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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之父登上武大珞珈讲坛
5月27日上午，GPS（全球定位系统）之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布拉德福德·帕金森（Bradford W. Parkinson）教授做客珞珈讲坛第25讲，带来题为《GPS的起源、巨大影响力及未来应用》的学术报告。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副校长谢红星出席论坛。刘经南主持并介绍了帕金森的成就，谢红星为其颁发了珞珈讲坛纪念证书。
帕金森详细回顾了美国GPS从概念提出到系统设计，并最终在全球范围被广泛应用的历程。他以轻松诙谐的口吻讲述了GPS项目团队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时代背景和一些逸闻趣事，并亲切地将最初参与GPS设计与研究的同事们称为“英雄”。
帕金森介绍了GPS取得成功所经历的五大工程挑战，分别是：CDMA信号结构、星载原子钟、轨道预报、卫星寿命和用户设备，这些挑战也是GPS最关键的技术创新所在。在谈到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的未来时，帕金森提出并描绘了“智能汽车”的构想。
最后，他指出当前卫星导航系统面临的三个重要议题：信号的频谱干扰，导航星座的持续性和可用性，以及不同GNSS系统之间的兼容性、互操作性和互换性。
帕金森的报告融知识性、趣味性和启迪性于一体，博得了现场听众的阵阵掌声。会后，帕金森表示，“我很高兴与武汉大学师生一起交流。”
据悉，帕金森1966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航空航天指挥专业并获博士学位，是美国空军指挥参谋学院和海军战争学院的名誉研究生。1973年，帕金森作为美国空军上校，担任全球定位系统（GPS）的首席设计师，成为GPS项目联合办公室的首位负责人。GPS的广泛应用影响了现代生活的每个方面，他也被尊称为“GPS之父”。1984年被聘为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1990年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3年，由于在GPS领域的成就，他获得德雷珀奖（工程界的诺贝尔奖），最近还成为德雷珀奖的评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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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往后看，历史只有一条业已完成的确定路径；往前看，历史是无限丰富可能性的叠加态，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坍缩成一条确定路径。但历史不是随机漫步，历史大体会沿着最大概率的路径行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可以被预测的。2016年，对于你我所关心的五大问题，十位答题嘉宾做出预测。政府会大规模减税吗？?（3票会，7票不会）有且只有“结构性减税”朱迅垚 南方周末评论员2015年下半年，供给侧改革火了，中央高层密集提及供给侧改革，而众所周知，供给学派的核心要点之一就是大规模减税，那么中国政府2016年会大规模减税吗？从来没有人否定要减税，但在财税政策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一直提的是“结构性减税”，这是我国税制改革的主导原则。什么是结构性减税，简单说，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逐渐削减税负水平。从结构性减税的定义就可以看到，它区别于全面减税，所涉及的税种是有选择的，并非不加区分地针对所有税种的税负水平“平均使力”或“一刀切”式削减。它同时也区别于大规模减税，所实行的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削减，因此是“有限度”的减税。虽然中央高层多次提及供给侧改革，但目前在公开场合，无论是李克强总理还是中央部委的一些要员仍然在强调“结构性减税”。在日国务院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上，李克强说，在供给方面，继续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显然，没有迹象显示财税政策的政府口径在发生变化。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2015年前三季度税收数据显示，全国税收收入838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看上去这一增长速度仍然超过了GDP增速，但你要知道，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20%。用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话说，目前正处于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时期。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经济向好，财政盈余时，政府才有动力减税，而经济下行，财政捉襟见肘时，政府往往缺少减税动力。即使抛开政府的减税动力不谈，如果不削减公务员，当前中国大规模全面减税的空间非常有限。