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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化铁路基本安全知识培训-PPT（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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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使用电气柜空调(又叫电控柜空调），有哪些好处？
(发表于 10:15:42)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及各种设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像变频器等精密、复杂的电子、电气设备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这些设备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且自身对高温又比较敏感，控制柜内温度长期高于 40℃时，会影响控制设备的稳定和寿命。&
　 通常的解决方法是在控制柜上安装排风扇实现降温，但风扇工作时，外界的灰尘、油污以及有害气体也会随之进入控制柜内，被电路板表面静电吸附，日积月累，将会造成贴片元件和印刷线路的腐蚀，同时影响元器件的散热。积聚的灰尘受潮后还会引发电路板高压部分的短路。控制柜工作时间越长，上述问题越突出，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控制部分的突然故障。
　 电气柜空调又名机柜空调（电控柜空调器）是通过压缩式制冷来实现吸热降温的，从而使电气柜在密闭的情况下，将电气柜内空气中的热量及水份向柜外转移。外部环境中的高温、粉尘、油污、腐蚀性气体不会进入电气柜内部，从而解决了风扇散热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电气柜内可始终维持在30--35℃的理想温度环境中，电子、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得到了有效保证。
&　 电气柜控制系统的突发故障所造成的硬件损坏，以及停产带来交货延期等所引发的经济、信誉损失是巨大的，安装电气柜空调的费用只占整台（套）设备总额的很小部分，使用电气柜空调对于整套设备的安全运转及延长控制系统的使用寿命具有重要作用。
来源：欧爱吉.中国（）
走进欧爱吉平时偷窥到金库钥匙的存放地点，在国庆假期实施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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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媒体平台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第1页 :基本信息
　　作者: [德]特亚&多恩（Thea Dorn） / [德]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原作名: Die Deutsche Seele
　　译者: 丁娜 等
　　出版年:
　　页数: 588
　　定价: 128.00
　　装帧: 精装
　　丛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内容简介 &&&&&&
　　所有被称之为德意志的 ―― 一份爱的宣言。这是一本前所未有的书。两位作者的身份与经历差异不可能更大，但他们共同探究到底何谓德意志之魂，探究时他们充满爱意，又不乏批评精神；知识渊博并毫无接触恐惧。
　　读了这本书，我感到一个民族的魂是具体的、生动的和随时可以触摸的，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同时，一个民族的精髓也是抽象和深奥的，它既是相对恒久的，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延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史明德
　　一本有趣的、常使人受益匪浅的、令人信服的读物。
　　――《焦点杂志》(FOCUS)
　　这部文化历史的参考书可以作为德国人和那些开始了解德意志灵魂的读者的家庭读物。
　　――《苏黎世报》(Neue Z&rcher Zeitung)
　　一部理性的、幽默的、富有时代精神的书。
　　――《纽伦堡报》(N&rnberger Nachrichten)
　　一部信息丰富并且愉快有趣的德意志灵魂的历史。
　　――《普法尔茨水星报》(Pf&lzischer Merkur)
　　一部轻松的书，带来有趣的阅读享受，通过简短的文章使人的思想随文字漫游。阅读就该如此！
　　――德国书评网(Buecher-magazin.de)
　　这部百科全书不是单纯的轶事搜集，而是一部综合的充满文化和文学知识的作品。
　　――德国世界在线网站()
　　作者简介 &&&&&&
　　特亚?多恩（Thea Dorn），1970年出生于黑森州的奥芬巴赫，成长于半教新教家庭。她十四岁时萌生了对理查德?瓦格纳歌剧的热爱，但有朝一日能在舞台上亲自饰演布伦希尔德的梦想却未能实现。她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哲学，毕业后前往柏林，在那里结识了里夏德?瓦格纳。继《少女杀手：一部爱情小说》后，特亚?多恩出版了杂文集《啊，和谐》。2004年起，她为西南广播电台主持读书节目《文学入门》。
　　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952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巴纳特，他生命中的前35年是在那里度过的，作为天主教徒和受迫害的德裔少数民族。里夏德?瓦格纳的主要作品有：小说《家当》和杂文集《德意志地平线》。
　　丁娜，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现居住在德国慕尼黑。曾在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工作两年，现供职于某专利律师事务所。主要译作：《寻访行家》（合译）、《何谓成功》、《饥饿与丝绸》和《幸福，在幸福远去的时代》等。
　　简便晚餐
　　夜晚的寂静
　　工作狂
　　包豪斯风格
　　登山片
　　啤酒之旅
　　兄弟树
　　印刷术
　　浮士德
　　严肃文学和消遣文学
　　桁架建筑
　　驾驶的乐趣
　　下班之后
　　科考远征
　　裸体文化
　　德国人的性情
　　德国式焦虑
　　创业时代
　　基本法
　　汉萨同盟
　　青年旅舍
　　幼儿园
　　教会税
　　庸俗艺术品
　　诸侯割据
　　战争与和平
　　文化民族空想
　　男声合唱
　　高地丘陵
　　母亲十字勋章
　　神秘主义
　　疯狂的自由
　　爱整洁守秩序
　　牧师之家
　　玩具屋
　　横向思维者
　　狠心的娘
　　宗教改革
　　纯洁戒律
　　幸灾乐祸
　　私人菜园
　　渴求瘾
　　福利国家
　　芦笋季
　　小市民
　　海滩篷椅
　　怪诞之事
　　莱茵河 ――父亲河
　　社团迷
　　林中寂寞
　　徒步之乐
　　德意志巾帼小画廊，展示顺序按女人味从低到高
　　圣诞市场
　　维尼图
　　内心的撕裂
　　重要人名、地名及概念索引
　　参考文献
　　译后记
　　译者简介
　　插图来源
　　第2页 :深渊（1）
　　德国人刚刚还脚踏实地，相信世界，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健全理智，可一转眼，这一切都不复存在。镇静的确信化为乌有，脚下的大地在摇晃，甚或即刻裂成深渊。其命运犹如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chner）笔下那个可怜的士兵沃伊采克（Woyzeck），他正在荒野中砍荆条，突然不得不收住脚，因为他感到“脚下全是空的”。望着他那欺骗了（或是没有欺骗）他的未婚妻，他思忖：“每个人都是深渊，望下去就会让人眩晕。”
　　1954年，那位本不该被人遗忘的作家弗里德里希?西堡（Friedrich Sieburg）②在其杂文《对毁灭的渴望》（Die Lust am Untergang）中写道：“把世界或至少人类引向深渊，这一向就是德国人的差事。”他接着阐述：“深渊既可吓退人，亦可引诱人。深渊可以意味着自身本质的深邃或是毁灭，德国人始终愿意道出或散布令人类毛骨悚然的观念，听者有的为其伟大而狂喜，有的因其糟糕而错愕。”
　　不到四十年前，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西堡的榜样托马斯?曼将这一点表述得更加言简意赅和顽固倔强，他在杂文《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中写道：“德意志是深渊，让我们牢牢抓住它。”
　　抓住深渊：还有比这种想法本身更深渊、更德意志的吗？在形容深不可测方面，德语的相关词汇可谓丰富至极：鸿沟（Kl&fte）、峡谷（Schl&fte）、深渊（Schl&nde）、陷阱（Gr&fte）。对思维与存在的深渊，没有哪个德国哲学家比马丁?海德格尔思索得更多，他堪称最正宗的德国哲学家。他谴责那种追寻终极理由的哲学，这种哲学寄希望于一种作为支点的牢不可破的真善美理念。如果哲学家认识到，没有可以信赖的理由，他就必须忍受攫住他的眩晕：“存在即深渊，这才是一切深不可测的困苦的深度，以及堕入深渊在劫难逃的极致理由。”
　　写出这类句子不是为了让人毫无困难地理解他们。因为海德格尔本意不在唤醒理智，也不想为任何正反命题提出明显的论据。他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根深蒂固的生存恐惧，人们小心翼翼地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固定模式以及各种保险制度来遏制它。这种恐惧就是：人们那表面看上去稳定的世界，包括自己的生存每时每刻都会倾覆。更为令人绝望的是：对为什么他脚下的实地不复存在，人们无法期待一种理性的答案。“深渊”的诅咒几乎并不按照因果性原则进行：不要没完没了地苦思冥想一件事发生的缘由，要学会不问所以然地活着！这种哲学姿态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会有多么糟糕，日后的史实即可明证。
