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是青春――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拉家常
《青春之歌》，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在我们共和国的文学
艺术中都是一曲永远年轻的歌。“林道静”的形象激励了千千万
万人。这时，当我与这位电影《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扮演者、
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一起坐在福州富黎华大酒店边吃午
饭边交谈时，脑子里浮现的总是我４０年前看过的《青春之歌》
电影主人公林道静的形象。眼前的谢芳，我们都叫她“谢老师”，
听她流水行云般的娓娓言谈，感受她从内心发出的人生春意，真
觉得她青春永驻呢！
什么是青春？“现在”就是青春
有人问谢芳：“有什么美容秘诀没有？”她随口答道：“自
来水洗脸。”她现在依然美丽、风采，实际上，她是不去刻意美
容的。真正的美是一种内在的综合气质的外露，不是可以刻意“美”
得来的。她自嘲：“在那么多演员中，我是最没有衣服穿的人。”
她压根儿不喜欢那种花枝招展式的娇艳打扮。在生活中，她说她
是个不起眼的人、松散的人。“自然才是真美”这句话在她身上
可以得到许多验证。很多人喜欢问她１９５９年拍摄《青春之歌》
时的“花絮”，她风趣地说：“非常单纯，来不及“花絮”了。”
她感受最深的就是，那时，她已将一个２３岁青年所具有的全部
激情与心智都投入到角色中去了。她已完全变成了“林道静”。
影片中，我们看到让人特别感动的林道静流泪的镜头，那眼泪，
是从心中流出来的，是真的眼泪，不是“演”出来的。
忙，是她生活的主要特征，可能也因为忙，所以也忘了老，
“来不及”老了。她总觉得心态很年轻。“什么是青春？‘现在’
就是青春。”谁能真正把握住“现在”，谁就永远都是青春年少。
现身说法，真是至理名言。谢芳已从北影退休９年了，而那只是
人事关系上的退休。实际上，又哪一天“退过，哪一天“休”过
呢！她说：“我这一生，三个环套了我，那就是：家庭、文工团、
电影。”哪一个“环”在她身上都相当有分量。几十年来，她总
是这样：在外面跑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家里忙家务一段时间，
忙写点东西一段时间；接着又跑，又回，如此反复，无休无止。
她这一次，就是为拍３０集电视连续剧《一路风云》来福州的。
今天上午，盛情难却，匆匆赶来和我们报社的青年共度“五四”
青年节，进行座谈，几乎是一气不歇地说了两个钟头，现在吃午
饭，吃了饭又要赶到闽清拍片了。这时候是“谢老师”，等一会
儿一到了拍摄场地，就又变成了另一个人了。忙乎了这几天之后，
她还要赶回武汉，去参加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那时，她有一个
诗歌朗诵节目，至今，连台词都还没看一遍呢！
在生活上，她说她是属于“松散型”的人，而办事、演角色、
写文章都是个“凝聚型”的人。她说“凝聚”显然是“专注”的
意思。有一小例子可证。前几天，北京晚报社就约她写篇《我的
青年时代》的文章，要在“五四”这天发。她把稿子寄出去后，
发现有两个字不妥，当即不远千里，打电话到编辑部更正。
在报社座谈时，我将我家收藏的一套１９６０年拍摄的我国
２２位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出示给她看，并请她在她的青春靓影
中题字，她边为我签名题字边回忆这套明星照的拍摄背景。她激
动地说，这套照片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拍摄的。总理说，不能
只挂苏联的电影明星，我们自己的也要有。１９６０年，文化部
评出中国２２位电影明星，她是其中之一。当时，大多影院都有
张挂。后来，在“文革”中被扫荡，现在要找到完整的一套都很
难了。她说，她家里已没有她自己的这张照片，要我翻拍一帧送
给她，我欣然答应了。对此，她又一次感叹：因为“文革”，她
起码失去了１０个角色的扮演。因为那一段时间正是她最“青春”
