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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转发到微博非常十年之文革风云（七）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三十多华里，他对人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同日晚上，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围绕着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刘少奇拍着桌上半尺高的一叠材料，激愤地道，“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的现象是革命行动？！”
　　康生把茶杯“咚”地一声放在桌上，高声地顶撞说：“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派工作组是政治局会上决定的，你们也是赞成的嘛！”陈毅愤愤地反驳道。
　　“陈毅同志，你要知道，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也是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的。”陈伯达操着一口难听的家乡音的普通话。
　　“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一直保持沉默的邓小平也被激怒了。　
　　这次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回到了北京，康生、陈伯达向毛主席汇报了关于工作组的问题，借此打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
　　刘少奇同志也闻讯立即驱车赶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内灯火通明，显然，毛泽东主席在接待客人（即陈伯达、康生），可是，门卫却告诉他说：“毛主席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早已休息了。”
　　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返家。
　　同日，张承先向北京市委汇报后，李雪峰指示他必须向北大师生承认以下三点：（1）陈必陶等同学的大字报是革命的，是好的。［笔者注――指七月十二日北大地球物理系二年级陈必陶等五人贴出的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2）“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3）工作组的估计是错误的，“六?一八”事件是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热情的表现。晚上十点三十分，张承先同志向全校师生作广播检查，历时三十分钟。
　　十九日，北大掀起了批判张承先工作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清华大学，批斗蒯大富也紧急刹车，转入斗“黑帮”，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尖锐地道：“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二十日，江青也由南京返京，康生、陈伯达立即向她报告北大“六?一八”事件的所谓“真相”，而江青听罢，就急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这些情况，并向他要求说：“让我去北大一趟吧，搞一搞调查，怎么样？”
　　毛泽东思索片刻，点头应诺：“好吧，你就和伯达一起去吧，摸清情况后马上向我汇报。”
　　这一天的深夜，雨淅淅沥沥地落着，偌大的清华园里看不见什么人影，白日的喧嚣一下子变得如此沉寂，那大字报栏上的不计其数的红红绿绿黄黄的大字报都被一条条银线似的雨点打湿了，那上面的字迹湿得有些模糊起来。忽然，有两辆黑色红旗牌轿车沿着湿淋淋的光滑如镜的水泥石径缓缓驶来，一直开到一排大字报栏架跟前。只见车一停定，两边车门同时启开，跳出几个身穿干部服的魁梧青年，他们敏捷地将黑色洋伞撑开来，接着，熟练地把后座门拉开，从车里引领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一头华发苍苍，一双深邃的眼睛明亮如夏夜的星星，面孔清癯，颧骨微高，他的脸上的那个坚挺的鼻子十分突出，就像岸边的一块巨大的礁石，宽大的厚嘴唇紧抿着，脸上布满了许多饱经风霜的皱纹，脸色有些苍白，他神情显得疲惫、忧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这位老人乃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一个撑伞的青年（警卫员）一只手搀扶着他，一只手撑着伞，他们来到大字报栏的面前站住脚，默默地观看起大字报来。
　　这些日子，焦躁和烦恼扰乱了刘少奇同志全个的心，他把苦闷憋在自个儿的心里，对谁也不诉说，即使是妻子王光美，他也没有说出全部心里话，因为这里还包含了一个党性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张开以来，特别是报纸报导了北大派工作组的消息之后，各方面要求派工作组的呼声很强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做出决定，由中央各部委和团中央派人，经新市委介绍派往各学校，并向各机关派工作组。由于他对这场运动不理解，没有经验，想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当一些学校的工作组同群众发生对抗时，没有及时就撤走工作组，有些学校实在坚持不下去的工作组撤走后，又派去新的工作组取而代之，这样，就违背了群众运动的规律。在北京许多学校展开了排除干扰的斗争，在许多学院工作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并且，他还亲自过问了王光美参加过的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和北师大附中的运动情况，而这二个学校的运动也发生了一些偏差。
　　然而，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是反对派工作组的，毛主席一回到北京，就向他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虽然，这个错误在京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新市委工作组，地方的领导同志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应该由他来承担，这一点他的心里是很明白的。今天，他深夜冒雨来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是想亲自了解该校的运动究竟是什么情况，以便加深他对错误的认识。
　　二十二日上午，在北京大学西苑，也开来了三辆红旗牌轿车，那几辆车子也开到大字报栏前停定，在几个警卫人员的护卫下，从车里钻出了引人注目的一男一女，女的年龄约莫五十开外，身材颀颀，身穿一套崭新的军服，削瘦的鹅蛋形脸庞上戴着一副黑框带金边的眼镜，那目光是傲慢的、目空一切的。而那男的看上去年龄比她大几岁，身穿浅灰色衬衣，个子较矮，背略略有些佝偻，老气横秋的脸上皱纹麻密，也戴着一副深色胶框眼镜，这二人正是江青和陈伯达。
　　当他们刚一下车，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些正在大字报栏前浏览的师生们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投向他俩的身上。
　　“是陈伯达、江青。”人群中不知谁脱口而出。
　　许多群众围住了他们，其中有一个喊道：“欢迎陈伯达、江青同志亲临北大指导文化大革命！”随即扑扑扑地带头人鼓起掌。
　　在一片狂热的掌声中，那个人又呼喊起口号来：“向中央文革致敬！”
　　“向革命师生致敬！”江青也做作地举手回敬口号。
　　又是一片聒噪的掌声。
　　江青拿腔拿调地道：“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
　　“毛主席万岁！”同学们热泪盈眶地高呼着。
　　“北大革命同学万岁！”江青又声嘶力竭地呼喊起来。
　　顿时群情沸腾，呼声震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接着，陈伯达也讲话说：“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要采取辩论的方式把问题弄清。”他的讲话也博得雷动的掌声。　　
　　当晚，在三十八楼前和三十二楼前，在大饭厅，分别设立辩论台，辩论工作组的错误性质、“六?一八”的性质等问题。
　　二十三日，江青、陈伯达第二次来到北京大学。江青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说：“革命同学们：我跟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小学生的，我是和他一起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懂得一点事、少犯错误，跟同学一起来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现在我们所了解的还不够多，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但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这个革命方面。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儿，我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在辩论，今天还在辩论，本来是想听一听你们的辩论会的，可是来了就不行了，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睡好觉，要吃好，睡好才能打好这一仗，好，现在来请陈伯达同志谈几句。”
　　在一阵掌声中，陈伯达也用难听的普通话讲话道：“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这是我们文化革命小组给大家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掌声）
　　“我们想，还要继续来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斗争的经验。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北京大学站在最前面。我想你们一定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继续前进。”（掌声）
　　“我表示个人的意见，就是对‘六?一八’这件事情说是反革命事件，就是不对的、错误的。”（掌声）
　　“但是我给大家说这么一点，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运动中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他怎样分析阶级，怎样分析情况，把我们中国一步一步地引到胜利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我们最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他怎样领导革命的，我们应怎样在运动中作工作。这个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曲折的，是会有一些反复的。象你们就有一些反复，‘六?一八’以前，‘六?一八’以后，一直在最近几天就有几种反复，是不是吗？有一些变化。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曲折的，总得斗争、总得胜利！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二十五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通过关于撤销工作组的问题的文件。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说：“学校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学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学生们停课，吃饭，就是要叫他们闹事的，闹斗、批、改的，不能怕闹事。”
