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尘肺病矿工艰难维权五年
拿到职业病鉴定证明仍难获赔偿|界面新闻 · 中国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煤矿工人是尘肺病的重灾人群。图片来源：网络5月底的一天，66岁的赵怀德正躺在木板床上，张着干裂的嘴唇，用尽全身的力量一阵阵短促地喘息着。他面色蜡黄，身躯形同一块枯木，让人感觉不到任何生机。
尘肺病正变成一根越收越紧的&铁链&，让赵怀德迈不开脚步，无法入睡，甚至抬手脱一件衣服都气喘吁吁。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家煤矿当矿工的时候，他是带领工友们打眼、爆破的工头，50多岁时还能扛得起上百斤重的煤炭。2003年的一天，他在矿上做支护工时，卡木头的木屑蹦到左眼里，这只眼睛就瞎了。
现在，他平躺一分钟都会感到胸闷难耐，睡觉时他只好侧起身，把胳膊放在头下垫高，身体像虾米一样蜷缩起来。
两年前被确诊为尘肺三期并发结核时，这个为家人奉献了一辈子的男人就拒绝花钱治疗了。结核是尘肺病人的主要并发症，肺里的粉尘和结核杆菌协同作用，最终让他的肺凝固成一团无用的废物。
去年冬天，冷空气让他仅存的气管和肺泡收缩，险些掏空了他的生命。家人紧急把他送回老家张家口有熟人能报销的医院输液，才缓了过来。现在，他长期呆在老家，每三天吃掉一盒36片装的利肺片，这些药都是他妻子范长花从药物批发市场低价买来的。
为了能获得赔偿，范长花这几年一直在坚持为丈夫讨公道。从儿子还未结婚，到现在孙子5岁大，这个60岁的女人骑着一辆二手电动车跑遍了整个房山区的卫生和安全监督部门。
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艰难喘息的赵怀德。
截至2010年6月，房山区政策性关闭了数百家小煤矿。但在遣散矿工时，并没有安排职业病体检。相关人士预测，这导致上万名身患尘肺等职业病的矿工没有及时得到赔偿。而赵怀德只是其中不幸的一位。
尽管后来在一些患病严重矿工和法律界人士的推动下，北京市与房山区政府统一解决了千余名矿工的职业病赔付问题。然而，仍有相当多赵怀德一样的矿工没能得到赔偿，其中不少人甚至直到去世，也没能看到赔偿。
钱志华、牛凤祥、郭君、崔华莲&&这些都是曾经和范长花结伴&找待遇&的矿工，他们有人带着氧气瓶去国家部委上访，有人胸前插着引流管在区政府门前静坐两天，但最终得到的，一直是推诿和等待。
漫长的维权道路上，范长花虽然最终帮丈夫走完了门槛重重的职业病鉴定程序，但随着程序一步步接近赔偿支付，更大的困难和无助迎面而来。
&只要确定是在房山的煤矿打工得的尘肺病，咱都帮着解决。&房山区人社局副局长白秀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他随后又强调，&尘肺病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基本画上了句号。&
3年两次判决，艰难的身份认定
&跑断腿就跑出一麻袋纸片来。&当着记者的面，范长花把柜子里的一包材料扔到了床上。这些登记表、判决书和机关回信散落满地，全摞起来有十几公分厚，个个盖着鲜红的公章。
这些材料，代表了她一路上的曲折。
1984年，赵怀德和妻子从家乡河北张家口赤城县来到北京房山区打工，之后就一直在周口店龙山煤矿从事向导支护、采煤、打眼等技术工作。龙山煤矿是当地的村办煤矿，2007年底，作为北京市政策性关闭的小煤矿中的一家，这家煤矿被关闭。
煤矿关闭前，范长花在井上开搅拌车，推矿车。她回忆，煤矿关闭时，一线职工并没有被安排职业病体检，当时很多人也没有在意。
但后来陆陆续续有矿工检查出患上了尘肺病，一些人开始要求赔偿。2010年，陆续有矿工因职业病获得赔偿金的消息传来。2011年底，正在当保安的赵怀德和几十名工友前往北京朝阳医院检查，查出了尘肺一期和肺结核。
朝阳医院是北京五家具有鉴定职业病资格的医院之一，然而，要向让医院出具正规的职业病鉴定结果，还需用人单位出具职业史证明，来认定矿工身份。
矿工的身份认定其实并不难，1995年，因在这座村属煤矿工作10年之久，房山区周口店村委会出具证明，特许他购买了村里的住宅。2006年，他还获得了《上岗证》，而在2007年4月至煤矿关闭期间，煤矿为他在房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缴纳了工伤保险。
但当他找到周口店村委会时，村委会却拒绝出示加盖公章的任何证明。
2012年2月，赵怀德和工友来到房山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也吃了闭门羹。&刚去的时候，说得还挺好，姓吴的科长说&没事儿，他们不管咱们管&，结果过了年，这位吴科长就退休了，新的科长和村委会协商后，就说&办不了&了&。范长花回忆说。
&又找安监局，他们说没接到移交手续，找区信访办，他们叫找劳动局，他们说没有鉴定，你还得找卫生监督所，他们来回推，就是不办实事。&一份落款时间为日、署名赵怀德的投诉材料这样写到，
2013年底，在工友钱志华的提议下，赵怀德一行人前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上访，其信访办公室建议向省（市、区）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反映，随后他们到了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被建议向房山区政府反映。
在法律援助律师的介入下，他们向房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邮寄了申请，要求对煤矿关闭时不安排职业病体检和诊治予以行政处罚，但收到的回复称，由于煤矿关闭，无法进行行政处罚。
为了能证明赵怀德的矿工身份，他们跑了多个部门。
走投无路之下，赵怀德经由行政诉讼将房山区安监局告上法庭。2014年3月，官司赢了，法院判决安监局撤销回复，重新做出答复。
但&最终也没给我们出（证明）。&范长花说。在那之后大半年，他们还去找了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北京市卫计委，但都没有结果。
2014年下半年，赵怀德不得不直接起诉龙山煤矿，由于煤矿并未应诉，经过法院质证和公示，最终在判决书中确认了两者之间的劳动关系。
