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地名考五：都广之野
《山海经》地名考五：都广之野
《山海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所描述的“都广之野”据说是天地的中心。说它是“天地之中”有两个原因：一是都广之野的建木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曾经有伏羲、黄帝等众帝都是通过这一神圣的梯子上下往来于人间天庭。二是每当太阳当头的中午，建木就不见踪影。那么建木所在的都广之野到底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呢？我们从先秦的古籍中找到有关都广之野的记载，发现这个都广之野至少应该具备这样几个共同的特点：一，都广之野是建木出现的地点：建木是一种天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原理我在《&山海经&中建木辨析》一文中已经作了论证。就是当人们置身都广之野，只要是有太阳的晴天，如图:&&&&&&&这样一种情况会每天早晨和傍晚都会出现。早晨从西往东可以看见；傍晚从东向西也可以看见。所以这种天象被远古居民认定是一棵树，一棵贯天地通的大树。当阳光在正午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样的天象的，必须在太阳东升和西下时，处在地平线下时，才会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而且建木的“日中无影”应该确有其事。&&&&应该说明的是,如图这种现象在大地上很多地方都能看见.但是早晚都能够看见这种特殊的天象地点在中国大地上应该是只有都广之野才会出现，所以这个地方被远古人类视为"天地中".因此它也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判定某个地方是不是都广之野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二，都广之野在西海、南海和黑水河之间：这是见诸《山海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记载。西海是居延泽位于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南海是当年的青海湖，曾经是一个黄河流经的很大的淡水湖泊；黑水是远古甘肃的黑水河，但是和今天的黑水河河流走向有很大差别。所以，都广之野应该是今天甘肃中部黑水河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西南后疑脱一个海字，原为“西、南海黑水之间”。西南和黑水谈不上“之间”。&&&&&&&&&&&&&&&《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山海经·海内经》时谓:“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清人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一书考证郭注应是《山海经》的原文,而被人为地删去了。从“其城方三百里”看，这个地域大概是在今天的张掖市和嘉峪关市之间。注意这里关于“素女”的提法，我认为这里的素女应该指白人种的女子。见第三点。“西南黑水&之閒，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山海经·海内经》关于尧舜后稷的安葬地先秦典籍记载各不相同，《山海经》中也有根据不同传说的不同记载。见我的博文《》&&&&“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南方曰都广&，曰反户&。”&高诱&注：“&都广&，国名也。山在此国，因復曰都广山&。”&&&&&&&&&&&&&&&&&&《淮南子·墬形训》三，在白民国的南面，猩猩知人名的西面，氐人国的东面：&“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高诱注：“建木在广都，南方，众帝所从上下也。复在白民之南。……故谓盖天地中也”《吕氏春秋·有始览》&“&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披发。”&郭璞&注：“言其人体洞白。”《山海经·》“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状如龙首，食人。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在窳西弱水上。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山海经·海内南经》这个地域和第二点中确定的地域基本相同。这里提到的白民国，应该是今天的新疆一带。上述都广之野的区域位于白民国的偏东南，不是正南方向。如果按照正南方向则是蒙古人种居住的额济纳地区。而新疆的塔吉克民族具有白种人的血统。新疆曾经在阿斯塔纳出土的保存完好的两千多年前的古尸也具有明显的欧洲白种人的人种特征。所以我认为《山海经》中所说的素女应该也是白民国的女子，也即白种人女子。四，在“海内”而不是“海外”：《山海经》中的四海是指以冀州为中心的四海，因为尧舜禹时代，其居民的主要居住地是冀州。大约是今天山西全省向南延伸至黄河边。当时这一段黄河被称之为南河，即今天黄河从潼关到郑州以东转向北流的转折点。其四海就是当时的东、南、西、北海。东海包括今天的东海和黄海；南海据我考证应该是今天的青海湖，当时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淡水湖。西海是内蒙古额济那旗的居延海(泽),北海则是贝加尔湖(有争议).详见《山海经地名考三：南海》也就是说都广之野应该在这个地理范围内。“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禺中之国。有列襄之国。有灵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蝡蛇，木食。”&&&&&&&&&&&&&&&&《山海经·海内经》这里提到的“南海之外”便是黑水青水，说明这个位于黑水和青水“之内”的南海应该就是青海湖。上面我们依据信史资料比较圆满地揭示了远古的都广之野就是今天甘肃省张掖市到嘉峪关市之间的一个三百里见方的地理区域。但是，学术上有关都广之野的地望到底是哪里一直众说纷纭。其中一派很有影响的学说就是“成都平原说”。《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閒，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袁珂校注说：“&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衡以地望，庶几近之。”不仅袁珂这样认为，史学家蒙文通先生理论：“若水即后之雅砻江，若水之东即雅砻江之东，在雅砻江上源之东、黄河之南之昆仑，自非岷山莫属。是昆仑为岷山之高峰。……昆仑既为蜀山，亦与蜀王有关。《大传》、《淮南》皆以昆仑为中央，与《禹本纪》、《山海经》说昆仑、都广为中央之义合。……盖都广在成都平原而岷山即矗立成都平原侧也。”对此，著名学者邓少琴亦称，岷山是昆仑之一臂。“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于《禹贡》仅一见之，于殷墟甲文亦未之见”。&有人甚至援引在广汉三星堆中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有枝叶、花卉、果实、飞禽、走兽、悬龙、神铃等，专家认为，这种神树的原型，有可能就是建木。因此，都广之野一定是在成都平原无疑。我认为，这个都广之野是“成都平原说”很难站住脚跟。原因是：一，&四川盆地的地理条件是很难出现“建木现象”的。或者，有学者不同意我的建木现象说，那么他应该拿出自己的对建木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结论。二，&如果都广之野是成都平原的话，那么西、南海分别是指哪里？尤其是西海？此外说黑水河就是若水，而若水就是雅砻江也显得勉强。三，&成都平原以北是绵延不断的昆仑山地，哪里是出产素女的白色人种的白民国？四，成都平原在《山海经》中被排除在《海内南经》之外，应该属于海外经的范畴。而弱水，猩猩知人名，建木，氐人国均在《海内南经》涉及的地理范围内。而《海外南经》则是从南山西北的结胸国开始的逐渐向东南记述的。海内和海外的分界正是青海湖和祁连山。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青海湖是远古四海之一。此外，从《淮南子》等典籍记载的昆仑和建木为“天地之中”看，都广之野在两者的兼顾上与历史史实相吻合，而成都平原要如蒙文通先生理论所说：“若水即后之雅砻江，若水之东即雅砻江之东，在雅砻江上源之东、黄河之南之昆仑，自非岷山莫属。是在有牵强之疑。因为黄河之南的昆仑是一个已经消失的远古历史事实，详细论证请参见我的《&山海经&地名考四：黑水》，我在文章中详细论证了远古黄河发源于祁连山的东北角并且走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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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最新馆藏《山海经》帝俊黄帝大禹与巴蜀之关系
帝俊，他是《山海经》至上之神，他亦是巴蜀的创世之神，所以，先秦两汉中原文献无征。影响所及楚地，有待地下考古来佐证。
郭璞最早认为帝俊就是帝舜，此后又有人认为是帝喾、太昊，而王国维还用一个甲骨文字来作证。可在《山海经》中帝俊、太昊、帝喾、帝舜这四位古帝王是各不相谋的，强行把他们拉扯在一起，未免不符合《山海经》所叙内容。究其根源，这些看法，不过是司马迁为黄帝编造的一姓家天下（家谱）的余绪罢了。帝俊在《山海经》中出现的次数比黄帝还多，比黄帝的创世功能更大，他与黄帝同时代，可能是还比黄帝更早的一位巴蜀古帝王。当然，绝不可能是黄帝的后裔。
一、巴蜀创世之神。帝俊的事迹既不为先秦中原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楚地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中原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巴蜀第三神系。帝俊不仅是《山海经》中的至上之神，而且还是巴蜀创世之神（四鸟）。帝俊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羲和，住在东方海外的甘渊，生了十个太阳（金乌）；另一个名叫常羲，住在西方的荒野，生了十二个月亮。他还有一个名叫娥皇的妻子，住在南方荒野，生了三身国的先祖。这位先祖一个头三条身子，传下来的子孙也都是这般模样。帝俊时常从天上降下来，和下方一些面对着面翩跹舞蹈的五彩鸟交朋友；下方帝俊的两座祭坛，就是由这些五彩鸟管理的。在北方的荒野，有一座帝俊的竹林，斩下竹的一节，剖开来就可以做船。尧的时候，十日并出，帝俊曾经赐给羿红色的弓，白色的箭，叫他到下方去拯救人民的困苦。
