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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高考时选择哪所大学时与家长产生纠纷，产生了家庭矛盾，优秀大学生被父母强送精神病院，一生被毁，多年只能靠打零工为生。
我父亲小学毕业，我母亲是不识字的农民。他们两人都没什么文化，认为殴打是最好的教育孩子的方式。我从小到大就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之下，挨打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我高中是在全省重点中学上学，高考成绩在班里排前10名，在同学里就很算不错了。【我有当年档案为证】
我的学习很好，无任何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打架、不和不良少年来往，每日只知专心学习。为人老实，性格开朗、随和、活泼，在同学中人缘很好，有大量品德和学习都的很好的同学做朋友。老师们眼里我是老实、听话，学习优秀的孩子。在老师和同学们眼里，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本来我的分数可以上一所优秀大学本科不成问题，比如重庆邮电学院。我父母却逼我上了民航学院自费生。一样样的两所大学，放着好好的正式生不上，非要上自费生，我当然不满意了。
我学习那么好，我妈还骂我：“天天打游戏机，不学习。”这不纯属是污蔑么？
父母天天骂我：“连清华也没考上，愧对家长10多年培养，简直是个不孝的畜生。”诸如此类。。
我心里也愤怒：“我是一个在老师和同学嘴里品学兼优、外向开朗的好学生，怎么到你们嘴里就成了天天不学习的畜生？我哪儿不孝了？”
【我的学习和人品都不错,这点老师们和全班同学们都可以为我做证。】
&我也经常的反思：我是个坏孩子么？我哪里做不好？我已经比同龄90%的孩子都优秀，我哪里还不够好？
我的能力就那么大，个人能力有限，以我的能力考上清华大学，那根本就不现实。
自次争吵不断。
每天我父母就是争吵的发起者，他们通过天天骂我来发泄对我没考上清华大学的失望与愤怒。我就是他们发泄无名邪火的出气桶。
别人家考上了大学都是高高兴兴，我们家考上大学，就先在家大吵了一个月架，直到开学。以我的高考成绩搁别的同学家都羡慕死了。
我是一个性格理智做事不爱出格的人，内心极愤怒，多次想打电话，让民航学院退回档案，不去那上学。可是木已成舟，命运已定，民航学院已经录取，改上别的学校已经不可能，虽不喜欢，理智告诉我，只能报名去上了。
人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我当时的想法是努力上完学，然后考研，再来改变自己命运。
所以，上大学第一天，我学习就跟的挺紧的，学习也十分卖力。前两个月的学习我一直很轻松。
天不遂人愿。
10月底父母做火车来学院看我，我陪他们玩了一星期。
最后一天，我一位要好的初中同学也来民航学院看我，四人一起吃了顿饭。
然后，父母坐火车回老家了。同学又陪我玩了一天，又借给我一本学电脑的书，并限期一个月归还。
课程落下了一星期没学。
由于课程落下了一星期没学，今天上课就要用昨天学的内容，一星期没学，所以上课我就听不懂了，我也没当回事儿，认为看3天书就跟上了。
到是同学借的书要一个月内还，怎么办呢？
书店卖完了，我就自己抄吧。上课抄书，下课抄书，对学计算机产生了浓厚兴趣，抄了一个月的书，终于把那本书抄完了。如期还给同学。
自此落下一个多月的课。
理性的分析一下这件事：
外因是------我父母来学校看我，同学借我本电脑书，耽误了我一个月课，这是非常偶然的事件。
&&&&&&&&&&内因是------我极不喜欢这个学校，是我父母硬逼我上的，来以前我就对这个学校讨厌透顶。
心理学来分析：我心里对这个学校极为反感，心里压抑了太多不满，对学校提不起兴趣，外界稍有诱惑，自然而然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别处去。
偶然之中包含着必然。就象多米诺效应一样，在小小的一个疏忽之后，引发了一连串的麻烦。
眼看到了期末考试，课程落下太多，没时间自学了，赶不上了，考试成绩一下子六门不及格。这个结果我也没预料到。
做为一个19岁孩子犯点错误是难免的，改正就行了，谁年轻的时候还没犯过点错误？
况且这事也不能全赖我，我父母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他们并没有把我的情绪理顺了。上学前就埋下一个巨大的炸弹，迟早会出事的。
我和父母在家中接到的这个成绩单，学校建议我自动退学。后来和学校协商，把我改为休学半年，退到下一级，和下一届新生重念大学一年级。
这件事给我父母迎头一记重击，他们彻底暴怒了。
每天在家里把我从早骂到晚，骂的狗血淋头，终日咆哮不断，天天如此。
“畜生，上了大学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为什么好好的大学不念了？”
我知道情况后也很震惊，知道事情闹大了，也觉事态严重，就把详细经过都和父母都说了。
可是我父母压根不相信我说的详细经过，他们认为我这么说是在推卸责任。
我父母坚定的认为：是我讨厌这个学校，故意不好好学习，故意要把这个大学搅黄了。他们认为我在上大学这么重要的大事上还耍小孩脾气，那就是有病了——精神病。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
第一，父母他们亲身经历，还有那么多同学可以为我做证。
第二，我父母的想法也不符合逻辑，我跟谁过不去，也不可能和自己过不去，我不可能拿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玩笑，做那些小孩子气的举动，这也太低估我的智商了。
第三，事情落到这个地步，我父母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心理学上讲：人是有情绪的生物，人不可能消除情绪的影响。不是他们把我骂成那样，我也不可能没去那个学校之前，就对那个学校充满厌恶。
我当时心里也有自己的打算：我是高分进校，课本内容已经学过，学起来一定比新生轻松。这次重念一年级，一定要发愤学习，一定要拿第一，一等奖学金，让这帮小看我的老师们看看，出出这口恶气。
我把事实说了多遍也没用，我父母当时已经愤怒的疯了，天天对我破口大骂，对我发泄他们无穷的愤怒，我就是他们的出气桶。
他们天天骂我，天天发泄，动不动就情绪失控，大发脾气。
心理学上讲：他们这情况叫应激反应，他们已经进入应激状态，创伤后应激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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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两口子吵架，女的一时特别气愤跳楼了，这叫应激反应，暂时性的精神病。如果冷静下来，她才不跳楼呢。
我真纳闷了，他们和我到底谁更象孩子？
心理专家说过：中国有很多家庭，在家里孩子象大人，大人更象是孩子，孩子很理智，大人却是常常情绪失控，动不动就发脾气。因为家长失去了自我约束与克制。
我父母就坚定的认为：是我故意的，那就是有病——精神病。
我父母认为：无论后果如何，一定要在新学期开学前把我的病治好。
我父母已经暴怒、咆哮，内心恨透了我。他们的想法就是无论用什么手段，也要把我这块“钢”掰折。无论借谁的手，也要狠狠打我一顿，打得我跪地求饶，方消心头之恨。精神病院就是他们最好的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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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请注意细节：】
在把我完全蒙在鼓里的情况下，一天晚上我父母请回家一位50多岁从来没有见过的老太太，说是父母的好朋友大学郭教授，要和我聊聊大学情况。
我觉得父母已经失去理智了，能争取到这老太太的理解更好，就和她愉快的谈了起来。
老太太问了些个问题：
“你是不是没有安全感啊？”&&&&&&&&&&
我回答：“不是啊，我觉得很安全。没什么不安的。”
“你睡觉好吗？”&&&&&&&&&&&&&&&&&&&&
我回答：“我睡觉特别沉，家人走动、打雷，我都醒不了。睡的太沉了，睡觉平时不做梦。”
“你有没有经常听到奇怪的声音啊？”&&
我回答：“从来没听到过。”
“你感觉眼前经常有幻觉吗？”&&&&&&&&
我回答：“从来没有过。”
开始我还把她当成大学教授，几分钟之内，她问了5、6个问题句句不离这些，此时我心中已然明白：“哦~~~，什么大学教授？原来就个精神病大夫。找我就是给我诊断有没有精神病来了。”
我心想：既然如此，我就和你好好详细聊一聊。让你看看我和父母谁才是精神病。
于是我和这老太太和颜悦色的详细谈了一个半小时，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整个事件的事实、学校的生活情况，都详细的和这位教授说清楚了。
老太太听着很高兴，一直面带笑容的满意的点着头，不时还问些问题。
在她所有的疑问，我都解释的清清楚楚之后。她面带笑容，满意的离去了。离去之前又避开我，和我父母谈了半天。
在她走后，我母亲跑到我面前高兴的说：“你知道刚才那老太太是谁吗？那是咱们精神病院的权威郭教授，她说你没精神病，一点毛病没有，可聪明了。妈太高兴了。你以后好好上学，
不要和你爸吵架了。”