　　康生作为有几十年政治生涯的老政客，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敏感性感觉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已经失去了信任，刘少奇这位2号人物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毛泽东已对刘少奇开始发怒了，但是，他还拿不准毛泽东是不是要拿刘少奇开刀，或者仅仅是批评一下，因为目前局势尚未明朗化。这一天临开会前，他把刘少奇主持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放进随身携带的文件袋里，那是由于这文件前头的中央批语是刘少奇起草的，如果今天的会上出现批判刘少奇的势头，他就立刻将这材料抛出去，向刘少奇发难，抢夺头功，反之若方向不明，则按兵不动。
　　今天，刘少奇还是和毛泽东等一道坐在主席台上，康生竭力观察着毛泽东的面部表情，企图从毛泽东的脸部表情的变化中做出个判断，可是，毛泽东是个城府很深的人，他的眼神总是那样捉摸不透，有时仿佛对刘少奇投以反感的一瞥，但又转瞬即逝，况且，在这次会上也没有掀起批刘的浪潮，康生终于决定保持暂时的沉默，将带去的材料原封不动地带回家去。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并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晚上，天空黑沉沉的，一颗星星也没有，而在北京大学广阔的东操场上却是灯火辉煌，那里黑鸦鸦的一大片尽是万头攒动，这是汪洋浩荡的人头大海，今晚八时，将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辩论工作组错误性质问题。此刻，主席台上却依旧空空如也，这意味着今晚可能有重要人物将出场，全场的人以高唱革命歌曲来等待即将到来的历史时刻。
　　不久，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一连串轿车在夜幕中鱼贯驶进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前停下，一个又一个大人物从轿车里钻了出来，他们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以及刘志坚、王任重、李雪峰、吴德等。在门口恭候的是北大聂元梓为首的一帮人。
　　在燕南园休息时，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见张春桥在座，当机立断，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常溪萍问题。
　　常溪萍何许人也？他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受教育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由于他和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Z在北大社教运动问题上观点严重分歧，Z要把陆平打成坏人，而常溪萍则认为陆平是好人犯错误，双方争斗结果，Z被撤职了，工作队的积极分子聂元梓等人被挨了整，为此，聂元梓等人同常溪萍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孙蓬一问张春桥说：“春桥同志，六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坐在一旁的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也问：“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张春桥回答。
　　“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孙蓬一又趁热打铁地道。
　　“可以帮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江青脸露笑容答应说。
　　于是，孙蓬一急忙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早已写好的大字报，那大字报又是十七个人签名，聂元梓打头。
　　当孙蓬一风风火火地赶到燕南园时，那些大人物们已登上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
　　孙蓬一奔上主席台，将那卷黄纸头的大字报塞到张春桥手中说：“春桥同志，你是上海的，就托你转给上海市委。”
　　张春桥接过大字报道：“好的，保证转到。”
　　后来，辩论会开始了，这个辩论会由最爱出风头的女人江青来主持，她身穿一套乳白色西服，在夜幕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她对着麦克风话筒拿腔拿势地道：“同志们：毛主席让我们做你们的学生，就是说，做革命派的学生，革命派的学生，教职员如果需要我们来，我们就召之即来，我们小组成员如果有什么不正确、错误的，也可以写大字报，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见他。
　　“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块儿，不革命的走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有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让他们来讲讲，我们听，请不同意的上台来讲给我们听听。”
　　紧接着，康生也讲话说：“同志们，刚才江青同志讲了，毛主席要我们来向你们学习，这话不是谦虚的话，因为毛主席说过，‘一切革命的正确领导，都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只有先做群众的小学生，然后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文化大革命靠谁来做呢？北大的这场文化革命不是靠我们，首先是靠你们，同志们，同学们、教职员们，你们大家一起来作的，因此我们想在你们这个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听说同志们有若干问题上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真理经过辩论才能更加清楚，譬如说所谓的《六?一八》事件到底是什么性质呢？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是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我们想跟你们学习学习。
　　“听说对这个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在工作组有人经常说，是党中央派来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听他那一套，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的市委派来的，从六月一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方面的意见，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讲有错误。有的讲有严重的路线性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你们大家敞开讲，不要怕，什么都可以讲，工作组到底是在这儿好，还是不在这儿好？是依靠你们好，还是工作组包办代替好？你们可以辩论、研究。今天做什么？怎么做法？斗争黑帮陆平、彭佩云，怎么斗法？还有翦伯赞、冯定一类的怎么斗？怎么批评？可以辩论研究，可以听听你们的意见。今天晚上你们讲也好，不去共同讨论也好，我关照你们一句，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工作组不是主人，我们也不是主人，你们要做主人的。这正是毛主席要我们来首先要讲的一个重要任务。我的话不多讲，我们不能下去就下车伊始哇啦哇啦的讲话。你们不是批评张承先作报告讲四个多钟头吗？讲话也要精兵简政，所以我这话暂时结束。”
　　在辩论会进行期间，突然，天上下起雨来，那雨虽然不大，但却很细，很密，像花针一样密密地斜织着。师生们和来开会的中央大头们都有没有带雨具，大家就这样淋着，任雨打湿衣服，会议坚持开到深夜一点半，连平时怕风怕声音、失眠泻肚的江青也不例外。据说，江青在杭州有一座别墅，空调温度是二十二度，从这间房到那间房都不必从露天走过，江青从卧室走出来，东西南北可以不见阳光，不招风，更不致淋到雨水或露水。所有的房间都铺上地毯，窗户共三层，并安装了橡皮和软木，关闭毫无声响，密密层层的，风沙休想钻入，甚至连抽水马桶、柜门、桌子、抽屉都安装了无响装置。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宝贝儿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竟然不顾一切在风雨中呆了几个小时，最后，她才假惺惺地说：“为了关心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宣布暂时休会。”
　　散会后，张春桥回到了钓鱼台，他打开那卷纸一看，那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张春桥将大字报浏览一遍，便陷入于沉思之中，这张大字报该如何处理呢？他不想由自己直接派人将大字报送往上海，这样未免太露了点。
　　事有凑巧，四天之后――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正好提前几天来京，住在北京饭店里。张春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次日，他就把大字报交给曹荻秋，叫曹荻秋带回上海去，他将难题推给了曹荻秋。
　　曹荻秋接过大字报也犯难了，他便和张春桥研究如何处理这张大字报，张春桥建议说：“还是去请示一下康老吧，听听他的意见。”
　　二十六日，曹荻秋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别的人找去，没谈成，以后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
　　同日晚八点，在北大东操场继续举行关于张承先工作组错误性质辩论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几乎全部到会，李雪峰以及各大局、各省的书记也参加了大会。这个辩论会还是由江青主持，会上持不同意见的同学争论得十分激烈，最后，陈伯达在会上讲话道：“在工作组问题上，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问题上，争论得这样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我们赞同许多同学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的工作组，是一个障碍物。……
　　“我们提的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
　　“现在关于‘六?一八’事件还在争论，我说过有人说‘六?一八’事件是个反革命事件，是个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应该倒过来，‘六?一八’事件是个群众的革命事件……”
　　康生又在会上讲了话，接着，李雪峰也讲了话，宣布张承先工作组是一个坏工作组，撤销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
　　江青又在会上说：“同学们，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毛主席时时刻刻跟群众在一起！”
