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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前中国文学的“自恋”问题张光芒内容提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中的自恋已有所表现，且逐渐形成一种自恋情结。当下中国文学的自恋情结主要表现为身体自恋、精神自恋、自我迷恋与叙事自恋四种形态。这种新型自恋叙事伦理的产生，有其文化语境变迁、作家主体性嬗变等主客观因素。作为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自恋情结的膨胀给文学发展造成了明显的障碍和伤害，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瓶颈。独立性、思想性以及文化深度和崇高感在作家心目中日益坍塌，文学的想象空间愈加逼仄，文学面临着创造力匮乏的危机。自恋的膨胀又使文学丧失了真诚，虚伪和矫饰横行，带来了病态的叙述、语言和浮躁喧哗的文风，并进而造成了文学生态的混乱。可见，只有自觉调整自恋心态，才能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这既需要作家自身的调整与提升，又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文学和制度生态的多元协调。
关键词 当前的中国文学　自恋情结　叙事伦理　创作瓶颈　文学发展　　自恋也许是关于人存在的一个古老的话题，自恋与文学从来都存在着某些层面的关联。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伴随着个性的发现与人性启蒙的深入，自尊、自由、自爱乃至自恋不断丰富着文学"自我发现"与自我探索的内涵。不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自恋"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其原因有二：一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在现代性的成长过程中，文学创作中的自恋与自尊、自由等在内涵上相互纠缠，自恋问题尚未独立出来。二是从研究视角来说，自恋一直被视为"自我发现"的一个表层化内涵，它的深层意蕴并未彰显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自恋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而在许多作家那里，现代意义上的自尊、自爱甚至被更具复杂性的自恋情结所取代。近几年，学界虽有论者开始用"自恋"这一话语对某些作家作品或女性创作进行评析，但一般都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随意、泛化和简单化的状况非常明显，缺乏整体性、规律性、学理性和理论性的探讨。本文拟对自恋情结的文学表现形态及其历史成因进行全面梳理，探讨自恋与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复杂关系，同时力求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一、自恋的文学表现形态　　"自恋情结"作为当下文学的一种新的因素或者现象，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萌芽到全面展开再到深度异变的过程。80年代中后期，在一批被称为"先锋"作家马原、格非、孙甘露、洪峰等的笔下，砸碎了意义锁链的语言率先对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追寻与理性建构进行了大规模反动，在有意无意中暗合了拉康所谓"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1的观点。时代的沉淀越来越清晰地显明，语言对理性主体反动的背后，遮蔽着自恋的冰山一角。换言之，作为文学"向内转"的标志，将"怎样讲述"放置在"讲述什么"之上的先锋作家对语言形式的偏爱，正是叙事者自恋情结的一种表现形式。　　经过语言自恋这一初期阶段后，自恋的精神气质延伸至八九十年代之交并得到日益发展。"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的确认性描摹，便源于"先锋"文学对神性乃至人性本质的颠覆，对宏大叙事的反叛，它对于琐碎、细杂的日常生活，对于物欲原生态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描摹热情，生孩子、换尿布、赶班车、夫妻吵架、豆腐馊了等人生场景不经提炼便堂而皇之密集涌现于审美世界，个体淹没在缺乏诗意也毫无秩序的庸俗生活之流。而这一生存认知模式与叙事者的自恋意识有着莫大的关联：折磨新一代自恋者的不是内疚，而是一种焦虑，是苦于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他已从过去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但却对自己现在的存在发生了怀疑。他表面上很松弛、宽容，......但与此同时却丧失了一种对集体忠心耿耿时能够感受到的安全感。"2因此"对自恋者来说，唯一完全真实的东西是他们自己，是情感、思想、抱负、愿望、肉体、家庭，是他们所有的一切或属于他们的一切......凡与他们有关的一切,都光彩焕发,实实在在。身外的人与物都是灰色的、丑陋的、黯淡无光,近乎虚无。"3而实际上，所谓"身内""身外"也不过一步之遥，就像刘震云《一地鸡毛》中那块排队买来的豆腐，一旦忘记放进冰箱，就不再"光彩焕发、实实在在"，而变成"灰色的、丑陋的、黯淡无光"的生活的一分子。除了新写实小说，王朔也是一个代表，在他的作品中，市民性、世俗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伸张。　　自恋情结趋于膨胀，可以贾平凹的《废都》为标志。在知识话语衰微的年代，以庄之蝶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但享受着趋之若鹜的女性，而且心安理得享受着世人的格外关注与尊崇，这种自恋性想象的扩张也许才是"《废都》现象"的实质。90年代的女性创作则从另一向度预示了作家自恋情结的普遍化，正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所声称的："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现在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创作姿态的确立，其背后更潜藏着极大的女性自恋和心理黑洞，这对倾向于进行自我探索的新一代女作家来说无疑具有莫大的诱惑力。　　经过十几年的扩展弥漫，自恋情结在当下文学创作中似乎已成为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审美趋附，具体说来，其表现形态可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其一是身体的自恋。