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叶、中叶、下叶 分别指的是个时间段？_百度知道
上叶、中叶、下叶 分别指的是个时间段？
一个世纪，即百年。初叶是（0--30年），中叶是（40－60年），末叶就是晚期（70－00年）纯手打，求好评点赞，谢谢!前代;先世。《宋书·武帝纪中》:&昔在上叶，深鉴兹道。是以天禄既终， 唐 虞 弗得传其嗣;符命来格， 舜 禹 不获全其谦。&《南齐书·高帝纪上》:&是故 勋 华 弘风於上叶， 汉 魏 垂式於后昆。&《魏书·李骞传》:&为衢樽於上叶，号木铎於前修。&增添桑叶。 清 沉公练 《广蚕桑说·饲蚕法》:&三眠起后，食叶较速，宜昼夜上叶。&《诗·商颂·长发》:&昔在中叶，有震且业。& 毛 传:&叶，世也。& 晋&左思&《蜀都赋》:&考四海而为隽，当中叶而擅名。& 清&刘大櫆&《序》:&历战国、嬴秦，迄汉之中叶而衰。&蔡东藩 《清史演义》第二回:&谁知深山大泽，实生龙蛇，自布库里雍顺开基后，子子孙孙，相传不绝，其间虽迭有兴衰，到了明朝中叶，出了一个孟特穆，智略过人，把祖基格外恢拓，渐渐西略，移住赫图阿拉地。& 吕澄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二讲:&佛学传入中国是在二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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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呼唤荣毅仁(1)
&&&&第一章呼唤荣毅仁
&&&&日，62岁的荣毅仁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夜，他感慨万端，心情颇为复杂。一个曾经的大资本家、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一个机关大院的看门打杂人、清洁工，今天成了国家领导人，如此人生曲线，世所罕见。
&&&&当晚，荣毅仁赋诗一首：鹊报春回残雪融，百花齐放趁东风。
&&&&高山难阻愚公志，激浪全凭舵手功。
&&&&往日风云过眼底，今朝人物数英雄。
&&&&不甘伏枥添砖瓦，万里江山代代红。这首诗发表在第二天的《光明日报》上。
&&&&从诗中不难窥见荣毅仁此时的心态，他不甘于只做一匹“伏枥”之老马，渴望着“趁东风”，破“激浪”，发扬“愚公志”，争做时代“英雄”。
&&&&荣毅仁的“东风”之说，正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写照。
&&&&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10年如噩梦般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梦醒之后，中国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落后了，中国已经被世界现代化的车轮远远抛在了后面。
&&&&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
&&&&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
&&&&1978年，全国失业的城镇青年约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
&&&&整个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多数指标排在世界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除了军事工业技术某些方面有些进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科技进步明显滞缓，与世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半个多世纪，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近30年，得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这极大地刺激了刚刚从“文革”中解放出来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
&&&&1977年国庆节前夕，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英籍作家韩素音。甫一坐定，没有寒暄客套，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一九七五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五十年……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
&&&&第2节：呼唤荣毅仁(2)
&&&&邓小平是在这一年7月正式复出的。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他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几天后，他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国际足球邀请赛的观众席上，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当小平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全场群情激昂，几乎所有人都起身，向着他的那个方向欢呼鼓掌。
&&&&《人民日报》第二天发布了这条消息。
&&&&这一幕被许多人印入脑海，因为这几乎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此时，居住在北京北太平庄的荣毅仁也注意到了这条消息，和当时工人体育场看台上的观众一样，他感到了一丝惊喜和兴奋。此前，中国颇具声望的政治家叶剑英数次找到荣毅仁，对他说，“四人帮”被粉碎了，你要做好准备，出来做一些事情。
&&&&中国终于开始了一个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时代。已经有十几年不做什么事情的荣毅仁百感交集，尽管此时他还并不太清楚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大干快上”，“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这几乎成了当时中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共同的口号和目标。这般努力的结果也非常明显，1977年，中国国民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在回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6%，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完成和超额完成产量计划的有65种，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就有52种。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收支相抵，结余31亿元，彻底扭转了连续三年收入完不成计划、支大于收的状况。
&&&&1977年7月，国务院向各地方转发了《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写道：上半年经济的恢复，标志着“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
&&&&一切都看似圆满。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年9月，国务院提出了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由李先念、余秋里负责重新修订《十年规划》，制定《八年引进新技术和进口设备的规划》及《二十三年设想》。
&&&&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邓小平发言：“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注重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总之，要抓紧时间，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
&&&&←虹←桥←书←吧←
&&&&第3节：呼唤荣毅仁(3)
&&&&叶剑英说：“进口问题，中央要抓，抓紧一点，抓快一点，否则三年八年很快过去了。”
&&&&所有与会的中共领导人都意识到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上作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报告，他说：“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在同时召开的五届政协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荣毅仁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使得邓小平能够近距离了解这位昔日的红色资本家。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戏即将拉开帷幕，但新当选的政协副主席荣毅仁还未正式登场。在共产党内部，还有大量模糊的或被视为雷区的禁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各种积重难返的禁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冲破。对此，党外人士荣毅仁还只能远远观望。
&&&&在这一年的“两会”上，邓小平说：我们刚刚批准了一个庄严的计划。
&&&&全国人大讨论并原则批准了由国家计委汇总并向国务院提交的《十年规划》，该规划提出：今后8年要引进68～69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其中第一批1978年成交45个项目，用汇60亿美元；第二批1979年、1980年成交23～24个项目，用汇80亿美元。两批大型成套设备项目，连同材料、单机和技术专利，共需用汇180亿美元，再加上国内配套资金，总投资需要1300亿元人民币。
&&&&具体负责引进工作的是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事实上，在1978年当年，该公司完成引进成套设备45个，使用外汇85?59亿美元，比国家计委原定用汇60亿美元的计划高出了25?59亿美元。其中，当年签约的22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占用了80%的外汇，后来这些项目统称“22项”。
&&&&在新中国最初的30年历史中，曾经有过两次大的技术设备引进高潮，分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和20世纪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这些项目的引进，初步建立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基础工业的水平。
&&&&“156项”时，中国主要依靠向苏联借贷，年息1%，低于当时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年息2%和中国国内银行给工业的贷款年息3?24%。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中国用钨、锑、铅、锡、橡胶等物资作为偿还。这几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易货支援，不符合国际贸易的规范。
&&&&执行“四三方案”时，中国囿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原则，用技术换市场几乎是一种奢侈品，在意识形态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所以，大量技术设备必须直接引进，现汇交易。支付外汇完全依靠挖掘国内出口创汇潜力，主要采取延期、分期付款和补偿贸易手段，不敢借贷，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引进规模。
&&&&第4节：呼唤荣毅仁(4)
&&&&与以往两次技术设备引进不同，“22项”执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纵观当时的全球市场，1973年，长达28年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而两次石油危机更是给西方经济带来了致命重创。石油价格从1973年的3美元/桶骤升至1978年的34美元/桶。石油危机造成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严重萎缩，西欧各国的经济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生产过剩的矛盾逼着它们的资本、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寻找出路，急需扩大海外市场。
&&&&而与此同时，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中国陆续与多个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使中国外交逐渐走出了“文革”以来极端孤立的局面。一个有着8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刚刚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正艰难地开启国门，迎接现代化的第一缕阳光，如此巨大的诱惑怎能不引起西方世界的格外关注？1978年2月，中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公布了《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这在西方各国引起强烈反响。
&&&&但此时的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谈话时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
&&&&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却不干”，确有其出处。按照当时的逻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从制度上来说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或消灭，消灭了资本主义，却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的资金，这从理论上说不通。
&&&&1978年5月某研究所编写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一书中写道：“我们既不允许外国资本家同我们办合资企业，更不允许把领土领海主权租让给外国。”
&&&&1978年4月，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提出：以下几种做法在“四人帮”干扰时我们不能做，现在可以做：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用外商商标牌号定牌；协作生产；寄售；分期付款，延期付款。但是以下两种做法，我们是坚决不干的：一是借款，二是合资。
&&&&可见，政府之间的贷款和中外合资在当时依然是禁区。
&&&&第5节：呼唤荣毅仁(5)
&&&&邓小平虽然对这些条条框框颇为不满，但他并没有急于下达任何行政命令。他首先积极推进并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走出去”行动。这一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1978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亲身感受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脉动。这为后来一系列禁区的突破，酝酿了直接动力。