谢芳已出版过三本书。１９８６年《银幕内外》，１９９７
年《不沉的湖》，１９９８《往事匆匆》。她说她的大体情况都
写在书里了。“往事匆匆”可能是每一个有过一定人生经历的人
的共同感觉。回忆家族，谢芳说，她与好几个地方都有缘。她的
祖父是福建龙岩人，９岁时逃难到湖南益阳，以后就在湖南安家。
所以，她的祖籍是福建；她的父亲出身于湖南，母亲也是湖南人，
所以她的籍贯是湖南；出身于湖北，于１９５１年考入武汉市中
南文工团，并在武汉结婚、成家，所以湖北是她的故乡；以后长
期在北影工作，现在她与老伴、儿子、媳妇、孙子组成了一个快
乐的５口之家。经常让她牵挂和急着要“回去看看”的就是北京
那个由两个小单元房打通了的家。天伦之乐在那儿，辛苦劳累在
那儿，相夫教子在那儿，含饴弄孙在那儿。从言谈中可以看出，
谢芳对她的家庭是多么眷恋。当问起她的父母亲的情况时，我看
见她的眼里噙着泪花。她的父亲谢受灵，是一个博学、爱国的老
知识分子，翻译过许多外文书籍，而特有的音乐天赋使她具备了
音乐基因，她就是凭着父亲给她的音乐基因和音乐熏陶而走上她
现在这条道路的。在“文革”的１９６８年，７６岁的老人被叫
去“五七”干校改造，结果昏倒在大街上，不治而与世长辞。生
前父亲留下了几篇现在还不敢翻看的文章，因为一看，就会太伤
心。她的母亲姚育英，在燕京大学时曾与文学大师冰心同学。古
体诗词写得很好，特别善良、勤劳。绣鞋裁衣，养鸡饲鹅样样都
会。谢芳特别爱吃妈妈做的白罗卜拌红辣椒这道菜。谢芳说，她
的勤奋基因显然是母亲给的。母亲享年８８岁，生前写了四本五
言七言古诗。在这些古体诗中，记述了人生经历和感悟。
回忆父母时，谢芳长叹：以前对父母太漫不经心了，好像父
母永远不会死一样，一旦他们永远离开了，才知道那是多么巨大
的悲痛，多么巨大的失落啊！一直后悔以前没有体谅够，没有孝
敬够。年轻人常常不理解父母的唠叨，不理解他们的寂寞，不理
解他们对子女的牵挂，到了自己也有了一定的年纪了，这种理解
就变得无比深刻了。谢芳是个很孝顺父母的人。她演电影《青春
之歌》得了４００元演酬，那时父亲患病吐血住院治疗，欠了人
家３００元，她就把这首次获得的在当时看来是“巨款”的收入，
还了债。留给自己的仅剩下１００元。值此母亲节将临之际，她
满怀深情寄语年轻的朋友，一定要“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
说时，还轻轻地哼起了这句流行的歌词。
爱情与婚姻是精神的范畴和道德的范畴
“爱情与婚姻是精神的范畴和道德的范畴”。当谈起关于爱
情与婚姻的话题时，谢芳妙语联珠，如是说。“我是在舞台上‘结’
了几十次婚后，才真正结婚的。”她甜蜜地回忆她与丈夫张目的
结合。谢芳和张目于１９５１年同时考入武汉中南文工团，两人
经常同台演出。１９５３年，在演由赵树理的名著改编的歌剧《小
二黑结婚》时，谢芳演“小芹”，张目演“小二黑”，演的是一
对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农民的恋爱。在演苏联喜剧《货郎与小姐》
时又同时扮演一对痴情男女。到１９５７年这对年轻人结婚时，
已在舞台上“结”了几十次婚了。到底是不是舞台上太投入的“相
爱”发展到真正的相爱呢？谢芳没有说。她只是夸张目：“他这
个人８岁时，父亲就让日本鬼子杀了，从小失去了父亲，是个苦
孩子。他的特点是待人处世比我有经验，群众关系特好，而我那
时的特点是工作热情高，接受新事物快，但比较清高，走在一起，
可以优势互补。到现在，他的名气虽然没有我大，但他的男高音
绝对是棒得很。只要他一登台，一放开歌喉，还是满堂彩。”在
他们之间，夫妻互爱，已成了“本能”。当她外出时，丈夫总要
帮她拎个箱子什么的，送到上车了，才罢休。常常因为一个送，
一个说“不要送”而争执呢！
在家庭生活中，谢芳特别注重“群众观点”和“无私”。她
说，三个人凑在一起，就是群众，就不能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存在互相体谅，互相帮助的问题。太自私，什么都只为自己着
想的人，肯定没有幸福可言。她举例说，她记得家庭每个成员的
生日，每次都记得为他们操办、祝贺。有一年，她的生日，大家
竟然都忘了。对这样的事，你要去生气，都有理由。但人就不能
多想开点么？忘了你的生日，难道就是没有孝心没有爱心么？再
退一步，就是记得，而没有为你操办，又怎么样？年轻人过得好，
就好嘛！坦坦荡荡，才会快活。
