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的焦虑已到承受极限崩溃了--百度百家
中国中产阶层的焦虑已到承受极限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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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的焦虑已到承受极限崩溃了
焦虑，尤其是中产阶层的焦虑，成为舆论场上的一个热题。这个问题是真实的吗？它对国家的长期影响又有多大呢？
首先应当承认，中国中产阶层的焦虑感在上升，这个判断大概有一定依据。中国的中产阶层在迅速扩大，这是国家发展非常积极的一面。尽管关于中产阶层的数量存在争论，但他们是最敏感的一族，而且表达能力又比较强，因而他们的焦虑常常占据舆论的突出位置，并进而产生更大的影响面。
那么中产阶层都焦虑什么呢？大概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中产阶层都有一点财产积累，或者有一份能维持有尊严生活的收入，随着国家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不少行业面临困难，而这种全局性的经济放缓中国人很不熟悉，心里没底，很多人对未来产生了担心。大家就是怕失去，既怕不错的收入难以持续，又怕已经积累的财产在社会变迁中贬值、出意外。
第二，中产阶层喜欢宽松、自由点的社会环境，他们尤其对私域的自由很在意。一段时间以来，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和部门推行了一些过头措施，也不时有“高级黑”的情况出现，让一些人产生国家“整体在收紧”的印象。部分中产阶层也有了今后的自由空间是否会缩小的焦虑。
第三，中产阶层对于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生态环境的问题仍较严峻，食品安全也频出事端，人们对这些有重大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会逐渐缓解还是继续恶化存在困惑。
第四，中国面临的国际摩擦似有增多之势，老百姓看到一个对华遏制意图正在增加的美国。中国发展是否会受到以美国为首外部势力的严重干扰，中国是否会卷入战争，它是否会导致中国发展的中断，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不安。
需要指出，中产阶层焦虑是全世界的普遍问题，美国、欧洲中产阶级的焦虑在一些方面甚至更严重些。这是全球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现象，此外发展中国家大多处在社会转型中，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则出现对解决重大问题的软弱无力或缺少针对性，并且改革难以推行，社会出现新的撕裂。这是一个中产阶层普遍感到不轻松的时代。
中产阶层通常对现代国家的稳定扮演基石角色，他们即使有焦虑，也往往不会成为破坏性力量。然而中产阶层的情绪又是更大范围社会心态的晴雨表，他们的焦虑值得政府高度关切，并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照坐标。
国家改革势在必行，不妨把缓解中产阶层的焦虑作为设计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之一，或者将之当作评估具体政策效果的一把尺子。由于中产阶层是不断扩大、上升的群体，国家政策增加与他们意愿的契合度，这恐怕是政府工作优化的一个必然方向。
搞好经济，多些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宽松，再多些安全，包括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这就是中产阶层所希望的。总之，中产阶层最愿意看到确定性不断扩大，风险最好是能够兜底的，他们对真正风险的承受力并不高。
雷洋事件其实离大多数中产者很远，这件事情还没有最终结论，但它却触动了很多人，就是这件事让人看到安全的脆弱性。一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不安全感的传递是真实的，人们难免感同身受。
安全感是所有现代社会的核心关切之一，国家应当进一步提高向民众提供安全感在全部工作中的位置。这种安全感是综合的，包括民生层面的，也包括超民生的;包括当下的，也包括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让民众在生活中更有安全感，这本身也是民生的重大内容。
本文由星火记者联盟（微信ID:cctv5117)供稿，于无声处听惊雷，敢讲话、讲真话，是财经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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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中国的中产阶层竟是全球最焦虑的人！怎么办？
来源： 由用户
编辑：王亮
2016年7月，《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有2.25亿人，他们是目前全球最焦虑的人。该文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定义是：“家庭年收入在1.15万到4.3万美元之间的人，即家庭年收入8万到3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群体。”你在其中吗？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是中国能否启动消费的关键。然而，当前中产阶级因为焦虑或顾虑不敢消费、不能消费。怎么办？无疑，中国面临一个艰难的坎儿了――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评论员文章，首度提出要“适应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换”，即全面进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对“三期叠加”的挑战，国际方面的声音是：中国首先要做的是设法让占总人口40%的中产阶级更加富裕，他们是中国消费的真正驱动者（《彭博商业周刊》）；中国应该从自己的中产阶层抓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求是》杂志也有相关论述：“相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经济条件、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对社会的满意度较高，求稳定求安宁是中等收入群体普遍的共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会大大缓和社会矛盾，为改革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著名经济学家贾康指出，让经济保持持续较高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办法。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们要问的是：既然中产阶级被认为是能够真正拉动消费的力量，那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敢或不能消费？也许，中国的中产阶级真的太焦虑了。01 拿什么抵抗房价涨涨涨？