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废料？核循环？乏燃料？核电的三个焦点有多玄_网易科技
核废料？核循环？乏燃料？核电的三个焦点有多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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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核废料？核循环？乏燃料？最近有关核电的三个焦点到底有多玄）
乏燃料水池。澎湃新闻记者 杨漾一座百万千瓦的火电厂，每年要烧掉约330万吨煤，同样装机容量的核电站，一年只用30吨核燃料。但是，与燃煤后仅留下一堆废煤渣不同，从核反应堆中替换出来的乏燃料（即烧过的燃料）处理起来要复杂得多。乏燃料中包含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后续若不加妥善处理，会影响环境、生态及人类健康。从堆内卸出的核燃料由于铀含量降低，无法继续维持核反应，但仍有大量宝贝。经过特殊的后处理后，乏燃料中的铀和钚可以分离出来并返回反应堆，作为燃料循环使用，形成核燃料的循环。同时，衰变期长的长寿命元素可以被处理为衰变期更短的放射性废物，通过玻璃固化技术，在符合一定选址条件的高放射性废物处置场里贮存处置。因此，尽管许多人将乏燃料简单称为核废料，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百无一用的废料。别小看了这类被回收再利用的核燃料，它为全球第二大核电国家法国贡献了17%的电力。58台运行中的核电机组，分布在法国55万平方公里国土之上，为其提供了高达75%的电力。中国目前的在运核电机组数约为法国的六成，但在调整能源结构和应对气候变化面前，中国拥有更庞大的核电发展计划。到2020年，中国核电机组数量将达到90余台，超过法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核电国家。但中国的乏燃料后处理体系，还未做好准备。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2016年6月发表的《全球乏燃料后处理现状与分析》论文称，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核电站卸出的乏燃料数量在增长，大部分核电站的在堆贮存水池容量已经超负荷（在送至后处理厂前，乏燃料通常先暂存在核电厂自建的硼水池内若干年），全球正面临如何解决乏燃料的去向问题。中国核电迅速发展，可以预测，乏燃料安全处置问题将要出现。未雨绸缪，完善后处理产业机制，让乏燃料后处理在核能发展中变废为宝、变废为少，刻不容缓。乏燃料中榨“铀”根据放射性程度不同，核废料可分为高水平放射性废料和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从核反应堆中卸出的乏燃料本身具有极强的放射性，因此必须经过特殊环节的后续处理，一方面提取有用物质，另一方面降低废物的长期放射性毒性。以百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为例，每年产生的乏燃料为25吨至30吨。乏燃料中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毒性大、半衰期长，要在地质处置过程中衰变到天然铀矿水平需10万年以上，但经过后处理等环节后，其放射性摄入毒性降到天然铀辐射水平的时间可减至千年以下，有效地降低了乏燃料的长期放射性毒性。除了乏燃料之外，高水平放射性的核废料还包括经处理后的含有大量裂变产物和超铀核素的废物。核电站的污染设备、运行时的水化系统、交换树脂、废水废液和手套等劳保用品，则属于中、低放废料。对中、低放废物，中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处置技术，不论是固体核废料还是液体核废料，都先进行固化处理，然后装进200升的不锈钢桶，放在近地表的处置库。目前，中国已建成了两个中、低放废物处置场，分别位于甘肃玉门和广东大亚湾附近的北龙。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核燃料循环路线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次通过”开放核燃料循环方式，乏燃料经过冷却、包装后，作为放射性废物直接送到深地质层处置或长期贮存。中国、英国、法国等采取的则是闭式核燃料循环，乏燃料从反应堆中更换出来后，一般先暂存在核电厂自建的硼水池内，水可以吸收其大量的残余热量，大约贮存10年后，运送至后处理厂进行后处理。在后处理环节，像钳子一样的机械手会轻松抓取乏燃料，然后放到剪切机里自动剪切成小块，扔进酸里溶解，其中有用的铀和钚被提取出来重新作为燃料循环使用，剩下的废液交由玻璃固化厂进行固化，再装进特制的废物罐中，运送到永久性处置场封存。也就是说，后处理过程使得核废料的规模大大压缩了。与此同时，这个过程可去掉长寿命放射性核素，降低废物长期毒性，铀资源的利用率也大为提升。中国并非富铀国家。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估计，中国有120万至170万吨潜在铀资源，目前探明铀资源储量约17万吨。随着核电机组的增加，中国对铀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仅靠市场采购难以满足需求。中核集团地矿事业部统计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预计将出现高达2600吨的天然铀供应缺口，到2030年，这一数值将攀升至10900吨。提高铀资源利用率的意义，不言而喻。通常来讲，压水堆核电站铀资源的利用率仅为0.6%左右，如果对乏燃料进行后处理，用“榨”出来的铀在压水中再循环一次，可节省天然铀25%；若如此多次循环，则铀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达到1%；若将后处理得到的钚与铀富集后剩下的贫铀制成快堆燃料，则铀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达到60%到70%。最薄弱的环节对于后处理的建设，一位日本专家曾打过这样的比喻：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建核电站，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大家现在都吃最好的一段，但是对乏燃料后处理考虑不够，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核电将不能可持续发展。据《全球乏燃料后处理现状与分析》，全国已掌握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的国家有9个：法国、俄罗斯、英国、印度、日本、美国、比利时、德国、中国。其中，法国、英国、印度和俄罗斯正在运营商用后处理厂。资料显示，过去30年里，美国运行有100多个核反应堆用于发电，目前美国核电站产生的乏燃料共有45000吨，并且正以每年2000吨的速度增加。德国核电站、实验室及医学机构每年产生20万立方米放射性废物。与美德等国相比，中国的乏燃料处理和处置似乎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但随着核电机组的陆续建成和投运，中国乏燃料的产生量和累积量将呈逐年上升趋势。对于核电在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的中国而言，这种核电站建设与后处理发展之间的脱钩情形将日益突出。相关资料显示，按照中国目前的核电发展规模和速度测算，到2020年将累积产生乏燃料吨，2030年将达到吨。然而，中国尚未建成商用大型乏燃料后处理厂，国内首座、同时也是惟一一座乏燃料后处理中间试验工厂建在位于甘肃的中核404厂区内（404厂为中国最早的核工业基地之一），该中试工程年处理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乏核燃料后处理的需求。乏燃料后处理/再循环已然成为中国核燃料循环中最薄弱的环节。全球第二的在役核电规模，造就了法国发达的核循环工业。法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工艺最成熟、技术最先进的商业乏燃料后处理及再循环工业。其阿格后处理厂是法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工艺最成熟的商业轻水堆乏燃料后处理基地，两个车间的总处理能力约为1700吨/年，若满负荷运行，可承担90~10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每年产生的乏燃料的后处理任务。阿格后处理厂不仅为法国本土所用，还为西班牙、瑞典等国提供服务。美国虽出于防核扩散原因停止了商业后处理活动，但从未停止过后处理技术的研发。印度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后处理技术的研究，是继英、法、俄罗斯之后第四个运行商业后处理厂的国家，其钍燃料闭式循环路线与快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均处于较先进水平。中国的商用后处理大厂建设之所以紧迫，不仅是出于巨大的现实需求，从长远看，还源自中国核电发展“压水堆-快堆-聚变堆”三步走发展战略。如果将目前商业运行中的压水堆称为 “今天”的核电技术，快堆则是“明日核能”，有“人造太阳”之称的聚变堆，则是“后天”核能技术。代表了第四代核能技术发展方向的快堆，铀资源利用率更高、放射性废物更少、安全性更高。但其所使用的燃料，首先必须要从压水堆乏燃料中提取而得。因此，没有后处理大厂，快堆将成为一座“孤岛”，将面临“无米之炊”的尴尬。“在快堆核能系统中，快堆好比心脏，核燃料循环好比动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原副主任顾忠茂曾表示，“如果后处理的能力上不去，那么快堆的规模也就上不去。”后处理大厂的设计与建设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复杂系统工程，时间跨度达15年甚至更久。未雨绸缪，建设与中长期核能发展规划相匹配的后处理/再循环项目，刻不容缓。法国阿格核循环厂：年辐射剂量相当于自然辐射量的百分之一形势迫切。中国的自主开发与引进国外先进后处理厂技术正在同步推进。上述中核404后处理中试厂，于日取得热调试成功，标志着中国已掌握了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核404中试厂的热调试成功也提高了中国在引进国外后处理技术时的议价能力，增加了谈判筹码。另一方面，2004年开始，中国就在寻找通过国际合作以解决核循环技术问题的可能性。2005年，中法两国就建设中国大型商用乏燃料后处理厂进行了初步交流和洽谈。2013年，中核集团与世界核燃料循环后端的龙头企业、法国阿海珐集团签署了大型商业后处理-再循环工厂项目合作意向书。2014年3月，在中法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核集团与阿海珐集团签署关于后处理再循环长期合作谅解备忘录。该项目将采用国际先进后处理再循环技术进行建设，预计2030年正式投入运行。届时，中国将具备年800吨乏燃料后处理能力。中国的核循环项目将参考法国阿格核循环厂，由阿海珐集团承担总体技术责任、中核集团负责建设，总占地3平方公里，由国家专项基金投资。阿格核循环厂多年监测的数据表明，该工厂给产业园区附近的公众带来的辐射剂量为0.03毫西弗/年（mSv/a）。这是什么概念呢？中国天然本底辐射剂量约为3.1毫西弗/年，是上述阿格核循环厂年辐射剂量的100倍。一次乘飞机飞越大西洋的辐射剂量约为0.02毫西弗，一次医疗CT辐射剂量为10毫西弗。据介绍，为了保证工厂周围区域的土壤、地表水和空气中的放射性水平低于限值，中国核循环项目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将所有放射性废物进行集中管理和处置。从核电站到后处理厂，乏燃料的运输有一套严密的体系，按照《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有相关的规定，运输之前需要报批，需对于路线、时间、物品的质量、应急措施等提出非常明确的计划。
除了循环厂选址和设计本身的安全保障外，“核循环项目在运行期间，还将对厂区的空气、水、土壤、植被以及邻近的海水、海生物、沉积物等进行辐射监测。由于采取了许多安全防护措施，加上后处理厂属于高度自动化及远距离操作，其工作人员的操作环境会十分良好，所受辐射剂量很低。例如英国THORP后处理厂，它的员工一年所受的职业照射，仅相当于乘坐一次从伦敦到东京的飞机在空中所受辐照。拥有两座大型厂的法国阿格中心，其气、液态流出物的放射性释放，多年来一直在当局批准的排放标准限值之下，公众所受辐照剂量仅为规定允许值的2%。”前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核燃料局副总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燃料循环方案国际工作组及乏燃料处理国际顾问组专家蒋云清此前介绍称。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李德雄_N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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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8-26 &