　　每种宗教都试图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上帝/诸神如何创造了它，人们又是如何使其堕落以及因此必须受到相应惩罚。自柏拉图始，哲学也开始参与了这种劝善与批判并重的劳而无功之举。海德格尔最终给这种行为画上了句号。哲学家不应再试图逃避面对虚无主义深渊时的恐惧，以建立确信之塔的方式相信自己可以从塔垛对局势一览无余。相反，他应该热情地跳向深渊，在坠落中了解生活的真谛，直至在某个危岩上摔得粉身碎骨。
　　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先于海德格尔半个世纪前就号召用铁锤进行哲学思考，在《酒神颂歌》（Dionysos-Dithyramben）中他借猛禽嘲讽道：“热爱深渊者须有翅膀。”查拉图斯特拉在别处是作为超人的代言者受到颂扬的，在此他的心中产生了犹疑。他未能超越自我与世界，知道在坠落过程中他必死无疑。
　　尼采肯定已经猜到，不久后他试图拥抱虚无的结果就是：自己在都灵的大街上拥抱一匹遭到毒打的马。“当你长久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在《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se）中他还精辟地写道。自我警示逐渐减弱，他的精神退入癫狂之不可思议的一片黑暗之中。
　　第3页 :深渊（2）
　　与其后继者海德格尔――这位至少短时间内相信过，身着褐衫即可跨过深渊――相比，难道尼采不是坚定不移地把那条危险之路走到底了吗？或许“深渊”思想家未能与纳粹运动划清界限仅仅是因为他感觉到，他在1933年就职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名声欠佳的演说中热捧的“这个觉醒的崇高与伟大”，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是那种“奇妙的对深渊的渴望”，就像其偶像――最后也难逃疯癫命运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在许多民族中所发现的那样。海德格尔自己抵抗住了深渊的最终吸力，靠的是不时逃入脚踏实地的生存状态：逃入位于黑森林托特瑙山（Todtnauberg）中的孤独小木屋，在那里他得自己砍柴，自己到井边取水。
　　然而就是这个人们误以为并非深不可测的地方，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一次绝对可以称得上令人费解的碰面的现场：保罗?策兰（Paul Celan）――出生于布科维纳（Bukowina）的德语犹太诗人，其父母被纳粹杀害于集中营――来托特瑙山拜访海德格尔。无论《死亡赋格曲》（Todesfuge）的作者对与《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的作者会面曾抱过什么希冀，策兰在那个地方――哲学家在那儿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脚踏实地”――并未获悉海德格尔为什么趟了纳粹的浑水。相反，后者在日记中只是记了一笔：“带保罗?策兰看看黑森林”是件“有益”的事。
　　德国人确实不是绝无仅有受到深渊吸引的，通过设想熟悉的表面下窥伺着难以言表的东西，德国人的精神就会既激动又害怕。古希腊人把冥界之神哈得斯（Hades）想象在地心，但丁在其《神曲》的第一部分中对诸层地狱的描述就是一层层向下的。然而徒劳地试图把爱妻欧律狄刻（Eurydike）从冥府带回光明人世的希腊歌手俄尔甫斯（Orpheus）和意大利诗人但丁，他们都没有把冥府作为值得渴望甚至是充满希望的地方来歌颂。那里尽管自有其诱惑力，却是让人恐惧的地方。生于柯尼斯堡（K&nigsberg）的伊曼努尔?康德一向头脑清晰，他以无欲无求的声音称冥府为“堕落的深渊”。
　　德意志之魂越支离破碎、背离此世，同时也得不到来自彼岸天堂的安慰，彼岸冥府对德意志之魂的吸引力就越强大，吸引它走向深渊，那里一切看上去都是可能的。谁感到尘世冷漠而不友善，天堂又是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他就会在地心深处寻找自己（主观臆想）的安宁。没有异化的、温暖的故乡转入了地下。
　　至今都有很多西里西亚的民族舞、民族服装和其他团体，他们怀旧地自称为“R&bezahl”，这本是住在七峰山（Siebengebirge）内的举止怪异的山神的名字。巴巴罗萨（Barbarossa）①的传奇则是所有德国人渴望地下故乡在政治上最有力的表达。
　　根据史实，这位斯陶芬王朝的国王、备受德国人爱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应该是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溺水而死。16世纪以来，传奇却说这位红胡子皇帝仅仅是隐退到哈尔茨（Harz）山脉中的屈夫霍伊泽（Kyffh&user）山里，沉睡在那儿的一处地下洞穴中等待着重返故里。这位沉睡的皇帝四周弥漫着强大的希望：中世纪末的起义者在要求实行有力度的社会变革时想到了他；从反拿破仑解放战争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德国的民族力量总是把民族统一和强大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1817年诗人弗里德里希?吕克特以一首献给巴巴罗萨的叙事谣曲――它也是诗人最著名的一首谣曲――将其升格为偶像人物：“老巴巴罗萨 / 皇帝弗里德里希，/ 地下宫殿中 / 其魅力永存……”
　　纳粹把老巴巴罗萨永远打入了“地下宫殿”，其方式是他们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场灾难性的对俄征战。
　　呼唤深渊有多么危险，那些敏感的战争狂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很久就猜到了。尽管他们凝视深渊时也好像看到了真正的天堂的镜像似的，但他们摆脱不了那种恐惧，怕最后还是会坠入地狱。
　　自中世纪始，德国人一直在聆听“好骑士”汤豪舍（Tannh&user）的传奇，他前往维纳斯山（Venusberg），为的是与异教女爱神尽享爱的盛宴。尽管汤豪舍在离瓦尔特堡（Wartburg）不远的霍尔泽尔（H&rselberg）山中尝尽了精致的感官之乐，他却开始感觉到魔鬼的世界牢牢地吸引了他。他突然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罪孽深重的，于是他前往罗马朝圣，祈求教皇的饶恕。教皇断然拒绝了他：对这类十恶不赦之举他不能赦免，就像他手中的圣杖再也不会长出绿芽一样。汤豪舍绝望地回到他犯下罪孽的地方：性爱女神要比耶稣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宽容得多，她让这位骑士再次走进自己的洞穴。就在骑士永远消失于维纳斯山时，从罗马传来了闻所未闻的奇迹般的消息：教皇的圣杖长出了新叶……
　　浪漫派时代，这首在情色深渊旁吟唱的颂歌――它披着基督教劝诫诗的严肃外衣，歌颂了教皇的严厉和上帝的慈悲――经历了其辉煌期。阿希姆?冯?阿尼姆（Achim von Arnim）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把这首民谣收进了他们的《少年魔号》（Des Knaben Wunderhorn）民歌集；格林兄弟在他们出版的《德意志传说》（Deutsche Sagen）中也讲述了这个故事；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则将这位骑士迷途知返的故事升华为一篇艺术童话。就连海因里希?海涅第一次读到这首古老歌谣时，也被维纳斯与汤豪舍的故事迷住了。他写道：“我宛如在沉闷的山洞中突然发现了大片埋藏在地下的金子，那简洁、带着原始力量的话语在我面前放射着灿烂光芒，我的心几乎被这不曾预料的辉煌迷惑……。这首歌不啻爱的厮杀，其中流淌着最红的心血。”
　　怎么偏偏是海涅，这位平时不放过任何机会批评浪漫派热衷基督教中世纪庸俗文艺的人，会如此为汤豪舍故事动情呢？吸引他的是那“被诅咒的性欲的深渊”，人们“盲目地”跳下这一深渊，而这种罚下地狱对他而言与基督教的地狱之火毫不相干。性欲本身，其“无限威力”就意味着一种诅咒。在海涅看来，尽管汤豪舍知道，在他之前已有数不胜数的英雄享用过维纳斯“百合般洁白的身子”，在他之后仍会有无数英雄前赴后继，可他还是抵挡不住维纳斯的诱惑。然而事情不仅仅是男人的嫉妒，骑士尽管可以像人们所说的，“不朽地爱”女神，可他自己却是要死去并腐朽的。他与不朽的情缘不过是一种怪异的情缘，古希腊罗马时期诸神可以让他们喜爱的英雄不朽的美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同名浪漫歌剧中，同样的绝望把汤豪舍赶出了维纳斯山：“啊，然而我毕竟会死！/ 你的爱对我来说大过天。/ 神可以永远享受，/ 我却要臣服变迁。”瓦格纳让其骑士歌手抱怨道。
　　如果说所有浪漫者有一个共同的炙热内核的话，那就是：一直失败，却从不放弃，试图用一种方法对有限和可怜的现实进行审视、塑造与施魔，让现实平添一种无限感。为了制造出这种永恒的瞬间的悖论感觉，还有什么比性欲中的忘我投入更合适的呢？然而汤豪舍必须认识到，永恒的结合并不能为永恒的瞬间开启永恒的地平线。持续勃起不是救赎，而是让人难堪的僵化。
　　在瓦格纳的剧中，汤豪舍的救赎是在另一完全不同的深渊中才找到的――一位尘世处女对他的纯洁爱情的深渊。这份爱是如此艰深，以致“圣女”伊丽莎白为他伤情而逝。汤豪舍没有回到维纳斯的欲望之窟中去，而是紧随着为他心碎而逝者死去。对那些觉得其他死法都不够轰轰烈烈的人来说，殉情就成了他们最后得救的幻想。
　　海因里希?海涅不让其笔下的汤豪舍跳这种走向虚无的极端浪漫的双人舞。这里诗人不再是夜莺，而是变成了嘲鸫。在罗马遭到教皇的拒绝后，他笔下的骑士迅速回到霍尔泽尔山，当维纳斯下厨为这位筋疲力尽者做羹汤时，他先上床小憩。瓦格纳把该诅咒的情欲深渊升华为共同殉情，海涅讲述的则是：一切不过尔尔。你好好瞧瞧维纳斯深渊，你就会发现，到头来不过是一种寻常的两性关系，最多是有赴婚姻地狱的倾向。既非诅咒，亦非救赎，而是寻常事，你就认命吧！海涅给他的汤豪舍的对付平庸的唯一救命法宝就是讲故事。在长诗的结尾处他让那位失败的朝圣者讲述一路上的经历，其喜怒无常让人觉得已经是在聆听海涅的叙事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 Ein Winterm&rchen）了。
　　也就是说：瓦格纳那儿是逃离深渊向前冲，陶醉地遁入虚无。相反，海涅这儿是将深渊曝光为单纯的凹地，如果人拥有了可以讲述的过去，那么这种凹地还是可以忍受的，“因为过去是灵魂的真正家园”。
