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年自然灾害恢复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启示_百度知道四川灾后重建中的社会问题
　　　　地震一年半后的四川灾区，恢复重建已初见成效：巨灾之后无大疫、无饥荒、无流民、无动乱，百姓忙建房、政府忙项目，企业忙生产。目前的灾区基本形势是百业兴旺，国泰民安。在看到一派大好形势的同时，我们也须看到灾区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困难以及潜在的矛盾冲突。512 地震给四川造成了空前劫难：山崩地裂、房倒屋塌、人员伤亡、建筑受损、生态破坏……,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可以统计的灾情外，地震及其次生灾害还给四川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造成了更多用数据表述难以反映的影响和危害，这些危害因没有被列入传统的灾情统计，往往容易被忽视，并因得不到关注而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目前的灾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了维稳、灾区农房重建、灾民心理问题和民族文化抢救等还能得到重视外，许多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恢复、环境修复和老百姓生计发展等民生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如灾后城乡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灾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城乡家庭因灾返贫问题、农户迁居问题、灾后农村土地调整问题、因灾致残人员的康复问题、社区社会关系修复和重建问题、灾区农村公共服务问题、灾区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问题、灾区援助政策的公平性问题、灾区新社会组织问题、灾后干群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是因灾所致的新矛盾而引发，更多的则是原有社会矛盾在灾后的延续或加剧。对于这些现实问题，如若处臵不当，矛盾的积累或激化将引发各种社会冲突，直接干扰灾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决策执行。要在四川灾后重建中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切实加强“以人为本”的思想认识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在“两高建设”抓大项目、抓国家工程的同时，要更关注基层的经济建设，更重视加强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才能使四川的发展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　　一、灾区社会问题　　地震灾害所造成的多重破坏，打乱了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也给灾区的广大居民造成了程度不同的精神和心理伤害；灾后重建中的迁居和重建，改变了社区原有的居住和生产格局，使灾区的社会关系出现了比震前更复杂的局面；灾难袭来时的紧急救援和灾后的援助在实施中往往突破原有的行政格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秩序。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灾后重建空前巨大的援助投入和相关的补偿问题，也使得灾区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急剧凸显，利益矛盾迅速增多。这些新变化对灾区、乃至四川全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影响是：以往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以及社会认知等结构，因震灾及其次生灾害造成的影响而出现结构性改变，乃至部分解构。因此，四川的灾后重建是在与以往任何时候都极不相同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对社会公平的期望值普遍高于对发展效率的期盼，灾区对政策信息的需求高于对资金物质的需求，群众对干部廉洁公平的要求高于对其发展能力的要求。“公平”、改革”、“作风”是我们在灾区调查时随时可听见的关键词。　　1、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体制问题和作风问题目前，“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是全省的共同任务。此外，在灾区，根据灾情不同，各地政府的工作也有不同的重点。在极重灾区，主要是抓农房重建和学校重建，要保证在09年冬季，灾区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住进永久住房，全体学生要进新课堂。在一般重灾区，主要是抓生产恢复和农民增收，因此招商引资、找项目成为各级政府最看重的工作。在目前的灾区政府工作中，可以看到一些共同存在的现象，如重明星灾区，轻一般灾区；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重招商引资，轻本地资源开发利用；重项目，轻民意；重上级意见，轻下级和群众意见；干部使用重问责，轻监督和关怀培养；维稳中重控制、轻疏导防范； 学校重建中重校舍建设、轻师资培训；重建工程普遍缺规划、缺监理等等。这些共同现象反映出灾区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与民争利、唯利是图、浮躁短视等不容忽视的作风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在灾后长官意识膨胀，无视群众利益和群众呼声，也无视相关法规，既不依法办事，也不依行政程序办事，籍口“救灾情况特殊”，利用手中资源为所欲为。某地为了提前完成建房任务，去年8 月就开始催促群众建房，在10 月后为了打造旅游景点，又把群众自建的房屋全部拆除，利用援建资源由政府找来施工队统一修建，现在拆房的损失和建房的费用应该怎么算，整个过程情况是怎么回事，群众和一般干部不知情，有关领导也不给明确答复，其政绩行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制约。这种现象在灾区并非少见，纪委、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在灾区基层重建中的作用很难看到，这对保证灾后重建的顺利实施、尤其是保证灾后重建中的基层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作风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体制。近年来的政府职能转变刚刚在县市级推行，不少基层政府的机关和干部还没有形成“从管理到服务”、“规范化服务”、“依法行政”等基本执政理念和能力，灾后借口“情况特殊”、“特事特办”，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等现象有所抬头，而刚刚建立起来的制度却未能发挥应有的制约作用。究其原因一是灾区基层领导班子变动较大，新进人员多且来源多样。有的县政府副职达14 人，有的镇有11 名副镇长，包括县、市、省、中央各级下派的挂职干部、对口援建的干部和灾后新提拔的干部。这样的班子虽然可以推动工作，但规划、决策和监督的能力可想而知。二是灾后重建问题复杂且繁多，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更需要基层政府的实际工作部门能够从大局出发，根据现实问题和基层需求，积极改革创新，以此为契机深化机构改革。但仍有一些部门衙门习气不改，固守陈规，对基层和群众的诉求不回应，不提供服务也不承担责任，宁可不作为也不越雷池。例如省府发【2009】20 号文件对因灾致残人员的帮扶救助政策中，有“医疗康复救助”的专项资金，要求在2009 年底前对我省地震中因灾致残、鉴定为一至四级残疾学生的医疗康复和后续医疗费用继续实行免费政策，同时要求“各收治和医疗机构根据具体使用数额按季申报”。但青川县卫生局却说没有接到厅里的文件至今推诿不办。