我们发现在当下文学创作中，一些叙事者对身体的表达欲望已远远超过对生命本真的探求，以对身体、欲望的迷恋化、核心化乃至时尚化认同，来传达其对生活、历史、现实的基本理解。在后现代消费语境中，由于自我本真的缺失，现代自我塑造的合法性遭到颠覆。以身体审美为核心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扩展"取代"自我认识"和"自我净化"，这成为基本的生活认知模式4，即费瑟斯通所说的，在此不存在人类本性或真实的自我，而只是一些"准自我"的集合，"我们的生活可以任意地按审美的方式来构成"5。福柯则对这种新型的审美意识形态进行了揭示，指出超级自恋的现代人（即"花花公子"）"把自己的身体，把他的行为，把他的感觉与激情，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艺术的作品"6。木子美的"遗情书"、"芙蓉姐姐"的S造型、教授裸体授课、作家走上街头乞讨、网络上的种种博客秀，这些文化现象之所以能把不美甚至丑陋的事物想当然地变为"美"，正缘于自恋意识的膨胀，本来不可或羞于示人的东西，人们却不顾接受者的心理反应与承受状态，主动兜售出来以供观赏和展玩。　　与此相映照，创作上形形色色的"上海宝贝"、"北京娃娃"、"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等，都可谓"花花公子"这一自恋情结的经典演绎。9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创作的反启蒙意识渐渐集会到一个焦点，本能即自由，各流各派的作家相继张扬起"欲望的旗帜"，他们坦言"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生存价值。"7作为"城市时代人性的花朵与诗篇"（毕飞宇《哥儿俩好》），身体、本能、欲望才是真实的，正所谓"享受性欲带来的生活乐趣是无可非议的"。纠缠着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男性叙事者或主人公，纷纷炫耀自己在权与性上的占有力，罗尼每次和女人上床，就感到战胜了一个俘虏。（述平《凹凸》）而在这种想象性叙述中，女人都是性俘虏，越是被抬高到"民间代表"的高度就越不能故作清高，如孙眉娘因清明节忙着在万人前"展览身段卖脸蛋子"，连自己亲爹遭难的大事都忘在了九霄云外。她对钱丁的爱也似乎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可就是这种被叙事者拔高为"民间精华"的爱情，她内心深处却说"俺爱的是你的容貌，是你的学问，不是你的心。俺不知道你的心。"（莫言《檀香刑》）　　其二是精神的自恋。相对于身体的自恋，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精神的自恋表现得更为复杂一些，综合其要，是指叙事者将其对某种思想观念、精神倾向或信仰的坚守作为一以贯之的叙事目的，所有的叙事技巧、叙事方法乃至叙事立场都围绕着这一核心"旋转"，呈现出概念优先于审美的倾向，如张炜的都市批判创作、张承志和北村的宗教叙事、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等，都渗溢出日益鲜明的精神"自恋情结"。　　以张炜创作为例，出于对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给现代个体造成的生存阴影的拒斥，其叙事的主体性立场日益明晰，同时又日益简化为传统的道德实用主义。从《九月寓言》、《家族》、《柏慧》到《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他以"融入野地"的决然姿态，对超溢出传统文化道德规范之外的一切表达着"愤怒"，导致了对历史精神与人文立场的双重质疑。怀着对乡土生活的完美想像和对这种想像的无比怀恋，乡土生活的愚昧、残缺被遮蔽，叙事者着意强调的蜀葵所象征的生命流动--那"夏天的光，夏天的热量，中国乡间的烂漫和美丽"--在给读者以感动的同时，也不免成为乡土乌托邦上空灼热而刺目的白光。当一种思想的绝对理念统治着叙事并被不断复制，当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境遇等都围绕着它进行塑造，并依靠它将人简单分为善恶两类时，这样的信念就异化为精神自恋的表征。2007年伊始，张炜高调推出了最新长篇《刺猬歌》，对这部书写百年乡野传奇的奇书做评价自然为时尚早，不过初读下来发现，此书所表现的自恋情结一如既往，主人公廖麦渴望的生活仍然是张炜的思想原型："晴耕雨读，在闲暇时间里写一部'丛林秘史'"。尽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诱惑困扰着廖麦，但最终他还是历经一番心灵挣扎之后，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另一方面，廖麦的女人美蒂不仅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女人，对他的爱更是达至作家心目中的至境--她对廖麦说："我爱死你，你打死我。""你打我吧，我知道自己这辈子就欠你打了。"基于自恋情结的男性想象溢于言表。从先锋文学转向"神性写作"的北村也有类似的倾向，具体说来就是将文学叙事当成了宗教信仰的形象性解说词，尤其是《愤怒》更有代表性。主人公李百义"经历罪恶、参与罪恶、屏弃罪恶"最终以爱拯救灵魂的人生轨迹，几乎就是基督教义的具象阐释。暂且不论李百义灵魂历程的蜕变，其所表现出的自我忏悔与精神拷问的深度，其精神信仰对犯罪人的召唤力在中国现代语境中是否具有现实性依据；只看李百义的人生历程，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孩子"，到刺杀行凶警察的复仇者，到逃匿致富，获千万财产的慈善家，到溺爱养女而对自己苛刻无比的父亲，到对人的罪性深刻体察而获灵魂救赎的人，其人生各个阶段因过于戏剧化而难以让读者产生连续感、亲切感，这样的信仰理念也许让人肃然起敬，可是叙事的断裂与突兀使这一形象较难获得血肉的丰满与统一。当下小说还有一种流行趋向，就是似乎只要避开政治、阶级等视角，就有重新叙事的意义和创新价值。这种"非政治"和"非阶级"的创作倾向其实也是一种精神自恋。比如苏童近期打着"重述神话"旗号推出了小说《碧奴》，硬性地将"传说故事"升华为"神话"，本质上却构成了对神话的颠覆。神话最大的文学意义是使生物人格化，成为人类情感的寓言。《碧奴》最大的问题恰好与之相反，出于对自己写作能力与号召力的自信，叙事者认为摆脱了所谓阶级叙事的窠臼就可以万事大吉，根本没有着意于碧奴这一人物的塑造，所有的叙事都朝向一个既定方向：一个女人怎样从不流泪到能把长城哭倒。流泪似乎成了人逐渐学会的生理现象，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主人公似乎不是碧奴，而是碧奴的眼泪；过多的关于眼泪的叙事稀释了孟姜女传说的悲剧意义与人文情怀，成为一场勉为其难的叙事技巧的长旅。　　与小说创作相比，散文由于体裁上的便宜也很容易滑入自恋的旋涡。这一点在余秋雨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文化人格"问题在被强调了多年之后，在其作品中仍不过是一个自明的价值判断标准，至于它的内涵及其与现代文化语境的内在关联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则少有审美化的追思，长而久之则陷入了一套固定的话语方式。