秦汉时代，巴蜀已经融入华夏，成为汉族的一支重要来源，正是这样，伴随种族和语言的消亡，上古巴蜀神话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演变，帝俊又化身为传说中人间的两个帝王，一个是帝喾高辛氏，另一个是帝舜，他们都是半人半神的英雄，他们都有各自的神话传说流传下来。因而，巴蜀的创世之神帝俊居然成了黄帝的后裔。
帝俊作为巴蜀的创世之神，在《山海经》中记载他的后裔之国有六：中容、司幽、白民、黑齿、三身、季厘等。《山海经·大荒东经》曰：“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1］《大荒东经》曰：“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1］帝俊之后裔，多有“使四鸟；豹、虎、熊、罴”的记载，根据这一标志，还可以联想到经中所记载的玄股、长肱、先民、毛民、蒍国、叔歜、北齐等国。除北齐外，其他皆为西南、西北民族的祖先。作为巴蜀之创世神来说，他就远胜于其他诸帝。下列巴蜀创世之神帝俊（从原始到分离）之神谱：
　　&&&&&&&&
羲和，帝俊之妻，&&&&&&&&&&&&&
帝舜，是从帝俊的神格中
&&&&&&&&&&&&
生十日（十位太阳神）&&&&&&&&&&分离出来的神。
&&&&&&&&&&&&&&&&&&&&&&&&&&&&
&&&&&&&&&&&&&&&&&&&&&&&&&&&&&&&&&&&&&&&&&&
帝俊化身帝喾，常仪就是
帝俊（J&n）&
常羲，帝俊之妻，&&&&&&&&&&&&&
常羲。姜嫄、简狄、庆都、
　　　　　　&
生十二位月亮神&&&&&&&&&&&&&&
常仪是帝喾的妻子。
&&&&&&&&&&&&&&&&&&&&&&&&&&&&&&&&
　　　　　　　娥皇，帝俊之妻，&&&&&&&&&&&&
太昊，即帝喾，亦是从
　　　　　　　生少昊&&&&&&&&&&&&&&&&&&&&&&
帝俊的神格中分离出来的神。
《山海经》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所以，内容不仅重复杂沓，而且踳骏不伦。对比帝俊与“帝”，相重叙者大约七事，列表如下：［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巴蜀创世之神帝俊，他就是《山海经》中至上之神。秦汉以后，巴蜀创世之神帝俊，为迎合司马迁编造的黄帝家谱，他被“中原中心论者”移到了当时的黄河下游之山东，帝俊就变成了太昊。在魏晋乱与篡的时代，“巴蜀禁区”早已不存在了，中原文人希望天下统一、安定，于是把《山海经》中的至上之神帝俊挪来附会帝喾、帝舜。在《山海经》中帝俊原本与黄帝各不相谋的，此时竟变成了黄帝的后裔。虽然，顺应了天地人心，却背离了上古历史。
二、巴蜀自然之神。帝俊既是巴蜀创世之神又是巴蜀自然之神──“四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曰：“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1］“西海”，即蜀伏（汶）山之下的内陆海。“鸟”字在经中出现204次，并作部首，是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之一。广汉三星堆出土全世界最大（底座高
80mm，人像高172mm，冠高10mm，人像及底座通高2.62m）一尊鸟足带冠青铜立人像，它应该是上古蜀人崇拜鸟的象征，鸟身上高扬着人首，整体造型神灵诡异，寓意深不可测。因为鸟能够腾空飞翔，它便成为人与神相沟通的使者。当代著名学者龙晦先生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古蜀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纵目面具实际上也应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这尊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上古蜀人命名为“四鸟”，因为，它原本就是上古蜀人的创世之神帝俊的化身，抑或具象化。古代文献记载：鸟，原本就是柏濩、鱼凫、杜宇三代蜀王的名讳，并把鸟作为部落图腾。鸟又作为古蜀族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之物，反映了古蜀人可求能象鸟一样，在天地之间自由飞翔而升华。
《山海经》中的太阳就是鸟，太阳神也是鸟。“羲和浴日”所讲的就是太阳的母亲帝俊之妻羲和为她的十个太阳儿子沐浴的故事。《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1］帝俊之妻常羲亦“浴月”，《山海经·大荒南经》曰“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1］羲和、常羲原本是古蜀的两个小部落，帝俊娶这两部落首领的女儿为他掌管天文，因那时尚无姓氏，只有跟国而姓，所以称羲和、常羲。“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金乌”就是太阳。三星堆遗址共出土6株青铜树，修复后的一株大青铜神树高达3.96米，上端已残损，上有枝、叶、花果，枝间和枝头立有九鸟，挂有龙、刀、剑等物，与《山海经》所记建木、若木形象十分相似。青铜树实际上是羲和、常羲设置在“石阵”──天文观测站中的座标。文献记载成都平原上的“石阵”，正是古巴蜀人按照《山海经》中的山系建立的天文观察站！因此，“石阵”就是《山海经》中山系之日出日落具体山峰的浓缩图，从地球绕日自转的黄道与赤道交角之变化，推演夏、冬之交替。《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1］这山环水绕之势的九丘，就是上古蜀人以九位古帝王命名的观测天文的九大石柱。古蜀人不仅引水环绕石阵，而且石阵之中心还置有青铜神树，以树为座标，枝上之鸟为准星测定方位。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中的4只逆向飞行的鸟，与《山海经》记载的“使四鸟”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有关。这和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和有着10只鸟的“青铜神树”,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的“十日神话”的传说等,无不说明了上古蜀人就是“崇鸟崇日”的民族。
上古时代的成都平原，正如同汉代中原人淮南王刘安所说的：“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扶木在阳州，日之所罢。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3］刘安所说的“太帝”，即《山海经》中的至上之神帝俊，帝俊又是巴蜀自然之神。把这一段与《山海经》的叙述对照起来看：讲的就是太阳运行的一种自然规律。《山海经·海内经》说：“西
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兽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1］郭璞注云：“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
建木，“正立无影，疾呼无响”，这应是鱼凫王都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通天树的化身。都广之野在北纬31°，虽不会出现阳光垂直照射现象，然而，古今黄赤交角却不同。“太阳系九大行星自转轴倾角有相当的离散性，一般认为系行星形成晚期受到不规则的大星子撞击的结果。近年科学家根据地质时期的生物分布，推测在地球形成以后，地轴倾角仍发生过多次大的变化”。［4］也就是说：帝俊与他的两位妻子羲和、常羲一起在这“日中无景，呼而无响”，“天地之中”的都广之野的“石阵”──天文观测站里，以凭青铜树为座标来观测天地的。
三、巴蜀文化之神。巴蜀创世之神帝俊对于文明的贡献，编译者集中书于专记上古蜀人历史文化之《海内经》里，兹罗列如下：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少暤生般，般是始为弓矢。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上文已叙，商王朝战胜夏王朝之后，对夏遗民（羌族）进行了疯狂的镇压，而殃及到巴蜀。周王朝发祥于西北岐山下，与蜀人有亲缘关系。可周王朝的文化却掌握在中原文人手中的，加之中原诸侯与巴蜀没有直接的关系，从他们的那种优越感出发，必然会对蜀人采取排斥、贬抑态度，最明显的就是从孔子开始，逐渐在中原文化领域内形成了一股“巴蜀”禁区之社会心理。帝俊作为《山海经》的主神，早在夏之初已经由禹、益带到了中原。由于，帝俊作为上古巴蜀文化之神，他和他的后裔原本就是上古巴蜀文明的创造发明者，而且，他的两位妻子羲和、常羲又是上古巴蜀的天文学家，却与中原部落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以，先秦中原文献是绝不会记载他们的功绩的。唯有常羲、羲和在巴蜀创立的天文制度，在夏之初已初具规模，并借用常羲、羲和这两位巴蜀天文学家作为夏王朝掌管天文的官职。商、周两朝皆承袭了下来，并有其补充与发展。其纪年法，称之为“夏历”（沿传至今）。所以，中原文献《尚书》中便有天文官职常羲、羲和的记载，但却与帝俊的两位妻子常羲、羲和早已是毫不相干的了。&
［1］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参考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力之指导，李川硕士论文《＜山海经＞神话记录系统性之研究》。
［3］（汉）高诱注《淮南鸿烈解》，《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4］《山海经新探》，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月。
一、黄帝纪元。“中华文明五千年”，是沿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旧说，这就是其来源。因为在100年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未启步，用碳14测定古物年代的方法尚未发明，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的一些说法尚未传入中国。黄帝在世的时间是五千年前，这话是不是司马迁说的？不是。司马迁撰《史记》，不列三皇，而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之首，以黄帝作为我们的人文初祖，这是不错的。至于黄帝在世的具体时间，他并没有说过。他在《史记·三代世表》中说：“予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1］但对《五帝本纪》并不记年，大概他认为那些年数并不可靠，故不采纳，说明他治史严谨，不轻言无根据的史料。既然如此，后世所用的黄帝纪元，其年数又从何而来？
