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自认艾滋病阴性患者 为报复社会疯狂找男人
导读：她网名叫“末路”
每天只想三件事情
自杀、救家人、报复
在中国，有大量类似人群，他们在网上聚集，自称为“阴性感染者”。经济困难的人想去“扎阳”。“扎阳”，是指“阴性感染者”用针头在艾滋病人身上扎针，然后再扎在自己身上，有人直接与艾滋病人性交，使自己变成真正的艾滋病人，以此获得国家免费的艾滋病治疗药物。国家疾控中心已成立课题研究组，但这个特殊人群的大多数仍生活在病痛与恐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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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网名叫“末路”每天只想三件事情自杀、救家人、报复新闻摘要在中国，有大量类似人群，他们在网上聚集，自称为“阴性感染者”。经济困难的人想去“扎阳”。“扎阳”，是指“阴性感染者”用针头在艾滋病人身上扎针，然后再扎在自己身上，有人直接与艾滋病人性交，使自己变成真正的艾滋病人，以此获得国家免费的艾滋病治疗药物。国家疾控中心已成立课题研究组，但这个特殊人群的大多数仍生活在病痛与恐惧中……一个艾滋病“阴性感染者”的疯狂老公问她，你真的不再管我了吗？她说，你找(小姐)越多越好，传染得越多越好，我们各自传染给别人吧尽管目前国家非常重视，但还是未恢复这个漂亮女人的生活信心，她仍要继续用性传播她的疾病。她认为自己得了艾滋病，但多次HIV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她又认为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变异病毒。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消极的网名叫“末路”。在中国，有大量类似人群，他们在网上聚集，自称为“阴性感染者”。但专家认为，他们只是“恐艾”。“艾滋”症状，但检测总是阴性“末路”称，她已经报复性地传染了3个男人，都是通过性进行传播的。即使现在，“末路”仍是一个漂亮女人，如果不扬起脖子，没人会看到她的脖一块块明显的淋巴结，她的皮肤粗糙。而发病前，她更加漂亮，皮肤光滑、白皙，没有皮疹，脸上没有斑点，不少男人以为她还未结婚生子，并追求她，但在发病前，她性观念保守，除了老公，她没有接受过别的男人。她的病是老公染回家的。她家在广州。只要不出差，老公每晚都回家吃饭，但他经常出差。5年前，老公一次出差了两个月，回来后咳嗽不止，吃药、打吊针都不见效。她和老公发生性关系后两个星期，也出现了很多症状，如皮疹、肌肉跳动、淋巴结肿大等等，体重一下子减轻了七八斤，老公体重也减少了十斤。他们进行HIV抗体检测和治疗，结果都是阴性，病情也不见好转。一年多后，很多症状自行消失了，这个拥有大学学历的女人以为这是“拜神”的结果。但3个月前，各种症状又开始重新回来了。老公承认，他在外面找了小姐。但他认为，他们只是感染了未知病毒，而她认为，他们感染的是艾滋病变异病毒，因为“症状和艾滋病完全一致”。武汉的桂希恩，北京的李太生、吴焱，广州的蔡卫平等人都是国内艾滋病临床领域知名专家，每年有很多病人从全国各地慕名找到他们，或者打电话向他们咨询。他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他们所在的医院每年都会接待数千名这种“病人”，他们认为，虽然不排除一部分人感染了未知病毒，但大多数人都是“恐艾”。而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病人”大多数都有不洁性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称，如果“病人”本身没有高危行为，恐惧是可以很快消除的全家“中招”，哥哥死了11月30日，“末路”从包里掏出侄女的照片，出示给记者。照片上的小女孩腿细如柴，下巴尖尖，表情抑郁。“她家很有钱，她身上的一件衣服都是五六百元钱。”“末路”说。但是小女孩也感染了这个病毒。在长达三四年的“期”里，虽然还有疲劳、咳嗽等少数症状，但“末路”以为自己没有感染艾滋病，而且医生们骂她“神经病”、“有心理问题”。于是，她和家人如常生活着。她和母亲经常一起吃饭，她还常常抱着侄女，而除了母亲和侄女外，她发现其他所有家庭成员也都感染了相同的病毒，包括父亲、两个哥哥和嫂子们。去年，她的一个哥哥去世了。他长得很帅，又十分富有，经常开着“抠女”，他不喜欢找小姐，因为“太脏了”。3个月前，“期”过去了，很多病症回到“末路”的身体，她发现身体肌肉萎缩，出现大量皮疹，腹泻等等。这时，她回想哥哥去世前的情景，她又开始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而且是她把病传染给了哥哥，“他也是肌肉萎缩，死前，手臂只有我现在的二分之一粗。”据其回忆，她哥哥早期症状和她当初完全一致，咳嗽非常，感染三年后，死于肺癌。对于专家们的“恐艾说”，“末路”质问:“如果只是‘恐艾’，怎么会有这么多症状，而且如此传染呢？”加入了一个“自杀群”很多“病人”都有着与“末路”相似的经历:多次检测被排除艾滋病，医生们认为他们是“恐艾”，建议他们与家人正常生活，解除“碗筷分开、不过夫妻生活”等等“隔离式生活”。结果是“全家中招”。这是他们痛恨医生和“恐艾说”的原因。他们认为，唾液都可以传染该病。“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小姐才有这样的病，也许，你身边的某个人就有这样的病。”“末路”说。深圳网友“面对”称，他的公司有十几个人都被他传染了，因为他是搞采购的，饭局很多。他认为是通过聚餐传播的。病情复发以来的3个月，“末路”痛苦不堪。她周身疼痛，在医院里，她想跳楼自杀，但她住在二楼病房，如果跳下来，不但不会死，还会残疾，因此她没跳。