　　让我们在此瞥一眼那分开了条顿德国人和犹太德国人的鸿沟吧？前者让他的角色毁灭，如果他们对有限与永恒之间和解的渴望在此世落空的话；后者则满足于让其角色去讲故事。同样的鸿沟不是也横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egmund Freud）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之间吗？前者是浪漫派之后的灵魂考古者，他鼓励自己的病人把那些被时光淹没的故事讲出来。后者曾一针见血地概括出德国浪漫派与灵魂深渊的关系：“那些在内心深处神圣开放的东西，就让他们待在黑夜中，别硬让它们见光！”可以肯定的是：德意志C奥地利的犹太人早在大屠杀之前很久就稳健地质疑德国人对神圣深渊的迷恋――尽管他们自己也迷恋一些陈年往事――相反，他们对付这种迷恋的方法是分析和曝光。
　　深渊C性欲C时光停滞，或者如尼采让其查拉图斯特拉所喊出的：“所有的情欲都想永恒――向往深不见底的永恒！”此三重奏主题在“法伦的矿工”（Bergmann zu Falun）身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这个故事最早出现于1807年，医生和浪漫派自然哲学家戈特希尔夫?海因里希?舒伯特（Gotthilf Heinrich Schubert）在德累斯顿傍晚伴着烛光举行题为“自然科学的黑暗面”（Nachtseite der Naturwissenschaft）的讲座。其讲座旨在讨伐在不断发展的现代自然科学中产生的机械论世界观，作为对策，他允诺展示“人与自然这一最古老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有机和谐”。讲座中所论及的有梦游、催眠术、梦、无机物向有机物的转化或反之。其中舒伯特也提到瑞典小城法伦那位年轻矿工的命运：1670年他因事故被埋在地下坑道中，半个世纪后人们偶然发现了他的尸体，据说尸体丝毫没有腐烂。这位自然科学家虽然也想揭示这一“奇迹”，据说尸体充满了硫酸亚铁；然而他更感兴趣的是故事的后续部分：没有人能确认这具尸体，直到一位拄着拐杖、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认出他就是自己从前的未婚夫。舒伯特是这样结束自己的描述的：“在他们本该举行的五十年银婚庆典上，人们看到的是僵硬、冰冷而年轻的新郎，而充满炽爱的新娘却已经满头银发、步履蹒跚。”
　　19世纪初，这件感人而又奇异的事情绝非仅登在报纸的“世界奇闻”栏就完事了，当时的诗人――从约翰?彼得?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到弗里德里希?吕克特，从阿希姆?冯?阿尼姆到E.T.A. 霍夫曼（Hoffmann）――争相以此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就好像他们突然找到了自己走失多年的未婚妻似的。这不仅仅因为这个爱情故事与无聊流逝的时间开了个荒唐的玩笑，让德国浪漫派觉得魅力无穷；同样重要的至少是这一戏剧性事件发生的地点：矿山。
　　那是德意志思想史中1800年左右最独特的支路坑道之一，不光探索者，就连诗人和思想家都发现矿山是灵魂“神秘袒露”的栖息地。最著名的、不断“驶入”阴暗和充满不健康气体的坑道的人就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这位枢密顾问一生中有36年都在研究图林根森林伊尔梅瑙山北坡的矿山，年他甚至担任那里“矿山委员会”的负责人，但终究未能阻止矿山经营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坑道进水与塌方，还有长期资金匮乏。
　　18世纪90年代，青年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普鲁士担任了矿产总督察顾问，年轻有为。当歌德在绝望中向这位成功的矿业同行求援时，他却没有伸出援手。这位相对年轻二十多岁的全才不想去图林根帮年长的歌德，而是憧憬着去世界的另一端探险。
　　写下了《夜之颂》（Hymnen an die Nacht）、28岁英年早逝的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白天当盐场督察，供职于魏森费尔斯（Wei&enfels）的盐场管理部门。当时的思想精英们凡是不能以职务之便进矿山的，至少也要在开阔眼界的旅途中弥补一下：1793年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与其早期浪漫派漫游伙伴、好朋友路德维希?蒂克一起参观了上弗兰肯（Oberfranken）名为“上帝的馈赠”的铁矿。其心醉神迷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暴露无遗：“我感觉自己就像要被吸收进一个什么秘密组织、一个神秘联盟似的。……”就连一向以热爱森林著称的诗人约瑟夫?冯?艾兴多夫也亲自拿起矿灯，以便怀着“虔诚的敬意”在地下倾听一下“精怪们的嗫喏”，还有那单调的滴水，是后者给石笋赋予了“类似于人的鬼怪形态”。甚至海因里希?海涅在1824年游哈尔茨山时，也按照那时流行的《哈尔茨山游客指南》（Taschenbuch
　　f&r Harzreisende）的推荐，置办了一套矿工服（海涅称之为“囚服”），并参观了克劳斯塔尔（Clausthal）的两处名为“多罗特娅”（Dorothea）和“卡罗琳娜”（Carolina）的银矿。虽然他调侃道：“我先进入了卡罗琳娜，这是我见识过的最肮脏和最不讨人喜欢的卡罗琳娜了。”［谁要是看到这儿，联想起那两位女作家――她们是浪漫派那伙人的中心缪斯，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情感混乱――多罗特娅?施莱格尔和她那为时不长的妯娌卡罗琳娜?谢林，曾与其大伯子（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联姻，后离婚；那他就不正经。］但是在这篇银矿参观报道的结尾处海涅盛赞矿工们的生活是“真实和生动的”，没有丝毫讥讽之意。1737年史上第二位“御准女诗人”西多尼亚?黑德威希?曹轶讷曼（Sidonia Hedwig Z&unemann）就参观过那座后来由歌德管理的伊尔梅瑙矿山。几天后她带着一首颂诗返回：“矿山之美令我倾倒；/ 我愿自己是名矿工。”
　　第4页 :深渊（3）
　　至于这种对矿山的陶醉是德国人专有的特征，人们只需看看19世纪早期英国最有经验的赴德旅游者亨利?克莱普?鲁宾孙（Henry Crabb Robinson）在日记中的记载就一目了然了：“在圣安德烈亚斯山（Sankt Andreasberg）我怀着好奇心进入了一个矿井，结果我发现，那里没有什么可看的，极其无聊、消耗体力而且学不到什么东西。一般而言，我还从未见过这么不值一去的地方。”
　　让与其同时代的德国人人欣喜若狂的地方，这位英国人的反应却是咬牙切齿，这肯定有其外在原因：矿山在英国人那儿引起的联想与在德国人那儿截然不同。英伦岛上的矿山大多是煤矿，而德国矿山主要开采贵重金属（鲁尔河畔的煤层在19世纪初还未被发现，19世纪下半叶那里出产的煤炭让德国工业化能够有长足发展属于后话）。此外，德国，确切地说是“弗莱贝格王家矿业学院”（K&nigliche Bergakademie Freiberg）已是当时采矿业的麦加，全欧洲甚至美国的?大学生和专家都涌向萨克森中部，为的是拜那里的专家为师，学习所有有关“地球构造学”和“矿物分类学”的知识。专家中首屈一指的当数魅力四射的矿物与地质学者亚伯拉罕?戈特洛布?维尔纳（Abraham Gottlob Werner），诺瓦利斯和亚历山大?冯?洪堡都曾是他的学生。［此外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矿业冶金大学仍旧存在，如今它的名称中加上了“资源大学”一词，这么做也是忠实于自己的传统，毕竟其创建人矿产总督察官汉斯?卡尔?冯?卡洛维茨（Hann& Carl von Carlowitz）在1713就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
　　然而，德国于1800年前后在采矿与冶金方面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事实本身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那时德国思想界精英那么热衷于下矿井。尽管E.T.A. 霍夫曼和路德维希?蒂克在他们以矿山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中描述了，那些漂亮的“地下女王”是如何用自己此世罕见之美把忧郁的年轻人引向自己身边、引入深渊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释梦》（Die Traumdeutung）中解释说，每次下矿井都象征着性交行为，这类情色性潜台词同样无法解释这一历史现象。
　　诺瓦利斯在其所发表的第一本格言书《花粉》（Bl&tenstaub）中写道：“神秘莫测的路是向内的。”这不是在给他所监管的魏森费尔斯盐场写的招揽游客的广告词，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沉入自己未知的“精神深处”。读一下诺瓦利斯未完成的小说残稿《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就会发现，要想找到“向内之路”，看来没有比下矿井更好的捷径了。关于矿工他在该书中写道：“其孤独的营生让他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既不见天日，又与人隔绝。面对天国的深邃事物他没有习惯成自然地变得迟钝和冷漠，而是保持着一种童心，在这种氛围中一切对他来说都那么美妙奇异、原汁原味、五彩缤纷。”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地心更能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个人与造物主创造的万物之密不可分；时间一长人们的这种感觉就淡漠了，虽然正是这种感觉才能真正地震撼灵魂。诺瓦利斯的这种想法不仅是自然浪漫的，而且同样是基督教的：在让《奥弗特丁根》中的老矿工在矿山中有第一次“内心”经历之前，他给了他一盏矿灯和一个十字架。
　　在《论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in Deutschland）一书中，海涅觉察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作为极端内向的基督教新教创始人与路德的父亲是个矿工这一事实间的内在联系：“这个男孩时常与父亲下矿井，那里有强悍的金属生成，也有生生不息的古老水源滴落，他那年轻的心大概不自觉地汲取了这种最神秘的自然力。”