关于轩辕之国时代前后，《山海经》中说大约有105个国家。这时的国家，可能就是些部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特异之处，也许是他们的图腾像，但也并不排除其体征上的特异。《山海经·海外西经》说轩辕国的地域，在“穹山之际”、“女子国北”。《山海经·大荒西经》进一步指出：“轩辕之国，江山之南”。［2］如果“穹山”是“没有山”之义——传说中的昆仑，“女子国”即在恒水上游，而“江山”即“岷江之山”，“江”在《山海经》中是特指岷江的，岷江中上游地区即为蜀国发源地。那么，这“轩辕国”，就只能是指今日之茂汶盆地——即《山海经》所说的“有沃之国”。轩辕国，是一个有高度文明的古国，按《路史》、《太古帝王表》，轩辕氏是在禅通纪，早于伏羲氏和女娲氏。当然就更早于疏仡纪的黄帝。因此，很可能是在伏羲、女娲再造人类之前。《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轩辕之国，栖为吉，不寿者八百岁。”［2］也就是说，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是吉祥如意的，他们至少也要活800岁。轩辕古国，不知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山海经》却又说“其为人，人面蛇身，尾交其上，”［2］令人费解，但仔细一想，这“人面蛇身”、“人面鸟身”等等，可能都是口传者对《山海经》上的图画的解读——伏羲女娲。因为《山海经》的上限是伏羲女娲，而不是黄帝。现在一些历史工具书都有中外大事年表，表中就有黄帝在位的年数。据《辞海》所附“辛亥革命时期所用黄帝纪元对照表”的说明，这个年数的来源如下：“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文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此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依据古籍中有关黄帝纪年却出现了三种纪法：
其一、民国元年为黄帝纪元4610年。武昌起义是同盟会发动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1905年采用了这种纪元，纪为4603年。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所采用此说。随后各省通电独立响应也大都采用此说。此说影响最广泛，所以一般历史书中采用这种说法。
其二、民国元年为黄帝纪元4623年。此说见于《黄帝魂》一刊中，影响不及前说。此说最早于1903年即采用，早于《民报》2年。
其三、民国元年为黄帝纪元4403年。此说见于《江苏》等报刊，与《黄帝魂》一样，此说亦于1903年便采用（此《江苏》非那以民国弥衡章太炎声名大噪的《苏报》）。《江苏》于1903年4月27日创办于日本东京，由秦毓鎏、黄宗仰主持。此刊为月刊，共出版12期，时国内上海设总经销处，除去日本，国内也有发行，还是能看到的。
民国政府采用黄帝纪元的终止。一般认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因此，黄帝纪元使用至该年11月12日（即1911年12月31日）。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为了表示与清廷势不两立，不用清朝年号，而另采用黄帝纪年。黄帝纪年是以黄帝即位之年为元年，实际上属于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但由于上古历史无确切的记载，黄帝纪年的推算自然也不会准确。当时《民报》所用的黄帝纪年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如《民报》把1905年定为黄帝纪年4603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年4609年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正式启用中华民国纪年。黄帝纪年也就使用到1911年12月31日为止。黄帝纪年是非公历纪年，出版物上应使用汉字数码。［3］
黄帝纪元与公元纪元的换算方法：黄帝纪元=公元纪元
2697（年）这个推算的经过是：第一、首先根据宋代的邵雍《皇极经世》一书所称尧元年为甲辰年，再经卢景贵考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邵雍即邵康节，并非史学家，而是一位精通“象数之学”的哲学家。《皇极经世》又是一部“术数”书，其可信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而且所谓“考定”又缺少可靠的数据。第二、既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推算，认为尧以上共有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高阳氏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依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位皇甫谧也非史学家，而是晋代的一位医生，精通针灸之学。他的《帝王世纪》，是一部业余著作，是否可信，先看这五帝在位的年数，我们也就不难推想。别说这是五帝的在位年数，就说五帝的寿命，也很难使人相信。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测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从黄帝纪元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2008年一共是4706年，不足五千年而接近五千年，这就是“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民报》当时采用黄帝纪元，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朝末年革命党人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宣传需要而提出来的，并未经过慎重的考证，当然不足信。［4］
二、黄帝与嫘祖·嫫姆·素女。有关黄帝与嫘祖的传说记载，最早见之于《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2］韩流这位雅砻江流域的池神，非常的怪异，却是后世黄帝神话取材的蓝本。而《大戴礼·帝系》和《史记·五帝本纪》去掉了韩流这位神异池神，又言之稍有不同。《大戴礼·帝系》记载曰：“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5］天津著名的甲骨学者王襄先生就搜集有解放前四川盐亭县出土的古界碑残片，并曾著文公布此事；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何九盈等人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也披露了盐亭县发现的距今约五千年前的一块完整的界碑，上面刻有50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半坡彩陶刻画符号相类似，并公布了其中的25个字符。
《史记·五帝本纪》却把“青阳降居泜水”改为“青阳降居江水”，以后诸史所记，皆本乎此。“泜水”有两处：一是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指的今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常山附近的泜水；二是成都平原温江境内的泜水。蒙文通先生说：“《元和志》温江县有泜水，在县西。这可看出由岷山河谷发展到成都平原，是蜀的先后之迹”。［6］青阳降居的泜水当然指的是成都平原的泜水。
按照《山海经》传说，蜀国上古史是直接与黄帝相联系了，蜀人是黄帝的一脉后代。《列子》卷二说：“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色。”［7］我们知道，所谓黄帝，乃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统一黄河流域的英雄人物，是中国英雄时代的象征。《国语·晋语》载：“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8］据此，黄帝与氐羌同源，原居西北。中原文献中黄帝最早见于战国时代齐威王时《齐侯因
錞》的铭文，称“绍统高祖黄帝”。其时田（陈）氏已篡齐，陈祖为虞帝，与黄帝有亲缘关系。《史记》等文献将蜀的古史直接与黄帝相联系，表明中国西北古文化是早期蜀文化的来源之一。
蜀地的起源神话，又直接与嫘祖开创的桑蚕事业有关。所渭起源神活，即是解释某些现象、事件、名称的起源或缘故的神活。蜀地蚕桑的起源，来自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传奇。《后汉书》有载：［9］&
蚕女者，当帝高辛时，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蚕女旧迹，今在广汉，不知其姓氏。其父为邻邦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寝食。其母慰抚之，因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哆鸣，不肯饮吃。父问其故，母以誓众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马。安有配人而偶非类乎？能脱我于难，功尤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马愈跑。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皮复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以皮被于人间。父母悔恨，念念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尊此马，侍卫数十人，从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今家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宫观诸，塑女子之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稽圣赋》：“安有女，感彼死马，化为蚕虫，衣被天下”是也。&