谢芳坦言，她家三个男性――丈夫、儿子、孙子家务事肯定
没有两个女性――她和媳妇做得多。所以，一回到家中，干家务，
“拨乱反正”成了她的爱好，也成了她锻炼身体的主要方式。出
外一段时间后，整理好的家又“乱”了，于是又是一场大干。五
口之家，没有请保姆，家务事不会少，她不能不乐此不疲。她的
儿子叫张京，在北影厂任美术师，媳妇李海平在电影洗印厂工作，
孙子张小龙，１１岁，好动，爱看电视。以前教育小龙，似乎是
她的主项，诸如“要少看电视多读书，少喝饮料多喝水，少吃快
熟面多吃馍之类的话都由她讲，现在渐渐转由她的儿子、儿媳去
执行了。隔代教育有弊端，还是由父母直接教育去。谢芳悟出了
家教心得。谢芳说，不管在家还是在外面，有时候会觉得挺累。
这以后，打算“放慢步子”。
谢老师是爽谈、慷慨之人。从上午到报社座谈再到吃中饭，
她对她周围的青年的提问，总是有问必答，至此已连续了四五个
钟头了。就是年轻人也会累得很的。我真不忍心再问下去了，只
好就此收住。当她坐上开往闽清的车时，我们互相握手。这时，
一种由衷的感激涌上我的心头：“祝谢老师青春永驻！”“祝《一
路风云》一路平安！”谁能不为这位可敬的艺术家深深祝福呢！
１９９９年５月４日　　道静在杨庄当起小学教员来了。由于自己养活自己的理想实现了，她的心情逐渐安静下来，并且对教书生活和孩子们也渐渐发生了兴趣。唯一使她讨厌的是：还要时常看见余敬唐。他那窄瘦的黄脸和那不断眨动着的薄眼皮带着狡猾的微笑在她面前一出现，她的身上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和厌恶。　　学生们告诉林道静：她表哥张文清就是因为不满意余敬唐干涉教员的自由，而被余敬唐解雇走了的。他是村里的大地主兼绅士，又是县里的红人，人们都管他叫“笑面虎”。不过，余敬唐见了林道静还是很客气，他照例地哦哦两声，然后向道静笑着招呼：“林先生忙吧？敝校设备可是简陋呵，受屈！受屈！”　　道静冷淡地点点头，不愿跟他多说话。　　可是余敬唐还是笑容满面。他一边眯着眼看着道静，一边点头“哦，哦……”真不愧称为“笑面虎”。　　一天，道静在学校外面的高台阶上又碰见了他。他向道静点头，鼻子几乎碰到道静的脸上，笑着说：“林先生，恭喜呵！永泽媳妇刚刚死啦。您可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　　“什么？”道静猛地把身子向后一退，激愤地盯着余敬唐：“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话！”　　“哦，哦，没什么，没什么。……永泽媳妇刚才死啦。碍道的破车搬走啦。病媳妇没咽气，媒人就上门，这是敝县的风俗。哦，哦，没什么，没什么。”　　余敬唐说着，笑着，走掉了。　　道静回到屋里，气得趴在桌子上半天没有动。　　过了两天，下午下课之后，两三个教员正坐在教员休息室闭聊，余敬唐捏着一叠子信，口里哼哼唧唧地走了进来。一看见道静正在翻着报纸，他走到跟前喊了一声：“林先生，信！邮政局要搬到咱杨庄小学校里来啦，看，好大的一搭子啊！”　　没等道静站起身来，他把信高高地举到头顶上，冲着所有其他的教员笑嘻嘻地说：“林先生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开个邮政局啦。一来信就是一大搭子――全村的人也没有她一个人的信多呀！”说到这里，他脸色一变，眨动着眼皮，板起面孔，一字一板地说：“林先生，我可不能不劝劝您，村子里可早有人说了闲话。您明白么？为人师表必得注意风化，男女……”　　道静猛地夺过余敬唐手里的信，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余校长！我是来教书的，不是来听您讲烈女传的！我是教员，我有我的自由！”说完，她头也不回径直回到自己的寝室里，立刻倒在床上蒙起了头。　　掌灯以后，她才抑制住自己，点起灯来读那包信。一气接到的这十来封信几乎全是余永泽一个人写来的。这个瘦瘦的青年大学生被爱情燃烧着，每天每天他都要写一封甚至两三封热得烫人的信寄给她。因为乡村邮局好几天才送一班信，所以邮差不来便罢，一来就有她一搭子信。这就叫余敬唐抓住了把柄。他正因余永泽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他不仅打算拿道静给鲍县长送礼，他自己也想沾一手呢――因此他对余永泽是不满意的。