2014年底，凭借判决书，朝阳医院出具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但经过近三年奔波，赵怀德的病情已从一期发展到了三期，后来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认定，他被确认为&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二级&。
陪着他们&跑程序&的工友也从几十名减少到了几名，大多数因病情加重而放弃。&身份认定是第一关，就有好多人没迈过去，太难了。&范长花说。
一谈钱，态度就暧昧
拿到了医院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后，从去年三月开始，范长花就多次拿着老伴的工伤证和相关材料去申请工伤保险待遇，但社保中心却一直表示无法办理，理由是&需要通过用人单位提出申请&。
&煤矿关了这些年，去哪儿找啊。&她很委屈，第三次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法院判决社保中心核定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两个月后，法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判决，责令社保中心进行处理。
然而，社保中心只核定了赵怀德工伤保险待遇数额，依然没有要支付的意思。这样做并不违法，因为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只规定了经办机构核定工伤保险待遇，与管理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的职责，并没有明确如何向个人支付。
同样在支付阶段遇到难题的还有河北承德的隆化县的多名矿工。
通过结伴外出，老乡介绍等方式，截至2010年，隆化县已有100余人在房山小煤矿打工。而煤矿关闭后，一部分矿工因尘肺病身体不适，留在当地讨说法，后来纷纷都得到了补偿，当消息传回隆化县，之前回家的矿工自发前往医院，也都检查出了尘肺病。
其中，有约30名原房山矿工去房山讨说法时，却碰到了和赵怀德一样的尴尬处境。他们没有选择坚持走完程序，而是到北京市信访局上访。由于人数众多，北京市信访局与河北省信访局就此联合召开协调会，促成了隆化县当地负责官员与房山区政府的会面。
这些矿工的代理律师、河北山庄律师事务所隆化分所主任李程伟还记得，那是在2014年下半年，隆化县政法委书记、人社局和信访办的官员带着矿工代表和律师前往房山，与房山区信访局、人社局官员进行了当面协调。
&房山区是这么说的：这老些人，又这么长时间了，哪个是尘肺病，哪个是在煤矿得的，算不算工伤都不确定。你们先走完法律程序，确定之后，我们再来解决。&
经过劳动争议仲裁、房山区法院一审、北京市二中院二审，去了北京十多趟后，今年初，隆化县30多名尘肺病矿工完成了职业病鉴定程序。然而，当李承伟满怀信心地去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时，却吃了闭门羹。
&说好了走程序，到了付钱的时候，又态度暧昧了，说开会商量呢，让我们等。&李承伟语气里透着失望。
他猜测，社保中心不受理的申请，&可能是因为怕我们人多&。
先行支付太超前？
工人得了职业病，老板一走了之，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为此，五年前实行的《社会保险法》中，做出了&先行支付&的规定。具体条款是：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
这部法律甚至保障了没有工伤保险的矿工的待遇，更何况曾缴纳过一段时间的工伤保险的赵怀德？
在律师的指导下，范长花第四次起诉，要求社保中心&依法履行社会保险先行支付的法定职责&，但这次却被驳回。法院下发的驳回起诉行政裁定书称，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向被告提出过先行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申请。
这意味着，今年1月他们提交的是&支付申请&并不作数。还需重新提交&先行支付申请&。
事情进行到这里，范长花坚韧的神经终于开始受不了了，她开始把整个事情定性为有关部门的刻意拖延。&没信心了，我真的没信心了。&她开始怀疑是否有别的内情。
李程伟还没想好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身为律师，他首先想到了申请&先行支付&，但人力社保局的回避让他对房山区解决问题的态度也丧失了信心。
&目前职业病劳动者申请先行支付起诉社保部门的案子，法院判赢的案例我还没看到过，北京市能不能开这个口子，很难说。&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说，他也是《社会保险法》最终确立先行支付制度的的重要推动人之一。
今年初，国家卫计委、人社部、安监总局等10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强调，尘肺病农民工应加强落实先行支付。
然而，一位房山区人力社保局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还没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太超前了，走不通。&
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可操作的标准、流程，成为很多地市拒绝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申请的理由。
&配套实施细则的缺位，尤其是财务、审计配套政策的缺位，一方面让工作人员面对具体情况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工作人员的潜在风险。&黄乐平说道。
他指出，先行支付规定在一开始的阶段就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现在有关先行支付待遇的行政官司层出不穷，导致工伤保险部门现在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集中解决过两批，是因为中央领导有批示