&&&&在此，不能不特别提及的是1978年5月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团员有钱正英（时任水电部部长）、彭敏（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张根生（时任农林部副部长）、杨波（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等。代表团从5月2日踏上欧洲大陆到6月6日返回北京，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的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企业和政府项目。
&&&&代表团临行前，邓小平曾专门约谷牧谈话。邓小平说：“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谷牧一行刚到联邦德国，中国使馆为考察团播放了一部介绍联邦德国战后重建的纪录片。杨波回忆说，战后的联邦德国一片废墟，到处是饥寒交迫的平民百姓，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战后联邦德国大力发展新兴工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短短十几年，就实现了快速恢复和现代化。在考察中，代表团看到30年后的联邦德国，是如此先进和繁荣，普遍实现了电气化和自动化，成员们都震惊了。
&&&&一路高规格的接待和向中国示好的迫切心情，给谷牧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2009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谷牧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我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也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都接见了中国代表团。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我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见时，他开始就说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政治。在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一开口就向谷牧提出了5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并且特别说：“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
&&&&※※虫工木桥
&&&&第6节：呼唤荣毅仁(6)
&&&&在丹麦机场，丹麦代首相为谷牧一行送行，告别时他握着谷牧的手说：“你要到大国去了，别忘了也照顾照顾我们小国，多给我们一些机会。”
&&&&一个多月后，日，谷牧一行回到北京。他向中央、国务院呈交了关于此次欧洲之行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整整30年后，《谷牧回忆录》出版，由于作者极其特殊的人生经历，这本书甫一问世，竟一时间洛阳纸贵，迅速脱销。谷牧在回忆录中全文披露了这一访欧报告的主体部分，并在报告的前面附上了一段特殊的说明：报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批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干部在初次访问欧洲发达国家时的真实观感，以及出于强烈的责任心，而给中央提出的一系列（虽然尚不成熟的）重要建议，这些想法后来大多不断被完善、逐渐被采纳，并体现在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体现在我国不断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中。谷牧的报告主要有四个要点：（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高速现代化，关键是科技高度发展，资本更加集中，生产更加社会化。（2）中国已经落后很多。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迫切希望和中国做生意；我们可以研究采用国际经济运作中的通行办法，来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3）欧洲的现代化是一次工业革命，我们也必须进行这样的工业革命，采用贸易补偿的办法，延长延期付款时间，更多使用“买方信贷”的方式，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设备。（4）改进经济管理体制，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此外还有农业、能源、交通的问题，等等。
&&&&6月22日，谷牧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报告的时候，还郑重向中央“建议在近日安排听一次汇报”。
&&&&在中央的汇报讨论会之前数日，邓小平约见谷牧谈话，详细询问了出访情况，他指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6月底，这一汇报会在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国务院的许多高级领导听取了谷牧的汇报，包括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王震、聂荣臻等。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从下午3点半直至深夜11点多，谷牧的汇报持续了近8个小时。
&&&&在那个晚上，听着谷牧的长篇汇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不时地插话和发言，感慨颇多。谷牧后来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样的插话和发言：当年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干将”谈得非常率直。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7节：呼唤荣毅仁(7)
&&&&在这次会上，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提出，要警惕我们的部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理。李先念同志说，……现在应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两个积极性，当然要主要对外要统一，但光集中在外贸部不行。到会的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肯定了汇报的内容和建议，要求谷牧进一步研究归纳出几条，正式提请国务院讨论。
&&&&在1978年夏季，对中央领导人来说，这样激动人心的不眠之夜还有很多，胡耀邦后来跟很多人说，备受鼓舞啊，心情振奋啊！
&&&&如此频繁的出国考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领导人的视野，强化了他们的紧迫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在如此有利的外部环境下，顺应历史，就必须开放国门。在许多领导人心里，这渐渐成为一种共识。当年夏天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则鲜明地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主张。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一长达两个多月的会议。
&&&&这次会议从7月7日开始直至9月9日才结束。会议认真总结了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东西。发展速度成为反复讨论的重点，与会代表纷纷就此问题发言。
&&&&“大家说，日本、联邦德国这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也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一定要下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
&&&&对外开放的国策就这样逐渐确立。
&&&&1978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签署了22个成套设备项目的进口协定。
&&&&这22个重点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1978年已签约部分为7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人民币。1978年当年，引进已经签约金额相当于前五年（年）成交总额的两倍，相当于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总额的89?2%。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引进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一年，涉及十几个国家数百家厂商。
&&&&1977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为9?52亿美元，到了1978年末，仅为1?67亿美元（见表1）。表1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储备年份储备年份储备2??????-0?0?1?5?9?1?8??980-12???9??74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显然，外汇支付能力存在明显缺口。
&&&&第8节：呼唤荣毅仁(8)
&&&&同是这一年，问题随即出现。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比上年减产71亿斤；煤炭电力供应紧张；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效果没有明显提高，列入计划的38种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有22种没有完成计划。
&&&&在“22项”执行中，更是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1978年全年78亿美元协议金额中，有一半左右金额是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抢签的合同。后来国家计委在检查这一段工作时承认：“这些项目没有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没有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
&&&&1978年国家预算节余10?1亿元，1979年赤字猛增至206亿元，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2%，对货币供给造成很大压力。于是，货币信贷政策方面也采取了扩张性政策。现金供给增长从1978年的9?7%急剧上升到1979年的24?4%和1980年的25?5%，物价亦开始攀升。如此情况，对“22项”的履约显然形成了巨大的掣肘。
&&&&日益明显的经济过热趋势导致宏观政策开始转向调整。
&&&&面对一系列新出现的情况，邓小平迅速形成了新的想法。日，邓小平与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等人谈话，指出：“现在国内外都担心我们借外债的偿还能力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因此，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邓小平暂时搁置了几年内引进800亿美元的想法。
&&&&还有一个细节。数月后，已经开始筹备中信公司的荣毅仁带团访问联邦德国，那里的商人向他抱怨，与中国的政府部门谈生意，十谈九不成，很难对话。
&&&&宏观的、微观的种种现象都在影响邓小平的判断。
&&&&邓小平说：“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首先要有决心……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现在到该总结的时候了。”
&&&&1979年6月，国家正式通过了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严格控制引进规模，重点引进投资少、见效快、换汇率高的单项。
&&&&红灯亮了。
&&&&22个重点引进项目中，一大批重化工项目停止引进，仪征化纤等项目暂缓引进；其中用汇额最大的宝山钢铁厂向日本借贷200余亿日元，引起的争议也最多，但中央最后仍决定继续引进全套技术设备进行建设。
&&&&而仪征化纤项目的下马，为后来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中信公司找到了一片长袖善舞的广阔天地。
&&&&中国领导人试图急速拥抱现代化的热情遭遇寒流的撞击。邓小平很快意识到，这股寒流显然不仅仅来自我们国家财政的窘迫，更来自体制的缺陷和弊端。而上述两块短板的改造，在当时严密和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是无法破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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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呼唤荣毅仁(9)
&&&&邓小平急于找到破题之策和破解之人，他急需一个急先锋，开出一片新战场，得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与资本主义打交道。而所有资本主义的方式，是革命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不熟悉的。他深知，这个急先锋一定不在体制内部。他必须在体制边缘，倚仗最活跃的边缘力量和边缘资源，培植一股全新的力量，并最终撬动体制变革。
&&&&1978年，邓小平、叶剑英、王震三人曾数次在一起议论到一个人，这就是当年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叶选基后来回忆说，1978年秋天，荣毅仁去广东，叶剑英特邀他在南湖宾馆会面，谷牧也在那里。三人相聚，两位中共领导人提出，让荣毅仁出来办实业。
&&&&王震也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元帅和我在一次谈话中认为，为了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人尽其才。我们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同志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很多年后，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苏联改革时，曾经说过一句含义颇深的话：“苏联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以叶剑英、王震与荣毅仁多年深挚的交往，相信荣毅仁这一人选早就在他们的国家开放版图之中。1976年秋天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叶剑英就找荣毅仁谈话，让他做好准备，出来为国效力。到了1978年岁末，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之后，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30年前，面对新中国的诞生，诗人胡风激情澎湃，高唱“时间开始了”，以表达自己的心声，而这一句高度凝练的诗句也以其特殊的艺术手法被誉为“开国之绝唱”。时隔30年，饱经忧患的中国再一次开始了改变命运的征程，对8亿中国人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样意味着“时间开始了”!