现在，她加入了一个“自杀群”，在QQ群里，这些得了绝症的人们探讨着各种自杀方式，有的人相约一起自杀。“‘没有奇迹’经常打电话哭着问我，会不会自杀，我说，会啊，但是等我的孩子长大点，或者我带着他一起自杀。”“末路”说。她的孩子已经4岁了，由保姆带着，她说，孩子和保姆都被感染了。为了减少痛苦，她尽量少和孩子待在一起。她甚至和老公挑明，她不想再管孩子了。“进京”和“扎阳”7月份，曾光的出现曾一度让他们获得些许希望。曾光是国家CDC流行病学首席、博士生导师，WHO传染病监测和应急反应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执行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曾光认为，这是“需要认真调查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他安排自己的助手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调查。10月30日，“疑似艾滋病”课题研究组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经费支持，开始在全国招募60名病人分期参加研究。一切用于研究目的的检测费用由课题组承担。个人的差旅费由病人自费承担，如对差旅费支付确有困难者，也可以提出资助申请。课题组将委托国家CDC最权威的实验室对病人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作出决定性的复测，并组织国内权威的临床、医疗以及科学研究的专家，共同组成专家组，对病人共同进行临床检查，并提出诊疗意见。但和“末路”一样，很多“病人”对此研究不表乐观。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感染了未知病毒或者艾滋病的变异病毒。而课题组排除的只是已知病毒。10月20日，1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心急病人，自发前往北京。国家CDC相关部门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及时动用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同时使用多种方法，对他们进行了HIV病毒、丙肝、梅毒、免疫值等项目进行检测，结果发现他们均无问题。一位进京的“病人”透露，检测结果出来后，曾光曾私下表示，他们感染的并非同一种病毒，问题比较复杂，但肯定不是艾滋病。尽管如此，“病人们”仍然认为，排除艾滋病的结论未必正确，因为“身体的症状不得不促使你往这(艾滋病)上面想”。“末路”开始吃拉米夫定、唐草片等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她发现，病情得到控制，浑身不再那么痛了。她的妈妈和她一起吃相同的药，结果病情也得到控制。现在，她每月要花1000多元钱，从上海邮购这些药物。老公因为不相信得了艾滋病，自己另外找药吃。“我知道在QQ群里，像我这样的有钱人只有几个，大多数人经济都很困难，他们打一份工，工资一两千元，根本吃不起这药。所以，他们想去‘扎阳’。”“末路”说。所谓“扎阳”，是指“阴性感染者”，用针头在艾滋病人身上扎针，然后再扎在自己身上，有人直接与艾滋病人性交，使自己变成真正的艾滋病人，以此获得国家免费的艾滋病治疗药物。他们通过QQ群寻找艾滋病人。只想着自杀和报复“末路”是个富人。她和老公各自经济独立。老公拥有3套房子，她自己在广州等地也有三四套房子，每套房子都值百万元，并拥有私家车。她还有一家工厂，数十名工人。硕士毕业的老公另有职业。以前，她早上8点到工厂，晚上6点回家，加班时，夜里11点才回家，“每天看到账本上有收入，就很开心”。但是现在她每天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每天去工厂随便处理一下问题就回家睡觉，工人们打电话向她反映问题，她让他们自己解决。工厂快亏本了。她投入股市的100多万元钱，只剩下30万元，她现在连看都懒得看了。对于改变了整个家庭命运的老公，她已经不再怨恨了，“加入QQ群后，发现很多人都得了这个病，那么我即使现在不得，将来也会得这个病，因为现在娱乐场所这么多。”她每天只想三件事情:自杀、救家人、报复别人。在广州还有5个和她联系紧密的女病友，她们相约去报复别人，去酒吧，或者上网，寻男性开房。她先后在酒吧认识了一个男人，在网上认识了两个男人，都是“开小车的”。她和其中两人发生性关系时，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只有一个男人主动提出戴安全套，但和她有“深吻”。两个星期后，她分别打电话给他们，发现他们都在咳嗽。那个戴了安全套的男人问她，你是不是有病？她说，你才有病。他想带她一起去检测。她说，可以。“反正我是阴性，又不是阳性，我怕什么？”“末路”说。但是男人打消了和她一起检测的念头。“末路”在和QQ群里的病人私聊时，发现每个人都有报复社会的行为，深圳的一名男性病友，已经通过上网、去酒吧、找小姐、“抠女”等方式，传染了100多名女性，均记录了她们的手机号码。老公又出差了，她打电话给他，发现他的房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老公问她，你真的不再管我了吗？她说，你找(小姐)越多越好，传染得越多越好，我们各自传染给别人吧。电话里，老公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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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医院动员输血染上病第2页:8岁艾滋女孩：“我要妈妈！”第3页:一串沉重的名单，更多的艾滋儿童第4页:艾滋家庭：生不如死第5页:向医院讨回公道第6页:显德汪医院的官司与“打砸抢劫”事件第7页:自采血，伸向生命的魔爪第8页:“山西血”到底有无问题第9页:李黔冀的抗争与遭遇第10页:邢台艾滋隐患重重