正如我们看到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已经和经济增长一样处于下滑时期；同时，由于营改增以及楼市低迷带来的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已经非常困难，此时要求短期内大规模削减政府开支并不现实。此外，目前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已经超过50%。有学者提出，2016年政府应当大规模减税3万亿。这样做的好处是，能普遍降低企业的负担，让一些本来不盈利的项目变得盈利，提高投资回报率，这会刺激企业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进而刺激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但这种刺激带来的好处短期内恐怕并不明显，而且像当年让国企员工下岗那样缩减公务员规模，要承受短期的社会震动，这可是真的“壮士断腕”了。难难难。所以，尽管很多人呼吁大规模减税，但从政府意愿的角度，大规模减税不大可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要“稳定税负”，也印证了这一点。还是指望“结构性减税”吧。根据官方数据，2015上半年，“营改增”减税1102亿元，累计减税逾4800亿元；上半年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共计减税486.31亿元。根据财政部专家估计，若“营改增”覆盖至所有行业且税率调整完善后，将有9000亿元到1万亿元的减税空间。微信会不会被取代？?（3票会，8票不会）微信或被取代，但不在2016年杨静 新智元创始人2015年12月中旬，我参加新华社新闻学术年会新华网分论坛时曾做了个预测，即新媒体即将从门户时代、社交时代向智能时代转型。基于爱立信最新的全球消费者研究，人工智能将让无需智能手机屏幕就能与物体交互成为可能。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也让更多智能界面取代手机的可能性增加。试想，如果你的虚拟个人智能助理可以随时投射在任意界面上，而你可以通过它处理大部分个人事务，包括社交与通讯，微信确实有可能被颠覆。毕竟，虽然微信现在已经成为智能手机上的超级App，但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无法对社交圈进行分级。微信现在已经越来越沉重了，例如我有3600多好友，浏览如此多好友的朋友圈几无可能。但微信还无法像微博那样，让星标或特别关注的好友在朋友圈单独分组。第二，云端存储的瓶颈。换新手机或者丢旧手机，微信聊天记录的转移很头疼。微信的所有记录需存储在终端，不同终端登录的内容较难合并，大量垃圾内容占用手机终端存储空间，无法进行智能化处理。第三，知识和资讯管理的短板。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的文章，无法根据个人兴趣和阅读习惯进行智能推荐和排序，要按照时间线浏览，难以节省用户时间。虽然微信有一些短板，但不可否认，它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突出，2016年还看不到有其他应用能取代其霸主地位。微信已成为个人社交的超级应用。无论是真实世界还是虚拟网络中，微信成为个人首选的身份标识。在社交场合，交换名片已经被扫微信二维码所取代。人们在移动互联网进行交互的首选应用，也非微信莫属。微信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率在互联网用户中或已超过移动电话。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微信的依赖是全方位的。微信已成为社交时代的超级网络霸主。微信成为社会资讯传播的主要平台。超过千万量级的微信公众号，为朋友圈和微信群带来大量原创和编辑的内容。微信订阅号、服务号和朋友圈，成为人们阅读资讯、新闻的主要来源。随着微信用户习惯于在微信内部获取资讯，无论传统媒体还是门户、客户端的内容浏览量都可能进一步流失。其他媒体边缘化，微信平台独大的局面可能在2016年更趋极化。微信在智能化方向进行探索。在人工智能领域，微信在统计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分析和语音识别方面有很多积累。其产品包括大家熟悉的语音转换文字、微信用户斑马分析系统、扫一扫功能（扫码、扫产品、书和电影广告，扫词翻译），摇音乐、摇电视以及“为盲人读书”等公益项目。微信团队和香港科技大学于日宣布成立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WHAT Lab的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数据挖掘、机器人对话、机器视觉、语音识别。研究重点是：在微信大数据下的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突破，使得互联网+更智能，微信的连接可以更深入。综上分析，我认为2016年微信会更加强势，成为移动互联网领域无法撼动的社交霸主。但只有微信对智能化有更多研发与创新，才能排除未来被新一代智能媒体取代的可能性。中国经济会触底反弹吗？?（3票会，6票不会）中国经济必须化解系统性风险张立伟 媒体评论员中国经济2015年经历了增速破七，金融市场动荡及大规模资本外流。2016年面对的挑战与风险或许更大。这是因为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并不断积累风险，如果通过改革去除这些风险，在短期内会引起经济恶化，出现通缩现象，甚至陷入“通缩螺旋”。不去除这些风险，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会持续累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明，2016年中国将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清理僵尸企业与过剩产能，加快去库存与去杠杆。