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为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与了物质上和政策上的支持，民族地区也通过艰苦奋斗取得了过去没有过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党的领导和民族政策。②④说法错误，西藏地区与中东部还有差距，全面小康目标还没有实现。所以选C。
考点：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
请选择年级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请输入相应的习题集名称(选填)：
科目：初中政治
来源：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福建泉州卷）政治（解析版）
题型：单选题
日至8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海南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______：亚洲寻求共同发展”。
A.和平、合作、责任&&&&&&&&&&
B.和平、发展、创新
C.革新、责任、合作&& &&&&&&&&D.合作、发展、革新
科目：初中政治
来源：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广东卷）政治（解析版）
题型：探究题
材料一：汉字是中华文化之基。近年来，CBD、BRT、ATM、POS等许多字母词(荚语缩略词)呈迅速扩张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不应该使用英语的地方，字母词也屡见不鲜。特别是城市的一些公共场所经常见到字母词标识，让人仿佛置身于异国他乡。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交流方式和学习方式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致使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争议和汉语表达能力有所削弱，提高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和汉语表达能力势在必行。
材料二：从2013年秋季起，河南省中小学将通过开设书法课程和相关课程实施推进书法教育。一至九年级书法教育以语文课程和书法艺术课为主，每周至少l课时书法课；普通高中要在语文等相应课程中设置与书法教育有关的选修课。
结合上述材料，运用所学知识，思考下列问题：
(1)请你谈谈提高中小学生汉字书写和汉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意义。(两个方面即可。4分)
(2)请就如何提高中小学生汉字书写和汉语表达能力谈谈你的主张。(三个方面即可。6分)
科目：初中政治
来源：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山东济宁卷）政治（解析版）
题型：单选题
2013年的全国“两会”释放出清晰的改革信号——政府工作报告继党的十八大报告之后，再次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开放。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团审议时强调，改革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谈到，改革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之所以要强调坚持改革，是因为
A．改革是我国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
B．改革是解决当前所有问题的关键
C．我国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尚不完善&&&
D．改革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科目：初中政治
来源：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山东济宁卷）政治（解析版）
题型：单选题
下列时政关系对应正确的是
①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6062米& ②我国领土最南端、陆地面积最小、管辖总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三沙市&& ③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
&④2012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莫言 ⑤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郑哲敏、王小谟
A.①②③&&& B.③④⑤&&&
C. ②③&&& D. ②③⑤
科目：初中政治
来源：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山东威海）政治（解析版）
题型：单选题
日我国第l2个“法制宣传日”的主题是“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法制宣传日突出宪法精神，是因为
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②宪法是所有法律的总和& ③宪法规定国家生活的全部问题&
④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④
科目：初中政治
来源：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山东威海）政治（解析版）
题型：单选题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食品安全问题，加大了犯罪惩处力度，最高可判处死刑。这体现出我国法律
A．通过解决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B．只具有制裁功能，制裁是维护公民生命权最有效的方法
C．通过制裁违法犯罪行为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D．通过规定权利和义务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科目：初中政治
来源：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山东东营卷）政治（解析版）
题型：单选题
2012年，我市在教育领域的投入，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如为在园孤儿、残疾幼儿、家庭困难幼儿发放保育费补助；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发放营养餐补助；为城市义务教育在校生免除课本费、作业本费等。这体现了
①我市重视教育发展，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②关注民生问题，体现了以人为本理念 ③科技发展靠教育 ④只有加大财政收入，才能解决教育难题
A．①②& &&　&&& B．③④&&&&&&&&
C．①④&&&& &&&&&&D．②④
科目：初中政治
来源：2013届浙江省九年级下学期期中考试政治试卷（解析版）
题型：单选题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表明
A．自我反省可以评价自己&&&&&&
B．他人是了解自己的途径
C．集体可以客观评价自己&&&&&&
D．集体是了解自己的途径
吴老师30日19点直播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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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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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50年大事记（1949年至1959年）
&&& 一九四九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思想与政治教育，有计划、有步聚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新中国教育建设起步。　　　　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成立典礼。　　　　12月23日-31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必须坚决正确地招待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军管会接收新解放区的各级公立学校，组织开学复课，对学校进行整顿改造，取消国民党反动训导制度和反动课程。开设革命的政治课程和其他新课程。
&&& 一九五零年
　　4月3日，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开学。这是全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此后全国各地相继举办工农速成中学。
　　5月1日，《人民教育》杂志创刊。毛泽东为该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6月1日-9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改造高等教育的方针和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方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会议。会议提出，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才。
　　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讲话中指出，有步聚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意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6月19日，毛泽东就健康问题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要求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次年1月15日，再次写信给马叙伦，提议采取行政步聚，具体地解决学生健康问题。