　　吸引着歌德的也正是矿山那种“最神秘的自然力”。生物形态学家――这方面他是个纯粹的自然浪漫派――歌德声称，从花岗岩作为“大自然最古老、坚实和不动摇的儿子”到人类心脏作为“最年轻、多样、灵活、多变以及造物之不可动摇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所以他夸赞一切能让人感到这种统一性的情景，无论是降入矿井，还是爬上花岗岩山峰如哈尔茨山的布罗肯（Brocken）峰：“这里你直接驻足于通往地心最深处的地方，在你和原始世界的坚实地面间没有较新的岩层，也没有冲击聚集起来的瓦砾。”这么一来，深坑又以悖论的方式成为异化了的人类脚下所能赢得的最坚实的土地了。然而，作为失败了的矿山经营人歌德最清楚：认为采矿首先是为大自然建一座地下庙宇，在里面举办庄严的熔合和自我发现的仪式，这是一种误解。正如歌德在一次矿山演讲中所说，采矿就是把“自然深藏地下的馈赠发掘出来，让它们见天日”。
　　一种古老的恶习――对万物以及自己的灵魂进行掠夺式瓜分，会让人直接坠入深渊。歌德在《浮士德》（Faust）第二部分中――写于经历了伊尔梅瑙矿山改建失败后――并非出于偶然地让由土地神――它们自嘲地称自己为“岩石外科医生”――组成的合唱队冷嘲热讽：“可是我们采掘出黄金 / 便召来了偷盗邪淫。”浮士德的求知欲使他想知道，“世界内部靠什么维系”。在为一位从前的同事写的庆贺从业纪念日的诗中，矿山负责人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最狭窄的坑道中，在最深的矿井下 / 寻找一盏点亮思想的明灯 / 共同观照，自然最终能否让人探究出自己 / 岂非美哉？”这种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不仅仅满足于毫无进一步兴趣的认知满足，而且要写出掌控自然的脚本。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起采矿的名声就不佳。奥维德（Ovid）和塞尼卡（Seneca）对这一不敬神的行当的指控一直延续到让C雅克?卢梭，后者称矿工为早期猛兽型资本家，他翻腾“地球的五脏六腑”，“冒着生命危险、不惜以健康为代价，在地心寻找自己所想象的宝藏”。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更是把矿山直接叫作“dark Satanic mills”――“撒旦的黑厂”。
　　相反，我们的盐场督察诺瓦利斯在《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中的呼声则完全两样：“上帝一定会保佑采矿的！因为没有任何别的艺术会让其参与者更幸福和更高尚的！”
　　德国人是不是疯了？
　　反正他们相信，虽然四周充满了资本主义的诱惑，人却能够保持纯洁的性情。“矿工贫穷地来到世上，又贫穷地离开这个世界。他满足于知道什么地方发现了金属矿藏并将它们开采出来，然而那些闪闪发光的金属并不能改变矿工那颗纯洁的心。他没有疯狂地企图去占有它们，他的喜悦更是因其奇异的构造、罕见的产地而生发。它们一旦成为商品，就失去了对他的吸引力。他宁愿在地下冒着千难万险去寻找它们，也不愿随着它们的呼唤到外面世界，到地面上去通过各种狡猾的欺骗手段去获取它们。”
　　对矿工行当的这种充满爱意的美化并非全部来自诺瓦利斯所特有的狂热。出生于格劳豪（Glauchau）的文艺复兴时期学者格奥尔格乌斯?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在其开山之作《论矿冶》（De re metallica）――有关矿物学的最早教科书――中就要求矿工必须是劳动者中最出色的，在道德方面既要超过农民，也要胜过工匠，因为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原材料会引诱人做出最悖理逆天的行为：人们为了金子会发动战争，也会图财害命。与诺瓦利斯一样，阿格里科拉充分相信上帝，所以他认为会有心地纯洁的矿工。
　　同样，歌德在其第二部不朽的晚期作品《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里确信――其程度要超过在《浮士德II》中――人在追踪地下宝藏时并非一定会引起谋杀或过失杀人。此书中“敲石者”蒙坦（Montan）独自隐居在山中，常深入沟壑之中，为的是“和它们进行不可思议的无声对话”。因为他知道：“为了彻底拥有和掌握某物，必须为了它而研究它。”虽然这里也用了“拥有”和“掌握”，但恰恰不是遵循目的明确的再利用逻辑，而是一种态度，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将其概括为：“德意志本质即为做一件事而做一件事。”
　　只有把深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深渊对他们来说才能成为稳固的地基、成为“亲切的”地方。海德格尔的深渊是全然毫无缘由的，这里的深渊则完全没有疑问。谁心怀叵测――无论是什么鬼胎――进山，必死无疑。在约瑟夫?冯?艾兴多夫的作品中，那位贪婪的挖宝人被埋在坑道里，“疯狂的嘲笑声 / 从塌陷的岩缝中传出”。可怜的伊利斯?弗略博姆（Elis Fr&bom）在E.T.A. 霍夫曼《法伦矿山》（Die Bergwerke zu Falun）结尾处死在坑道中，尸体保持年轻不朽，因为他把老矿工的话当成了耳旁风。老矿工曾告诫他，如果他选择矿工这个职业仅仅是为了能娶他的心上人，而不是出于“对奇异岩石和金属的真爱”，那是会发生不幸的。
　　德国人以感人的天真方式试图解释采矿的意义，将它拽出资本主义的深渊，让掠夺自然与崇拜自然和解。由于他们知道，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采矿还被浪漫提升为社会项目。歌德开始接手矿山管理工作时，就曾以救世主的激情宣布说，他将帮助伊尔梅瑙那些“可怜的鼹鼠”，“那些具有两面性的金属，它们被人用来做坏事比做好事的时候多，今后为了金属的荣誉，开采它们只能造福人类”。当歌德失败，矿山再次――主要是因经营不善――关张时，这种社会浪漫就戛然而止了。
　　想以既社会（主义）又浪漫的方式经营矿山，在歌德之后很久东德作家弗朗茨?菲曼（Franz F&hmann）的企图也失败了，这种企图同样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吸引着他下矿。但他的失败是在另一层面上的，作为作家他失败了。他在曼斯费尔德（Mansfeld）和图林根对铜和钾盐矿井做了十年调查研究，1974年6月――作为在桑格豪森（Sangerhausen）工会图书馆举行作品朗读活动所要求的报酬――他首次被允许进入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ntzer）矿井。他兴高采烈地给妻子写信：“乌尔苏拉，我下矿了！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启示！我愿意来这里生活！”他向出版社的编辑通报：“我找到了余生要写的题目：矿井下！”
　　菲曼给自己极为狂热的计划起了一个临时标题“矿山”（Bergwerk），这本书应该成为他老年的收山之作，但未能完成。这不光是因为作者于1984年逝世，在去世几周前他曾对一位老矿工说：“矿山不复存在了……。设施全不行了，也修不好了。我无法向你解释为什么，你就把它当作现实来接受吧。”
　　阅读1993年作为遗著出版的《矿山》文本和片段，为什么这位“非无产阶级出身”――曾因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而成为“工人和农民的德国”之公民――的作家最后一部巨著必遭失败就一目了然了。他绝望地分析道：“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是我的天职，创作文学作品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但让二者统一起来，或是更确切地说让它们保持迄今自然而然的统一，对我而言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这位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出身的诗人走上了比特费尔德之路，来到无产阶级矿工中间，却充满惭愧地发现，他在坑道中想到的不是国家利益定额是否完成，而是E.T.A. 霍夫曼、蒂克、诺瓦利斯和所有其他浪漫派作家是带着什么样的生死欲望下到矿井中的。来到废墟，背对未来……对这位幻想破灭的东德作家来说，骄傲颂歌就这么逐渐消失了。
　　第5页 :深渊（4）
　　其同辈作家同行米歇尔?恩德（Michael Ende）的处境要好得多，在自由的西方他甚至可以把一个“说不完的故事”说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让自己的主人公去幻想，把他们送进“画的矿井”，其中一位盲矿工看守的不是全民所有财产，而是“被人们遗忘的梦”。菲曼也允许自己做梦，“文学是一座矿山，数千年来有一辈又一辈的人下井采矿，每位作家自己都是一个坑道，而他置身于其中的矿层就是他的经验”。两德统一后不久，米歇尔?恩德在一次采访中直率地对这种思想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迄今为止浪漫派是唯一原汁原味的德意志文化成就。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或多或少从国外照搬到德国来的，浪漫派是第一次成功地让外国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试着继承这一传统，因为我认为自己完全是个德国作家。我坚信，这种典型的德意志声音不该在世界各民族的合奏音乐会中销声匿迹。”
　　无数德国诗人和思想家从中或在其中汲取了原材料的浪漫派深渊还剩下些什么？是对在戈莱本（Gorleben）附近盐丘中堆放的核废料桶的恐惧？是社会民主党开党代会时同志们齐声高唱古老的矿工之歌《好运，好运，工长来了！》时所能体会的那缕社会浪漫？还是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浪漫的矿井已经像纳粹为其“第三帝国”的白日梦所挖掘的地下碉堡和工厂隧道一样被永远密封了？