&&&&荣毅仁的新“时间”也即将开始。
&&&&在随后的30年中，荣毅仁及其亲手建立的庞大商业帝国——中信集团，将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它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更是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设计师的“试验田”。它先于广东特区呱呱坠地，向世人表达了中国开放的决心和理念。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襁褓中的婴儿到商业巨人的发展历程，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更是中国现代化变迁历程的缩影。
&&&&这部鸿篇巨制，它的原点是日。
&&&&※※虫工木桥
&&&&第10节：邓小平点将(1)
&&&&第二章邓小平点将
&&&&日早晨，这是北京最冷的时候。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一个不大的院落里，荣毅仁早早地起了床，他穿上银灰色的华达呢中山装，在镜前将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套上大衣走出了院门。今天，荣毅仁应邀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约好上午10点，邓小平将在那里与他谈话。昨天晚上，荣毅仁想了一夜，跟小平同志谈什么呢？
&&&&***本章内容全部摘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邓小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1989年，王震在中信10周年的时候，曾经撰文纪念。他写道：1978年底，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此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元帅和我在一次谈话中认为，为了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人尽其才。我们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同志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叶剑英当时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人家要看一看你的政策究竟怎么样。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由他出面引资比较好。”
&&&&在《邓小平年谱》和《叶剑英年谱》中，虽然都没有看到关于此次三人会晤的确切记录，但是，由王震所记载的这次谈话，大致发生在1979年元旦前后，因为此后不久，邓小平就向中央统战部提出要约见荣毅仁。
&&&&其时，中国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刚刚建立外交关系，急需深谙西方规则的人来开辟中西之间实质性的关系。
&&&&戴维?洛克菲勒在描述其好友荣毅仁的文章中这样说：“邓小平知道中国急需外国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发展，便找来了荣毅仁——他是具备必要的知识、在西方拥有关系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
&&&&戴维?洛克菲勒，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在“文革”中，他就曾经与周恩来总理就利用外资、开放搞活的问题作过深入探讨。
&&&&1979年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数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座谈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将着手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乌兰夫在讲话中用“难能可贵”四个字，高度评价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工商界和爱国友人的表现，尤其是他们在十年动乱期间与共产党患难与共的独特经历。并肯定工商业者中“的确还有一批有用的人”，国家以后会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胡子昂说：“当前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和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出力效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会后，84岁的中国工商联主席胡厥文致信乌兰夫，希望能见见小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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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邓小平点将(2)
&&&&邓小平此时也正准备约见荣毅仁，于是决定索性一块儿见见。
&&&&时间定在了1月17日上午。头一天，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
&&&&和古耕虞接到了中央统战部的通知。
&&&&胡厥文，84岁，原上海机械业龙头老大，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
&&&&胡子昂，82岁，原四川钢铁业巨擘，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荣毅仁，63岁，原上海纺织世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88岁，原天津水泥业巨头，时任天津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
&&&&古耕虞，74岁，原四川“猪鬃大王”，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对外贸易部资深顾问。
&&&&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中央的沙发被排成了面对面挨得很近的两排，据说这是因为接见者和被接见者中，耳聋者不少。五位老人比约定的时间稍早一点到达。上午10点，邓小平进入福建厅，与他一同走进来的还有乌兰夫、谷牧、纪登奎、陈慕华和卢绪章。
&&&&乌兰夫，72岁，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谷牧，65岁，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纪登奎，56岁，国务院副总理；
&&&&陈慕华，58岁，国务院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
&&&&卢绪章，68岁，国家旅游局局长。
&&&&从这一名单或许可以窥见邓小平的初衷。四位副总理中，除乌兰夫外，全都分管不同口的经济工作；而卢绪章在1949年以前，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常年以广大华行作为中共秘密工作机构，被誉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其不同寻常的经历与五位工商界元老颇为相契。
&&&&时值年根，大厅里竟有了些年节时的喜庆感，大家握手拱拳，互致问候。
&&&&老人们面对面坐定。邓小平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笑说：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资料来源：人民网文章《邓小平请荣毅仁等商界五老吃火锅唱引外资大戏》，日。
&&&&“老同志”的称谓让五位老人深感亲切。
&&&&邓小平的介绍简短而明晰。然后，他又点上另一支烟，继续对五位老人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陈训淦是胡厥文的秘书，那天他坐在靠墙边的椅子上，环顾四周，突然发现自己竟成了场上唯一的工作人员，也是唯一的会谈记录者，他立刻紧张起来。不容他多想，邓小平正在谈对外开放的问题，他赶紧收拢心思，奋笔疾书。
&&&&邓小平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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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邓小平点将(3)
&&&&如何解决外资的偿还能力？在那个上午，邓小平谈了很多显然已是深思熟虑的想法。
&&&&“现在国家计划想掉个头。过去工业是以钢为纲，钢的屁股太大，它一上就要挤掉别的项目，而且资金周转很慢。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如轻工业、手工业、补偿贸易、旅游业等，能多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还谈到了发展旅游事业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地方大，名胜古迹多。如果一年接待五百万人，每人花费一千美元，就是五十亿美元。”
&&&&（谷牧插话：“可能还要多一些。”）
&&&&小平接着说：“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多搞几个旅游公司。名胜旅游区要整修一番，像四川的峨眉山，长江三峡，甘肃的敦煌、嘉峪关，西安的半坡村、秦始皇陵等等。云南的石林，整修好了就是世界第一。要搞好旅游景区的建设，要有电、有路、有旅馆，还要搞好城市建设，搞好服务业，千方百计赚取外汇。”
&&&&这就大大拓展了外资的偿还能力。
&&&&邓小平对面坐着的五位老人，鹤发苍颜，经历坎坷，邓小平把他们当做“党的亲密朋友”，“……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
&&&&今天，面见邓小平之前，五位老人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研回来，在上海，他们马不停蹄地开了30次座谈会，约请了300多位工商界人士谈话。胡子昂等人一一向邓小平作了通报。
&&&&听完他们的话，邓小平真挚地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邓小平说完，乌兰夫接着说：“本来统战部安排小平同志只找荣毅仁先生一人，后因收到胡老的信，得知工商界的朋友们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有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就决定请大家一道来开个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胡子昂进言：“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该摘掉。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摘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业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古耕虞对此感触最深。他说：“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的来信。那里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我看首先要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统战干部在‘文革’中被冲击得厉害，说是投降主义。统战政策是毛主席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第13节：邓小平点将(4)
&&&&邓小平听后干脆地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在此次会见的后半段，几乎成了邓小平与荣毅仁之间的对话。
&&&&荣毅仁说：
&&&&“我感到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该用资本主义去对付，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我们引进一个项目花了16年，厂建起来已经落后了，单单付利息就不少，还加上其他费用，有的还要赔钱。为什么把外汇这么花掉。
&&&&“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搞好生产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工资制度，十几年不加工资怎么能有积极性？我们过去办厂，每年都要增加一些工资的。有人说增加工资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我认为，只要生产搞上去，通货膨胀一点还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生产就不会搞好。
&&&&“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国资金、华侨资金，确是重要问题。现在英、法、日、联邦德国都要跟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政局稳定。从国际上看，对我们是有利时期。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在美国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来做工作。我对外国朋友说，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
&&&&“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现在有些机构，头头太多了。上海有家纱厂，在旧社会全厂只有30个职员，现在单政治处就有28人。人多了，画圈的人就多了，办事速度就慢了。”
&&&&听到这里，邓小平立刻接着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
&&&&显然，在那个上午，邓小平已经明确向荣毅仁提出了由他“主持”一个“单位”的构想。
&&&&荣毅仁赶紧接过话茬儿：“我愿意做工作，这一年多来，没公开说，只要国家给我工作我就做，白天、半夜，什么时候有人找我都行。我才63岁，在80岁以内都还可以工作。”
&&&&第14节：邓小平点将(5)
&&&&邓小平赞许地点点头，又强调说：“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这是邓小平向荣毅仁提出的要求：
&&&&要自己主持单位，多搞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
&&&&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签订合同；
&&&&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
&&&&完全排除行政干扰；
&&&&有权接受合理的任务，拒绝不合理的要求。
&&&&这无疑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给荣毅仁的一柄尚方宝剑。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明察秋毫，在此后的岁月里，强大的习惯势力时时侵扰着荣毅仁及其中信公司。正是有了这柄尚方宝剑，荣毅仁所带领的中信公司才能在荆棘丛生的泥沼中蹚出一条大路，才成就了中信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此时的荣毅仁，心里涌动着被信任与托付的庄严和激情。骏骥伏枥已10年，10年中，他无时无刻不渴望着跃马疆场、纵横天下的人生境界。他既感慨又感动，但还有隐约的不安。
&&&&福建厅里的谈话持续到了中午12点，工作人员在大厅的一角支起了两张桌子，邓小平对大家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邓小平与胡子昂、古耕虞都是四川人，川人喜欢吃辣，他们仨凑在一起共用一只火锅，红油辣椒汤咕咚咕咚冒着浓浓的热气，熏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午餐持续了一个小时，耄耋之年的老人们精力有限，邓小平站起身来，与老先生们握手告别。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记录他请人吃饭的笔墨极为吝啬。这次的火锅宴当然意义不同寻常。
&&&&整整20年后，已是85岁高龄的谷牧从尘封已久的日记本中找到了那天的记录，这是一摞线装宣纸的仿古本，黄底红格，用毛笔正楷写就。回忆起当天的情景，对“邓小平以这种随意座谈的方式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谷牧“既感敬佩又有些意外”。
&&&&那一天，谷牧被邓小平确定为具体分管荣毅仁“主持的工作”。
&&&&邓小平与工商界五位老人的谈话，后来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题，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其中两句话“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成为最具小平特点的名言之一。
&&&&第二天，民建和工商联火速召开联席会议，传达贯彻小平的谈话精神。五位老先生相继发言，胡厥文心情激动地对大家说：“各位同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即将迎来国家发展的新时期。欣逢盛世，就是用尽吃奶的力气，我们也一定要为国家的‘四化’建设贡献毕生。”
&&&&荣毅仁说：“整整闲了10年啊，今后10年要当20年来干!”