　　会场上的群众的狂热情绪又被江青的话鼓动起来了，那些激动万分的师生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二十七日，刘少奇同志找康生单独谈话，谈论关于清华的问题。
　　刘少奇对康生说：“你是不了解情况的，不了解蒯大富的情况的。”
　　康生的眼睛透过黑框大眼镜的水晶镜片对视着他，顶撞道：“谁说我们不了解情况呀？蒯大富是革命的。”
　　“不是。你们说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刘少奇也毫不示弱地目光对目光。
　　“不是镇压是什么？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是辩论吗？”
　　“反正，清华工作组没有定蒯大富是反革命，肯定没有定，不过，工作组这样做法是不好的。”
　　“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反宪法的。”
　　“当然，清华工作组是有错误的，叶林同志是有错误的，王光美同志也有错误，但是，事实决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危言耸听！”刘少奇愤然地驳斥说。
　　在刘少奇和康生发生争执后，陈伯达全力支持康生，特地派王力、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到清华大学探望蒯大富。
　　二十七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又跑到北师大进行煽风点火。
　　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北京新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规定“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之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组织，负责领导。”
　　中国文字狱的历史源远流长，比西方的基督耶稣还要早。第一个遭难的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此人曾被汉宣帝封为平通侯，迁中郎将，后来因为别人参了一本，被革了爵位，降为庶人，他在一封信里发了一些牢骚，这封信被汉宣帝看到了，龙颜大怒，竟被腰斩了。打那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数不清的文字狱，古代文人因吟诗作文忤触当政而罢官砍头的，比比皆是。《石林诗话》载苏轼出为杭州通判，友人文同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果然后来有李定、舒辈摘自苏轼一些诗句，罗织诬陷成罪，苏轼因此被捕入狱。对此苏轼感触颇深，他以后仍有心有余悸地云：“或劝莫作诗，儿辈工织纹”、“此外但坐啸，后辈工揣摩”、“刺舌君今犹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词”等等。清人《秋雨Q随笔?而已》说：宋朝的洪俞因论章中有“而已”二字，失了三官，洪为此写了两句打油诗：“不得之乎是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在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国之后，他们继承了明代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又屡兴文字狱，进行血腥野蛮的屠杀，这样的血案每朝都有，例如：康熙二年的庄廷x刻明史案，案发时庄廷x早已作古，但清政府却下令挖地三尺，刨出棺木，开棺戮尸。凡和《明史》有牵连者，作序、校订、刻字、买卖书的人以至地方官七十二人统统被杀头，侥幸未死的受株连的妻妾子女数百人一律充军边塞为奴。有些诗文贾祸的确有反清思想，但有些其实毫不相干，如“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咏黑牡丹），甚至以“南”字与“北”字对举，也被指责为“大逆不道”。这一些说明了残暴的统治者色厉内荏、神经衰弱到了何等可笑的程度啊。
　　然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神州大陆上，现代的文字狱比历史上的任何文字狱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就像中世纪的鼠疫一般的可怕与恐怖。在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浪潮冲击下，人们的头脑狂热得如若吱吱作响地冒着蒸气的高压锅，疑神疑鬼怀疑一切，个个都像曹操一样多疑，似乎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比比皆是，“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他们如幽灵鬼魂一般游荡在赤县四处，晃着明枪，射着暗箭，无时不刻不在企图颠复社会主义江山，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
　　这些日子，由于“牛鬼蛇神”如同一大串一大串的香蕉不断地被揪了出来，大家都变得格外神经质，警觉得就像哨兵一般，有流言传说《中国青年》杂志66年第5期的封底的一幅油画颇有问题，里面画的麦浪里隐藏着一个蒋介石的光头，还有一双脚。我们许多人特地找来这一期《中国青年》大加研究、琢磨起来，如果不说谁也不会去注意的，一说人们就肆意加以挑剔着，左一眼，右一眼，便觉得煞有介事了，在那右边的麦丛中确实有一个颇像蒋介石的秃脑瓜，不远处还有一双如穿了靴子的腿，只是不知这是“猩猩”信手作画、一时疏忽，还是当真的画家包藏祸心。接着，不少人又盛传《飞马》牌香烟的商标里也发现有蒋介石的光头和一只黑手。瞬时间，传言像传染病一样到处蔓延，又是什么杂志的哪张画有问题，又是什么报纸的某插图有毛病，人们连牙龈都挑出血来还在剔着鱼骨刺。
　　不用说，我们这些整天吃饱饭尽干“革命”的学生哥一个个都把眼睛睁得老大老大的，如警犬的眼睛似地盯到了《闽江日报》上，而偏偏《闽江日报》是一份办得极差、印刷得也极差的报纸，它甭吹毛求疵，本来就是毛病百出，所以，同学们对它议论纷纷，在上面做文章的人大有人在，它就像一个丑媳妇是经不起众人对其评嘴论鼻的。
　　七月一日的《闽江日报》印得什么样子也不懂得，头版的头像印得模糊不清，更有甚者，竟将“红太阳”纵从鼻子、人中线，横从脖子处折成四折，简直若同被钉上十字架的受难的耶稣基督一般。在同日转载《人民上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居然把毛泽东的“东”字写成竟像“杀”字一样（据说，这是美术体字）。以后，六日的《闽江日报》又捅了漏子，一幅题为《工农兵齐上阵》的宣传画里，几个工农兵举着上了刺刀的枪和大如枪的笔作出刺杀状，然而，那枪的刺刀所指的直线延长线竟直指向一个毛的头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此外，另一幅速写画里乱笔勾出的一棵树的绿叶丛中隐约可见一个蒋光头和台湾岛的图形。
　　对于《闽江日报》这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许多同学怒不可遏，有的议论纷纷，有的贴出大字报，对《闽江日报》提出严厉的质问，如高一（5）班韩继明、江尚峰、倪兆强等十名同学联名写出大字报《〈闽江日报〉有鬼！》，并且，他们班一大群人又于七日下午若一窝马蜂般窜到报社去，对报社兴师问罪，“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
　　八日，省委机关报《闽江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我省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一文，这是第一篇关于我省运动情况的报道。文章总结了前一阶段我省运动情况之后，又说省委向全省人民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打倒资产阶级“权威”的战斗口号，今天，本报发表了革命小将王登云的文章《评〈连陛三级〉》，王登云是鲤城五中的一个初三学生，但是，他敢于藐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写出了一万五千字的长篇文章批判大毒草高甲戏《连陛三级》。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云云，同日《闽江日报》第三版，用整版的篇幅登载了王登云的洋洋大文《评〈连陛三级〉》。
　　从七月五日到十二日，东南师院政教、艺术、外语等系的一些师生贴出《质问马为同志》、《质问省委》、《质问闽江日报》等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除了一、二张大字报是追究《闽江日报》的画中画问题之外，大多数的内容还是同罗湘的问题相关联。他们提出质问说，六六年五月初，马为同志从上海开会回来，在会上具体布置师院组织力量批判三十年代作品，批判《赛金花》，批判《道德继承论》，而罗湘正是忠实地秉承了马为的旨意，布置政教系批判坏电影，中文系包打三十年代文艺，历史系批判翦伯赞和唐太宗，一开始就把运动引到了纯学术批判的邪路上去，对此马为同志该怎样自圆其说？当罗湘镇压革命学生的面目暴露后，六月二十六日全院师生员工召开声讨罗湘黑帮大会，这是革命的行动，理应得到热烈的支持，中央首长王任重都亲自去武大，然而，马为同志却呆在省委大楼里懒得离开圈圈椅，连一个省委负责同志也没派来参加大会，请问这是为什么？七月三日，马为同志居然还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罗湘请去听他的录音报告，为什么竟对黑帮罗湘如此关怀备至？我院广大革命师生强烈要求罢罗湘的官、改组院党委，可是，省委对这些问题却迟迟不作处理，这究竟是为什么？是不是还想保“车马”……
　　俗语说：“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我们学校是师范学院的附属中学，师院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像无线电电波一样迅速地波及到我们学校来。不用说，师院出现的这些质问省委和马为同志的大字报，也如流行性感冒一般传染到我们的学校，在广大同学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人支持，有人则持反对态度。
　　七月十三日上午，高二（1）班金从栋、黄大勇等五位同学贴出大字报《应当充分相信省委》，该大字报说，最近师院出现了一些攻击省委和马为书记的大字报，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动向，是一些人别有用心，企图把水搅混，转移人们集中火力斗争黑帮罗湘的视线，从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企图包庇黑帮罗湘的罪恶目的，我们应该要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戳穿这些假“左派”的鬼画皮，我们应当要充分相信省委，相信我们的省委是马列主义的省委，是能够很好地处理好黑帮罗湘的问题的，在省委工作团的领导下，让我们进一步掀起深入批判黑帮罗湘的新高潮……
　　对于眼前的众说纷纭，究竟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前运动中出现的新形势、新动向、新问题呢？究竟省委和马为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和许多同学一样都开动了思想机器，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不油然地想起了六四年国庆节所亲眼目睹的一些事情……
　　六四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初三的学生，这一年的国庆节，我们学校初三年段的学生担任中心会场欢呼队的任务。
　　十月一日那一天，天才蒙蒙亮，同学们便在学校里集中，我们每十人排成一列，女生身穿白衬衫、花裙子，男生则是白衬衫、蓝裤子，我们手持花束，迈着雄健整齐的步伐，像浩荡的东风，如澎湃的春潮，势不可挡地奔涌到了街头。