精神病院的权威郭教授都说我没病了，相安无事，事情本来就可以这么过去，未来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可是我爸不死心，非要“从一身的牛毛里面找出根驴毛来”，非要用放大镜看看我全身哪个毛孔里藏着个精神病，非得把我定成精神病才符合他的心意，这就没办法了。
过了三天，我父母又带回一个50多岁高个老头，说是父母的好朋友大学魏教授，要和我聊聊大学情况。
我和他一坐来，他就傲慢的问：“你觉得你有病吗？睡觉好不好啊？有没有幻听幻觉啊？”
我一听就明白了，又来了一个精神病大夫，心中勃然大怒：“我父亲这还有完没完啊？又来一个精神病大夫。上次那个教授不是说我没病，聪明的很吗？这次怎么又来一个，简直是对我莫大的污辱。”
说实话，精神病大夫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职业。他们只要见谁，就意味着这个人在别人眼中象精神病了，本身对别人心理上就是一种人格污辱。平常人对精神病大夫内心都是很排斥的。
我内心感觉到人格又一次被污辱。于是站起来再不说话回了自己屋，关上门，把他们晾在当场。
我为什么不和他们争吵呢？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父母拳脚相加的家庭暴力之下，顶嘴意味着被暴打，所以形成这么一种用无声对抗的习惯。更主要的是，我直接辱骂这个魏教授，实在是太丢身份的事情。不理他算了。
哎~~~，我当初还是个19岁孩子，说话办事太幼稚。不懂得危险已然临头。哎~~~，早要学的狡猾点，哪能倒了霉？还是太年轻啊。
这老头坐了一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走了。
过了两、三天，在把我完全蒙在鼓里的情况下，我父亲他把我骗到了精神病院。到了精神病院里，就走不了了，冲出一大帮人，把我拧胳膊拧腿，强行关了进去。我的人生就此进入了永远的恶梦。
到了精神病院我才知道，就是那个老头魏教授一口咬定说我是精神病的。他在没有和我谈过一句话、没做出任何诊断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我是精神病，必须强制住院治疗。
前一个女教授和我详细谈过后，诊断结论认为我一点毛病没有，十分聪明，正常的很；
后一个男教授在没有和我谈过一句话、没做出任何诊断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我是精神病，必须强制住院治疗。
哪个更可信？谁在草菅人命？
在精神病院里，我遇到了之前的老太太郭教授。她看到我被抓进精神病院，十分惊讶，觉得不可思议，连说“不可能啊”。这事不归她管，碍于同事面子，她有心再说什么，又只好把话强咽了下去。
【此事那位精神病院郭教授（女）可以做证】
我这人太狡猾。抓进了精神病院，立马转变态度，满嘴甜言蜜语，医生家长都被我哄的高兴，进去只呆一个月，医生说我没病，然后就把我放了。
在精神病院里，我妈当着精神病大夫和我的面前，和他们这样说我：“头发不梳，脸也不洗，衣服脏了也不洗，穿在身上黑乎乎的，天天不学习，发脾气骂人打人，还说着要杀我……”。天啊，太黑了吧，她说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原来她们背着我就是这样子在精神病大夫面前说的，就是这样描黑我的，太恶毒了。按她这说法，无论说谁，谁都像精神病了。
我母亲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传闲话描黑别人是强项，她可以根据需要删减更改事情内容，在她说出来的话已经和事情真像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个19岁孩子还不懂应该怎样应对这样恶毒的谣言攻击。以一个19岁孩子的经验智慧口才是没办法和阴险恶毒的成年人斗的。唉……也是我太大意，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父母能陷害我。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和精神病大夫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大夫根本不会和你讲道理，也不听你的任何辩解。想和大夫讲理，多说一个字，只会让自己立刻遭到危险。大夫从来没有向你过问，
究竟是有什么矛盾，究竟是为什么？
第二天我就准确推测出我父母和精神病大夫的心理意图：
（1）父母认为管不了我，找个厉害地方管我，有没有病医生说了算，全听精神病大夫的。非得把我收拾得老老实实，象狗一样听话才满意。
（2）精神病大夫的想法是最重要的是安心住院不闹事，乖乖吃药，不闹着要出院，表现顺从听话，象狗一样，才是最好的最标准的。总之，一个词“顺从”。
所以我极端配合，见大夫护士们就说好话，努力奉承，是干活抢着干，积极表现的先进分子，甘心当孙子、当狗，医生和我谈话，我就痛骂自己不是东西，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禽兽畜生。从来不和大夫提出出院要求。至于人格尊严还不如一块擦脚步。
我擅长察言观色，又很会来事儿，表现积极，所以和大夫护士们关系相处极好，他们都很喜欢我。
突然被关精神病院,看这阵式，第一分钟我就知道不吵不闹才是上策，省得白吃苦头，好汉不吃眼前亏。按要求乖乖吃药，因此既没有被捆绑，也没有被打针和电击。
吃的药是氯丙嗪，每次吃3片，每日吃3次。
说个最有意思的事，在精神病院里所有精神病大夫最爱问你的一句话，就是：“你觉得自己有（精神）病吗？”每次见面问一遍。
第二天，大夫问我这句话，我在大夫的脸色变化中已经判断出了标准答案：必须说——“我有（精神）病。”
也就是无论有病没病，必须回答自己有病。否则，大夫脸就变得难看了，吃苦头的必是自己。这是逼着人说谎。
后来很多其他人的遭遇，也印证了这一点。实心眼的，为人老实不善于说谎的，就倒了大霉。
最后我策略效果明显，一进精神病院第一天，我就象变了个人，整个人180度大改变，医生和家长对我交口称赞。
我妈都纳闷了，当众说：“怎么一进精神病院就变了样了？就完全变了一个人，表现好的不得了，太听话了，表现真是太好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孩子。”
正常程序是3个月。我表现太好，只住了30天精神病院，家长和医生就批准我出院了。创记录了。
精神病院大夫们都说我没病。精神病院大夫们在我出院诊断书上写：没病！【有精神病院出院诊断书为证】
按规定最少住3个月才能出院，我算破例了，创造了时间最短出院记录。
我国法律规定：精神病院强制收制都是必须经过当地公安机关批准，出具书面证明，在当事人没违法犯罪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把当事人强制收治精神病院。
我父母和精神病院这样的行为算什么？
我当初还是个19岁孩子，说话办事太幼稚，没看出形势的危险。
进了精神病院，这个打击，当头一棒。我就后悔了，不应该和父母吵架，我那么聪明，察言观色、推测别人心理一绝，怎么就不往父母身上用呢？
进了精神病院，这次打击，使我一下子性格大变。知道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了。也就是情商。自此，我把心思全用在察言观色、洞察别人心理上，情商高了一大截。
精神病院已经完全把我性格打碎，变得完全顺从，完完全全的奴才。就象一块泥一样，随意的捏，捏成圆就是圆，捏成扁就是扁。绝对不能说一句真话，不说假话就活不下去。反抗和说真话立刻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在精神病院威胁之下，我说的完全都是假话。精神病院也许信，也许不信。但精神病院知道，完全顺从的外表和满口顺耳的假话，是最希望我父母看到的效果————你看我们治疗效果多棒。令我父母感到舒心和愉快这些假话，使我父母更加坚信，所有的错误和责任都是在我身上，我就是全家的罪人。也使父母们坚信精神病院是最好的教育和改造人的地方。（所以一但父母有什么不满意，马上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父母们坚信，精神病院是最好的教育和改造人的地方）
从我进入精神病院第一天，直到1个月后出院，精神病院大夫从来没有向我问过一次，我家究竟是有什么矛盾？被抓进来究竟是为什么？只是让我吃药、安心住院，其它的一概不闻不问，这也是我最痛恨他们的地方。
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父母觉得特别得意，特别有风光和面子，特别有成就感，觉得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是他们这一辈子做的最得意最成功的一件大事，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父母、家人、亲戚全都把我当成是全家的罪人，我成了他们嘴里不孝的典范，仿佛在庆祝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父母、家人、亲戚人人兴高彩烈，高谈阔论，争先表白，仿佛人人都有功劳，人人都成了精神病专家，每个人的虚荣心都得到极大的满足。判定精神病一下子变成了他们最时髦最时尚的事情，只要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就说它是精神病。在空虚寂寞那个时代，这件事成了他们难得的娱乐盛宴，而我就是被众人嘲弄娱乐的对象。
&&&&精神病院说我没病，可是父母坚信我是精神病人。