三是基层政府工作还没有形成“规划-执行-监督-评估”的规范化服务流程，仍然习惯于“见子打子”式的工作和完成“突击任务”，在灾后的特殊情况下，更容易忽视程序、制度乃至法规。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基本没有程序违法的概念，程序违法现象比较普遍。&&&&&&& 2、灾区社会支持的新需求虽然灾后重建的主体是灾区政府和人民，但要应对这场空前巨灾后的重建，社会支持是必不可少、也是至关重要的。社会支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除了物质支持、精神支持，还包括制度、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社会支持既可以是来自第一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可以是来自第二部门提供的商业服务和第三部门提供的公益服务。社会支持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支持的范围和领域也在扩展。如在这次地震救援中，不仅有来自政府的救援行动、也出现了来自企业、社会公众、甚至境外国外的救援行动；在国家提供的救援服务中，增加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心理救援等。社会支持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也是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投入灾后重建的重要途径。社会支持曾在抗震救灾中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在灾后重建中，社会支持应该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目前社会支持要回应的需求又是什么？　　从表象看，目前灾区群众最大的现实困难还是“缺钱”。建房要钱、维修房也要钱、购置家用品、生产资料、日常用度处处都要钱。现金的缺乏和贷款的困难给灾后重建中的城乡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深入调查研究中，特别是在与群众的访谈中，不少群众却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有事情没人管”。灾后重建千头万绪，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新老问题交织、公私问题混杂，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大堆问题迫切需要回答、解惑，特别是一些政策问题、利益问题和矛盾冲突问题更需要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倾听、关注和回应。而目前的灾区，不要说普通群众，就是一般基层干部都面临着遇到问题无处反映、反映了也“没人可以给个说法”的状况。这种群众和基层工作者缺乏诉求表达渠道的现象需要引起省委政 府的高度重视。古人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如果缺乏正常的表达和沟通渠道，极易形成“民意堰塞湖”；民情无人回应、民心自然难以体察，一旦川壅而溃，则将防不胜防。而目前的舆情反馈机制，因着眼于“维稳”、注重治安，几乎没有与群众对话交流的制度安排，各级干部身处利益相关格局，很难真正认真地听取民声、反映民意，故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民意表达渠道和沟通机制，使灾区的“民意堰塞湖”能够及时得到疏导，而通过“社会支持”将有助于找到具有疏导功能的合适载体。　　社会支持的重要意义在：在给予物质和精神支持的同时，给支持对象以尊重，提升他们的信心。相对于紧急救援时期举国支援灾区的氛围，大批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陆续离开灾区，使灾区群众感到“心里空空的”。而当我们在那些仍然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坚持的村或社区调查时，群众说“心里是踏实的”。缺乏社会支持和志愿者的陪伴，要靠灾区群众自己恢复正常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显然是困难的；同时，在没有集体经济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要靠灾区群众依靠一家一户的力量，自己寻找解决生计的新路子、引进新的生产项目、学习新的技术、开发新市场等等，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的。温总理说“信心是比金子还宝贵的”。对于灾区群众来说，维护在地震后建立起来的信心至关重要。现在什么能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信心？除了政府的政策，就是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提供的公益服务，以及援建政府提供的社工服务。都江堰在过渡安臵阶段由上海对口援建提供的“社工服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在上海社工撤走后，本地的社工却难以发挥相同或类似的功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上海社工是来自各高校和非政府组织的职业（专业）社工，他们是以第三方的身份、而不是政府（或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工作，他们的“民间性”更能够贴近民心、倾听民声，而他们专业化的服务业能够更有效地回应民意。目前，理县、安县、绵竹、彭州、什邡、北川、青川、剑阁、小金、大邑、茂县等地都有对口援建的政府、民间公益组织和高校社团建立的各类社工工作站（服务队）、或项目点，这些社会工作机构为灾区重建提供了灾后综合社区服务、心理关怀和情绪疏导、青少年儿童服务、家庭服务、社区资源动员、社区关系重建、老人关怀、志愿者培训、家庭生计恢复、合作社培育、学校社工、板房区社工、生态旱厕普及、艾滋病防治、新型住房建设等多种服务。虽然与政府的援助相比，这些服务的规模不大、所能给予的物质和资金也不多，但给当地群众带来的支持力度却是很大的，这种陪伴式的服务最能够带给灾区人民的是自力更生的信心、是重建家园的能力、是可持续的发展生计；有效消除了群众“等靠要”的消极情绪、无能为力的孤独感、对生活的失望和对政府的抱怨，树立起了公民的责任感。而这些社会效果在政府的援助中是不容易看到的。　　3、农户迁居引起的问题据了解，我省极重灾区60%以上的农房需异地重建（包括本村内的住房迁建、 统规统建”和政府的异地安臵）。由于多数新建房屋自主选择向道路两侧和集镇集中，因此，多数地区在迁建中自发形成了集中居住的格局，一些新的聚居区因此而出现。据我们的调查，除成都市的一些区县有比较规范的建设规划外，多数地区的重建是在无规划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这些自发形成的聚居区缺乏相应的规划，特别是公共服务（饮水、垃圾、道路、电）设施的不配套，是多数新聚居区共同存在的问题。某村灾后重建时由于时间仓促，没有事前规划协商，多数农户把住房建到村道两旁，一些新房建好后却因为没有上下水，造成生活的极大不便；而事后统一修建的上下水工程不仅增加了施工成本，还因为个别住户的不配合造成工期拖延，引发邻里矛盾。某村重建后本村的建设基本就绪，但进入本村的道路需要从外村经过，因赔偿协商不成，道路至今无法修通。像这类因集中居住后出现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问题，许多农村重灾区均可见到，其中尤以道路、饮水和垃圾处理最为常见。因为这些设施或需要占用土地、或需要前期投资和后期管理，且无私利可图，是典型的公共品，如果没有公共决策和公共投入，村委会（乃至乡镇政府）是很难协调和提供的；而这类问题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灾后重建中农村居民的安居质量和满意程度，并可能引发新的矛盾。