　　中心会场是在五一广场，主席台设在一座新近落成的大楼的大型阳台上，在它的左右两旁各有一座式样相同的米黄色大楼，那上面的阳台也是作为观礼台之用。在正楼的中央悬挂一幅巨幅的毛主席画像，两侧各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上有横幅红布写着：“M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大会”的字样。在这三座大楼的平顶屋檐上都系着红色大灯笼，并且，还悬挂着好几幅红底白字的大标语，四周红旗林立，整个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
　　这几座四层楼房的前面就是广阔的五一路广场，我们中心会场欢呼队的人员便拥挤在它的对面，正对着主席台。我们欢呼队的同学一人领到一只彩色氢气球，一排排地坐在水泥砖的路面上，静静地等待着庆祝大会的开始。
　　在北京时间十点正，扩音器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登临上北京天安门城楼之际，我省、市的庆祝大会也开始了。那些省、市党政军要人、首长同志们排成一条长龙，鱼贯来到了主席台上，瞬时间整个中心会场沸腾起来，刮起了一阵热烈的呼啸。
　　我们中心会场欢呼队同主席台的距离仅相隔一条马路面，况且，我的爹妈又生了我一双1.5的好眼睛，因此，对于主席台上的所有大人物，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同学们都在小声地叽叽咕咕着，猜测议论着两鬓斑白的这一个是谁，而大腹便便的那一位又是何人。
　　自然，大伙儿最熟悉的，也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莫过于省委第一书记兼大军区第一政委的马为同志了，他身穿笔挺的上将制服立在主席台的正中，苏式大沿边军帽的下边戴着一副胶框眼镜，肩膀上别着两枚硬肩章，上面的六颗金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并且，他胸前挂满了耀目的勋章，手里也套上了雪白的丝手套。可谓威风凛凛，气派十足。
　　当大会主持人――F市市长苏田――宣布请省长袁金旺讲话时，会场上又是掌声雷动，只见身躯肥大的袁金旺省长步履蹒跚地来到麦克风话筒前，他用一口乡音的普通话代表省委、省人委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的祝贺。这位袁省长过去是一位老游击队员，他一九二九年就参加暴动，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团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长征时，他率领红八团留下来开展艰苦卓越的“三年游击战争”。在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之后，他仍留下来坚持游击斗争，在《红旗飘飘》里有他撰写的回忆录。
　　部队、工人、农民、妇女、机关干部等代表一个接着一个在会上作了发言。以后，苏市长终于宣布游行开始了，人们顿时精神大振，整个会场一下子变得喧闹异常起来。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仪仗队，他们全部由军人组成，扛着“国庆”字样和共和国国徽的巨大模型，接着是毛主席画像以及巨幅标语语牌，而后又是红旗的海洋。仪仗队的军人们编成一块块的方块，挥动着整齐的手臂，迈开坚定的脚步，每个方队横看一条线，纵看一条线，如刀切似的整齐队形，显示出了一种钢铁般的伟力。
　　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乐曲，中心会场欢呼队的同学们将第一批氢气球升放走，在那蔚蓝色的天空中飘浮起无数的彩色氢气球，宛如仙女们正在曼舞翩跹，撒下了万紫千红的鲜花，为节日的天空增添了异常光彩。
　　在仪仗队之后，首先通过主席台的是少先队员的队伍。他们的最前头飘扬着一面有穗子的大红旗，少先队员们吹着铜喇叭，敲着洋鼓，清脆嘹亮的乐曲声和震耳欲聋的鼓声像插上了翅膀，激荡的中心会场的上空。
　　我们是才刚刚脱下红领巾不久的一群人，今天，又看见弟弟妹妹们的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如若怒放的罂粟花一般绚丽夺目，同学们都很激动，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转瞬遁逝的少年时代，唤起了许多美好的往事回忆。当然，我们对于比我们更年轻的新一代人，是根本不存在着什么嫉妒的，我们衷心地希望他们能够像小树苗一样茁壮地成长，十分高兴地看到他们能够比哥哥妹妹们更幸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在这些可爱的祖国花朵面前，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红脸，谁能不为之欢悦呢？听着他们那银铃般的喊声，谁又能不为之感动呢？主席台上的领导，首长们纷纷频频招手、鼓掌，亲切地向孩子们致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却有那么一个人伫立在台上，对于这感人的情景无动于衷，他套着雪白丝手套的双手叉在胸前，显露出一副倨傲、目中无人的架势来，这不是别人，恰恰正是我们所尊敬景仰的马书记。
　　不久，飒爽英姿的市民兵师扛着迫击炮、反坦克炮、重机枪等武器，雄纠纠、气昂昂地通过了主席台；阵容雄壮的工人队伍过来了，相继驶来一辆辆彩车，又是工业成果的数据，又是五花八门新产品的模型，他们向党和人民报喜来了；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抬着肥壮的猪羊模型，吹唢呐、敲锣鼓、跑旱船、走高跷，欢天喜地地边舞边走，女社员们手舞大红绣球，唱着《社员都是向阳花》，载歌载舞地欢庆丰收……浩荡的游行队伍如滚滚的洪流，一浪盖过一浪，像长江，像黄河，奔腾不息。
　　我不时地将目光投向马为书记的身上，同时，也很留心观察台上的党政军要人的一举一动，我发现，主席台上的几乎所有领导同志们，无论是袁省长还是苏市长都不断地向接受检阅的人民群众挥手鼓掌，亲切地表示致意。可是，惟独只有马为书记一人不是这样，他矜持地站在台上，“冷眼向洋看世界”，他的手一次也无动作反应，就那样交叉在胸前。
　　以后，学生的队伍开过来了，这些被喻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青年学生们朝气蓬勃、风采鹰扬，他们怀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准备肩负起未来时代的重任，昂首阔步地走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
　　此时此际，我忽然听见边上的管剑飞嚷道：“你们看，马为的女儿马薇薇也在队伍里头。”
　　“啊，‘瘦子’，马为的女儿是哪一个呀？”我问。
　　“就是左边最前头的那位，……别着大队长符号的那一位。”
　　我的目光顺着管剑飞的指点，果然看见左前方有一个身材颀长的少女。她的长相算不上美貌，但也不难看，一张略瘦的瓜子脸上一双眼睛顶大，那目光是神气、骄矜的。
　　当马薇薇所在的学生队伍通过主席台的时候，我出乎意料之外地忽然发现，台上的马书记竟破天荒地拍起了掌。
　　管剑飞又在兴致勃勃、眉飞色舞地道：“这个马薇薇在市一中念书，马为十分疼爱她。马薇薇很喜欢打乒乓球，是一中校乒乓球队的队员，马为为了她的缘故，居然把全省仅有的一张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用过的乒乓球桌搬到自己的家里来，并且，还特地叫了一位省体院乒乓球教练到他家里，专门训练他女儿打乒乓球咧……”
　　在学生队伍的行列中，有一支是我们学校的腰鼓队。大约，这是我们学校的传统，每逢国庆节游行时，总要组织一支腰鼓队。那些女生们身穿鲜艳的服装，腰间各系着一只红色的腰鼓，她们整齐地挥动着有彩穗的鼓柄，边舞边击鼓，在会场的上空响起了一阵清脆、欢快的腰鼓声。“咚、咚、咚，咚、咚、咚”，那富有强烈节奏感的腰鼓声声声点点都敲在同学门的心坎上，我们的心因震撼而抖动，我们的血由于欣喜而沸腾了。中心会场的欢呼队的同学们纷纷拍手鼓掌，为我们学校腰鼓队女生们的精湛的表演起劲地喝彩起来。
　　“翩若警鸿，婉若游龙”的少女们一边欢快地敲打着腰鼓，一边轻盈地舞步前进，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了一幅生动、活泼、美丽的画卷。这当儿，主席台上的诸位领导都向这群腰鼓队的姑娘们热烈鼓掌，扩音器里也传来了他们赞美的笑声，然而，唯独那位尊贵的阁下无所动也，就像一尊复活节岛上的石雕像一动不动地面对着大海。
　　以后，我们学校的高三学生精神抖擞地扛着标语牌通过了主席台。在最后部分的体育大队中，那些滥竽充数的“运动员”们――我们学校的高二同学――身穿朱红色的运动衣，手执乒乓球拍，挺起其实不发达的胸脯，也从我们的眼前走过。一支支的游行队伍都过去了，过去了，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如那长空的东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我由始至终都非常注意观察台上马为书记的一举一动，哪怕他改变了一下站立的姿势，打了一个疲倦的呵欠，也难以逃脱我的目光。自从他的千金过场之后，他再也没有突然产生不可思议的灵感，使他能够挥一下手，击一回掌。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是否也察觉到这一些，不过，对于我来说，所有的情景历历在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当游行队伍都通过时，中心会场欢呼队的同学们将所有剩下的氢气球统统放掉了。我抬头望着尚留在我手中的那颗金黄色的氢气球，对它显得有些依依不舍，心里好像在跟它说：飞吧，我的氢气球，快飞到自由自在的天空中去吧！于是，我不觉手一松，它若同一个小淘气鬼从大人那儿逃脱，一下子就冲上了云霄。
　　那颗可爱的氢气球和它的伙伴们一道争先恐后地升腾到高空中，还有几颗大型的氢气球末端系着醒目的标语，它们也不甘落后地迎头赶上，瞬眼间，忽如一阵春风来，湛蓝色的天空千葩百卉一齐开放。
　　天空是五彩斑斓的气球，大地是姹紫嫣红的鲜花，花如海，歌似潮，中心会场欢呼队的同学们挥动着花束，一排排整齐地跑动着，迅速地涌向主席台，其气势如磅礴万千的钱塘江之潮，“海浦吞来尽，江城打欲浮。势雄驱岛屿，声怒转貔貅。”同学们声嘶力竭的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那欢呼声恰便似有一万个铁球在洋铁板上滚动，震撼了整个会场。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呀！主席台上的所有首长都不约而同地向我们频频挥手鼓掌，也许，马为书记也被这眼前的热烈场面所感染，也许，是出于礼节上的缘故，他也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拍了几下掌，接着便转身退出了主席台。
　　庆祝大会终于结束了，今年我们有幸作为中心会场的欢呼队目睹了诸位领导的丰采，对于马为书记仅有的二次鼓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样的深刻，就像钻凿刀雕一般难以磨灭，连我也没料到这件事后来对我竟发生了重大之影响。
　　一天晚上，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又聚集在新教学楼前的水泥墩儿处，一边纳着凉，一边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金从栋、黄大勇他们的《应当充分相信省委》大字报，我看又是《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翻版，人们才刚刚贴出几张省委和马为的大字报，就有人大声惊呼：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真见鬼！”林文武发表议论道。
　　“我们总不能随便就怀疑起省委来，省委和师院党委毕竟是不同的，没有事实根据不能轻易地下断言省委和马为就是罗湘的黑后台，胡适的那一套‘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是行不通的。”任培生不以为然地说。
　　“谁说没有事实根据呀？难道这几天师院的大字报里所揭露的材料都不是事实根据么？罗湘这些年长期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这一次又疯狂地破坏我院的文化大革命，难道说他的后面就没有人替他撑腰吗？为什么广大群众揭了那么多罗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材料，而罗湘的官却一直罢不下来，到底谁在暗地里包庇他呢？所有的这一些难道都不是发人深省的么？”我也高声地发表己见。