出了精神病院之后，我就完全失去了自由，被父母软禁在家里，一个月也不能出大门一步。父母、妹妹他们全都把我当成是全家的罪人，肆意把仇恨渲泻我身上。在把仇恨渲泻在我身上的时候，同时得到了一种虐待和发泄的快感。每天全都对我恶狠狠的，没事找事一样在不停找我的麻烦，然后就是对我破口大骂发泄一顿愤怒，动不动以送回精神病院相威胁。享受着耍猴一般的乐趣。他们时时刻刻伺机找我的麻烦，然后痛骂我，他们认为打骂是对我这个精神病和不孝罪人一种最好的教育。
所以，尽管我处处陪着笑脸，处处低三下四、摇尾乞怜，无论怎么做都是不对，都得不到他们的满意。每天逼我吃药，动不动以送回精神病院相威胁。我的悲哀与忍耐已经压抑到极限，而恐惧感却早已上升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就象是毒蛇一样时时撕咬着我的心灵。
&&&【精神病院也没这么做这么过分过，回了家比住在精神病院还惨】
自从进了精神病院，以及出了精神病院之后，我已经再也不敢和父母讲真话，只要我讲的话，父母们不爱听，他们就认为是我又“犯病”了。
好不容易在家熬过两月，终于盼到了民航学院新生开学，我想这回我可盼到脱离苦海了。我这次回了民航学院一定要好好学习，上完大学远走高飞。我当时心里也有自己的计划：大学课程远要比高三轻松，我是高分进校，课本内容已经学过，学起来一定比新生轻松。学业保住，我的人就安全了。
精神病院大夫对我说过：第一次住院最少是3个月；第二次住院就得是1年以上；第三次住院就可能是10年8年或终生住院了。
此时我还能对民航学院有反感么？如果不想在精神病院住着就要在民航学院好好学习，民航学院是我唯一保命的护身符。在民航学院要好好学习，上完大学远走高飞，远远的离开家长，逃到他们再也找不到我的地方。我深深知道，这是我唯一生路，也是当前最好的选择，我没有其它的选择。能不卖命学习么？
任何人在危险的情况下，都懂得委曲求全，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懂，我父母却不懂。他们不是白痴么？唉，没文化就是害死人啊。
意料之外的是我父母听从了精神病院的建议，两人居然跑到民航学院陪读来了。他们在学校外租了间房子，逼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已经是身不由已，于是，我悲惨又恐惧的日子还得继续。每日依然生活在他们恶狠狠的打骂和随时被送回精神病院的威胁之中。
他们来学校陪读，逼我和他们同住，给我的重念大一第一学期的新学期学习生活造成了严重干扰：
（1）我每天又生活在他们恶狠狠的打骂和随时被送回精神病院的威胁的恐惧中。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2）不在学校宿舍住，属于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班主任、系主任天天批评我，天天找我的麻烦。
（3）由于吃精神病药把我脑子吃坏了，原来头脑清晰，现在里面就象包裹着一层雾，挥之不去，混混沌沌，原本对我十分容易的课程，就怎么也弄不懂了。以前我自己根本不是这样。
（4）为了保住学业，我又恢复了象高3一样玩命学习，每天要学到晚上12点，早上6点起。可惜头脑不如原来好使了，学习效果很差。吃了几个月的精神药品，杀伤力竟然如此厉害。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骑车要半小时，一天4趟就要有2个多小时白白花在路上，浪费大量时间。我起的比别人早，睡的比别人晚，用在学习的时间却比别人少，都白白花在了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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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都明说了：如果这次大学还是念不下来，就还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再进去了，想出来可就难了。想想都恐怖。
（5）不在学校住，不参加学校活动，下课就回家，没办法和大学同学们交往，和大家都不熟悉，我连朋友都没有，孤单单一个人，学习不会的地方都没法找同学帮我，我急的都快哭了。
课程跟不上，越落越多，到了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心有余，力不足，又有2门不及格。学校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过了年到了第二学期，课程越落越多，到了4月份，我父母把我二姑从老家叫来了，意思是再办休学，同时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自打二姑进门，二姑就和父亲对我就是劈头盖脸的痛骂，并说这次就是办休学同时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我害怕了好久的事情，终于来到了眼前，忍让多年已是无用。压抑了一年多的悲愤与痛恨喷发出来，我指着他们大骂：“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们害的。”
我话音末落，我二姑大喊了一声“打他”，我父亲勃然大怒，操起1米长铁制自行车打气筒朝我没头没脸的打了下来。
我看情势危急，心里知道此事无法善了，赶忙从房中跑了出去。一路小跑着，跑回了学校，借了同学二百块钱，迅速离开学校，踏上了逃亡之路。
对于一个19岁的孩子，外面的世界很陌生。生存就是面前的最大难题。
仅有二百块钱保命钱，不敢乱花。晚上睡觉就躲在公园的花坛的水泥边上，蜷缩成一团，忍受着刺骨的寒气。白天在路边小摊上买一袋馒头，就是一天的饭。渴了就喝自来水。
我尝试着找工作，却发现一个省重点高中的优秀生，一个考上大学本科的优秀生，居然什么生存技能都不会。虽然我是高考的优胜者，是我通过高考得到了别人羡慕的好学校好前途，此时我却特别痛恨高考，痛恨应试教育：我受了十二年的教育，只学会了些考试技巧、数学工式，真正的生存技能一技之长什么都不会，什么工作都不会做。
我自己能吃苦，以后就此靠打零工也可以解决独立生存问题，可是我的大学怎么办？不赶快解决家庭问题，回到学校，学校随时会开除我，那是我以后幸福生活的最大指望啊，白白抛弃掉大学不上，岂不太可惜？
以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这是我多次思考过的问题：我应该找我最要好的同学，请他的家长出面当调解员，我和父母得好好坐下来谈谈，谈谈事情的真像，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不能每次都是父母暴跳如雷的痛骂我，没完没了的发泄愤怒，他们的愤怒就象是长江之水一样，永远有没完没了发泄不完的愤怒，张口就骂动手就打，而我连一句分辩的机会都没有。动不动就送精神病院伺候。
被送进精神病院毕竟是我一生最大的耻辱，说出去有顾虑，让别人知道了，一传十、十传百，我以后很难生活，因此在此以前我没和任何同学说过。同学和朋友都不知道。但我这次不得不说了。
坐着火车，买最便宜的站票，我先回到了老家所在的城市。找到我高中最要好的同学，说了我上大学以来的悲惨遭遇。他听完我的诉说之后，很同情但表示无能为力。他作为一个19岁的
孩子，自顾不暇，他也帮不了我什么。他也和他父母谈过为我当中间人的角色，他的父母表示，那是别人的家务事，管不了，不想给自家惹麻烦，所以两个字“不管”。我很失望。
我只好坐着火车，买着最便宜的站票去南京，找第二个同学，他是我最要好的初中同学。
见面之后，令人意外的是他对我的来临非常反感，我和他说自己悲惨遭遇的时候，他非常不耐烦，几次打断我的话。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
他告诉我：“我和你实说了吧，在你来之前，你父母找到了你留在学校柜子里的通迅录，事先已经把电话给同学们打遍了。你父母已经打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都和我说了。你的事也怪你不对，为什么不能忍上四年凑合把大学念完了呢？你和父母作对，就是你不对，你这叫不孝顺。你的事，我帮不了你，我也问过自己父母了，我父母说别人家的事少管，万一你父母到我学校闹事，又嚷嚷又搅和，把我的大学也搅黄了。所以，对不起，你的事我帮不了你，你走吧。”然后就把我打发走了。
他的话叫我心寒到底，寒意从心底涌起，他可是我最要好的同学，在这么点求助面前都如此冷漠。我的求助只是请他们出面当个中间调停人，其实对他们实际利益上一点损失也没有，他们却生怕沾上麻烦。哪怕万分之一影响自身的可能性都没有，还是怕自身受影响，而选择了冷漠。人性在危机与恐惧面前是极为自私冷漠的，如看着小偷在偷钱包假装看不见一声不吭，女青年游泳溺水被退伍军人救上岸后，她活了后她选择悄悄溜走，军人却淹死了，皆是这个道理。
最要好的两个同学都是如此，那其他同学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我父母已经把电话都打遍了和我关系好的那大约二十个朋友。毫无疑问再去找谁都是如此，他们并不知道真象是什么样的，听完我父母那把人抹黑的描述，自然在立场上和我父母站在一起。即使我和他们说了真象，他们也没能力帮我。求助无门，无处说理，天下之大竟然没有我讲道理的地方。孤立无援、无人理解，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见过了这些好朋友和他们家长的冷漠，我了解了原来人世间的人之间本来就是无情的、现实的。