马头娘传奇在蜀地广泛流传，《墉城集仙录》卷6、《蜀中广记》卷71引《仙传拾遗》、《乘异记》、《四川通志》诸书均有记载。蚕女故事反映了蜀地史前社会时代背景，内容荒涎虚缈，富于人类与动物之间浓厚的情感和轮回转形色彩，正是史前“人兽同体”神话的典型主题。这则神话诸史乘记载较晚，但其基本内容却早在史前即已产生。它以古人特有的思推方式，解释并构拟了蜀地蚕桑起源的历史，其内容无疑是有根据的。《山海经·中次十一》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叶，名曰帝女之桑”。［2］这里已把“女”与“桑”相连，所记应该是母系氏族社会。《山海经·海外北经》又曰：“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2］这便是后世蜀地蚕神“马头娘”神话的雏形。从《山海经》中的记叙，我们得知这就是巴蜀桑蚕文化对外传播的结果。除此外，还有（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还记载了关于“冰蚕”的传闻：“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缩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10］“员峤山”我们不得而知，但“海人献之”，我们却可以推断：“海人”指的就是《山海经》开篇说的“西海”之蜀人，因为，巴蜀大地自古就有冰蚕的民间传说，可以说没有嫘祖开创的桑蚕事业，就不可能有上述那美丽的马头娘、冰蚕的故事了。
嫘祖姓什么？出生于何地？据丁度《集韵》曰：“嫘，姓也。《史记·五帝纪》：‘黄帝娶于西陵氏女，为正妃，是为嫘祖’。”
［1］丁度认为嫘祖就姓嫘。然据文献，则姓嫘的只有嫘祖一人，而且，又据《辞源》注“西陵”为姓，“相传黄帝娶西陵氏女为妃，春秋时有大夫西陵高”，认为嫘祖姓西陵。另据嫘祖所在盐亭县故里的民间传说，嫘祖姓王名风，她的母亲因梦彩凤入怀感而生嫘祖，故取名凤。唐代剑南道昌明县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的《嫘祖圣地》唐碑也称她为“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11］这就表明王凤之名，早在千余年的唐开元年间就已在嫘祖故里普遍流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两处作“黄帝娶雷祖”、“黄帝妻雷祖”，“雷祖”亦即“嫘祖”。［2］（423－424）《史记·五帝本纪》、《通鉴外纪》、《通鉴前编》、《集韵》、《云笈七籤》诸书皆作“嫘祖”；《史记·索隐》、《南岳志》作“累祖”；《路史》作“嫘祖”。《集韵》注：“嫘，姓也”，“义同”雷。”《说文》古作“阴阳迫动生物者也”，“像回转之形”，“间有回转之意”，阴阳迫动回转，“所以回生万物者也”。可见作“雷祖”，有称颂嫘祖与黄帝结婚，像天地阴阳二气回转激荡而成雷，因之化生万物，繁衍子孙，成为中华人文初祖之意。《路史》曰：“元妃西陵氏曰傫祖，生昌意、玄嚣、龙苗三人。”［12］“傫”，《康熙字典》注：同嫘。引《六书统》注为“凭高众立貌。”作“傫祖”可能取其教民始蚕是超凡特立，卓尔出群的人之意。“累”，《汉语大词典》有四个意项：①“姓也”；②“萦也”，即缠绕之意；③“缀得理也”，《说文》注：“合箸得其理，则有条不紊，是曰累。”相连缀得其条理，即理出头绪之意；④“索”也。至于“祖”的词义，《康熙字典》解引《说文》：“始庙也。”《广韵》：“始也，上也，本也。”又“法也。”嫘祖之名应该是由“累”而得。累，“下部从丝；上部从田，像回转之形”。
蚕作茧就是吐丝回转缠绕而成，而缠丝也须回转缠绕。意即把萦绕的茧丝理出头绪来，并组成若干股索状的丝线，故称为“累”。又因她是女性，故给“累”加“女”旁音符而成“嫘”，或因是人名，加“亻”旁的意符成“傫”；也含有称她高出于众之意。而始创蚕丝事业，堪为后世效法者，可谓之为“祖”，故称她为“嫘祖”。“王凤”可能是嫘祖少小时代的真实姓名，而“嫘祖”可能是成为黄帝正妃后，黄帝赐给她的名字；也可能是她养蚕治丝，泽被九州，受万民感戴而给她的尊号。［11］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尊嫘祖“先蚕”（即始蚕之神）。《通鉴外纪》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路史》则称：“伏羲化蚕，西陵氏之女嫘祖帝为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13］《路史》又称：“伏羲化蚕，西陵氏始养蚕，故《淮南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
［13］这种说法在宋元以后开始盛行。
嫘祖和黄帝的另一位妃子“嫫母”一起，帮助黄帝治理天下，嫘祖在和黄帝巡视天下时，病逝于途中，黄帝谥嫘祖为“祖神”。《云笈七籤》载：“元妃嫘祖死于道，（黄）帝祭之，以为祖神。今次妃嫫母监护于道，以时祭之，因以嫫母为方相氏”。［13］嫫，又作貘。嫫母，亦即母貘，为雌性熊，是以熊猫为图腾的土著族群之母祖。今川西北平武县白马人的一支当噶部，古来以熊猫为图腾，当是嫫母之后裔。白马人更是以“白马”大母祖为其族称。《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2］“马”如嫫、如母，为藏缅语普遍的女性词根。白马人之“鲧”实为女性的代称（从上帝那里偷息壤给人间的“鲧”是特称）。《国语·晋语八》曰：“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8］《淮南鸿烈》说：“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14］平武、南萍的北面即是伏羲氏的故地陇西成纪，南面是大禹出生地北川，从文献上我们可以得知，这一地区原是羌族居住地，亦是蜀文化的核心区域。至今，平武、南萍等地的白马人不仅多以熊为图腾，其后裔白马种广汉羌之女性均挂鱼骨牌于胸前，作为服饰，用以纪念“嫫”这位白马总母祖。［15］
《山海经·海内经》上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兽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2］郭璞在《山海经·海内经》“都广之野”下注云：“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这几句话原本是《山海经·海内经》内容，后脱去（疑为“中原中心论”者，故意删去也）成为郭注。广汉三星堆鱼凫王都城遗址的发掘，足以证明郭璞所断言的“其城方三百里”是有据的。有关素女，徐锴《说文系传》云：“黄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黄帝悲，乃分之二十五弦。”《风谷通》亦云：“黄帝书：奉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13］（75）然则，素女本古代之神女，出自于都广之野。明代状元杨慎说：“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素女是黄帝最贴近的侍女，后世称之为我国古代最早的性学大师。通过上述，我们得知黄帝的元妃嫘祖、次妃嫫母、侍女素女悉皆来自于蜀地，由此可见黄帝与古蜀国的渊源关系。
三、黄帝后裔。禇少孙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在先秦《世本》亦有：“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也。”［6］这里已经明确地说明，古蜀国的统治者的后裔在汉代还存在。古蜀部落首领蜀山氏、西陵氏不仅与黄帝同时，而且还有亲缘关系。唐张守节《正义》引《谱记》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汉时蜀王子未必是蚕丛氏的后裔，可能是开明氏被秦灭后，蜀王子安阳王途经姚、嶲留居的蜀人。《山海经·海内经》上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2］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1］关于颛顼，《吕氏春秋·古乐》还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铿铿，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先为乐倡。乃偃浸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16］郭璞注：“《世本》云：颛顼母，浊山氏之子，名昌仆。”郝懿行疏：“浊、蜀古字通。浊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子也。”［16］
关于蜀山氏的地望，蒙文通先生说：“《中山经》有涿山，郝氏以为即蜀山氏”。［6］若水和蜀山的地理位置，向有争议，莫衷一是。较可信的说法，若水即今雅砻江，《水经·若水》亦有同样的记载：“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若水沿流间关蜀土，黄帝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位，降居若水为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水之野。有圣德，二十登帝位，承少暤金宫之政。以水德宝历矣。若水东南流，鲜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又迳越嶲大莋县入绳”［17］“大笮”，即今攀枝花市盐边县、西区和仁和区一部分及凉山州的盐源县部分。雅砻江远古时代又称“若水”。“若水又南迳云南郡之遂久县，青岭水入焉。水出青岭县西，东迳其县下，县以氏焉。有石猪圻长谷中，有石猪子母数千头”。［17］与《水经》引文不同，长子青阳成了昌意。但这些文献都称昌意率领其部落从黄河流域来到了若水定居。“青岭县”，即今凉山州会理县部分；遂久县即今攀枝花市盐边县、西区和仁和区一部分。《蛮书·卷二》上明白地说：“东泸（水），古若水也。”［18］“东泸水”，即当下雅砻江及两江会合处以下的一段金沙江。蜀山即今岷山（汶山）：“《南山经》首有鹊山，郭注在蜀汶山（旧误作伏山），可能即甲骨文的‘雀’。”“蜀山也许即鹊山，这一地区早有诸侯部落。”［6］这两地的史前考古都有明显的西北古文化色彩，可与文献相互印证。但是，任何文化都是独立发展的结果，而外来文化的影响不过是一个发展过程而已。《史记·五帝本纪》索隐说：“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之国也。”说明黄帝与蜀山氏的关系，是统治与从属的关系，这事实上表明了统治民族与土著民族的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1］桥山黄帝陵在陕西黄陵县城北1公里的桥山之上。桥山形如拱桥，因此得名。山下有沮水环绕，山上古柏森森，郁郁参天。黄陵位于山顶正中，有砖砌花墙围护，庄典、肃穆。黄帝驾崩后，有关他的子孙后代，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载曰：“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1］接着，司马迁叙述了颛顼死后，由“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高辛氏为颛顼之族子，从中可看出，五帝之中有两帝来自于蜀地。