　　“嗯――我承认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不过，光凭大字报上的那些片鳞只爪的东西是不足以说明什么，我们的省委究竟是姓马的还是姓修的？是不是像北京市委一样也烂掉了？这只有在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之后才能做出判断，而我们不过是‘下里巴人’，过去是蒙在鼓里的，现在还是蒙在鼓里的，对于上层内部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能有什么发言权呢？”任培生又道。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只有一蚬壳的水一般多，不论省委是红的还是白的，我们都没有材料加以证明。”陈炳义也开口说，“当然，不可否认省委对罗湘的问题态度是暧昧的，人们对省委提出质问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质问并不等于说省委就是烂掉的梨子，省委是不是真金还要在这场炽热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中加以考验证明。”
　　“听说，《闽江日报》常出现的朱丹赤就是省委的笔名，那些杂文跟‘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简直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货，那朱丹赤还专门出了一本集子。”肖亮也道。
　　“对，没错，我们学校图书馆里就有这本书，书名叫《朱丹赤论文选》，我前些天曾借过这书，里面都是些诸如《“卧薪尝胆”》、《民主的威力》之类的影射文章，要说材料，这就是现成的批判材料呗。”林文武又紧接着说。
　　“只是不知道朱丹赤到底真的是不是省委的笔名，倘若这座土地庙儿果真就是孙悟空变的，自然，这块豆腐就好吃了。”我一边摇着合扇，一边思索着道，“不过，不管朱丹赤是谁，其来头都是像B-52型轰炸机一样的大，不然，其文章怎么可能在省委机关报《闽江日报》上接二连三地刊出呢？好像《闽江日报》是其自家办的报纸一样。……明天，我们就上图书馆借这本《朱丹赤论文选》，再把这几年的《闽江日报》统统借出来，好好地研究一番，我相信这将有助于分析、判断省委到底有没有问题。”
　　刚才一直一语不发的董光涛这时也憋不住了，他发话说：“我看省委可千万反不得，我爸爸告诉我，那个马为每天晚上都跟北京通长途电话，中央是很信任他的，上面有什么精神都同他通气，要是我们省的运动出了偏差，难道中央还不会发现吗？我爸爸说，你们可不要初生牛犊不怕虎，连省委、马为的大字报也乱贴起来，那要闯大祸的。”
　　经董光涛这么一说――他提供的情况是我们原先所不知道的――，大伙儿不由地暂时沉默了下来。一会儿，我直视着他说：“初生牛犊又有什么不好呀？难道要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去当连牙齿也掉没的老黄牛，整天围着石磨团团转吗？甚至，连眼睛也要用罩子罩上。……为了要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就需要一种无所畏惧的牛犊精神。”
　　“不管怎么说，贴省委、马为的大字报可非同鞭陀螺一般的儿戏，也非同贴蓝峰、罗湘的大字报，必须谨慎行事。我听说，金从栋、黄大勇他们的那张大字报底稿事先曾经拿给工作组组长郭洪看过，是得到郭洪的赞许的。”任培生又道。
　　“工作组的态度本来就是可想而知的，毕竟是省委工作组呗，岂有小子敢在老子头上动土的？我们提倡的应该是独立思考，何必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呢？”我瞥了任培生一眼说，“老兄，我记得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怎么如今走一步路也生怕树叶砸脑袋呀？大概是因为你当上了‘大左派’，‘大左派’的脑袋值钱呗。”
　　“你这是鬼二爷拉胡琴――鬼扯！谁说我是什么‘大左派’呀？我还是我。”任培生急忙为自己辩解道，“实实在在的是，贴省委、马为的大字报跟贴蓝峰、罗湘的大字报不一样，省委不是县委，是管我省一千七百万人民的首脑机关，是心脏，而且，我省又是对敌斗争的最前线，中央要是不信任马为，怎么会把这千斤重担托付给他呢？再说，我们手头也没有掌握什么省委的材料，总不能像大炮轰麻雀一样瞎轰一气呀？……当然，我也承认省委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是不力的，不过，我们应该相信党，相信省委会处理好罗湘的问题的。”
　　“我们当然相信党，我们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至于省委是否可以相信，那就要看它有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文武也高声嚷嚷着。
　　“可是，你们又有谁敢于坦胸露乳地下断言说马为就是五步蛇呢？哼，你们根本就没有足以使人信服的什么材料，手头连一张扑克‘主牌’也没有，还想‘剃光’人家咧，实在有点可笑。”董光涛又启齿说，“反正，要贴省委的大字报你们去写好了，我这一回不准备参加，我爸爸也不会同意我签名的。”
　　“你究竟是你妈妈的心肝，还是你爸爸的宝贝呀？难道你老头子的话就是‘圣旨’？亏你还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咧。大约，你连上厕所一趟也要请示一下你老头子吧？哈哈哈。”我揶揄他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愿意签名，谁也不会强迫你在大字报上签名的。我这人一向是姜太公钓鱼，钩是直的，愿者上钩。”
　　次日上午，林文武、陈炳义、肖亮和我一起往学校图书馆跑，将《闽江日报》和省委理论刊物《红与专》从60年到66年上半年的合订本以及《朱丹赤论文选》统统借了出来，我这人多了一个心眼儿，还把这几年的《解放日报》合订本也借了出来，我以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从上海首先开始对《海瑞罢官》发难的，毛泽东主席若不信任上海市委的话，也不会选择上海向北京市委开战的，所以，我想拿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与我省的《闽江日报》、《红与专》来加以对照。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也许，通过同一时期的不同报刊之间的比较鉴别，将会更容易地发现什么问题。
　　我们一行人像抱大西瓜似的抱着这几叠沉甸甸的报刊合订本，来到了科学楼物理实验室。那儿环境比较清静，没有什么人打扰，而且，那里面有着比乒乓球桌还宽大的长桌子可供我们随便铺摊东西，确是进行工作的好场所。
　　我对众人道：“喂，小伙子们，大家一人啃一块窝窝头。一人包一年的合订本，咱们也‘包产到户’，发现有问题的地方就用纸摘录下来，然后再汇总在一起起来。”
　　“Allright.（好。）”林文武等欣然应诺。
　　于是，分工罢，我们一人就各抱起一本《闽江日报》合订本，打开那因时间长久而发黄的报纸，一双双炯炯的目光如探照灯一般在搜索着目标。
　　我一会儿翻着《闽江日报》，一会儿看着《解放日报》，不禁双眉紧锁。如果说在未查看这些旧报纸之前，关于省委的问题除了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外，我们对于那高墙深院里的事情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在阅罢这些历史的见证物之后，常言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感到这些年来省委的问题确实是不少的。
　　在《闽江日报》上，甭说穿60年、61年、62年的报纸简直看不到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之类的字样，这一些如同科摩多“龙”一般几乎在地球上绝了迹，就是到了63、64年全国已经掀起学毛选的热潮，《闽江日报》对于学习毛著还是十分冷淡的。譬如，63年3月8日报道妇代会开会的标题是：《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迎接生产建设新高潮?――全省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开幕》。63年4月10日刊登劳模会的标题是这样的：《发扬工人阶级先进思想，掀起增产节约运动高潮?――F市工业交通基建财贸劳模会开幕》。在不久的将64年的《新年献词》里，也只字不提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毛选之事。而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则不然，他们早在60年就开始大力提倡掀起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60年8月1日《解放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发扬毛泽东军事思想，发扬解放军光荣传统?――本市军民欢庆“八一”》。8月2日的报道大字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群英大誓师?猛攻科学尖端，大力支援农民?中共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委员会书记、付院长×××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同志要求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鼓干劲，再接再厉，结合研究任务，继续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大抓巩固、推广、提高工作，出色地完成今年的研究计划。”同日还登载中将×××的文章《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里面谈到战士学习毛选人数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和工农群众学毛选，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高潮。
　　关于文艺方面，两报的差别也可谓泾渭分明。61年9月30日《闽江日报》有报道文章《好戏连台，笙歌处处?――F市节日文娱活动丰富多彩》，消息说：“F市各剧团已经赶排了三十多本好戏。在节日演出的剧目中，有些是最近挖掘整理出的传统剧目，题材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受到观众喜爱的‘贻顺哥烛蒂’再度见面。节日里，省京剧团将上演‘恶虎村’、‘李十娘’、‘宋江刺妻’、‘琐麟郎’、‘卧虎沟’、‘卖水’等戏，……爱好越剧的观众们，将看到芳华越剧团上演的古装戏曲‘侠义风’、‘拾玉镯’、‘打金枝’、‘间祭’、‘王老虎抢亲’、‘风雪摆渡’等”。至于《解放日报》上散发出的则不是出土文物的那种白膏泥和木炭的涩味，而是充满着呛鼻的强烈的时代的硝烟味。例如，60年7月26日本报通讯员、记者文章《上海人民沪剧团坚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深入工农兵，反映大时代，团员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两年来创作剧目达二百多个》，报道云：“上海人民沪剧团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两年来通过轰轰烈烈的群众创作运动，共计创作了大小剧目二百二十四个，出现剧本创作满园花开的大丰收局面。其中‘星星之火’、‘战士在故乡’、‘鸡毛飞上天’、‘争上十三陵’等等，都是流行的优秀剧目；‘星星之火’并已拍成电影。‘饮水思源’，如今沪剧团的艺术创作人员，每当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都深有所感。”
　　列宁说：“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倘若我们脱离了历史的时代背景，单纯地用今天的眼光来挑剔过去的事情，自然会作出许多不客观的错误臆断。当我们把两种同一年代的报纸摆在同一张桌面上时，稍有识别的人都不能不察觉到这两报之间的差距甚大，简直若同涨潮与落潮的水位落差，也许，报纸也是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一个市委和一个省委之间的水平差别吧。