房山区人力社保局局长白秀国介绍，在2010年到2013年三年间，房山区已经为1296名检查出尘肺病的矿工解决了工伤保险待遇，共支出1.57亿元人民币。
他不承认至今仍存在大量未获赔偿的矿工。&距离煤矿关闭至今已过去6年，并不能确定矿工是在房山的煤矿得的尘肺病。矿工流动性很大，没准后来是去内蒙古打工得的病呢，都是听说我们这里能赔偿才找上来的。&白秀国说。
&人社局只是服务部门，真正的矛盾存在于矿工和用人单位之间。&他建议这些职业病工人&依法索赔&。&身份认定走完之后，其实还没完，相应的补偿应该谁来补偿，就又要回到法律程序，让法院判定由谁来出这笔钱。&
实际上，两次尘肺矿工获得赔付的先例也历经曲折，黄乐平和他的同事们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个案子）动用了我们团队全部的资源和力量。&黄乐平回忆，2010年6月，他接到了房山尘肺病矿工求助电话，之后他们向多个部门提交书面报告，通报了工人在申请职业病诊断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难。同时他们还对房山煤矿群体性职业病事件的妥善处理提出了解决方案。国家有关部委还就此到义联进行专题调研，探讨解决方案。
一个矿工的工伤鉴定证明书，赵怀德也有这样一本。
他还发动相关媒体对此案进行报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同志看到报道后，对此案还做出了重要批示。
截止2011年3月，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直接帮助212名房山职业病工人获得了超过2600万元的赔偿，并直接推动第一批总数超过400名的职业病工人获得赔偿超过5000万元。
这次&集中解决&并没有经过诉讼程序，房山区人力社保局专门为此成立了尘肺办公室，专门解决遗留矿工尘肺问题。
黄乐平指出，房山这起案子对2011年《职业病防治法》修改某些条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矿工们证实，在2013年，房山区又集中解决了第二批尘肺病矿工赔偿的请求。在2014年隆化县与房山区的那次协调会上，房山区政府介绍了这两次赔偿情况。&2011年和2013年分别都解决了一批。&今年55岁商万才说，他作为矿工参加了当年的两地会面，索赔的全部30名矿工中，他在房山区史家营乡新兴枣园煤矿的工友就有十三人。
而他对协调会上房山区官员介绍的之前的赔偿方案仍然记得很清楚：尘肺病一期的矿工，一次性获得13.8万赔偿金，但普遍只到账了10万；二期和二期以上的，根据2013年执行的《工伤保险条例》，按照伤残能力鉴定结果进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按月领取伤残津贴。
&他们当时说花了一亿多了，出钱的比例是5：3：2，北京市社保基金占50%，矿里占30%，乡政府的煤管站占20%。& 商万才说。
同样出席协调会的律师代表李程伟证实了商万才的话。
比外地做得好，就是好吗？
那之后，房山区就再也没有成批量地给尘肺病矿工解决工伤赔偿了。&零星的也有人拿到了赔偿。有的时候今天给一个，明天给一个。&商万才说。
贾玉和他的5名工友就属于&零星&的范围，他在房山区周口店地区长流水村属煤矿工作20多年的，在一线进行爆破、钻孔和采煤，常年被灰尘包围。
2006年，煤矿关闭，2013年，贾玉和工友检查出尘肺病，之后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身份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等程序。最终确定为矽肺三期，致残等级二级，并顺利领取一次性工伤赔偿8万余元，每个月3000多的工伤保险待遇。
&本地人更好解决。&范长花和贾玉一同办理的劳动能力鉴定程序，她对后者能顺利拿到赔偿感到很不满，她认为，这是因为贾玉和其他几人是周口店本地人，而她和丈夫是外地人。
&截至到2013年，统一解决的1000多人都是外地的。&记者在采访房山区人社局时，该局一位官员强调，本地矿工当时都安排了就地就业，由下一个用人单位解决了职业病问题。
今年5月初，范长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要求撤回房山区法院的裁定书，她坚持自己提交的&支付申请&是合理的，要求原审法院&依法进行审理&。
记者联系了房山区法院，对方以&法官太忙&为由拒绝了采访。
根据年初的核保结果，赵怀德的工伤保险待遇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6900元，按月支付伤残津贴2954.6元。
而目前已知的房山尘肺病矿工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官方通报，2005年到2010年6月底，北京市政策性关闭小煤矿445家，涉及18万人。黄乐平保守估计，尘肺矿工起码有上万人。
&解决职业病这一块，咱们北京做的还是真是相当不错的，放在外地都根本不管。&白秀国说，他甚至&合理&地怀疑，一些在别的省市的尘肺病矿工，听说了北京能解决待遇，所以都来冒领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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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近期接触了房山区政府附近的尘肺病上访者，另一方面，也采访了房山区政府人员、民间政策研究者，与尘肺病上访者“隔空”对话，阐述各自的诉求与无奈。
原标题：中国网事：北京关闭小煤矿后 “遗留问题”怎么办？