有关黄帝其他支系，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1］《国语·晋语四》有相同说法：“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8］所谓“黄帝二十五子”，实际上是以黄帝部落为母族，从中分裂出来的二十五个子氏族，得姓者为十二姓，这些姓的后裔，在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还大量存在。周武王伐殷纣后，分封“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19］黄帝的后裔中有一位叫无淫的被封在巴地巫臷国。《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载：“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朌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2］传说巫臷的首领是帝舜的儿子“无淫”，可知虞夏之际已经有巫臷这个部落了，在那里简直是一个极乐世界：耕地虽少，却为“百谷所聚”。人民不耕不织，而衣食有余。山谷多有森林，富有鸟兽，其人也不狩猎，自然就有肉食。还让那些鸾凤们成群结队，载歌载舞。巫臷国依靠生产、贩运食盐，所以“不稼不穑”，生活才如此的富有。因为楚国和巴国都仰仗其盐，所以这样一个小国便能在大国夹缝中生存数百年。大约在楚平王时，楚国夺去了原属巫臷国的郁山盐泉，同时与巴子暗契，许巴国兼并了巫臷国为交换条件，这样巫臷国未进入战国之世，便被灭亡了。
四、《山海经》与黄帝。从汉代起历代诗赋多引《山海经》中事以为典故，说明该书很早就被广泛阅读。不过诗赋多属后来“文苑”的范围，儒林之中对《山海经》就未必那么看重了。《孔子家语·执辔篇》有“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生，低者为死。丘陵为牡，溪谷为牝。”［18］可见在《家语》成书之前中原人已承认《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已面临《山海经》的处理问题，他以为：“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依司马迁意，承认其为“先秦古书”。但对于司马迁不敢言的“怪、物”的说法，历代学者也多有不同看法和诠释。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数术”类“形法”家，与司马迁的认知尚接近，然不同。此后该书在古代中国目录学里所属类别有数次转换。后来的《隋书·经籍志》里《山海经》列史部地理类，此后各代官私目录多随之。到清人编《四库全书》，则说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遂改列子部小说家类。然而晚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又特创一个子目“古史”来容纳像《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引起前人或后人怀疑的书籍。总体地说，《山海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看做与史相关的旧籍，且一般并不怀疑其为“先秦古书”。
《山海经》是以大暤伏羲氏、女娲氏为上限的，但经中仅仅记了三条，而经中记叙黄帝和颛顼的事就特多。据袁珂先生统计，其中记叙颛顼的事凡16处（实为17处）；记叙黄帝的事凡9处；经中单言“帝”，而此“帝”实该是黄帝的凡9处，这样总共记叙黄帝的事是23处（经中有5处写到“轩辕”，但未必是指的黄帝，抑或比黄帝更早的部落首领，见前述），连颛顼事16处合计39处。［20］因此，黄帝和颛顼实在该算是《山海经》的主神。自然，黄帝和颛顼是古代民间相传的有名的神兼人帝的神话人物，一直为多数国家和民族所共祖。但在战国时代，实际上只有蜀、秦、楚三国相传是颛顼之裔（《史记·秦本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1］，对黄帝与颛顼的颂扬，这应该是楚人与蜀人、秦人的共同社会心理。&（转自）
［1］（汉）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5月。
［2］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一版。
［3］《实用语文规范知识小词典》，语文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4］史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新华文摘》，1999年9期。
［5］（汉）戴德撰《大戴礼》，《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6］蒙文通《古族甄微》二，巴蜀书社，1983年。
［7］（晋）张湛注《列子》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8］（吴）韦昭注《国语》，《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9］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2版。
［10］（晋）王嘉撰《拾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1］王德奎、赵均中主编《嫘祖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
［12］（宋）罗泌《路史》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3］袁珂、周明《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14］（吴）韦昭注《国语》，《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5］（汉）高诱注《淮南鸿烈解》，《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16］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中华文史论坛》，2003年1月。
［17］（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古乐，《文渊阁四库全书》。
［18］郦道元《水经注》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9］《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版。
［20］（汉）司马迁《史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1］袁珂《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月。
大禹治水十三年，足迹遍布九州大地，因而，有关大禹的遗迹和纪念建筑分布极广，而且数量且多，遍及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十余省市［1］(276)。大禹治水神话直接与远古巴蜀历史文化有关的主要有四点：一是禹生石纽，二是禹娶塗山氏与大石崇拜，三是大禹东别岷江为沱治水功绩，四是巫山神女神话。巴蜀历史文化是大禹神话传说产生的基础，大禹神话的载体是“石崇拜”，即“石生人”；传说的主要内容是治理洪水。《山海经·海内经》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2］”。因此，大禹治水神话的表现形式就是英雄神话与大石崇拜的结合体，其与远古巴蜀历史文化表现为一种同构关系。
《左传·襄公》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3］。也就是说辽阔的中国大地，分为九大州。中国历史上，率领民众治理洪水的大禹，无论典史记载和民间传说，都流传甚广。21世纪初，一件新发现的2900年前的西周青铜器，98字铭文明确记有“大禹治水”、“以政为德”的遗迹，这充分表明先秦典籍《山海经》、《尚书》、《左传》等书的相关记载，以及至今仍然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大禹治水神话故事基本属实［4］。因此，大禹治水神话传说不再是编造的文学故事，而是信史，或者更准确地说具有相当高的信史价值。所以，“禹”有夏禹、大禹、神禹之称。因为，禹接替舜帝即部落首领之职在今山西省夏县，又以夏为年号，故称夏禹；因其治理滔天洪水，功劳特大，亦称大禹；因禹聪敏过人，万民敬仰，又尊称为神禹。然而，这位神禹的出生与一般的人却不同凡响，其母的受孕，到他的呱呱堕地，再到他的儿子启的降生，都与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禹生于四川北川县。原居住在若水（雅砻江）的昌意部落，其后裔出现于中原地区，应该是沿着黄帝部落东迁的路线，自西向东发展而来的。大禹是黄帝的五世孙，他的曾祖昌意降居于雅砻江，“娶蜀山氏为妻，因此，说夏族起源于四川，是可信的”。然而，“中原中心论”者却认为“夏族是河南土生土长的。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就说黄帝自始自终都居住在有熊国的国都河南新郑。昌意居住的若水就是《诗经》上说的洧水，即今新郑县的双洎河。但对昌意娶蜀山氏女为妻，这个蜀山氏在河南什么地方就避而不谈了［5］。”更见笑大方的是：在新郑市“黄帝故里纪念馆”嫘祖纪念室门口招牌上书：据《路史》载嫘祖出生于梁州，古开封就称梁州（此是大意，不是原文。2004年12月24日，作者亲眼所见），这样一来嫘祖就变成河南“开封人”了。中原人历来对《路史》是不屑一顾的，但为某种目的，就不得不“指驴为马”了！
甲骨文有禹这个会意字，金文
（禹）字带“箭头”形的那条曲线就是一条毒蛇，的形状，横的一条是一根带杈的木棍，这就表示木棍打蛇的意思。小篆
（禹）字的形体，蛇形犹在，而木棍形则变得更为复杂了。楷书禹字就源自于小篆［6］。《玉篇·虫部》曰：“蠁，禹虫也。”历史学家顾颉刚确曾说过大禹是“虫”，其实，“虫说”依据的是《说文》曰：“禹，虫也”