　　7月5日，政务院发出指示：对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学问题提出政策措施。　　　　8月1日，教育部颁布新中国第一个《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　　　　8月2日-11日，中国教育工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阶级队伍的一部分，教育工会以保护教育工作者利益，提高教育工作者阶级觉悟为主要任务。　　　　9月6日。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波、捷、罗、保、匈五国学习。11月30日，上述五国来华留学生陆续到达北京，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9月20日-29日，教育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工农教育的实施方针、领导关系等问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出席会议。会议提出必须实现“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各方面配合”的原则，着重以工农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主要教育对象，分别以文化教育、政策时事教育为主要内容。　　　　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
　　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　　　　12月14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
　　12月14日，政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据此，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确定了处理受外资津贴学校的原则、办法和接受工作中的具体政策、措施。至1951年末，按不同情况，对全部接收外资津贴的大中小学校，分别改为公办和中国人民自办，收回了教育主权。此前，教育部已明令接办辅仁大学。
&&& 一九五一年
　　3月19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制定发展和建设中等教育的工作方针与措施。会议提出，要使青年一代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全国文教界开展批斗《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运动，以期达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目的。
　　8月27日-9月11日，教育部合并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讨论制定发展、建设新中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会议提出，争取十年内基本普及小学教育，以正规师范教育与大量短期培训相结合，五年内培养百万小学教师。
　　9月20日-28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讨论制定新中国民族教育方针。会议提出要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要任务，同时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
　　9月，北京、天津20所高等学校教师开展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10月1日，政务院公布实施《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学制。它以法令形式确立和充分保障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明确规定了职业技术教育和业余教育在学制中的适当地位。
&&& 一九五二年
　　3月18日，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小学暂行规程（草案）》。　　　　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克服目前学校教育工作中偏向的指示》。　　　　6月5日，教育部公布汉字常用字表，列出常用汉字1500个字。这个常用字表成为扫除文盲工作中的脱盲标准。
　　6月27日，政务院发出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的指示。指示规定，从本年秋季起，全国各级学校的教职员工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从1953年春季起，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开始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
　　7月8日，政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高、中等学校学生中实行人民助学金制。此前该制度已在一些地区公立学校实行。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师的指示》
　　9月10日，教育部发出《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的指示》，提出将全国私立中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此项工作于1956年全部结束。
　　本年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进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并把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1955年又调整部分高等学校院系专业设置和分布，以改变高等学校过于集中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状况。经过两次大调整，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框架格局。
&&& 一九五三年
　　1月13日-24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召开大区文委主任会议，会议根据党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
　　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作出抽调干部充实学校领导，编写教材，允许小学民办，注意青年健康，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等决定。
　　6月30日，毛泽东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教育部党组、高等教育部党组、扫盲工作委员会党组三个工作报告。提出要使全国文教工作在中央统一方针领导下，逐步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
&&& 一九五四年
　　5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党组《关于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情况报告》。批示指出，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使文教事业更有效地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服务。
　　5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为此，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此后，许多城镇高小、初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形成知识分子青年上山下乡第一高潮。
　　8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在批示中提出，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改进中小学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教育权利；对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 一九五五年
　　2月9日，《人民教育》发表署名文章：《实行全面发展教育中若干问题的商榷》，由此在教育界展开关于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大讨论。
　　2月10日，教育部发布《小学生守则》，5月13日又发布《中学生守则》，作为规范中小学生行为的准则。
　　7月9日，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
　　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提出教育事业五年建设的计划和工作重点。
　　1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教育中的影响和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此作为进一步进行教师思想改造和教育事业建设中的重要任务。
　　12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毛泽东在该书的序言和按语中对教育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 一九五六年
　　1月14日-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代表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
