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森迈特瓦特瓦特莫尔实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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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商代几乎同时的古巴比伦和希腊,也有分类分级的学校制度,培养文士、祭司、官吏。希腊化时出现以年龄阶段为区分的三级学校体系:7-14岁的儿童、青少年在音乐学校和体操学校学习;
14-18岁富家子弟进入体育馆学习,18岁成为士官生。西方学制特点的中等学校──文法学校产生于公元四世纪,“七艺”成为中等教育的主要课程;而更高层次的“学园”则以研究为主,与现代的高等教育相似。在古代的罗马,教育具有精英政治的意味,要求通过教育培养“爱智”、“正直节制”的人担任国家领袖人物,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有培养优秀者充当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但实际上希腊和罗马帝国统治人才的筛选任务不是由学校而是通过民众选举实现的。
中世纪延续了希腊-罗马传统的三级学校制度。日耳曼人入侵后,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一度受阻,其人文教育被“奥古斯丁和其它教父们转为为基督教服务,构成基督教教徒的基础教育。”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和希伯来人普及教育、形成民族统一文化的做法被查理曼大帝和阿尔弗烈德(Alfreed&
公元848-901年)在法兰西、英格兰推广,要求所有的儿童都入学。一些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法学校和商业人士举办的文法学校成为中世纪中等教育的基础。1二世纪开始,因十字军东征而接触到古代文化,一些基督教的座堂学校开始发展成为大学,如巴黎大学(1150)、牛津大学(1165)、剑桥大学(1209)、那不勒斯大学(1224)、里斯本大学1290)等,一般是由教士们组成的学术团体发展起来的。
可见,由于西方国家的形成较晚,没有国家官吏补给的需要,因而除了罗马帝国时期外,教育一般不属于国家行为,也没有国家统一的学校制度;更因为基督教文化不主张世俗教育的发展,因而中世纪除了宗教教育之外世俗学校的发展很少。
(三)考试、选拔制度的不同
从以上历代教育制度可以看出,中国不仅很早就有了系统的中央和地方学校制度,并且将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相结合、学校制度与选拔制度相结合而成为国家制度的重要方面;中央和地方长官不仅有行政管辖权,而且有选士和任用人才的职权,使整个国家的物力、人力资源完全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如《周礼.
地官司徒》明确规定地方长官负责教化,以一定的标准选拔人才:“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三年大比”,考其次德行才艺,向上推荐。《礼记.
王制》更是制定了逐级选拔的程序:“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而升之于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即乡举里选与学校选拔相结合。入学后的成绩由大乐正考核后呈报王,“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表明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政治与教育相结合的国家制度,并且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汉代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在考察地方官员的基础上经中央考试后授予官职,称为察举,既选拔了人才,又限制了多数人参与政治。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杜绝朋党,采用陈群建议,派官员到地方任大、小中正官,负责考核当地人士,按德行分为九品,以备政府随时录用,造成士族官僚集团把持政治,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形。因此隋唐开始采用中央直接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后来逐渐完善,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多次选拔考试,为中小地主阶级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考试实行精英政治的国家。而在柏拉图时代就提出以天赋、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为精英政治基础的西方国家,很长时间里仍然是以血缘、门第为选拔依据,无论在罗马贵族元老院还是中世纪的欧洲,平民虽然能受到一般的教育,也能成为教士或牧师,但首脑人物却是以任命方式决定的。“教会职位是以任命为主,辅以选举的制度。”国王的近亲往往被任命为主教或者大主教。与中国的选举制度相比,西方古代的人才选拔较多世袭色彩。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始终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控制学校和人才选拔,与完善的学制和选举制度相适应,中国很早就有了完备的教育管理制度,包括教育行政和督察制度,在国家管理教育制度方面无疑是当时的先进。从三代的“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到中央、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明确的教育官员和师生品级待遇、考核升迁制度,以及学田经济制度,都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政治与教育合一制度的重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制度也就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世纪时的欧洲,由于神权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国家机器的职能有限,因而不具备相应的国家教育制度。
二、近代中外教育制度发展的社会基础
近代中外教育制度不同的原因在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的社会观念差异。换句话说,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民教育制度和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建立,而中国则由于封建社会而未能确立普及教育观念,导致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迟缓。
(一)宗教改革与教育普及
宗教改革时期,马丁.
路德反对天主教的教阶制度,要求更正到公元初基督教初创时期的平等基础上来,提出不必通过教士或神父的代祷,人人都应当通过阅读《《《圣经》》》而直接与神交通,为此开始了以“读、写、算”为中心的国民教育运动。马丁.