［7］。上古，兽统名之曰虫，许慎据此训禹为虫。《大戴礼·曾子天圆》曰：“羽虫之精曰凤，介虫之精曰龟，鳞虫之精曰龙［8］”。鳞片之虫，最高级者是龙。所以，大禹“在谷是虫，出谷便是龙”。伏羲人面蛇身，也可以算是虫。因此，禹是一条龙。禹是《山海经》中治理洪水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蜀地，“禹”是他的名字，象征着他是一位本领极高的勇士。从文字起源的角度讲：禹字是上古蜀语，它的本义就是巴蜀方言。而中原文献作为特称皆是其引申义，《尚书注疏》巻三说：“大禹传，曰文命，敷于四海［9］。”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10］”。禹姓姒名文命，禹父名鲧，鲧父名颛顼，颛顼父名昌意，昌意父就是轩辕黄帝。禹的母亲是有莘氏女名修己，或称女志、女嬉。据《史记·索隐》引《礼纬》曰：“禹母修己，吞薏苡为生禹，因姓姒氏［11］”。禹是黄帝的玄孙，从黄帝到禹，共五世，皆同姓而异其国。《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2］。”这里的“鲧”即是大禹之父。王嘉《拾遗记》说鲧死，“化为黄熊”，或曰“化为玄鱼［12］。《山海经·海内经》又载“鲧复生禹［2］”，“复”即“遗腹子”。所以《吴越春秋·无余外传》卷6说禹母“剖胁”而产禹［13］。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曰：“禹生于西羌［10］”。《后汉书·西羌传》所载黄河上游湟水赐支一带为西羌的分布中心。“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迟等国［14］。”西羌当在黄土高原西部的甘青地区，四川西北部仅仅是西羌南迁后的定居地。
禹生汶川石纽，虽有四说，但皆属于上古蜀国的中心范围。汉初陆贾却把这一地区称之为“西羌”（先秦中原正统文献并没有把禹的出生地称之为“西羌”的记载），司马迁沿用此说。此后，《吴越春秋·无余外传》亦说：“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贾谊《新书》云：“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自西羌。《盐铁论》亦云：“禹出西羌，父王生于北夷［15］”。再后，《华阳国志》上称：“夷人（羌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15］。”《水经·沫水注》亦称：“（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佑之也［16］。”此段可与《华阳国志》相互佐证，说明岷江上游民族奉禹为神，似乎有很深的民族渊源关系。
顾颉刚先生在《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一书中认为蜀人为氐羌系的一支。21世纪初在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发现的史前彩陶，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关，而甘青地区是古代氐羌所在之地。因此，岷江上游出土的彩陶与甘青氐羌民族集国先民的活动有直接关系，是其南下的一支，史料与考古资料是基本一致的，足以证明大禹的族属应为甘清南下的羌族。历史上禹生石纽，反映的是岷江上游羌族部落的历史记忆，羌人对大禹神话的羌族化改造与诠释，显示出秦汉时期大禹崇拜多元化的特点。
北川县治城（古石泉县治地）是禹生圣地，历代封建王朝钦赐权益，在治城南一里，湔江对岸石纽山麓修建禹庙。《帝王世纪》说：“禹于六月六日生于石纽”。石纽山腰石林中“有二巨石纽结，每冬日霜晨有白毫出射云霄”(《四川通志》)，石上有阳刻“石纽”二字，每字高、宽各为40厘米（今浙江大禹陵“石纽”二字即以此处题刻拓片复制），相传为汉代学者扬雄所书。《三国志》载“禹生石纽［17］”之“石纽”指的就是这个地方。《石泉县志》载：明、清国朝，为禹颁布祭典。每年六月六日，石泉知县都要用一般县不能用的“大牢”（整牛羊）之礼仪，致祭禹王。据传，禹穴沟为大禹诞生地。扬雄《蜀王本纪》载，禹生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刳儿坪位于九龙山第五峰下，其地“稍平阔，石上有迹，俨然人坐卧状，相传即圣母生禹遗迹”（《四川通志》）［18］。沿刳儿坪溪流而下，有一巨石，其状如盆，其“水色金赤，四季不变，相传禹母诞禹后洗儿处也”（民国《北川县志》），因以得名。洗儿池以下的溪流中，“白石累累，俱有血点浸入，刮之不去。相传鲧纳有莘氏女，胸臆坼而生禹，石上皆是血溅之迹”（《锦里新编》）。令人称奇的是“血石止禹穴一里许”（《三边总志》），距洗儿池稍远即无此奇观。距洗儿池不远的绝壁上刻有虫篆体“禹穴”二字，字大70多厘米，“传为大禹所书”（《四川通志》），人称小“禹穴”。距小
数百米的金锣岩上有楷书“禹穴”二字，“大径八尺”(每字230&230厘米)，“仙才天放，谨严有度”，据宋、明、清代史志记载为李劼白所书，人称大“禹穴”。禹穴沟拱桥头，立有一石碑，上有楷书“禹穴”二字，每字高52厘米，宽40厘米，落款为“颜真卿书”。古时禹穴沟尚有禹之采药亭。《升庵外集》云:“其山药气触人，往往不可到。”大禹幼时，随母采药于此山，故乡人谓之“采药山［19］”。当代史学家徐中舒、邓少琴、童恩正等人，在其所著的《论巴蜀文化》、《巴蜀史迹探索》、《古代巴蜀》等书中，均考证了北川县石纽村刳儿坪为禹诞生之地。
二、禹娶塗山氏与上古巴蜀人之大石崇拜。禹娶塗山氏女娇之说，在巴地民间广为流传，文献见之于《尚书·皋陶谟》禹的自述：“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唯荒度土功［20］。”《尚书大传》卷一亦云；“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启［21］。”《孟子·滕文公上》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22］（259）。”《蜀王本纪》记载：“（禹）塗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塗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华阳国志·巴志》把上述加以缀合，说：“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塗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15］（20－21）。”作者最终将塗山定在江州是可信的，禹娶塗山氏有史可考，但是，有关塗山氏的家乡塗山之地望，古代学者却其说不一，主要有濠州、宣州、会稽和渝州，但联系禹出生于汶山石纽等传说的背景综合考察，不少学者仍持渝州说（即今之重庆市巴县），现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经过对古籍的考证，也得出了“禹是生于蜀而娶于巴的”结论［23］。至今重庆仍流传着禹与塗山氏女娇的传说故事，朝天门长江南岸那块“夫归石”，便是传说中塗山氏盼望禹归来而站立在那块石上的遗迹。中国最早的一首爱情诗歌，据说是大禹的妻子塗山氏女娇寂寞时所作。因为她派侍女到塗山的南麓去等候禹的归来，可是一等禹不回来，二等禹也不回来，等得她烦躁和心慌，寂寞的时候便唱道：等候的人啊，多么的长久哟！由此《吕氏春秋·音初》记载道：“禹行功，见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塗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24］。”塗山氏的郁郁情衷无处可诉，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大禹，当然无法想象形影单只的思妇！&
大禹与四川远古历史文化的关系，剔除其谬说成分，可以看到：第一，禹迹集中在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说明该地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族属方面，均同甘青高原氐、羌民族系统有深厚关系，这已得到了营盘山遗址考古资料的确切证实。岷江上游地区对禹顶礼膜拜，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氐、羌民族对其先民的追思和向往。第二，禹在岷江导江治水，反映了当地经营半农半牧的人民同洪水作过艰苦斗争的英勇史迹。第三，夏民族的起源与巴蜀直接有关、亦与“石崇拜”有关，表现为一种同构关系。关于氐、羌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最具特色的是白石头崇拜。《华阳国志》曰：“每王甍，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誌，今石芛是也，号曰芛里［15］。”早期蜀人大石崇拜，仅仅是作为蜀王的墓誌而已。《华阳国志·蜀志》曰:“汶山郡，……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氐、白石子也［15］（295－296）”。刘琳先生校注云:“今茂汶境内羌人传说，在远古的时候，他们的祖先与强大的‘戈基人’作战，因得到神的启示，用坚硬的白云石为武器，才得以战胜敌人。羌人为报答神恩，奉白云石为最高的天神。此种习俗一直相传至今。蜀中汉人因见汶山羌人奉白石为神，故称为‘白石子’”。
关于羌民的白石崇拜，还有一种传说是:“远古时候游牧的羌民，在大西北的河湟一带逐水草而居。他们中有的支系渐渐迁徙到四川的岷江上游，为了以后回去不致迷路，他们便在所经过的每个山头或岔路口的最高处，放一块白石作为路标。这样，白石头就成了羌民的指路石标记。”羌人在每年祭山神的时候，“在羌寨附近的神林中祭祀，用白石代表山神”。这些传说，实际上是蜀人大石崇拜的反映，而禹的出生与石的渊源又是如此之深。袁
珂、周明编的《中国神话资料萃编》还记载了一则关于禹、禹妻塗山氏、禹子启的神话：“禹治洪水，通圜辕山，化为熊。谓塗山氏曰：‘欲饷，闻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塗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破北方而启生［11］。”
这一神话应源自于《淮南子》里的记载：“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塗山氏往，见禹方为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25］。”这则神话表露出：禹跳石而误中鼓响；塗山氏化为石；启因石破而生。这三件事是相互联系的，而且都与石有关联。这神话看似怪异难解，其实它正好诠释了“石生人”的巴蜀地域文化内涵，亦是与中原文化、楚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楚辞·天问》里屈原问道：“焉有龙虬，负熊以游？”“龙虬”指大禹，“熊”指鲧。鲧腹生禹，那么禹变成大熊也是当然的了。其隐含着巴蜀之“虫”来到中原，便融入了有熊氏黄帝部落，成为华夏之龙。&