这正像一口肥羊肉刚刚要入口，忽然叫一只敏捷的手轻轻抓了去。他不能不感到懊恼。但是余永泽的父亲和余永泽本人是不可得罪的，大学生呀，这是村里的圣人，知道他将来要做多大的官。于是只好迁怒于道静。这年轻的、流浪的女孩子毕竟是手心里的物件，摆布摆布还不好说。　　道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封封读起那些热烈的、缠绵的信，渐渐脸上有了笑容。她被信中洋溢着的温柔情意和热烈而又含蓄的告白深深感动了，年轻的心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忘掉了一天的疲劳。看完信，她立刻提笔给余永泽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说到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她不像一个天真的少女的、而仿佛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心情：　　……永泽，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可是我像蜘蛛网上的小虫，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灰色可怕的包围。……家庭压迫我，我逃到社会；可是社会和家庭一样，依然到处发着腐朽霉烂的臭味，黑漆一团。这里，你的堂兄和我父亲是一样的货色――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我真像一只孤独的骆驼，背着沉重的负担，跋涉在无穷尽的苦难的沙漠中。……永泽呀，何时才能看见绿洲？何时又才能看见那渴望的甘泉呢？……　　告诉你，你不是总嫌我对你不热烈甚至冷酷吗？不，从今天起，我爱你了。而且十分的……你知道今天我心里是多么难过，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　　夜深了，她太疲倦了，睫毛调皮地打起架来。写完了，还没容得再看一遍，她就穿着衣服倒在床上睡着了，这时她手里还紧紧捏住那一包信。　　平淡的乡村，平淡的生活，甚至连瑰丽奇伟的大海，在道静暗淡的心目中，也渐渐变得惨淡无光。在她给余永泽和王晓燕的信中充满了悲天悯人和郁郁寡欢的情绪。余永泽和王晓燕虽然都写信劝她不要这样消沉，劝她快活起来；她自己也有时惊异自己小小年纪怎么竟有了这种可怕的衰老的心境。可是，人生――展示在她面前的人生，是那么阴惨灰暗，即使和余永泽的初恋，也没有能够冲淡这种阴暗的感觉。于是，她依然陷在忧郁的情感中而无力自拔。　　突然，晴天一声霹雳，惊醒了麻木的乡村，也惊醒了林道静麻木、衰颓的心。　　一九三一年的九月二十四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从山海关外开进关里的火车忽然一辆辆全装满了哭哭叫叫逃难的人，靠近北戴河车站的杨庄群众，听说这个情况，已经有点儿惊奇了；接着又听说日本海军占领了秦皇岛，杨庄村里就沸腾起来了；从秦皇岛和秦皇岛附近村里逃到杨庄来的男男女女和小孩子再一拥塞在街头，杨庄的群众就更加人心惶惶。学校停了课，家在附近的教员回了家，就是本村的教员也不到学校来。关帝庙里冷清清地只剩下道静一个人。　　午后，道静一人坐在教员休息室里。秋日的斜阳无力地照在东窗外面的葫芦架上，给黯旧的窗纸投上斑驳的叶影。她拿着一本小说，心不在焉地读着。她人虽在关帝庙里，心却不能不飞到乱糟糟的街上，飞到相离不过二十里、被日本海军占领了的秦皇岛上。　　工友拿着报纸进来了。这就是道静刚来那天把她关在庙门外的醉老头。他蹒跚地哼唧着什么走进来，一见道静就喊道：“林先生，糟啦！日本人占了东三省！”　　道静吃惊地一把抢过报纸来。果然，赫然大字载着日军占领沈阳和东北各地的消息。她读着，读着，最后她捏住报纸跌坐在凳子上。　　关帝庙里静悄悄的，教员休息室里静悄悄的，世界好像突然静止了。　　“林先生，啥消息呀？国家大事怎样啦？”　　道静吓了一跳。抬头一看，醉老头不知什么时候早就走了，站在她面前的是四十多岁的本村教员李芝庭。他悄悄走进屋来见林道静一个人捏着一叠报纸在发呆，不禁这样问了一声。　　道静站起身把报纸递给李芝庭。她清澈的眼睛变红了。　　李芝庭捧着《世界日报》，把头条消息看过几行，摇头叹气道：“不好！