节能降耗，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当前，我国电力供应紧张形势趋于缓解，在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普遍下降、煤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电企业为增强核心竞争力，把节能降耗、减少企业成本性支出，作为当前生产经营工作的重点。节能降耗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部分，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管理体系，才能使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具有持续性、长久性、有效性。在新的形势下，发电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应该赋予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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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进一步做好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节能降耗，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当前，我国电力供应紧张形势趋于缓解，在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普遍下降、煤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电企业为增强核心竞争力，把节能降耗、减少企业成本性支出，作为当前生产经营工作的重点。节能降耗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部分，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管理体系，才能使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具有持续性、长久性、有效性。在新的形势下，发电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应该赋予新的内容。　　坚持标杆管理，全方位实施数字化节能管理。在企业日常的节能管理工作中，通过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数字化比较，来分析管理成效，已被实践证明是企业节能管理的有效手段。如在对供电煤耗、厂用电率、补给水率等指标的考核管理上，发电企业就是通过每天、每月收集、分析这些数字，来检验与先进指标的差距，从而寻找工作中的不足并加以改进的。但在某些方面，许多企业所采取的还是粗放型管理，停留在加强责任心、尽力把工作做好等管理要求上，还没有形成全方位数字化管理考核指标，与精细化的管理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一般发电企业每年有上百万吨的煤从码头到煤仓，而对于输煤系统，企业往往强调的是运行人员要加强启动前的检查、减小皮带空转时间、优化系统运行方式等要求，而无法对运行管理是否达到最经济进行比较和考核。其实，企业可以将吨煤从码头到煤仓的耗电量作为燃料系统经济指标加以考核，逐月比较分析，就能够找到煤系统的最优运行模式，这样也就实现了对输煤系统节能的数字化管理。同样，对照明系统的管理也可以建立日耗电量考核指标，通过比较分析查找管理中的漏洞，达到进一步降低厂用电的目的。由于数字最能直观反映管理成效和差距，所以，在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中，对经济运行的每一环节，我们要尽量实现数字化考核管理，通过数字比较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使机组始终在最优的方式下经济运行。　　坚持抓“大”不放“小”，从细节入手抠效益。供电煤耗、厂用电率、制粉电耗等指标对企业的整体效益影响很大，既能够直观反映机组运行状况的好坏，也能够反映一个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因此这些指标容易引起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发现问题后可通过加大技术投入、优化运行方式等措施，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明显效果；而有些节能工作，如阀门的微漏、水笼头滴水、照明灯常亮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对于发电企业来讲，治理起来花费精力大而降低成本有限，往往认为不值得小题大做，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些看上去的小问题，日积月累就将成为大问题。例如，一支60瓦的灯每天多亮1小时，按一个发电企业 1000盏灯计算，一年就会多耗电上万度；又如，一个自来水龙头持续漏水，据专家计算，24小时的泄漏量约为1吨，而发电企业又有多少个阀门，有些还是新蒸汽，如果严密性存在问题，损失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同类型的机组存在能耗水平的高低，技术并不是影响企业机组能耗的绝对因素，在细节上的管理差别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细节管理反映企业的专业水准，突出企业内在的素质，已经成为决定发电企业间成本竞争成败的关键环节。“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因此，在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上，当前尤其要从细节上做好文章，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坚持不懈，又何愁我们企业的效益不能提高呢？　　坚持把强化责任意识和制度保障有机联系起来。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企业内部的节能降耗工作的深度和难度必然逐步加大，容易使人产生畏难情绪和疲劳状态，因此要推进节能降耗管理工作的深入，关键在于进一步强化各级人员的责任意识，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是打好节能攻坚战的前提。这几年，发电企业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职工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加强，并在企业节能降耗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如在阀门的泄漏、格兰漏油等老大难问题方面，就是通过职工的全体参与和共同努力，这些被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在职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面前低了头，并使很多企业通过了无渗漏的达标检查。这些实践告诉我们，看似错综复杂、困难重重的事情，只要我们用心去做了，就会发现困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此，强化责任意识是企业把节能工作引向深入的思想保证。但是只靠加强教育是不够的，如泄漏问题在集中攻关后成效明显，但时间一长，新的泄漏问题又发生了，这说明只有责任心、热情心还不够，还必须有相应的机制来保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真正保证节能工作的长效管理，还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完善制度。要通过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把节能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工作细化、量化，把责任分解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并定期考核，发挥制度的保障和督促作用。所以，要保证企业节能管理的深入推行，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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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进一步做好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节能降耗，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当前，我国电力供应紧张形势趋于缓解，在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普遍下降、煤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电企业为增强核心竞争力，把节能降耗、减少企业成本性支出，作为当前生产经营工作的重点。节能降耗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部分，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管理体系，才能使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具有持续性、长久性、有效性。在新的形势下，发电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应该赋予新的内容。　　坚持标杆管理，全方位实施数字化节能管理。在企业日常的节能管理工作中，通过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数字化比较，来分析管理成效，已被实践证明是企业节能管理的有效手段。如在对供电煤耗、厂用电率、补给水率等指标的考核管理上，发电企业就是通过每天、每月收集、分析这些数字，来检验与先进指标的差距，从而寻找工作中的不足并加以改进的。但在某些方面，许多企业所采取的还是粗放型管理，停留在加强责任心、尽力把工作做好等管理要求上，还没有形成全方位数字化管理考核指标，与精细化的管理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一般发电企业每年有上百万吨的煤从码头到煤仓，而对于输煤系统，企业往往强调的是运行人员要加强启动前的检查、减小皮带空转时间、优化系统运行方式等要求，而无法对运行管理是否达到最经济进行比较和考核。其实，企业可以将吨煤从码头到煤仓的耗电量作为燃料系统经济指标加以考核，逐月比较分析，就能够找到煤系统的最优运行模式，这样也就实现了对输煤系统节能的数字化管理。同样，对照明系统的管理也可以建立日耗电量考核指标，通过比较分析查找管理中的漏洞，达到进一步降低厂用电的目的。由于数字最能直观反映管理成效和差距，所以，在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中，对经济运行的每一环节，我们要尽量实现数字化考核管理，通过数字比较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使机组始终在最优的方式下经济运行。　　坚持抓“大”不放“小”，从细节入手抠效益。供电煤耗、厂用电率、制粉电耗等指标对企业的整体效益影响很大，既能够直观反映机组运行状况的好坏，也能够反映一个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因此这些指标容易引起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发现问题后可通过加大技术投入、优化运行方式等措施，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明显效果；而有些节能工作，如阀门的微漏、水笼头滴水、照明灯常亮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对于发电企业来讲，治理起来花费精力大而降低成本有限，往往认为不值得小题大做，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些看上去的小问题，日积月累就将成为大问题。