　　当然，拿《解放日报》和《闽江日报》加以对照是可以的，但只能作为参考借鉴之用，却不能在白纸上留下黑字，那是十分不明智的做法，因为这世道太乱了，许多省份都揪出了“黑帮”，并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谁也不能保证上海市委就一定没有问题，即便它是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斯莫尔尼宫”。
　　我不断地往笔记本上摘抄材料，《闽江日报》上的问题够多的了，没花费多少的功夫，我就记了小半本笔记本。
　　十四日下午，由师院各系工作组秘密宣布省委的决定，撤销罗湘院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谢忻伦院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撤销杨雨皋副院长的职务，并改组院党委。本来，省委的这一决定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全院师生都感到欢欣鼓舞。是日傍晚，政教系有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在院广播电台广播这消息，但没料到却遭到工作团的拒绝。紧接着，当天晚上，政教系徐季等三十人联名写出一张倡议书，倡议省委召开万人大会，把罗湘、谢忻伦、杨雨皋这些黑帮斗倒斗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没想到这张倡议书也被工作团卡住了，他们不让人在各系张贴这张大字报，说是一张对抗省委决定的反革命的倡议书。可是，被文化大革命的阵阵喊杀声震撼心灵的年青人，若同尾巴被火燎了的雄牛是不顾一切的，他们犀利的“牛角”一捅就捅破了工作团布下的罗网，照样把倡议书贴到各系去。
　　十五日黄昏，太阳已经落下山的时候，有五位政教系的大学生有的手挟着一捆大字报，有的手提着浆糊桶和拿着扫帚，来到了我们的学校。可是，他们一到我们的校门口即被正在值班的高二（2）班的孟成铭和另一位同学阻拦住了，他们不让师院大学生到我们学校张贴大字报，理由是工作组有令凡外校的人进我校必须要持有介绍信才能进来。而那几个政教系大学生根本不卖此账，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硬闯了进来，当即往校门口那棵迎宾松旁边的墙上七手八脚地张贴起那张倡议书来。
　　那个孟成铭见阻止不了这一群大学生，便急忙跑到办公楼叫人去了。
　　没多久，只见金从栋、吕克刚、吕克强、刘魁、黄大勇、范前锋、张士杰等一大群同学从办公楼的石阶上冲了下来，朝校门口狂奔而去，而工作组副组长刘焕发也气喘嘘嘘地跟在他们的屁股后头疾走着。
　　一场短兵相接开始了，吕克刚、吕克强他们气势汹汹地把这几个大学生团团围住，制止政教系的人往墙上贴倡议书，而许多同学也闻讯纷纷赶来凑热闹，这样，就把那几个大学生像圆心一样给围困在中间了。
　　“你们是哪路的溜子？你们跑来干什么？谁请你们到我们学校贴大字报呀？”吕克刚瞪起豹眼喝问。
　　“什么溜子不溜子的，座山雕的黑话我们听不来。”徐季用挑战的目光对视着他。“我们是东南师院政教系的，是来贴一张倡议书的，请你们让我们贴。”
　　“哼，什么倡议书我不懂的，只知道这里是附中，而不是政教系，你们像黑瞎子一样走错了门槛。”金从栋冷冷地讥刺道，“我们工作组有通知说，凡是外单位到我校开座谈会、贴大字报的人，都必须要持有介绍信才能进来，你们有没有介绍信呀？”
　　“要介绍信干吗？我们有师院的校徽。”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大学生手指着胸前的校徽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是不请自来的。”
　　“哼，校徽顶个屁用！鬼晓得这是偷来的还是骗来的，街上的‘钳工’多得是咧。”吕克强也不怀好意地高声嚷道，“你们要贴省委的大字报就到省委去，我们这里不是省委，不要贴到我们附中来，还是请你们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走吧。”
　　“哈哈哈，我们是人可没尾巴，只有哈巴狗才长了一大簇的尾巴，也许，不知你们哪位有返祖现象，裤子里也藏着一条猴子一般的尾巴。”那个戴眼镜的大学生也反唇相讥说，“我们是师院的政教系，你们是不是师院的附中呀？　什么外单位不外单位的，介绍信不介绍信的，见你的鬼去吧！”
　　“你才见你的鬼去吧！他妈的，你们大学生逞什么威风！老子就是不让你们贴！”黄大勇惯火起来，他一边大声嚷着，一边两只拳头捏得紧紧的，好像马上就要动手打架似的。
　　“你们有什么权利不让我们贴？我们就是要贴！”一个手拿着一把破扫帚的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大学生毫不示弱，他又挥舞起扫帚继续往墙上刷浆糊。
　　“不许你们贴，拉长耳朵听着，政教系的秀才们，你们敢贴，我就敢把你们的倡议书撕掉！”身穿红色背心的吕克刚如棕熊一般吼叫起来。
　　“岂有此理，你们想动武吗？你们仗着人多势众，就想用武力把我们几个都打倒在地吗？”那位五大三粗的大学生转身把扫帚放回浆糊桶里，他挺起胸膛站到吕克刚的面前，金刚怒目地道，“哼，你若敢碰我一根毫毛，我的一个拳头就打掉你的两颗门牙。”
　　这当儿，空气紧张得如若火药桶在吱吱冒烟着，眼看一场武斗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见此情景不妙，本来在后头观望龙虎相斗的刘焕发赶忙挤到中间去，将吕克刚和那棒大学生隔离开来，充当起“和事老”劝解说：“唉呀，同志们，大家都别用拳头说话，拳头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有话慢慢说。”
　　接着，他又扫视了众大学生一眼，沉下脸道：“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吧，难道你们还没看见我们学校的同学是不欢迎你们随便贴什么倡议书的，那就别贴了吧，要贴就贴到你们自己系里去。”
　　“多谢你的‘好意’，你的心肠‘好’得就像狼外婆。”徐季打量了刘焕发一眼，嘴角发出一丝冷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的倡议书不但在我们的系里早就贴了出去，也在全院各系都贴了出去，今天，我们也来你们附中贴，如果你们不是罗湘的乏走狗的话，就应该让我们贴。”
　　‘呸，你们才是罗湘的乏走狗，你们不去深揭狠批罗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放着系里的牛鬼蛇神不批不斗，偏偏跑到我们学校闹事，制造事端，扰乱人们的斗争视线，从而达到包庇罗湘的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粗矮壮实的金从栋胀大了脖子嚷起来。
　　那几个政教系大学生不理睬我们学校的同学怎样阻挠和围攻他们，他们照样干他们的，把倡议书贴到了墙上去。
　　“随你们贴吧，你们这几只乌鸦别高兴得太早了，你们贴了等下我们撕，会笑的人是最后笑的。”范前锋大声地嘲笑着。
　　“你们敢撕？我们还要来贴，你们用强盗般的卑鄙行径休想掩住我们的声音，真理的声音是吞没不了的！”徐季涨红着脸嚷嚷道。
　　“哈哈哈――”吕克强故意狂笑不已。“你们的所谓‘真理’见鬼去吧！你们妄想把矛头指向省委，我们就是要相信省委，不许你们贴什么反革命的倡议书！”
　　“哼，我们倡议开万人大会斗黑帮，居然成了‘反革命’的倡议书，天下保皇派真是大有人在，康有为的阴魂恐怕一百年也不会消失。”徐季的眼睛瞪着吕克强。
　　“喂，咱们走吧，跟这些保皇党、保皇派分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徒费一钵子的口水。”那个戴眼镜的大学生提起了浆糊桶，一边嘴里道。
　　以后，那几个大学生便收拾他们的东西，摆出一副不屑同吕克刚、吕克强他们纠缠不休的态度，离开了我的学校。
　　“喔喔喔――老鼠们夹着尾巴逃跑了，快滚蛋吧，政教系的黑秀才们！”望着他们离去，吕克刚等人故意哄叫起来。
　　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吕克刚、黄大勇他他们把那张浆糊未干的倡议书给撕取了下来，范前锋还忘形失骸地狂呼道：“‘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让反革命的倡议书见上帝去吧！”
　　他们撕毁了倡议书，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岂料到偏偏事与愿违，这件事恰恰成了导火索，导致了一大堆雷管的爆炸，造成了巨大的风波，同学们围绕着倡议书可以不可以贴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十五日傍晚，因为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回家去了，所以事态并没有闹得太大。到了次日上午，许多同学来校后听说昨天发生的倡议书事件，各人持不同的看法，议论、辩论、争吵便在教室里、走廊上、校园里各处进行着，如吊石连环雷一般在四处开花，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大约十点多的时候，我到办公楼看大字报，在二楼楼梯口附近的走廊上，看见江翠莲老师正大声地对一群同学谈论昨天的事件，她感情冲动地道：“那几个政教系的大学生是野狼扒门――没安好心，他们的居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不相信我们的省委，不相信我们的工作团，企图打乱省委和工作团的战略部署，如同当年右派分子一样故意制造事端，煸动人们对省委的不满和怀疑，从而达到打倒省委的反革命罪恶目的。他们像流窜犯一样到处流窜，张贴什么反革命的倡议书，公然向省委施加压力，污蔑省委是罗湘的黑后台，像这样的倡议书怎么能让他们随便张贴呢？就是要把它撕下来呗，这是革命的行动，是无可非议的……”
　　我以前从未跟江翠莲老师打过交道，在工组进校后，她踩在蓝峰的身躯上成了一位红光闪耀的“左派”女士。今天，我见她唾星四溅地在强词夺理，忍不住地同她交起锋来：“哼，什么无可非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毛主席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任何人也剥夺不了的！人家贴倡议书为什么不让贴？撕毁人家大字报算屁个‘革命的行动’，你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写大字报呗，为什么要用拳头堵住人家的口呢？”
　　江翠莲老师先是愣了愣，用挑剔的目光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瞪起大眼说：“他们的倡议书实质就是向党进攻，我对这些右派分子就是不能讲平等，就是要用拳头堵住他们的口，不许这些这些牛鬼蛇神到处放毒，不然，什么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呢？难道无产阶级不要压倒资产阶级吗？东风不要压倒西风吗？”
　　“亏你还是一个堂堂的校临时领导小组的组长咧，连什么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也闹不明白，你可真是山尖上的暖壶――水平（瓶）‘高’呀！”我揶揄她道，“谁说那几个政教系大学生就是‘右派分子’、‘牛鬼蛇神’呀？我敢说你连他们谁叫张三、李四也叫不出来，怎么能随便地血口喷人呢？这张倡议书倡议省委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罗湘，为什么不可以倡议呀？你要写什么倡议书也可以写呗，为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
　　在我和江翠莲老师展开唇枪舌剑之际，过路的一些同学也都停住脚，聚围着我们在倾听辩论，高三（3）班的刘魁也挤身于人丛之中。这当儿，他也纵马抡刀，与本人交战道：“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完全是胡扯！我们工作组有通知说，凡是外单位人不得在我们学校随便张贴大字报。那样人来路不明，鬼晓得他们是祝家庄的，还是扈家庄的，我们就是有权利制止他们到我们学校贴大字报，要贴就贴到他们自己系里去，他们跑到我们学校来煽阴风，点鬼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刘魁身材魁梧，脑袋大得像皮鞋合子，两道浓眉如刷子一般又粗又黑，一双蛇眼投射出锐利的目光，显得不怀好意和几分狡黠。尽管他衣著朴素，但从他的外貌中仍显现出海外华侨的某些特征。据悉，刘魁是一个印尼归侨，他的父亲在泗水开了一爿布店和一个碾米厂，是一个华侨资本家。刘魁过去曾担任过我们初中班的少先队辅导员，彼此是相熟的，他后来因为患急性肝炎休学一年，因而降到现在的高三（3）班。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在所谓大是大非的面前，人们把昔日的交情搁置脑后，为了不同的观点而争论得脸红脖子粗，这些现象是司空见惯的。
