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规注释/白鹿洞书院学规
白鹿洞书院揭示：即《白鹿洞书院学规》。 白鹿洞书院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境内，位于庐山 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唐李渤读书其中，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因此地四山环合，俯视似洞，由此得名。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后扩为书院，与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的嵩阳书院和应天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别：内外差别。序：尊卑次序。敬敷：认真布施。审问：详细地问。指在学问的探究上深入追求。慎思：谨慎思考。明辨：明确地分辨，辨别清楚。笃行：切实履行，专心实行。穷理：穷究事物之理。若夫：至于。用于句首或段落的开始，表示另提一事。窒欲：亦作“窒欲”，抑制欲望。迁善改过：指改正过失而向善。正：纠正，改正，匡正。得：得到，收获。窃：用作表示自己的谦词。徒：独，仅仅。固：原来，本来。持循：犹遵循。大端：谓事情的主要方面。戒谨：小心谨慎。
作者介绍/白鹿洞书院学规
朱熹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著名的思想家。朱熹学说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文学上强调文道统一，重道德修养，以致用为主，反对浮华。其诗文创作均有一定成就。有《朱文公文集》。早在唐代九江就出现了书院的最初形态，李渤就曾在此读书。南唐升元年间，到庐山隐居、避难的读书人开始在白鹿洞“建学置田”，正式称为“庐山国学”，这是庐山第一所学校。北宋在统一大部分国土后，庐山国学乃改称为白鹿洞书院。北宋末年，因金兵南下，庐山的建筑包括白鹿洞书院被战火毁坏。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聚徒讲学，这是他一生中振兴理学、开创和健全书院制度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淳熙六年至八年（）朱熹任职于南康军期间，为兴复白鹿洞书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重建院宇、筹措院田、聚书、立师、聚徒、订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立课程等。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后来书院的发展、学校的建设有着重大影响。
原文翻译/白鹿洞书院学规
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恩义，夫妇之间有差别，长幼之间有顺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以上是“五教”之目。尧舜命契担任司徒，认真施布的“五教”，即是指此而言。所谓学，就是学这“五教”。学习有先后顺序，也分为五个方面，分别是：广博地学习，详尽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别，切实地实行。以上是学习的顺序。学、问、思、辨这四个环节，是穷理的过程。至于笃行这个环节，则从修身直到处事接物，又各有要领，分别是：言论忠诚信实，做事勤勉认真，惩戒忿愤，抑制情欲，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以上是修身的要领。使正义得以伸张，不谋求利益；使真理得以彰明，不计较功劳。以上是处事的要领。自己所厌恶的事，不施加于他人；行为达不到预期目的，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以上是接物的要领。在我个人看来，古代圣贤用以教导人学习的这些方法，其意图无非在于要人们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再推及旁人，并不仅仅是要人们强识博览撰写诗文，以钓取声名利禄。现今求学的人们，却都违背了古代圣贤的这一意图。然而，圣贤用以教育人的方法，都包括在经典之中，有志之士，本就应当熟读深思并加以问辨。假使能知道明理修身是当为之事，并自我严格要求，那么，哪里还用得着别人创设规矩禁令，而自己去遵循呢？当今，就学有规则，对待求学的人来说，这已属浅薄了，而这些方式又未必合于圣贤之意。所以，不再把这些东西用于这所学堂，而是专门选取圣贤用以教人学习的大原则，条列于此，揭示于门楣。诸君如果能相互讨论共同遵守，身体力行，那么，当思想、言语、行为发生时，能使人小心谨慎并感到畏惧的，必定有更加严厉于所揭示内容的。如果有人不这样做，或者做了出违背的事情，那么这个揭示作为规则，就定能对他发生作用，因而是不能忽略的。诸君还是要认真思考啊！
学规揭示/白鹿洞书院学规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最初没有明文规定，直至朱熹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条文也比较抽象概括。以后历代陆续补充，有的订得比较详细，有具体的细则，尤其是对生徒品德修养和生活起居方面的要求，规定得十分明确。在白鹿洞书院的历史上，除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外，还有《胡居仁规训》，《布衣章演为学次第》，《参议葛寅亮课语》，《主洞汤来贺学规》，《蔡宗充洞规说》，《主洞李应升洞规》，以及《督学王练戒勉》等等，不下二卜五六个之多，它们虽然都体现出忠于封建纲常的总精神，但又各有各的特色。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方面是受到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古代教育经验的继承。周予同先生《中国学校制度》一书考证，佛教最盛行之时，每个寺庙就是一个佛学院，为了向佛徒传经布道，订有“清规”。唐代怀海禅师的《一百丈清规》，就是一部成文的禅林法规。这个规约，既有上课，考试的纪律，还有课外言行的规范；既有如何对待书院内事的规定，还有如何对待社会问题的规范；既有正面教育的要求，还有教育处罚的办法。至于为学校专门制定的守则，我国古已有之，管子的《弟子职》就是一例。这个守则，不一定为管子手定，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根据当时官、私讲学经验写成的。它规定了学生应该遵守的学习和生活纪律，内容庞杂，不易记诵，朱熹为之写了注说（见《朱文公文集读管氏弟子职》），并认为它只是“言童子人学受业事师之法”（《礼仪经传通解学礼》），即是一个小学生守则而已。《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为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而制定的大学教育方针和大学生守则。