余秋雨与上述作家一样，试图以文学解决文化问题，都因占据了某种思想高地而呈现出舍我其谁的自大型自恋倾向，仿佛只要凭借着精神坚守，自然就能获得文学叙事上的成功，结果却恰恰造成了对文学张力与弹性的稀释。　　其三可称为自我的迷恋。通俗一点说，自我的迷恋就是爱上自己不能自拔。如果说身体自恋与精神自恋是从文本的叙事立场、叙事声音、人物形象、主题思潮等层面渗透出创作者的自恋情结，那么自我迷恋则进一步表现为作家对自我的整体性的过度迷恋。自我的迷恋介于前二者之间，近似于弗洛伊德之"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但它却是自恋更为复杂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点在"80后"写作中表现得非常显明，带有强烈自我原型情结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出身高贵、才华横溢、相貌出众、举止高雅、备受艳羡的王子公主型人物，"从巷子里穿过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那是一种隆重的检阅。我觉得自己是个引人入胜的孩子。于是神采飞扬"；"等到我长大之后才明白，我真正迷恋的是从我家到那个人身边的这一段路。它像极了我的一场表演，一场我精心打扮的演出。"（张悦然《这些，那些》）　　在这方面，女性写作则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在自恋的女性主义那里很难分清其身体自恋与精神自恋，往往是种种因素混沌不清的混合。伊蕾、翟永明、唐亚平等女性主义诗歌毫不排饰对自我身体样貌的仰慕与崇拜："顾影自怜--/四肢很长，身材窈窕/臀部紧凑，肩膀斜削/碗状的乳房轻轻颤动/每一块肌肉都充满激情"；"我欣赏我吸烟的姿势/具有一种世界级的美感"。在陈染、林白笔下，"她们"不但"外貌美丽绝伦"，拥有"细嫩得可以挤出奶液"的白皙皮肤；气质更是"超凡脱俗"："独自倚栏，一袭长裙，一双素手，一杯上好的碧螺春，一本中式线装书，一双秋水满盈的眸子，目光里似怨似嗔；若虚若实"。(林白《回廊之椅》)另一方面，她们在继承"母亲"的美貌、古典情感方式和奋斗精神的同时，也发展了"她的乖僻、矛盾、病态和绝望"，厌恶并恐惧人群，耽于幻想（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以做"最新一代寡妇"为自己的宿命，呈现出另一种浓郁的自恋倾向。更多女性叙事者直接将自身当作日常生活最具审美性的表现对象。林白在《说吧，房间》中宣言："自爱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我既爱我身体，也爱我的大脑，既爱我的大脑，更爱我的心灵，我爱我的意志与激情，我爱我对自己的爱。"在以卫慧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中，这种自恋被推向高潮："我从来都比较容易可怜自己，自恋正是我身上最美的气质"（卫慧《上海宝贝》）。《隐私》、《水岸》（丹羽）中的女主人公真诚也是振振有词地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宣称："不管我和多少男人睡过觉，哪怕我和一百个男人上过床，我也是纯洁的！"这样的主人公已不能仅用"自恋"概括，她不间断地自己感动自己，自己"绝望"自己，表面上看来好像一直在寻找着爱情，其实她真正爱的是虚幻中的一种自我感觉，这正是一种典型的自我迷恋。　　吉登斯指出，"作为一种性格失常，自恋是一种对自我的成见，这种成见阻碍了个体在自我与外在世界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边界。自恋是把外部事件与自我的需要和欲望联系起来，它只是追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显然，这样的性格对外界要求的沟通都是单向度的，"自恋并不热衷于维持所要求的亲密关系，它的热情局限在尽可能地去体验自我充实时需要的各种经验。自恋把身体看作是一种感官愉悦的工具，而不是要把感受性和与他人交往之间联系起来。在自恋的影响下，亲密关系以及与社会世界的广泛联系倾向于先天地具有破坏性。"8无独有偶，在余华《兄弟》下部中，已是孩子他妈的1358号竟得了"处美人"大赛的冠军，这消息立刻席卷全国，但她对所有的采访都来者不拒，"她承认自己是有一个两岁的女儿，但她坚持认为自己仍然是处女，她说自己在精神上永远是一个处女，因为她保持了精神上处女的纯洁性。"这可以说是处女大赛冠军极其"权威"地给处女重新定义，显然，这不仅是纯洁与不纯洁、崇高与不崇高之间界限的消失，更重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纯洁与崇高的价值和内涵，已在"自我迷恋"的泥潭中遭到彻底的倒置和颠覆。　　其四是叙事的自恋。如果说自我的迷恋表现为作者或叙事者对自我的迷恋，叙事主人公虽然带有强烈的自我原型倾向，但是作者与叙事者、叙事者与故事之间毕竟还相隔一层纸；那么叙事的自恋则完全打破了这种隔断，不但表现为对个人经验的执著与叙事能力的自负与依赖，而且更直接出现在文本表述中。这种自恋形态从表面看也许不如以上三种显明，但它是自恋的变种，其艺术上的自恋倾向也更为隐蔽。从80年代马原所说的"我就是那个叫作马原的汉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叙事者乃至于作者本人再也不肯默默躲在文本情境编码背后，总是要有意无意地跳将出来，做一个似乎可有可无的亮相，类似"住院的详情，将另辟专节叙述。现在让我们回到灯光昏暗的厕所"（荆歌《粉尘》）；"我已经为钢笔灌满了墨水......，我的构思早就烂熟于胸了"，"《捕蝉》写完了，我得给《作家》寄去"（刁斗《捕蝉》）；"故事到此就应该结束了。真的，应该结束了，让我们停......"（韩东《反标》）等等的例子不胜枚举。早些年莫言《酒国》在故事套中设置一个名叫"莫言"的大作家，并且还不忘暗示"此公非彼公"，此后他却在一片"莫言"声中省略了这种"仪式"。当前确有作家特别喜欢在作品中公开写作时的构思过程，乃至于将自己的日常状态写进作品，这一点在叶兆言的笔下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他在《采红菱》中借助叙事者这样夫子自道：我写小说通常先有小说名字，然后才有了要写的内容。我无端地喜欢上了"采红菱"这三个字。续写或重写《采红菱》这篇小说，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关于厕所》则声称："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厕所的小说。有一个叫高晓声的小说家，谆谆教导我说，要写小说，首先要从自己感受最深的问题着手。这只是他无数唠唠叨叨的故事中的一个故事。"面对写作中呈现出的这种自我暴露、自我诉说、自我沉溺、自我炫耀等文学特征，拉斯奇进行了批判，称之为"利用自己的声名，在作品中大段大段地夹入了要不是因为出自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的话就引不起任何注意的东西"，9从而成为一种"大言不惭的自我表露"。这一批判不无严苛，但确有警醒作用。　　