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谈结婚》-55BBS 我爱购物网
&&林语堂的《谈结婚》
林语堂的《谈结婚》
兄弟，我来告诉你 哈哈 你的生活要求也比较高嘛台海网1月29日报道 作家林语堂曾不断畅想这样的理想生活――娶一个日本女人做太太、找一个法国女人谈恋爱、雇一个中国人当厨师、找一个英国管家料理家政。如果林语堂能活到现在，他的理想必定是娶一个越南姑娘做老婆。这样他憧憬的一切就都能实现。 ――记者手记
9条其他回答
哎呀！可怕，我觉得我只不过说了2句客观话吗，怎么看上去有惹来杀身之祸了的危险！呵呵。大家心平气和点嘛！ 看了楼主对其它问题的回答，你的范围也缩小了，我也找几个人出来好了。哈哈！ 只说中国的好了吧，老外太多了。早年有中国基督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澡，杨廷均。 再拉近点有孙中山。18岁时在香港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在公理会为中山先生施洗。他曾言“不但我是基督徒，我一家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是基督徒；且有家庭崇拜。政教分立，是近代文明各国之公例。少了政治纷扰，教会才得发挥真善美之宗旨。” 另有宋庆龄家族：宋耀如（宋庆龄之父，在美国受洗入教），宋美龄，宋庆龄，倪桂珍（宋嘉树的夫人，徐光启的后人）等。倪韫山（倪桂珍的父亲）是个学者，改信基督教而成为圣公会教徒(Episcopalian)，因在徐家担任家庭教师而与徐家的小姐结婚。上海初期基督教传教士。“清道光后期，基督教传教士倪韫山在沪、南、川及高桥等处传教。光绪十二年(1886年)前后，倪之子女倪桂珍等(都是信徒)继在城厢、严桥、高桥等处传教，有信徒数十人。”（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由于与宋氏家族的关系蒋介石也在其岳母死前受洗。（有关宋氏家族可查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与中国名人》、《宋庆龄与她的亲人》，宋美龄的《我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等作品）。而后的张学良夫妇。（据说周恩来夫妇也是，不过无据可考，故不论）。 还有宋尚节（20年代的化学家），王明道，马相伯（复旦创始人），吴经熊，林语堂，张爱玲，北岛，刘小枫，余杰，王怡等等。 再有就是现在代的不少艺人，如邓丽君，梁鸿志，周杰伦，范玮琪，陶矗忍ㄍ搴芏嘁杖恕５贝枚喔咝５囊恍┳医淌凇 看上去有点乱，整理一些名字出来好了 由远至近吧：徐光启，李之澡，杨廷均，马相伯，吴渔山，吴经熊，孙中山，宋庆龄家族，倪韫山，蒋介石，张学良夫妇，宋尚节，林语堂，刘小枫，王怡，余杰，邓丽君，梁鸿志，周杰伦，范玮琪，陶矗忍ㄍ搴芏嘁杖耍耍鹊取Ｏ衷诠诓簧俑咝５囊恍┳医淌诰筒桓思摇捌毓狻绷
论语派　　现代文学流派。因《论语》半月刊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为林语堂。《论语》於1932年 9月16日在上海创刊，林语堂主编。第27期起改由陶亢德主编。第83期起署郁达夫、邵洵美二人编辑。邵洵美实际负责。第 106期起署“文字编读邵洵美”。第110期起，“文字编读”又增林达祖一人。日出至第 117期，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日复刊为第118期，仍由邵洵美编，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177期。其间林语堂又先后主办《人世间》()、《宇宙风》()两个刊物。　　林语堂始办《论语》，即提倡幽默，倡言“不谈政治”自命“言志派”，反对涉及“党派政治”的“载道派”。《论语》初期文章尚多对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社会的讽刺。鲁迅曾应邀投稿支持，意在争取并给以善意批评。至《宇宙风》时期，林语堂则进一步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主张“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自命为“性灵派”与“语录体”的继承者。至此，思想消极的一面更有所发展。　　论语派提倡的“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30年代前期，实际起了麻痹人民群众、导致青年逃避现实斗争的不良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阵营对“论语派”主张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揭露。　　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是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激荡下，自觉追求“纯诗”艺术美的一个诗歌流派，得名于1932年5月施蛰存创办的《现代》杂志。这一诗派既受益于法国象征诗“纯粹诗歌”观念的影响，又与20年代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诗派的诗美追求一脉相承。从诗歌内在审美机制的衍化角度来看，现代诗派的诗美建构是对初期象征诗派象征品格的继承与超越。他们善于借助感性对应物，用暗示象征的方式，在主客融会、双向同化的过程中超越客体的表象世界，传达内心各种幽微难明的个人化情意。　　从内容上看，现代派诗人追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向内转的创作风格，力图充分展现诗人的内在情感而不是表现现实世界，诗歌的主题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彷徨和失落。