路德指出,市镇当局和国家应当为国民教育提供所需的物质条件,因为“城邦的最大幸福、安宁和有效率在于有学问、有才能、正直、聪明的公民,只有使他们受到好的教育,才能使他们明敏地参与社会事务。”加尔文更是在日内瓦实行强迫教育,成为西方普及义务教育的中心。在新教普及教育号召下,北欧国家如瑞士、荷兰、挪威在加尔文、夸美纽斯等努力推进“读写算”的国民教育运动,逐步与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义务教育运动相汇合,成为欧洲普及教育大潮,有效地扫除文盲,养成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者,使教育成为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并且有效地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民主化进程。一句话,近代西方已经形成教育大众化的观念,对中世纪封建愚民政策造成很大冲击。
(二)资本主义与职业技术教育
西方职业技术教育是在产业革命后逐步发展起来的,逐步形成包括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在内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并且开始纳入正规学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提高普及教育程度具有重要影响。
初级职业技术教育
中世纪的艺徒制只能适应手工作坊的生产,产业革命后需要大量熟练技术工人,各国纷纷制定法令,开办各种类型的习艺所,为贫民子弟提供接受技艺训练的场所;同时一些有识见的人士也看到了职业技术教育不仅对于生产,而且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呼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如英国的赫胥黎认为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兴办职业技术教育:开办手工艺职业学校;开办训练学徒和技工的工厂附设学校;建立日校和夜校制度。最初人们对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认识仅限于社会贫困救济,如英国1601年公布的《济贫法》中就有贫民子弟必须接受技艺训练,以便将来可以谋生的规定;法国天主教也认为只有上层阶级才需要正规教育,而穷人只要接受艺徒教育学到一技之长就可以了。
中级职业技术教育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实科中学开始出现。如1662年弥尔顿倡导开办的文实科中学,十七世纪时法国基督教兄弟会开办的半工半读补习学校,圣乐会所办的实科中学,1708年德国席勒姆创办的“数学、机械和经济学校”,
1701年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创办的军事、数学、航海及外国语学校等,标志着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开始受到重视。美国在南北战争后,一大批农业、工业专门学校也兴办起来,1751年美国公立文实中学,满足了社会各方面对教育的要求,德国虽然工商业的发展落后于英美,但在职业技术教育的兴办方面也不甘落后。1830年,普鲁士要求各地商工局设立技术和工业学校,并将其列入中等教育范畴;1832年,普鲁士首次颁布《实科学校毕业考试章程》,1859年批准《实科学校课程编制条例》,1890年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在职劳动者有进入补习学校接受教育的义务。至1900年,普鲁士的工业补习学校达1070所,在校生有15290人,使普鲁士成为职业技术教育领先的国家。与此前后,各国也颁布各种法规,将职业技术教育纳入正规教育系统,提高职业技术学校的地位。如英国1889年颁布《技术教育法》,1890年颁布《地方税收法》,允许地方当局用征收酒税保证发展技术教育,这就是有名的“威士忌酒钱”;至1900年,用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开支超过了100万英磅。
高级职业技术教育
十九世纪开始,西方又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基础上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一些有识见的人士也指出,像瓦特、戴维和法拉第这样有特殊才能的人,应当受到最高级、最充分的教育,为此应当设立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高等教育。斯宾塞提出,在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大学和中等教育的公学、文法学校里,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古典人文学科,对建筑、船舶制造、工商业中有成就的人不予提及或记载,是十分傲慢的行为。在他们的呼吁下,政府开始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如英国工人讲习所中办得好的逐渐发展成为技术学院,1872年出现学制三年的“科学学校”;同时创办皇家学院(1800)、皇家化学学院(1845)、矿业学院(1851)、多种技术学院(1890),法国也在大革命前后创办了理工、军事、医药、师范方面的专门学校,拿破仑时期更是兴建了一批高等专门技术学院。美国的文实中学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升格为学院乃至大学,如富兰克林文实中学(1751年创办)在1779年改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十九世纪上半叶又大力兴办公立中学,被称为美国的实科中学,比欧洲更具世俗化和大众化的特点,并且直接与高等教育相连接。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把“殖兴产业,发展教育”作为基本国策,短短的几十年发展很快。1853年美国的佩里率舰来到浦贺港,使日本结束了1636年颁布的《锁国令》。1867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向德国、法国学习,开始教育现代化的过程。1872年的《学制令》规定职业技术教育分上下两级,每级三年,适用于工、商、农、师范;1871年工部省在创办了第一所工业学校,1872年又成立扎幌农业学校,1874年,大藏省组织金融税收人员培训。产业革命后,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愈来愈多,1893年井上毅出任吏部大臣后主张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于1893年和1894年先后公布《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和《实业学校国库补助法》。甲午海战后日本每年补助职业技术教育的经费由15万元增加到25万元。1900年的《实业教育令》,标志着日本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中国的实业教育是在1860年先后开始的,但是并未形成系统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当时的洋务派兴办了一些军事、外语和实业学校,包括矿业、铁路等;后来在教育救国的热潮中,中国人也兴办了一些工业和农业、商业学校,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带,至1909年中等实业学校达254所之多,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并未达到如日本的普及程度。原因在于儒家文化轻视有关生产劳动技术的教育,仅仅把兴办实业教育看作是救国方法,看作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手段,而不是开发民智、促进生产和社会进步的途径,没有像日本那样把普及教育当作基本国策,从而延误了中国发展的进程。
从中西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状况中可以看出,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发展基于平民教育的思想,而中国始终未放下身份教育的架子,因而虽然一度将职业技术教育纳入普通教育系统,但实际上对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普及教育的重要途径的认识一直是不足的。
(三)民族国家形成与考试制度
在近代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科举制度由于学习内容方面的空疏无用而在清末被废止,而同时的西方却因民族国家的建立、资产阶级官僚政治需要而对中国的选举制度大加赞扬,并使其成为适应资产阶级政府的文官制度,使中国的科举制度在西方改造之后得以再生。
西方古代教育虽有精英政治的提法,但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其选拔制度是以世袭为主的,即使有1215年巴黎大学开始的口头论文测验,1219年波隆那大学的口试制度,但尚无明确的考试目标和具体措施。16-十九世纪,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竭力向他们的政府推荐中国的科举制和官僚组织,如1583年胡安.