以上四点自恋形态主要是从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现象中梳理出来的，当然它们并非绝对无关，而是彼此也有交叉，不过其各自的内在特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总起来看，从肉体到精神，从作家主体心理到叙事模式，它们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学自恋情结的叙事伦理及其审美系统。　　二、自恋叙事伦理的成因及根源　　众所周知，在建国以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自我与个性的声音在民族国家伦理的宏大叙事中并不强大，自恋的问题也不明显。即使在80年代中国文学中，人的启蒙与主体性的觉醒也以"积极自由"的叙事伦理为主，自由、自尊、自爱和自我实现成为普遍性的审美诉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自恋"大异其趣。然而，时至90年代以降尤其是近年来，文学上却产生了大面积的自恋，并渐成一种情结。这究竟是为什么？从对语言游戏的迷恋，到对"日常生活原生态"的坚执，再到新生代作家的断裂与欲望化写作，历史虚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的气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在"我们不是现代派，不是古典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者。我们也不是浪漫主义者，更不是新历史主义者，甚至不是后现代。我们不想打动你们，我们不哭，不笑，我们只是说话"（邱华栋《环境戏剧人》）的宣言中，以现代自我为诉求的现代性叙事，在大众消费意识形态的侵蚀以及自由的异化中，衍生出一种新型的自恋式的叙事伦理。上述各种"自恋情结"的表现形态正是这一新型叙事伦理的表征。在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和现实成因以及心理根源？探讨这一问题应该是很有文化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　　刘小枫曾将现代叙事区分为两种形式，即"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前者"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上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生命更为重要"，而后者则只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因此"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更激发个人的伦理感觉，它讲的都是绝然个人的生命故事，深入独特个人的生命奇想和深度情感"10。也许是因为刘小枫的视野主要限于西方文学文本，这两种形式并不能涵盖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新形式。与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同，我们所发现的当下中国文学的"自恋的叙事伦理学"，一方面在自我与社会、人与历史等关系上表现为取消关联与深度，"深度情感"为表层物象所取代：另一方面，在叙事动力与价值旨趣上，它也不是指向生活和意义，而是指向自我心理治疗，正如一个作家所坦露的："如此看来我的人格分裂真是太厉害了！我没疯掉真是写作的功劳。"11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然远离了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激发个人的伦理感觉"的维度。　　首先，从大的文化语境看，曾经在反抗神权与君权斗争中为个体争得自由的个人主义，在后工业、后现代语境中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过度张扬的"个人主义的逻辑"引发了一场人人皆敌的混战，"把对幸福的追求引入了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主义的死胡同。"12在现代性视阈中，自我之所以成为自我，是由于它拥有一个随之而来的"世界"，"这个世界在结构上与自我是一体化的，自我和世界只是这个结构中相联的两极，失去一方他方也就不复存在。因此，自我对自己的肯定，又要通过对世界（如团体、运动、本质、存在之力等等）的参与来实现。"13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却把个体从社会中剥离出来，使他成为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唯一评判者"。在康德意义上，"意志独立于自然必然性只有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自由的积极意义则是指意志的自律"，"而只有自律（自由）的意志才是惟一真正的道德意志"14，也就是说，人只有做到自主、自律，即真正的自由或独立自主时，才有道德性，人也才真正成为人。然而，"唯一的批判者"却不必再承受自律、理性的束缚，他对现实、未来、历史、他人都"毫无兴趣"，最终只能爱上自己。在消费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审美/伦理生活出现了一种新的"泛审美化"即"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其核心表现就是"美丑比是非更重要"。正如费瑟斯通所指出的，"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15。在当下，美学的神奇诱惑似乎到处存在，一切事物都可以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于是，决定着人们怎样生活和怎样评估什么是好的生活的，是审美而非道德。我们看到，作家对历史、现实本真进行揭露的热情与"泛审美化"的冲动构成了复杂的联结。正如有作家所言，"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现在"世界在我的心中变得美好起来了"16。以傻子的视角与童话般的优美情调模糊历史血腥的《尘埃落定》，以一个女人的生命历程演绎一个都市"风花雪月"的《长恨歌》，试图"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生存"痛楚"的《花瓣饭》（迟子建）等等，世纪之交这些颇有影响的"新历史主义"或者"后新历史主义"小说集束出现，在拓展了历史与人生表现视野的同时，也预示了一种审美变异的倾向。另一方面，暴虐、血腥、冷酷、残忍等亦都可以得到细腻甚至美妙的描摹，从资深作家到新起的写手都部分地存在这样一种创作倾向：以欣赏的态度津津描摹着杀人、虐残场景而不用担心承受道德的评判：前者如莫言《檀香刑》对种种酷刑的细腻展览；后者如张悦然《小染》写女孩杀父或《红鞋》写女孩的虐残倾向。在作者笔下，杀人者"对着镜子把手上的鲜血一点一点涂抹在嘴唇上。