身上只有200块钱，我吃住极为节省，可是火车票已经花了大半，生存陷入危机，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才特别痛恨起应试教育，我一个全省重点高中班里前10名的优秀学生，浪费12年时间学的全是考试技巧、文字游戏，考上大学了又有什么用？真正能够用来工作挣钱的生存技能一样也不会，现在急用了，一样都没有。
&& 就算以后靠打工生活，可是我的大学怎么办啊？
向谁求助都没有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又坐火车回到了老家，在这个熟悉的城市生存还容易些。到此时我已经在外面飘泊了20多天。
回到老家的当天，我再次找到了我那位关系最好的高中同学，希望商量个解决办法，最起码当着大家伙儿的面，父母和我都坐下来，有什么话都摆在桌面谈清楚，让大家评评理。别什么道理都不让讲，不由分说送到精神病院伺候。
见到那位高中同学后，他说他先到学校取点钱，让我坐下来等他。过了一下午，等他回来之后，和我没谈几句，我父母就出现了。原来是他通风报信去了，是他出卖了我！！！
我父母见到我之后，就要我马上回家。我说：当着大家的面，咱们先把话说清楚。我试图和他们讲道理，可是我父母根本不和我讲什么道理，只是一个劲喊着叫我回家。
过了十几分钟，突然有3个穿白大褂的人冲进屋里，我还没反应过来，为首的迎面一记重拳就打在了我的鼻子上，鼻血和眼泪猛的涌了出来，我父母一左一右已经牢牢抓住了我的手臂，我挣扎要反抗，那个为首的用手揪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按在地上，用脚踩住了我的脸！其它人拧胳膊搬腿把我抬出门，塞进门口的白色面色车。道理是讲不成了，我悲愤地气得大叫“你们又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了。”鲜血顺着鼻子流下，把前胸都染红了。
精神病院的畜生们把我强行抓进了精神病院，捆在了床上。此时，我爸才觉得大大的发泄出了胸中的愤怒。他指着我大声咒骂着：“你还叫个东西吗？你这个畜生。都进过一次精神病院了，还不知道悔改。放着好好的大学不念，天天玩游戏，故意考那么多门不及格。成心是不想念啊，你还想干什么？你这个畜生……。”
我心中充满了悲凉与仇恨：“我是被他用打气筒打出门去的。我在外面风餐露宿那么多天，无家可归，吃了多少苦，我父亲他问过一声没有？我回来，这才刚见了面，就要忙不迭得把我送进魔鬼一样的精神病院里。”我的心头在滴血，恨得一句话不说，捆在床上瞪着他，如果目光是刀的话，他早被碎尸万断了。
此时精神病院大夫拦住了他：“病房内需要保持安静，而且他现在也听不进去，先住着吧，以后再说。”
由于我是二进宫，精神病院大夫也不诊断，就随便给我定了个精神分裂症的罪名。
这次精神病院负责管我的主治大夫给我开了大量的极具伤害性的精神药品氯氮平。
氯氮平是极厉害极具伤害性的药品，大夫一般的病人是不给开的吃的，只有他们认为严重的、危险的病人才吃氯氮平，普通人氯丙嗪就可以了。我在大夫眼里是危险分子，他给我氯氮平每次吃8片，每日三次，一吃就是一大把。我是了解情况的，这是份量极重的药量，同病区50位精神病人中，吃氯氮平的病友，每次也只是吃3片而已。5片已经是平常最重的份量。8片就是危险的份量。
进了精神病院，我就又恢复了以前的战术策略：“当孙子”，完全的顺从，完全的服从。不和他们争论任何事情，满口阿谀奉承的假话。主动积极表现，以讨好医生、护士及家长。我妈又纳闷的当着众人说：“怎么一进精神病院就变了样了？就完全变了一个人，表现好的不得了，太听话了，表现真是太好了。怎么一出了精神病院就变坏了呢？”
我听着心头恨的滴血，心里在想：“从上次第一次从精神病院出来，我可没犯过任何错误。是你们害得我没法好好念书，是你们害得我大学没了，是你们打得我离家出走，是你们逼我吃药吃坏了我脑子，是你们把我一辈子都毁了，是你们又把我绑架抓进了精神病院里，此仇不共戴天。”
一天8片份量极重的氯氮平，吃得我终日昏睡不醒，浑身软的走不动道，除了上厕所和吃饭，终日昏睡。连吃饭都懒得吃。医生看我终日昏睡，我又没有危险，给我减到了每次5片，一日3次，这也是平常最重的份量。
这药杀伤力巨大，我头脑里已经不是雾，而是立刻变成了一堆浆糊，感觉大脑变成了实心的木头，什么也不愿意想，也不愿意说话，心头有一股深深的悲哀，生活也没了希望，人已经变成了行尸走肉。思维，说话，行动都已经成了慢动作，就象是电影的慢镜头。
为什么多次住院和住院久了之后的人都不爱说话，每天只是沉默了呢？因为他们内心所有美好希望已经破灭，已经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了。心已经死了。
第二次住院也和第一次一样，和精神病大夫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大夫根本不会和你讲道理，从来不过问为什么，也不听你的任何辩解。想和大夫讲理，多说一个字，只会让自己立刻遭到危险。
在精神病院住了一个月医院之后，我又推测父母的心理，提出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接我出院的理由：我得回民航学院再次办理休学手续。因为民航学院对于我这个特殊学生，也已经是忍无可忍，学校提出说除非我自己到校报到办理休学手续，否则立刻开除学籍。为了保住大学，我父母不得不同意接我出院。我又一次运用自己的智慧，运用心理战，挽救了我自己。
在第二次被抓进精神病院，吃的药对我大脑造成极大伤害，明显比住院之前，状态差了10倍。反应极为迟钝，短期记忆力差得不得了，整个人变成了行动迟缓的行尸走肉，因为动作一快了，连自己都控制不了身体，就要摔倒。整个人的反应经常处于迟钝和呆滞的状态。以前我自己根本不是这样。出了院，我父母还是一直在逼着我按量吃药的，我明知这药会害死我自己，却毫无办法，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欲哭无泪。
出院几天之后，我已经是身不由已，我父亲带我到民航学院办理了休学手续。
此行，他还有另一个目的，他坚信我精神不正常，又觉得呼和浩特市的精神病院医术不行，治不好我，所以，要在办完休学手续之后，把我带到北京安定医院(北京最大的精神病院)诊断。如果顺利，他就把我一个人挣在北京安定医院，住上一年精神病院，他自己回家就不管我了，生死由命。
我对他的心里的算盘清楚的很，心知肚明，却毫无办法，因为我对民航学院还抱有最后的希望，那是我下半生幸福生活的唯一希望，我不能轻易放弃，明知又要被送进精神病院，也只有无奈的承受了。
我父亲把我带到北京安定医院之后，在门诊挂了最贵的最权威的专家号。在专家的诊室里，前面还有2个病人。那位专家对我父亲大声呵骂，“出去！没到你们呢。出去！”态度十分恶劣。之后，轮到我们，这位专家和我一句交谈都没有，只问了我爸2分钟，短短几句话。然后就说：“有病，住院吧，病情很严重。”
我心说：“这还是北京安定医院专家吗？什么话都没说就说我有病，必须住院，和老家精神病院的大夫一个德性，只为赚黑心钱，他们都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魔鬼。”
我爸问：“那您说一下一个月住院费是多少呢？”
专家回答：“一个月8000块。”
这么高昂的住院费，吓坏了我父亲。因为在当时，我家的全家收入也不过是一个月六、七百。一个月住院费等于我全家一年收入。
听专家如此一说，我父亲说：“那麻烦您给我们开点药吧，家庭有困难，一个月8000块实在是住不起啊。”
专家看我们是穷人，也不多说，给我开了一大盒，10瓶子的抗抑郁的药。
1、艾司唑仑
2、还有三唑伦(海乐神)&&
3、罗拉，一个药名，是印度出的。是治疗抑郁的。也就是劳拉西泮，主要以抗焦虑为主。
我父亲带着我离开了北京安定医院。我父亲边走边说：“这是什么破大夫，还住一个月8000块，住酒店也用不了这么多。”
极为意外和幸运的，因为高昂的住院费，让我逃过了一劫。
然后的每一天开始，我父亲就逼我吃北京安定医院开的药。
之前我大量吃了氯氮平是强镇静剂，压制大脑兴奋的；现在我父亲又天天逼我吃北京开的是抗抑郁的，是促进大脑兴奋的。
这两种药性是相反的，药性冲突，这下给我大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个药吃了1个月之后，害我大脑产生压抑不住的冲动，比如看到肉和水果，我就产生大量唾液，自己控制都控制不住。一月以前我自己根本不是这样。
民航学院对我也是讨厌之极，所以办休学这是最后一次，而且只允许从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再跟班试读。我想第三次好好重读一年级的愿望就破灭了。
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月之后，精神病药物我是说啥也不肯再吃了，为了保住我下半辈子，还能留下点仅存的正常人的智慧，不至于变成痴呆，我说啥不肯再吃药了。我父母想尽办法在我吃的饭里面下药。只要是我父亲看我不顺眼了，觉得我犯病了，就想方设法偷偷在我饭里下药。
在家里呆了半年之后，这就又过了一年了。我一个人又回到了民航学院，重新念我的第三次大学一年级，只不过是后半年。我父母也没有来陪读，他们知道没用的，只能是听天由命了。一直到这时，我父母还是坚信我是故意不好好读书，故意把大学搅黄的。他们一直还在抱有幻想，希望我自己能觉悟，改变态度好好学习，把大学念完。
这是我逃离家庭、离开父母，过上幸福生活的最后机会，我自然是格外珍惜，学习十二分卖力。心愿虽好，现实是残酷的。我的大脑受到重度伤害，还不及前一次的十分之一，上的又是第二学期，之前第一学期课程都不弄，更加跟不上了。我急得哭了都没用，纵然是通宵达旦不睡觉的学习，也跟不上班了。结果自然明显，在念了一学期之后，各门课程一半不及格，我被学校退学了。我的大学学业至此彻底终结。
回到老家之后，我又回到了那种日日提心吊胆的恐惧之中，父母动不动用送精神病院想威胁。没民航学院保护我了，一但我父母发怒，我被抓进了精神病院不会再出来了。