全球咨询行业鼻祖合益集团（Hay Group）近日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称，过去八年时间内，中国的真实工资增长幅度达到了10.6%，名列全球第一，但是，这八年间，中国房价的增长幅度，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字。一个年轻人一年的工资加起来不够买北上广的一个小厕所，这是铁的事实。晚几个月买房，就相当于直接损失掉百万资产。抢抢抢――涨涨涨――限限限！在未理顺机制的情况下，“炒房团”拉动了投机潮，民众又形成“羊群效应”式的抢房潮，导致近些年我国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高”歌，难以遏止，这已无法由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来解释，更多体现了“动物精神”和“羊群效应”支配下纷纷做出的非理性选择。房地产业多年来“非理性繁荣”，中国中产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更屡遭诟病，根本无法将其视作国家经济发展的“脊梁与支柱”。看看这身边的怪诞现象――假离婚吧！从9月30日到10月8日，横跨整个“国庆黄金周”，先后有21个城市密集出台房地产调控新规！南京、深圳等城市在此次国庆限购令中更是直接针对假离婚进行了官方“回击”，让人想起美国著名黑色幽默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那句名言：“我不知道月亮上是不是住着人，如果有，他们一定把地球当作他们的疯人院。” 人不为人，即使财富走向“中产”，而又何来中产的尊严？02 安全焦虑症是富贵病？细数当下中国中产的安全焦虑症，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环境安全焦虑，雾霾连篇的日子不好过，“同呼吸，共命运”，是一种逃无可逃的焦虑；资本安全焦虑，会不会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财富的隐形缩水？多年努力工作才获得的积蓄，害怕资产遭遇大环境的崩塌，害怕泡沫的破灭、财富的贬值；制度安全焦虑，即对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焦虑――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完善的机制可能还需要多年及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所以他们焦虑在当下；心理安全焦虑，天津滨海爆炸事故、雷洋事件等，让一众中产阶层从繁忙生活中惊醒，担心下一个无端受伤的会不会是自己。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虽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心中的理想居所，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世俗精神，几乎都是奉“入世”哲学为圭臬。这种理念尤其体现在中产阶层身上：期待被社会认可、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们期待在完善了如上所述的各种社会保障、彻底消除焦虑之后，去真正地享受有钱有闲、无所惧怕、一身轻松的好生活。03 拒绝回到“故乡”的焦虑2016年春节前后，朋友圈及互联网上出现一大批由农村出身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撰写的回乡笔记或随笔。如《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一位80后干部的回乡随笔》等等，还有那个曾在一时之间引起全民公愤的著名假帖《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第一顿饭后想分手》。为什么这些文章的创作、传播以及讨论，都能集中在春节期间发酵呢？中产，尤其是通过教育以及个人奋斗拼出来的中国新中产们，他们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艰辛积累财富、解放思想打拼起来的，于是就更加坚定地了解自身不希望回到过去的决心，也就是说，他们一定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后代捍卫住留在这一阶层的资本。而对“故乡”的反思，又何尝不是他们对于自身时时刻刻、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警示呢？正因为这些现实的焦虑，中产驱动消费的力量显得并不充足。在前不久刚刚召开的G20工商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答外国记者问时特意指出，外界关于中国经济走向存有三个疑问：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以及，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产之殇将是国家之殇。那么，如何解除中产阶级的焦虑和顾虑？著名经济学家贾康和苏京春博士在《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四条建议。01 唯制度变革能破解困局在《引领“新常态”和跨越“陷阱”之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章中，贾康和苏京春为当下中国中产的每一种“安全焦虑症”都找到了对应的良策。首先，“现代国家治理”从制度变革角度，立在解决最深层次的关于制度安全的焦虑；而“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财政制度”配套在一起，试图从根源上挤出泡沫、抑制房价、发展实体经济、增加收入、拉动内需，稳固整个中产阶级。“现代政治文明”，正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建设法治社会，无疑对症了当下中产的心理安全焦虑；“现代发展理念”则对症如雾霾代表的环境安全焦虑。方法已经有了，剩下的要做的就是践行了。上到中央的部署，下到地方的落实，环环相扣，方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而这其中能预见到将会发生各种复杂的情境，以及波折。“壮士断腕”，就是这样一种决心。▲ 贾康、苏京春著《中国的坎》，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02 加强消费供给破解焦虑之后，接下来要紧的则是重新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的突破口，即动力源。《中国的坎》一书中指出：“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全图景，首先应该肯定需求的原生意义，人活着就会有需求，有需求才有各种各样被激活的动机和满足需求的创业、创新活动。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业、创新活动的动力实已传到、转移到供给侧，供给是需求元动力（第一推动力）之后由响应而生成的最重要的“发动机”与增长引擎。从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由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所引起。”也就是说――“‘三驾马车’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能够在接下来彻底调动和释放中国中产的消费需求潜力，其方法正在于要加强“消费供给”：仅从需求侧看消费，带有过强的静态特征，这与现实产品市场中产品更新日新月异大相径庭，许多新消费动力的产生并非因为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对消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增长动力需在供给侧实现。