温热的血液贴合着嘴唇开出一朵殷红色的杜鹃花。"这些细节在叙事者笔下是那么"坦然而又无辜"。这种以冷漠残忍为美的叙事风格却不妨碍他们被冠以"民间写作"的代表，或被封为"心灵纯净、才华超人"的"玉女"。这说明我们对"个性"和"自由"的理解也许出了问题，甚至在有些作家那里，对个人自由的无条件、无限制性尊崇，已膨胀到以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颠覆为代价的地步。这既是自恋叙事伦理衍生的原因，又反过来推动着自恋情结的进一步变异。　　其次，随着商业消费大潮的迅猛前行，国家意识形态关注的焦点由政治、革命转向经济、文化，文学体制的开放给了作家更多的创作自由与空间。作为个体自由叙事最有效也是最基本的文体形式，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多元。然而，在这样一个"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器"17的时代，文学的纯粹性、丰富性、诗性及其尊崇地位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巨大的经济利益又刺激着作家的创作欲望。从文学的边缘化与昔日荣光的巨大反差中回醒过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纷纷投向消费大众文化的中心，以获取最大的眼球经济为最终诉求。其中包括一些成名作家，他们一度以精彩纷呈的创作引领过某一时期的文学潮流，在当下却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同时却在对名利的过分渴慕以及与市场的联姻中迷失于所谓多元、自由、个性的雾瘴，终至于将个性化创作蜕变为自恋主义创作。而且由于他们本身巨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又将自恋主义创作泛化为一股愈演愈烈的自恋主义风潮。　　这种固步自封表现在对自我经验与叙事能力乃至某些叙事技巧的过分依赖，而不是在锻造作品的思想艺术深度上下功夫。就像某位作家所强调的，"我特别喜欢在我的小说中渗透很多个人经验和很强的个性化的东西"（陈染）。但是，当这种"很多"、"很强"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了"作者即本文"的单一局面。作品并不是作家的记事本或日记本，它必须要在表现自我与压抑自我之间达到平衡，以建构必需的审美张力。然而在小说、新闻与自传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中，"个人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退化为私语性写作，甚至成为自恋者的表演或呓语。近年来，我们的文坛致力于各种创新"叙事神话"的制造：《花腔》的多声部叙事，《檀香刑》的猫腔叙事，《生死疲劳》的轮回叙事，《愤怒》的宗教叙事，《兄弟》的"刘镇"叙事等等，这些创作在极大地丰富了叙事技巧的同时，也难以遮蔽这样一个严峻而尴尬的事实：小说创作往往非得用几十万字的篇幅才能讲清楚一点立意，或者说，有的作家已经习惯于将短篇的容量扩成中篇，将中篇的题材拉成长篇、长篇系列，而短篇小说被鄙弃趋于边缘，竟然还出现了像鲁迅没写过长篇就不能算作伟大作家的可笑论调。更何况是对某种意义不断重复，形成自我复制。具体到创作方法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有的作品对红色经典的过度戏仿，有些作家对性场景过分青睐。再如近来流行的一种数字描述方法，像《兄弟》中一次次的数字描摹："林红给宋钢纸条，7行83个字，还有13个标点符号"、"宋钢昏睡了十三次"、"李光头揍了刘作家二十八次"，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构成了对叙事意义的稀释。　　有的作家明明已经陷入了创作的瓶颈或某种误区，却没有沉潜下来观察、思考、积累、反思，只听赞美，却听不得批评。再以莫言为例，他在很多作品中热衷于以极为粗俗的语言写乱伦、通奸、杀人、恶刑，并对此表现出非常暧昧的态度，可是他坚信自己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前驱，自己的创作是民间写作的经典与"大书"，而对批评的声音他则表现出极端的蔑视。《酒国》便借人物"莫言"与"李一斗"的信笺往来写到："这些人狗鼻子鹰眼睛，手持放大镜，专门搜寻作品中的'肮脏字眼'，要躲开他们实在不易，就像有缝的鸡蛋躲开要下蛆的苍蝇一样不易。"这种缺乏自律的自恋型创作心态在当前的文坛很有代表性。更有甚者，有作家的自恋竟到了"自大狂"的地步，像被有人称为"台湾来的芙蓉姐姐"的李敖竟然不止一次地公开放言"五百年来中国白话文作家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惯于以"我是流氓我怕谁"自嘲的王朔在最近一次表白中，则连这点也否认了，声称"我前些年一直演一个北京流氓王朔，其实我不是。我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内心真的很美。"他的自嘲本来就带有极大的自恋成分，只不过现在自恋、自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罢了。　　再次，时代文化的迅疾转型以及个人观念的过度膨胀使现代个体被前所未有的孤寂、焦虑感所笼罩，焦躁不安已经成为当下文学叙事尤其是都市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情绪，"我渐渐被一种叫孤独的虫子撕咬着"，每个人都是竞争对手，他只能爱上自己（邱华栋《手上的星光》）。消除了神圣光环的写作承担着抒写一己焦躁不安与慰藉自我心理的作用，只以描摹自我内心世界为己任，对于公共领域的东西则毫不关心，这种将创作作为"心理抚慰"手段的心态营造出浓郁的自恋氛围。不少作家的自白清楚地突出了这一点，比如棉棉明确表示："写作带着医生的使命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因此可以期待自己不破碎，我蒙昧的身体因此而渐渐透明。"越来越多的作家同意这样的观点，"从来也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能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上辈人所谓的那种牺牲精神在她看来简直一文不值。她觉得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值得她献身"。（徐小斌《非常秋天》）当作家只关注一己心理而不关爱他人，当作家都不愿付出爱，所谓"我谁也不爱"（春树《北京娃娃》），"我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们对我的爱，从来没有想过还要付出"（周洁茹《小妖的网》），这个世界便成了爱的荒漠，只知索取，不懂回报与付出，"当前的时尚是为眼前而生活--活着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前辈或后代"18。人们不再为了某个远大目标而建构生活意义与目的，也丧失了为子孙后代律己、奋斗的激情。