&&&&这一年，有位美联社记者写道：“今天，他们中有数千人正在为30年前他们拒绝离开的这个国家服务，为它的现代化贡献自己的才能。”
&&&&后来，古耕虞用四川方言戏谑地总结说：我们这顿涮羊肉，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对于荣毅仁来说，这台大戏即将上演，序幕已经拉开，主角就要登场。
&&&&这是1979年，此前30年中，荣毅仁及其留在中国大陆的荣氏家族，紧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潮流。他始终站在潮头，引领着他所属的那个阶级跟着共产党往前走。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座上宾和牢固的同盟者。
&&&&而荣毅仁对共产党的认识，仅仅源于日的那个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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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荣毅仁的前世今生(1)
&&&&第三章荣毅仁的前世今生
&&&&荣氏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其祖先种稻植桑，以耕读传家。
&&&&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到广东帮人理账。1896年荣熙泰回乡时，已有6000银元的积蓄。他与人合资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资本金3000银元，长子宗敬、次子德生兄弟俩分任经理与会计。
&&&&广生钱庄主要经营上海、无锡、常州等地的汇兑业务。1896年，荣熙泰病逝，荣家的生意落在了两兄弟身上。两人兢兢业业，利用钱庄的资金优势，兼办茧行，这两项生意每年都可净赚两三千银元。几年后，兄弟俩便掘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就在生意渐渐走高之时，1899年荣德生子承父业，再下广东，任广东省河补抽税局总账房，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在广东，荣德生视野大开，华洋各类资本开办的糖厂、火柴厂、自来水厂等红红火火，获利颇丰。一年后，荣德生回到上海。兄弟俩商量，靠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自己投资经营，利益较大，加上受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于是萌发兴办实业的思想，他们一致看好面粉行业。
&&&&1902年，荣氏兄弟出资6000银元，资本总额为39000银元，与人合伙在无锡购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办起了保兴面粉厂。这是荣氏家族事业决定性的一步。翌年，大股东朱仲甫退出，保兴重组，易名“茂新”，资本金扩至5万银元，荣氏兄弟是最大的股东。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办的面粉厂大都被迫停产，市场上面粉需求激增。荣氏兄弟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怡和洋行订购英国钢磨，同时扩建厂房。面粉产量增加了一倍半，每天即可赚到500多两白银。茂新盈利颇巨。
&&&&1905年，他们集资在无锡筹建振新纱厂，总资本27万银元，荣氏兄弟各认股3万银元，置纱锭10192枚，第二年振新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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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荣毅仁的前世今生(2)
&&&&1910年，茂新的面粉第一次打出了“兵船”牌商标，销路大好。从此荣氏开始了他们的扩张之举。1913年，兄弟俩投资2万银元，与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以及浦文渭、浦文汀兄弟共同集资4万银元，在上海办起了福新面粉厂，一昼夜可出产面粉1200袋。
&&&&这一年，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一书中写道：“只有欠人，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这是荣家几代人负债经营之肇始。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列强忙于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有所减少；出于战争需求，欧洲列强的工业生产主要转为为战争服务，减少了某些轻工业品的生产。这为中国民族工业拓展国内市场，进而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在这一背景下，荣氏家族企业迅速扩张。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21年，7年间，荣氏的面粉产业已有茂新、福新共计12家面粉加工厂，从最早的4部粉磨机增加到301部，每昼夜可出产面粉7?6万多袋，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氏的面粉厂扩张至14家。荣氏兄弟经营的茂新、福新集团产粉能力占全国关内面粉业产粉能力的32%，人称“面粉大王”。
&&&&在发展面粉厂的同时，1915年，荣氏在上海白利南路购得一家榨油厂，在其厂址上创办了申新第一纺织厂，置纱锭12960枚，总资本30万银元，荣氏兄弟占六成，荣宗敬任总经理。为了避免股东掣肘，申新采用了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不设董事会，总经理的选任、解任，需半数以上股东通过，从而保证荣氏独揽企业大权。
&&&&申新一厂赶上了中国纺织业乃至整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投产后连获厚利。1917年，荣氏兄弟又买下上海祝大椿经营的恒昌源纱厂的产权，改组为申新第二纺织厂。1915年，由于申新一厂较早地添置了新式美机，效益甚丰，1919年盈利100万银元，1920年盈利110万银元，1921年盈利达160万银元。荣氏兄弟遂决定利用荣氏集团的资金在无锡创办申新第三纺织厂，到抗战时，申新三厂拥有纱锭7万枚，是苏南地区最大的工厂之一。1921年，荣氏又在汉口新建申新四厂。这一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
&&&&正在荣氏企业的发展如日中天之时，荣德生的第四个儿子诞生了。这是日，父亲为其取名毅仁，希望他宽厚待人、坚强不自满。荣德生这一房人丁特别兴旺，共有儿子7人、女儿9人。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抵制日货运动高涨，这给予民族工业又一发展契机。荣氏兄弟把发展重点从面粉业转向纺织业。荣宗敬主张“人弃我取，收旧变新”。荣德生也说：“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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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荣毅仁的前世今生(3)
&&&&荣氏家族的“借鸡孵蛋”策略在这个时候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除将所有剩余继续投资，同时还借助银行钱庄，负债经营。荣宗敬向银行投资，在钱庄搭股，自诩“搭上一万股子，就可以用他们10万、20万的资金”。
&&&&1925年，荣氏购进德大纱厂成立申新五厂；租办常州纱厂改为申新六厂。1928年，申新成立同仁储蓄部，大量吸收存款，继续举债扩充。第二年，又买下英商东方纱厂改为申新七厂，并新建4万锭的申新八厂。1931年，购进三新纱厂改为申新九厂，买入厚生纱厂补充租约到期的申新六厂。至此，申新系统共拥有棉纺织厂9家，纱锭52?155万枚，织机5357台，分别占全国民族纺织业的20%和28%。荣氏兄弟继“面粉大王”之后，又成了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真正称得上是财团”。
&&&&荣毅仁4岁即进无锡公益第一小学念书，这是一座新学堂，是父亲荣德生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后来荣德生接连办了8所小学和一所工商中学。荣毅仁自幼聪慧过人，深得父辈和老师们的赏识，后来在他父亲办的中学完成了高中学业。1932年，16岁的荣毅仁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完全以英语授课的大学。
&&&&从中学到大学的每一个寒暑假，荣毅仁总是奉父命在荣氏的各个企业见习，从底层做起。
&&&&1936年毕业前，荣毅仁与无锡名门杨干卿之女杨鉴清结为百年之好。
&&&&1937年夏天，荣毅仁从大学刚刚毕业返乡。8月13日，日本军队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开始了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八一三事变”中，荣氏企业遭遇重创，周家桥申新一厂、申新八厂遭日机轰炸，严重被毁；处在战区内杨树浦的申新五厂、申新六厂、申新七厂被炸。
&&&&据申新总公司于1938年10月委托斯班脱（GrahamSpainter，Ltd?）所作的恢复旧观调查报告显示：在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中，仅申新一厂、申新八厂两厂损失的固定资产就高达383万元法币、1009英镑及1961美元，间接物资损失134万元法币，两者合计超过500万元法币。
&&&&国难当头，荣毅仁不得不早早开始为家族企业分担重任，他首先担任了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的助理经理，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抗战期间，上海租界内的民族工业曾经有过一段短暂而畸形的繁荣。荣氏“福新”系也在“孤岛”时期迎来短暂的高速发展期……以福新二厂、福新七厂为例，两厂在1937年共亏损了32万元法币，1938年时已成功扭亏为盈，一年后盈利额已高达210万元法币（当时1元法币约合0?2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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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荣毅仁的前世今生(4)
&&&&荣氏用赚来的钱先后开办了广新银公司、大新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申新二厂、申新九厂利用银行贷款，大量购囤进口棉花。1942年5月，荣氏在汪伪政府币制改革之际，以仅相当于7936两黄金的款额，还清了荣氏企业所欠在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
&&&&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荣氏的好景不再。
&&&&日本侵略军肆无忌惮地在上海租界大肆掠夺。荣氏在上海的企业除去申新二厂、申新九厂虎口余生外，其他各厂“基本上都不在荣氏的名下”，或被日商强行侵占，或被战火摧毁。