&&&&&&& 4、城镇重建面临的问题 城镇的重建相比农村的恢复重建更为困难，一是因为城镇的利益群体构成远比农村复杂，尤其是城镇中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济组织，涉及牵扯的利益矛盾错综复杂，赔偿问题、补贴问题、经营问题等等相互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是城镇体制差别明显，体制内外和城乡人口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医疗、教育、就业，包括赔偿、补助、接受资助等方面）差距在灾后有所扩大，社群之间的差距极易导致社会性的不满情绪；三是因灾致贫群体的社会支持严重不足，灾后由于各种原因，对进入城镇的社会支持设臵了很多门槛，外来的物资和志愿者至今也很难进入城镇；四是因灾受损的利益诉求缺乏表达渠道，特别是集体公房的拆、迁、建及分配问题，至今没有公开透明的政策措施，多数在板房区居住或投亲靠友的居民至今没有得到相关的政策信息，他们的投诉和申诉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应。都江堰某街道的居民楼在基本完好、且未通知业主的情况下被强行拆除，事后没有任何部门出来给予解释或说明。致使这些业主反复上访，成为不稳定因素。五是城镇政府的主要精力在寻找和应对大工程、大项目上，对本地的重建暂且自顾不暇。六是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灾情特殊”成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的常见借口。　　二、灾区社会矛盾及其分析　　进入灾后重建以来，灾区的矛盾主要还是围绕“重建”而产生，矛盾的表现也繁杂多样。&&&&&&& 1、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分析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目前灾区最突出的社会矛盾，表现为干部和群众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群众对干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有问题时没人解决，布臵任务时不容商量，政策信息不问不说。群众反映是：有事找不到干部是因为干部怕群众，总是躲起来不照面。干部面临的问题是：重建工作头绪多、上级布臵的工作多、群众反映的问题多，但是有关的政策不明朗、能够掌握和使用的资源有限，没有办法回应群众的要求。干部忙的和群众想的不一致，干部越忙群众越不满意。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影响到他们的工作，一方面是感到缺乏关怀。许多干部反映说，干部也是灾民，亲人离别的心理伤痛以及经济损失，外加工作任务压力，谁来关心我们？我们帮群众解决困难，谁来给我们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能力不足。灾后重建面临的问题许多是新问题，干部特别是基层工作人员需要有新的工作方法，比如面对受到灾害影响的群众，怎样倾听、怎样回应、怎样化解矛盾；怎样公平、合理地分配处理救援物品；怎样组织发动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等等，没有相应的培训学习，靠自己摸索，难免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当然，这里面还有因个别干部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等不法行为导致的干群对立。特别是个别极重灾区，外来资源多且监管不力，权钱交易的现象很容易出现；而只要这类事件出现一两起，就可能激起普遍的不信任感和情绪化反感，群众中的相对剥夺感就会更强烈，对干部的不满也会被扩展或强化。有意思的是，在调查中，目前群众中往往会把“政府”和“干部”分开：政府是好的（尤其是上级政府），干部不好（尤其是本地干部）。由此可见，目前政府的威信还是很高的，怎样防止群众的怨气从“干部”蔓延到“政府”，需要引起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高度重视。　　2、新老居民间的矛盾分析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因住房的异地重建和统规统建，在农村形成了很多新的居民聚居区。这些聚居区里的居民虽然多是彼此相识的乡里乡亲，而一旦比邻而居则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问题和矛盾。迁居引起的矛盾目前主要表现为新邻里关系的紧张。据我们在灾区了解的情况，由于这次灾后重建的建房多数是仓促上马，准备不足，包括土地使用和选址等许多实际问题在一开始都没有经过充分的协商和沟通，致使房屋建好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新的邻里关系紧张——这中间有实际利益问题（如耕地、林地、宅基地、房前屋后零星土地等土地使用问题、灾后和迁居后的土地补偿问题、救援物资和援助资金的分配问题、村原有资产和新增资产的收益分配问题等等），也有生活习惯问题（如放养家禽、垃圾处理等），还有个人行为问题（如不拘小节等）等等。我们在某重灾村调查时，一位老乡说：最怀念住帐篷的时候，大家那么团结，虽然艰苦但是很有信心；现在的重建把大家的心都搞散了。总之，由于迁居形成的新居住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区，但是新的行政管理和自治管理的体制建设还没有跟上，社区中的人际关系还处在磨合阶段，各种矛盾很容易产生，且没有协调疏导的机制。在一些地方，农村居民的住房重建采取了“社会联建”的方式，其本意是通过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对一的“结对联建”，在不违反国家土地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农村居民出让部分宅基地，城镇居民投入修建资金，解决农村住房重建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但在执行中，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打着“联建”的幌子，在农村宅基地上修建别墅出售，已经形成了新的居住小区。这些小区与重建社区的关系将会成为这些农村社区发展的新问题，如土地权益问题、小区居民与本地居民的关系问题、失地农户的生计问题、新增居民区对资源环境的影响问题等等。这种现象在风景区尤为突出。对这种政策风险、环境风险和利益冲突风险极其明显的现象，当地基层政府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意识和长远考虑，只是满足于“完成农房重建任务”、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眼前目标，对农村居民的真实意愿充耳不闻，既无对群众意见的回应交流，也无风险应对措施。一旦新业主入住，矛盾和问题将难以避免。　　3、学校与社区的矛盾分析这类矛盾多见于明星灾区内有巨资学校的社区。由于这些巨资学校投入大、影响大，各级政府也不敢掉以轻心，重点保护重点维护，俨然成为不可擅入的“特区”。学校本来应是社区的公共空间，不仅是学历教育的场所，也应是社会教育的场所，而这类学校在目前显然是不可能承担发挥其社会功能的。由于这类学校的名声在外，很有可能成为今后“灾区旅游”的看点。某学校附近的居民已经在把新房的底层开成铺面，相信学校会给本社区带来新的生财之道；而学校及有关管理方也在考虑怎样利用明星效应寻求利益最大化。这种趋利行为或许能够成为今后新的社区经济增长点，但也存在引发各方利益冲突的潜在危险，作为“公共品”的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商品化威胁已然显现。　　4、学校内部的矛盾分析对于灾区一般新建学校而言，由于学校多数是建在乡镇，学生集中住宿，学校管理面临的问题将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多数学校系重新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新的教师队伍、新的学生群体，其中多数人有死里逃生的经历，心理和精神的创伤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原有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学校内部的管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老学生、新老教师、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校、教师与学校、家长与教师、家长与学校（特别是伤亡学生家长与学校之间的矛盾，任何一次哭丧悼亡，都可能再次煽起悲情，造成基层的情绪动荡，上级或有关部门的问责）……各种矛盾交织，会使灾区新校的管理出现空前复杂的局面。另外，由于新校建筑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后期维护管理将超出过去的惯例。