李光头一旦得不到林红的爱，就做了结扎手术，余华小说《兄弟》中的这一细节典型地象征着自恋主义者只管当下、不管从前和以后的自私放纵型人格特征。　　在有些作家那里，金钱理所当然地成为生活唯一的主宰，"等有了钱之后再怎样怎样。这个话题带有浓郁的乌托邦式田园意味，笼罩了生存的终极光芒。"（毕飞宇《哥儿俩好》）然而由于丧失了信仰观照，人们寻求安宁但却不得安宁，不断求新的欲望使得人人疲于奔命，正如杰里米?西布鲁克对拜金主义者生存境域的揭示："贫穷不可能被'治愈'，......即使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会首先抱怨他们必须放弃的所有东西......即使是最有特权的人也不得不去承受渴望的折磨。"19对只关注己欲的自恋主义者来说，抵达无异于"祸害"，换言之，"满足是欲望的背运"。欲望满足时的喜悦立刻就会被永不满足的劳顿消解，个体获得片刻发泄满足之后不得不面临着新一轮空虚、寂寞、无聊的折磨，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宁，"每一次她都对一件更新的、更流行的服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于红玲来说，好像总有什么东西在她前面，在伸手就能够得着的地方诱惑着她，一个接一个，不断地把她引向连她自己也不清楚的地方。"（述平《凹凸》）他就这样无奈地追逐与徘徊，永远处于一种"在路上"的姿态。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当文学创作只以"心理抚慰"的手段自居，它也就丧失了真正慰藉心灵的作用，对读者或作家自己来说都是一样。同时，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写作与人类写作是相通的，由于自恋的审美形态化，个人与人类的必然相通被变态地阻隔了，自恋的蛮横介入，使现代文化一直探索追求的人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无限美好的思想及其话语，在不少当下中国文学的叙事中走了样，变了形，失了效。　　三、自恋膨胀与创作瓶颈　　如前所述，自恋与文学、自恋情结之于作家，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天然联系，或如有人所说，真正伟大的诗人在精神上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异常。适度的自恋能够在文学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可以使作家对事物敏感多情和细腻好奇，使创作充满热情、温润、光泽和性灵，并成为审美动力之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恰当的自恋情结的存在也是使创作回归内心，进行独创性艺术探索的必要前提。从希腊神话到《少年维特之烦恼》，从《离骚》到《红楼梦》，这些经典文本中都有"自恋"的影子。80年代的语言自恋一度促进了创作回归文学本体，90年代中期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的自恋情绪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也成为一种反抗男权中心主义意识的重要的审美力量。　　其实，我们之所以承认并认同自恋与文学某种程度的天然联系，还因为自恋情结在审美创造过程中往往经过了作家主体的调整和转换，就像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力必多的转移"一样，自恋也可以用以体已衡人，有利于体验人性深微复杂的奥秘，甚至能够将自恋转化为爱他。即使在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中，自恋情结及其表现也并非都是一种审美上的负面效应，不仅它的表现形态是多元化的，它所带来的对人性探索的深入、对生活表现之敏锐的加强、对叙事手段与审美技巧的丰富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只是这些有益于审美创造的因素有时又是与其负面效应交织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在不同的作家那里，自恋情结的表现程度与变异性也存在着种种差别，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中国文学的自恋情结及其表现之所以成为问题尚不在于自恋本身，而在于它超出了一种合适的"度"；在于它的无限膨胀，它的无边蔓延，它的无节制的变体，即自嘲、自虐或者自大、自卖；在于由自恋走上了自恋主义，成为一种笼罩文学上空的情结乌云；更在于对自恋缺乏形而上意义的思考，缺乏人性深度思考的坚实底座，并使之成为有些作家创作的一个潜隐而顽固的瓶颈，甚至对文学的发展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危害。如何评价自恋在当下中国文学中的意义和价值不再赘述，以下侧重于如何评价自恋的疯长、自恋主义的滋生乃至自恋主义的审美形态化，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伴随着自恋膨胀而来的最显明的问题是，独立性、思想性以及文化深度和崇高感在作家心目中的坍塌甚至崩溃。日《南都周刊》刊登一篇题为《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文章，引发了思想界与文学界的激烈论争。思想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社会现实。尽管思想界对文学界的看法难免存有某些盲目、偏激与偏颇之处，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当下文学的软肋。知识分子作家以"精神的平均化和沙化"20来概括当下的精神状况，认为当下的作家与批评家在与时尚合谋中丧失了批判精神与自由意志。这些批评正是对当下文学思想匮乏与商业化、欲望化的极端概括。当下中国文学何以缺乏思想，除了其他原因外，作家的自恋情结及与此相关的境界品位低下是其主要原因。自恋者往往缺乏坚定的信仰追求与明确的道德立场，因此他们需要借助外在的个人声誉来获得自我肯定。在一个充满诱惑和浮躁的年代，衡量一个作家成功与否的标志往往是作品销量与版税，于是为了迎合市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牺牲思想成为不少作家普遍的选择。因此，我们看到许多作家屈服于商业文化趋向，沉迷于物质的迷恋与欲望的无限膨胀中不能自拔。即使有些作家在作品中追求思想，表达的也是世俗的奇异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小说《狼图腾》所流露出的反人性、反文明、崇拜残忍暴力的倾向，便是一种消极有害的思想情感，缺乏广阔的人类意识与社会历史眼光，有悖于人性的提升与社会的发展。　　自恋情结还使得作家失去了创造力，甚至特别留恋那种一举成名、一夜走红的成功经验。一些当红作家如贾平凹、莫言、余华、阎连科等无不遭遇到空前的审美困境，陷入自我重复的怪圈。贾平凹的陕西商州、莫言的山东高密、余华的浙江海盐、阎连科的河南农村等童年的"故乡"成为作家不断重复开掘的叙事资源。