如果能处理这些问题，将会与中国1990年代后期状况类似，当时政府推动国企、金融以及财政等改革，为繁荣打基础，但要承担企业倒闭、失业增加、银行不良资产骤升等代价。任何结构性改革均会因为主动引爆失衡的结构而发生暂时“坍塌”，能否承受这样的代价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重要原因。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后因不愿付出代价出现了“消失的二十年”，结构性改革至今未完成。只要中国在2016年执行结构性改革，必然会引起阵痛，加速经济下滑趋势，这是经济换轨的必然之路。影响2016年中国经济的第二大因素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近日，美联储终于决定加息，并暗示2016年存在多次加息的可能。美联储加息虽然表明美国经济企稳复苏，但会刺激全球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冲击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影响中国出口以及大宗商品市场；同时，人民币将面临贬值压力，资本持续外流会起到货币紧缩的作用，尽管央行可以通过降准等措施缓和这种紧缩效应，但中国企业的融资困境与信用风险会加剧。国内结构性改革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定了2016年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并维持继续探底的趋势不变，触底反弹的可能性较小。至少“破旧”性质的结构性改革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同时，新的增量部分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中国至少在未来两年内将处于震荡期，以寻求新的平衡。政府想通过家庭部门(主要是农民)加杠杆的方式消化地产库存，重新拉动经济增长。根据历史数据分析，购房需求改善领先于房地产投资回升约3个季度，但当前库存过多而需求过弱，可能至少需要一年以上才能刺激有限的地产投资。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甚至认为，2016年房地产投资可能降至零增长，这表明地产去库存政策对2016年的经济增长作用甚微。但是鼓励家庭部门加杠杆的政策却有金融风险，尤其是低收入者工作并不稳定。2016年最大的风险就来自金融领域，中国曾计划通过加大证券化力度来解决企业融资困难以及债务率过高的问题，但股市振荡打断了证券化进程，企业不得不继续以过高成本通过信贷或债务融资，继续推高中国企业杠杆率，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持续下滑，这构成了一种断裂风险。随着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比例逐步上升，并且业界普遍预期未来不良贷款率还会继续上升，银行惜贷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清理僵尸企业与过剩产能可能会引起信用紧缩。2016年将会是各种风险聚集的时间点，安全可能比经济增长更为重要。中国大妈会血本无归吗？?（3票会，6票不会）金融创新，一地鸡毛张杰 资深财富管理专家短短十年，理财市场蓬勃发展，如火如荼。可惜，监管缺位，野蛮生长，走到今天，几乎畸形，一片乱象。然而，当泛亚、e租宝、大大等庞氏骗局性质的P2P，借着“金融创新”的名义不断重演起高楼、宴宾客与楼塌了，还是让人震惊不已。在豪华装修的办公楼里，固定收益、资产配置、风险分散、普惠金融已经完全被滥用，涉世未深的小鲜肉，估计是被洗脑了，或者是迫于生计，或者是迫于考核，还没到半桶水的金融水平，动不动给你来句：银行理财收益太低了，来买我们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吧，分散配置一点，很安全的。可是，真的安全吗？投资安不安全，首先应该看的是底层资产，不管是债权、股权，还是大宗商品，拆开来仔细看看，风险点数不胜数：要么是劣质资产，要么是有毒资产，要么是高杠杆，要么根本就是庞氏骗局。如果底层资产不靠谱，你还在此基础上理财，不管如何花里胡哨进行包装，不管如何花言巧语进行营销，终将地动山摇，瞬间崩塌。目前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不到2%，银行理财产品再怎么设计，一年也就5%左右的收益率，靠谱一点的信托8%左右，底层资产直接决定收益水平。按目前市场情况，5%左右就是隐含刚性兑付的最高收益，如果超过这个收益率，大抵是有风险的金融产品。如果一年的收益率在10%以上，那一定是风险极高的产品，因为市场上没有收益这么高、风险这么低的底层资产。产品之外，投资要考虑选一个靠得住的交易对手，银行总体来说相对安全，即使银行的风险偏好加大一点，经营杠杆略高一点，如果出了系统性风险，至少还有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而良莠不齐的P2P，不要说遇到资产违约风险，一旦遇到流动性风险，资金链立马断裂，再豪华的办公室，分分钟倒闭关门，再高的收益率，分分钟拿不回本金，到时你找谁哭去？高收益的诱惑，让中国大妈趋之若鹜，可是你就不想想高风险？抑或你抱有侥幸心理，真以为自己可以富贵险中求，真以为自己可以在破产前抽身？投资理财最重要的事，是安全，但何为安全？银行固定收益的理财产品安全，是因为如果底层资产是信贷类债权，背靠的是银行给企业的授信额度。如果底层资产是债券，至少也在AA-以上，即使这样，还要精挑细选，防范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呢。高收益的背后是高风险。