医院动员输血染上病
　　河南省上蔡县是中国最为著名的艾滋病高发区，那里的艾滋病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卖血。
但在河北省邢台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这里众多的艾滋病人却有着别样的共同特点：到医院看病——医院动员输血——被发现感染艾滋病。
　　卫生部公布：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72.6%；河北省卫生厅公布：河北省艾滋病八成感染者祸于血。
　　邢台市“医院输血”与患者感染艾滋病毒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目前生存状况如何？有关方面对此有何解释？邢台“艾滋问题”将带来哪些社会隐患？
　　2005年7月和11月，记者先后三次深入河北省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以及与沙河市相邻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等地调查。
　　记者进村入户，先后访问到了10名艾滋儿童，亲眼见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HIV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的儿童8名。
　　“生不如死！”这不仅仅是艾滋儿童甜甜(化名)的爸爸张记录之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害”了他们，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造成了今天的惨局。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艾滋病患者及家属对记者说。
　　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都把矛头直指医院。目前已经被推上被告席的邢台当地医院有：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
　　有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邢台市各县大小医院私自采血的现象十分普遍。
　　1998年，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李黔冀，曾经独自一人对邢台市大部分县的自采血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自采血液，伸向生命的魔爪》，于当年5月20日发表于《河北日报》。文中称，遇到手术用血时，医院通常让患者自己去找血，对于不熟悉情况的患者家属，需要在知情人的引导下，向“血头”求助买血，医院只负责化验血型，其他一概不管。
　　公开资料显示，1998年8月《献血法》实施以来，邢台市献血办在完不成有计划无偿献血任务的情况下，经市卫生局副局长贾东阳同意，市献血办有关负责人安排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通过“联络员”联系农民来市中心血站献血1668人，其中不到期献血的239人。
　　为什么医院甘愿冒着被查处的风险热衷于使用自采血？
　　“让患者省点钱少跑路”，这是他们挂在口头的理由。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得知，从血站拿血，一袋400毫升的血液，得交给血站460元，医院只能在此基础上加30元左右的化验费。如果是自采血，医院只支付给献血者180元左右，其余的费用由医院分割。有的医院给献血者支付的比这个更少。因此，每袋血医院会有300元左右的收入。
　　自采血在邢台甚至河北混乱的程度如何？
　　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杨迁曾经于日做过这样的讲话：“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甚至一些个人，把采供血机构作为盈利创收的第三产业，出现了‘建血站、采浆站热’，医院建、防疫站建、卫生院建、乡政府建、个人也建。我省共有血站22个，其中3个没有经过批准，5个存在问题较多。采浆点14个，只有1个经过批准。10个采血点都是未经批准的，自采自供血液的医院血库有132个，也只有1个经过批准。”
　　种种事实表明，1995年前后在局部地区采供血造成艾滋病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旦这‘星星之火’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在调查中，记者感觉到，邢台市艾滋病问题存在着许多社会隐患。比如许多接受采访的公众对于身边的艾滋病情一无所知；许多艾滋患者及其家属在承受巨大的生理、心理及经济压力的同时，却几乎得不到到任何救助；有关方面对艾滋病的防疫措施很不到位；个别艾滋患者开始有“报复社会”的心理倾向；……（本报记者
王克勤）[1][][][][][][][][][][](责任编辑：王乐羊)共找到 38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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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报复社会 中国艾滋病患者为什么要隐迹社会？