　　得过诺贝尔奖的君特?格拉斯（G&nter Grass）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卫道士，在好几十年时间里他都遗忘了自己参加过武装党卫队的历史，战争刚结束时他曾在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的一座钾盐矿工作过。他在1963年出版的《狗年月》（Hundejahre）――但泽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中描写了一座矿山，“它既不开采钾盐、矿石，也不开采煤炭，却在850米深处进行作业”。他以此作为中心隐喻来代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在老坑道中狂怒地继续生产，就好像昨天的事没有发生过似的。“没见过”矿山的来访者来到这座地下工厂的反应就是喊道：“天啊，这是地狱，真正的地狱！”这座地下工厂对向世界各地的出口起着稻草人的作用――由德国破烂构成的德意志稻草人：他有时戴着著名的海德格尔式小丑帽，咂嘴咂舌地训诫何谓“被吓着”；有时以班贝格（Bemberg）交响乐团成员的身份穿着褐色工作服演出《诸神的黄昏》（G&tterd&mmerung）中的片段；或是对基本法的条款品头论足。不言而喻，最后必须留在地狱中的那条狗只能叫“普鲁托”。
　　《狗年月》还未被收入“奥贝里德（Oberrieder）坑道”，那是黑森林附近的一座停产的银矿。20世纪60年代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其扩建为地下“民族宝库”，即使在和平时期，穿军装的人也不得进入其三公里以内的地方。这里深深的地下已沉睡着十多亿份文件，它们被拷贝在缩微胶片上，密封装入由16颗螺丝钉铆在一起的不锈钢桶中，即使发生核战争都不会被摧毁。根据联邦公民保护和灾难援助办公室的评估，倘若有一天这个国家不复存在，这些文件可以向后世展现到底什么是德国文化和历史。感谢这一文化掩体，感兴趣的重新发现者在1500年后仍旧可以研究威斯特法伦和约文本、教皇宣布开除路德教籍的通谕、科隆大教堂的建筑图纸、席勒和歌德的手稿或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总谱。2004年在“吞下”（Verschluckung）活动框架下，50名当代艺术家――如约尔格?伊门多尔夫（J&rg Immendorff）和克利斯托夫?施林根西夫（Christoph Schlingensief）――的作品原件也同样被密封进不锈钢容器，运进“奥贝里德坑道”。只有生活在很久以后的未来、热衷于文化的人才有观赏这些作品的眼福。
　　离奇吧？是的，如果人们想到纳粹的大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和其“废墟价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只允许使用那些建筑材料和必须进行那些静力学思考，即那些在数百（或数千）年后得以让日耳曼尼亚留下的废墟至少能像古罗马的废墟那么栩栩如生的。
　　虽然德国人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妥善封藏艺术品的唯一民族――1954年通过的《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曾特别呼吁这么做，但其历史悠久的心性――“全面彻底、神秘莫测、深不可测”再次大放异彩。
　　对深渊的狂热不可以是幼稚的。每个愿靠近悬崖的人都该知道那两行谨慎的诗，在德国文学中是用这样的诗句来呼唤深渊的。它们是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神秘德国》（Geheimes Deutschland）一诗的开头两句：“拉我去你的边缘，深渊――却不要让我疯癫！”不知喜爱格奥尔格、刺杀希特勒失败的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在临刑前――那是日，在柏林国防部办公楼内――高呼“神秘德国万岁！”时是否想到了这两句诗？
　　作者：特?多
　　译者：丁娜
　　第6页 :工作狂（1）
　　工作狂
　　1990年我乘火车从法兰克福去米兰。一对来自施瓦本①的夫妇坐在我对面。过了曼海姆以后，上来了另一位乘客，不久我们便知道了他是意大利人。当施瓦本太太把自带的苹果削皮去核切成大小相等的块块时，施瓦本先生一边啃着妻子之前递给他的加肠面包，一边和意大利人交谈起来。那人说，他是个外籍工人，来德国20多年了，很喜欢德国。施瓦本先生笑着说，他也热爱意大利。他和妻子虽然只去过那里一次，在亚德里亚海边呆了两个星期，但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立即吸引了他。他不得不说，意大利人就是懂得生活！受到称赞的这位意大利人以礼貌的微笑作答。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施瓦本太太嘟囔起来，眼睛仍停留在切苹果上：“但也得干活不是？”
　　至今我无法确定，那位削苹果者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是被迫扭曲成那样的，还是自觉自愿心满意足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下面这个古老的柏林笑话，她绝对笑不起来：“你们干什么营生？”“先生，我们不干，是营生推我们去干。”
　　按照《圣经》旧约的观点，劳作是上帝给予人的惩罚；根据生机主义的活力论，劳动是给人带来快乐的行为，只有在劳动中人才真正成其为人。到底该听谁的，西方从一开始就莫衷一是。而在德国，意见双方更是各自都达到了极致。
　　《圣经》旧约观点在德国第一次强有力的影响是马丁?路德翻译过来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其中所宝贵的只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路德《圣经》译本中诗篇第九十首听起来就是这么诗意而无情。在这位宗教改革家之前，神秘主义者已经提升了劳动的地位，尽管（恰恰是）他们给劳动披上的是一件丑陋的外衣。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①就说过，拾柴火也能得到上帝的垂怜，只要心是向上的。然而神秘主义者始终――谦卑地――坚持，他们苦行僧式静心养性的祈祷生活高于世俗的劳动。
　　路德反对这样的观点。他毫不留情地激烈抨击了教徒生活那一套，自以为丢下日常劳作，全身心追随上帝就能走上灵魂得救之路了。“无论高低贵贱，每个人都得做他理应去做之事，从事他的职业。啊，这是多么必需而富有教益的指导思想！以为只要照着表面看到的圣徒的样子去拜拜神就好了实在是个误区啊！”
　　出自1522年教堂布道书的这段话给德国的职业概念带来了颠覆性的后果。身为奥斯定会修士时的年轻路德，就已经把“职业”一词与神赋的精神上的蒙召联系在一起了。《圣经》翻译完成后，在讲到纯粹的经营工作时，他突然也用“天职”这个词了，这已不是什么改革，而是一场革命了。这位神学家在解释把“天职”扩大到世俗范围去的理由时说：“耶稣没有想让人人都有成为他的继承人、去作圣徒的使命感。”“我需要各种各样的仆人，不能大家都做同一件事。”在前面提到过的布道书中，路德让耶稣如是说。“上帝无须牺牲，只需服从。因此，一个想上天堂的虔诚婢女，只要服从命令，扫院子，挑大粪，就是走在正道上，而另一个成天只去教堂，不干活儿的，就只能下地狱。”路德之后，哥林多前书中圣徒保罗的告诫“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开始产生巨大影响。
　　但是，路德所奠定的新教刻苦勤勉的劳动激情16、17世纪时尚未广泛形成，德国人因此而出名（或遭恨）是后来的事情。路德教牧师约阿西姆?威斯特法尔（Joachim Westphal）那时曾徒劳地告诫人们要警惕“懒惰的魔鬼”，要求“遏制肉身，不受迷惑，转向劳动”，或者像圣徒马太那样将无所事事之人的担忧揭出来: 他会在睡梦中恐惧，会发疯发怒，不吃不喝，最后像条狗似的乱叫。即使在严格的禁令下，全国范围的行乞也只是部分得到遏制。虽然，德国人的劳动激情确实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大城市里手工业欣欣向荣，从汉堡到奥格斯堡贸易兴旺，但是“三十年战争”毁灭了德国的这第一次经济奇迹。荒芜的大地上疮痍满目，外加中世纪行会制度对工艺现代化的制约。行会更多的只是促成了工余时间的集体酗酒。当时唯一受益的经济领域是餐饮业。1700年前后，一个两百户人家的小镇就有三十到四十家酒馆的情形不在少数。
　　又一次给德国人戴上守纪律、勤劳作紧箍咒的是虔信主义，而且这一回比路德做得扎实。不反对口腹之欲的宗教改革家还是给感官享乐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此外，他的恩典说也保护这一点，按照恩典说，能否得到救赎完全取决于上帝不可洞悉的意愿，与人一生是否勤勉守法、做了什么无关。路德认为，获得恩典的关键在于深深地忏悔所犯罪孽和乞求，靠认认真真干活是得不到的。
　　当初，原本就观点不一的虔信主义运动也还没有一定要在上帝的名义下把人变成干活的机器。虔信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让在路德说教下已僵化的心重新活跃起来。对路德教来说，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关键经历是“忏悔之战”及随之而来的“突破”。虔信主义者坚信上帝的国度在此岸也是可以达到的，这样它们就与路德分道扬镳了。菲利普?雅可布?施潘纳尔（Philipp Jacob Spener）是17世纪下半叶形成的这个新教流派最重要的早期代表。他没有背离路德的一点是，他已经从无度的劳作中嗅到了神化人的行为之危险。他主张给人休息，以修身养性，这是“上帝的意愿”。
　　施潘纳尔主张的修身养性不久就被彻底推翻了：劳动与祷告被视为同等。1695年，比施潘纳尔小30岁的奥古斯特?赫尔曼?弗朗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试着在哈雷（Halle）附近的格劳哈（Glaucha）建立虔信主义样板园。起初的计划方案是一所孤儿院，很快弗朗克基金会便发展出了一个包括三部分的学校系统，不仅收容和教育流落街头的穷孩子，就连普鲁士贵族也把他们的子女送进来了，为的是他们能健康成长。同时，这座“上帝之园”也促进了哈雷市的经济发展，除了学校，还开了一家药店，不久就开始大量出口药品，此外还有了印刷厂和书店。
　　威廉一世国王是弗朗克基金会最热心的支持者。为了节省，柏林的宫殿他只使用其中几个房间，对他那酷爱科学艺术的父亲留下的财政烂摊子，他进行了有效治理。这位“士兵国王”的生活宗旨是“除了劳作，别无他求”。因此而受到敬畏的他曾亲自从马上下来，用手杖痛打被他抓住的懒惰臣民。他视弗朗克为志同道合者，弗朗克的口号是：“我们必须一生劳作，以求得救升天。”
