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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封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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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封建与封建主义的古今含义的发展变化
　　“封建”一词的语源，出自《尚书》和《左传》。“封”，即分封。“建”即建邦国。分裂国土，建立诸侯及封君的小邦国，这是这个语词的本来语义。其可溯源于西周时代分封制与宗法制的结合，封建就是个人不拥有资产，资产是由最高层开始往下分封。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封建、封建主义（Feudalism）是欧洲近代用语，最初见于中世纪的拉丁文书籍，严复于1901年翻译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名为《原富》，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年出版）时将它译为“拂特”，并在按语中叙述其制（注：从这个按语看，严复所译称的“拂特”，实即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之制。）。那么欧洲近代用语封建、封建主义（Feudalism）的含义是什么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封建主义的解释是：“feudalism”，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而马克·布洛赫著的《封建社会》一书中，封建主义主要指中世纪西欧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具体是指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封主封臣各自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土地的分封制度，等级分权制度，国王抑或是中央权力势微，传统的法律习惯等。综合这两种解释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封建、封建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封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主要就是最高统治者把土地、人民往下分封给大臣，同时作为义务大臣要给最高统治者交纳贡赋、或派兵随统治者打仗等，实质就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并存的契约关系。联系到我们古代史的内容可能你就会发现，我们所说的封建社会指秦、汉到明、清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很难找到与西方的封建、封建主义相同的地方，而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实行过“封建”制度——即封土建国的商、周时代，人们不称其为封建制度，却称之为“奴隶制”。那么，秦、汉到明、清这两千多年的社会为什么被称为封建社会呢？主要原因就是20世纪的中国主流学派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模式所影响，那里“封土建领邑”feudalism是发生在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之后。因此，尽管中国的历史情况与欧洲模式完全不合，历史学家却宁可置概念的混乱于不顾，也要把早已不存在“封建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定名为“封建制度”——以便使之与西方语言中的“feudalism”（封建主义）一词相合。
　　二、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在含义上的“大同小异”
　　首先，从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封建社会这三个词在一些汉语词典中的解释看“大同小异”。1979年大陆新版《辞海》所给出的“封建制度”一词的标准定义∶“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1983年版《现代汉语词典》所给出的“封建社会”一词的定义是：“一种社会形态，特征是地主占有土地，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或全无土地，只能耕种地主的土地，绝大部分产品被地主剥削。”联系前面提到的封建主义的定义指中世纪西欧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我们不难发现这三个词在含义上存在的小异就是封建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封建主义是一种政治、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三个不同方面。封建主义强调政治的法律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是最高统治者与封臣之间的一种权利与义务的政治关系；封建制度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的土地关系的一种经济关系；封建社会而是前面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所构成的历史阶段的时间概念，就是说存在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