学校的维护管理费用（包括水电费、设备维修费、师资培训和学生行为养成培训等）属于长期投资，是学校正常运行的必备条件，我们在灾区调查时了解到，目前的灾区新校都还不知道这笔投资从何而来。4、外来建设者与本地居民的矛盾分析在512 地震后中央迅速做出了“对口援建”的决策，去年6 月11 号，《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出台，由１9 个省市在今后３年对口援建四川省的１8 个重灾县市，每个省市援助实物量不少于当年财政收入的１％。这种举国之力的救灾措施，对四川的灾后重建具有重大意义。灾后一年我们可以看到，对口援建的成效是巨大而有效的。但是在对口援建的过程中，由于援建工作政治性强，资金投入大，加之时间紧迫，外来建设者与本地居民的矛盾也在逐渐显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矛盾有可能累积，需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外来建设者与本地居民的矛盾多数是沟通交流不够，也有的是利益冲突，还有的是因违法犯罪所致。如有的援建工程为赶工期，忽视与当地的沟通交流，施工中忽视群众的心理感受和环境保护，引起当地的不满甚至抵触；有的外来建设者因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容易在生活交往中产生与本地居民的个人矛盾；有的是本地利益群体认为外来援建的投入影响了本地的市场，为谋求私利，给外来援建工程设臵种种障碍，甚至挑起 事端，制造矛盾；还有的是不法份子鼓动蒙蔽群众，借机侵吞盗窃援建物资，明目张胆“吃大户”。应该看到：对口援建中的任何矛盾都有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影响，也有可能激起群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切不可掉以轻心。　　5、志愿者（NGO）与基层政府间的矛盾分析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因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生命力的表现。512 地震后大批志愿者和民间组织积极投身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这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公民第一次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彰显了中国公民意识的兴起和蕴藏在民间的公民力量。由于我国社会管理的改革才刚刚起步，在应对社会公共事务时怎样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还缺乏制度的安排，尽管《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第一次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社会协同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参与各方的准备都显得不足。急剧迸发的公民志愿热情缺乏承载的实体和平台，许多志愿活动热情有余、成效不佳。及时的引导和支持公民的志愿热情，使其转为全社会的志愿精神，对各级党委的领导能力、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负责能力、社会组织的协同能力和公众的参与能力都是新挑战。目前灾区仍然有为数可观的志愿者和公益组织在村组活动，但地方政府对他们始终持戒备态度，观望多、服务少；限制多、支持少；防备多、信任少。而志愿者和公益组织与政府（主要是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和机制，也是造成互不了解、各行其是局面的原因。志愿者和公益组织与基层政府的矛盾虽然多是工作矛盾，但是由于志愿服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更为舆论所关注，网络信息传递迅速，容易产生连锁反应，基层政府对此十分警惕。某镇党委书记在回复说为什么要“劝退志愿者”时说：这些志愿者的工作，做得再好也不列入目标（考核），还要给政府工作带来压力（老百姓会比照志愿者要求干部）；可一但有点问题，就是维稳大事、就是政治错误。现在这么忙，要应付这些事实在没有精力，所以希望他们不要在村里常驻。偶尔来看看、搞点活动，我们还是很支持的。至于“希望志愿者留下”的群众愿望则被“顾全大局”所掩盖了。基层政府的这种态度引起志愿者的极大不满，虽然目前还没有可能引发其他问题，但就其发展趋势来看，是值得重视的。随着对灾后重建“公众问责”热的逐渐兴起，这类问题最容易招致对政府工作公开性、透明性和公正性的质疑。　　三、灾区社会建设的新探索及政策、措施建议　　今年是台湾921 地震10 周年。无论是地震的震级、影响的面积，还是造成的危害，921地震都比512 地震小，但是10 年后，台湾地震灾区的恢复和重建仍然没有结束。房屋、道路等建筑物的重建是容易的，山川河流等生态的恢复假以时日也可以期待，而受地震影响、乃至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体系，特别是灾难对人心、人性、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延续却是难以预期的。灾后重建中需要修复与重建的不仅是损毁的建筑设施，还有灾后已经发生改变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秩序结构和社会认知结构。因此灾区社会建设除了教育、卫生、就业、社保等一般内容外，还需要增加新的内容和项目。　　灾后一年，我们在灾区也看到了很多社会建设的新探索。这些探索既来自政府部门，也来自民间。特别的来自民间公益组织的社区工作，在解决社区的恢复与重建；集体新增财产的权属与收益；灾后个人与家庭的支持体系；灾后的新贫困群体及其贫困问题；灾后救援的公平性问题：地震伤残者、地震心理疾病患者、残疾人、流动就业者、老人、妇女的救援问题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和尝试，形成了一批灾后社会建设的典型，值得重视和推广（见附录）。为有效推进灾区社会建设，建议采取以下对策措施。　　1、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得到了全面的体现，也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原则。以人为本，意味着对普通人的重视和对生命的尊重。特别要提出的是，这里的人，不仅仅是指人们、群众、老百姓，也是指“公民”。公民不同于国民，也不同于人民，公民是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公民还是责任主体。在512 抗震救灾中，我国公民的主体精神和主体意识得到充分体现。数十万公民自觉自愿地在第一时间直接奔赴灾区前线，他们或以单位机构的形式、或自组团队、甚至单枪匹马，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动投入救灾，使得“志愿者”成为抗震救灾前线最靓丽的英雄群体；亿万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款捐物献血，尽其所能支援灾区，爱心如潮空前澎湃；许多灾区群众灾后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自救互救、相濡以沫，缓解了天灾造成的伤害，显示了人性的光辉和坚忍不拔的勇气……。如果说灾难中的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以人为本的执政党、一个负责任的强有力的政府，那么灾难中的四川也向世界显示了一种崭新的公民形象。这次抗震救灾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创新、行动创新的志愿者行动，而“公民的责任意识”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　　灾后新四川的建设中，我们要特别重视和珍视这种公民精神和公民责任意识。特别是在重建家园的工作中，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也要强调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建设新家园，公民是主体。政府要提供服务、支持和保障，但不能是“保姆”，更不能是“家长”。