　　由此，勤勉敬业在德国第一次被誉为虔诚的生活方式。弗朗克学校的学生们肯定得按时祷告、唱赞美诗，同时，他们也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最关键的是，孩子们从小就要习惯于坚持劳动。不劳动即犯罪。“让孩子们干活不仅仅是让他们能挣点钱，不白吃饭，更重要的是劳动可以预防无所事事带来的种种可耻、有害的恶习，比如欺骗、酗酒、赌博、淫乱、偷窃，等等。”弗朗克继承了路德教神学家尤斯图斯?梅纽斯（Justus Menius）写入《致克利斯蒂娜》（Oeconomia Christiana）一书中的这一信念，并在他的“上帝之园”内付诸实践。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著名的年研究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来自新教伦理的论点。广义上说这个论点有说服力，但是虔信主义在资本主义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模糊。还是卡尔?兴利西斯（Karl Hinrichs）表述得精确。在多个调查中，这位历史学家研究了德国虔信主义与英国清教主义之区别，得出的结论是：“虔信主义不是一个主张和鼓励个人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宗教。它与同时代的加尔文清教主义晚期形式不同。德国虔信主义崇尚‘为他人’而工作，英国的晚期加尔文主义主张‘为自己’”。说得更明确一点：“在英国，清教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开端，在德国是社会主义。”
　　弗朗克的思想确实和后来那些催人勤奋的社会主义者如出一辙：只为自己灵魂得救而工作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虔信主义的信徒深信不疑的是，“一生要为上帝的荣耀和他人服务，为上帝和他人牺牲同样有意义”。每一个人“要尽其所能，为拯救自己和他人免遭天谴而不懈努力”。
　　强调要对他人负责，像对自己一样，对加尔文教徒来说是陌生的。他们信仰中的宿命论更接近路德的恩典说：一个人在出生时上帝就已决定他是否得到拣选，之后再没有提升的可能。加尔文教徒之所以会成为孜孜不倦的劳作者，应该从心理而非宗教的角度去解释。因为，始终折磨着他的问题是，活着的时候从哪里能看出自己是属于能成为圣徒一族的呢？路德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简单而粗暴，没有人能对自己封圣深信无疑；加尔文教则给人提供了一个充满艰辛的安慰：每个人事业、经济上的成功与否便是证明。因此，加尔文教徒不是为了能够封圣而工作，而是为了向本人和他人证明自己是一个圣徒而工作。社会教育学的纪律教育在这里变得毫无意义，没有工作使命感的人，可以不干，就让他拖着被诅咒的灵魂等待最后的审判吧。
　　第7页 :工作狂（2）
　　像弗朗克那样，坚信上帝的决定在人出生之时尚未做出，恩典可以通过坚持不懈、勤勉刻苦的生活争取，这样就为广泛地动员辛勤工作打开了大门。因为，上帝更愿意看到，每个人不仅自己尽心尽力工作，而且拯救更多的人脱离罪恶的泥潭。虔信主义的爱人如己不是去施舍，送乞丐一件大衣不如教会乞丐去制作大衣更慈善。即使路德眼中很可疑的富商，在弗朗克看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好人，只要他不独享盈利，而愿意资助基金会，比如他在格劳哈的那个基金会，或建立新的基金会。威廉一世国王让这个信条成为国家的社会政策，把大型私人企业转变成国家和基金会企业。这样一来，贫瘠落后的普鲁士王国在18世纪经历了双重飞跃发展：与经济并行的是建立了大量培养热爱工作的年轻一代的机构，那里出来的后生走进工厂、作坊，毫无怨言、不知疲倦地织布或生产种种别的东西。
　　“为普鲁士国王工作”，这个口号令思想家们至今争执不休。它的意思是说要为上司卖命呢，还是说工作其实是为了自己？这里涉及的怕远不是一个学术问题。第一种解读根据基督教义而来，劳动一定得干到伤筋动骨才能起到净化作用，理想境界是人人都成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臣仆。第二种解读歌颂人的创造力，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原本只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思想、设计付诸实施，理想境界是手工工匠和艺术家。
　　启蒙运动虽然不再相信此岸的努力会在彼岸得到奖赏，但他们仍忠实于对工作的激情，为它编织了新的花环，把它从基督教的梦魇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理想主义的自我表现。其翻译的荷马史诗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古语言学家约翰?亨利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ss）1801年曾写过这么一首诗，为劳动高唱赞歌：“劳动是愉悦，不是挨罚，只有劳动让我笑哈哈。无所事事的人啊，你那漫长的时日如何打发？我们只盼天久久，时长长，快步如飞去干活，总嫌不够忙。”
　　福斯的诗歌和歌德的配起来，是一首很好的二重唱，《西东合集》（West-&stlichen Divan）中，歌德这样吟道：“工作着，时日短，若彷徨，时日长。”有一次，歌德孜孜不倦的秘书、速记员艾克曼（Eckermann）大胆地指责大师抵抗拿破仑战争期间，没有为国效力，歌德回答说：“每个人遵天命行事。当我行之事我不分昼夜，刻不曾停，尽我所能，毫不懈怠。若他人个个如我，天下太平焉。”
　　无止境的好奇把歌德创作的浮士德交到了魔鬼手中，但正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工作保护他免入地狱。“不停追求与努力的人，将得救赎。”《浮士德II》结尾时，天使唱着这样的歌将浮士德接入天堂。
　　“劳动使人自由”被变态的纳粹刻在集中营的大门上，遭到滥用。而歌德当年是很赞同这句话的。席勒大概会比较克制。1784年，他在动员普法尔茨上流社会的老爷们为曼海姆剧院捐款时说：“人的天性无法忍受无休无止地被缚于劳作的折磨。”在《论人类审美教育书简》（&Uber die &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一书中，他以更激烈的言辞抨击功利社会对人的摧残和割裂：“永远只做整体中某个细微的工作，人本身也会变得细微而残缺；耳中只听到他所开动的那个轮子的单调声音，就永远无法发掘出本性中的和谐。人的天性一旦被扼杀，他就成了会说话的机器。”唯一能够治疗这种“毁灭”的良药就是美学经验。席勒在解释剧院作为道德教育机构的必要性时说，为避免工余时间“无节制地瞎逛，陷于酗酒和堕落的赌博”，最好、最适合的休闲方式就是上剧院。只有那里还保留着业已消失的古希腊理想：“寓乐于教，让休息与思考，消遣与学习相得益彰。”
　　到了浪漫派那里，世俗的劳作彻底成了限制人个性发展的桎梏。虽然浪漫派诗人们，从盐场督察诺瓦利斯，到普鲁士官吏约瑟夫?冯?艾兴多夫以及法律顾问E.T.A.霍夫曼都或多或少地恪尽职守，但对他们来说，真正的生活开始于放下工作，进入艺术。而且，不是所有的艺术形式，只有诗歌才能真正让人自由。
　　浪漫派的彼岸不是一个死后灵魂才有希望进入的地方。他们虽然无比崇尚和大肆歌颂死亡，但仍试图在此地和现在就让彼岸发光。“假如你能掌握那个秘诀，便能让世界放声歌唱，欢歌藏于万事之中，梦想带它飞向远方。”艾兴多夫在其诗歌中呼唤的掌握“秘诀”的艺术，靠勤勉和自律是学不来的。让世界放歌，自己通过世界的激励放歌，只知照规则干活的老实工匠是难以完成这双重使命的。只有天才的诗人才有可能和足够坚强，既全身心投入，又保持住自我，直至最后，人与世界能有瞬间的和解。真正的生活在自己内心和所有事物的深处，艺术的力量就是要穿透表层。精英们只在深处才能相遇。
　　这一切，与世俗的经营活动自然无关。浪漫派大腕儿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其广受批评的《露辛德》（Lucinde）一书中，甚至把以往一贯受到诅咒的无所事事吹捧为“残留的、唯一从伊甸园带来的与神相近的本性”。自然，他说这话时，所指不是中世纪对天堂的那种想象，只要仰面躺在地上，煎熟的鸽子会自动飞入口中。施莱格尔反对“执着的、无中心、不停顿的前进前进”这种“北方的陋习”，因为它会剥夺人自身的创造力，“只有以平和、温良的心境，在无为的、天堂般的宁静之中，人才能反思自己，审视世界和人生。不全身心地投入和献身于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中，如何能思考与赋诗呢”？
　　令席勒和浪漫派无奈的是，这种要让人成为人而不是木匠、官员或婢女的精神活动对德国的普通大众来说充其量也只是工余饭后之事。倒是伊曼努尔?康德的看法让大众觉得得到了认可，他说那些以“健康的理智勤奋工作的”德国人比任何天才都更有用。晚期歌德也同样，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一书中，他已告别了对世界各个领域无所不知的浮士德式的全才。书中，年轻的威廉始终在寻找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位置，他固执地认为“全面的教育和知识是必需而有益的”。他年长的朋友亚诺（这时已自称“蒙坦”并专心致力于采石）对他说，“现在是需要单一技能的时代，理解到这点的，能专心掌握一种技能是最好了。头脑简单的，当个工匠；聪明一点的，学门艺术；至于天才，一通百通，干好了一行，就知道别的应该怎么干”。
　　自我实现的美梦飘然而去，古老而神秘的基督教观念――拾柴火也可以是最崇高的事，又悄悄通过世俗的后门溜回来了，在空空如也的教堂穹顶上，它无助地不知如何说明所有劳苦烦愁有何益处。因此，希望人能够在劳动中成为人而不仅仅是正开始高速运转的资本主义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这样的渴望在19世纪再一次有力地抬起头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把浪漫派从诗歌的殿堂拉出来送进了工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Die &O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中，年仅26岁的哲学博士在分析“异化劳动”之狡诈时说：“工人没有在带来愉悦的劳动中回归自我，而是毁于越来越狭隘、单调而无聊的劳动。他在劳动中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在马克思看来，许多工人像逃避“鼠疫”似地逃避劳动，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是他们对非异化劳动的感念尚未彻底泯灭。