它包括的内容很广，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内容、为学程序、修身、处事和接物等一系列纲领。其本文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这个简短的学规，集儒家经典成语，便于学者记诵。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封建纲常的“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到人人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总的来说，它要人们知道封建伦理是“天理”，人性就是此理在人身上的察赋，封建道德伦理是永恒的神圣的，人们必须循此为学。对此，朱熹在学规文本之后，特地做了一番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如左，而揭之相间，诸君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可以看出，朱熹讲学或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学到杂乱的知识，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要人们按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成为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他规定了封建社会“大学”教育内容的核心，是讲明封建道德的所以然，这既是教育内容，也是教育目的，把世界观、政治要求、教育目的与学习修养的途径融而为一。这种教育理论，以及由它引申出来的一些实际教学措施，对巩固封建秩序能起很大的作用。它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并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虽宗“心学”，但也不能不承认，“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阳明全书·紫阳书院集序》）。《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从过去的经书中提取的。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曰：“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为学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间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接物之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已，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作为“学规”，朱熹及其弟子并不是把它作为空洞的教条，教者和学者都努力按照“学规”的要求去做，教者为人师表，严格要求“为师者，能忠信笃敬，毫发无伪，训警恳至，语自肺腑流出，能致力于躬行实践，不专尚空谈，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增补宋元学案·慈湖学案·冯兴宗》卷74）教育学生时，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教育，弟子程允夫“少却玩味践履功夫”，朱熹即要求他“讲了便将来践履，即有归宿”（《朱子文集》上册卷二）。弟子方耕道是个“迫急之人”，朱熹即要求方耕道“于日用语默动静之间，立规程深务涵养，毋急近效，要以气质为功”（《朱子文集》上册卷二）。郑可学“受学于朱子，以票性卞急，力于惩忿，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令问答，率前贤所未发，四方来学者，朱熹多使质正焉”（《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郑可学》）。朱熹教好了郑可学的“急性病”，并充当朱熹的辅导教师。《白鹿洞书院揭示》自问世以来，一直作为封建社会教育的共同准则。朱熹的高足弟子刘偏，任国子司业时，上奏朝廷，“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大学”（《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刘愉》卷69）。到宋淳佑六年（1246），“理宗诏颁《白鹿洞学规》于各州府县立石”。这样《白鹿洞书院揭示》便成为全国性的学校和书院的“教规”了。在此同时，一些朱熹的弟子及当时的学者也仿效《白鹿洞规》，制订了一些“学规”，有的全文照搬，按照《白鹿洞书院揭示》进行办学和管理书院。朱熹的门人程端蒙和其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书院揭示》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生徒所应用又能为官学学员所接受的《学则》，人称《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学员所采用。其内容为：凡学于此者：一、必严朔望之仪：其日味爽，直日一人主击板。始击，咸起，盟漱总栉衣冠。再击，皆着深衣或凉衫升堂。师长帅弟子诣先圣像前再拜，焚香讫，又再拜，退。师长西南向立。诸生之长者，率以次东北向，再拜，师长立而扶之。长者一人前致辞，讫，又再拜，师长人于室，诸生以次环立，再拜，退，各就案。二、谨晨昏之令：常日击板如前，再击，诸生升堂，序立，侯师长出户立定皆揖，次分两序，相揖而退。至夜将寝，击板，会揖如朝礼，会讲，会食，会茶，亦击板如前。朝揖，会讲以深衣或凉衫，余以道服措子。三、居处必恭：居有常处，序坐以齿。凡坐必直身正体，毋箕踞倾倚，交胫摇足。寝必后长者。既寝勿言，当昼勿寝。四、步立必正：行必徐，立必拱，必后长者，毋背所尊，毋践闭，毋跋倚。五、视听必端：毋浮视，毋倾听。六、言语必谨：致详审，重然诺，肃声气，毋轻，毋诞，毋戏谑喧哗，毋及乡里人物长短，及市井鄙理无益之谈。七、容貌必庄：必端严凝重，勿轻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轻有喜怒。八、衣冠必整：勿为诡异华靡，毋致垢弊简率，虽燕处，不得裸祖露顶；虽盛暑，不得辄去鞋袜。九、饮食必节：毋求饱，毋贪味，食必以时，毋耻恶食。非节假及尊命不得饮，饮不过三爵，勿至醉。十、出人必省：非尊长呼唤，师长使令及己有急干，不得辄出学门。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人不逾期。十一、读书必专一：必正心肃容，计遍数，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须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务泛观，毋务强记。非圣贤之书勿读，无益之文勿观。十二、写字必楷敬：勿草，勿倾敬。十三、几案必整齐：位置有伦，简恢不乱。书筒衣筐，必谨肩钥。十四、堂室必洁净：逐日值日再击板如前，以水洒堂室，良久，以帚扫去尘埃，以巾擦拭几案，其余悉令斋仆扫拭之，别有秽污，悉令扫除，不拘早晚。