　　我的眼睛瞟了刘魁一眼，当即反驳说：“哼，以我看，工作组的什么通知本来就是一个清规戒律，为什么外校就不能来我们学校贴大字报呢？难道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北大的一把火才点燃的吗？而且，退一百步说，那几个政教系的大学生既不是祝家庄的祝氏三杰、‘铁棒’栾廷玉，也不是扈家庄的‘飞天党’扈成、‘一丈青’扈三娘，他们的衣服上明明别着东南师范学院的校徽，你们又不是瞎子竟视而不见，我们都是同属于一个省委工作团，为什么不让他们贴大字报呀？为什么要像蝙蝠害怕阳光一样地害怕革命的大字报呢？”
　　“啊，你说什么？工作组的通知是‘清规戒律’？难道可以允许外校的人随便到我们学校张贴大字报吗？这岂不是乱了套么？大字报怎么可以到处乱贴呀？你为什么不贴到大街上去呢？”江翠莲老师又嚷起来。
　　“是啊，你干吗不把大字报也贴到大街上去呀？”刘魁也乘机夹攻，不怀好意地冷笑着。
　　“哼，你干吗不问为什么不把大字报也贴到厕所去呢？”我也反唇相讥说，“我们的学校又不是一个独立王国，为什么同是东南师院的政教系的倡议书就不可以贴呀？难道它是洪水猛兽？……即便是其他学校的同学要到我们学校来贴什么倡议书、大字报，我们也应该欢迎人家贴才对，更无撕毁大字报之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呗，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是有鉴别玫瑰花和蓖麻子的能力的。”
　　“政教系的倡议书就是一株大毒草，他们倡议召开万人大会是虚晃回马枪，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把斗争锋芒指向我们的省委和省委工作团，进而打倒省委，推翻党的领导，达到当年右派分子想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目的。”刘魁又声色俱厉地道。
　　“不管这张倡议书是香花还是毒草，撕毁它是一百个没有理由的，为什么不让人家发表不同观点呢？再说，如果省委有什么问题的话，为什么不可以也写大字报呢？难道质问省委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哪家的逻辑呀？”我又发表不同的见解。
　　这下子可不得了，我遭到他们群起攻之，只见江翠莲老师激动地涨红着脸质问道：“啊，你说省委有问题，省委有什问题呀？难道罗湘的问题不正是省委和马为书记发现的吗？要不是省委和马为书记及时派来了省委工作团，咱们这些人还被罗湘、蓝峰之流打入十八层地狱里不得翻身咧，现在省委又决定罢了黑帮罗湘的官，这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只有居心叵测的人才会怀疑我们的省委。”
　　“我们的省委是马列主义的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省委，是不许任何人怀疑的！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们为了要替他们的老子――那些牛鬼蛇神、黑帮罗湘、蓝峰之流――哀鸣，掀起了一股怀疑省委、攻击省委的狂风恶浪，他们是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台湾的蒋介石匪帮，美帝苏修一唱一和的！”刘魁的眼睛恶狠狠地盯住我。
　　高一（4）班的赵美英也卷入了辩论的旋涡，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地道：“你有什么材料说省委有问题呀？没有事实根据就不能随便信口开河！我们应当要相信党、相信省委、相信马为书记，我们的省委是站在运动的最前列的，全国哪有那么多的前北京市呀？如果全国的省委统统都烂掉了，那么，我们的党也不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了。”
　　“哼哼――”我连声冷笑。“你们歪曲人家话的本领恐怕是世界第一的，连秦国的张仪也要对你们甘拜下风。我刚刚的原话是：‘如果省委有什么问题的话，为什么不可以也写大字报呢？’至于我们的省委有没有问题，可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接受考验、检验呗。我们是应当要相信党的，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时，我们也应当要相信群众，相信广大群众是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实际上，谁也没有说全国省委统统都烂掉了，不过，前北京市委也不是赫鲁晓夫的‘独生子’，不然的话，文化大革命也用不着在全国全面铺张开来，前北京市委一改组就可以偃旗息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咱们也用不着停课闹革命，更用不着在这里争得面红耳赤了。”
　　高三（4）班的姚自强不知什么时候也挤身于人丛之中，这会儿，突然他开口对我道：“喂，你跟他们辩什么呀？和这些‘保皇派’什么好说的，咱们还是节省点口水滋养身子，用不着同他们磨嘴皮，走吧，咱们走吧。”
　　姚自强要劝说我走掉，而那些人却把他也缠住不放，江翠莲老师气势汹汹地逼问姚自强说：“你说清楚点，谁是‘保皇派’哟？你们放着黑帮罗湘、蓝峰、牛鬼蛇神们不批不斗，却想转移斗争目标，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咱看你们才是真正的‘保皇派’！”
　　“究竟谁是真正的‘保皇派’，让历史来做鉴定吧，历史是自有公论的！现在，犯不着跟你们争，李晟，咱们走！”姚自强说着，就推着我离开了人丛。
　　十八日接近晌午时分，在办公楼附近的大字报栏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质问省委、质问省委工作团》，这是我校第一张公开把矛头指向省委的大字报，是高三（1）班的刘奇、王忠贵、许力达、周彬、黄国良、孙昭然、刘晓梅等九位同学联名写的。
　　这张大字报不长，只有二张纸头，但却十分引人注目，其内容大意是：师院政教系的那张三十人倡议书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然而，省委工作团对这张小小的倡议书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千方百计地阻挠、干扰他们张贴倡议书。尤其恶劣的是，我校工作组竟唆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同学围攻来我校贴倡议书的政教系学生，并公然撕毁倡议书，肆无忌惮地践踏“四大”自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对于他们的卑鄙行径提出最严厉的谴责。我们要质问省委和省委工作团，你们为什么如此害怕这张倡议书？为什么不敢召开万人大会批斗黑帮罗湘之流？为什么不敢在省报上、电台上公开点名批判罗湘？为什么不让人们在院电台里广播罗湘等人的罢官消息？你们搞的是什么秘密罢官的鬼把戏呀？一个多月来，罗湘疯狂破坏我院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早就暴露无遗，而罗湘的乌纱帽却迟迟摘不下来，现在又搞什么“秘而不宣”的所谓罢官，这是一个假批判罗湘、真包庇罗湘的大阴谋，我们不禁要发问，为什么我院的运动阻力如此之大？这阻力来自何方？省委是马列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难道不要打一个问号吗？
　　刘奇、王忠贵等人的这张大字报无疑是一颗炸弹，在全校广大师生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我的震动也同样是巨大的，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共鸣，我觉得有必要加快我的大字报写作速度。
　　我看完了大字报就离开人丛，还没有走几步路便碰上了班主任柯达和老师，我向他打招呼说：“达和老师。”
　　“哦，李晟，你上哪儿去呀？”柯达和老师微笑着对我点点头。
　　“刚刚看了大字报，”我停下脚步道，“诶，老师，高三（1）刘奇、王忠贵他们的那张大字报你看了吗？”
　　“那张《质问省委、质问省委工作团》的大字报吗？……嗯，看了，看了。”
　　本来，我就打算这几天找班主任一趟，想征求一下他对我们准备写省委大字报的看法，以便我决定是否最后付诸于行动。今天，刘奇、王忠贵等同学的大字报又在我的心里燎起一把火，我想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同班主任谈一谈，倾听一番他的意见。
　　我迟疑了一下，又说：“嗯，老师，我有一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想听取你对问题的看法。”
　　“好啊，什么事呀？……咱们到这边谈.。”柯达和老师说着，我们就走到附近的木栏处站住脚。
　　我又犹犹豫豫了一会儿，然后道：“老师，我们几个同学这几天也正在酝酿着一张大字报，内容也是写省委的。”
　　“啊，你们几个也要写省委的大字报？”柯达和老师那双深邃的眼睛直视着我，他沉默了好一阵子，才又问，“你们有没有掌握什么省委的材料呀？可不能无的放矢，像放鞭炮一样劈呖叭啦地乱放一气。”
　　“那当然，我们是不会瞎子放空炮的，这几天我们搜集了不少的材料，我们把《闽江日报》60年到现在的合订本统统都从图书馆里借了出来，在这些报纸堆里我们发现了省委的许多问题，再联系省委在这场运动中的暧昧态度，我们认为省委并不是一池清水，是有些问题的。”
　　“哦，”柯达和老师显得若有所思。“既然你们掌握有材料，那就另当别论了。”
　　“老师，照你的看法，咱们的省委究竟有没问题呀？”我的眼睛盯望着他的脸。
　　在省委工作组进校后，柯达和老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左派”先生，并当上了校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由于他目前所处的地位，使他不能畅所欲言，变得有些谨言慎行了。这阵子，他含糊其词地说：“这个啊，省委的情况我不太了解，而且，我还没有很好地想过这件事咧。……不过，我觉得关于省委的问题，我们应该要持慎重的态度，最好不要忙着下结论，先做一些调查研究。……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走一步路三回头，年青人呗，就应该要敢想、敢说、敢干，只是首先要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再行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大斗争，我们应该要像船夫一样学会辨别风向、航向和潮流，只有这样，才不会迷航翻船，不致于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嗯，老师话的意思我基本上是理会的，关于省委的问题，我们是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与讨论，并搜集到了许多的材料，最后，才下决心要写大字报的。”
　　“是啊，我是相信你们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培养自己具有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不要听凭别人调嘴学舌，不要听见风，便是雨，应该透过无数层纱布般的蒙蒙迷雾识破庐山的真面目，用毛泽东思想洞察一切，衡量一切，只要坚信自己的想法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在斗争中学游泳，鲁迅先生说得好，‘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尽管柯达和老师并不十分支持我们冒然贴省委的大字报，但是，他也不愿意对我们泼冷水，所以，他只对我们讲了一些大道理，我以为就他目前的地位处境，他能够说这些话也可以算是一种间接的支持了，我本来就不期望会从他的嘴里听见什么赤裸裸、直露露的话。