&&&&日，荣宗敬与长子溥仁离开上海，从水路启程赴港。次年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去世，终年65岁。
&&&&此时，留在上海孤岛的荣毅仁与兄长们惨淡经营，维系着荣氏仅存的产业，他们后来又开办了小纱厂、布厂、丝厂，还办了银行。荣毅仁年轻，所以每一个企业都是哥哥们挂名，他干活，他自称为“百脚头戏子”。这对荣毅仁的一生来说都是十分难得的经历。
&&&&抗战结束，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又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这一年他29岁，已有儿女三人：智和、智平、智健。
&&&&1945年之后，荣氏的“申新”系、“福新”系工厂陆续重建。无锡的茂新面粉厂完全由荣毅仁主持掌管，他在废墟上建造了钢筋水泥结构的五层大楼，向海外订购了全套最新面粉设备。1948年福新全面复工，成为战后中国设备最先进的一家面粉厂。对此，荣德生颇感欣慰：“停却十年，至今复业，四儿全力促成。”
&&&&荣家与中国四大官僚之一的宋子文交情颇深，通过宋子文，荣家曾数次从国家银行贷出巨款作为重建资金和流动资金。1946年，国民政府币值改革，导致物价飞涨。在这一关键时刻，荣毅仁在宋子文的恳求下，平价抛售面粉，帮助国民政府抑制粮价。但此举不仅为同行诟病，也使荣氏各面粉厂受损。
&&&&1946年，荣氏家族企业走到了它在旧中国最辉煌的顶点。随后便在官僚垄断资本、通货膨胀、经济掠夺等数根绳索的勒索和禁锢中，渐渐现出颓势。而国民政府官匪勾结、见财起意，对荣家实施绑票、诬陷等各种下三烂的手段，则更让荣氏父子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
&&&&日，荣德生被绑架。匪徒索要赎金100万美元，后来绑匪发现偌大的荣氏流动资金紧张，其实根本凑不出来那么多钱，最终把赎金降到50万美元。荣家不得不紧急筹措现银，在市上高价收购美元。荣家如数交出了赎金，身陷囹圄34天的荣德生老人才回到家中。
&&&&案子破了之后，荣家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大部分赎金都被当局扣留。这还不算，发还赎金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而再，再而三，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还嫌不够。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在市面上再次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社会上大大小小的渣滓、寄生虫们也趁机浑水摸鱼，向荣家伸手要钱要捐助。荣德生非常气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第19节：荣毅仁的前世今生(5)
&&&&祸不单行。1948年，荣德生的六儿子荣纪仁自杀。这一年，在蒋经国发动的“打虎”运动中，荣德生的大侄子荣溥仁又遭打压，全家被逼出走香港。
&&&&1948年秋，因法币急剧贬值，蒋介石强行发行金圆券，用武力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外币，对市场采取严格限价政策，试图以此来控制物价。但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三个月后，政府又朝令夕改，不得不放弃限价令，致使上海物价如脱缰野马般飞涨。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以私套外汇嫌疑之罪，被押至特种刑事法庭审理，后交了100万美元才算了结。荣溥仁惊魂难定，携家小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这一年岁末，荣德生的三儿子荣伊仁因飞机失事身亡。
&&&&1949年，荣毅仁又被扯进了一场“军粉霉烂案”。荣智健回忆说：“那时候我父亲经营面粉厂，我们厂（出产）占到全国接近一半的面粉，那时候军队也要定军饷，就是在我们厂里边定的。那么我父亲那时候交出去的都是白面粉，但前面吃到的是什么呢？都是黑的硬馒头，就是层层扣押的。反过来再追究责任呢，就要追究到我父亲身上。这时候又要筹钱，又要去摆平这个事，又要有一笔勒索敲诈的花费。”
&&&&遭此种种磨难，荣德生万念俱灰，本想在抗战胜利后励精图治，大展宏图，没想到国民政府官匪勾结、层层盘剥、腐败透顶，比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9年，当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跨越长江之时，沪上富商巨贾都忙于转移资产，到国外或香港避风头。荣氏企业也有一部分人向广州、香港、台湾等地陆续转移资金和设备。大房的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先后离开上海。许多人劝荣德生去香港，老人说了一句话，共产党再坏还能坏过国民党？
&&&&因为这个极其简单而朴素的道理，荣德生决定留在大陆。
&&&&几经战火，荣氏家族产业本已损耗大半，当历史大变动来临之时更是支离破碎，再难聚合。33岁的荣毅仁第一次被推到前台，他四顾茫然。
&&&&一番痛苦艰难的内心挣扎之后，荣毅仁与哥哥荣尔仁商定，尔仁走，毅仁留，荣毅仁要与父亲共迎未来。这是荣毅仁在1949年作出的一项最重要的选择，他要守住荣氏几代人开创的家业，因为这背负了整个家族的希冀。荣毅仁专程赴香港把已经先期到那里的妻子儿女接回上海。
&&&&枪声越来越近，溃不成军的国民党逃兵成群结队地到荣家勒索，直接把重机枪架在荣府门口，不给钱就开枪。那两天，荣家就靠着一串串大洋打发这些兵痞。直到日凌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突然停歇了，人民解放军进入了大上海。
&&&&▲红桥
&&&&第20节：荣毅仁的前世今生(6)
&&&&荣毅仁想要亲眼看看共产党的军队究竟是什么样的，他壮着胆子驱车穿过市区往厂里开。路旁是和衣而卧的解放军，他们不进民宅，不扰民生，秋毫无犯。一位年轻的战士拦住了荣毅仁的车，彬彬有礼地告诉他前面战事未停，小战士说：“对不起，您还是请回去吧。”
&&&&荣毅仁胸中顿时漾起一股暖意。
&&&&在以后的日子里，荣毅仁越来越真切地了解了共产党。
&&&&日，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儒雅而豪爽的陈毅市长。40多年后，荣毅仁回想起那个下午，再一次情不自禁，他在《陈毅市长给我的第一印象》一文中写道：“42年前的一次会议至今历历在目，当时陈毅市长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普通一兵式的司令员，一位深切了解群众的领导，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
&&&&新生的红色政权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抑制了飞涨的物价，基本解决了困扰上海多日的“两白一黑”问题，这让荣毅仁十分钦佩。“两白”，一是大米，一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一年前，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推行金融新政，结果却是物价狂涨。
&&&&在共产党实实在在的帮助下，荣氏企业又有了棉花和小麦，有了流动资金，工厂又开工了。
&&&&1950年春末夏初，毛泽东主席在寓所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有关人士时，特别邀请了荣毅仁，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席间，毛泽东特别问起了荣德生老先生，并鼓励他：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政治的昌明，社会的进步，使荣毅仁兴致高昂，他开始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也频频参加政治活动。这一切，让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很是欣慰。
&&&&从1952年开始，中国掀起了“五反”运动，运动的目标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荣氏企业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暴露了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如何处置？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陈毅同志反复商量过。陈毅同志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
&&&&薄一波时任财政部部长。
&&&&1952年，荣毅仁访问了苏联，他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气象万千的景象，他发现，这样的社会并不可怕，相反还很“值得羡慕”。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共产党的纲领。
&&&&第21节：荣毅仁的前世今生(7)
&&&&后来，国家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荣毅仁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主动认购了650万份；抗美援朝期间，他捐献了7架半飞机和大量衣物。
&&&&留在大陆的荣毅仁究竟过得如何，这是荣氏海外一族以及西方人关注的一件事。一位法国实业家来沪点名要和荣毅仁谈话，并且是用英语谈。
&&&&法国人走时对陈毅市长说，谈得很好很开心。
&&&&陈毅问荣毅仁，谈了什么呀，怎么那么开心？
&&&&荣毅仁淡淡地说，都是些家常话。那位法国客人问我在共产党政权下过得怎么样。我对他说：荣家人生活仍很优裕，又不用担心敲诈绑票，工作、学习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事。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是再加上几个圈圈，没啥意思，我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爿工厂。
&&&&1955年10月，荣毅仁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全国工商联召开执委会议，荣毅仁也赴京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次座谈会，谈了差不多两小时。毛泽东对与会的资本家说：“大家的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怕社会主义，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能好睡觉。”
&&&&当时正值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高潮，毛泽东的讲话很是意味深长。
&&&&毛泽东又讲到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故事。他说：“萧桂英要去‘杀家’，参加‘革命’了，可还没有忘记关门，怕人家偷了她的坛坛罐罐。工商界人士不要这样，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毛泽东再次提到了“眼光放长远”的问题。