　　其次，从中外封建制度的差异上看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大同小异”。前面我们提过中国秦、汉到明、清这两千多年的社会被称为封建社会，虽然与中世纪的欧洲的封建社会在名称上是一样的，但中外相同名字的封建社会却存在两种不同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基本概念：大土地所有制与农民的个体小生产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拿这个概念来看，东西方都存在封建社会而至于封建制度，东西方便有很大差异。我们先解释一下西欧封建制度的内涵就是在西欧封建制度下，国王和百姓、封主和封臣都遵守一种契约，每个人都对他人负有某种义务。如一人违约，义务也就中止；如果一个封臣拒绝履行他应尽的义务，国王有权强制执行；如果一个国王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们也可以联合起来反对他。封臣们组成国王的议事会，国王应按封臣们的劝告行事。如果封臣们认为国王滥用他的权力，可以对他进行限制。故封建制度下的王权是有限的，封建主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互相制约，具有契约性质。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这与中国西周的分封制差别很大，而与中国秦、汉到明、清的封建制度比较差别也很大。中国是封建专制和封建大一统，在西欧封建制度一定不是专制，而只意味着分裂，王权有限，分裂割据是西欧封建制度下最正常的状态。当西欧形成一个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时，才达到专制君主制，但这已不是封建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封建社会的概念大，封建制度的概念小。一是一般，一是个别。一般表现共性，个别显示特性。
　　综上所述，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封建社会这三个存在着“大同小异”的概念，对于学生从思维习惯上很难作出正确的区分，更何况对这三个概念的在学术界也存在分歧，因此，作为教师有义务为学生寻找一条正确的方法去认识、理解这三个概念，那就是把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封建主义的理论。由于各国的国情、历史发展的轨迹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作为今天的我们应尊重历史的这种差异，而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定义封建主义，因此在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一定要把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封建社会这三个概念放在具体的位置，而作出正确的认识、区分。
　　(实习编辑：彭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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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会怀着不同的心情去看待曾经发生的一切：耻辱、悲凉、愤恨、荣耀、反省、解脱，发生在1839年到1862年的一切，就像一块宝石，在人们面前折射出不同的光彩。下面这三本著作，从不同方面讲述了鸦片战争的经过以及围绕着这场战争而产生的纷繁复杂的历史。尽管它们也许并不全面，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们挑战了我们对这场战争以及过去一个半世纪现代中国历程的传统看法。小狗伸着舌头，凝视前方。让它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宫廷画师弗里德里希·凯利花了很长时间才让这头不安分的小狗安静下来，顺从地坐在一只描画着牡丹、凤凰这些在中国象征着富贵吉祥的花瓶前面，摆出一副配得上王家名犬的威仪姿态。因为它的主人，正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在过去的两年里，这只“这个国家里最小、最可爱的小动物”一直在女王的精心呵护下，欢快地在白金汉宫的走廊里撒欢。然而仅仅在两年前，它所身处的这座宫殿，乃至这个国家，对这头小狗以及它的原主人来说，都是一个太过遥远的存在——它来自欧亚大陆的另一端，那个西方人被称为“China”的遥远国度，更精确的地点是一座业已消失不再的园林，它的名字叫“圆明园”。西方·来自东方的战利品实际上，它被带到英国，和那座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园林的消失都发生在同一时刻，日，在那一天，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洗劫了这座梦幻般的皇家园林，在英军威尔特郡第99兵团上尉哈特·邓恩的日记中，这次洗劫被称为“劫掠和抢夺史上难忘的一天”，每一名军官和每一个士兵都可以“为所欲为”，10天后，为了报复中国人对西方人质的酷刑和折磨，英法联军又纵火焚烧了这座“世界第八大奇迹”。也正是在这片曾经富丽堂皇的废墟之中，邓恩上尉发现了这只脏兮兮的小狗，正在残垣瓦砾之中漫无目的地游荡。按照他的说法，这只小狗被“解救”出来，并献给了自己的统治者，伟大的女王陛下。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只小狗与中国皇室有任何关系，但《伦敦插图画报》却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应当“属于某位皇后或皇家某位公主”。这个判断使这只小狗变得极富趣味——它从一个古老并逐渐陷入沉沦的帝国统治者手中被取走，送到另一个急速扩张的新兴庞大的帝国的统治者怀中，而后者正在取代前者的地位、势力，甚至将把前者彻底征服，而这只小狗的新名字，恰好可以代表这种帝国的勃勃野心：“Looty”（战利品）。毫无疑问，这个小小的“战利品”会刺痛今天中国人敏感的爱国心灵。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这只小狗背后的故事了然于心：西方列强先是用罪恶的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这种邪恶的毒品扰乱中国人的心智、削弱中国人的身体，当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时，又用坚船利炮强行使中国屈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从此，鸦片烟雾始终萦绕着这个日渐衰弱的老大帝国，而西方列强不仅从经济上劫掠它的财富，更从文化上毒化这个国家，中国从此被西方讥笑地称为“东亚病夫”，即使到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它仍然是国人心头的“国耻”。但问题是中国从何时开始深陷这种难以自拔的“国耻”感之中？如果返回历史现场，去观看当时中西方各自的表述和看法，也许会让今人感到迷惑不解。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在广东沿海响起的时候，这个帝国令人遗憾得一切如常。甚至白纸黑字的《南京条约》也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述：在英国人看来，这次条约的签订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它让战争达到巅峰，让我们获得的比想要的还要多，让荣耀和利益不可抵挡地到来”。东方·民族主义的道德恐慌康华里号上的和约签字仪式中，也没人提到鸦片的事，尽管这本应当是这场战争的主因。