贡萨雷多的《伟大的中国》,伏尔泰、孟德斯鸠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科举大为赞赏。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成立,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逐渐借鉴中国的考试方式形成笔试制度,到十九世纪笔试在欧美学校中已经普及,并作为选拔方法被确定下来,表明一种与过去门第、血缘不同的根据个人努力或能力的观念已经形成。如年间英国剑桥大学用笔试进行“数学荣誉学位”的考试,十九世纪增加了法学和古典文学荣誉学位考试,1850年以后又增补了伦理学、自然科学和神学考试。牛津大学1800年改革考试章程,十九世纪末下半叶,牛津大学委员会宣称“考试已成为主要工具,这不仅用来测验学生的熟练程度,也用来刺激和指导学生的学习。”从1862年起,英国小学的考试是按修订法典(Revised&
Cole)组织的,有评定成绩的六条标准。1845年,在豪(Howe S.G)和贺拉斯. 曼(Mann
H)的推动下,美国在麻省的波士顿采用笔试,考评全市各级学校毕业生。
在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拔上开始用考试的办法,标志着国家文官制度的建立。1765年英国驻印度总督罗伯特.
克拉夫鉴于英属印度吏治的腐败着手整顿,从伦敦直接选送官员到印度任职;从1851年起,凡是英籍文官必须先进修四个学期,1853年首相格拉斯顿委派S.
诺斯科特和C.
杜维廉两人调查英国任用官吏情形,第二年提出《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建议设立考试委员会,按才能和教育程度录用应考的年轻人;1855年颁布《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最终形成英国的文官制度。美国文官制度是在英国文官制度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规定政府各级官员的录用必须经过公开考试;1789年确立公职人员通过选举产生的原则。法国公务员制度在拿破仑时代已经有所轮廓,规定公务员等级和薪金,创办培训官吏的专门学校,以受教育程度和毕业考试成绩为任用资格。德国早在威廉一世时(1713年)就制定了任用法官的考试原则,1743年腓特烈大帝规定所有到政府机关工作的大学生必须经过国家考试;十九世纪70年代,德国对文官考试的内容、方法作了明确规定,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总而言之,近代中外教育制度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尚未走出封建社会,因而教育对象仍然限于少数人,教育制度的改革也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西方相继进入现代化进程,发展资本主义,所有古代教育观念与教育制度都在革命之列,即使借用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必须改革而使之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需要。由此,中西教育制度间的差距已经不是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是有了性质的不同。如西方文官制度吸收中国科举制的因素,打破了世袭制,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平等竞争和能力为本的性质,正如《人权宣言》第四条所指出的:“所有公民在法律上的地位既然一律平等,所以政府官吏的任用也应平等,除以才能品德为根据外,不应受其它条件限制。”同时考试制度以机会平等、公开竞争,择优录取为原则,这不仅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分肥”有所限制,也是对古希腊-罗马的精英管理、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赫尔穆特·纽顿基金会举办三人联展--《中国摄影家》2015年08期
赫尔穆特·纽顿基金会举办三人联展
【摘要】:正时间:-地点:德国柏林赫尔穆特·纽顿基金会(Helmut Newton Foundation)纽顿基金会推出了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弗兰克·霍瓦特(Frank Horvat,1928-)和希蒙·布罗德扎卡(Szymon Brodziak,1979-)的三人联展,展出了三人300张不同尺寸,拍摄于不同年代的作品。纽顿是世界著名时尚摄影师,
【关键词】:
【分类号】:J4-28【正文快照】:
时间:-地点:德国柏林赫尔穆特·纽顿基金会(Helmut Newton Foundation)纽顿基金会推出了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弗兰克·霍瓦特(Frank Horvat,1928-)和希蒙·布罗德扎卡(Szymon Brodziak,1979-)的三人联展,展出了三人300张不同尺寸,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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