至此已经过了3年，我父母连续折腾三年，重上三年民航学院，二次进精神病院，父母在家坐吃山空三年，他们已经把家底折腾了精光。没有多余的钱了，使我父母已经不能轻易把我送进精神病院里。这是我不幸中的万幸啊。
随后我父亲给我在企业单位找了个清洁工的工作，每月挣220元钱，一个民航学院的大学本科生落魄到成了清洁工。
从第一次进精神病院后，过了3年多，我的人身自由完全受父母控制。他们动不动以送进精神病院相威胁，我根本不敢有任何反抗举动。
自从那次离家出走之后，我父母把电话打遍了和我关系好的20多个同学。
我父母对着每个人都这样说我：“头发不梳，脸也不洗，衣服脏了也不洗，穿在身上黑乎乎的。嫌民航学院自费不好，和家长闹意见，故意天天打游戏机不学习，考试6门不及格被大学开除，发脾气骂人打人，还说着要杀我，被我们送进了精神病院……”。在他们这种完全编造的抹黑造谣之下，每个同学的立场都积极主动的站在了我父母的那一边，都帮着我父母，来给我施压。
同学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用心理学来分析】
1、传统孝道上，人人都习惯站在父母一方，我成了众人眼中的不孝子。
2、对精神病院不了解，认为大夫是权威，以为大夫不会害人，诊断都是真的。所以他们认为我是精神病人。对正常人被精神病这种事件根本不了解，觉得不可思议。
3、对精神病人说的话完全不信任。心理学上对同一句话，信任和不信任，解读结果会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对我不信任，他们完全相信我父母的描绘，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十足的恶棍，对我
说的话，连听也不想听。
父母把我形容成了十足的恶棍，我所有的朋友都向着我父母，同情着我父母，帮着我父母，没有人愿意听我这个“精神病”解释。人人都同情他们，我父母在这方面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
人人都积极的帮着他们，我父母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所以把我可能接触到的人，同学、朋友、单位所有同事，都收买到旗下。我成了众矢之的，活在每一个人的谴责之下。
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我父母对付我，就象车轮碾过小草一样容易。
他们一上来就是谴责我，指着我说：“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你这叫不孝顺！你应该把工资全交给家长、你应该赶快结婚、如何如何……”
等我说出真象、说出根本问题，他们又说：“算了吧，过去事就不要说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追究了。别再说了。”
是我父母让他们来说服我的。不知道真象的时候，他们上来就指责我，然后对我的生活强加干涉，强迫我按照我父母的指定好的方式生活；等我说出真象了，说出根本问题了，他们又说让我这事就算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不要追究了。我什么权益都没得到维护呢，他们就要我放弃申辩的权利，让我这事就算了，不要再追究了，连说都不让我再往下说了，然后他们就再对我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了，对我和我父母退避三舍。没有人在意我的死活。
从心理学上分析他们这样的做法也很容易理解：传统孝道是他们是主要思想，他们在立场上就很自然站在了我父母一边，站在了道德的至高点上，试图帮着我父母说服我，并强迫我按父母的意思生活。听我说出真象之后，他们内心也意识到是我父母错了，他们内心又站在维护我父母的角度，希望我不要追究。至于我的损失就没人管了，我什么权益都没得到维护呢，他们就要我放弃申辩的权利。然后，他们觉得我家是个麻烦，就退避三舍了。并没有人在意我的死活。
心理学上也总结过这类现象:人类有个奇怪的习惯，站在道义上谴责的时候，人人争先恐后，慷慨激昂；需要他们伸手相助的时候，都躲的远远的，袖手旁观。
如：说起公交车上的小偷，那是人人谴责；反扒英雄大喊抓小偷、求助的时候，人人都很冷漠，连说话的人都没了。
一直到现在，我父母还是坚信我是故意不好好读书，他们认为我在报复父母，故意把大学搅黄的。他们的这想法实在太幻稚了。“人在危险之中都懂得自保”，因为我不可能和自己过不去，不可能用牺牲自己的安全和幸福来报复他们，报仇的方法多了，上完大学、远走高飞、过自己的幸福生活，无疑是我最好的选择。他们一直还在抱有幻想，希望我自己能觉悟，改变态度好好学习，重新再考一个大学。他们不知道，真正把我民航学院毁掉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把我的脑子弄成残废，是他们毁了我一生的幸福。
工资很微薄，经济上不独立，又没有可以赚钱生存的一技之长，我完全没办法逃离父母的掌控。父母完全控制了我的生活。我过了多年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生活。父母认为只有在单位老老实实上班，老老实实当工人才是正路。我无论是业余时间摆个小摊，还是要开个小饭馆等等，他们认为完全是不务正业，全都故意给我搅和黄了。他们认为只有把我所有的出路全堵死，我才能老老实实上班，所以无论我做什么，他们都强烈反对，全都给我搅黄了，我全部的努力都以失败而结束。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认为我只要能独立赚钱就会逃走，所以完全不给我逃生的机会。
直到近些年因家庭矛盾引发的正常人被强送精神病院案件频发，律师的介入，媒体的大量报道，使很多这样的事件大白于天下，我觉得终于看到了希望，有了给自己洗清冤屈的机会。
希望法律出台保障正常人被强送精神病院吃药、电击导致大脑伤残、丧失脑力劳动能力的赔偿问题，追究相关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呼吁立法：由律师和法院有权裁定精神病院违法行为。
精神病院成了黑监狱了
乐昌迎宾大酒店
日我一个人刚刚从深圳回来去乐昌迎宾大酒店吃饭，因为酒店不开空调投诉酒店最后让城北派出所强行送进精神病院.那个时候正是索罗斯做空国际白银价格的时候，我在乐昌迎宾大酒店吃饭，天气炎热，我要求酒店开空调，酒店的女服务员不开空调，我要投诉到她主管，她非但不道歉还拉上他的主管一起争论。
乐昌110出警程序和城北派出所
乐昌迎宾酒店就坐落在市政府的旁边，很多政府机构部门的人都在这里吃饭住宿，因为我不是政府单位的人员，所以我吃饭要求开空调的要求，酒店这位女工作人员以不能浪费中央空调拒绝，在调解过程中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我拨打了110的报警电话，要求警察介入调解，乐昌110的刑警到了，了解了一下大概事情，没有让事情交给工商部门或者消费者权益部门，而是很机械的把调解的工作交给了地方派出所，大概过了十多分钟，城北派出所的指导员开了一部车过来，夹着一个小包，在了解了事情大概以后并没有责令酒店人员道歉处理，而是要求把我带到城北派出所进行调解，这个时候我因为不想影响酒店的正常运营，跟着他们去到了城北派出所进行调解。
到了城北派出所，他们要求我出示身份证，我拒绝了，他们三个民警就强行搜查我的证件，把我的身份证拿到，然后通过公安系统的网站去查询我是否有犯罪记录，这样他们好找到证据来处理我，很可惜他们并没有找到我的任何犯罪记录。
肇庆微博帮助和韶关110的不作为
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力，我打电话到肇庆公安微博热线，希望他们给我韶关110的报警电话，因为在乐昌打110是会回到乐昌110里面的，肇庆公安微博是我的粉友，也理解我在微博上是号召合理监督政府权力的想法，把韶关110的内部电话给我了，我拨打通韶关110的电话以后，我向他们说明我的人身权受到侵害，我要求韶关110派警察督察过来协调，这一切都是法律法规的正常维权的法律手段，韶关110是一位女警接的电话，她答应我会安排警察督察过来协调处理，所以在得到她的回复后，我没有离开派出所，我一直在派出所等待督察来处理问题。
城北派出所的博弈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告诉他们这样是侵权行为，他们必须停止这样的希望并且道歉，我说我会去找媒体曝光他们的侵权行为，派出所的指导员说他家穿警服三代人了，有本事就把他身上的警服剥去。派出所指导员和民警他们全部无视我的要求，并且指导员底下的民警还不时的过来恐吓我，并且侮辱我，根本不是去调解矛盾，反而在不断的激发矛盾。就这样，我们在派出所争论了四个小时，警察督察依然没有来处理问题，整个公安系统的机制完全是给个人所操控的，我一直打电话到韶关110，要求警察督察过来调解，并且要求验伤处理。
城北派出所渎职
城北派出所居然把我母亲传唤过来，在她身上做文章，收集我的个人信息，找到对付我的方法。我妈走过来，希望带我离开，在她没有靠进来的时候我大声和我妈说，你快走，他们是坏人来的，你别给他们利用了，我要求他们道歉，你快走。我妈很为难，事后我才知道，我妈已经给他们威胁到，如果不把我带走，他们就以治安管理条例拘留我。我妈给他们吓到了，所以过来和我沟通，因为04年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听信过退伍军人医院医生的话，觉得我有就精神病，老说要见世界首富，要发大财，已经让退伍军人医院收治疗过我一次，所以我第一次被精神病是在2004年，我对我妈是存在极度的偏见的。