中国人习惯于做臣民、做人民，但地震中我们深深感到，我们还需要学习怎样做公民。我们党政机关的各级干部要在头脑中牢固树立“公民意识”，要做好“公仆”先做好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担当、敢负责；我们的企业和市场部门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努力做“企业公民”，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也要学习怎样做公民，不仅要懂得怎样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也要知道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和公民义务。——具体措施：（1）党政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必须把“人”放在更重要的位臵，尤其是经济建设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重蹈计划经济的老路，还指望“人民群众支持政府”。各项工作，尤其是正在制定中的“十二五规划”都必须强调“公民”视角，凡涉及群体或公民利益的问题，必须经过公开论证的程序，不能独断专行。　　（2）舆论宣传部门的宣传中要有“公民视角”和“公民意识”。　　（3）教育部门的思想品德课应以“公民教育”为核心，加强“公民教育”。（4）在党校培训中加强“公民教育”的内容，在各级干部的头脑中树立“公民意识”。2、社会建设坚持以社区为主体灾后四川百废待兴，工业要上、农业要抓，经济要恢复。建议在各项建设中尽可能把工作重心下沉，把社区做为建设的第一线。社区安定了，社会才能安定；社区恢复生机了，社会才有活力；社区服务到位了，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城乡社区应成为灾后社会建设的主战场。　　按照省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要改变“中心城市的点状繁荣与广大农村的普遍落后并存”现象，必须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农村的普遍落后”和中小城市的相对落后，落后的是民生，是公共服务，是文化，是社区建设。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公共资源（包括制度资源、政策资源、财政资源、组织资源等）的不公平配臵。灾后各种资源已经大量涌入四川，政府必须做出政策规定，保证社区（尤其是农村社区）成为主要受益对象。十七大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是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之所，也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中实行自治的最基层组织。经济建设的成果要在社区体现，政治建设要从基层开始，文化建设要落实到社区，社会建设必须以社区为基础，也是党建的第一线，农村社区还是生态建设的主力军。无论是基于灾后恢复、基于民生、基于社会公平、还是基于统筹城乡发展，社区都是不应该忽视的主战场。　　——具体措施：&&&&&&& （1）根据基层自治的有关法律和政策，以条例或其它法规形式（如四川城乡社区建设条例）明确社区在区域性灾后重建中的主体地位。 （2）明确规定灾后重建的援建物资应配臵到社区的物资种类和比重，利用公共资产的增量充实社区公共经济基础，为提高社区凝聚力提供经济保证。　　（3）鼓励社会捐助直接落实到社区，利用社会支持充实社区公共经济基础，直接服务于居民。　　（4）配臵或捐赠给社区的公共资产，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机构不得截留占用。&&&&&&& （5）发放到社区（村居两委）的救灾硬件设施必须作为集体资产入库建档，实行民主管理。　　（6）重建后的社区应该在规划中留出公共设施用地，把建设社区公共空间做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的起点。过渡安臵的集中居住点也必须有公共场所，通过文化活动发布信息、稳定人心，凝聚社区，组织生产自救。　　3、提高公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最重要的层面在社区，按十七大的要求“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就必须赋予社区更多的管理职责，给社区更大的活动空间。保证社区在灾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需要有一系列制度创新，使社区真正成为国家民生建设的执行人，基层稳定的桥头堡、区域发展的生力军。　　参与预算：灾后的灾区在对口援建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会有增量资金达到城乡社区。参与式预算是让社区居民决定公共建设中的预算分配，使社区在决策层面也能成为主体。灾后重灾社区都有援建资金投入，在使用这些公共建设的增量资金时，社区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参与，可有效地防止暗箱操作和“形象工程”。社区居民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建设项目，有他们参与的预算分配，有利于将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在社区层面建立起聚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的公共财政。1参与建设：动员社区力量参与社区建设，是灾后各项建设中必须重视的关键环节。无论社区的力量多么弱小，都必须强调社区是建设的主体。在这次灾难中，许多企业主动捐资、甚至许诺“包建”一些重灾村镇。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是企业出全资，再建社区也必须强调和保证社区的主体地位，必须依法办事，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政府不能越俎代庖、企业更不能包打天下。必须明确重新建设起来的是老百姓自己的家园，而不是“集体宿舍”。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没有他们的情感和人力物力的投入，他们不会认同这是“自己的家园”。三峡水库移民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凡事关公共利益的事务必须经过居民大会讨论决定。社区发展涉及每家每户，直接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且需要社区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在重建过程中，必须突破现有的制度障碍，让社区内所有利益相关的居民（包括非户籍居民、暂住居民等）都可以参加居民大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民主协商。社区的重建和发展规划必须要有透明度和民主参与度，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才能得到充分的论证，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同，才有实施的社会基础，才能起到推动发展的作用。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止政府越俎代庖，在发展条件不具备时，不搞一刀切，不定时间表。在制定社区发展计划时，要把“公众参与、公开论证、项目评估”作为必要程序。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发展计划中必须时刻把人放在项目的首位，要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环境安全，要顾及和重视普通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　　参与管理：社区的硬件建设可以短期完成，但是一个“生活共同体”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在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将帮助社区在灾后健康成长，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参与管理的应该是社区内外的利益相关者，是各种利益群体，通过社区参与式治理，表达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冲突、共谋和谐发展、共享发展成果。 　　