　　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
　　6月2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成立，4年后正式建所。
　　9月15日-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指出文教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要根据"掌握重点、照顾其他"及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全面教育规划。争取在12年内分期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 一九五七年
　　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3月7日，毛泽东和七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
　　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
　　6月，全国开始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有扩大化错误。从1957年夏至1958年春，在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和各级学校中，一批干部、教师职工和大学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中共中央为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全部平反。
　　11月7日，毛泽东同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陆定一、杨尚昆、胡乔木等在莫斯科大学会见我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实习生，指出“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 一九五八年
　　4月、6月，中共中央分两段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建国以来的教育工作，讨论教育方针和教育改革等问题。会议确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一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并提出教育事业发展措施。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由此展开全国系统的“教育大革命”。
　　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8小时的劳动制度，一种是4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此前，在刘少奇直接关怀下创办的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天津国棉一厂半工半读学校开学。全国相继办起各种类型半工半读学校。
　　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鼓励。
　　11月1是-12日31日，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举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
&&& 一九五九年
　　5月17日，中共中央为逐步提高教育质量，指定北京大学等16所学校为重点学校。此后，又分批增加若干所学校，进行重点高等院校建设。
　　5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试验改革学制的决定》，要求各地各部门有组织、在领导地进行学制改革试验。
　　11月20日-12月4日，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研工作（自然科学部分）会议，会议指出，高等学校是科学战线的一个方面军。开展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把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纳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商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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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年饿死多少人
近日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发微博说“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年―1962年饿死几千万”，并声称“有人走访当年饥荒最严重的安徽河南农村，当地百姓只是听说饿死人，并未见过”。此语一出，舆论哗然，随后林在微博上针对此事道歉。
尽管林治波已道歉，但仍不断有人质疑年饿死上千万人的说法，甚至说根本否定大饥荒饿死人现象的存在。比如，吴法天在微博中引用孙经先的说法，认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并引用《 中国灾情报告》一书说三年灾害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1039753人。那么，关于三年饥荒的真实情况如何呢？
一、说1959年-1962年没有饿死人完全是瞎扯！
近年来，不断有人声称1959年-1962年根本没有饿死人，认为被广泛接受的饿死人的说法是为了污蔑毛泽东所创造出的谣言。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不尊重最基本的史实。如果说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资料都不可信的话，那么，当年当事人的材料足以说明他们的观点完全错误。
胡乔木明确向毛泽东报告：韶山附近的公社饿死人了
日，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经毛批阅并转发刘少奇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胡乔木明确说明了湖南存在饿死人的现象：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一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如果说现在的人出于某种目的有可能诋毁毛泽东的话，那么当年身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不可能直接当着毛泽东的面造谣，而毛本人又把这种谣言通过中共中央转发刘少奇等人。
安徽省农业厅长1961年的报告说凤阳全县死亡情况更是惊人
不仅中共中央的材料中有提及，当时各地方的报告中随处可见饿死人的情况，当时的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在1961年2月在《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说明当时凤阳县因饥荒大量死人的情况：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
淮阳县档案局当年的档案明确标注了饥荒引发的死亡人数
在淮阳县的档案局中也保存着一份当年的关于死亡状况的档案，其中明确标注了由于饥荒引发的浮肿等引起死亡的具体人数：
淮阳县共13个公社，273个大队，2,842个生产队，635,517人，1959年10月至日，共死亡11,967人，占总人口的2.5%。其中因浮肿病死的1,455人，占死亡人数的12.2%，因干部作风死亡的371人，占死亡人数的3.1%，其他疾病死亡的9,011人，占死亡人数的75%，中毒死的14人，占死亡人数的0.12%，因其他方面死亡的1,116人，占死亡人数的9.3%。从死亡年龄来看：老年3,474人，占死亡人数的70.7%；青壮年2,366人，占死亡人数的19%；小孩1,227人，占死亡人数的10.2%。从死亡时间上看：属于1959年冬死亡的2,867人，占死亡人数的24%；属于1960年春死亡的5,575人，占死亡人数的29.4%。（《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号各种疾病和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19。转引自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
所以说，从当时的档案资料来看，说当时不存在饿死人的情况纯粹是胡扯！
二、为何不同地方人们对饥荒的认知差异极大
浏览一下网上对于大饥荒的发言就会发现，人们对于1959年-1961年大饥荒的记忆和认知差异极大，有人对大饥荒饿死人有刻骨铭心的痛，但也有很多人像林治波微博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对饥荒记忆很深，但是并不记得有饿死人的现象。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人口死亡的地区差异
虽然当时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但是各地灾情不同，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方（比如安徽、河南、四川、甘肃等）饥荒相当严重，饿死的人也非常多，而大部分地区虽然也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并不普遍。例如，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曹树基，“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
在人口死亡严重的省份和地区，人们对饿死人的情况当然印象就极深，而在其他省份，人们则较少会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曹树基教授认为：“在一个资讯完全封闭的时代，以个人经历来描述这场灾荒，或以一个地区的灾情描述来推论全国，很难说是准确的。”（曹树基《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
人口死亡的城乡差异