　　我废寝忘食地挥笔疾书，终于把大字报的稿子赶写了出来。接着，我将稿子交给诸位伙伴讨论，由林文武再作修改补充，最后总算是定下了稿。
　　二十二日，我们一伙人又躲进科学楼物理实验室里，忙忙碌碌地抄写了一整天，才抄写完大字报。而后，就是签名，林文武、陈炳义像油炸麻花一样干脆，一下子就提笔签了名。至于“胖子”肖亮则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显露出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我是理解他的心情的，便劝说他道：“‘胖子’，怎么搞的，又想临阵打推堂鼓吗？你这人也真是的……我看你别顾虑那么多了，反正天塌下来，有我们顶着，跟你没关系！”
　　经过我们几个的蘑菇，到底还是说动了肖亮的心，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唉――好吧，我也豁出去，横竖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二十三日上午，学习时间一结束，我们几个便跑去抬浆糊桶，把大字报刷到新教学楼一楼走廊的墙上，那五十三张之长的大字报从我们班教室的这一头一直贴到5班的那一头。我们还在张贴着大字报，立刻就有好多同学聚围上去观看着，当我们贴完大字报时回首张望，只见人群如一条小河一般流过了整条走廊。显然，我们的大字报也是一颗重磅炸弹，它的爆炸也震动了整个桃花山――我们的校园。
　　我在我们的大字报《让事实说话》面前留连了一阵子，然后，就回到自己的教室去。这时，尤品玲、张露、朱温文、郭乃丽等像一群麻雀一样闯了进来。尤品玲发现我站在我的座位旁，她那双可爱的凤眼顿时变成了凶恶的猪眼，好像发热病一般闪光着，两道秀美的柳眉倒竖起来，横下颜面表情肌，脸孔绷得紧紧的，露出坚硬与雪白的牙齿，仿佛要咬人似的恶狠狠地冲着我嚷道：“喂，你们这群人是发了疯，还是怎么的？居然竟贴省委的大字报来，真是胡乱来！”
　　“就是，我们的省委是马列主义的省委，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怎么容得随便怀疑，难道地球是圆的也要怀疑吗？难道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月球围绕着地球也要怀疑吗？”郭乃丽也高声叫嚷着。
　　我扫视了这几个女生一眼，冷冷地道：“哼，据我这个‘笨伯’所知，地球不是圆的，而是椭圆形的，在中世纪的年代，哥白尼的宇宙的太阳中心说还被宗教法庭视为异端邪说，布鲁诺为了捍卫哥白尼学说甚至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咧。……怀疑，我们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该怀疑的就得怀疑，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未等我说完，尤品玲便急切地打断我的话，说:：“你别钻牛角尖了，你这人最会像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你的头脑不要狂热得像热水袋，不要自以为是一个一贯正确的‘左派’，头上点灯――惟我高明，当心，跳得越高，跌得越惨！”
　　“是啊，你不要以为昨天你是正确的，今天你也是正确的，省委确实是反不得的，你们的这张大字报是非常错误的，还是赶快收回来吧！”朱温文也好言相劝。
　　“收回来？泼出去的水哪能收回来？好马是不吃回头草的。”我瞪了她俩一眼。“我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是从来也不后悔的，在我的字典里是没有‘后悔’这二个字的，我也不稀罕什么‘左派’的桂冠，谁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拧着他的胳膊，把他揪下台。”
　　“喂，你们要贴省委的大字报干吗事先也不打打招呼、通通气呀？像冒失鬼一样开着吉普车胡乱闯，也不怕撞到水泥电线杆上把命送掉，唉――”尤品玲又责备我道。
　　“是啊，贴省委大字报非同小可，要是我们班上同学能够合计合计也好。”张露也附和说。
　　“哼，即使我们跟你们打招呼通气、合计，恐怕你们也不见得有胆量敢在我们大字报上签名吧？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我显得不以为然。
　　这阵子，好战的阿玛宗妇人国的娘儿们又增添了一支生力军，杨洁和赵树瑶也回到教室里来，她俩也加入了这场舌战，杨洁戴着眼镜像女教师一样在教训着我：“你知道吗，你们的这张大字报造成的影响多么恶劣呀！你身为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居然不按照工作组的部署行事，竟贴起省委的大字报来，真是属野猪的――到处乱拱。”
　　“说的极是，省委怎么能反得呀？这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吗？难道你比省委还高明吗？比马为书记还高明吗？竟口沫四溅地指责省委这，指责那，这像啥话呀？我看你们的大字报只是一块裹脚布，又长又臭，一钱不值！”赵树瑶也道。
　　我被她们七嘴八舌的指责搅得不耐烦了，恼火地大声说：“裹脚布就裹脚布，关你的屁事！我们写大字报摆我们的观点，这是毛主席赋予我的权利，谈不上犯哪家的王法。我也不是工作组的御用工具，用不着看工作组的颜色行事。我们没有要求你们非得同意我们的看法不可，你们完全可以去写大字报反驳我们的观点呗，只要你们能够把那些事实一一驳倒，驳得体无完肤，我算是服帖你们了，那时候，我一定举双手向真理投降，你们去写吧，要纸笔墨我还可以帮你们去拿咧。”
　　经我这么说，她们都不再吭声了，我们彼此相隔座位立着不动，面面相觑缄默着。恰好此际，高三（4）班的姚自强突然来我们班找我，我便借机摆脱了她们的纠缠不休，溜到教室外头去了。
　　在外面的走廊上，依然挤满了许多同学，他们都凑近墙壁观看我们的大字报，有的人还掏出笔记本在记录着咧。
　　姚自强显出一副很亲热的样子，他一手搂住我的肩膀，我俩一起走到大楼前面的空地上。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李晟呀，你们的大字报像一块磁石一样，居然吸引了这么多的铁屑，今天这个走廊简直就像菜市场一般的热闹。”
　　我掉头瞥了他一眼道：“我们的大字报大概你已经看过了吧？怎么样，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呀？”
　　“我当然是赞成你们大字报的看法，记得那一天你跟江翠莲他们大战三百合，我不也是站在你的一边支持你么？我们有着共同的看法，一致的观点，李晟呀，你们的大字报可是一发重磅炮弹，影响真不小啊，整个校园都轰动了。”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要知道，在目前的形势下，能够真正支持我们大字报的人并不多，刚刚我还在教室里同班上的那些女生们进行一番大舌战咧。唉――这些女的脑袋都像鞑靼人的口袋一样浅，她们根本不会独立思考问题，总是像水牛一样被人牵着鼻子走，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我才不想白费口水跟她们磨嘴皮。”
　　“当然哟，这是历史的客观规律，真理最先的时候总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
　　“诶，说了老半天，我还忘了问你，今天你来找我，有何贵干呀？”
　　“噢，你们的那张大字报《让事实讲话》的稿子在你手里吗？能不能借我看一看呀？”
　　“那稿子呀，是在我的手里，不过，稿子我们改得十分零乱，字迹也非常潦草，简直如一群蚂蚁在纸上乱爬，恐怕你看不来。”
　　“没关系，不论你的字是龙飞凤舞，还是鬼画符，我有四个眼睛总可以辨认出来。”姚自强下意识地用手扶了扶眼镜架。“上一回，你们的《我们的看法》的稿子我不也是看得好好的吗？我一看完稿子就还给你。”
　　“那好吧，既然你是一个甲骨文‘专家’，不妨就跟我上教室取稿子。”
　　我们又回到教室，我取了稿子给他，然后，又说了几句话，姚自强便走掉了。
　　谁知姚自强的前脚刚走，又一个不速之客闯进我们教室的门，他立在门旁，两眼注视着在附近的王钟惠说：“喂，同学，请问，哪一位叫李晟，他在不在班上呀？”
　　王钟惠手指着我道：“他就是李晟。”
　　那人一听说我就是李晟，便走过来，用挑剔的目光将我上下打量一番，说：“哦，原来你就是李晟呀，你能不能到外面一下，咱们有几句话要说。”
　　“好吧。”我点头应诺，就跟着他一起走出了教室。
　　其实，这位不速之客我并不陌生，我认得他是高二（3）班的同学，还晓得他名叫刘富文，是他班上的一个干部，不知是班宣传委员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刘富文中等身量，有一张聪明的五官端正的脸，一双透着很小的瞳孔的黑眼睛显出有几分狡黠。他的外表看上去比较斯文，衬衣、长裤、塑料鞋整整齐齐地穿着。
　　我俩走到走廊前面的空地上，刘富文又开口自我介绍说：“我是高二（3）班的，叫刘富文。”
　　“我知道你的鼎鼎大名，请问，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班上来，找我有什么事呀？”我目不转睛地直视着他。
　　可是，这个刘富文却显得吞吞吐吐地道：“嗯――那个――嗯――，你们的那张大字报《让事实讲话》的底稿有没有在？能不能借我一下呀？”
　　我用审视的目光盯住他的脸问说：“诶，你要大字报的底稿干吗？到底你是支持我们的大字报的观点呢，还是反对？”
　　刘富文抬起头，目光迟疑地望着我，犹犹豫豫了一小会儿，方才鼓起勇气坦率地道：“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不赞成你们大字报的看法的，坚决反对你们把矛头指向省委的极端错误的做法，请你把你们大字报的底稿借给我用一下，我要好好研究研究，准备写一张批驳你们的大字报。”
　　“哈哈哈，”我放声地嘲笑起他来。“你这人说话是蛇钻竹筒――直来直去的，不说假话，那么，我也来一个机枪对炮筒――直性子对直性子，坦白地告诉你，我的大字报的稿子刚刚才被一个人借走了，即使在我的手里，我也不会借给你的。你要批判我们的大字尽管随你批判好了，你可以自己到墙上去抄，要我双手像捧着雪白的哈达一样将稿子奉献给你，白白地让你鞭笞三百下，天下有你这号大傻瓜，我可不愿意做这样的蠢人。”
　　刘富文的脸上显出一副颇为尴尬的表情，有些口吃地说：“你……你何必说这样的话呢？不借说一声不借就行了，干吗还要挖苦人？”
　　我肝火正旺，挑战地道：“挖苦又怎么样呢？你要批判我们的大字报，居然还有脸皮上门来索取底稿，真是天下一大奇闻也。我也石头人开口――说实（石）话，我不想将稿子借给一个反对我们的人，看来，我们的谈话应该结束了，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找我的话。”
　　“算了，你不借就算了，我走了。”刘富文嘴里又“哼哼”二声，我们互相用眼睛瞪了瞪，不友好地分道扬镳了。
　　在我们的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高三（3）班的刘魁又在办公楼的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誓死保卫省委》，这张二张纸的大字报道，最近，我校掀起了一股攻击省委、反对省委的恶浪，高一（1）班李晟等人写的《让事实讲话》大字报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尽管这张大字报写了几十张纸，长得吓人，但那些所谓“事实”都是蛊惑人心的似是而非的“事实”，他们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的省委和马为书记，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那些写大字报的人有的是“中统特务”的狗崽子，有的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有的是满脑子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们不去和反动家庭、反动老子彻底划清界限，他们放着黑帮分子罗湘、蓝峰不批不斗，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竟然反对起我们的省委来，其性质和当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是没什么两样的。当前，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我们要坚决击溃这股反对党、反对省委的逆流，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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