母亲的被利用
我妈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给派出所指导员胁迫签字将我收治精神病院的。而我对将要来临的灾难还一无所知，还觉得自己在推进法制完善。这个时候，刚好有一对男女前来报案，女方说男方强奸他，男方说是女方的男朋友，他们把对我的愤怒全部转嫁到那男方的身上，他们把那男青年带到会议室里面，关上门，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派出所大堂的摄像头录像，在会议室里面，他们就四个民警打一个人，借此来恐吓我离开派出所，打完后那男青年一个人独自离开，我这个时候对那指导员说，你们打完那个人了，气焰就嚣张了，我会去找那个人一起起诉你们的。就因为这句话，我激怒了那个指导员，他大吼一声，他们几个民警就围上了，我就这样被他们押送到精神病院，到了精神病院门口后，派出所的指导员先进医院去说明情况，因为精神病院和母亲都不知道到底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都只听派出所的一面之词，精神病院在将我收治的过程中没有经过任何的司法鉴定和检查，就凭派出所和我妈的签名就把我收治了。我母亲在他们胁迫如果不带我走就强行将我拘留的背景下，被迫同意将我送去精神病院，她希望借助精神病院来换取我不给拘留的结果。就这样，我被精神病了。
我在三月份申请检察院立案后，经过了六个月的排期，乐昌检察院简单的调查后，结果变成了，我在迎宾吃饭不给钱，派出所调解纠纷，最后在家人的同意下送去精神病院治疗，我母亲在知道的情况下签字同意将我送院治疗，整个过程合法程序，派出所没有渎职行为，不予立案。并且在没有我的签字下，把我的所有个人权力给剥削了，我从此就贴上了精神病人的标签。检察院去调查是因为在精神病院的过程里，我损失了有二十万的期货白银，因为我无法操作电脑，家人也无法接我出院因为公安派出所的胁迫，所以导致我的白银期货给强行平仓，在我损失达二十万的情况下，乐昌检察院不给予立案处理，我只能向上一级别的检察院反映问题，请求立案。
精神病院成了黑监狱了请求事项：
1.请依法判决被告对当事人在市级报纸上发表公开道歉信澄清事实恢复其名誉。
2.请依法判决被告对当事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具体包括：误工费：元，医疗费11603.13元，伙食费4560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合计：元。
3.请依法判决被告支付此次开庭审理费。
事实和理由：
2011年9月3日当事人李世杰在乐昌市迎宾酒店吃晚饭时因自己的合法消费权益受到侵害，与其酒店相关人员发生争执，当事人当时立刻报警，派出所的人赶来非但不受理此案件反倒认为此人有精神病，还将其强制性送往韶关复退军人医院关押整治，并威胁其母亲签字送押，当事人不服其派出所处理结果双方争论长达4小时。韶关复退军人医院在没有经过任何正规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将当事人关押了93天，入院第三天家属要求接走病人，但医院强烈的制止直到出院那天为止。造成的损失明细如下：
1.误工费：城镇居民年收入56000元/365天=153.424元*93天=元
2.医疗费：11603.13元
3.伙食费：50元*93天=4560元
4.精神损失费：50000元
5.合计：元。
　　董事长遭“前妻”算计被“精神病”
　　小生 晓理
　　身体健康的董事长正在公司处理商务，几名彪形大汉突然入室对其强行搜身掳走名表和手机，并急迫将其押上救护车拉到一家精神病医院，强制住院治疗。这一“反常事件”发生后，公安民警、律师、记者及亲属反复交涉，可精神病防治医院却坚持不“放人”。
　　2013年元旦过后，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向外界公布了这起特殊的人身侵权案件。
　　董事长被“精神病” 原是前妻“算计”
　　现年49岁的汪闻桦，出生豫东一个偏僻山村，年轻时来到河南省会郑州闯荡，如今已是河南省酒类销售的大腕。他经营的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是五粮液、金尖庄系列河南总代理，茅台王子酒、茅台迎宾酒河南专营总经销商。在业内，汪董事长一向以智勇双全著称，然而就在2012年的夏季，他成为一个绝对“黑色幽默”的主人公。
　　日，本来是普通的一天。按照惯例，汪闻桦早早来到公司商店，与员工们一起忙碌地打理业务。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噩梦正悄悄靠近他。
　　不知什么时候，一辆医院救护车停在公司的门口。不一会儿车门突然打开，车上下来六名穿着医用白大褂的年轻人，他们的目标就是汪闻桦。
　　“就是他，就是他！”汪闻桦瞬间被四五个彪形大汉包抄并被粗暴地按倒在地。
　　“打劫啊！”还没有等在场的员工回过神，汪闻桦就被控制得严严实实，继而强行搜身，手机、劳力士手表等物品被全部掳走。
　　“你病得很重！”一名医生现场给出了理由。
　　“我身体很好，没有任何病，我没有……”汪闻桦极力辩驳。
　　可这些医生们不容分辩就把汪闻桦架上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拉到了郑州市郊区的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
　　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是郑州市卫生系统唯一一所集医疗、防治、康复和科研为一体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主要承担郑州及周边地区精神心理疾病的防治，是河南省精神疾病诊疗网络成员单位。
　　等汪闻桦明白的时候，他已经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
　　尽管被强行收治到这家“戒备森严”的精神病院，汪闻桦极力向医生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但医生对此充耳不闻，他们反而认为“病人”已失去理智，根本不配合治疗。
　　像对待“犯罪”的人一样，汪闻桦的手脚被全部捆绑到病床上，腰间再系一根绳子，这样的捆绑持续了24个小时。
　　住院后，医生、护士强行撬开汪闻桦的嘴“喂”药，同时还进行静脉注射。
　　汪闻桦稍有解释或不配合就会挨打，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因为病房“与世隔绝”，活动范围仅限病房、楼道，里面都是穿着病号服的精神病人。除了神情麻木的医生、护士，就是冷言恶语的看守。
　　没人可以沟通，也不准和外界联系。
　　毕竟是在商海里摸爬滚打的人，汪闻桦极力寻找和抓住自我“救赎”的每一个机会。
　　接受“救治”的第三天，也就是日上午。趁有人到病房探望病人，汪闻桦多次乞求后，终于得到一位病人家属的怜悯，让他使用了手机。
　　汪闻桦立即用手机向亲属求救。在郑州工作的四弟汪钧接到求救电话后，感到十分震惊。他感觉自己一人力量不够，就联系河南金色世纪律师事务所刘律师参与营救。
　　当天下午14时，两人十万火急赶到郑州精神病防治医院，在病房找到了精神萎靡﹑面容憔悴的汪闻桦。
　　见面后，汪闻桦放声大哭，诉说“冤屈”。
　　汪钧和刘律师当场向值班女医生何某交涉。他们用事实和情理反复说明所谓“患者”的汪闻桦，一直是规规矩矩的商业企业家，从无精神病史，此前也没有精神障碍的异常症状，要求立即放人。
　　但见女医生打电话请示，显然电话那头的人不同意放人。
　　折腾了几个小时，何医生称她做不了主。原来除了值班医生外，当天院领导和其他医生出去过周末了。
　　汪钧和刘律师无奈之下，只能在医院门口拨打110报警。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派出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一中队两名民警出警，到病房会见了这个求救的“精神病人”。民警经认真询问，认为汪闻桦属正常人。鉴于本案的特殊性，且不属他们管辖，遂联系汪闻桦公司所在地的派出所受理。
　　到底是阴谋？陷害？还是误会？公安机关立即启动侦查程序。
　　原来，汪闻桦被“精神病”，系其前妻殷虹向医院“报警”称丈夫精神失常，医院应家属要求采取强制住院治疗“措施”。
　　汪闻桦立即告知警察和医生，他和殷虹早已离婚，离婚后双方因经济问题发生过矛盾，殷虹才出此“绝招”。
　　医院不“放人”，“病人” 怒告医院讨公道
　　按理说，汪闻桦并没有精神病，医院就应当“放人”，但医院却态度暧昧，致使多方协调“放人”无效。
　　派出所的刘警官在医院调查过程中，明确告知通过与汪闻桦直接接触，凭直觉“患者”并没有精神病。但医院负责人和医生均支支吾吾，声称没有家属的同意，医院无权“放人”。
　　就在汪闻桦“入院”第四天(日)上午，汪钧和刘律师再次来到精神病院，请求办理汪闻桦的出院手续。
　　对此，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医政科科长宋某、精神科主任王某出面解释，坚持医院有严格的规定，称“谁送来的谁接走，必须要有殷虹女士到场才能放人”，至于他们是不是夫妻，医院不负责查实。
　　在此情况下，汪闻桦的弟弟汪钧只好向当地新闻媒体求助。
　　当天下午，河南电视台第九频道、《河南法制报》分别派记者“火速”到医院采访。
　　与此同时，汪闻桦的前妻殷虹也被通知到达医院，她虽然承认和前夫汪闻桦已经离婚，但却以汪闻桦真的患有精神病而拒绝签字放人。