十五、相呼必以齿：年长倍者以丈，十年长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尔汝，书问称谓亦如之。十六、接见必有定：凡客请见，师坐定，值日击板，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师长，命之退则退。若客于诸生中有自欲相见者，则见师长毕，就其位见之，非其类者，勿与亲押。十七、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弹琴习射投壶，各有仪矩，非时勿弄，博弈鄙事，不宜亲学。十八、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择谨愿勤力者，庄以临之，恕以待之，有小过诃之，甚则白于师长，惩之不俊，众察师长遣之，不许直行己意。苟日从事于斯而不敢忽，则人德之方，庶乎其近矣。（张伯行《学规类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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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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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白鹿洞学规》详解
朱子《白鹿洞学规》详解
& & 朱子《白鹿洞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为了培养人才而制定的大学教育方针和大学生守则。它包括的内容很广，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内容、为学程序、修身、处事和接物等一系列纲领。& &
& & 全文如下：
&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 &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 &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 &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 &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 &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 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 & 纵观全文，精髓有五，分别详解如下：
一、五教之目：
& &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 & 解：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原文】“天下之达道五，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曰：“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五教”就是进行五个方面的伦理关系的教育。“五伦”即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在《礼记·昏义》和《孟子·滕文公上》中皆有论述。
& &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意思是：父子之间应该有亲情，君臣之间应该有道义，夫妇有内外之别，长幼尊卑次序，朋友有诚信。也就是说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君要仁、为臣要忠、为夫要义、为妻要从、为长要惠、为幼要顺、为友要相互讲诚信。
二、为学之序
& & 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 & 解：为学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原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 &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意思是：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请教，勤勉地思考，明确地辨别，忠实地行事。
三、修身之要
& &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 && &&&& && &&&解：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原文】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MO）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期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 & “言忠信，行笃敬”的意思是：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严肃。
& &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出自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原文】“君子乾乾，不息於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乾损益动第三十一》。指压抑自己的欲望和怒气，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向善。
& &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意思是：压抑自己的欲望和怒气，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向善。
四、处事之要
& &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 & 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则云：“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所制白鹿洞学规即引后一条，但“不计其功”与“不急其功”实际上颇有相差。
& &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意思是：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都是为了明辨真理而不是为了一己的功名。
五、接物之要