新华网北京１月１６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苑苏文　宋玉萌）随着社会发展，低端产业的转型，他们终将变成“遗留问题”——用黢黑的肺见证人民的富足和经济的发展……尘肺病无法治愈，只能终生通过治疗维持生命。如何安置他们成了许多资源型省份和地区的发展困局。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近期接触了房山区政府附近的尘肺病上访者，另一方面，也采访了房山区政府人员、民间政策研究者，与尘肺病上访者“隔空”对话，阐述各自的诉求与无奈。无力执行的补偿房山区周口店村村民贾振清今年７０岁，脸色总是“红扑扑”的，不熟悉的人总夸他“气色好”，但几乎没有人懂得这气色背后的病态与痛楚。即使戴着口罩，贾振清的粗重喘息声仍敲打着每个人的神经。“我是尘肺三期加号，伤残等级三级，已经到顶了。”贾振清不停大口地粗喘着气，红扑扑的脸色是长期缺氧造成的。２００７年，为迎接“绿色奥运”，贾振清所工作的周口店村龙山煤矿被关闭。那之后，他被检查出尘肺病。根据贾振清给记者展示的判决书，２００９年底，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龙山煤矿的主管部门，周口店村村委会补偿给贾振清共计４．６万余元以及每月养老金１２００元，尽管在２０１０年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直到现在，他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贾振清同村的工友赵怀德却连打官司的资格都没有。他曾因一场煤矿事故失去了一只眼睛，现在被确诊为尘肺一期并发症肺结核。“我３４岁到矿上，现在已经虚岁６４岁了，一辈子大部分的力气都贡献给了矿上，但现在得了病真的没人管。”赵怀德说，因为村里拒绝给他开具工作证明，这就意味着他无法进行职业病诊断和工伤认定，也就无法获得任何补偿。赵怀德回忆，龙山煤矿最多时有矿工５００多人，据他观察，周口店村在龙山煤矿工作的患病村民没有一人拿到了补偿。而周边一些煤矿关闭时，都曾组织工人进行体检，并给确诊尘肺病的患者“解决了问题”。过期作废的承诺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煤矿就是赵怀德说的“解决了问题”的煤矿，但来自河北承德的修铁军和他的几个工友却依然讨不到说法。“８０后”的修铁军在唐上煤矿工作过四年，去年开始，他发现自己干活用劲大了就会“憋气”，几乎丧失了干重体力活的能力，“后来去县里医院查了有心肺病，才想着回到房山要求检查尘肺病。”２０１０年，唐上煤矿关闭后，修铁军有不少工友检查出尘肺病，并获得了十余万元的一次性伤残补偿或按月发放的补偿。“我们乡最多的时候有８０多人在唐上煤矿干，两年前煤矿刚关闭的时候，有２０多人被确诊为尘肺病拿到了补偿，而且有免费治疗的待遇。”修铁军说，当时自己和另外一些人“没赶上这一批”，而当去年开始到区政府要求职业病检查时，却遭到了拒绝。“接待我们的人说已经过期了，我们就晚来几个月这事儿就结束了。”他说。据修铁军描述，在他干活的矿井充满了粉尘，几乎看不见身边的工友。而矿工也不带口罩，因为“戴口罩就没法干活了，都被灰尘堵住了，说话都费劲。”管理方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降低粉尘浓度。而这些矿工在申请工伤保险赔偿时也遭遇了困境，在修铁军的工友中，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从事危险工种的人才给上工伤保险，或者“一百个人上３０个人的意外险，也不管名字是谁的，谁受伤了就去顶替上。”政府回应：北京补偿数额高，曾有外地矿工“冒名顶替”“当时检查出来的患者全都得到工伤补偿待遇了。”被问起是否存在一些未获得补偿的尘肺病工人时，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位白姓副局长如是说。据他介绍，为退出资源性产业，房山区在２０１０年５月前就陆续关闭了周边所有区属煤矿，并在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２年的三年时间里，组织了３０００多名矿工进行了职业病检查，其中确诊了１３００多人。确诊的尘肺病人全部根据《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发放了工伤补偿，工伤保险基金总共花费超过一亿元。这位白副局长还指出，不同于生产制造业，小型煤矿企业人员流动性大，在安置职业病患者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难题。“由于很多矿工没有和煤矿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建立健康档案，矿工身份认定难度很大，很多矿工根本没有在这里干过活，曾去其他地方打工，无法判定是否就是在房山得的尘肺病。”白副局长说，因为北京补偿数额高，所以曾遇到在山西、内蒙古打工的尘肺病患者来北京领取补偿。另一个难题在于说服矿长签字承认矿工身份。“签字就要赔钱，很多矿长或责任主体为了躲避赔偿，就不承认工人身份。”白副局长说。而对于现在还表达诉求要求检查身体的矿工，白副局长表示，很多昔日矿长都已经无法联系到，所以无法确认上访者身份。因此建议这类上访者走法律途径，去劳动争议仲裁部门解决和确认劳动关系。民间政策研究者：解决“发展遗留问题”路在何方？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要求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尘肺病、慢性胃炎、皮肤病等矿业工人职业病和常见病的预防和救治力度。专项救治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项目，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程一水指出，尘肺病的产生不是必然的，如果在工业企业转型过程中，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工作环境，那么这种病可以大大减少。“比如以前大理石切割都是干切，有很多粉尘，而现在改善工艺变为水切，几乎杜绝了空气中粉尘超标的可能性。”他说。对于全国范围内对尘肺病矿工的补偿情况，程一水认为北京是全国范围内工伤补偿数额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依托于北京市雄厚的工伤保险基金规模。但对于一些经济发达程度比不上北京的地区，工伤补偿就会少很多。“目前我国工伤保险基金大多是在地市级层面统筹的，这容易导致同样是尘肺病患者拿到的补贴却不同。”