要明白的是，高风险意味着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获取高收益的概率越来越小。在此提醒走江湖的伪专家，要知道，国内投资者以中国大妈居多，但又特想赚钱，警告你忽悠时悠着点：赚钱的时候，彼此相安无事；一旦有事，必将祸及自身。在此也提醒可爱的中国大妈，不懂就不要太冒险，老老实实放银行，好好享受生活吧。您要惦记高收益，就像在高铁的轨道上打盹，风险极大，小心骗子惦记您的本金。到时两行清泪，满脸委屈，虽然可怜，但你又能怪谁呢？骗子可恨，你不是一样可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此也呼吁监管机构，该管管了，不然P2P、众筹等金融乱象，像毒瘤一样肆意滋生，2016年玩爆的会更多。到时中国大妈纷纷赔了棺材本，再也没有心思跳广场舞了。一线城市房价是否会暴涨？?（3票会，6票不会）暴涨推手：人口压制与利率压制作者：高利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归根到底，房价问题首先是个人口问题。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从三线城市向一线城市迁移，是无法遏制的大潮，会持续数十年之久。这个三线流向一线的根子是老龄化，老龄化越厉害，年轻人口越是会从三线城市净流出，流向一线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韩国如此，日本如此，中国也将如此。韩国、日本夸张到什么程度？全韩国人口5000万，首尔是1000万，占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全日本人口1.26亿，大东京都有3500万人，占了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还不止。反观咱们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呢？官方口径是2500万，对全国13亿，占比才2％，那么，当二十五年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接近今日日本时，上海人口是不是会超过5000万？如果上海人口会上摸5000万，或者说会翻一番，那么上海的房价就不是涨不涨的问题，而是涨多高、涨多快、以慢牛还是暴升的方式涨的问题。但涨跟暴涨还有差异，暴涨还有额外的原因。为什么一线城市的房价时不时地会暴涨一把？这主要是人口管制、人口压制的缘故。这意思是说，人口管制是一线城市房价间歇性暴涨的主要根源。有人问，一线城市的人口管制有多厉害呢？上海北京都那么多人了，不管制还得了吗？放下第二个问题不谈，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叫zipf's法则的公式，间接观察一下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人口被管制得有多厉害。zipf‘s法则是这样说的，第一大的城市的人口总数是第二名的2倍，第三名的3倍……第n名的n倍。按2014年的统计口径，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13座，排名第50名的城市的人口是667万，按Zipf’s法则，拿1000乘以13是过了亿，拿667乘以20也是过了亿，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人口今天过亿才合适，打个对折，今天也得5000万吧，上海现在是2500万，被管制掉了2500万，这个被管制掉的2500万，正是暴涨的动力所在。那么，解除了人口管制、人口压制的话，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的现象就会消失了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当前的十年还是利率趋零、资金脱媒的十年。利率的长期下降、趋向于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不断走高的另一个推手，更是高端豪宅市场暴涨的最大推手。容易理解的是，利率趋零，会引起资产价格的走高，房地产作为资产的大宗自然也是水涨船高。需要稍稍绕弯的是，一线城市的高端豪宅涨幅会更大、暴涨会更频繁。为什么？因为利率走低会引起资金脱媒，所谓资金脱媒，就是大量资金离开低利率的银行，转向追逐高收益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会迎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这个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发展将造就更多的高净值人群、富豪人群。按照招行的调查，中国的高净值人群2014年达到100万，2015年增长到123万，增速高达23%，十年之内，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将超过500万，而一线豪宅市场的供应增速远远跟不上这个高净值人群极速扩容的步伐，于是，豪宅市场连连暴涨势所必然。对于一线市场，在人口和利率双重作用下，十年里头出现三四次暴涨毫不过分，而高端豪宅市场暴涨的次数还会更多。既然，暴涨是如此的高频度，那么赌一线城市的房价来年会暴涨，猜错的概率有限。下注：2016，一线城市房价暴涨；豪宅市场暴涨幅度更大。微信转载自：南方周末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浙金中心，是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设立的综合性金融资产及相关产品专业交易平台，由浙江省金控集团下属的浙江省金融市场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市国资委下属的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民生银行下属的民生置业有限公司、国信证券下属的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浙金中心归属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监管。