例如，一支60瓦的灯每天多亮1小时，按一个发电企业 1000盏灯计算，一年就会多耗电上万度；又如，一个自来水龙头持续漏水，据专家计算，24小时的泄漏量约为1吨，而发电企业又有多少个阀门，有些还是新蒸汽，如果严密性存在问题，损失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同类型的机组存在能耗水平的高低，技术并不是影响企业机组能耗的绝对因素，在细节上的管理差别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细节管理反映企业的专业水准，突出企业内在的素质，已经成为决定发电企业间成本竞争成败的关键环节。“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因此，在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上，当前尤其要从细节上做好文章，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坚持不懈，又何愁我们企业的效益不能提高呢？　　坚持把强化责任意识和制度保障有机联系起来。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企业内部的节能降耗工作的深度和难度必然逐步加大，容易使人产生畏难情绪和疲劳状态，因此要推进节能降耗管理工作的深入，关键在于进一步强化各级人员的责任意识，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是打好节能攻坚战的前提。这几年，发电企业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职工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加强，并在企业节能降耗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如在阀门的泄漏、格兰漏油等老大难问题方面，就是通过职工的全体参与和共同努力，这些被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在职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面前低了头，并使很多企业通过了无渗漏的达标检查。这些实践告诉我们，看似错综复杂、困难重重的事情，只要我们用心去做了，就会发现困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此，强化责任意识是企业把节能工作引向深入的思想保证。但是只靠加强教育是不够的，如泄漏问题在集中攻关后成效明显，但时间一长，新的泄漏问题又发生了，这说明只有责任心、热情心还不够，还必须有相应的机制来保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真正保证节能工作的长效管理，还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完善制度。要通过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把节能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工作细化、量化，把责任分解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并定期考核，发挥制度的保障和督促作用。所以，要保证企业节能管理的深入推行，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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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的同属意识在当代有明显增强的趋势，这对当代文化意味着什么社会学意义？        孔德已从社会学角度考虑过代的问题，尤其是代的接续问题。曼海姆把具体的社会群比作社会岩层，代(Generation)则是社会岩层之一。如果我们要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考察“代”这种社会岩层，理应是为了更为恰切地诊断当前潜隐着的社会趋向的重要特性、发展取向及其存在的问题。        “四五”一代作为一个社会学的代问题提出来，有明确的限定。首先，它仅指涉特定的社会历史区间中的一组社会岩层，而且，分层范围十分有限，即知识分子层；随之，对“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及其相关的代的考察，亦主要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中进行。因而，对“四五”一代的社会学考察，乃是为了透视当前的社会—精神运动的内在结构，透视当前文化精神上的、与个体和社会攸关的彻底变革现象。        　        二        　        我之所以用众所周知的“四五”事件为“四五”一代的标志，主要是符号上的需要。“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正如“五四”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本身。        “五四”一代已成为过去的历史文化事件，“四五”一代则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文化事件。对“五四”一代的反省和批判，是外在的、事后的反省批判一后批判，我们与“五四”一代已构成传统的承继或拒斥的关系。对“四五”一代的反省和批判，是内在的、本己的反省批判—前批判。我们置身于“四五”一代之中，正在构造将被历史视为“传统”的东西。对“四五”一代的社会学考察，必应导向“四五”一代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这是一种关涉自我的社会文化的前批判。        　        三        　        “五四”一代在文化、政治、精神品质、社会形态、历史取向诸方面，都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就此而言，至少有两个问题不能不加以考虑：1、所谓社会发展有历史规律可循的神话受到挑战。我们的时代是某种知识类型的观念的产物，是人为的、而非历史必然的。进而言之，“四五”一代必须就自身提出的知识类型的观念对自己和社会及其未然形态负责。因为，2、“五四”一代真的那么功勋卓著吗？在时代历史的困惑中他们没有严重的观念上的失误吗？社会学理应来澄清这一问题，并由此引伸到对时代社会—知识类型—社会行动的一般关系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十分明显，在相同的时代社会关联域中，就“五四”一代而言，并非只产生了一种单一的知识类型，那是一个“百家时代”。为什么其中一种知识类型能取得有效的社会行动，并建立起意识形态体系，这无疑是给知识社会学出了一个有趣的课题。        “四五”一代当然不应也不会简单地要么继承要么拒斥“五四”传统——一个极为含混的标签，意识形态化的术语，也不应和不会自诩比“五四”一代更高明。问题仅在于，“四五”一代所拒斥的社会关联域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五四”一代中的某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摄入的知识观念通过社会行动促成的，这只能激起“四五”一代在时代社会—知识类型—社会行动的具体境况中更多的忧虑、更多的小心。        把“四五”一代作为一项知识社会学的课题提出来，在我看来，首要的、亦是主要的旨趣即在于激发“四五”一代的内在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同时又是社会文化的批判。所以，这一课题只能由“四五”一代自己主动提出。“四五”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批判大都指向过去，如今似应多少转向自己、转向时代的当前。        　        四        　        对“代”的划分，生理学上有明确的年龄层的区分，它依据的是生—死之生物性节律。但从社会学来看“代”的划分，情形有所不同。社会学依据的并不仅是生命的自然事实，必须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一历史事实。曼海姆在《代的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提出，“代”的社会性同属现象，以生一死生物节律的事实性为基础，但并非从这一事实性中引导出来。换言之，对“代”的同属性的社会学考察，应把握的是肉体—精神—心灵的转换，这必然与社会—历史的结构转换相关。        我宁愿更多地从社会学方面而非生物性节律的事实性方面来看待“代”的同属性，因为它明显更多地是一个社会现象，而非生物现象，尽管我原则上遵循曼海姆的界定。        我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生长，二十至四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这一代人中还有极少数成员尚在角色之中，第二代群为“解放一代”，即三十——四十年代生长、五十至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至今尚未退出角色的一代；第三代群为“四五”一代，即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第四代群我称之为“游戏的一代”，即六十至七十年代生长，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将全面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        这种区分当然带有年龄层次上的模糊牲，实质性的因素恐怕与个人的社会生活经历及教育不无关联。至于代群中的分化现象，亦应在考虑之内。不过，这种划分大体上可行，其首要的依据在于：1、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历史机制的内在转换；2、各代群所负载的知识类型在当前文化中构成的实际可见的社会冲突。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代的接续问题(Generationsfolge)。不妨说，“解放的一代”和“游戏的一代”分别是“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的接续。不仅当前文化中的知识类型之间的社会冲突或趋同可以表明这一点，心理感受形式和精神品性之间的差异或趋同亦是证明。所以，我把“五四”一代和“四五”一代看作本世纪中国文化的实质性社会岩层，它们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社会的实质性断层。        五        　        知识社会学不是文化思想史。深入探究“五四”一代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的主要兴趣已如前述，乃是“四五”一代的内在的社会文化自我批判。        知识社会学首要关注知识的类型与社会的内在关联。本世纪有三次巨大的人震——地震的死亡人数恐亦不可与之相比——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十年文革(毛泽东主义)。“四五”一代与这三次人震中的一次有特殊的牵缠：参预—退出—反思。这迫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代”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不得不更多地引向一个专门的题域：知识类型中潜在着的价值意向问题。社会学家舍勒在其《知识的形式与社会》一书，对这一题域的研究有重大贡献。        “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先有社会历史灾变的涉入，后有学院的知识教育训练，知识类型底层的价值意向具有在先的规定性和自觉性。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代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知识分子，至少在生成形式上相似。当年流行的所谓“新黄蒲三届”的说法，颇有社会学的刺激性。“四五”一代的知识价值意向与特定而且集中地发生的历史社会事件，有必然而且内在的关联。        