程一水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工伤保险基金。此外，由于支付尘肺病患者的赔偿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企业都不愿支付，甚至出现了很多尘肺病患者找不到责任主体的现象。程一水认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应增加高危型产业工伤保险基金征收额度，或直接由国家出台政策，统筹财政救助尘肺病工人，才能解决这个“发展遗留问题”。“随着国家的发展，技术的革新，尘肺病是可以避免直至消灭的。但已经得了尘肺病的工人可以被认定为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做出的牺牲，因此希望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填补一些地区工伤保险基金的短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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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尘肺病人报道版面(图)
来源：南方都市报
　　乡政府"买断"尘肺病人索赔权
　　临死前，61岁的何新义拒绝家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一来他不想再往尘肺病三期的无底洞里填钱;二来他受够了呼吸衰竭的折磨，情愿与之"同归于尽"。
　　2 0 0 9年9月2 2日上午，何新义在挣扎中死去。之后，他的遗体被置放在一具水晶棺中，作为一件维权证物，在家里挺了42天。最终，他的女儿和女婿跟乡政府签订了一纸协议，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任何部门和企业要求补偿"，获得了5万元的丧葬费和补偿金。
　　在河南省登封市君召乡，何新义是可考的被乡政府买断尘肺病索赔权的第一人。在接下来的半年内，他的十几名工友兼病友都跟政府签订协议，把对用工方的索赔权和追诉权"全部转让"给了乡政府，获得了4万-5万元不等的赔偿。
　　照官方的说法，买断尘肺病人索赔权，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基层维稳的不得已之举。而对于这些病人来说，在这点钱被治病花完之前，他们全部被拖过了申请认定工伤的一年期限。他们已无权可维，无路可走。
　　老汉之死
　　何新义家住登封市君召乡晋爻村，媳妇死得早，只有女儿何黑娃相依为命。何黑娃成年后，他又招了一个上门女婿。这个勤快的老农生前除了忙农活，还一直想做零工补贴家用。何黑娃回忆说，2003年农历正月，父亲开始到几里外的国安硅砂有限公司打工。
　　四年之后，何新义身体越来越差，"走路没劲儿，光咳嗽"，就离开了国安硅砂公司的粉碎工地，回到家里治病。"一开始都以为是感冒和肺结核，治来治去不见好。"
　　直到2008年11月，在位于北戴河的国家安全生产总局尘肺病康复中心，何新义被诊断为"硅肺―――符合三期表现"。日，何新义做了双肺灌洗手术。7天后，他带着一瓶灰白色的洗肺混浊物，和一共9934.75元的票据出了院。
　　他听说这是职业病，可以找单位索赔，就隔三岔五去国安硅砂有限公司去找老板孙国安。"老板每次都说没钱，我爹就一趟接一趟找。他都是靠走路过去，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
　　何新义还试着到君召乡政府求助。"乡干部说你们挣钱的也没想到我们，现在干出病了，凭啥怨我们?"何黑娃说，父亲死前的一年多，既饱受病痛折磨，又受尽冷眼。
　　何新义死的那天上午，弟弟何云章去乡里找时任党委书记王向民，给批了1000元救助款。何云章感到很憋屈，就雇来一具水晶棺，把何新义陈尸其中，自己从登封跑到郑州，又从郑州跑到北京，闹着要上访。
　　这让政府颇为头疼。何云章获悉，乡政府曾经试图让电工给何家停电，或者让派出所介入，逼何家埋人。但事关重大，电工和警察都拒绝配合。当时，晋爻村乃至君召乡诊断出的尘肺病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把事情往网上捅。
　　于是，在日晚，双方签订了买断索赔权的协议。何黑娃和丈夫杨备战是甲方，乙方则是以副乡长郑学卿为代表的乡政府。协议上，还盖着乡政府的公章。
　　在可以查到的十几份买断协议中，这是唯一一份使用一页A 4纸的，其他都是两页。这份更简单的协议，可以说是后续协议的雏形。
　　在何新义死去3天后，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为其开出了职业病诊断证，他被诊断为"二期+"的尘肺。"我哥早就体检了，他们一直不给诊断证明，直到我哥老(死)了，乡政府给职防所打电话，他们才把证给我。"何云章说。
　　买断索赔权
　　君召乡政府的一份情况说明称，从2009年8月起，该乡有10名从事粉尘行业的人员到河南省职防所就诊，被定为可疑职业病患者。之后，又有多人被作出类似诊断。"这些人员及其家属多次聚集到乡政府要求给予妥善解决，在我乡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慎重研究，专门成立了&君召乡职业病防治工作办公室&调查此事。"
　　接着，乡政府包车管饭，组织三批共120余人到河南省职防所检查，确诊26名尘肺病患者。"这让我们压力很大。"时任副乡长的郑学卿分管工业，被指派解决尘肺病人维权问题。
　　上述政府情况说明称，君召乡在十几年间共有硅砂企业十几家，均为私企，其中数国安硅砂公司为最大。到2006年，国务院下文叫停当地炸山开矿后，硅砂厂陆续关闭。曾在这些企业打工的群众，多为晋爻村和李庄村村民，这些人流动性强，从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建立任何健康档案，河南省职防所只能通过工友间的相互证言和村委会证明来开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同时，登封市劳动仲裁部门经调查取证，也因群众缺乏直接证据而无法确认责任企业。"
　　这些说辞，何黑娃与乡干部的谈判中也听说过，但她并不认可。"政府杀人案都能破，一个人在不在一个厂里干过活，还能查不出来?"