从供给侧创新，改变产品市场的数量、机制、构造和联系，也改变需求的种类、范围、激励和方式，才是形成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动力，让中产生活更加美好的引擎。03 放松对中产阶层的约束激励和创新要坚守，放松约束更是锦上添花。在放开的过往的这些约束条款中，对中产影响最大的包括：“放开二胎”政策，可以缓解“一胎”引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振消费，中远期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夯实和谐社会根基，同时还可对冲一部分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以改造应试教育和去行政化为重点的教育改革，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创新人才，这也是中产关心的问题之重中之重；解除“金融抑制”，如PPP政策，支持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引入民间资本、完善股权激励和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等等，从中获益最大的也将是整个中产阶级；在再分配领域，开征房地产税，改革个人所得税，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完善养老保障，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这些围绕供给侧端要素的改善，是激发整个中国中产阶级活力的“强心针”。04 警惕“福利赶超”对于“福利赶超”，《中国的坎》一书中对此有深刻揭示：“拉美经济体过早、过急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造成了拉美国家在经历马尔萨斯均衡、步入经济赶超阶段且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后，没有能够保持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后劲，掏空了经济发展和持续改进民生福利的基础，并触发了其后的社会矛盾，导致矛盾激化与社会不稳定局面。”观照目前中国中产心理现状，你不难发现类似之处！这就是值得警惕的地方：第一方面，经历了一段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后，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对福利的要求意愿增强，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第二方面，所有居民都抱有“福利赶超”的心态，最直接、最关心、最期待的就是增加收入，具体包括增加津贴、奖金、实际收入，以提高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形成了一种“大众情感的政治主张”，即所谓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结果不仅是福利不可持续，还会影响发展的后劲，痛失好局之后所有社会矛盾全被激发出来，引发社会动荡，使国力从此一蹶不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休戚相关。中国的中产还能过得更好吗？也许要看以上四条建议能否真正见效。作者｜朱小兰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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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中等收入陷阱”，大家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学术概念，离我们的生活十分遥远，那么我们换一种提法：中国的中产还能过得更好吗？关乎2.5亿乃至更多数量的中产阶级人口，如果成功跨过这个陷阱，他们就能生活得更好；而若跨不过，等待他们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今年7月，著名的老牌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目前全球最焦虑的人，共有2.25亿！文中对中国的中产阶级给出定义：指家庭年收入在1.15万到4.3万美元之间的人，即家庭年收入8万到3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群体。你在其中吗？
　　“从1990年代的数量几乎为零，增长到如今的2.25亿人，预测到2020年将会达到7亿――这一切基于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飞跃式发展与变化。”但无疑，目前中国面临一个艰难的坎儿了――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评论员文章，首度提出要“适应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换”，即全面进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从曾经的“飞跃”到现在提出的“探底、企稳、蓄势”，一个大写的“攻坚克难”让国家层面的发展压力浮出水面，而我们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这一点很好理解，所以也就是说，对于在过往近三十年飞速发展的经济中迅速庞大起来的中国中产阶级，这个横亘在他们面前、与之唇齿相连的国家之坎，“跨过去”还是“跨不过去”，将对他们意义重大。
　　那么，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大环境之下的中产们，现在到底面临着哪些困境呢？笔者归纳了三点：
　　拿什么抵抗房价的“夺命连环涨”？
　　全球咨询行业鼻祖合益集团（Hay Group）近日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称，过去八年时间内，中国的真实工资增长幅度达到了10.6%，名列全球第一，但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这八年间，中国的房价增长幅度，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字。
　　一个年轻人一年的工资加起来不够买北上广的一个小厕所，这是铁之事实。而每当你晚了几个月买房，就相当于直接损失掉百万资产，谜之国度下的人们，一切都要匆匆忙忙，生怕错过。抢抢抢――涨涨涨――限限限，在未理顺机制的情况下，民众受到信心及信心乘数的影响，形成“炒房团”式“羊群效应”的投机热潮，导致近些年来我国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高”歌，难以遏止，这已无法由宏观经济中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性行为选择的理论来解释，主要体现了“动物精神”和“羊群效应”支配下纷纷做出的非理性选择。
　　从9月30日到10月8日，横跨整个“国庆黄金周”，先后就有21个城市密集出台房地产调控新规！史上最严限购政策记录每天都被刷新，吃瓜群众表示脑容量不够用了，到底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呢？还是坐等天凉好个秋呢？关于房子的那些事儿，当真是愁煞众人！