但是，严格地讲，“五四”一代虽不象“四五”一代那样，颇为划一地先有强烈的整体性社会投入，再有知识类型的明确摄取，这种情形在“五四”一代中不是绝无仅有的——比如熊十力的例子，不仅如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同样在一连串大的社会变故和动荡中形成。就此而言，知识类型的价值意向与生活关联域的过于直接的连接，不是两代人的实质性差异。事实上，“五四”时代的科学救国主义、经济救国主义、文化救国主义、政治救国主义、教育救国主义以及种种西方思潮的引入，至少从形式上看，“四五”一代在重复。        实质性的地方恐怕在于：尽管两代人都有在先的强烈整体性社会投入，但社会投入的心理意向的实质内涵不同，社会历史事件本身的性质亦绝然有异，这不仅是导致两代人的知识类型的价值意向性差异的原因，而且是使得知识类型之价值意向性的重新提审成为迫切问题的原因。        　        六        　        “解放的一代”尽管不是有在先的整体性强烈社会投入，但这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参预及其十年文革的涉历，同样引人注目。就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来看，“解放的一代”颇为特殊。在我看来，首要的特点是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的意识形态同一、整合化。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而言，这代人的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在一开始就被有效地织入意识形态的织体和机制之中。必须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绝非仅是一套准知识型思想观念，它更是一套有效作功的社会机制。此外，这一代群的知识类型之被意识形态化，仍与社会历史域有直接关联，意识形态的织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预，而非被动采纳。这里依然有激发起知识社会学兴趣的关于价值意向的课题。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尽管这一代群亦多经社会磨难，依然很难在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上失范于意识形态的运作。例如，即使是这一代群中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亦带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至于诸多右派人士，实质上是真正的左派，则是众所周知的，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也不是一个难解之谜。        就知识社会学的课题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动承续者，“解放的一代”是如何与“五四”一代连接起来的，恐怕也有些刺激性的课题可做。        　        七        　        “四五”一代明显不是既存意识形态的承续者，就此而论，这一代群与“五四”一代又有形式上的类似之处：他们都是既有文化制度的破坏者、文化“传统”的反叛者。本世纪中国的两次文化危机是由这两代分别挑起的。        文化危机与信仰危机互为表里，从根本上讲，文化危机指示的是知识类型后面的价值意向的实质性断裂。“四五”一代挑起的文化危机在层次上比“五四”一代的文化危机更深，其中隐含着的价值意向的断裂更甚，这从对“游戏的一代”所作的社会学透视中可以见到。所以，我宁愿从“相信”这一价值意向的特定范畴入手来考虑文化危机。        危机在此有双重含义：首先是传统价值意向发生动摇导致的危机，随之是潜伏在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过程中的危机。        “五四”一代至少在形式上中断了传统价值意向。他们从反叛“传统”中站出来，并积极地、迫不急待地要给价值意向重新定位，随之是重新定位后的坚信转化成的社会行动。        文化大革命末期，我曾将一首题为“寻找真理”的劣诗示与一位三、四十年代即已成名、后来身于高级文化干部但当时仍在监管中的作家，向他请教。他当即指出，“寻找真理”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他们找到了，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念头。        这段轶事长期纠缠着我。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这里隐含的问题是：真诚地相信的价值意向是否能保证价值意向性对象为真。        “五四”一代的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直指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是，重新定位的价值意向并没有从整体和传统根基方面深究西方价值观念的知识类型，而是更多地匆忙采纳十九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潮。而这个历史时期，恰是虚无主义在西方猛然聚生的时代。“五四”代群的价值意向如此重新定位无疑与本己的社会历史事实性相关，而且，这种知识类型的取向模式，早在“五四”代群之前——例如王国维——就已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承认这是一种必然的重新定位，事实上，也有其他定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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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荣幸的参加了这次教育部举办的班主任国家级远程培训。在这次培训活动中，我坚持每天上网学习，听专家讲座，精读专题。教育专家和教育同行们的精彩报告及案例,让我大开眼界，接触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受益匪浅！今天下午数学老师外出听课,她有第七节,我想:给学生自习还不如我去上.就拿起课本走进了教室,刚到一会儿,英语老师也信步走了进来:我还说上英语呢.我赶忙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上你上.边说边退了出来,不想,这时学生们竟异口同声大喊:柏老师上柏老师上……我已走到走廊,声音依然清晰可见,我心里的美呀甭提有多高兴了,我肯定:是这次班主任学习让我变得如此美丽!在这段学习的过程中,我学以致用,产生了一幕幕动人的故事,使我爱上了班主任工作.故事(一): 从5分到65分王浪是一名转校到我班的学生,很厌学,既不听课,也不做作业,一副不关我事的模样,语.数.外成绩加起来不到20分,语文成绩尤差:5分.我决定找他谈话.可他的性格极为内向,平时少言寡语,很不合群,他竟一句话也不肯说,无论怎么问,他都一言不发.我只好选择家访.了解到他们家原来十分贫穷,父母只靠帮人家打点零工维持生计,没空也不懂管教他,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我制定了一个帮助计划,开始为他补课,不断的鼓励他,只要他进步了,哪怕是一分,我也在班上带头鼓掌,使他感受到进步的喜悦.就这样工夫不负有心人,在这次段考中他居然得了65分!当我恭喜他的时候,我看见泪水无声的在他的脸上流淌……是这次学习让我知道:即使面对的是厌学的学生,也不该放弃!故事(二):撼动人心的惩罚我的一堂作文指导课正在进行.一个男同学从后门悄悄的溜进了教室.他猫着腰,屏住呼吸,企图逃过我的视线.他迟到了.正当他弯下身子准备坐下时,我叫住了他:小枫,请到前面来好吗?他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连忙向我解释原因,我温和的说:我知道你一定有你迟到的理由,可是你毕竟迟到了,就罚你表演一个节目吧.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盛情难却,在迟疑了一会后,只见他清了清嗓子,昂起头,从喉咙里发出了一声高亢的尖锐的竭尽全力的---狗的鸣叫!   掌声如潮!班上的气氛一下子活跃开了.后来他再也没有迟到过,尽管他的家离得很远.其实惩罚和奖励同样可以撼动人的心灵!这是我通过这次学习指导实践所领略到的博大人生!学习中的48个案例,犹如48棵种子,通过学习,以深深植于我心灵的土壤,我将精心呵护,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涌现出更多的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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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伦理和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在当代遇到了社群主义等理论的挑战，但当代自由主义者对各种质疑和批驳采取了积极应战的态度，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和自我辩解。这些论辩有助于人们认识自由主义在当代的理论诉求和进展。下面集中围绕几个主要的问题作简要的论述。一、个人与自我社群主义者抨击个人主义的基本命题，但仔细追究起来，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对于个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理论前提：首先，他们都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其次，个人在思想和语言方面具有唯有人才具有的独特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是以社会为基本预设前提的；再次便是道德个人主义，即如果任何事物是有价值的，那最终是指对某个或某些个人或人群有价值。与此相关的问题则是：评价的对象是否为不可约简地社会性的，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对优先性。这最后一个方面的理论前提也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所共有的，只是对其的理论解释才存在分歧。自由主义者认为评价的对象仍然有可能约简为个人，而社群主义者则认为必须是社会。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前提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三方面：对自我的自由主义的理解、泰勒的&&社会性命题&&、社群之公共善。自由主义对此一一作了回应。其实，自由主义者从未忽视社群的意义，也未拒绝个人参与社群的活动，更未得出社群可有可无的结论。他们强调的是这些都不能在政治和道德上否认个人权利的优先性。首先是对自我的理解。社群主义者批评自由主义者是将自我优先于目标，自由主义者回答说，在允许自由选择的社会，个人能够审查并修改任何既定的目标（如价值观、信仰、欲望等）。社群主义者混淆了两种主张：一是自我能够改变其所有目标（结果可以完全无目标），二是自我能够在任何时候改变其任何一个目标。这就是说，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我优先于目标是指自我能够随时修改具体的目标，因而是能动的；而社群主义者则把无目标的自我强加于自由主义者。社群主义者还指出，如果看重选择本身的价值，那就是承认一种空洞的、虚无主义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回应道，他们并不看重抽象的选择本身，如担任教师这一职业，而是其内涵，即能够选择与不能当教师这两者间的差别是重要的。我之所以看重自由，那是因为自由的行使权使我追求我所看重的目标。当然，有选择比无选择强这一点并不当然意味着我们拥有的选择愈多，我们的生活就愈有价值。而且选择也存在其构成的价值，即选择做某事本身是使得这件事有价值的必要前提。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个人的自主即修改个人关于善的观念是个人作为一个公民的一种权能。这就是从综合（形而上学）的学说向政治自由主义转变的关键点，综合学说可以是多元的，但基本的选择自由却是根本的、体制性的。其次，自由主义者也回答了社群主义者泰勒（Charles Taylor）的&&社会性命题&&。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个人有责任保护并促进社会条件；而是否认对某些社会条件的保护和促进就等于创造一个只拥有单一的共享的善观念的社群。因为在此社群中，个人仍然可以有多样化的对善的理解和追求，他们都可以为保护并促进社会的条件作出贡献，而不必创造一个高度齐一的社群。