　　"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时任副乡长郑学卿告诉南都记者。而事实上，何新义的工友们拿出的记工单，找村委会和未患病工友作出的证明，劳动仲裁部门皆不认可。
　　"他们不依法跟我们签合同做体检，反倒成了保护他们的理由了?"与何新义同村的工友孟军委质疑说。孟军委和妻子乔素英都染上了尘肺病。
　　日，夫妻俩同时跟君召乡政府签订协议，都以4.5万元的价格被买断索赔权。
　　虽说协议上写的是一次性补偿，落实下来却是分期付款。直到去年，孟军委才拿到最后一部分补偿金。
　　在孟军委夫妇与乡政府签协议的先后数月内，晋爻村和邻近李庄村，有十几个尘肺病人与乡政府签了相同协议。大部分补偿金都为4.5万元，也有5万元或4万元。
　　协议都规定：在双方签字后，甲方(尘肺病人)对侵权者的请求权、债权(即请求赔偿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乡政府)，甲方不再对侵权方享受请求赔偿权;甲方在领取一次性补偿金后，自愿放弃就患尘肺病所享有的仲裁、诉讼权利，保证不再就同一事件、任何理由和方式(包括信访)向任何部门和企业提出赔偿要求;如甲方违约，补偿金要如数退还给乙方，并支付违约金两万元。
　　协议同时注明，"本协议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甲乙双方对协议的内容均明确无误，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
　　维稳举措，缓兵之计
　　何黑娃不知道什么叫法律上的"显失公平"，她能回忆起来的是，父亲之死索赔权的卖断协议，她是在被威逼利诱之下签的字。"乡政府的干部在我家里一坐就是半夜，说不签字以后一分钱都没有。"
　　和她一样说法的，还有其余十几个签字的尘肺病人。他们要么是小学毕业，要么就是文盲半文盲。"不懂法，懂法的话不会被坑这么惨。"孟军委说，在他和妻子签字时，根本不知道这份协议在法律上虽然无效，却起到了比法律效力更可怕的反作用。
　　官方情况说明则将一次性买断尘肺病人的索赔权，自我表扬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解决了这些患者的燃眉之急，使他们的生命因及时救治得到了延续，同时也缓解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官方的程序做得非常齐备。在登封市人社局社会保险科的文件柜里，晋爻村和李庄村十几个尘肺病人都人均建立一个档案袋，里面不仅装有买断索赔权协议的复印件，也有每一个人手书或签字的申请书，以佐证官方所说，乡政府的买断行为，是应群众的"强烈要求"，"本着治病救人、保护民生、合情合理，妥善解决四项原则，同意由其本人写出申请，乡政府从财政上挤出资金先期给予补偿"。
　　尽管这份卖断或者说买断协议，让君召乡的尘肺病人们颇感愤怒，但它至少带来了4万元以上的补偿金。再进一步，如果没有80公里外，新密农民张海超在郑州"开胸验肺"，君召乡的这群病友，很可能连这样的协议都没处签。
　　日，28岁的张海超在得不到企业证明、无法进行职业病鉴定的情况下，在郑州一家医院"开胸验肺"，确诊尘肺病，全国震动。
　　在河南，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尘肺病人的确诊和救助力度。在河南省职防所等职业病鉴定机构，也放宽了就诊政策，之前必须要单位开具证明，也简化成了持工友证明和村委会证明等即可。
　　登封市君召乡晋爻村和李庄村的10名尘肺病人，正是看了张海超的报道，才集体赴郑州，完成了诊断。这也正成为该年度君召乡26名尘肺病人确诊并维权的开始。当然，当地政府同时也启动了维稳方案。
　　当地政府不能掉以轻心。在"开胸验肺"新闻正热之时，与新密相邻的产矿区，谁都不想成为下一个新典型。上级也对此特别重视。2010年3月，君召乡晋爻村村民孟相伟在网上，向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反映父兄获尘肺病维权难一事，立即被该办批转河南省有关领导。
　　各种压力之下，当地政府维稳举措迭出，签协议买断尘肺病人的索赔权，最多可以称得上是缓兵之计――― 事后"违约"去维权的尘肺病人，并未被收回补偿金和追缴违约金。
　　原因很简单，他们已被判定无法维权。
　　败诉的病人们
　　对一个二期以后尘肺病人来说，四五万元最多够一两年的医疗费。他们的肺叶被二氧化硅粉末侵入，就像一块海绵被塞进了太多沙子，失去了应有的张力，每一秒钟都在缺氧。肺叶纤维化之后，极易病变和发炎，呼吸窘迫随即而至。生命，只能靠挣扎和医药费来维持。
　　这正是61岁的何新义拒绝去医院、甘愿躺家里赴死的原因。彼时，他的身体濒临油尽灯枯，经济上则山穷水尽。
　　尚未走到这一步的病友，只能自救。君召乡政府时任副乡长郑学卿告诉南都记者，自2009年下半年起，乡政府与尘肺病农民们签订了至少十几份买断索赔权协议，加上其他救助，"一共花了一百多万元"。刚开始的两年内，这个群体变得比较沉默。直到去年，可能补偿金都花得差不多了，就有人起来告状了。