这些作家一开始以其独特的记忆与独特的叙事给予读者强烈的审美冲击。然而此后这些名作家停留在原有的基点，按照固有的思维方式与观察角度，不断沉迷于单调重复的题材领域，过渡开掘所谓的成功经验，在同一平面单调滑行，缺乏进一步深入与提升，因此陷入模式化、雷同化的陷阱。有论者将这种创作困境概括为"文学'瓶颈'与精神'窄门'"21，但我认为与作者过于强烈的自恋有关。如果说由于过度的开掘导致经验贫乏，那么那些刚出道的所谓"70后"、"80后"作家崭露头角就表现出自我重复与模式化倾向。棉棉的《啦啦啦》、《黑烟袅袅》与《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讲述的都是"我"和"赛宁"大同小异的故事；而春树从《北京娃娃》到《长达半天的快乐》，到《2条命》，在主题和叙事上一直未走出自我重复的怪圈。作家在一个封闭的牢笼内不断抚摸、欣赏、审视自我，一开始固然给读者带来一些新奇和富有个性的审美感受。但是当所谓自传的生活经验被不断的自恋式的事无巨细的自我暴露与表演掏空时，当所谓的个性、体验被耗竭时，创造的生命也就接近终点。可以说，正是作家缺乏自律、缺乏自我提升的自恋情结，导致了作品经验的贫乏与叙述的贫乏，导致了文学始终在同一个平面单调地重复与滑行。　　与此相联系的是当下文学的想象空间愈加逼仄，文学面临着想像力匮乏的危机。这意味着作家胶着于种种现实规范，放弃了自由的精神探索，思想平庸苍白，原创力极度贫弱。贾平凹的散文将那种专注吃喝玩乐、琴棋书画的古代名士风流发挥到极致，贩卖个体一己隐私和个人所谓隐秘体验。《秦腔》尽管受到一些评论家的高度评价，然而其中不乏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琐事的任意铺排，结构上不加修饰与剪裁，芜杂琐屑。这种对现实的黏着与倚重正是想象力缺乏的表现。同样我们在女性写作的文本如九丹的《乌鸦》、《女人床》只能看到物质生活的平面展示以及对具象的感官享受的描摹。另如张曼娟、张小娴等的散文创作津津有味地抒写环绕女人的一切：从最贴身的胸罩、卫生棉到自己的身体，从脸上的眼耳口舌，到手脚发肤，甚至是痛经，每一项身体的器官与感应。赵丽华写道："晚上想洗澡／发现／花内裤／找不到了/......"这种东西如果能够称之为诗，那真是对读者审美经验与审美情感的侮辱与戕害。在这里，文学的人文关怀与个体反思本质已全部让位于个体的隐私暴露与展览。正是这种大量充斥的平面化、琐碎化的生活流、对琐碎庸常的沉湎使作家折断了想象力的翅膀，从而不能突破现实的种种硬壳，直抵人的存在本质、生命情态与心灵世界。　　"自恋主义文化是这样一个观点的弥散：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自我实现的概念在这两个方面显得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有'自恋主义'一说。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将这个文化看作是部分地反映了一种伦理志向，看作是真实性理想，但却是一个本身并不认可其自我中心方式的理想。毋宁说，按照这个理想，这些看起来像是变质的和琐碎的方式。""自恋主义文化实现一种正在彻底堕落的理想。"22也因此，自我中心成为自恋主义的道德风尚，在文学作品中则呈现为一种自我中心与道德虚无主义的叙事倾向。这种自我中心和道德感的缺失使当下文学在拜金与纵欲的宣扬中沉沦。"自恋主义者以追求性欢乐为目的的性放纵态度，大大削弱了曾经把性与爱情、婚姻与生儿育女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专注的恋情让位给了自恋主义以性放纵为正常模式的性关系。"23作家在表现这种性放纵过程时隐蔽了自身的道德伦理判断与情感升华，从而将主体自我与人物一同沉沦，陷入自恋主义的狂欢。由于自恋，他们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批判能力。既然对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存在意义的探索，生命的终极关怀和道德良知全部让位于纵欲与狂欢，那么文学就有成为开在道德虚无主义之上颓败之花的危险。　　另一方面，自恋的膨胀又使文学丧失了真诚，我们处处看到的是作家的虚伪和矫饰。真诚的文学要求真实地反映生活，直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人生苦难，真诚的文学要求真实、恳挚地表达情感。然而自恋主义使得作品要么完全沦为作家的自我表白、自我暴露，要么沦为自我掩饰、自我伪饰与自我辩护。当下流行的明星自传、文人自传体小说、自传性散文所充满的自恋主义现象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余秋雨的自传性创作《借我一生》便充满了自我美化与自我粉饰。书中牵涉到的一些关于"文革"的史实正确与否自有历史学家去评论与言说，我们关心的是作品中不时流露出的余秋雨的自恋情结。在作品中，他屡屡借港台人之口自夸为"铁汉子"、"第一魅力男子"，对批评者则一律无情回击，统称为"市井文人"。书中还有还不时冒出"我在从未做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已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十多年前，那时我已经是正教授了，他好像还是讲师"等自矜与鄙薄之语。他不仅不忏悔，反而拿那些需要忏悔的东西来炫耀自己的高明。这种充斥着自恋情结的散文给我们的不是人格的提升与审美享受，而是处处暴露出虚假、空洞、乏味与无聊，流露出作家的虚荣心与浮躁之气。正如拉斯奇所指出的，"作者放弃了让读者认真对待的权利，同时他也逃避了被认真看待所带来的责任。他并不想求得读者理解，而只想得到读者的溺爱。"24其实质就是依靠虚假的自我暴露所带来的刺激迷住读者。　　由自恋而来的精神病态更进一步导致了病态的叙述、病态的语言，自恋化的叙事伦理带来了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浮躁喧哗的文风。近年来刘震云《一腔废话》、莫言的《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贾平凹《秦腔》、余华的《兄弟》中叙述主体都有膨胀之嫌，缺乏必要的内敛与节制。长篇小说越写越长，但其社会内涵、文化内涵与生命内涵却越来越稀薄。有的作家沉湎于自己的叙事狂欢中不能自拔，远离了健康、清新、大气的文学风格。　　就更为广泛的危机而言，作家的自恋情结造成了文学生态的混乱，造成了创作界与批评界之间、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隔膜和断裂。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韩白之争"就是这种自恋的作家与批评家隔膜的表现。少年当红作家韩寒面对评论家白烨在自己博客上的一篇文章《80后的现状与未来》中对他的批评强烈不满。在回应中，韩寒说白烨是"迂腐固执的家伙"、"行文罗嗦，观点重复，很没有灵气和文采"，其语言尖酸刻薄，粗暴鄙陋，甚至涉嫌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对于纯文学，他从来不屑一顾，说"别凑一起搞些什么东西假装什么坛什么圈的，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批评与反批评从来都存在，从来都是文学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像这样的争斗却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韩寒这种极端自负与自恋的言行堵塞了自我在思想与艺术层面进一步提升的通道。　　