浙金中心(webzjf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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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装GPS跟踪区委书记公&事主一审重审获刑3年半中青在线北京9月22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 原公安官员郑绍鑫等来了重审结果。9月9日，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一审重审判处其犯受贿罪、非法使用窃听专用器材罪，获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该院此前曾以相同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2万元，后被二审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记者注意到，此次重审认定的许多事实，与前一轮一审相比并无太大出入。为郑绍鑫作无罪辩护的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彭逸轩表示，郑绍鑫不服判决，已提出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曾报道，郑绍鑫原是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潮南分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2014年，他将GPS设备安装到时任汕头潮阳区委书记陈新造的公务车底盘上，后用手机拍摄到该书记离开某酒家的情况并进行举报。对此，当地官方曾回应，陈新造去的不是高档场所，且只花600多元，也非公款；超标车系书记的配车发生故障，故而临时由区委办公室调配。（详见本报日《郑绍鑫案二审裁定发回重审》）被郑举报的陈新造后来卸任潮阳区委书记，今年7月的公开报道中，其职务为汕头市委副秘书长。不过，日，举报区委书记未果的郑绍鑫因涉嫌非法使用窃听专用器材罪被刑拘，当年10月11日被逮捕。此后的指控中，郑绍鑫多出了一项受贿罪。这两项罪名在濠江区法院2015年12月的一审判决中均被认定，然而，2016年5月，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近日作出的重审判决依旧认定，2014年3月，郑绍鑫向他人借用GPS便携数据终端，并到潮阳区政府大院内将终端安装到陈新造使用的汉兰达公务车底盘上，对其定位跟踪。日中午，郑绍鑫根据GPS定位跟踪，该公务车停在陶轩酒家门前，便指使司机驾车载其到该处，使用手机对区委书记及其同行人员离开酒家的情况拍照和录像，后指使司机将该消息在网上举报。判决坚持认为，被害人陈新造时任潮阳区委书记，其在履职期间代表潮阳区委、区政府，非法使用窃听专用器材的行为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潮阳区委、区政府形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使准备来潮阳区投资的投资人持观望态度，给潮阳区的经济建设间接造成经济损失，应认定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围绕涉案器材的诸多观点在庭审期间一度引起交锋。彭逸轩曾告诉记者，前述GPS终端虽有远程聆听功能，但无证据证明被告人启用过该功能，而非法使用窃听专用器材罪打击的应是非法使用行为，而绝不能是持有行为。对此，判决回应，从立法原意看，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即国家对窃听专用器材的管理秩序，只要存在违法使用窃听专用器材的行为，不论其是否启用了窃听功能，均应认定为&非法使用&的行为。彭逸轩还称，公安机关扣押了与涉案器材有关的6张产品信息卡，每张卡对应一部GPS数据终端，但经比对发现，鉴定书中送检的两部GPS终端，其中一部不在被查扣的信息卡中，故而认为鉴定涉嫌造假。判决则采信公安机关的解释，称被扣器材者一共买了七八部GPS终端，不限于被查扣的6张产品信息卡，故而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关于受贿部分，重审判决继续认定，2005年底至2006年4月，时任陇田派出所指导员的郑绍鑫指定二友照相馆为多个村的村民集中采集第二代身份证照片。照相馆老板为了感谢郑绍鑫对他的关照，按照照相人数以每人5元的标准，分4次共拿8.4205万元送到郑绍鑫的办公室。彭逸轩认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涉案时间为2006年，根据涉案金额，其最长追诉时效为5年，故已经超过追诉时效，应当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对此，重审判决的解释是，2006年5月至8月期间，汕头市潮南区检察院已根据举报，对郑邵鑫收受照相馆钱款的问题开展调查，期间郑绍鑫指使同案人退还贿赂款并作虚假陈述逃避侦查。2006年9月，潮南区检察院对该案中止调查。2014年9月，纪委办案机关将案件线索移送汕头市检察院，该院破获本案，因此没有超过追诉时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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