这个主题在戴望舒诗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诗歌技巧上，现代派继承了初期象征派对“纯诗”的强调，对“契合”与“暗示”的强调，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借鉴。但是，现代诗派排除了对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意象的盲目照搬，将西方的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融合在一起，不仅是诗歌意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象单元和主体的人生感悟有机地融纳整合，形成诗歌的整体意象之美。　　九叶诗派:　　（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七月诗派:　　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山药蛋派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山西作家赵树理坚持用大众化、通俗化的手法，写出了一批关注农村农民的优秀作品，这些带着乡土味的“土得掉渣”的创作方法，被文学界称为一种流派――“山药蛋派”，赵树理也因此成为“山药蛋派”的鼻祖。 赵树理对文学的贡献，也即“山药蛋派”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文化大众化，将文学还给了人民；二是建立了一种清新、朴实、自然、俭省的民间语言；三是坚持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民生。 “山药蛋派”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产生与形成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成熟与发展，然后到新时期的复兴，经风雨沧桑，历半个多世纪，作为文学流派的整体形象塑造，时间之长、作家之众、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十分少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山药蛋派”的写法被逐渐发展传承下来，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作品后，“山药蛋派”的其他几位作家马烽、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写出了《吕梁英雄传》《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作品，都在我国文坛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荷花淀派　　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荷花淀》以白洋淀明媚如画的风当作背景，具有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风格。洋溢着诗情，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孙犁的作品在河北青年作者中有强烈的影响；他在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通过这块园地，团结和培养了京、津、保定三角地带的一批文学青年。这一派作家的共同特色是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早期作品都吐露出华北的泥土和水乡的清新气息。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维熙就写出了不少慨慷悲壮的作品，与“荷花淀”派的风格不同。　　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 ，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最近很有兴趣探究爱情、谈谈爱情。 因为几乎所有人的或悲或喜的故事都跟爱情有关，即使不是跟他自己的爱情有关，也跟他爹妈的爱情有关。 家庭幸福和不幸，人生成功或不成功，里面总有爱情观、婚姻观的参与，而且比重还挺大。 这就是人呐，因人不是机器，人追求的是什么？成功？价值？自由？快乐？这里面哪一个能离得开情感。而情感的基本要素是与亲密关系的情感，与父母的、与爱人的、与孩子的、与朋友的。 而人还是个动物，有强大的生理需求，搞精神分析的人会把什么都跟性扯到一起，让人烦不胜烦，但力比多的能量的确是最基本的驱动力，所以，与爱人之间的情爱关系更是像一个绳子一样拉扯着人走过一生。 康德好像是个例外。他一生未婚，也没传出过明确的绯闻，不但拥有卓越的成就还能健康的活到80多岁，19世纪的80多岁相当于现在的100多岁了。我把这归结为内在精神巨大丰富的结果。他用强大的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和思考代替了普通生物的生理需要，而他的情感关系的满足来自于于众多的朋友，享誉德国的康德家的每日午餐会使他与众多的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建立了高质量的情感关系，弥补了亲密关系的缺失。 他能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我以为还源于他拥有清晰的内在准则和秩序，并能以这些准则来指挥自己，这也是我刚刚能够理解到的自由，一种高度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来自于强大的意志力。 他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所以他作息严谨、动静交替，并且极有可能是因为相信性交会消耗能量而不结婚。 