参与式预算的基本程序是：根据资金来源，确定资金额度；广泛征求意见，确定备选项目；开展民主投票，确定参与式预算项目；成立召开项目所在社区的代表大会；组织项目招标，村民、居民代表跟踪监督；组织工程验收，进行绩效评估；检查“参与式预算”工作程序，总结评比。需要注意的是：在灾后经过行政规划调整的农村社区，或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农村社区，不宜简单强调“村民自治”，而应创新管理体制，倡导新型乡村治理模式，使辖区内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有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共建和谐社区，共享发展成果，防止社区内形成贫富悬殊、权利地位不平等的利益群体，造成新的社会不和谐与不公平。&&&&&&& ——具体措施：&&&&&& （1）政府各个部门机构的灾后工作规划中都应把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作为灾后重建工作的原则，并提出具体内容，作出相应安排。着力培育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各种社会群体都在新四川的建设和跨越发展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2）“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必须强调“有序参与、有效服务”。要正确认识和发挥民间公益组织在有序参与、有效服务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在社团管理体制上大胆开拓创新，给民间公益组织更大的活动空间；鼓励志愿者组建团队或公益组织；鼓励社区群众组织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参与灾后建设，政府可以为他们的提供相应的培训和资金；或在救灾资金中列出一些项目由他们来申请实施。　　（3）参与式规划、参与式预算和参与式治理是近年来社会发展领域行之有效的“工具”。国内也有不少地方政府和组织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建议省有关方面组成专门班子，学习引进这些方法（省社科院可以帮助联系学习或参与培训）。3、努力实现资源共享资源共享，是指公共资源的共同享有，是要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垄断，是让全体人民能够有公平的机会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城乡二元体制和企事业单位内外有别的体制在社会管理中制造了制度歧视；按条块配臵的公共资源由于集中到各级政府和企事业机关中转变成了部门资源；制度歧视、体制壁垒和资源部门化把广大农民、非企事业人员、流动人口等排斥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外。在这次救灾中，这种城乡有别、体制内外有别的格局在紧急状态下被突破，所有受灾人员在救助过程中基本上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但是在灾后，怎样打破户籍、单位和身份的限制，向所有受灾群众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怎样让最需要的人及时得到有效的服务？怎样让分布在各个部门的公共资源恢复其公共性，能够统筹协调，发挥最大的效益？怎样防止公共资源和社会捐助被再次部门化、甚至为腐败者觊觎？许多挑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次抗震救灾中，国内外捐助善款物资达700 亿元，善款能不能善用，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也考验着各级干部的执行力。如果我们能够经受这场考验，今天的善款就可以转化为明天源源不绝的公共资源，对善款的使用就有可能开启我国公共财政的新时期。　　资源共享，在社会建设层面就是要让社会的各个阶层、群体、组织、机构……，以及全体公民都可以有机会分享现有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在灾后重建资源配臵的过程中，既要考虑灾情的差别、也要考虑区域的差异、还要考虑过去制度造成的歧视和不公平，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共资源的合理配臵，需要有制度的保证，更需要政府的观念转变和职能转变，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资源包括钱、财、物、人等物质资源，也包括信息、制度、政策等无形资源。这次救灾中，信息资源的开放对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很难设想，如果没有信息资源的共享，怎么可能在第一时间出现那么多的志愿者，怎么可能有灾区惊而不乱的社会氛围，怎么可能有举国一致的救灾行动？同时我们也看到，某些地方和部门仍然缺乏资源共享的意识，总把资源视为“权力”、“利益”，这种状态既不利于灾后重建，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 ——具体措施：&&&&&& （1）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前提。在救灾后的各项建设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一系列行政法规，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2）我国的公共资源基本是由各个部门在控制，目前各个部门和机构都将陆续依法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在公开信息的目录中，必须列入关于抗震救灾的相关资源信息。同时应明确规定，资源控制部门有责任承担告知、宣传和教育培训的义务。　　（3）资源共享中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要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把钱用在刀刃上，就要知道“刃”在哪里。资源共享必须辅之以公众参与，才能确定真正的需求，才能保证资源使用的公平、有效。　　（4）资源的共享与否，要依据资源分享人的反馈来评估。政策的落实、物资的发放、工作的成效……都要有相应的社会监督评估制度。在本次抗震救灾中，有的监察部门已经开始征招社会监督员，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灾后建设中，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以保证资源的有效使用。　　四川省科技顾问团社会发展组执笔：郭虹& 　　附录：&&&&&&&&&&&&&&&&&& 四川512 地震灾后社会建设案例　　四川地震灾区在社会建设方面都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和尝试，各地出现了许多加强公共服务、改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创新之举，形成了一批灾后社会建设的典型案例。鉴于政府部门的新举措、新模式随时可以通过工作汇报和媒体报道广而告之，而民间的创新则很少被关注，故下面介绍的案例主要来自民间公益组织在灾区的项目。这些案例表明，民间公益组织的参与不仅推进了灾后重建的进程，也给我省的社会建设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案例1、农村社区重建的乐和模式——彭州大坪乐和家园由著名环保人士廖晓义在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发起的“乐和家园”项目，保留了自然村的历史形态，不仅帮助村民争取到政府投资的村道项目，彻底改善了山村的交通状况，还通过“乐和生态保护协会”把村民组织起来投入重建家园。村民通过参与式规划，将自然村分成五个自然组合的居住点，将生态旅游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发展方向。