　　在房地产业常年“非理性繁荣”的演化之下，中国中产的价值观取向也被推向风口浪尖，其精神面貌和价值观更屡遭诟病，根本无法将其视作国家经济发展的“脊梁与支柱”。看看这身边的怪诞现象――假离婚吧！就连南京、深圳等城市在此次国庆限购令中都直接针对“假离婚”的社会非正常风气进行了官方“回击”，让人想起美国著名黑色幽默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那句名言：“我不知道月亮上是不是住着人，如果有，他们一定把地球当作他们的疯人院。”
　　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卢梭曾以原始社会为起点开始研究，指出经过“异化”以后，人却反过来被财富所占有了。检视我们自身，是否已在逐利的浪潮中不知不觉地被“异化”了？
　　人不为人，即使财富走向“中产”，而又何来中产的尊严？
　　“安全焦虑症”是“富贵病”？
　　接下来细数当下中国中产的“安全焦虑症”，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环境安全焦虑，雾霾连篇的日子不好过，“同呼吸，共命运”，是一种逃无可逃的焦虑；资本安全焦虑，会不会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财富的隐形缩水？多年努力工作才获得的积蓄，害怕资产遭遇大环境的崩塌，害怕泡沫的破灭、财富的贬值；制度安全焦虑，即对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焦虑――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完善的机制可能还需要多年及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所以他们焦虑在当下；心理安全焦虑，天津滨海爆炸事故、雷洋事件等，让一众中产从梦中惊醒，担心下一个无端受伤的会不会是自己。
　　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虽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心中的理想居所，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世俗精神，几乎都是奉“入世”哲学为圭臬。这种理念体现在中产身上尤为甚，期待被社会认可、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们期待在完善了如上所述的各种社会保障、彻底消除焦虑之后，去真正地享受有钱有闲、无所惧怕、一身轻松的好生活。
　　拒绝被“折叠”的心理警示
　　还记得2016年春节前后，朋友圈及互联网上出现一大批由农村出身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撰写的回乡笔记或随笔。如《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一位80后干部的回乡随笔》等等，还有那个曾在一时之间引起全民公愤的著名假帖《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第一顿饭后想分手》。为什么这些文章的创作、传播以及讨论，都能集中在春节期间发酵呢？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就曾说过：“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一段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大，拿农民与城市中产为例，多个因子都能促发他们在心理上的潜移默化。不能光说中产们就觉得自己占据了什么心理上的优势了，这样说是不对的，可以回放上文中所提的他们的各种焦虑的现实。但能够肯定的一点是，中产、尤其是通过教育以及个人奋斗拼出来的中国新中产们，他们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艰辛积累财富、解放思想打拼起来的，于是就更加坚定地了解自身不希望回到过去的决心，也就是说，他们一定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后代捍卫住留在这一阶层的资本。而对“故乡”的反思，又何尝不是他们对于自身时时刻刻、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警示呢？
　　那么既然如上所述，问题这么多、这么复杂，中国整体的经济环境又处在一个“三期叠加”的状况之下，中国的中产还能生活得更好吗？中国能否规避“拉美陷阱”的前车之鉴，成功跨越攸关国家命运的“中等收入陷阱”，全世界都在发问――
　　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曾不止一次在面对中国媒体时指出：中国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加富有的愿望是很好的，但首先应该从自己的中产阶层抓起，应加强监管，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在前不久刚刚召开的G20工商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答外国记者问时也特意指出，外界关于中国经济走向存有三个疑问：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以及，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彭博商业周刊》撰文称：中国消费的真正驱动者是中产阶级，而他们的收入增长正在放缓。中国首先要做的是设法让占总人口40%的中产阶级更加富裕。
　　《求是》杂志最新一期刊文《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文中指出：“相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经济条件、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对社会的满意度较高，求稳定求安宁是中等收入群体普遍的共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会大大缓和社会矛盾，为改革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来理清这个逻辑：中产阶级驱动消费――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让经济保持持续较高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办法。
　　所以，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是中国能否启动消费，稳定社会的关键，反之，中产之殇则将是国家之殇。
　　唯制度变革能破解中产困局
　　贾康和苏京春在《引领“新常态”和跨越“陷阱”之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章中如庖丁解牛，恰为当下中国中产的每一种焦虑都找到了一个对应的良策：
　　首先，“现代国家治理”从制度变革角度，立在解决最深层次的关于制度安全的焦虑；而“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财政制度”配套在一起，试图从根源上挤出泡沫、抑制房价、发展实体经济、增加收入、拉动内需，稳固整个中产阶级。“现代政治文明”，正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建设法治社会，无疑对症了当下中产的心理安全焦虑；“现代发展理念”则对症如雾霾代表的环境安全焦虑。
　　方法已经有了，剩下的要做的就是“践行”了。上到中央的部署，下到地方的落实，环环相扣，方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而这其中能预见到将会发生各种复杂的情境，以及波折。“壮士断腕”，就是这样一种决心。