&&&&37年后，在毛泽东的忌辰，荣毅仁再次回忆起1955年当时听完毛泽东讲话后的心境：毛主席的讲话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在旧社会继承父辈事业的十几年中，即便以我们当时所具有的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乃至与当权者的交谊，最终也未能幸免于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别的民族工商业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事实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就只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而这条道路对每个真正要做独立的、正直的中国人的工商业者来说都是穷途末路。因此，按我当时的心境，虽还未能真切地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家思想改造完成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蓝图，但确已树立起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向光明，就大有前途的信念。1956年，荣毅仁率先把全部荣氏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成为一名“红色资本家”。日，毛泽东视察了申新九厂。毛泽东先后到上海几十次，申新九厂是他唯一视察过的公私合营企业。荣毅仁回忆说：“毛主席一下车，看到我，便亲切地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
&&&&※虹※桥
&&&&第22节：荣毅仁的前世今生(8)
&&&&这一年2月，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已经改变身份的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厂总经理荣毅仁，后来这篇访谈登在《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期。荣毅仁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而我们）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荣毅仁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想，如果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1956年，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只是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半年后的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说：“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理论贡献。
&&&&第二年，在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下，陈毅回到上海列席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他向参加会议的党内代表做工作，请他们“投荣毅仁一票”。陈毅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毛主席说，我国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恐怕也只有这么一家了。荣家这几年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了很大贡献，这次又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上海要率先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人民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也正是时候。陈毅接着说：“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
&&&&在这次市人大会议上，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1959年，在邓小平的提议下，43岁的荣毅仁担任了国家纺织部副部长。这是邓小平对荣毅仁的第一次点将。荣毅仁在纺织部分管生产司，并从1960年开始主管纺织品出口。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中国纺织品出口必须由苏联东欧国家转向欧美等西方市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荣毅仁全面部署和推进对西方国家出口纺织品的工作。经过改进的棉细布、府绸、全毛大衣呢、纯毛毛毯、印花丝绸等，相继成为西方市场的畅销品。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创汇在全国出口商品中居于首位，占全国出口总值的30%左右。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23节：荣毅仁的前世今生(9)
&&&&十年动乱，荣毅仁亦难逃厄运。红卫兵用铁棍疯狂毒打这位昔日的资本家，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妻子杨鉴清被打得昏死过去，还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妻子在绝望之时抱怨丈夫：“都是你，解放时要是不留下，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此话一出，一向温和的荣毅仁大为光火，厉声呵斥道：“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记牢。”这是荣毅仁30年中第一次向妻子发火。
&&&&日，荣毅仁被打，当天深夜，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纺织部党组书记钱之光，严令他必须尽全力保护荣毅仁。钱之光当夜找陈锦华商量对策，陈锦华当时是纺织部革委会的负责人，他找来了纺织部自己的红卫兵头头，让他带队去荣毅仁家从师大附中红卫兵手中解救荣毅仁。这叫“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据说这是上海发明的办法。纺织部的红卫兵连夜来到北太平庄荣毅仁住处，以带回部里批斗、交代问题为名，解救了荣氏夫妇。他们还把杨鉴清紧急送到了积水潭医院救治。
&&&&13年后，已经是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的陈锦华在锦江饭店宴请荣毅仁夫妇。荣毅仁当时回上海领取政府退还的定息。席间，陈锦华谈起了1966年那个不寻常的夜晚。这是荣毅仁第一次听说此事，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站起身，要举杯谢恩。陈锦华忙摆手，“这我可不敢当，是周总理救了你。”
&&&&1966年，周恩来听说了荣毅仁转危为安后，还专门托人给他带口信：“要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希望的。”
&&&&在那样的人生低潮，荣毅仁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品行，身体稍好一点就打电话到中央统战部，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他请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转告毛主席、周总理，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一席话让刘述周满眼含泪，深为感动。
&&&&荣毅仁大学时代的同学经叔平与荣毅仁在“文革”时成了难友，军代表责成他们两位打扫卫生，洗刷厕所，荣毅仁干得很认真，自己掏钱买来盐酸，把马桶洗刷得干干净净。老同学对荣毅仁十分敬佩：“‘文革’时荣毅仁被打得一塌糊涂，还去找统战部，还去找党，我钦佩他的不动摇。他不是风派人物，不随风倒。”
&&&&不随风倒，不趋炎附势，不骑墙，不是风派人物，从不与“文革”中不可一世的“上海帮”勾搭，逆境中的荣毅仁以自己的人品人格赢得了老帅们的敬重。这成为他人生最后辉煌30年的起点。
&&&&“文革”期间，荣毅仁多了个邻居——老朋友王震。荣毅仁与王震相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市长与王震专门到荣府做过客。后来荣毅仁还派出了申新厂最好的工程师到新疆协助王震办纺织厂，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后来那个动乱的年代，荣、王二人都失去了工作机会，两人常常在一起议论国是。王震一直戏称荣毅仁“老板”。
&&&&王震成了荣毅仁改变命运的“贵人”之一，另一人是叶剑英。荣叶两家私交甚好，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两家的走动更多，叶剑英还是荣毅仁、马万祺两家联姻的“大媒”。叶剑英爱才惜才，结交了不少党外人士，对荣毅仁更是格外器重。1977年以后，叶剑英有意识地几次找荣毅仁谈话，或在北京，或在广州，征询他对国际国内一些问题的看法。叶剑英认为荣毅仁很有见地。1978年，叶剑英提名荣毅仁出任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王震都投了赞成票。
&&&&在经历了10年的黑暗和人生低谷之后，荣毅仁终于再次登上政治舞台，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但这不仅是荣毅仁个人的开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进入全新里程。荣毅仁生逢其时，在未来的20多年中，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杰出代表，荣毅仁的价值无人能取代。
&&&&第24节：中信元年(1)
&&&&第四章中信元年
&&&&1979年4月，长安街上白玉兰争奇斗艳，北京春意盎然。荣毅仁从上海专门请了几位客人，在北京饭店租了间会议室，天天开会议事，讨论即将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细节问题。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有原上海滩大银行家资耀华、徐国懋和实业家王兼士，参加座谈会的还有荣毅仁北京的老友经叔平等。
&&&&王兼士大上荣毅仁差不多一轮，倚老卖老，他在荣毅仁面前说话就不那么客气。王兼士直截了当地问荣毅仁：办公司你有实权吗？说话算话吗？要是不算，只是挂名，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们干脆在上海养老好了。
&&&&荣毅仁很认真地回答：算，算，这次真的算数。
&&&&无论是荣毅仁还是王兼士，其实都没有料到，“算数”这个概念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难题。但至少在1979年春天的时候，荣毅仁信心十足，心无旁骛，一心只想完成小平同志托付的使命。
&&&&此前100天，邓小平将尚方宝剑授予这位曾经的红色资本家。回到家中的荣毅仁连续数日沉浸在感佩和难抑的激情之中，他常常夜不能寐，甚至半夜时分还翻身起床，在园中踱步，思考破题的方向。