由于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所以当时的城镇居民就很少会有什么深刻的记忆。比如说，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 经过权衡，中央决定牺牲四川，让四川省书记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这也加重了四川的饥荒。（《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原载《党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以安徽凤阳为例：饿死的都是普通群众，干部受饥荒影响很小
在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干部们几乎掌握了普通群众的所有生存权力，老百姓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能力。这就强化了某些干部的特权意识，在大饥荒的情况下，他们不顾百姓死活，只管自己享乐。仍以安徽凤阳为例，三年饥荒期间部分干部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愤慨：
在今年春天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刻，却有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生活特殊化，不关心群众疾苦。（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以及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据初步统计，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今年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一次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于食堂断炊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充耳不闻，竟与梅树岩在大赵小学吃肉吃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见后，端了他们一碗饭，缪竟把饭夺过来，指责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么教育社员的”！缪到乔山检查工作，事先就通知大队杀猪。他外出检查工作，经常有人跟在后面提肉拿酒。在山河大队检查工作，5天吃了5斤香油。公社开了1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乔山大队长张永家1天3顿喝酒，50天喝掉烧酒70斤，并以每月45元工资专门雇生人捕鱼给他吃。乔山大队书记梅树华、会计梅如山等，为了达到他们的兽欲，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了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人，随意任他们奸污的有了人，仅有1名因嫌丑未奸，公社党委常委兼长塘大队总支书记梅德兴，夏天在外乘凉，要3个妇女给他扇扇。（《中共凤阳县委向地委的报告》，日，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
不仅基层干部如此，凤阳的县委书记和副县长等人更是作威作福，据陈振亚递交的报告称：
赵玉书（原凤阳县委书记）去春到武店公社赵楼大队检查工作，有谢学兰等几个社员哭诉，在他面前要求处理坏人坏事，他无动于衷，走开不理。去年4月份，赵玉书居然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去春弃婴很多，他责令下边不准收抬，如果收拾，谁收谁养，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环人，要追查处理。”相反，去年赵家不见了1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1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华龙，去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像，借以取乐。公社副书记石玉萍，生活极为奢侈，派人到无锡买米，到南京买白面，到广州买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日，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
正因为干部们有权有势，而且多数没有受到大饥荒的影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得了便宜当然也不愿意给自己抹黑，他们对大饥荒的解释与回忆必然与普通百姓的回忆差别极大。
此外，还有部分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的确存在一家人或者一村人死绝的现象，他们关于大饥荒的惨痛记忆也就永远无法描述了。另外还有大批人因为大饥荒被迫外逃到的人，即便他们后来返回原籍，恐怕对当地饿死人时的惨状了解不深，没有惨痛的记忆。
三、这三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数据完全不可信
吴法天在微博中引述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的说法，认为持“饿死三千万人”主张的人“既然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那么为何无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1959非正常死亡17853人；1960非正常死亡374890人；1961非正常死亡647010人。三年灾害期间合计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那么，这本书中的数据是否可信呢？
经考证，这本书中非正常死亡的数据显然远低于实际数据，比如说，该书第267显示的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确是人；人，但在第273-273页各省的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中明显可以看出严重的漏报情况，以河南为例，本书中显示1959年河南春荒非正常死亡7289人，1960年为71658人，总计近8万人。但1960年信阳地委呈交给河南省委和中央的关于信阳受灾情况的报告中却显示：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30页。）
另外，中央和河南省委调查组在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日，）
也就是说，正阳、新蔡、息县三县仅仅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的死亡人口就有30万人（注意，这里明确说的是死亡人数，排除了人口迁移因素），姑且认为这里边包含正常死亡的人数，那么即便按照孙经先在书中确认的全国平均死亡率14.19‰计算正常死亡人数，全信阳八百多万人中全年的正常死亡人数为11.35万人，将此人数全部从这三个县的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的死亡人数中扣除，剩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将近18万人，比《中国灾情报告》中两年河南省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还要多10万人，其数据漏报之严重可见一斑。由于这属于灾情报告，不可能用于邀功，所以不存在信阳地委和中央调查组多报人数的情况。即便按照孙经先在网上发布《关于我国20 世纪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一书中分析得出的“信阳事件”中“可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8万的结论，也要比《中国灾情报告》中两年河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总数多20万，孙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发表的同题文章中谈到总人数时又称这本书的数据可信，岂不是自相矛盾？此外，《中国灾情报告》中1959年没有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数据，1960年的数据仅为14人，而上引1960年陈振亚报告中仅凤阳县就有60245人非正常死亡。
由此可见，《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各省数据严重失实，完全不靠谱，那么总数据就更不可信了。
人口大规模减少是因为户口漏报而非饥荒饿死人？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我国 20 世纪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认为现有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年鉴和县志等人口资料得出的饿死上千万人的结论不成立，他认为造成统计资料中60年代初减少1000多万人的主要原因是“年期间出现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144万人重报了户籍；这些重报的户籍在年期间被注销。我国年期间出现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由于上述原因，造成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人。这是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1959年－1961年“我国有一千万至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并认为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为104 万。
其实早在1995年，杨子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中就将1959年－1961年人口异常减少的原因归结为户口漏报的问题（详见《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P），从而认为不存在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