　　在尘肺病人和家属那里，则是另一种计算：因为乡政府的补偿金并非一次性支付，。在结清之前，这些农民都不敢跟政府决裂，害怕拿不到余额。直到去年，没了这个心病，病人们才重新聚集起来。
　　不过，形势远比2009年时不乐观。晋爻村和李庄村的十几个病人家庭，很快便败下阵来。
　　日，登封市劳动仲裁委以"超出法定期限"为由，驳回孟军委、乔素英、孟憨旦等十几名尘肺病人和家属提起的仲裁申请。
　　后者又把国安硅砂公司起诉到法院，每名病人索赔工伤保险待遇80万元，以及2万元工资和社保费用。日，河南省登封市法院作出一审裁定，驳回了上述要求。
　　登封市法院认为，工伤认定和工伤等级鉴定是处理劳动争议两个必不可少的必要前提条件，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提起工伤认定申请，职工、直系亲属和工会组织可在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直接向有关部门提起认定申请，双方不服者可提起复议，复议再不服可提起行政诉讼，所以法院无权对劳动者是否构成工伤作出认定。
　　病人们不服又上诉。日，郑州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就在二审败诉当天，包括上述十几名原告在内的18人，又向登封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十几天后，申请又全部被驳回，理由是这些申请"已超出1年的法定申请时限"。18人再申诉，又被驳回。
　　"我也同情他们，但没办法。"3月21日，在登封市人社局社保科，科长景云峰翻出好几份法律文件给南都记者看，以证实病人们工伤申请超期，依法不得受理。
　　民事诉讼无门，病人们又想到了行政诉讼。日，在登封市法院大门外，张海超指点这18名尘肺病人和家属去法院立案庭递交诉状。18人以乡政府买断协议违法侵权为由，要求撤销协议，并赔偿共计1100多万元。
　　立案庭先是拒绝接受起诉书，在张海超发了几条微博控诉后，算是收了下来，但没有出具任何文书，只是说"研究研究"。
　　4天后，"研究结果"出来，不予受理，但也不开不受理通知书。十几个病人和家属又被赶出法院。
　　"他们走法律途径维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在张海超的牵线下，有公益组织和律师无偿帮助君召乡的这群病友。但对前景，张海超一点也不看好。他甚至找不到法院判决书错在何处。
　　也许，正像张海超所说，每一个像他一样在石矿厂打工的农民，跨进大门那一刻，"命就不是命了。"
　　期限内申诉也无门
　　悔不当初，是所有尘肺病人的共识。很多个夜里，孟军委都会责骂自己，为什么要到一个粉尘蔽日，一个月只发一次普通口罩的矿厂上班，一个月还只能挣千把块，远不够现在每个月的药费。
　　"只要能让我病好，我啥赔偿都不要了。"妻子乔素英说。现年46岁的乔素英原本身体强壮，这也是她能进入石矿场打工的原因。但强壮的身体，却让她成为村里仅有的一个尘肺病女患者。
　　在晋爻村和李庄村，尘肺病毁了数十个家庭。夫妻患病的，有孟军委和乔素英;父子患病的，有孟憨旦和孟相根;翁婿患病的，有吴振荣和李新建。在贫困和挣扎中，他们唯一确信可以等到的，是痛苦地死去。
　　那么，如果他们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工伤认定和仲裁，又会如何呢?在晋爻村，还真有人这么做过。他们是孟憨旦和孟相根父子，以及晋中超。
　　日，上述三人向登封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日，人社局以三人提供的职业病诊断书把工作单位写成家庭住址，与职业接触史中的"国安硅砂有限公司"不一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格式和要求为由，下达《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法条依据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部令第17号第九条之规定"。
　　通知书并未明示所谓"第17号第九条之规定"究竟何指。在日，登封市人社局向郑州市人社局汇报的调查报告中，则点出"第17号令"实为《工伤认定办法》，而该办法第九条对职业病诊断书不符合格式和要求的规定称，"劳动保障部门可以要求出具证据部门重新提供"。
　　郑州律师张少春认为，从字面和法理来看，"出具证据部门"显然不应是上述三申请人，而是出具诊断书的河南省职防所。但该所时任所长王金河向南都记者证实，他们并未接到登封市人社局要求重新出具诊断书的要求。
　　相反，登封市人社局把球踢给三名申请人。"我们去职防所要求修改职业病诊断书，职防所说他们只能做病情诊断，无权确认劳动关系，不给开。"孟憨旦的二儿子孟相伟说。