&&&&关于他的未来，小平同志让他选择，选什么？据说曾有人提议让他当旅游部长，此建议出自何人，出于何种目的，已无从查考。但是以日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与荣毅仁之间的谈话来看，邓小平如此兴师动众，约请副总理、副主席级的党内大员，一起会见荣毅仁，绝非仅仅要选一位旅游部长。如前所述，当中国的引进外资工作遇到巨大障碍的时候，当现行体制内的存量资源已经难以催生新的生长机制的时候，邓小平的做法很明确，他必须在体制边缘启动新的推动力，用增量资产倒逼存量资产，以开放促改革。
&&&&▲▲虫工▲木桥
&&&&第25节：中信元年(2)
&&&&历史推进得越久远，邓小平的意图就越清晰。在中国经济改革于1978年启动之时，计划体制之外的市场力量被寄予了突破传统堡垒的厚望。而当中国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体制外的力量已积累到了新的水平，改革也因此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此开始了全面而艰难的攻坚战。此话后叙。
&&&&对于1979年的荣毅仁来说，当部长，他显然没有太大兴趣，他已经当了很多年部长。在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中，一位部长又能有多大力量来推动制度变革呢？荣氏家族血管中汩汩流淌的是商人的血液，携带着财富的基因。当中国大局已变，大门已开，天时地利，荣毅仁审时度势，当然要另辟蹊径，开辟自己能够长袖善舞的天地，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这也是荣氏祖先的意愿。
&&&&在反复思考和再三斟酌之后，1979年2月，荣毅仁给邓小平写下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建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构想：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
&&&&为了加速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聘请各业专家来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是一支不小的力量，有其重要作用。
&&&&当前……似有必要建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资金，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有步骤、有秩序地来开展这项工作，可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这个公司可以从摸索经验着手，对其经营业务从小到大、从简到繁，逐步发展，逐步扩大，以期做到少走弯路、稳妥可靠，配合各部门各地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服务。
&&&&一、名称：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
&&&&二、宗旨：运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各业专家为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服务。
&&&&三、任务：
&&&&1?集中统一吸收愿意为我国建设投资的外国资本，爱国侨胞、港澳同胞、华裔的资金，根据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进行合理分配投资国内建设。投资形式可以单独投资，国家与各种国外资金联合投资。
&&&&2?在可能条件下采取适当办法或接受有关方面委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聘请专家顾问，提供有关部门咨询采用。
&&&&3?接受国外资本委托，承办与投资有关的相应业务，如工程设计建设、招募管理职工、举办生活服务事业、法律顾问、顾问等等相应业务。
&&&&4?接受外国企业委托经营代理业务。
&&&&5?在国外投资。
&&&&6?了解世界各地经济情况。
&&&&四、利润分配方式：分红、固定利息、固定利息加部分分红。
&&&&五、服务费：一般以外币计算，按照不同项目订立合同，分别征收。
&&&&第26节：中信元年(3)
&&&&六、资金：国家拨付人民币、外币。（此处荣毅仁没有填写数字。——作者注）
&&&&七、财务：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
&&&&八、组织：由国家机关聘请董事若干人，为公司业务最高决策机构，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二三人……设总经理一人，在董事会指导下负责公司具体业务……各部门分别设立经理、副经理、助理执行具体业务；
&&&&在国内外设立分公司、办事处、代理处。
&&&&九、人员聘用、来源招募方法另定，量才录用，按照工作能力和成绩进行考核，可以越级提升，对不称职的降级任用，对外籍人员的任用另定。
&&&&十、经营方式：结合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可采用资本主义方式中的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运用的部分，扬弃资本主义方式中的腐朽部分……
&&&&十一、筹备工作，如认为本项工作可行，拟请由国家机关制定若干人组成若干小组，下设精干办事机构，进行具体筹备工作。当前急需一个外资投资的法律和合资的办法等有关法律，筹备小组应有人能参与此项工作的研究起草。在筹备过程中，应邀请一些港澳同胞、国外企业家、法律（专家）、会计专家参加座谈，听取意见。谁都可以看出，这是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缜密设计的信，它所涵盖的内容几乎就是今天的一部完整的项目书。
&&&&小平同志拿到的是一封手抄件，字迹清秀、端端正正。据说这是荣先生的夫人杨鉴清誊写的，那时候荣毅仁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配一名秘书。
&&&&从信中可以看出，荣毅仁建立中信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吸引人才”，并适时在“海外投资”。荣毅仁决计要在这一方天地中，“采用资本主义方式中的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运用的部分”，“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设立董事会”，“对人员量才录用”、“越级提升”或“降级任用”。为此荣毅仁特别提出“急需一个外资投资的法律和合资的办法”。
&&&&在1979年那个混沌初开的时候，如此设想犹如黎明的天边清晰闪烁的星辰，固然很稀少，但在暗蓝深邃的天空中愈发显得璀璨夺目。
&&&&信托业务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它传入中国的时间比银行、保险晚了半个多世纪。1913年，中国出现第一家信托机构——日资大连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此后30多年时间里，以信托公司、信托局、信托社、银行信托部或储信部等名义存在的信托机构多达上百家，它们大多集中在上海滩。
&&&&曾在无锡、上海经营过钱庄的荣家子弟，包括荣毅仁本人，对信托业并不陌生。当时沪上规模最大的外资信托机构也称“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但实际上它并不真正经营信托业务，而是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吸收上海市面游资，然后投资于证券和地产。这一“中信公司”曾分别于1930年和1933年两次发行公司债，共筹得300万银元，大部分用于买卖股票，以获取高额回报。这一举动的某些部分与半个世纪后中信公司的行为有形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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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中信元年(4)
&&&&信托与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构成了现代金融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其中的所有细节、运作方式和运行规则，对于从长期战争中走过来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异于一部天书。而用资本主义的信托资金来办社会主义的企业，在马列的著述中都无论述，到哪里能找到理论依据呢？
&&&&1979年2月中旬，邓小平访美归来，在回程中，他顺访了日本。一回到北京，他就批阅了一堆文件，其中有一份是国务院技术引进领导小组《关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访华代表团愿意同我国合资经营办汽车厂的报告》。邓小平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办。”这是小平同志第一次明确以文字形式指出可以在国内办中外合资企业。当时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只是在报告中画了个圈。
&&&&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当时担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正是由他负责1978年底开始的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谈判，主要目的是关于重型汽车的技术引进。在谈判过程中，通用汽车董事长汤姆斯?墨菲问：“你们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为什么不能谈合资？”
&&&&合资的英文表述是“jointventure”，略懂英语的李岚清听明白了，但是他觉得这近乎天方夜谭，“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美国人不遗余力地向李岚清解释合资的模式：“大家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对中国来讲比较有利。”李岚清大感兴趣，遂向谷牧副总理打报告，谷牧批示“拟同意”，遂又报邓小平处，于是就有了邓小平明确的批复意见。
&&&&也就在这时，邓小平收到了中办转来的荣毅仁的信。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分别提出了“合资办企业”的问题，荣毅仁甚至颇有远见地点出了制定“外资投资的法律和合资的办法”、“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关键问题。30年后，当我们回眸历史，当我们追寻“中外合资”的起点，不能不为两位先贤的远见卓识和过人胆略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深深的敬意。
&&&&已经无从知道小平同志读到荣毅仁来信时的情形，但是，仅仅在两天后，小平就批复了这封信函。华国锋、李先念、陈云等同志也读到了这封信。陈云批示“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他担心“一家纯民间的公司恐怕实力不够，不容易在国内外开展工作”。