这种为人口统计数据找的一种合理性解释并非没有可能，但即便这种说法成立，也不能否定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同样的，如果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资料不可信的话，我们可以从当时各省的报告中找到饿死人的直接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从村到公社再到省市直接上报的，而不是杨子慧和孙经先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得出的数据。这方面的资料有很多，比如：
日，云南省委就关于发生肿病死人情况向中央、毛泽东呈报书面检查报告。报告说：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约占半数。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大理州在大跃进3年中，发生肿病160280人，死亡14141人。
“通渭县这三年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人孩子失去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日下发的《通渭县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1960年底青海湟中县委书记刘择西的揭发：“全县163个队中有112个队大量死人，尸体成堆，有的队死亡达40％。汉东公社小磨石沟的一个水田内就放了100多具尸首，黄鼠湾队有一天一个马车就拉出30多个死人。上新庄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队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占总人口的12．87％，死绝达1000多户。”（日青海省《小组会议简报》，农业区第14号。此件藏青海档案馆。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中央工作组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河南省委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写的则是“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日）这个数据后来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仍有大幅增加。
赵继士从西和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察知，1960年前后，甘肃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赵继士《一九六O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
江苏省高淳县“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 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14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严重事件”。（《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高淳事件的通报》, 中发( 60)309号文件, 日。蔡天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烹调增量法”的历史反思》）
从这些直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确确实实存在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人口的急剧减少并非仅仅是因为户口漏报（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
当时的官员和记者关于饥荒情况的回忆
近年来，关于年大饥荒各地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有很多当时的省市一把手或者负责人、新华社记者在回忆录或者采访中给出了一些死亡数据，尽管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众说纷纭，一时难以证实，但是在权威资料尚未公开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回忆的数据中略略看到当时饥荒的惨状。
关于河南信阳，据当时在信阳行署办公室担任秘书的余德鸿回忆：“国务院内务部曾于1960年春派郭处长（编者注：具体姓名不详）来信阳了解情况。……他们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105万的数字。”（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
关于四川梁平的情况，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明朗回忆说：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数字。我专门问过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实实给我说，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说是八万。那时粱平的人口是五十万左右，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住的。……我那时是县委的一把手，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确实的。”（明朗《“大跃进”中在梁平》，《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关于安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原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回忆，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张凯帆回忆录》，第3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就饿死200余万人。当年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关于山东的情况，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在回忆中说：“1960年山东省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1961年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会议通报：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关于饿死人总数的争议
这三年总共饿死的多少人，由于资料的限制，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现在的学者专家们多是根据、1982年等年份的人口资料以及一些县志、档案等材料加以推算。
比较官方的说法来自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首次确认了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
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根据80年代以来出版的人口资料和各地的县志，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推算出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推算出的数据约为1700万。上海大学教授金辉以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认为“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 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他还认为总计损失人口数为6000万-7000万，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男女比5：2。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则认为这三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葛剑雄认为，“三年的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过量死亡至少要超过1530万”。另外还有国外的学者测算出从890万到3300万不等。（李成瑞、尚长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
除了完全否认有饿死人现象者，关于总人数最少的说法来自孙经先，他根据其人口减少主要是因为户籍错报的说法，相信《中国灾情报告》中“我国 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 万，其中1959 年1.8 万人，1960 年37.5 万，1961 年64.7 万”的说法是可靠的。事实上，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国灾情报告》的统计数据完全不可信。
首先，我们绝对可以肯定的是，年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大饥荒，在这场饥荒中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政策失误被饿死。
其次，关于这三年中国一共有多少人饿死，尚未有最权威的资料出现。关于人数的问题大家众说纷纭，在关键史料解密之前，真正的数据依然只能靠各种推算和猜测。但我们有权呼吁官方公开史料，给死去的千百万人一个说法；我们有权要求将遇难人数精确到个位数……
最后，在探讨具体的遇难人数的同时，需要真正认清那个时代的悲剧，如此才能让让这样的惨剧不再发生。
统购统销后农村出现闹粮和饥荒
75年后迁徙自由从宪法中消失了
二元户籍制度堵死农民的进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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