夏民族之起源，夏禹、夏后启同巴蜀文化的渊源，实际上就是石崇拜，原本是原始初民——古蜀人的神石信仰和人类起源观折射之产物。蜀人的大石崇拜发源于蚕丛氏，“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石室即“累石为室”的邛笼［14］。当蚕丛氏从岷江上游迁至都广之野后，空间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虽不再居石室，却沿河而居，为防止水患，不得不以不同形式的大石建筑来寄托对祖先及其生存环境的崇拜。唐代杜光庭《石笋记》说：“成都子城西通街有石百二株，挺然耸峭，高丈余，围八九尺。”
《新繁县志》亦云：“此地巨石嶙峋，父老传自它处飞来。”成都乃冲积平原，何来如此多之巨石？原来这些“石阵”，正是古巴蜀人按照《山海经》中的山系建立的祭天与天文观察站！因此，“石阵”就是《山海经》中山系之日出日落具体山峰的浓缩图，从地球绕日自转的黄道与赤道交角之变化，推演夏、冬之交替。《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2］”。这九丘就是古蜀人以古帝王命名的观测天文的九大石柱构成的石阵，古蜀人把小岗称之为丘，石阵如同小山岗一样。即《说文》所称“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古蜀人不仅引水环绕石阵，而且石阵之中还置有青铜神树，以其为座标，枝上之鸟为准星测定方位。以神树为中，形成山环水绕之势（风水）。
《山海经》上所谓“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即为蜀人实地观测后总结出来的一种古老的天文历法。羲和、常羲，皆为古蜀居民（部落）。流风所及，周代的苌弘（宏）、汉代的落下闳（第一个制造浑天仪和制定《太初历》者）等华夏著名的天文学家，也是古巴蜀人氏。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长达10余万言，堪称《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论著，该著除了讨论传统论题以外，还探讨了一些新论题。吕子方的新论点涉及到《山海经》按南西北东的顺序与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类似顺时针方向旋转有关，日月运行二十八宿与岁星（行星，一般指木星）运行，太阳黑子及假日，季风的认识，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观测，流星与雷暴等异常天象，测天量地，极光和极昼极夜等等［26］。大石作为崇拜的偶像，即为蜀人先祖灵魂和“镇水神物”的共同载体，亦即二者相结合的物化形式［15］。当大禹来到中原时，把羌人的大石崇拜也一同带到了那里，黄河流域岸边的石牛、以及战国时代出现的铁牛，这应是西羌人（夏民族）大石崇拜群体意识的记忆，而后世那些豪宅门前的石狮子应是这种大石崇拜的流变。
三、大禹治水遗迹与后世神女神话
女娲氏（女娲部落）治水早大禹治水800多年，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言：“炼石补天所用之‘石’，亦堙（堵塞）洪水必需之物［27］”。对流于洞穴路径的淫雨之水，则采用“积芦灰以止”。治水乃千秋大业，为彻底铲除祸根，女娲治水功绩有二：一是疏通水道，挡水入河，解万民于水患之中；二是斩杀鳌龙，诛除水怪，使万民得以安居。此后，山青水秀，天下太平。到尧、舜时代，又遇洪水泛滥，横流于中国，草木茂密，五谷不登，禽兽繁殖，蛇龙挡道。为避禽兽伤害，人民只能集居于山上。《绎史》说女娲后裔大禹奉命治水，所用方法，以继承始祖女娲治水方略而有所发明创新。据史书记载，大禹治水，“掘地”，即挖水道，“而注入海”，即引水流入海里；“驱蛟龙而放之菹”，即将蛟龙驱逐到远离人民生活区域之外多水草的沼泽地带。大禹治水名扬古今，不愧是女娲之后裔。
禹导江为沱，见于《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导，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沣，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28］。”由于禹对川西北地区的开发整治，农业发展，水利兴旺，道路开辟，原始农业得到了进一步以展，为天府之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巴蜀王国与中央王朝及周边邻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水经注·河水》说：“河水又东，洮水注之……洮水又东迳临洮县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16］。”洮水流经陇西临洮县，注入黄河，原本是蜀国西北故地。却有人认为：那指的是湖南衡山“禹穴”，大禹藏书处；那里还有“禹碑”即“大禹功德碑”，相传为大禹所建，因建于岣嵝峰上，故又称“岣嵝碑”。其实，它仍然是对羌人大石崇拜的反映，大禹对巴蜀文化传播留下的丰功伟绩。因而《十三州志》曰：“岷山无草木，其西有天女神，洮水径其下，即夏禹见长人受黑玉书处［25］。”这种说法来源于《山海经·中次九经》所云：“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2］”。
后世《隋书·地理志》指出：“蜀郡双流县有女山”。传说难免有异义，但大禹治水在蜀地却是无疑的。大禹治水事迹主要在蜀地，而治水神话却产生于与楚地相连的川东三峡等地。所以，大禹治水英雄神话才转辗成为川东巴人、楚人神活的来源，不过此神话晚出，是形成于战国时期的新神话，反映出巴蜀人融合于华夏后，其民族神话母题所发生的巨大变异——神女神话与英雄神话的合流，而表现载体却仍然是灵石崇拜。
产生于巴蜀的《山海经》所记录的长江流域神话传说，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的神话传说──几乎占了总数的2/3以上，2000多年前早已成为“中原中心”论者，无法逾越的一道“龙门”。在夔巫之地，有许多关于神女的传说。据《入蜀记》卷6载：“（巫山）真人，即世所谓巫山神女也。（真人）祠正对巫山，峰峦上入霄汉，山脚直插江中，议者太华、衡庐，皆无此奇。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见。所见八九峰，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宜为仙真所托。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时，有丝竹之音，往来峰顶，山猿皆唱，达旦方渐止。庙后山半，有石坛平旷，传云夏禹见神女，授符书于此。惟神女峰上有白云数片，如鸾鹤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异也［11］。”这段叙说，说明受蜀人的“石生人”崇拜的影响，巴人亦把神灵赋予了石，是“石”帮助大禹治理了洪水。所以，前蜀杜光庭《墉城集仙集》中说神女瑶姬帮助大禹治理洪水，把三册天书授予大禹要他照书行事。后来瑶姬的姐妹变成了十二座山峰，她也留在了巫山化作神女峰了。这些传说形成于巴地，流布于楚地，渲染于华夏，不能不说是古巴蜀人对中国神活传说的一大贡献［11］。
四、彪炳华夏的大禹治水神话传说。从文献上看，最早记载鲧禹治水神话的莫过于《尚书·洪范》，其云：“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9］。”另外《山海经·海内经》对此也有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2］。”根据《洪范》中箕子的话推测，鲧治洪水没有得到“帝”的批准，这种说法与《山海经》的记载比较接近，显然是较为原始的说法。从中可以看出：大禹在巴蜀治水成功后，引起了中央王朝的重视，他才可能来到中原，接替他的父亲鲧的治水重任。这样，禹联合了共工氏和益、后稷等许多部落，继续向洪水展开大规模的斗争，从而也就把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连接了起来，大禹领导人民治水历史功迹，便被中原人神化了。有《诗经》为证：《长发》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信南山》说：“信彼南山，维禹甸之。”《韩奕》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文王有声》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这些诗多半是西周前期的作品，对禹的歌颂已不遗余力［29］。如果没有许多关于大禹治水神话传说的流传，定然不会引起诗人们把他当成天神一样来热烈歌颂的。
大禹吸取了他父亲治水失败的惨痛教训，改变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疏导的策略。《淮南子·原道训》记载：“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27］。”说他以水为师，善于总结水流运动规律，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流势，因势利导地治理洪水。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于是，人民纷纷从高地下来，回到平原上。接着，禹又带领人民开凿沟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化水害为水利，在黄河两岸的平原上开出了许多良田和桑土，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大禹领导人民平治水土、发展生产有功，得到人民的拥护，人们把这位治水英雄推举为政治领袖。《三国志》载曰：“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民除害，生民已来，功莫先者［17］”。当虞舜去世以后，禹就接替舜当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他“铸九鼎”，“定九州”，按照行政区划加强对各氏族部落的管理［30］。
所以，西汉刘歆曾经明白地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⑤。”这是刘歆给皇帝上表，绝不能信口雌黄的。上古传说黄帝时代的仓颉已经创造了文字，但我们现在仍然不能断定夏禹时代就有了文字，然而没有文字，却一定有口头文学。益不过是把巴蜀之地的口头文学，经过自己的编排再口叙给大禹罢了。夏禹出生于蜀地，他治水从西到东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益该是他的随从罢。所以，在《山经》之后有大禹的结语，那应该是益讲完之后，大禹作的总结，
也是大禹治水走过千山万水的真实叙说。接着，大禹便命天神太章步量大地。然后，大禹便把太章测得的这方方正正的大地划定为九州，最后铸九鼎［11］。《左传》襄王四年说：“茫茫禹迹，化为九州”
［3］。九州即冀州、衮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其中“梁州”主要的地域就是大禹出生之巴蜀故地。