再次是所谓社群之善。自由主义者从契约论或志愿主义的观点把政治社会看作是个人之间只是由互惠原则结合起来的一种协作体(德语Gesellschaft)，而不能看作是由相互影响和联系所维系的一个社群(德语Gemeinschaft)。由此得出的一个政治推论：自由主义者的核心主张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可以是秩序良好的而不必是（在某种有疑问的意义上的）一个社群，但也可以是（没有疑问的意义上的）一个社群。因此，一个秩序良好的自由社会不是由单一的共同善的观点所维系的社群，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们不是由某些共有的目标所维系的。也就是说，其公民们可以为了一些共同的目标（如公共安全、促进福祉）而结合在一起，但却可以不结成一个受单一的公共善的观念所约束的社群。这是为了避免单一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妨碍公民的自由选择，形成对公民的政治垄断。社群之善的非政治的推论：政治领域之外的个人可以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构成性的社群的成员，比如是宗教团体的成员，他们共享某些特定的宗教信仰，而这是在政治领域之外的事情。排除了政治领域的单一性之后，各种各样社群的存在就有它的价值，公民之从属于不同的社群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1]　此外还有志愿主义的推论：如果以为个人的确是在本来意义上选择了其社会成员的资格，那就错了。因为许多人是因为出生或其他传统的因素而自动成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但照罗尔斯的说法，正义的原则是人们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会同意、或者事实上认可的原则。也就是说，社会成员经常是不自愿的，但正义原则却是认可的、选择的结果。关于个人的完善问题，社群主义者坚持社会至善论，即个人在社群和社会关系中完善自身。而自由主义者一般不接受社会至善论，而提倡某种形式的自由至善论，即中立的国家为个人的自主提供良好的环境。约瑟夫·拉兹(Juseph Raz)是著名实证主义分析法哲学哈特(H.L.A. Hart) 的学生，他在《自由的道德》(1986)一书中提出了一种自由至善论。其理论前提是：自主只有在一个支持自主的社会中才（对于人的福利）有价值：&&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自主感兴趣。它是一种文化价值，即仅对生活于某些特定社会的人们有价值。&&[2] 也许那些不具备自主文化条件的社会中的人并不觉得自主有什么价值，甚至甘心不自由或被奴役。&&对于那些生活于自主支持环境的人们来说，他们除了自主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在这样的社会只有自主才能成功。&&[3] 在这些社会中，要想不自主也不可能办到。其社会条件提供了广泛的有意义的选择范围，保障了个人的某些能力（如认知能力、情感和想像力；健康与生理的能力；个性品质等等）。这些前提条件又取决于某些社会形式的存在与否。特别是&&只有当各种集体善或产品是可取的时候，自主才是可能的。&&&&许多集体善或产品的提供是自主的可能性的构成要素&&。[4] 这里所说的集体产品即是指其本性属于公共的产品或利益，其一人可得，则公共全体可得，如清洁的空气、国防等，甚至还包括一种宽容的社会氛围，也就是包括我们通常说的文化条件或软环境。国家的至善论即是认为人们有责任互相提供个人自主得以维持的文化条件，而国家在实现这些责任时使用强制权力也就有了正当理由，当然，自由主义者这里仍然说的是最小的暴力，而不是滥用强制权。&&由此推论，一个承担了促进其公民的自主这一责任的政府，只要其法律只是反映并创立其公民的具体的基于自主的责任，那就有权以强制为基础来重新分配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及其他类型的服务。&&[5]　在此意义上的政治行动是至善论的，因为国家必须基于对哪些选择是有价值的问题所作的判断来行动。至善论的前提是有一个最高最完美的目的或善，一切其他的目的或善以此为基准。自由主义者一般不接受至善论，但拉兹这里的自由至善论仅仅指国家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最小暴力来维护公民自主的文化条件，而不是对其他任何具体的文化问题作价值判断，否则就违反了关于国家（政府）与信仰（宗教）分离的基本前提。　二、国家中立与公共善　自由主义者不同意社群主义者关于政体应当是由单一公共善整合的亚里士多德式政治理想，坚持认为政体不能是一种社群，因而必须保持价值中立。这就表明自由主义者一般不接受至善论，特别是社会至善论。所谓国家中立，也就是要求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必须在不同的善的观念（及信仰）之间保持中立，不提倡一种善而反对另一种或另一些善观念。正如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吉姆利克（Will Kymlicka)所指出的：&&当代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所强调的&&中立&&--国家不应当奖赏或惩罚各种有关好生活的特定观念，而应当提供一种中立的构架，使人们能够在此构架中追求不同的和有可能冲突的善的观念。&&[6] 而自由主义的一些批评者则把国家中立论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吉姆利克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罗尔斯的误解，但他本人则提出一种不同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解释。在吉姆利克看来，一种基本的区分是结果性的中立与论证性（程序／目的）的中立。&&第一种要求政府政策的结果保持中立；第二种要求论证政府政策时持中立立场。&&拉兹认为罗尔斯持有结果中立论，但吉姆利克认为并不尽然，因为罗尔斯理论中的两个信条表明他不会同意结果中立论。一是对公民自由的尊重将必然具有非中立的结果，如言论和结社自由使得不同的团体追求并公布其生活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同等有价值的，某些方式在吸引或维持追随者方面存在困难。由于个人可自由地选择相互竞争的好生活的观念，公民自由便具有非中立的结果--看来它们创造了理念的市场，一种生活方式在此市场上的表现取决于它能为可能的追随者提供的善或产品的类型。因此，在自由的条件下，令人满意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将会驱逐那些没有价值和不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7] 这就是说，吉姆利克坚持存在这样的政府政策，它执行的结果是非中立的，但它的论证或目的却是中立的。显然他能够接受此类论证或目的中立而结果不中立的政策。可见存在着不同的中立方式，自由主义者对其的论证也有所不同，但平等的前提是基本的论据。自由主义者要求国家应当尊重每个人的实际欲望而不是国家认为个人应当具有的欲望。实际愿望与理想毕竟存在着距离，即使是国家也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强加于公民，即强制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忽视其公民的实际愿望。德沃金则强调，自由的平等理论假定，政治决定如果是可能的，就必须独立于任何关于好生活的特定的观念或是赋予生活以价值的东西。&&由于一个社会的公民的观念各不相同，政府如果喜好一种观念而排斥另一种（或者是因为官员认为一种观念是内在地优越的，或是因为一种观念由更多的或更强大的团体所持有），那就不会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自由主义的内在道德是关于平等的理论，它要求在对生活有价值的不同理论之间保持中立。[8] 拉兹则强调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反复坚持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并不试图评价关于善的不同的观念之相对的优劣，认为&&好生活的理想之实施与促进尽管本身具有价值，却不是政府行动的合法的事务……政府行为应当对好生活的理想保持中立。&&[9]晚年罗尔斯也在其《政治自由主义》中反复强调中立的、自由站立的公共理性是超越任何具体的善的观念的，因而为中立的国家政策提供了证明。自由主义者关于国家中立的另一个理论前提是自由或自主对善的优先性。自由地生活要比按照善的观念来生活更为重要。吉姆利克提出了所谓&&认可的限制&&，即非中立的政策是自我毁灭的，因为这些政策让人们过自己不能认可或同意的（因而是无价值的）生活。至善主义的非中立国家的代价即在于，它是压迫性的和侵犯性的国家；它导致不同团体间因冲突而出现的社会不稳，因为此时的善已经进入政治议程，或者说，&&国家至善主义提升了与之相关的独裁体制的可能性&&[10]；它还有犯错误的危险，因为官方的善的观念并不比任何个人的善观念具有更好的基础，官方与个人一样有可能出错。官方若垄断了一种思想或信仰，有可能比较高明，但也可能极其荒唐（如纳粹政权）；倒不如市民社会多种信仰和善观念并存，倒还可以有个互相竞争和牵制，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全盘皆错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自由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般不会退化，而会不断进步。　　三、文化多元论　当代文化多元论与所谓族群和解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在像美国、加拿大等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从古代希腊开始，政治哲学家即已设定社群的民族或族群的同质性。但现代国家大多不是单一民族组成的，因而也就存在着非常重要的族群和谐的问题，由此而发生了领土分裂主义与统一主义的冲突。与多民族国家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存在着具有明显特征的稳定的群体，其成员及其他群体的成员均可以借助于共有的种族、宗教、民族性、语言、文化或历史而识别他们（比如印弟安人、加拿大法语区的居民等）。赞同维持这些群体的因素有：种族偏见或仇视，来自保持其传统、&&回家去&&的压力，有限的个人流动性，族群认同的持续的重要性，族群可见的外观。人类一直存在着族群和谐或同质性的理想，包括共和主义的理想，希望其公民除了构成政体或城邦成员的认同特征以外不再有其他的认同特征，即只认同于共和国而不维持其族群特征；同化主义或统一主义的理想，少数族群必须服从主流社群的认同特征，同样不再强调自身的族群特征；多合一理想（也就是美国的理想），即整体文化是不同亚文化的大熔炉，或者仍然保留了亚文化，但存在一个主导或中心的文化，如美国的&&色拉盘&&的比喻。诸如此类的理想一直吸引并鼓舞着志士仁人们为族群和谐而奋斗，他们希望种族和族群的差别不应成为冲突和悲剧的根源。但这仅仅是族群和谐或同质化的理想，还有一些理论家包括自由主义者公开承认文化多元论，认为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文化多元论不仅不排斥而且有助于族群和谐。这包括弱多元论与强多元论。弱文化多元论的前提是，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的政治与公民权利，它强调非歧视的政策，官方鼓励并保护相互容忍差别的政策。可见弱多元论坚持公民平等，同时要求族群间无论强弱均不得相互歧视，而且必须容忍生活方式的差别，求同存异。这种多元论主张保留一个单一的公共领域，其中所有的公民是平等的，同时在私人事务中对多样化保持宽容。它实际上认可一种文化的自由市场，各种文化相互竞争，根据其所获得的认可和支持而生存。当然，最终结果是否会出现弱者更弱，强者更强，则是这种弱多元论所不予计较的，一切听由文化的竞争结果而定，因此它并不专注于提升少数派的权利。强文化多元论则有所不同，它强调少数族群的权利，认为应当采取一些积极的公共步骤以保护各个特殊族群的权利。这就包括对于少数族群的特殊政策，比如在法律和经济层面采取一些有差别的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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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进一步做好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节能降耗，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当前，我国电力供应紧张形势趋于缓解，在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普遍下降、煤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电企业为增强核心竞争力，把节能降耗、减少企业成本性支出，作为当前生产经营工作的重点。