&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 & 解：接物之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原文】“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孔子经典妙句之一，亦是儒家文化精华之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所主张的处世原则。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请教说，有没有这样一个原则，它是我们终身都应该遵守执行的。孔子说，有的，这就是宽恕。宽恕的意思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与这个原则相伴随，孔子主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达到；不愿意别人以某种方式对待自己，自己就首先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说过，他的所有主张中贯穿着一个基本原则。学生们都不理解这个原则是什么，只有曾参理解，曾参说，就是忠诚和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宽恕原则的表现之一。& && &&&孔子认为，这个原则，是实行仁义的重要途径。如果每个人都从这里入手，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仁义道德的人。这个原则发展到近代，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的意思。一个人要办什么事，首先要想一想，假如自己处在这样的地位，将会怎么做？这样思考问题，就可能使问题得到比较正确的处理。 因而，这个儒学提倡的原则在今天仍有它的生命力。
& &&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孔子所强调的是，人应该宽恕待人，应提倡“恕”道，唯有如此才是仁的表现。“恕”道是“仁”的消极表现，而其积极表现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所阐释的仁以“爱人”为中心，而爱人这种行为当然就包括着宽恕待人这一方面。《论语》中提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 &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原文】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译文】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 爱是否不够；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 才智是否有问题；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家——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诗 经》说：‘长久地与天命相配合，自己寻求更多的幸福。”’& &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意思是：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
& & 《白鹿洞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乃集儒家经典语句而成，便于记诵。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到自觉遵守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
& & 朱熹在学规文本之后，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如左，而揭之相间，诸君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
& & 从这段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朱熹讲学或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学到杂乱的知识，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要人们按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他规定了封建社会“大学”教育内容的核心，是讲明道德的所以然，这既是教育内容，也是教育目的，把世界观、政治要求、教育目的与学习修养的途径融而为一。这种教育理论，以及由它引申出来的一些实际教学措施，对巩固封建秩序能起很大的作用。它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并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亦对这个学规给予了高度评价：“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阳明全书·紫阳书院集序》）。
& &《白鹿洞书院揭示》自问世以来，一直作为封建社会教育的共同准则。朱熹的高足弟子刘偏，任国子司业时，上奏朝廷，“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大学”（《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刘愉》卷69）。到宋淳佑六年（1246），“理宗诏颁《白鹿洞学规》于各州府县立石”。这样《白鹿洞书院揭示》便成为全国性的学校和书院的“教规”了。在此同时，一些朱熹的弟子及当时的学者也仿效《白鹿洞规》，制订了一些“学规”，有的全文照搬，按照《白鹿洞书院揭示》进行办学和管理书院。
& & 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振兴岳麓书院，将《白鹿洞书院教条》颁于该书院，以贯彻他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思想，成为岳麓书院最早的正式的学规，对岳麓书院的教学，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熹的高足弟子陈毖，主持福建延平书院时，又把《白鹿洞书院学规》照搬过去，另一弟子叶武调郴州教授时，“亦以白鹿洞规为诸生准绳”。（《增补宋元学案·沦州诸儒学案·叶武子》卷69)
& & 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学规》及其他书院和学校的“学规”的制订，对后世书院和学校的学风建设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它有利于书院和学校的管理，有利于学员的读书上进，同时也有利于教书育人。即使是今天看来，只要轻轻地抹去蒙在它上面的历史的灰尘，它就会闪烁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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