一位在场的英国人反而记下另外一个细节，那就是耆英不断往璞鼎查嘴里塞糖果甜品，而后者尽管不情不愿，却让人“永远不能忘记亨利爵士发现抗议无效后脸上故作顺从的表情”；而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胜利，终于可以通过一纸条约让那些惹麻烦的“夷人”撤离，可以不会再搅扰这个帝国的安宁，一如耆英在签订条约后，对他的仆人张喜所说的“活江浙亿万生灵，保全甚大，积德不小……你我子孙将来俱必昌大”。而即使是1860年火烧圆明园这样在今人看来严重的罪行，在当时也被歌咏为一大胜利，是“正义女神的再临”，那些被中国人视为耻辱的残垣断壁，也成了一场昭告未来的正义见证：“它们将留下来告诉未来的人们这里曾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它们将永久记载英法联军对外国人所施加的正义报复”。而对中国来说，这是耻辱的开始，最初也许这仅仅被理解为对臣民所忠于的帝国的亵渎，但随着之后的战争、事件和革命的相继发生，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也不断改变。鸦片从一种罪恶的毒品，成为中国腐朽堕落的国民性的象征，一如1906年的《申报》所鼓吹的那样：“鸦片烟之流毒我中国也久矣，国以之弱，民以之贫，元气日衰，奄奄一息”，吸食鸦片的羸弱中国人形象被形容为“东亚病夫”，自强成为了这个国家自晚清以来最强烈的口号。而中国则从反抗这种削弱国人身心的毒品之战获得新的勇气，国耻成为了一种口号，用以激发民众的耻辱心，投入到一场历史上最浩大的社会改造工程之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会怀着不同的心情去看待曾经发生的一切：耻辱、悲凉、愤恨、荣耀、反省、解脱，发生在1839年到1862年的一切，就像一块宝石，在人们面前折射出不同的光彩，而历史学家的任务或许应该是提供一种雕琢的方式，让人们能够更透彻地看到过去所发生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不仅有熊熊燃烧的宫殿，反抗呐喊的人们，罪恶的鸦片、讥讽的嘲笑，它也应该为这只小狗提供一席之地，尽管它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提供了一种解读方式——那时的人正是以这种方式看待这段历史。茅海建 著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7，10，初版；2014，10，再版1997年10月，当《天朝的崩溃》这本书出现在书店的架子上时，没有人想到它竟然会带来一场史学革命。这本书的作者茅海建本人也因此被称为“谎言终结者”，它甚至给很多高校历史老师带来了困扰，因为当他们讲到鸦片战争时，会有手里举着《天朝的崩溃》的学生站起来用书里的史实去当堂质问。其中对三元里大捷的细致考证更是给许多历史学者当面一击，也让很多青年人醍醐灌顶。正是这本书告诉读者，19世纪的“天朝”有着一种与今人源自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观念，这场战争并非简单的胜败屈辱，而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观念的碰撞，而它的真正意义是开创了一种超越既定标准的交涉和交流方式。但这本书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并非仅仅如此，而是传达了一个理念：史家的任务不仅仅是重建历史，更要有符合史家之眼的“洞见”。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 弗兰克·萨奈罗 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上海：三联书店，2005，8这可能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完全从西方人视角讲述鸦片战争的著作，尽管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严格来说并不是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而且这本书的大部分史料都来自于杰克·比钦的那本出版于1975年的经典之作《中国鸦片战争》（The Chinese Opium Wars），但这本书所提出的观点却令人惊异，它让中国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英国人当时是如此看待这场战争的，他们将鸦片战争视为一场保护正当商业贸易的战争，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正义之战。本书栩栩如生的文笔将过去被妖魔化成西方侵略者典型的义律、巴夏礼、璞鼎查、额尔金重新人格化，读者能从中看到被道德感所困扰的义律，是如何一面指挥战争，一面痛斥鸦片贸易玷污了大英帝国的荣誉，也可以看到在洗劫和火烧圆明园后被良心纠缠的额尔金是如何在日记上悲伤地写下：“我不是小偷！”而这场战争，恰如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那样，是“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卜正民 若林正 编著《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年》安徽：黄山书社，2009，9鸦片并非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掀起了一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对中国至今影响深远的战争只是鸦片的副产品。鸦片的真正意义是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将中国和世界、东方和西方联系在一起。由卜正民和若林正编著的《鸦片政权》正提供了这样一种全球视角，鸦片贸易的成立基于17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而后者反过来又促进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与世界联为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难以抵抗的瘾品在130年间支配了整个东方的政治经济，或被用作商品，成为国内贸易坚挺的代货币；或被用作军事物质，拿来换取枪支弹药；甚至禁止它都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不可获取的一环。尽管这本书是一部由多人共同撰写的论文集，但它们却共同指向同一个虽然令人不快，但却不得不承认的结论：现代中国，乃至整个现代东亚，都肇端于这个邪恶的毒品之上。（文/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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