　　第8页 :工作狂（3）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罪在于它只允许利用关系的存在：自然缩减成了原材料；劳动的人成了劳动力、机器部件。与动物不同，人有生产比自身直接需求更多、更有意义东西的自由，然而，在资本主义那里，只剩下剥削者的自由，他们可以住宫殿，工人只能缩在“贫民窟”。
　　如何从异化的地狱逃生呢？在另一部与恩格斯一起写成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中，两人共同憧憬着劳动的解放。而这只有在取消了被青年席勒抨击过、老年歌德叹息着辩解过的“分工”之后才能实现：“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尖锐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餐后从事批判，而不必老是当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因为“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所以一群快乐的外行也能生存下去的幻想在19世纪还是渐渐枯萎下去了。替代劳动的解放的是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恩格斯在1877年发表的《反杜林论》（Anti D&hring）中写道：“只有在大工业化生产极大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把工作无一例外地分给全社会成员，限定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以便他有足够的业余时间去参与社会的其他事务，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中的。”通过劳动在人、社会和自然间建立起鲜活的相互关系之浪漫主义理想只剩下技术高超的蜜蜂建蜂房的集体浪漫，工作之余能做的仍是对着蜂房再嗡嗡几声赞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克虏伯、曼内斯曼等钢铁、化工、机器制造等工厂每周苦干六七十个小时的德国人真能感受到“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尖锐对立吗？按照马克思《资本论》 （Das Kapital）的观点，必然王国是为自身物质需要生产，而在自由王国里，劳动不再是为了需要和外在的目的。难道，德国人早已进入在机器般的劳作中看到更高程度自我实现的浪漫境界？
　　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正是德意志灵魂中的这一点，让他的同胞饱受怀疑。1916年，他在慕尼黑做过一个题为“仇视德国之原因所在”的报告。基本命题是：早在战争爆发前，德国这个“历史上的暴发户”就已经是全世界最受仇视的民族了，因为德国人凭借工作狂把其他民族都赶出了他们优哉游哉的乐园。东边的邻居除了“做梦、幻想、感受，祈祷”以外，就想喝酒；英国人之所以做买卖，是为了“周五晚上就能结束工作去运动场”；至于法国人嘛，“少生孩子攒起了钱”，是为了有闲享受奢侈的生活，工作个二三十载就颐享天年。
　　这时突然冒出了德国佬，“身穿工作服，手握有力的拳头，不为名利，不为赶超，不为工作以后能享受，也不为有空闲能欣赏美和思考，而是自觉自愿全身心投入工作，带着一股看起来怪吓人的坚定不移、一丝不苟和精准守时，全然忘我地干、干、干。让全世界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么干纯粹出于喜欢干，没有目标，没有目的，没有终点”。
　　这样一种工作狂，同时也是最高境界的工作乐趣，在舍勒看来，不是随工业化加速发展才出现在德意志帝国内的现象，而是“日耳曼古老本性的陪嫁品”。比舍勒年长一代的生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已经说过，日耳曼人的行为不出自一个合理的目标，而是一种超乎所有目标的巨大能量。
　　舍勒曾举学识渊博的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为例，来解释德国人的无尽追求。据说莱布尼茨曾说，每天早上一醒来他就有无数的奇思妙想，要都写下来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他把无尽的完美，而不是某一个可以实现的完美视为人类所有努力的目标。同样，不谈“永恒的追求”“无尽的义务”也就无法理解莱辛（Lessing）、歌德、康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哲学家埃米尔?博德罗（Emile Boutroux）曾做过一个关于德意志之魂和法兰西之魂的报告。报告中，这位法兰西科学院的亲德派解释了他对德国的热爱如何随着德国从歌德转向克虏伯消失殆尽，是的，他甚至变得厌恶德国，因为德国人将自己生来追求理想主义的工作之魂出卖给了物质主义。
　　舍勒在报告中对这一诊断持有同感，德国人在19世纪确实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强调，虽然新兴的工业化劳作之根源仍来自古典人文主义永不停息的追求，但他不赞成他的同胞们不徜徉于思想的天空而宁愿迷失在工厂，“应该为国家，为国家的荣誉，特别是按照圣经，应该为信仰献身，成为‘殉道者’，为自身的福祉，为高尚的精神文化价值付出，而不是投身于鞋底、缝衣针之类的生产。为经济劳作献身不是高尚的，而是滑稽的。克莱斯特（Kleist）笔下洪堡亲王出征时的英雄气概、激情坚毅和不怕牺牲，不能用到面包、香肠和缝衣针的生产中，亲王那样做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国王”。
　　托马斯?曼对此提出了――至少是间接的――反驳。和舍勒关于仇视德国人的报告一样，写于一战前夕的《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中，作家把“不堪重负、处于衰竭边缘”的劳动者称为“现代英雄的生活方式”，把他塑造的小说人物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奉为“资产阶级新公民”的英雄（托马斯?布登勃洛克29岁就成为家族商业帝国的掌门人，为公司鞠躬尽瘁也未能挽救其覆灭的命运）。作家承认，无法想象自己去从事资产阶级艺术家以外的职业，但是，与埃克哈特大师及歌德一脉相承，他强调，关键不在于你做大事还是运粮食，工作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工作：有序、执着、勤奋、主观意识、“我要尽全力做到最好”。
　　托马斯?曼把英雄境界强加给普通劳动者的想法大概会遭到同行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nger）的嘲笑，他认为普通劳动者干得再多再苦也只是普通市民。1932年，当云格尔把工人奉为新时代偶像的时候，眼前出现的一定不是香肠工厂里舍勒式的“殉道者”，而是大汗淋漓的肌肉男，在一战与二战枪林弹雨的间隙中，在蒂森、克虏伯和曼内斯曼钢花飞舞的高炉前继续着英勇的斗争。
　　云格尔在一战中多次负伤、获奖，他认为工作是战争之继续，其手段和把兰赫马尔克（Langemark）、康布雷（Cambrai）的战壕变为地狱全然无异，现代职场如战场。渴望危险的探险之心，期待着与生活角逐，但不得不承认，20世纪除了物质大战别无选择。机器被提到不可抗力的高度，只有劳动斗士才敢与之较量或结盟。
　　和共产党人、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一样，云格尔也梦想着炸翻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和云格尔式的工人并列的经典无产者就像是穿上了蓝色工作服的小市民。马克思、恩格斯田园般的蜂房变成了疯狂的马蜂窝。“工作展示了拳头、思想和内心的速度”，运格尔写道，“日日夜夜的生活，科学，爱情，艺术，信仰，文化，战争；工作是原子震动，是推动日月星辰运动的力量。”
　　假如云格尔的工作概念是绝对的，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恐惧和担忧，主张无止境地工作和献身，倒也让人愿意接受。将工作视为自由之因素无可指摘。只是，如果仔细看一下云格尔对自由的解释，就让人不敢苟同了。从路德开始的专制传统，经普鲁士C虔信主义到黑格尔一脉相承，把自由与顺从附庸于一个大的整体混为一谈。在云格尔眼中，自由与自己决定是否献身以及为什么献身无关。自由的含义是：成为当家做主的新人类当中的一员，认清自己在“劳动岗位”中的位置。人最大的幸福是能够做出牺牲，指挥的最高境界是指明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
　　清楚地知道了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德国的社会主义专制会造成何等灾难以后，肯定是要忙不迭地埋葬掉那些英雄赞歌，庆幸德国人总算也懂得享受一点生活了。不应忘记的是，即使聪慧敏锐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对极权主义之迷途进行过透彻分析，仍坚持认为，现代消费公民的幸福理想――有足够的时间“留给自己”以便享美食、看电影，其实是“不幸”的。
　　生活在法制国家，人人都认同“生命是最宝贵的”。这一信条德国人近几个世纪才认识到，其他西方国家稍久些。在以往的英雄历史上，信奉的都是“生命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宝贵的生命如何才能避免耗尽在享乐主义的冷漠中而失去应有的价值，这个问题仅有信条并不能解决。阿伦特在其《积极生活》（Vita Activa）一书中怎么说来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挥人的所有能力，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完全有可能在亘古未有的、致命的、毫无结果的被动消极中结束。”