值得指出的是，如同真理再向前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自恋与自由、自爱之间有时只是一步之遥，但其精神实质却有天壤之别，因此，反思自恋主义造成怎样的危害，需要在人性与审美的最细微处慎思明辨。从生命哲学上说，当下自恋主义的深刻危害在于它将自我的发现与自我的遮蔽混同，将个性的解放与个性的泯灭颠倒，将人性的启蒙与人性的愚昧混淆，在自恋的无意识操纵下，自以为获得了充分自由意志实则愚昧无知的人们，其实是自以为是地咏唱着荒诞无聊的"恶之花"。从政治哲学上说，自恋主义在文学上的盛行意味着，并不注重伊赛尔?伯林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精神的探求，而是过于沉溺于在私人生活与审美上的"消极自由"之中，自由的形式似乎尚在，但自由的内涵和实质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自恋主义的根本危害不在于它的反动性，而在于它的腐朽性，不在于它的攻击性，而在于它的迷幻性。这一切无论如何是需要引起人们警醒的。　　从上所述可见，自恋主义倾向已然成势，它所带来的问题已无可回避，如果当下的文学生态、创作惯性与理性空间不发生一场变革，如果自恋主义潮流汹涌而至，必将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它会将自我的蒙蔽与自我的觉醒间的界限搅混，从而吞没我们时代文化建构的动力源，也将动摇我们时代关于自我认同与自我叙述的思想理论根基。因此，针对有些作家自恋情结的膨胀以及形形色色自恋主义表现形态，有必要作出及时有效的回答。一方面，就作家自身来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对这一现象进行自觉而深刻的反思，对自身的创作进行真诚的检视、批评乃至忏悔，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和使命感的回归重建新世纪的民族文学精神。另一方面，就创作现状而言，个体叙事的膨胀包括代言体的底层叙事都不同程度的渗透了作家的自恋情结，构建新型的文学叙事伦理是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另外，文学发展除了受制于作家主体精神与文学叙事伦理外，还受到生产、传播、接受评价等文学和文化体制层面的影响。因此，文学体制一方面要充分保障作家的精神精神自由，另一方面更要建立各种完善的制度机制保障作家的经济权益。只有在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自由的空间中，才能带来文学的健康发展，而不是令其沦落为媚俗的工具或在一个封闭环境中自娱自乐的玩偶。总之，为了使当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困境，获得更大的发展，既需要依靠创作群体，通过主体心理的调整与审美境界的提高，对自恋情结进行自我治疗，同时也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文学以及制度生态的多元协作，最大限度地缩小自恋主义疯长的空间。　　注释：　　1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90页。　　2 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前言》，陈红雯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3 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92页。　　4 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22页。　　5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6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97页。　　7 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8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98页。　　9 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第17页。　　10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11 张英、吴怿：《林白闲聊录》，《南方周末》日。　　12 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前言》，第4页。　　13 蒂利希：《存在的勇气?中译者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14 杨祖陶：《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代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　　15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5页。　　16 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2期。　　17 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18 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第4页。　　19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6页。　　20 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与出版》，《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　　21 洪治纲、李敬泽、汪政、朱小如：《文学"瓶颈"与精神"窄门"》，《上海文学》2006年第3期。　　22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2、64页　　23 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中译本序》，第6页。　　24 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第21页。
原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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