《左传·宣公三年》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3］。”禹定九州铸九鼎，成为三王之王。于是，帝禹大会诸侯于浙江塗山，各部落诸侯国，领受禹的敕封，巴国、蜀国也在其中。《左传·哀公七年》曰：“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3］”。这是各方国对大禹王权的承认。《国语·鲁语》说：“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可看出：此时，大禹的王权已经确立。然而，夏禹氏劳累成疾，因病而亡，葬于塗山［11］。《墨子·节葬下》曰：“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所谓“塗山”，应是大禹葬于此地而得名的。清马骕《绎史》卷十一注引《遁甲开山图》记载：“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代孙［31］。”如果大禹是“女娲十九代孙”、“颛顼之后裔”之说确实成立的话，那么，他就是长江上游巴蜀地区的历史人物，由此而推论出越国公室是长江上游地区向下游南岸的移民的结论。《吴越春秋》第6卷名曰《越王无余外传》，实际上却以极大的篇幅叙写了夏人始祖大禹及其先祖的事迹（神话传说），鲧是颛顼之后，鲧妻女嬉吞薏苡（红石子）而剖腹产下大禹。大禹以后的六世帝少康“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是为越国开国之君［13］。从上述可得知：大禹治水，从西到东，这样伴随着他的治水功绩，也就把《山海经》──巴蜀文化从西带到了东，从而使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楚越文化相融合，最终构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之一。（四川攀枝花学院唐世贵）
&“夔”字，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首”字是头部；2、“止”字是爪子；3、“巳”字，指鸟的翅膀或翅膀上的羽毛；4、“夋”字，指鸟尾。
帝俊（帝喾或帝夋）。有关帝俊的神话,相当零碎,集中保存在《山海经·大荒经》以下五篇里，其他书籍并无所见。帝俊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羲和,住在东方海外的甘渊,生了十个太阳；另一个名叫常羲，住在西方的荒野，生了十二个月亮。他还有一个名叫娥皇的妻子，住在南方荒野，生了三身国的先祖。这位先祖一个头三条身子，传下来的子孙也都是这般模样。帝俊时常从天上降下来，和下方一些面对着面跹舞蹈的五彩鸟交朋友；下方帝俊的两座祠坛，就是由这些五彩鸟管理的。在北方的荒野，有一座帝俊的竹林，斩下竹的一节，剖开来就可以做船。尧的时候，十日并出，帝俊曾经赐给羿红色的弓，白色的箭，叫他到下方去拯救人民的困苦。以上就是残留下来帝俊神话的片断。从中可以见到帝俊作为天帝的神性。
　　由于神话的发展演变，帝俊又化身为传说中人间的两个帝王，一个是帝喾高辛氏，另一个是帝舜，他们都是半神的英雄，都有他们各自的神话传说流传下来。
&&& 帝俊神系
帝俊（sh&n）
少昊，帝俊之子
&&& 羿，帝俊臣属
羲和，帝俊之妻，生十位太阳神
常羲，帝俊之妻，生十二位月亮神
娥皇，帝俊之妻，生少昊
姜嫄、简狄、庆都、常仪是帝喾的妻子。帝喾就是帝俊，常仪就是常羲。
帝舜也是从帝俊的神格中分离出的神。
帝俊一系的文明功绩（帝俊一族对于文明的贡献集中反映于山海经第十八卷海内经）：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大比赤阴，是始为国。
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指二人奉帝命治水）。
帝俊就是甲骨文中提到的殷商高祖夔。帝俊与蚩尤之间存在联系，因为蚩尤即殷商战神鸱枭，蚩尤即炎帝、少昊。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的百科全书，除了秦汉时期加进的少量文字以外，都是原始史料，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上古史的面貌。不少人批评我国的古史把一切发明权都归于黄帝一人（如果承认有这么一个人的话），实在是信口乱说。《山海经》记载的创造发明相当广泛，并且属于很多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当是帝俊及其后裔。
《山海经》说帝俊是太阳和月亮的父亲。他的妻子羲和是十个太阳的母亲，蝶蛾图腾。这个神话的史实是羲和占日，崇拜日，观测日，制订十个天干，发明一年十个月的太阳历。某教授称，历法都与天文观测相符，不会有一个月36天的历法。事实上让他无法相信的历法在古代中国、印度、美洲并不少见。由于羲和氏族世代掌管天文历算，到了尧舜时分化为四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夏太康时，羲和在他的私邑贪图享乐，玩忽职守，王派胤侯去征讨。正是在天文学实践中，羲和从族名变为官名和姓氏。日本人崇拜太阳，以“和”（倭为同音字）为族、国号，是否与和氏有关？
帝俊之妻常羲生十二月，蟾蜍图腾。占月的职业与占日相仿，伴随着崇拜月，观测月，制订十二个地支，发明以月亮圆缺为依据的太阴历。太阳的运行周期即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长365天多一点，而月亮从出现新月到完全看不到只有二十九天，月的概念就与月亮联在一起。太阳历一年的等分并没有这么明显的标记，分为2、4、6、8、10、12、24、72份都是可以的。太阳历的这些划分单位，称作月，是借用太阴历的观念，《尧典》说一年366日，是太阳年，加闰月正四时，表明尧时已使用阴阳合历。嫦娥奔月，是从常羲占月演变出来的另一种神话，化身蟾蜍，与死化为图腾神的观念相合。
帝俊是少昊。太阳鸟、三足乌的另一名称是俊字左边换成足字旁，读（cūn，村）。说“帝俊”，等于说三足乌图腾的帝。少昊凤图腾，凤是什么？是稚——野鸡，鸡鸣与日出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三足乌的观念。太昊、炎帝族团均有鸟崇拜，但登峰造极的还属少昊。他的鸟国不仅见于《左传》、《竹书纪年》等史书，还能在山东的出土文物上得到验证。《山海经》中的帝俊有些确实指帝喾和舜，但他们绝非日月之父——少昊。《山海经》提到帝喾和舜的葬地，他们并未成为不死的神，与没有葬地的神少昊帝俊不是一回事。舜为象图腾，与鸟图腾无关。东夷首领都称俊，但最杰出的一位是少昊金天氏，商、楚等上古民族纪念的帝俊只能是金天氏。研究这些民族的古史，决不能把他们的祖先张冠李戴。
《八纮绎史》记载，羲和被黄帝封在中美洲扶桑，《山海经·大荒东经》说那里是少昊之国。玛雅人的创世神库库尔干，又叫库库马兹、阿斯特克人称凯察尔科亚特尔、印加人称维拉库查……名字不同，事迹一样，他身为太阳神、羽蛇、凤凰、金星……如此伟大，非少昊莫属。印第安人说羽蛇神从天上来，其实是从中国来，据学者研究，玛雅语与汉语分离是在5000年前，玛雅历法起点距今5100多年。帝俊就是羽蛇神，是距今5000多年的少昊，帝喾、舜有这些特征吗？
《山海经》说少昊生般，般发明了弓箭，又说帝俊赐给羿红弓白羽箭。以太昊、少昊为代表的东夷人是中国的重要缔造者。夷从弓从大，就是用弓的人。后羿射日传说中，天有十日，与其用气象上的假日来解释，不如说是羲和生十日观念在民间的延续。小时见过《嫦娥奔月》年画，先是羿射九日，后是嫦娥食不死药飞上月球。日月传说连为一体，与《山海经》帝俊二妻的传说相应，体现了少昊一家的史实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印第安人说“羲和妈妈、常羲妈妈、日母月姨宇宙父”，比中国人的口传更完整。多亏了《山海经》等史书，我们才能够清楚地恢复历史本来的样子。
研究古史和甲骨文的学者，或是因袭前人的谬误，或是另立新说，却总是把帝俊、帝喾、舜混在一起，妨碍了中国古史的正确认知。我们应该明确，黄帝之世已是有国家政权、官员、历法、文字、青铜器、城市的文明时代，总要用原始社会来对号入座，不错才怪呢！少昊早期与黄帝重合，未入五帝之列，但对于世界史的贡献，却是无人匹敌的。统一新罗大将金庾信墓志铭说：“轩辕之裔，少昊之胤……”作为国家鼎盛时期的元勋，他若不是轩辕和少昊的后裔，墓志铭会这么说吗？朝鲜古史称，新罗始祖之母生下来长着鸡嘴，在新罗故都庆州出土的陶器上就刻有鸡首人身的女性形象。传说新罗国王都是卵生。国王味邹尼师今祖先出于鸡林，自称少昊金天氏之后，所以姓金。古代说的东夷，从华东、东北直到东南亚、美洲，大部分是太昊、少昊后裔。帝喾和舜怎能相比？
有人说喾、皓同音，本为一字，不足为训。喾为溪母沃韵，入声，皓为匣母皓韵，上声，声、韵、调完全不同，上古也不会同音。玛雅语“国王”说成ahau，前缀阿加上昊。“hau”读音5000多年里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怎么会是喾呢？《帝王世纪》所述三皇五帝历史框架大部分是可信的，问题出在疑古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批倒一切”的霸道行径，这些人搞的历史研究，目标是科学史观，结果是歪曲历史、背叛祖宗，不可不吸取惨痛教训！肃清疑古流毒，从认识少昊开始，如何？少昊-帝俊-太平洋文化圈的文化奇迹的创造者。他的子孙遍布中华故土与海外，他的文明脉动万古长存。（来源：；）
关于少昊文化，笔者一向以为是中华上古文化中最早、最辉煌的东方文化。为了揭去她的朦胧的面纱，从1980年开始，先后写过《少昊之虚辨》、《少昊氏稽索》、《少昊氏与朝、日民族》等文章，就少昊文化的渊源、尤其是少昊氏的东迁及其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传播提出了一些认识。去年以来，笔者曾利用讲学和出席会议进行实地考察和文献检索，除了对过去的一些探讨感到欣慰外，更急于对旧识作出补订。
一、再论少昊氏的东迁。少昊氏东迁分支至朝、日地区，证据越来越充分。比如，少昊发源地的羽山(今云台山)，不仅在朝鲜半岛的西南有羽山，日本北九州市门司区也有羽山这一地名。更重要的是，在一所门牌为“羽山2丁目3-13”的庭院里(主人为80岁的江崎水早子)发现有古代的岩刻文字。其基本结构同于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以及灌云县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墓中出土陶钵底部的刻痕。1983年，笔者在《少昊氏稽索》中曾指述少昊的分支迁徙到辽东而成为东夷的一支强大的分支辽夷，这支辽夷成为东北地区少昊人的始迁祖。证之于《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少昊在东北亚的影响是清楚的。东北亚地区包括黑龙江流域和朝鲜半岛是大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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