节能降耗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部分，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管理体系，才能使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具有持续性、长久性、有效性。在新的形势下，发电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应该赋予新的内容。　　坚持标杆管理，全方位实施数字化节能管理。在企业日常的节能管理工作中，通过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数字化比较，来分析管理成效，已被实践证明是企业节能管理的有效手段。如在对供电煤耗、厂用电率、补给水率等指标的考核管理上，发电企业就是通过每天、每月收集、分析这些数字，来检验与先进指标的差距，从而寻找工作中的不足并加以改进的。但在某些方面，许多企业所采取的还是粗放型管理，停留在加强责任心、尽力把工作做好等管理要求上，还没有形成全方位数字化管理考核指标，与精细化的管理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一般发电企业每年有上百万吨的煤从码头到煤仓，而对于输煤系统，企业往往强调的是运行人员要加强启动前的检查、减小皮带空转时间、优化系统运行方式等要求，而无法对运行管理是否达到最经济进行比较和考核。其实，企业可以将吨煤从码头到煤仓的耗电量作为燃料系统经济指标加以考核，逐月比较分析，就能够找到煤系统的最优运行模式，这样也就实现了对输煤系统节能的数字化管理。同样，对照明系统的管理也可以建立日耗电量考核指标，通过比较分析查找管理中的漏洞，达到进一步降低厂用电的目的。由于数字最能直观反映管理成效和差距，所以，在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中，对经济运行的每一环节，我们要尽量实现数字化考核管理，通过数字比较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使机组始终在最优的方式下经济运行。　　坚持抓“大”不放“小”，从细节入手抠效益。供电煤耗、厂用电率、制粉电耗等指标对企业的整体效益影响很大，既能够直观反映机组运行状况的好坏，也能够反映一个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因此这些指标容易引起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发现问题后可通过加大技术投入、优化运行方式等措施，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明显效果；而有些节能工作，如阀门的微漏、水笼头滴水、照明灯常亮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对于发电企业来讲，治理起来花费精力大而降低成本有限，往往认为不值得小题大做，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些看上去的小问题，日积月累就将成为大问题。例如，一支60瓦的灯每天多亮1小时，按一个发电企业1000盏灯计算，一年就会多耗电上万度；又如，一个自来水龙头持续漏水，据专家计算，24小时的泄漏量约为1吨，而发电企业又有多少个阀门，有些还是新蒸汽，如果严密性存在问题，损失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同类型的机组存在能耗水平的高低，技术并不是影响企业机组能耗的绝对因素，在细节上的管理差别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细节管理反映企业的专业水准，突出企业内在的素质，已经成为决定发电企业间成本竞争成败的关键环节。“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因此，在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上，当前尤其要从细节上做好文章，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坚持不懈，又何愁我们企业的效益不能提高呢？ 　　坚持把强化责任意识和制度保障有机联系起来。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企业内部的节能降耗工作的深度和难度必然逐步加大，容易使人产生畏难情绪和疲劳状态，因此要推进节能降耗管理工作的深入，关键在于进一步强化各级人员的责任意识，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是打好节能攻坚战的前提。这几年，发电企业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职工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加强，并在企业节能降耗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如在阀门的泄漏、格兰漏油等老大难问题方面，就是通过职工的全体参与和共同努力，这些被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在职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面前低了头，并使很多企业通过了无渗漏的达标检查。这些实践告诉我们，看似错综复杂、困难重重的事情，只要我们用心去做了，就会发现困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此，强化责任意识是企业把节能工作引向深入的思想保证。但是只靠加强教育是不够的，如泄漏问题在集中攻关后成效明显，但时间一长，新的泄漏问题又发生了，这说明只有责任心、热情心还不够，还必须有相应的机制来保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真正保证节能工作的长效管理，还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完善制度。要通过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把节能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工作细化、量化，把责任分解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并定期考核，发挥制度的保障和督促作用。所以，要保证企业节能管理的深入推行，让每,浅谈如何进一步做好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节能降耗，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当前，我国电力供应紧张形势趋于缓解，在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普遍下降、煤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电企业为增强核心竞争力，把节能降耗、减少企业成本性支出，作为当前生产经营工作的重点。节能降耗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部分，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管理体系，才能使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具有持续性、长久性、有效性。在新的形势下，发电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应该赋予新的内容。,,　　坚持标杆管理，全方位实施数字化节能管理。在企业日常的节能管理工作中，通过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数字化比较，来分析管理成效，已被实践证明是企业节能管理的有效手段。如在对供电煤耗、厂用电率、补给水率等指标的考核管理上，发电企业就是通过每天、每月收集、分析这些数字，来检验与先进指标的差距，从而寻找工作中的不足并加以改进的。但在某些方面，许多企业所采取的还是粗放型管理，停留在加强责任心、尽力把工作做好等管理要求上，还没有形成全方位数字化管理考核指标，与精细化的管理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一般发电企业每年有上百万吨的煤从码头到煤仓，而对于输煤系统，企业往往强调的是运行人员要加强启动前的检查、减小皮带空转时间、优化系统运行方式等要求，而无法对运行管理是否达到最经济进行比较和考核。其实，企业可以将吨煤从码头到煤仓的耗电量作为燃料系统经济指标加以考核，逐月比较分析，就能够找到煤系统的最优运行模式，这样也就实现了对输煤系统节能的数字化管理。同样，对照明系统的管理也可以建立日耗电量考核指标，通过比较分析查找管理中的漏洞，达到进一步降低厂用电的目的。由于数字最能直观反映管理成效和差距，所以，在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中，对经济运行的每一环节，我们要尽量实现数字化考核管理，通过数字比较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使机组始终在最优的方式下经济运行。,,　　坚持抓“大”不放“小”，从细节入手抠效益。供电煤耗、厂用电率、制粉电耗等指标对企业的整体效益影响很大，既能够直观反映机组运行状况的好坏，也能够反映一个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因此这些指标容易引起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发现问题后可通过加大技术投入、优化运行方式等措施，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明显效果；而有些节能工作，如阀门的微漏、水笼头滴水、照明灯常亮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对于发电企业来讲，治理起来花费精力大而降低成本有限，往往认为不值得小题大做，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些看上去的小问题，日积月累就将成为大问题。例如，一支60瓦的灯每天多亮1小时，按一个发电企业1000盏灯计算，一年就会多耗电上万度；又如，一个自来水龙头持续漏水，据专家计算，24小时的泄漏量约为1吨，而发电企业又有多少个阀门，有些还是新蒸汽，如果严密性存在问题，损失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同类型的机组存在能耗水平的高低，技术并不是影响企业机组能耗的绝对因素，在细节上的管理差别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细节管理反映企业的专业水准，突出企业内在的素质，已经成为决定发电企业间成本竞争成败的关键环节。“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因此，在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上，当前尤其要从细节上做好文章，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坚持不懈，又何愁我们企业的效益不能提高呢？ ,,　　坚持把强化责任意识和制度保障有机联系起来。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企业内部的节能降耗工作的深度和难度必然逐步加大，容易使人产生畏难情绪和疲劳状态，因此要推进节能降耗管理工作的深入，关键在于进一步强化各级人员的责任意识，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是打好节能攻坚战的前提。这几年，发电企业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职工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加强，并在企业节能降耗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如在阀门的泄漏、格兰漏油等老大难问题方面，就是通过职工的全体参与和共同努力，这些被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在职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面前低了头，并使很多企业通过了无渗漏的达标检查。