不好！咱中国岂不眼看就要亡国了吗？唉，亡国！亡国！”　　“李先生，您别这样说好不好？听着叫人怪难过！”平日很少讲话的林道静这时打断李芝庭的话，含着眼泪说，“我想：中国怎么也不会亡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能叫它亡吗？……”　　道静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高个青年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门来。他站在门边随便向道静点点头微微一笑：“您说的很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是这儿的教员吗？”　　“是呀！”道静一边回答这人的问话，一边惊异地看着李芝庭，仿佛在问他：这个坦率的青年人是干什么的？　　“介绍介绍！”李芝庭笑着说，“这是我内弟卢嘉川，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我岳母病了，他回家探母顺便来看他姐姐。　　一来到这里，他就闲不住，叫我领着他各处。这位是林道静先生，本村教员，她也是北平的学生。”　　那青年人笑着说：“很好，北平的学生在乡村教小学……请坐，这几天形势很紧张呵！”　　仿佛这青年身上带着一股魅力，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人吸在他身边。果然，道静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她仿佛问熟朋友似的问他：“您从哪儿来？您知道日本占了东三省，中国倒是打不打呀？”　　青年人并没有急于回答。他用聪明、和悦的眼睛微笑着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仿佛在考虑什么，又好像在等待什么。　　李芝庭抽着纸烟，默默地望着他的内弟，似乎在等待他的回答。可是没等客人说话，他却先向林道静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林先生，您不知道，我这位内弟可是专爱研究国家大事，说起中外古今全是一套一套的……好，嘉川，你就谈谈吧，看林先生为咱国家可愁的不行呢。”　　“卢先生，那您给我们谈谈吧！”道静又催了一下。　　“没有什么，报上全有了。”卢嘉川翻了一下桌上的报纸，抬起头来慢慢地说，“只有一点：蒋介石打内战很‘勇敢’可是却指示东北的几十万军队绝对不许对外抵抗。所以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沈阳制炮厂、飞机场连同二百架飞机全一齐强占了。而且接着又向本溪、营口、长春等地进攻；听说吉林已经被占领，咱们这边秦皇岛也完了。……可是国民政府解决这奇耻大辱的办法只是给驻在日内瓦的施肇基打了个电报，要求‘国联’替中国主持公道……”　　说到这里，他突然把眼光盯着道静，严肃地问她道：“您认为这样的梦想可以实现吗？中国自己要是不用武装斗争能够战胜日本吗？”　　道静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在她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隐含着一种惊异的成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他和余永泽可大不相同。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谈出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　　“我不知道！”想了想，道静率直地回答，并且惭愧地红了脸。　　“但是，您既然关心国家的事，那就应当知道啊！”卢嘉川笑笑说。　　“可是，……”林道静笑了。她不知道怎样回答这陌生的青年才好。　　“嘉川，别处看看去。你不是还要打听秦皇岛上的事吗？　　走！”李芝庭是个好好先生，他见卢嘉川把初次见面的林道静问得怪窘的，就赶快要把他拉走。　　卢嘉川同李芝庭向门外走去时，道静也送出他们来。一边走，卢嘉川还一边对两位教员说：“国事如此，咱们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呵！”　　