　　在自愿选择的工作中干到精疲力竭，哪怕这工作只是生产香肠，也比无所事事地数手指头强。精力过剩的日耳曼后裔，永不停息的奋斗者，施瓦本的削苹果女人，握着有力大拳头的普通工人都还大有人在。否则，以“总有活要干”做广告的德国最大建材市场到现在没破产该如何解释呢？
　　作者：特?多
　　译者：徐静华
　　第9页 :创业时代（1）
　　创业时代
　　“危机”这两个字或许是流传最广的词之一，不惟如此，它还几乎超越了所有的界限。不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下层百姓，凡与之遭遇者，皆呈心神不宁状。前者视己受之威胁，后者过去常常幸灾乐祸，如今也心生恐惧，惶惶不安。有人对之曰，他们也必须为福利社会分忧解难。上流社会惧怕的不是革命，而是天下大乱。如今之社会，危机已经成了人与人交流时一种必不可少的话题。
　　这种情况下，历史学者的举动跟常人也未见有所不同。他们既未用自己的研究课题，也未用所从事的职业，使我们免受危机之烦恼。他们以一种志得意满的态度讲述过去时代的故事，就像童话大王能够讲一个结尾很可怕的童话故事时那样眉飞色舞。
　　如今，即使是要谈论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创业时代，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一场危机，即1873年的金融危机！德国的经济受到波及，发展整整停滞了十年。当然，人们可以就导出这一结论的那些统计材料进行辩论，但是，这只是我们想要讲述故事的枝节，以及远比所谓的危机更为重要的事情的插曲。这场危机说到底是银行金融界的一个困境。用行话来说，那次股市崩盘乃是大量的投机活动和过热的增长势头相互关联所造成的后果。对于实体经济来说，这并不一定能说明什么问题。
　　无可争辩的是，这个时代涌现出了大量充满奇思异想并有重要技术革新与创造的发明家。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给这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正是我们原本所要探讨的问题：这一切怎么成为可能？一个农业国如何只用了二十年时间就迈入了世界经济的前列？尽管许多事情都由财务能力决定成败，但是，这种创造精神――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最最重要的因素――从何而来？
　　从纯粹的自然科学到应用技术的转变，它的起点应该到19世纪的进程中去发掘。其时，自然科学还学究气十足，过于理论和抽象，而且“经院哲学”根深蒂固。科学的发现乃是针对宇宙间业已存在的事物，亦即自然现象。其现象形态要求我们或是邀请我们去做解释性的工作。
　　而技术发明却与之迥然不同。技术首先不与自然现象相联系，它更多的是一种方法，借助它能够创造出各种人工形态，并以之为某种目的服务。自然是一种崇高，而技术最多是一种精巧。
　　第10页 :创业时代（2）
　　因此，技术不具有普遍性，它都是单个案例。人们无须解释它，而只需使用它和实践它。这里，你追随某种技巧还是遵从某种原理，或者说你是将这种原理当作技巧还是将技巧当作原理，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就是技术诀窍而已。
　　当技术开始控制人类社会，并使工业化全面成为可能的时候，德国人的成功毫无疑问是与他们的工作方式的启动有关。自中世纪以来，英国人和法国人就已注重使用机器生产，重视棉布、机织品和相关的买卖生意，而德国人却是以认死理和动手能力强见长。他们都是些金匠、钟表匠、木匠、皮匠、石匠和铁匠，使用手工技巧与机器生产针锋相对。但是，这些传统的手工业如今却使工业化从中获益多多。
　　专制集权和启蒙运动都未能把经济搞上去，说大话、山呼万岁和崇尚理性都不能当饭吃。所以，此时此刻人们的行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有着更大的自由空间。
　　19世纪下半叶为工业生产和价值创造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纯粹的实用价值。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发明和使用之上。专利化、规范化、标准化和批量生产构成了上升中的现代经济的框架。人们由幻想到现实要走的捷径，只需要一笔贷款就能搞定。威廉帝国在最短的时间里为腾飞创造了条件。有人可能认为，此乃天意。但有人冷静地看到，金融家们在法兰克福办起了德意志银行，虽然这时已是危机四伏！1870年银行成立，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的一个远房侄子格奥尔格?西门子（Georg Siemens）也是当中的创建经理人之一。
　　人们可以发明许许多多的东西，有用的、不怎么有用的，包括多余的。比如带手电、打火机或者切雪茄的刀子的手杖。一个发明可以让你名利双收，也可以落得无人理会。这一切都与时代精神相关，而非出于实际的需要。19世纪的时代精神是对技术的崇尚，真是无巧不成书。
　　德国的发明推动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工业领域的进步：机器制造、冶金、化学和电气技术。德国研发的各种类型的发动机属于划时代的技术发明，它们是未来汽车工业的核心部件，不论汽油发动机也好，柴油发动机也罢。一个大企业的建立通常需要两代人的努力，蒂森、克虏伯、曼内斯曼、博世、AEG和巴斯夫无不如此。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所青睐的材料，创业时代的材料是钢。克虏伯是炼钢的大师；蒂森最初是为铁路部门供应车轴、弹簧和车轮，之后又完善了轧钢技术；曼内斯曼用无缝钢管为机器制造行业带来了空前绝后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最早源于奥古斯特?博尔西希（August Borsig）的蒸汽火车，这种火车在迅速扩展的铁路线上日夜奔驰，好像是把整个社会都拉动起来了一样。
　　与此同时，西门子公司的电报网也建立起来。各个领域都有工程师的身影，一种新式的经济弄潮儿登上了社会的舞台：出身教师家庭的弗里茨?亨克尔（Fritz Henkel）于1865年来到位于埃尔伯菲尔特（Elberfeld）的格塞尔特兄弟颜料和油漆工厂当学徒，后来成了公司的代理人。这位年轻商人学会了化学知识，于1876年在亚琛注册成立了“Henkel & Cie”洗衣粉公司。他最重要的发明是把苏打和水玻璃结合成全能洗衣粉，公司最成功的产品是1907年投产的洗衣粉品牌“Persil”，到现在为止，它还是德国销量最大的洗衣粉。
　　创业时代涉猎最广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之一是维尔纳?西门子，他在普鲁士炮兵军官学校接受过教育。1847年，他和机械工程师约翰?格奥尔格?哈尔斯克（Johann Georg Halske）一道创建了一家电报机生产厂，由此诞生了后来的西门子公司。1888年，为表彰他做出的贡献，维尔纳?西门子被授予贵族爵位。他建立了普鲁士的国家电报网，这是当时欧洲第一个这样的网络。西门子的弟弟威廉在伦敦居住，因为他促成的和英国的关系，人们铺设了第一条横穿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并计划架设一条真正叫人佩服的伦敦至印度的远程通信电缆。维尔纳?冯?西门子还涉猎其他领域的发明和革新，第一台以交流电驱动的电力机车就是他的发明，除此之外还有发电机。
　　德国大量的发明创造为最重要的工业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正因为如此，迈巴赫的蜂窝式冷却器改变了汽车的结构，格奥尔格?克诺尔（Georg Knorr）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诺尔刹车器解决了复杂的火车制动问题，海因里希?兰茨（Heinrich Lanz）①用他的农用机械给农业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他的Bulldog后来成了拖拉机的代名词。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公司还曾经制造过飞艇。但是，作为当时最早的一批企业，兰茨开设了一个自己的备件仓库和一个修理车间，这个想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887年由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②创建，后来由他的公子瓦尔特领导的AEG公司成了那个时代最成功的电气公司。1891年为了庆贺法兰克福国际电气技术展，公司的工程师成功地在175公里的距离上实现了交流电的传输。从此，采用交流电的电气化进程在德国全面开始。
　　随着技术发展越来越分门别类，最初那种碰巧成功的发明创造逐渐变成了一种工作的方法，发明家变成了研究家，他们的工作地点变成了实验室。在实验室里，物理和化学领域，尤其是医学领域开始了一系列伟大的发明。
　　在世纪之交时，德国自信能够从容面对任何一场经济战争。它生产的产品具有世界水平，它的智慧潜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法国和英国甘拜下风，只有美国才是值得认真对付的竞争对手。
　　至此，创业时代圆满结束。随后不久就发生了一场毁灭一切的战争，欧洲列强都卷入进去相互厮杀，就像是一个可怕的童话故事一样，听者和讲述者到最后都觉得没占到便宜。
　　历史上的那场危机究竟发生在哪里，现在的危机又将发生在哪里？
　　创业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有所成就，就应当拥有信心，尤其是创造的毅力。此外，要允许大胆想法的存在，并对之加以扶持鼓励。一场危机不仅仅是金融的或是经济的危机，它首先是价值观的危机。价值观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人们可以为改造工业而努力，也可以训练自己去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决定权就在自己手里。诸位请三思。
　　作者：里?瓦
　　译者：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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