这些实践告诉我们，看似错综复杂、困难重重的事情，只要我们用心去做了，就会发现困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此，强化责任意识是企业把节能工作引向深入的思想保证。但是只靠加强教育是不够的，如泄漏问题在集中攻关后成效明显，但时间一长，新的泄漏问题又发生了，这说明只有责任心、热情心还不够，还必须有相应的机制来保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真正保证节能工作的长效管理，还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完善制度。要通过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把节能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工作细化、量化，把责任分解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并定期考核，发挥制度的保障和督促作用。所以，要保证企业节能管理的深入推行，让每,,浅谈如何进一步做好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节能降耗，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当前，我国电力供应紧张形势趋于缓解，在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普遍下降、煤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电企业为增强核心竞争力，把节能降耗、减少企业成本性支出，作为当前生产经营工作的重点。节能降耗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部分，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管理体系，才能使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具有持续性、长久性、有效性。在新的形势下，发电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应该赋予新的内容。,,　　坚持标杆管理，全方位实施数字化节能管理。在企业日常的节能管理工作中，通过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数字化比较，来分析管理成效，已被实践证明是企业节能管理的有效手段。如在对供电煤耗、厂用电率、补给水率等指标的考核管理上，发电企业就是通过每天、每月收集、分析这些数字，来检验与先进指标的差距，从而寻找工作中的不足并加以改进的。但在某些方面，许多企业所采取的还是粗放型管理，停留在加强责任心、尽力把工作做好等管理要求上，还没有形成全方位数字化管理考核指标，与精细化的管理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一般发电企业每年有上百万吨的煤从码头到煤仓，而对于输煤系统，企业往往强调的是运行人员要加强启动前的检查、减小皮带空转时间、优化系统运行方式等要求，而无法对运行管理是否达到最经济进行比较和考核。其实，企业可以将吨煤从码头到煤仓的耗电量作为燃料系统经济指标加以考核，逐月比较分析，就能够找到煤系统的最优运行模式，这样也就实现了对输煤系统节能的数字化管理。同样，对照明系统的管理也可以建立日耗电量考核指标，通过比较分析查找管理中的漏洞，达到进一步降低厂用电的目的。由于数字最能直观反映管理成效和差距，所以，在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中，对经济运行的每一环节，我们要尽量实现数字化考核管理，通过数字比较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使机组始终在最优的方式下经济运行。,,　　坚持抓“大”不放“小”，从细节入手抠效益。供电煤耗、厂用电率、制粉电耗等指标对企业的整体效益影响很大，既能够直观反映机组运行状况的好坏，也能够反映一个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因此这些指标容易引起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发现问题后可通过加大技术投入、优化运行方式等措施，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明显效果；而有些节能工作，如阀门的微漏、水笼头滴水、照明灯常亮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对于发电企业来讲，治理起来花费精力大而降低成本有限，往往认为不值得小题大做，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些看上去的小问题，日积月累就将成为大问题。例如，一支60瓦的灯每天多亮1小时，按一个发电企业1000盏灯计算，一年就会多耗电上万度；又如，一个自来水龙头持续漏水，据专家计算，24小时的泄漏量约为1吨，而发电企业又有多少个阀门，有些还是新蒸汽，如果严密性存在问题，损失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同类型的机组存在能耗水平的高低，技术并不是影响企业机组能耗的绝对因素，在细节上的管理差别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细节管理反映企业的专业水准，突出企业内在的素质，已经成为决定发电企业间成本竞争成败的关键环节。“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因此，在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上，当前尤其要从细节上做好文章，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坚持不懈，又何愁我们企业的效益不能提高呢？ ,,　　坚持把强化责任意识和制度保障有机联系起来。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企业内部的节能降耗工作的深度和难度必然逐步加大，容易使人产生畏难情绪和疲劳状态，因此要推进节能降耗管理工作的深入，关键在于进一步强化各级人员的责任意识，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是打好节能攻坚战的前提。这几年，发电企业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职工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加强，并在企业节能降耗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如在阀门的泄漏、格兰漏油等老大难问题方面，就是通过职工的全体参与和共同努力，这些被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在职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面前低了头，并使很多企业通过了无渗漏的达标检查。这些实践告诉我们，看似错综复杂、困难重重的事情，只要我们用心去做了，就会发现困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此，强化责任意识是企业把节能工作引向深入的思想保证。但是只靠加强教育是不够的，如泄漏问题在集中攻关后成效明显，但时间一长，新的泄漏问题又发生了，这说明只有责任心、热情心还不够，还必须有相应的机制来保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真正保证节能工作的长效管理，还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完善制度。要通过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把节能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工作细化、量化，把责任分解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并定期考核，发挥制度的保障和督促作用。所以，要保证企业节能管理的深入推行，让每,,浅谈如何进一步做好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节能降耗，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当前，我国电力供应紧张形势趋于缓解，在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普遍下降、煤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电企业为增强核心竞争力，把节能降耗、减少企业成本性支出，作为当前生产经营工作的重点。节能降耗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部分，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管理体系，才能使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具有持续性、长久性、有效性。在新的形势下，发电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应该赋予新的内容。,,　　坚持标杆管理，全方位实施数字化节能管理。在企业日常的节能管理工作中，通过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数字化比较，来分析管理成效，已被实践证明是企业节能管理的有效手段。如在对供电煤耗、厂用电率、补给水率等指标的考核管理上，发电企业就是通过每天、每月收集、分析这些数字，来检验与先进指标的差距，从而寻找工作中的不足并加以改进的。但在某些方面，许多企业所采取的还是粗放型管理，停留在加强责任心、尽力把工作做好等管理要求上，还没有形成全方位数字化管理考核指标，与精细化的管理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一般发电企业每年有上百万吨的煤从码头到煤仓，而对于输煤系统，企业往往强调的是运行人员要加强启动前的检查、减小皮带空转时间、优化系统运行方式等要求，而无法对运行管理是否达到最经济进行比较和考核。其实，企业可以将吨煤从码头到煤仓的耗电量作为燃料系统经济指标加以考核，逐月比较分析，就能够找到煤系统的最优运行模式，这样也就实现了对输煤系统节能的数字化管理。同样，对照明系统的管理也可以建立日耗电量考核指标，通过比较分析查找管理中的漏洞，达到进一步降低厂用电的目的。由于数字最能直观反映管理成效和差距，所以，在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中，对经济运行的每一环节，我们要尽量实现数字化考核管理，通过数字比较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使机组始终在最优的方式下经济运行。,,　　坚持抓“大”不放“小”，从细节入手抠效益。供电煤耗、厂用电率、制粉电耗等指标对企业的整体效益影响很大，既能够直观反映机组运行状况的好坏，也能够反映一个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因此这些指标容易引起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发现问题后可通过加大技术投入、优化运行方式等措施，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明显效果；而有些节能工作，如阀门的微漏、水笼头滴水、照明灯常亮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对于发电企业来讲，治理起来花费精力大而降低成本有限，往往认为不值得小题大做，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些看上去的小问题，日积月累就将成为大问题。例如，一支60瓦的灯每天多亮1小时，按一个发电企业1000盏灯计算，一年就会多耗电上万度；又如，一个自来水龙头持续漏水，据专家计算，24小时的泄漏量约为1吨，而发电企业又有多少个阀门，有些还是新蒸汽，如果严密性存在问题，损失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同类型的机组存在能耗水平的高低，技术并不是影响企业机组能耗的绝对因素，在细节上的管理差别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细节管理反映企业的专业水准，突出企业内在的素质，已经成为决定发电企业间成本竞争成败的关键环节。