“那可有啥办法？咱们白面书生，手无寸铁。……”李芝庭小声咕哝着，轻轻地摇头叹息。　　“爱国不一定都拿枪打仗。进行宣传，唤起人心――像你们对学生们灌输爱国思想，这也是拿起了武器。”　　李芝庭没有言声。道静也没有答话。可是她心里承认了这个陌生青年说的对。并且对这个人――奇怪的、不知哪一点和一般人不一样的人感到了尊敬。只不过短短十多分钟的谈话，可是他好像使道静顿开茅塞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　　过了两天，风暴过去，学校又照常上课。在三年级的课堂上，第一堂道静没有讲功课。激昂的爱国热情战胜了个人的伤感，她把“九一八”的惨痛消息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以及那陌生青年卢嘉川告诉她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一气向小学生们讲了整整一堂。她讲的声音不高，并且时讲时停，但是她那悲痛的声调，和她眼中不断涌出的泪花却把孩子们的感情慑住了。孩子们静静地听着，一动不动。　　许多小眼睛闪着泪光，几个大些的女孩子甚至呜呜地哭出声来。　　“老师，咱们为什么不打日本呵？”一个小男孩含着眼泪问。　　“因为政府不爱国……”　　“老师，打日本用什么呀？”　　“用军队、枪炮。”　　“那中国没有枪炮吗？”“中国没有飞机吗？”“中国没有军队吗？……”连珠炮似的问题似通不通地从孩子们天真的嘴里喊出来，道静应接不暇地回答他们：“国民党只顾打内战，打中国人，可是不敢打日本。他们怕……”　　“我们不怕，我们打！”　　“我们打，我会放枪！”　　“我们打！”“我们打！”孩子们一片喊打的声音，把平日肃静的课堂嚷叫得要抬起来了。道静感到沉痛然而又感到欢快。多么可爱的孩子呵！他们都知道爱国，都知道打、打、打日本！　　从此，道静经常给孩子们讲爱国故事，像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的故事，外国的《二渔夫》、《最后一课》等故事。孩子们爱听，她也爱讲。她和学生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她自己空虚的心灵也似乎充实起来了。　　可是有一天却又发生了一场风波。　　余敬唐走到教员休息室来。他照旧眨动着眼皮带着狡猾的笑容，先对四个教员环视一周，然后看着林道静煞有介事地小声说：“哦，哦，你们听说了吗？北平、天津的风声可紧呀！捣乱分子、学生，请愿罢课乱成一团，有的还跑到南京去示威游行，什么玩艺！……名为抗日，其实还不是共产党操纵！”　　他突然把手一摆，神态庄严地大发议论，“哦，，那不是瞎胡闹吗？凭这个就能救国打日本？哦，哦，请你们几位注意：蒋委员长已经下了命令――不许抵抗，一切他自有办法！注意，我听说咱学堂里可有宣传抗日的啦！”他咕噜一声咽了一口唾沫，冲着四个沉默不语的教员，用诡谲的眼光一个个扫了一眼，最后把眼光落到林道静一个人的身上。“哦，林先生年轻，您可得注意呀！什么‘二渔夫’、‘三渔夫’的，您跟学生们讲那干啥？要叫外边说咱学堂里有赤党分子煽动宣传――那，那连我余敬唐的脑袋瓜可也要跟着长不住啦！”　　别的教员还是默默无言。林道静沉默了一下，突然用愤怒的眼睛狠狠地盯着余敬唐，说：“余校长，您的脑袋瓜长住长不住，与我毫不相干！国家这样危急，我是中国人，怎么连个宣传抗日的自由都没有？宣传抗日就是赤党，这是谁定的法律？”　　别的教员惊呆了。李芝庭的脸都白了。平常那么腼腆不多说话的女教员竟敢这么大胆地顶撞校长，这可是件少见的事！　　余敬唐的瘦脸上一阵发乌，眼睛连眨也不眨了。他愣了几秒钟，然后猛地扭身就走。到了屋门口，这才转回头来站住脚，把大肥袖子一甩，冲着林道静连连眨动了几下眼皮子，颤声冷笑道：“这个么，我不知道！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您自己去问蒋委员长！”　　“您放心！北京大学的学生早替我上南京问去啦！”道静冲着余敬唐的脊背又顶了一句。　　在余永泽给她的来信中，她知道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反对把锦州划为中立区，许多同学都到南京请愿示威去了。余永泽说，他本来也想去，因为突然患感冒没有去成。