　　据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自从1993年发现首例ＨＩＶ感染者以来，黑龙江省到目前共确认了270多名艾滋病感染者及发病者。其中大部分病人在确知自己的病情后便销声匿迹，逃离救助机构的视线，能够主动配合接受治疗的仅有34人。
　　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将于日起施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说，《条例》的总体原则之一是处理好保护特殊人群的合法权益与采取控制措施的关系，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权利和义务。&
　　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治专家分析说，专业预防控制机构对艾滋病人的信息有严格的保密制度，而新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更明确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有关信息，虽然如此，被确诊的艾滋病人仍有很多选择消极隐迹的做法，主要原因是迫于外界压力而不得已。专家担忧，他们隐迹到人群中，不仅使病人自己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也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病人不辞而别，疾控中心计划落空
　　从日起，黑龙江省在全省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了艾滋病自愿免费咨询检测点。11月1日，也就是检测点对外开放的第一天，哈尔滨市疾控中心自愿接受检测者当中有一年轻男子被确认感染艾滋病，检测结果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无误。
　　这个检测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当时是两个人一起来的，他们都很瘦。他们抬头时，我被他们灰黄的脸色和冷漠的眼神吓了一跳。其中一个人露出胳膊时，我看到他的胳膊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溃烂，血管已经瘪了，我扎了半天竟没抽出一滴血，最后还是他的同伴帮着采了血样。"
　　检测结果出来后，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按照被检测者留下的电话与其联系，对方对这个结果并没有表示突然。他在电话里说，自已经有十几年的吸毒史了，其实早就怀疑染上了艾滋病。检测一下，不过是想看看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工作人员希望他能够再来中心，商议下一步治疗的问题。对方在电话里口头答应了，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却再也没有露面，电话也无法接通。
　　这位工作人员补充说，原本打算患者来了之后，好好给他做做工作，然后对他身边的人进行必要的筛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他及其他人的健康，但他的失踪使这些迫切需要开展的工作无法进行。
　　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吴玉华说，类似的情况在艾滋病人中比例不少。目前在黑龙江省内已经确认的270多例艾滋病感染者及发病者中，只有三分之一左右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联系，其余大多数人销声匿迹了。
　　吴玉华说，这种局面的不利后果有几方面，一是病人本人得不到救治，病情在拖延中加重，死亡率上升。二是防治机构无法掌握病人的情况，不利于进一步开展防控救治工作，也无法由此掌握艾滋病患者群的整体情况。三是艾滋病人隐蔽地散落在社会上，除了他们自己，旁人极少了解他们的病情，艾滋病因此具备了传播的可能。四是上述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恐慌。
　　得不到保护，一些艾滋病人生活窘迫
　　艾滋病人为什么躲避救治？吴玉华解释说，一是现实的生存环境所迫。大众对艾滋病缺乏了解，有恐惧心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有歧视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艾滋病人惟恐暴露自己的病情后失去安身之所。二是目前政府和社会的救治体系不完备，尚不能提供有效的治疗和其他更多方面的援助，而患者本人一般无力承受昂贵的治疗和维持费用负担。因此，多数患者走上了自暴自弃的道路。
　　日至19日，黑龙江省农垦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国内最大的艾滋病索赔案。16名因在医院输血而被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及其亲属向法院提出3000余万元的赔偿请求。案件在国内震惊一时，3名相关医务人员因非法采集、供应血液罪分别被判处2年、5年和10年有期徒刑。