　　加强“消费供给”
　　“围魏救赵”破解焦虑之后，接下来要紧的则是重新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的突破口，即动力源。
　　《中国的坎》一书中指出：“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全图景，首先应该肯定需求的原生意义，人活着就会有需求，有需求才有各种各样被激活的动机和满足需求的创业、创新活动。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业、创新活动的动力实已传到、转移到供给侧，供给是需求元动力（第一推动力）之后由响应而生成的最重要的“发动机”与增长引擎。从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由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所引起。”也就是说――“‘三驾马车’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
　　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如何能够在接下来彻底调动和释放中国中产的消费需求潜力，其方法正在于要加强“消费供给”：仅从需求侧看消费，带有过强的静态特征，这与现实产品市场中产品更新日新月异大相径庭，许多新消费动力的产生并非因为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对消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增长动力需在供给侧实现。从供给侧创新，改变产品市场的数量、机制、构造和联系，也改变需求的种类、范围、激励和方式，才是形成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动力，让中产生活更加美好的引擎。
　　放松中等收入阶段供给侧要素约束
　　激励和创新要坚守，放松约束更是锦上添花。在放开的过往的这些约束条款中，对中产影响最大的包括：“放开二胎”政策，可以缓解“一胎”引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振消费，中远期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夯实和谐社会根基，同时还可对冲一部分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以改造应试教育和去行政化为重点的教育改革，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创新人才，这也是中产关心的问题之重中之重；解除“金融抑制”，如PPP政策，支持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引入民间资本、完善股权激励和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等等，从中获益最大的也将是整个中产阶级；在再分配领域，开征房地产税，改革个人所得税，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完善养老保障，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这些围绕供给侧端要素的改善，是激发整个中国中产阶级活力的“强心针”。
　　警惕“福利赶超”
　　上文提到了中产的焦虑、探讨了跨越的办法，而关于中国的中产还能过得更好吗这样一个话题，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则是应：警惕“福利赶超”。
　　《中国的坎》一书中对此有深刻揭示：
　　拉美经济体过早、过急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造成了拉美国家在经历马尔萨斯均衡、步入经济赶超阶段且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后，没有能够保持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后劲，掏空了经济发展和持续改进民生福利的基础，并触发了其后的社会矛盾，导致矛盾激化与社会不稳定局面。
　　观照目前中国中产心理现状，你不难发现类似之处！这就是值得警惕的地方：
　　第一方面，经历了一段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后，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对福利的要求意愿增强，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第二方面，所有居民都抱有“福利赶超”的心态，最直接、最关心、最期待的就是增加收入，具体包括增加津贴、奖金、实际收入，以提高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形成了一种“大众情感的政治主张”，即所谓的“民粹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结果不仅是福利不可持续，还会影响发展的后劲，痛失好局之后所有社会矛盾全被激发出来，引发社会动荡，使国力从此一蹶不振。
　　注意好以上四个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回答文题提出的这个问题：中国的中产还能过得更好吗？也能解答以下这个问题：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怎样才能跨越呢？中国有句古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家命运与我们个人命运其实是休戚相关，期待更多的人来重视和讨论中国的坎，不管是收入之坎也好、发展之坎也好――“同舟”“共济”的意义，正在于此。
　　《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回答上述疑问、阐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的同时，结合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如何较早实现崛起与跨越的案例，从历史角度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考察这些国家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以拉美地区和“亚洲四小虎”为例，分析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和需要解决的困难。
　　其实，“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的一道坎。结合当前我国经济转型遇到的问题和面对新常态的复杂情况，本书具体分析了“悲观派”、“乐观派”和“谨慎派”的不同观点，论述了我国应怎样借鉴成功国家的经验，吸取失败国家的教训，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特别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从供给侧发力，攻坚克难，守正出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走出一条从追赶到超越的“跨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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