&&&&30年后，当李岚清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曾就“国务院直属”的问题说过一番话：“也只有在当时这种体制下，这样的中信它才能够起到一个开创的作用。这个开创不是它公司本身的开创，是对我们中国企业的改革，能够探一个路子。”
&&&&第28节：中信元年(5)
&&&&常振明关于中信缘起的概述逻辑清晰：“文革结束以后，中央认为过去按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路行不通了，但以后怎么走，大家谁也不知道。于是，在地方成立特区，在中央成立了一家公司，希望中信以公司的运作方法走出一条路。小平说，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试一试，看行不行。小平同志给中信的任务是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管理，三个‘引进’。但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怎么做，其实谁也没有经验。”
&&&&中信公司的筹备工作即刻开始。
&&&&庄寿仓还记得，当时荣毅仁邀请部分来自上海和北京的工商界人士在北京饭店座谈，那是1979年4月，庄寿仓刚刚从四机部调到正在筹备之中的中信公司，秘书出身的庄寿仓自然而然又担任起秘书、文字工作。开会的时候，这些灰白头发的老人们兴致勃勃地聊着信托、到海外集资、发债，庄寿仓听得云山雾罩，完全不知其所云，甚至很是不理解，我们国家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为什么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借钱？庄寿仓的想法代表了当时中国主流人群的态度。
&&&&在获得了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批复意见后，荣毅仁特邀这批昔日上海滩的民族资本家以及财经法律专家来京，有的被邀请来参加座谈会，更有几位是荣毅仁三顾茅庐，特邀他们加入中信的。他们都曾是荣毅仁的旧识，他们的专长和能力都是荣毅仁十分看重的。在1979年中信公司刚刚筹办之时，荣毅仁能够倚重的力量为数极少，他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上海滩上的这支“60、70部队”。在过去的20多年中，由于政治条件所限，这些昔日的资本家、旧职员并未完全融入新生的政权中去，他们的价值也并未完全体现出来，荣毅仁的召唤让他们感到一丝讶异和一种惊喜。
&&&&王兼士，75岁。1926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35年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1946年任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经理。1949年后，历任闸北水电公司第一副经理、闸北发电厂副厂长等职。多年后，终于卸任回家的王兼士感慨地说：“我觉得很幸运，到了垂暮之年，还应荣老板之邀，为中信创业做了一些事，遇到了国家开放改革的好时机。解放前，我也自己办厂，但惨淡经营，没有闹出什么名堂，可是，我到中信这八年，却做了许多过去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这八年是我一生做成事业最多的八年，也是我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吴志超，65岁，上海嘉定人，著名化工专家、著名实业家吴蕴初的长子。他1936毕业于沪江大学化学系，遂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后一直协助父亲主持上海天厨味精厂的工作。上海解放后，任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
&&&&第29节：中信元年(6)
&&&&吴光汉，68岁，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
&&&&徐昭隆，62岁，193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曾任上海庆成颜料公司（原归侨实业公司）经理。1952年后，历任中国染料工业公司总经理，上海市染料工业公司、染料油漆工业公司、有机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
&&&&雷平一，67岁，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上海光华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国实业银行总行业务部经理、公私合营银行会计室主任等职。1949年后，他长期被下放农村劳动。
&&&&李文杰，73岁，大律师，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创始人之一。1936年，上海发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被捕案，李文杰挺身而出，出任辩护律师。
&&&&经叔平，61岁，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是荣毅仁圣约翰大学的同学。
&&&&除这几位老先生之外，真正算得上“元老”的还有另外三位年轻一点的军人，至少他们那个时候都还身着戎装。
&&&&王军，38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五系（导弹工程系），毕业后先在江南造船厂后到武昌造船厂任军代表，“文化大革命”时追随当代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一同游历中国南北企业，推广优选法。其家世背景与他独特的经历，造就了王军严谨而务实的工作特点，也造就了他超常的记忆力及学习能力。
&&&&叶选基，37岁，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后任中国驻西班牙使馆武官。
&&&&庄寿仓，原四机部部长王诤的秘书，年长于上面二人，来中信的时候他也已经52岁了，但在中信的筹备组里依然屈居小字辈。
&&&&“文化大革命”给予了中国军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三人竟然从部队转业到一个前途未卜的公司就职，如此举动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看好。
&&&&但用闵一民的话来说，“尽搞运动了，耽误了这么多年，好容易有了做实事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闵一民是在这一年夏天拿着中组部调令，从中国人民银行司长的位置上过来的。其实第一批主动请缨到中信来的人大多抱着一个想法——“终于可以做些事情了”。
&&&&差不多在30年后，叶选基说过一段颇动感情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曾感受过老一代革命者前半生远去的硝烟，又亲近过他们后半生历经的风云。正是这一代幸存的共产党领导人，痛感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导致国家和人民仍处于贫困、落后之中，从而觉醒，从而奋起，终于带领人民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
&&&&相信这是叶选基在后来漫长的中信生涯中逐渐体会到的，他与王军都是名帅名将之后，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因为组建中信，才与那些昔日的资本家们殊途同归、荣辱与共，这是中信之幸事，又何尝不是他们个人之幸事。
&&&&▲▲虫工▲木桥
&&&&第30节：中信元年(7)
&&&&1979年4月，当北京饭店的座谈会暂告一段落的时候，荣毅仁带领全国政协组织的代表团访问欧洲。此行一共45天，他们访问了联邦德国、瑞士、法国等国家的20多个城市，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世界顶级的专业性贸易展览会，创办于1947年。博览会荟萃了各个工业领域最现代的技术，引领着世界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在1979年的博览会上，出现了久违的中国人的身影。这批曾对世界工业前沿水平如数家珍的民族资本家，在30年后再度走出国门，却遗憾地发现当我们不停息地搞政治运动的同时，世界工业技术已经突飞猛进，远远地把中国甩在了后面。
&&&&在战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工业强国所展示的富裕和繁华令代表团深感震撼，一如一年前谷牧等人所感受到的冲击和更加急切的紧迫感。
&&&&这时，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衣不解带地制定新法律的彭真约见了荣毅仁，与他一同参加会面的还有经叔平、古耕虞等人，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关于外资进入中国的法律问题。
&&&&这与荣毅仁的想法不谋而合。其实，在1978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已经明确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外国人投资法等等”。
&&&&那次会后，历尽劫波的彭真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者注，随即开始了高强度的制定新法律的工作。他带领的团队创造了3个月制定7部法律的奇迹，其中6部法律都是涉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基本法，第7部便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项淳一回忆起当年：“谁愿意把大笔资金放在一块没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而且中国刚刚经历那么长的动乱，也只有法律的建立才能标示出中国的决心。”项淳一，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
&&&&在那个几乎把外资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年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强行起飞，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李岚清后来回忆说：“我本人参加过七次讨论。我们请了香港企业的朋友，也请了美国一些教授帮助。”但在此之前，当时的法律专家们还是先学习了列宁关于租让制的理论，然后查阅了能够查到的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法律。
&&&&所谓租让制，就是指苏维埃国家将一些自己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让给他们经营。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形式。显然，列宁是赞成在一定条件下“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但是，列宁只提出了租让制，并没有提出合资，更没有说明合资的具体形式。中国共产党人还得从自己的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