为此，该项目积极培养乡土建筑师，就地取材，利用本乡生产的木材，结合当地资源条件修建生态住房，倡导家庭使用环保厕所、沼气灶；帮助农民开展刺绣、生态养殖、种植等农业生产，为绿色生态产品找到出路；将村民民主参与的方式融入到项目开展中，村里所有重大公共决策都通过村民讨论，例如村里原来有石灰窑污染问题，在经过各方村民的讨论之后，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使其迁走。同时，该项目还特别强调重建中的文化因素，通过倡导“乐和文化”，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落到实处。　　案例2：从关注儿童开始的社区支持模式——助学行动“暑期新生活”　　助学行动是一家关注教育的公益组织，他们在汶川地震灾后第一时间就开始采取紧急救助行动，奔赴彭州极重灾区为草坝村小学、葛仙镇中学、大乐学校援助照明系统、避雷系统、电风扇等硬件设施。随后，考虑到灾区孩子们的家长、老师忙于自救和恢复生产、孩子们在震后难于适应新环境、失去亲人的孩子需要照顾及特殊的心理需求等因素，助学行动决定在儿童比较集中的彭州小渔洞草坝村小学、小渔洞板房区中心小学、渔江南小学设立了暑期新生活项目活动中心。招募一批具有一定特长和艺术专长的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开设一些参与性和娱乐性课程，带领孩子们活动，丰富他们的暑期生活，同时消除地震灾害对孩子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他们能够尽快地回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来。该项目还包括了与北京泓德中育合作修建的生态旱厕、与千秋助读合作建立的图书室。在小渔洞板房区中心小学，还为当地社区开展了文化传播、心理疏导、社区文艺演出、协助村民生产自救等一系列活动。&&&&&&& 案例3、动员社区村民自助互助的模式——绵竹遵道过渡安臵期的民居建设陕西妇研会的援川志愿者在绵竹遵道新田村五组和马跪村六、七组通过动员居民合作搭建大棚屋，来推进提升社区的协作能力建设。陕西妇研会的援川团队根据灾区实际，探索出三种不同的低成本过渡安臵房建筑方式：一是简易彩条布棚，二是用地震中受损房屋的木梁、木料做支撑，上覆彩条布、有窗有门的过渡房，三是外墙使用竹胶合板、竹编材料、废旧木板材，屋顶使用石棉瓦波纹板、塑料彩条布，或加盖稻草、麦草，材料成本约在2000 元以内的简易房。项目通过与村民共同讨论、规划、设计，组织村民自建和合作，共搭建过渡性大棚屋36 座，面积2130 平米，参与村民128 户。在过渡安臵初期，这种由4－8 户共同使用的可以间隔成若干小间的大棚屋，使545 人从低矮、狭窄的帐篷、窝棚迁入相对宽敞、整齐的大棚屋，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简易棚屋的建设，基本达到了如下目的：第一，改善了两村村民的居住条件。志愿者注意提出了技术标准和使用功能，明显的提升了居住水平，村民也反映这样的棚屋能解决一年左右的居住问题，棚屋可以防风防雨，储存粮食，日用品，保护现存的物品不再受损。第二，这样的棚屋组织，形成一个良好扶助老弱的氛围，这种棚屋主要由近邻和宗族关系形成的公共生活空间，并接纳了村里的困难户，让村民相互扶助。第三，提升了村民组织协作能力。并引导村民进行农村重建及文化重建。在棚屋相对集中的地点，也特别关注到了儿童娱乐场所以及洗浴、厕所等公共卫生设施的建立。　　案例4：鼓励灾区居民自谋生计的模式—— “火凤凰计划”　　2008 年5 月中下旬在浦东社工协会代表浦东社工界向浦东新区民政局递交了要求赴四川参与灾后重建的请战书之后，协会的员工们经历了一阵苦恼，对四川的灾况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从未有过震灾经验，怎么样才能到四川后顺利的开展工作，并取得灾民认同的成绩。在经历过种种的思考和实地调研后，协会的员工们决定开展“火凤凰”妇女绒绣技能培训和生计计划。同时寻找到合作伙伴——上海三林绒绣社。双方达成共识，浦东社工协会在未来为绒绣社提供一定的成本费用，由后者负责在浦东社工所服务的安臵点教授失业和低收入受灾妇女绒绣技能，同时通过他们的销售渠道，以公道的报酬回报安臵点妇女们的劳动。之所以选中绒绣，部分是因为绒绣在此时作为生计方式来介入，由于它难度低，工作场合灵活，便于妇女照顾家庭，又适合让妇女们带着棚架在一起三五成群的一边交流一边工作，有利于妇女们从集体劳动中寻找心理疏解。此外，浦东社工协会的还有一个长期考虑：为稳定地从事绒绣生产的妇女建立一个她们共同拥有、协作协商管理的专业经济合作社——火凤凰绒绣合作社。2008 年7 月24 日，由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组建协调，人员主要来自乐群社工服务社、阳光慈善救助服务社、中致社区服务社、乐蓍社工服务社自愿报名社工的“浦东社工服务队”随上海社工服务团开赴都江堰，进驻都江堰经济开发区滨河新村安臵点提供服务。火凤凰计划开始实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从第三期，项目主要的工作已经开始由安臵点成熟的老学员担负。为了增加学员的凝聚力，对项目的爱好，浦东社工服务对在学员中开展了多种小组活动。例如，2008 年8 月出培训报名后开班前的集体融冰活动，9 月初的“成长的烦恼亲子教育讲座”。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也使服务队近距离接触这些居民，了解他们真正的困难。浦东社工协会从南都公益基金会为火凤凰计划筹集到近十万元项目资助款中，除了支付教学所需的工具、运输、宣传和教师交通住宿费用外，还向火凤凰合作社注入了两万元的启动资金，用于合作社的注册、教学和生产工具的添臵等。滨河新村安臵点管委会应浦东社工协会的邀请成为这个资金的监管方。　　案例5：住房重建中的合作与协商模式——绵竹剑南三佳小区业主协商会。在2008 年的“5.12”特大地震灾害中，极重灾区绵竹市城市居民的住房严重受损，给群众生活、工作、学习等各方面带来诸多不便，在维修加固中除了国家的政策补贴支持外，还需要居民积极参与，各方密切配合必不可少。而剑南镇三星社区的三佳小区震后房屋维修加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出现的情况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具有普遍意义。三佳小区位于市区南街临街，有住户64 户，该小区房屋已经建成10 年，共有6 层楼，底层有24 户临街门市，楼上有40 户住户。在汶川特大地震中，该小区的房屋经过专家应急评估时被评为D 级，建议拆除。由于涉及门市利益，部分业主不愿楼房被拆，一些住户代表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又请绵阳一建筑公司评估，搞了一个加固方案，报建设局备案，引起另一批住户的不满。形成意见对立的双方，一方是不愿拆房的临街底层商户，一是怕楼房不安全同意拆房的各楼层住户。住户认为：因为震前底楼商户把每户的后门都封堵了，并在承重墙上开门，以致该小区房屋受损严重，商户应该对此负责。由于争论强烈，使得三星社区等社区干部也介入调解，但双方就是否拆除原建筑进行协商，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和共识，该小区维修加固被迫停止。2009 年2 月11 日此事又被该小区居民提上议事日程。这时，社区里已经有北京灿雨石咨询中心的“社区参与行动志愿者服务队”在开展活动，经各方商定，决定在2 月23 日上午召开业主代表大会碰头，下午召开业主大会商量维修加固方案。2 月22 日社区、居民和各方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将要商议的问题通知到每位业主。在2 月23 日下午，64 户业主中到现场有54 户。社区参与行动志愿者服务队作为第三方出现在调解现场作为协商会的主持人。主持人先让门市一方的代表说出前期工作进展、维修加固设想、意见，接着让楼上住户在场的每一位业主都发表意见，其他业主提出批评或者不同意见。每当有业主发生争论时，志愿者都让业主对着主持人讲话，让每一位到场的参与业主都有发言权。同时让双方都把自己加固方案的优点说出让大家一一来评判，并不时归纳双方的共同点和分歧点，在到场的70%以上业主发言后，让大家表决，他们最后趁热打铁，及时要求到场的业主签署意见，形成决议。在2月23 日，小区居民才达成一致意见，已经到建设局开工备案，居民已把维修资金交纳，并开工维修加固。　　案例6：震后农村社区自发产生的村民合作组织绵竹市民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绵竹市遭遇“5.12”特大的地震后成立的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在“5.12”大地震后，绵竹市供销联社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为群众提供信息和技术方面的服务，让老百姓克服“等、靠、要”的思想，通过搞农副业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重建美好的家园。