　　与很多艾滋病人境况不同的是，这些病人的病情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并没有被保密。一位患者的家属说，他们为了治病已经花费了14万多元，欠了很多外债。因为当地人都知道他们得了艾滋病，债主怕他们活不长，纷纷上门来讨债。"为了还债，前些天我们决定卖掉现在居住的房子，今后只有租房了。"这位患者的家属抚着自己只有6岁的儿子流着泪对记者说，"当地幼儿园知道我们的儿子得了艾滋病，当时就把孩子撵了出来。可怜的孩子，家里30多平方米的地方就是他现在的全部活动空间。有时候他特别想出去玩，可是外面的冷言冷语怕他承受不了。"
　　16名感染者中的一位对记者说，自从他们被检查出感染了艾滋病后，当地人都叫他们"老艾"，原来的亲朋好友都开始敬而远之。他和妻子原来做生意，每年收入四五万元。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后，生意荒废了，积蓄花光了，原来的生意伙伴都躲得远远的。
　　这16名感染者是不幸的。而病情的公开化、社会的歧视更加剧了他们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至少可以相对安静地生活。
　　吴玉华讲了这样一个事例：一个25岁的男青年得知自己患了艾滋病后万念俱灰，在单位辞了职离家出游，准备自杀。看到各地关于艾滋病的救治宣传后他改变了念头，回到省疾控中心希望得到救治，并表示愿意为本地的社会救治工作尽一份力。对这个病人，吴玉华觉得很为难，一方面是现有的条件无法为其提供更多的帮助，一方面是对他的诚恳和热心一时无法答复。吴玉华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告诉他好好保护自己，尽可能接受治疗。"
　　新《条例》体现人文化，关怀政策需落实
　　据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最新评估显示，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65万人。
　　为了帮助艾滋病人树立重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我国目前实行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经济困难的艾滋病人可以到指定医院免费接受抗病毒治疗，自愿接受检测者可得到免费初筛检测，对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地方政府免费开展对艾滋病遗孤的心理康复和义务教育，国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救治关怀等。
　　这些积极的政策，对开展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非常重要，但在落实过程中并不顺利，实质性进展缓慢，特别是资金问题成为制约各地防治工作的主要瓶颈。也正由于无法提供更实质性的救助措施，大多数艾滋病人选择了躲避。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最近召开的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经验交流会上说，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仍呈低流行态势，但在特定人群和局部地方感染率很高，疫情正在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当前是艾滋病防治的关键时期。
　　《艾滋病防治条例》中规定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条例同时也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应当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指导，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接诊医生，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感染他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将承担法律责任。
　　吴玉华说，对待艾滋病人需要形成一套特定的工作方法，真正把国家的"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到实处。针对当前艾滋病多发的实际情况，要采取切实的办法，特别是加强对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采取干预措施。同时要进一步为艾滋病人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给他们公平公正的对待，帮助他们走出疾病阴影，使他们不至于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消沉和躲避。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有权利享受快乐的生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代表雷若舟说："不仅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也要保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隐私权，这样才能保证他们能够继续作为社会正常的一员生存下去而不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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