他并且告诉她，他们示威团的副总指挥就是李芝庭的小舅子卢嘉川。　　“卢嘉川？……”和余敬唐争吵之后，道静独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愤然默想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了那个偶然邂逅的卢嘉川。想到他正率领着大批学生奔向南京去找国民党算账的情景，她笑了。似乎这个小伙子替她出了口闷气，她感激地低声地念起他的名字来。　　（第六章完）2015考研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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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孝国
日同瞿洁同学聊天之时，她问我：你觉得自己在大学里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我回答她：我觉得自己大学时最重要的收获是：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大量做读书笔记，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大大提升了自身的研究能力；通过大量的写文章，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写作能力。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大大提升是我在大学里两项最重要的收获。
以前不明白自己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是因为没有进入社会，不知道自己以后将要从事什么工作。进入社会从事文秘工作之后才发现，大学中收获的最有用的东西，不是大学中阅读的书籍，不是大学中积累的大量与中共党史军史、战略、时政、文学有关的知识，不是大学时抄录的1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不是历经两年多时间训练的普通话，不是大学中参加的活动、去过的地方，甚至不是大学中认识的最最可爱的同学，而是在大学中通过长期训练得来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从功利角度进行衡量的，所谓对以后工作最有影响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收获，我也是现如今才体会到的。
在我看来，这两种能力之所以如此重要，完全是因为本人从事的是文秘工作，这两样东西加上必备的电脑知识是须臾都不能离开的。出身于师范专业的我，按照家里人的要求和学校的培养方向，本来是要去当老师的，但无奈对于小学语文教学这一块我实在是没有天赋，粟翠兰老师就多次对我说，你讲课难度不要太大，因为你教的是小学生。本人讲课也不太喜欢生动形象，而是喜欢做理性分析，这一切都与做小学语文老师的要求格格不入。大学毕业之际，在长沙的几次考编也屡战屡败，甚至连面试都进不了，让我对小学老师的职业彻底失去了兴趣；加之本人的嗓子做了手术，也不敢去拼命使用嗓子了，因为那样是会引起咽喉癌的。就这样，在各种因素的交叉之下，本人最终选择了文秘的职位。
形成这种两种能力是很不容易的。回想从上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各类书籍读了近六百本（不包括大量的杂志、报纸和从网络上了解的大量知识）、各类文章写了近两百篇（包括手写的三十余篇，不包括诗歌和各类经济数据），才初步形成了现在这样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当然这两种能力都是无意识培养的，以前只是将这些积累当做自己的爱好，从来就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派上用场。
