉地、或被人劝阻着，跟着一批女兵进疆了。那时似乎只要是年轻女子，要到新疆去，就一点也不难。
出了兰州，虽然更加荒凉，但我再也不寻思往家跑了。就这样到了新疆。先在迪化，一年后分到了伊犁。中苏边境紧张时，我和丈夫主动要求到了波马。然后再也没有离开。现在，我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好像身体中的东西跟这里的泥土、庄稼、树木都有一个无形的东西联系着，挣也挣不脱了。一旦挣脱后，就觉得精神气儿没有了，人难受得很，觉得活着也没什么劲了。
六.李蔚华：那些泥沙每天都在把我们掩埋一次
我们是以军政大学学员的身份进疆的，我们从长沙出发的时间是一九五〇年五月，当时，新疆军区招聘团还没有到长沙。应该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