　　要确认劳动关系，只能走仲裁。然而，这条路当时已经被堵死。在日，三人已经向登封市劳动仲裁委提交申请，要求确认与国安硅砂公司的劳动关系。第二天，仲裁委即以"三申请人已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与登封市国安硅砂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争议为由"，不予受理三人的申请。
　　于是，登封市人社局依据同一份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以不同的情节，先后驳回了三人的劳动仲裁和工伤认定。而职防所方面则向南都解释，诊断证明书上的职业接触史，来自病人自述，是张海超事件后，诊断机构采取的变通办法，并非对劳动关系的认定。
　　王金河更透露，当时医院方还接到国安硅砂公司的公函，要求不能把该公司的名称写到诊断证明书上去。
　　三人因此无路可走。"他们又一直催我们签协议，说再晚就没了。"孟相伟说，无奈之下，三人于日，与君召乡政府签下买断索赔权的协议，分别拿到4.5万元。在此前几天内，三人及家人还在信访意见书和承诺书上签字，保证不再上访。
　　南都记者获得的一份政府文件还显示，因为孟相伟上网告状，君召乡政府专门为其成立了一个"稳控领导组"，组长乃君召乡稳控办时任专职副主任孙耀宏，下有组员3人，其中包括晋爻村的村支书，要求对孟相伟实行乡领导、乡干部和村干部"三包一"责任制，严密监控其动向，一旦有疏失将严厉追责。
　　孟相伟原本是个海员，因为父兄的尘肺病而被迫停工在家，被乡邻夸为"孝子"。不过，在政府部门眼中，他无疑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他的父亲孟憨旦，是十几个尘肺病人中最严重的三个之一。其余两人，晋现伟和晋中超，现在都陷入半痴呆状态，家中上有老下有小。
　　找不到的矿老板
　　2009年，郑学卿是君召乡负责工业的副乡长。现在，他承认政府当年对企业卫生和劳保监管不力，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管理水平是要逐步提高的"。
　　据郑透露，当时乡政府曾与国安硅砂公司法人代表孙国安多次沟通，对方坚称所有患病者都非企业员工。到最后，"只能我们乡财政拿出这100多万，现在你去查账还能查出来。"
　　2009年末，在被曝光后，国安硅砂公司曾花了几十万元，给粉碎生产线安装了一套除尘装置，没多久，该矿场就停产了。君召乡政府和登封市人社局都表示，他们现在也联系不到孙国安。
　　同样表示联系不到孙国安的，是登封市法院。日，18名病人和家属又起诉孙国安，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一个月后，该案立案。但至今，仍未开审，法院的理由是"找不到被告孙国安"。
　　3月21日，在登封市法院，有病人家属质问法官，"找不到人，能不能公告送达。"对方的解释是，"别急，最近听说又有人见到孙国安了，我们再找找他。"
　　孙国安的代理律师则拒绝接受采访，称案子过于久远，他现在也联系不到孙国安。
　　"开胸验肺"者张海超对这起官司一点都不看好。在他的维权经验中，即使劳动局和法院受理，这种案子办起来拖个三年五年是常事。更要命的是，当年那份协议，拖光了这些病人的维权时限。"老板只要一句话，你超出时限了，你就没话说。"
　　"有关部门其实在逼我们。"张海超说。在距离君召十几公里外的颍阳镇陈沟村，冗长的程序拖死了两名尘肺病人，家属和其他病人只好抬棺去政府大院讨说法。
　　在河南中西部的矿山中，像国安硅砂公司这样的企业不计其数。张海超说，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违法违规生产，几乎不注意劳动者的防护，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却一直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管和处罚。"原因何在?只有那些跟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官员心里最清楚。"
　　就国安硅砂公司而言，工人们从来没有看到它的采矿和安全生产许可。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11月份，却在2000年就开始生产。
　　在2005年，君召乡国土所的两名干部，就因为包庇一家非法开采的企业，导致爆破时致一死一伤，而被追究刑责。这一死一伤者，也都来自晋爻村。
　　乡领导郑学卿几乎在所有卖断协议上都签了字。在他看来，病人们应该感谢政府，而非上告。"政府拿公款补贴他们，已经是不妥了。"
　　郑学卿说，他不否认这些病人都患了职业病，但事已至此，光咬住政府不放，政府也没义务和能力解决这么多人的问题。
　　"他们可以搞搞养殖什么的，并没有哪个病人穷得揭不开锅。"郑说。
　　南都记者 孙旭阳 发自河南登封
(责任编辑：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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