他为自己而读书、研究和写作，所以在11年里没有出一篇论文著作，并不理会学术界传来的鄙夷之声。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人，都是意志力强大的人，都是真正的自由人。 好了，不说康德了，刚才说了，他是个例外。现在还是要回到例内来。 有句很著名的话，常被人拿来用：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心理学家说，初恋主要是荷尔蒙+好奇心的产物，此爱情非彼爱情。少男少女对未知世界的探究到了两性阶段，尤其有点文艺细胞、琼瑶情结的孩子们，将自己的王子公主梦做到了现实中。 前些时，有个小学六年级小男孩的情书在网上流传。我跟儿子谈起，儿子颇有城府的说，那都是模仿电视剧里的。 我们众人眼中纯洁的爱情，都应是与生活无关的。 我年轻时候，以谈物质为大俗，看到同学朋友里有挑门第、挑职业、挑收入的，完全的嗤之以鼻。甚至如果对方苦大仇深、一穷二白，还更显出自己的超凡脱俗。 这样的爱情，不可谓不纯洁，不可谓不真诚，只是结婚后，一下子从仙界掉到了人间，才发现了爱情的虚幻。 于是，很多人说，没有真正的爱情；还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要我说，这样的爱情，依然还只是比友情多一点的激情而已，即使可能会衍生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神话，那也还是激情。超个人心理学家又说了，这种激情是荷尔蒙+好奇心+内心坑洞填补需求的产物。 真正的爱情，起始于生活，具体点，是婚姻生活开始之后。 今天看到林语堂的爱情故事，他与美丽、优雅、会画画的名门闺秀相爱，却因对方父亲的阻拦无奈放弃。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后来这位父亲看林语堂为此痛苦万分、于心不忍，便将自己的邻居介绍给了他，而林语堂竟然接受，娶了这位女子，并恩爱一生，还在自己的多篇著作里提到婚姻的美满与乐趣，称赞妻子的贤淑。这位女子真的就比前一位女子更适合他的婚姻吗？很难说。林语堂的女儿们说：“天下没有像我爸爸妈妈那么不相同的伴侣。”也曾有传说，林是个“妻管严”。 在我看来，林是个极聪明的人，懂得接纳、懂得欣赏、懂得从不理想的选择中寻找并打造理想的生活。 而所谓恒久远的爱情，就真的如同钻石一般，需要经过婚姻的高温高压等诸多条件的锻造。到底是爱情塑造了婚姻，还是婚姻凝结出爱情？经过了十多年的婚姻，方懂得从细碎的生活、共同的承担、相互的磨合之中慢慢孕育出的爱情，那已是化为血肉的爱情了
1.鲁迅〔日～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2.巴金（1904～）现、当代作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
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
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
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
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
《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
《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
《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
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
《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
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
《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
《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
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
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
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
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
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
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
《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
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
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
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
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
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3.闻一多 （）男，原名闻家骅。诗人、学者、民主斗士，被称为三重人格。新诗集《红烛》、《死水》、《太阳吟》、《忆菊》、《发现》、《一句话》都是现代诗坛经典之作。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曾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一身正气，抗战蓄髯八年。1946年夏在昆明遇刺身亡。 4. (1903．1．-)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著作