民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同时，专业合作社也得到了四川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和在川参与救灾的NGO（CCPG、泓德中育、野草文化等）的大力支持。并得到红十字基金会灾后重建的援助项目支持，在周围社区发展养兔。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经营蔬菜的种植和销售，主要品种是大蒜。大蒜种植在当地有着良好的种植和销售的优势，广济镇新和村目前共有3000 余亩大蒜，专业合作社前景发展良好。已吸收社员25 户，玉泉镇部分群众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同时，专业合作社得到城市社区参与治理资源平台（CCPG）的支持，搭建了三间板房，建立了集培训、学习、娱乐、休闲、健身为一体的文体中心，推进灾后乡风文明建设。民生合作社的创始人曾经当过兵，退伍后曾在沿海的合作社当过志愿者，细心学习台日韩农村合作社的经验，凭着他对对土地的真挚感情和对家乡的一颗炽热之心创办了民生合作社，希望将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在灾后的家乡扎下根来，凭自己的双手和爱为重建中的家乡尽一份力量，同时实践自己的理想，为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而努力。　　案例7：救灾中的防艾教育经验显示，在突发的灾害状况下，艾滋病潜在的影响如果没有被及时应对，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后果甚至超过突发灾害本身。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支持下，四川公益组织率先将艾滋病防治活动整合到当地的救灾活动中，以应对艾滋病潜在的威胁，支持长效的重建工作。 地震灾后救援NGO 艾滋病干预能力建设”的项目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支持下，由爱白成都青年中心实施。这一项目旨在加强参与四川地震灾后重建的非政府组织和其 他公民NGO 在其救灾项目中整合艾滋病防治活动的能力。爱白成都青年同志活动中心在救灾过程中发现医务工作者的自我防护很差，当时便意识到在救灾时没人做防护HIV 感染的工作，后果将会非常严重。其后，他们在参加联合国第62 届联大艾滋病特别会议时，发现联合国有根据非洲的经验编撰的《紧急状况下艾滋病干预指南》，但不太适应中国国情，如应用还需修改。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地震灾后救援NGO 艾滋病干预能力建设”的项目获得支持。该项目的第一期是对“紧急状况下HIV/AIDS 干预指南”的改写。08 年9 月，原稿翻译完毕，10 月，组织专家团队进行文稿改写，12 月提交了中国版的初稿，并在下旬统一修稿。09 年 2 月，爱白成都中心将《紧急状况下HIV/AIDS 干预指南．中国版（试用稿定稿）》送达省政府应急办等政府机构审稿，3 月中旬用这本干预指南的中国版试用稿进行培训。目前该项目已在成都举办了第一次培训并取得了成功，计划将在四川举办至少3 个培训，之后将组织全国性的培训。而爱白开发的手册也引起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关注，该手册将正式出版、并在全国发行。　　案例8： “基金会+企业+合作社”的社区参与式重建模式——绵竹土门民乐村 绵竹民乐村可为此次灾区农村的典型代表，这里震前就属于全市较落后的村，没有可利用的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此次地震又位于极重灾区，房屋倒塌率达93.2%，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严重受损。中国扶贫基金会和诺基亚中国公司联手支持该村重建的目标为：支持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村民灾后的生计发展，最终形成以社区综合发展、村民共同富裕为基础的“民乐模式”。为此，捐赠援助方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参与式”支持方式——把原本量化到每户的资金以股权形式赠予村民，并通过股份制的形式使这笔资金成为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资源。该项目通过发动村民讨论，带领村民去彭州宝山村考察等细致的工作，说服村民同意用260余万捐赠资金成立了“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重建村集体经济，通过集约化经营的方式发展规模农业，通过分红让每位村民股东长期受益。同时培育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采用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形式，项目招标、职业经理人经营、金股否决等运作机制，帮助村民在住房重建的同时发展产业，在提高资源利用水平的同时提高自身素质和发展能力。　　案例9&&&&& 多家公益组织合作的社区工作模式——什邡洛水大中华社区在什邡洛水镇大中华板房社区，以NGO 备灾中心为核心的一个社会工作联合行动正在进行。这个项目由托克国际资助，NGO 备灾中心执行。项目首先向社会公开征集针对该安臵区灾后重建需求设计的社区公益项目，然后通过评审，确定来自四川、重庆、上海、等地的9 家公益组织和学校社团的项目中标，这些机构将在该社区开展为期两年的活动，包括：家庭教育、老人健康、残障儿童身心康复、妇女就业创业、灾区社工、学校社工等。同时，备灾中心还在这个社区建立了名为“心空间”社区活动中心。中心占地近700 平方米，设有儿童活动室、老年活动室、图书室、休闲茶舍、社区影剧院、绣坊、培训中心、科普教育中心等多个功能区，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创业培训以及无偿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儿童和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同时举办社区舞会及晚会、举办儿童才艺大赛等活动，培养提升社区互助精神。中心还通过开展建筑技术、刺绣技术、家政服务等培训来解决当地居民可持续生计问题。“心空间”社区活动中心所有设施均免费使用，同时可在活动中心享用茶水及糕点，每月可直接服务人群9000 人次以上。社区活动中心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集休闲、娱乐、培训于一体的公共交流平台，让社区居民的生活充满欢乐与希望。　　案例10：关注环保的生态旱厕项目厕所，是民生的必需品，是基本卫生设施，也与生态建设、疾病防控、水源保护密切相关。四川农村家庭常见的是“猪圈-厕所”合一，而在公共场所通常都是旱厕。传统农村厕所卫生条件差，是滋生细菌、传染疾病的主要途径，所以改水改厕是我省农村发展纲要的规定目标。512 大地震后灾区卫生系统遭到破坏，粪便污染严重，成为传播疾病、威胁健康的重大隐患。推广修建生态卫生旱厕将有助于我省农村改厕目标的实现。生态旱厕主要是改变传统厕所的修建方式，通过粪便和尿液分离，实现粪便无害化处理，最大限度避免了水污染所致的疾病传播,同时厕坑无需防水处理,减低造价，在干燥的外部条件下，粪便经过高温发酵，可杀灭寄生虫等有害细菌，作为卫生有机肥回用于农田。因此，生态卫生旱厕能够有效达到灾区厕所排泄物零污染、零感染，零废弃之目的，并能有效解决农村严重的面源污染问题，还河流以清澈。灾后中华环保基金会、自然之友、地球村、野草文化、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大邑兔王扶贫中心、爱农项目等公益组织共同发起了生态旱厕行动，推广生态卫生理念，传授修建生态卫生旱厕的基本知识，在地震灾区修建了100 多个公共旱厕和数百个家庭旱厕。在修建生态旱厕的同时，这些组织也注重对村民的培训教育，把生态旱厕的修建与村公共事务管理、村民卫生习惯养成、村环境和水源保护等多重目标结合起来，力图以该项目为切入口，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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