“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因此，在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上，当前尤其要从细节上做好文章，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坚持不懈，又何愁我们企业的效益不能提高呢？ ,,　　坚持把强化责任意识和制度保障有机联系起来。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企业内部的节能降耗工作的深度和难度必然逐步加大，容易使人产生畏难情绪和疲劳状态，因此要推进节能降耗管理工作的深入，关键在于进一步强化各级人员的责任意识，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是打好节能攻坚战的前提。这几年，发电企业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职工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加强，并在企业节能降耗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如在阀门的泄漏、格兰漏油等老大难问题方面，就是通过职工的全体参与和共同努力，这些被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在职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面前低了头，并使很多企业通过了无渗漏的达标检查。这些实践告诉我们，看似错综复杂、困难重重的事情，只要我们用心去做了，就会发现困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此，强化责任意识是企业把节能工作引向深入的思想保证。但是只靠加强教育是不够的，如泄漏问题在集中攻关后成效明显，但时间一长，新的泄漏问题又发生了，这说明只有责任心、热情心还不够，还必须有相应的机制来保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真正保证节能工作的长效管理，还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完善制度。要通过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把节能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工作细化、量化，把责任分解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并定期考核，发挥制度的保障和督促作用。所以，要保证企业节能管理的深入推行，让每,,浅谈如何进一步做好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节能降耗，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当前，我国电力供应紧张形势趋于缓解，在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普遍下降、煤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电企业为增强核心竞争力，把节能降耗、减少企业成本性支出，作为当前生产经营工作的重点。节能降耗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部分，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管理体系，才能使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具有持续性、长久性、有效性。在新的形势下，发电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应该赋予新的内容。,,　　坚持标杆管理，全方位实施数字化节能管理。在企业日常的节能管理工作中，通过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数字化比较，来分析管理成效，已被实践证明是企业节能管理的有效手段。如在对供电煤耗、厂用电率、补给水率等指标的考核管理上，发电企业就是通过每天、每月收集、分析这些数字，来检验与先进指标的差距，从而寻找工作中的不足并加以改进的。但在某些方面，许多企业所采取的还是粗放型管理，停留在加强责任心、尽力把工作做好等管理要求上，还没有形成全方位数字化管理考核指标，与精细化的管理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一般发电企业每年有上百万吨的煤从码头到煤仓，而对于输煤系统，企业往往强调的是运行人员要加强启动前的检查、减小皮带空转时间、优化系统运行方式等要求，而无法对运行管理是否达到最经济进行比较和考核。其实，企业可以将吨煤从码头到煤仓的耗电量作为燃料系统经济指标加以考核，逐月比较分析，就能够找到煤系统的最优运行模式，这样也就实现了对输煤系统节能的数字化管理。同样，对照明系统的管理也可以建立日耗电量考核指标，通过比较分析查找管理中的漏洞，达到进一步降低厂用电的目的。由于数字最能直观反映管理成效和差距，所以，在企业的节能管理工作中，对经济运行的每一环节，我们要尽量实现数字化考核管理，通过数字比较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使机组始终在最优的方式下经济运行。,,　　坚持抓“大”不放“小”，从细节入手抠效益。供电煤耗、厂用电率、制粉电耗等指标对企业的整体效益影响很大，既能够直观反映机组运行状况的好坏，也能够反映一个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因此这些指标容易引起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发现问题后可通过加大技术投入、优化运行方式等措施，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明显效果；而有些节能工作，如阀门的微漏、水笼头滴水、照明灯常亮等等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对于发电企业来讲，治理起来花费精力大而降低成本有限，往往认为不值得小题大做，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些看上去的小问题，日积月累就将成为大问题。例如，一支60瓦的灯每天多亮1小时，按一个发电企业1000盏灯计算，一年就会多耗电上万度；又如，一个自来水龙头持续漏水，据专家计算，24小时的泄漏量约为1吨，而发电企业又有多少个阀门，有些还是新蒸汽，如果严密性存在问题，损失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同类型的机组存在能耗水平的高低，技术并不是影响企业机组能耗的绝对因素，在细节上的管理差别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细节管理反映企业的专业水准，突出企业内在的素质，已经成为决定发电企业间成本竞争成败的关键环节。“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因此，在企业的节能降耗管理工作上，当前尤其要从细节上做好文章，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坚持不懈，又何愁我们企业的效益不能提高呢？ ,,　　坚持把强化责任意识和制度保障有机联系起来。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企业内部的节能降耗工作的深度和难度必然逐步加大，容易使人产生畏难情绪和疲劳状态，因此要推进节能降耗管理工作的深入，关键在于进一步强化各级人员的责任意识，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是打好节能攻坚战的前提。这几年，发电企业通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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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耗的潜力在哪里？
     2002年起，随着我国重工业化进程加快，煤、电、油供应出现持续紧张，也陆续听到了对重工业加快发展的势头的一些议论。有人认为重工业化是造成我国能耗高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这几年能源紧张的根源，是过时的经济增长模式。并说，加快投资大、耗能高，创造就业少的重工业发展，不符合人多、地少、资源缺的国情。据此，有人建议，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要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应绕过重工业化这一发展进程，直接发展能耗少的信息化和第三产业。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用能量占了全社会能源消耗的70%左右。其中，用能量占全社会用能量60%以上的企业是仅占全国企业1/5的高耗能企业。高耗能企业主要集中在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而其产值则不足工业总产值的20%。  从统计看，人们对重工业化进程的批评似乎言之有理。但笔者以为，以此认定我国能耗高、能源紧张主要是重工业发展过快造成的，有点偏颇，还打错了板子。  因为，衡量一国经济能耗的高低，只有按整个经济对能源的利用率来算，即，要么按当年实现的GDP除以当年所消耗能源总量来算；要么按产出实物量的购买力平价法算。我国能源供应紧张，固然有浪费和重工业化加快导致能耗高的原因，但决不是重工业发展快造成的，主要是由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造成的。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最终产品竞争力弱，附加值低，缺少“人无我有”的产品，大多是“人有我也有”的产品，导致产品在市场上卖不出价格来，只能大量廉价销售。如，出口8亿件衬衫、或者1亿双鞋子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二是有的产品虽有一定竞争力，但却没有自己的营销系统，只能给跨国企业打工，搞贴牌生产，赚点加工费。如，1条领带，企业自己销售只能卖几十元钱，但贴上某跨国企业的品牌后，在国外马上可售到1000多元。钥匙链直接卖给人家1元人民币1个，跨国公司贴上名牌后在美国可售到8美元。  因此，笔者以为像某些专家建议的那样，通过绕过重工业化的过程，来改变目前我国能耗高的现状，事实上也开错了药方。因为，重工业产出的都是生产各种产品的能源、原材料，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绕过这个过程，就意味着得大量进口生产各种产品所需的原材料。这只要看看近年来国际市场上一再出现的情况：我们卖什么，什么就跌价；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以及你有钱买，人家也不让你买。就会明白，要把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安全的基础全部寄托在进口上是不现实的。出路唯有在继续推进重工业化的同时，围绕充分利用能源、原材料的目标，通过制度安排，来加快企业产品的研发、自主品牌的培育和营销网络的建设，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并以此为基础来推进全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目前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能源、原材料利用方面效率低的粗放经营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整个经济结构调整，企业责任重大。  之所以要强调企业在调整全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是因为企业中的研发、自主品牌和营销系统建设，按目前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本身就属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目前在世界经济舞台活跃的跨国公司其实也都属主要生产某一产品的二、三产业兼有的综合性企业。如，以生产电器产品的美国GE公司，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目前在企业中真正从事电器产品生产的员工仅占全部员工总数的40%，其他员工从事的多是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