谈到此两种能力对如今工作的影响，那真是太重要了。对于从事文秘工作的我来说，这两种能力和双手双脚一样，都是不可或缺、一天也离不开的。离开了它们，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现实还好，每个单位几乎都需要专业的写手，所以，这两种能力在中国范围内，无论是何处都大有用途。
在我看来，研究能力包括分析问题的能力、找到措施解决问题的能力、高度概括的能力、举一反三的能力、发现新观点新事物的能力；写作能力则包括组织语言的能力、恰当运用词语的能力、理顺文章结构的能力、用最简单平实语言表达事情的能力。大学时期我所有的阅读和写作，似乎就是为了训练此种能力而准备的。
说到这里，我不禁庆幸自己在大学时有三年半的时间都在静心的培养此种能力，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除了一两个月因为考试而被耽误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抓紧时间在培养的。我庆幸自己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陷入到考证的怪圈之中，考完计算机省一又去考国家二级，考完英语四级又去考六级，还有些同学去考会计证、导游证等，说实话我听着这些证件的名称头都大了。不是说这些证件没用，而是它们对于我来说没用，因为对于中文系毕业的人来说，其最核心的竞争力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写作能力（如果是学师范方向的，则教书能力也是核心竞争力）。大学的辅导员说，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靠一支笔和一张嘴吃饭，现在看来，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对于教育战线的人来说，自然是嘴用得多些；对于从事文秘工作的同学来说，自然就是写作能力较为重要了。
关于此两种能力的培养，如果说还有什么做得不够的话，以现在的眼光看来，那就是：一是马克思等人的理论著作和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读的太少了；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读得太少了，如《鲁迅全集》、《围城》、《创业史》、《青春之歌》、《平凡的世界》、《子夜》、等文学名著都读得很少。这两类书籍读的少的后果就是：它导致了我写的文章理论深度普遍不够，哲学逻辑也相当欠缺；由于现当代文学名著读的少，导致了我的文章语言不够好，缺乏灵性，缺乏文学家的那么一种气质。这不是谦虚之辞，而是我在从事文秘工作之后实实在在的感觉。
可惜后悔也没用了，大学毕竟也就短短的四年，在能够全力用来读书和写作的三年半时间中，又被许多无聊的事情浪费了很多时间：如经常发呆、无聊、苦闷、在网上浏览毫无价值的新闻、在手机上阅读网络小说等，这些无聊的事情至少浪费了我四分之一的有效学习时间。现在反过头来看，也许人生就是这样的，除了干正事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时间要被自己不经意的挥霍掉。
研究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培养，除了在象牙塔里做积累之外，进到社会之中的锻炼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能力的成熟，与一个人对人生、对世界和对历史的理解密切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著名历史学家、理论家和哲学家硬是要到了一定的年岁之后才有相当成就的原因；而写作能力的成熟，也与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生活积累有很大的关系，如很多应用性的文体，非经过长时间的锻炼不足以写得得心应手。
我这一辈子注定将长时间的与写作打交道，此文的写作，就当做是对从前经验的总结和对未来的一种期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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