　　针对以上情况，汪闻桦数度情绪激动要出院，但医院工作人员依旧“恪尽职守”全力阻拦。
　　直到晚上18时30分，迫于各方面压力，弟弟汪钧签字后，医院才允许汪闻桦走出令他心惊胆战的“精神病医院”。
　　至此，汪闻桦已经失去人身自由长达80多个小时。
　　日，河南法制报以《特殊医院亟须规范化管理》为题，7月27日河南电视台第9频道百姓栏目以《我的哥哥“被精神病”》为题，分别对本案进行了报道，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汪闻桦到郑州市金水区民政局补办了离婚证，离婚证显示“汪闻桦和殷虹于日正式自由离婚”。
　　身体虽说出院了，但心灵的“桎梏”还远没有打开。
　　作为河南省名牌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身兼五粮液、茅台旗下的几个品牌河南总代理，汪闻桦一场噩梦后，余波仍然未尽。
　　几乎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对汪闻桦表示关切，对其前妻和医院的行为表示谴责。但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疑问：汪闻桦究竟有没有精神病？他能否履行董事长的职务？
　　汪闻桦感觉到，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
　　“精神病”的帽子好戴难摘，百口莫辩，甚而已影响到企业家的正常交际和经营。
　　有鉴于此，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汪闻桦几经周折，终于从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复印到自己的病历。但他和律师发现，该病历涉嫌伪造，显示的治疗措施和实际不符，用药量和实际被强制治疗的用药量明显减少。
　　2012年9月初，汪闻桦委托律师收集证据，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公正判决 医院侵权担责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首先倾听了医学专家的意见。
　　郑州大学医学院一精神病学博士介绍，对方是否属于精神病人、是否要收治，家属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病人是否要住院得尊重患者家属意见，患者自己作主医院是不会接受的，一定要监护人签名。这是因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都认为自己没有病，而这也正是精神科的特点。患者没有自知力，有的自知但觉得不需治疗。
　　河南省卫生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精神病人在入院前应经过门诊诊断。对有可能危及他人生命安全或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按规定，经相应的程序，收入医院进行治疗。如果一个人在正常工作，只是在某个方面有偏执状态的表现，没有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伤害和威胁，精神病院不应强迫其入院治疗。对于病人看病的手续和对亲属的甄别，目前尚无规定，医院也没有强制检查病人亲属证件的责任。
　　综合以上情况，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较量。
　　针对原告汪闻桦的诉请，被告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辩称，原告诉请无事实依据，医院是接到殷虹女士的电话，才接原告汪闻桦来本院治疗。
　　我院后来虽然得知原告汪闻桦和殷虹已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殷虹向我院出示的两人的户口本表明，两人还在一起生活，证明两人有“特殊关系”。而且他们的孩子和殷虹一起送原告汪闻桦来我院治疗，符合我院的相关手续。
　　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据此认为，作为医疗机构，担负着社会责任，有预防和治疗精神病的责任和义务，对有病情的病人如不管不问，待造成严重后果再予以治疗，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故我院负有义务防治精神病，且有家属和孩子的送治，医院才让原告汪闻桦“住院观察”，此举并无过错。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举证说“病人”汪闻桦不仅不积极配合治疗，还打骂医护人员。为了稳定其情绪，医生才给他使用一些稳定情绪的药品。而就之前的观察，还不能确定汪闻桦有无精神病。
　　况且当时汪闻桦的前妻、孩子都签了《知情通知书》，将其送医院治疗符合医疗程序。根据精神病诊治流程，只有送病人入院的殷虹女士才能签字，为其办理住院和出院手续。因殷虹女士一直不愿出面，才导致原告住院二三天。
　　综上所述，原告汪闻桦诉请无法律依据。因为医院在对其病情了解的基础上，让病人住院观察，治疗上不存在过错。若非要说过错，那也是殷虹女士的过错，是殷虹延迟为原告办理出院，才导致原告留院两天。医院方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3年元旦过后，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向外界公布了此案的判决结果。
　　二七区人民法院认为，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目前我国并无法律规定，精神病医院有将精神病人或者疑似精神病人强行收入院治疗的权利。因此，被告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仅凭殷虹办理的住院手续，就擅自派人将原告汪闻桦带往医院诊治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身体权和自由权。
　　法院同时确认，对形成本案纠纷，被告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承担全部责任。原告汪闻桦要求被告赔偿人身损害受到的损失，符合有关规定，但40万元中超过部分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法院酌定为3万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七)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当面向原告汪闻桦赔礼道歉；
　　二、被告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汪闻桦精神抚慰金30000元；
　　三、驳回原告汪闻桦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尘埃落定 必须“警钟”长鸣
　　提起“被精神病”，郑州汪闻桦的遭遇并非孤案。
　　按照目前法律学者的说法，“被精神病”是指包括轻微精神病人或疑似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面临着被精神病院强行收治的风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武文举介绍，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可能涉及到强制医疗、限制人身自由、名誉降低等各类问题，这些都和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密切相关。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把亲属或他人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而精神病院可能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随意诊断收治，这就加大了正常人被强制收治的风险。
　　武文举副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这将成为公民人身自由丧失的一个医学理由。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2012年部分法律界人士在北京曾发布了一份法律分析报告，直指当前国内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缺陷，导致近年来“被精神病”案件屡屡发生。
　　河南省人民医院一位有多年从业经验的精神病医生感慨地说：这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每一起“被精神病”事件背后，都潜藏着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纠结。
　　鉴于汪闻桦“被精神病”来自前妻的“设计”，河南省社科院一位社会学教授指出，家庭关系是其中最为复杂的因素。家庭成员可能经常相互侵权，甚至越过法律的边界。令人遗憾的是，家庭成员对成员个人权利的伤害，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譬如家庭暴力，似乎在法律规制上存在着“内外有别”。
　　有专家坦言，其实人的精神正常与否并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概念，所以如果被误会了，也只好根据精神病鉴定来还一个清白，同时所谓的精神病鉴定也不一定就多么准确、权威。
　　据报载，美国一所大学的心理学系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一些学生自愿去各地装精神病，并看精神病院是否收诊。70%的精神病院都收诊了，然后学生们再解释自己是装的，请求做精神鉴定并出院，但仍有10%的学生没有通过鉴定，继续被医院留下“医治”，直到学校开出证明，证明他们是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医院才最终放人。
　　多年来，由于我国缺乏法律规范，近年来屡屡曝出“被精神病”事件，本不应该收治的个人由于种种精神病之外的原因，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当事人遭遇投诉难、申诉难、出院难。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将于日起正式施行。如何平衡社会公共权益和个人权利？这部承载着关注和期待的法律，力图破解包括“被精神病”在内的多项法学医学交叉难题。
　　对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武文举表示，非自愿住院被纳入法律规范，且成为其重点内容之一，确实与目前存在的精神科医院非法收治非急性期病人等事件有关，将之上升为法律层面，将有效减少或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令人欣喜的是，为防止医院和医生“错判”“误判”，《精神卫生法》增加了法律救济渠道，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笔者注意到该法郑重规定，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以及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精神卫生法》在“法律责任”一章申明，医疗机构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将就诊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因故意或者疏忽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相关责任人将受到暂停执业活动、开除、吊销执业证书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出具虚假精神病鉴定报告的，将受到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因在鉴定精神病过程中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到刑事处罚以及被司法行政部门撤销登记的司法鉴定人，将终身不得从事司法鉴定工作。
■ 都市时报记者 赵孟
“24岁小伙醉酒后被送往医院，醒来时竟发现被关在精神病房里，且遭受医护人员殴打，致使其两处骨折多处伤痕。在家属报警后才被释放。”
昨日，株洲本地网友通过微博曝出这一惊人消息，迅速引起网民围观。经都市时报记者核实，这不是电影《飞越疯人院》，而是发生在湖南株洲的离奇事件。
一向“神秘”的精神病房，通过一个正常人的非正常之旅，展现出了其中一面。不过当事医院并不认为对患者有过失行为，称会协助治疗，承担相应责任。
喝醉酒却被送入精神病房
都市时报记者昨日上午联系到当事人陈龙。据他说，事情发生于6月4日下午3点至晚上9点。他因喝醉酒失去意识，躺在了路边。可他醒来后，却发现被关在株洲市三医院的精神病房里。“真的像是一场噩梦。”
株洲市三医院是一所以精神专科为主的市属综合性医院，系政府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在当地颇有知名度。
陈龙说，当天下午5点多，他醒来发现，身上已被换上精神病患者的服装。他多次向医生解释自己并不是精神病，并将妈妈的姓名和电话告知医生，对方并不相信。
据他所述，精神病房的看护人员和医生，将其当作精神病人进行了殴打，以致身上多处受伤。
据当时前去采访的当地记者说，陈龙从株洲三医院挣脱出来后，住进了株洲市一医院。记者在现场看到了陈龙，“他的左眼眉骨附近一个裂口，缝了三针，用纱布包扎着，眼睛周围淤青严重，右手手腕处多处被抓伤。”CT显示左肩砗骨两处骨折。
这位记者描述，躺在病床上的陈龙，只要左手稍微一动，便痛得厉害，脸上尽是痛苦的表情。
在精神病房遭殴打，逃脱无果
陈龙说，忽然置身于精神病院让他感到十分恐惧。“我当时就想跑出去，拍打病房的铁门，喊他们放我出去。”
陈龙称，对方两个保安，用手指着铁门，表示如果他还在这里闹就打他。陈龙称，两个保安当时还对着他说：“你这个傻&，就是讨打”。陈龙拍打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放弃了。
“毕竟我是一个正常人，你们把我跟精神病人关在一起。”陈龙想不通，再次拍打铁门。此时，铁门外面进来四个人。“我用一只手抓住铁门，但身子却被按在地上”，从铁门口到病房，陈龙称，他被强行拖进去打了一二十分钟。
据陈龙以及家属的说法，正是在这一次殴打过程中，陈龙头部被顶伤，左肩胛骨被打断。到了快8点的样子，陈龙放弃了挣扎，老老实实待在了病房。在这期间，陈龙曾经向医护人员表示想上厕所，但对方称，要上厕所，就在自己身上解决。今年24岁的陈龙，就这样尿湿了自己的裤头。
“他们看将我打出问题来了，便给我家人打电话。”陈龙说，到了晚上9点钟左右，他家人才到了精神病房，因为看到他身上有伤，家人报警后将其接走，转到一医院进行治疗。
陈龙的姨父李勇说，当时他也去了三医院，到了精神病房三楼，进入第一道不锈钢铁门后，他看到第二道铁门内陈龙抓着铁门大声喊叫。周围四五个人见亲属来了，松开了陈龙的手。
“我当时看到陈龙满眼是泪，额眉骨上有一条口子，脸上颧骨肿得很大。陈龙见我就哭着说，他们(周围四五人)打他。”李勇说，见此状后，他赶紧报警。
之后，110警方到了现场，给陈龙面部拍了照。
病人不配合治疗才被转到精神科
陈龙的遭遇，让他的家人十分气愤。陈龙的大姨陈女士告诉都市时报记者，他们家族都无精神病史，陈龙也根本没有精神病。她疑惑：为何陈龙送到三医院后，会被收治到精神病房，身上还出现这么多伤？
6月6日下午，三医院院方召集医院相关负责人，向陈龙的家人作了通报。
三医院医务科科长易义辉说，下午2点多，三医院接到120指挥中心的通知，称建材市场门口一个人睡在马路上，不知道姓名，神志异常。随后，三医院便出动救护车将陈龙接诊到三医院。当时陈龙身上酒味很浓，非常不配合治疗，“因为考虑到病人的安全问题，我们之后将其送到了精神科治疗。”
据易义辉讲述，陈龙到了精神科后，医生先给他洗澡，没想到还没有洗完，他便从澡堂里冲了出去。由于身上有沐浴露，陈龙在过道里不小心绊了一跤，导致左眼眉骨附近裂开一个口子。出血后，医生给他伤口做了清洗和止血处理，但并未缝针。
根据院方的说法，陈龙摔伤的时间大概在下午4点半左右，当时未发现陈龙左肩胛骨骨折。
昨日上午，株洲市三医院团委书记、医保科长梁好告诉都市时报记者，事后医院负责人询问过接诊护士，确信陈龙为摔伤所致。她还说，当时陈龙醉得不省人事，不愿意配合医务人员治疗，并对医务人员有攻击行为，因此才采取措施将其转移到精神病房护理的。她说，医院采取的措施，符合相关救助规范。
当日在精神病房值夜班的谭立夫说，到了晚上8点30分左右，陈龙才完全清醒过来，是他向陈龙要到了其母亲的电话，通知家人来接陈龙的。
医院监控为何没有启用？
对于医院的这一说法，陈龙的家人并不信服，认为存在诸多疑点。
陈龙的大姨陈女士说，6月6日她赶往医院后，要求看病历，足足等了1个小时，医院才将病历拿出，且病例本上前后笔迹不一样。她怀疑病历是事后伪造出来的。而病历本上显示，陈龙经诊断是急性酒精中毒，那为何会关到精神病房里诊治？
陈龙的继父华先生告诉都市时报记者，院方表示可以赔偿，但家属并不接受这样简单的“私了”方式。他说，陈龙究竟如何摔伤的，精神病房的过道有监控记录，但家属申请查看了解真相时，院方却称监控还未启用，要等到6月20日才会正式启用。
不过，前往现场采访的本地记者说，他们在现场查看发现，陈龙摔伤地点处于视频监控的范围之内。下午5时左右，病房过道上的监控显示已启用。
对此，梁好解释，因为监控损坏对医院也不利，所以院方才及时启用的，“当时确实没有启用。”她还表示，株洲市三医院已经和株洲市一医院做了协调，免费为陈龙提供治疗，等伤情鉴定结果出来后，会承担应有责任。(株洲晚报记者邓石华、汪成对本文亦有贡献)法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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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钱就收？精神病院乱点疯人谱究竟谁病了？《精神卫生法》难产，导致一些精神病院“谁给钱就听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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