《冬夜草儿评论》(评论)与闻一多合著，1923(自费刊印)
《浪漫的与古典的》(评论集)1927，新月
《骂人的艺术》(杂文集)1927，新月
《文学的纪律》(评论集)1928，新月
《偏见集》(评论集)1934，台.正中
《约翰孙》(评论)1934，商务
《雅舍小品》(散文集)1949，台.正中
《实秋自选集》1954，台北胜利书局
《谈徐志摩》(散文)1958，远东
《梁实秋选集》1961，台北新陆出版社
《清华八年》(散文)1962，重光
《秋室杂文》1963，文星
《文学因缘》(散文)1964，文星
《谈闻一多》(散文)1967，传记文学
《秋室杂忆》(散文)1969，传记文学
《略谈中西文化》1970，台北进学书局
《实秋杂文》1970，仙人掌
《关于鲁迅》1970，台北爱眉出版社
《实秋文存》1971，蓝灯
《西雅图杂记》(散文)1972，远东
《雅舍小品续集》 1973，台.正中
《看云集》(散文)1974，志文
《槐园梦忆》(散文)1974，远东
《梁实秋自选集》 1975，黎明
《梁实秋论文学》 1978，时报
《梁实秋札记》1978，时报
《白猫王子及其他》(散文)1980，九歌
《雅舍小品》(3、4集)，台.正中
《雅舍杂文》 1983，台.正中
《雅舍谈吃》(散文集)1986，九歌
《英国文学史》1985，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 翻译书目
《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散文集)英国密尔顿著，1928，新月
《结婚集》(短篇小说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华
《潘彼得》(小说)英国巴利著，1930，商务
《西塞罗文录》 罗马西塞罗著，1933，商务
《职工马南传》(长篇小说)英国哀里奥特著，1932，商务
《威尼斯商人》(剧本)英国莎土比亚著，1936，商务
《奥赛罗》(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哈盂雷特》(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暴风雨》(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 1937，商务
《吉尔菲先生之情史》1944，黄河书局
《情史》英国乔治.艾略特著，1945，重庆黄河出版社
《咆哮山庄》(长篇小说)英国 E.勃朗特著，1955，台.商务
《百兽图》英国奥威尔著，1956，台.正中
《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 1967，文星
《雅舍译丛》(诗文集)1985，皇冠
《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集、诗3集)1986，远东 5. 林语堂(-)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著作书目：
《剪拂集》(杂文集)1928，北新
《新的文评》(评论集)1930，北新
《语言学论丛》1932，开明
《欧风美语》(散文集)1933，人间
《大荒集》(杂文集)1934，生活
《我的话》(第1卷，杂文集，又名《行素集》)，1934，时代
《我的话》(第2卷，杂文集，又名《拙荆集》)，1936，时代
《林语堂幽默文选》1936．万象
《生活的发见》1938，东京创元社
《新生的中国》1939，林氏出版社
《俚语集》(杂文集)1940，上海朔风书店
《第一流》 1941，上海地球出版社
《语堂文存》1941，林氏出版社
《中国圣人》1941，上海朔风书店
《中国文化精神》1941，上海国风书店
《讽颂集》蒋旗译，1941，国华编译社
《爱与刺》1941，明日出版社
《锦秀集》1941，上海朔风书店
《生活的艺术》1941，上海西风社
《有不斋文集》(杂文集)1941，人文书店
《雅人雅事》(杂文集)1941，上海一流书店
《语堂随笔》1941，上海人间出版社
《拨荆集》(杂文集)1941，香港光华出版社
《瞬息京华》(长篇小说，又名《京华烟云》)张振玉译，1940，上海若干出版社
《文人画像》1947，上海金屋书店
《啼笑皆非》1947(5版)，商务
《林语堂散文集》1954，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
《无所不谈》(1一2集，杂文集)1969，文星书局；1―3合集，1974，开明
《平心论高鄂》(杂文集)1966，文星书局
《语堂文集》1978，开明
《林语堂经典名著》(1― 35卷)1986，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
《文人剪影》(散文集)与人合集，1986，重庆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杂文集)1988，浙江人民
《赖柏英》(长篇小说)1988，湖南文艺
《人生的盛宴》(散文集) 1988，湖南文艺
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友情甚于争论，很难算得上是论争的对手的。 譬如同学之间，家人之间，夫妻之间，难免一件事的看法不同，这实在是真理一样的准确了。总不能说，因为昨天谁和他的老婆争论谁做饭洗碗，就变成了死对头了吧。“被鲁迅骂过”的那些人中，陈西滢算是真正的对立，鲁迅后来也极少提起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立关系也将逐渐淡化。鲁迅和林语堂呢，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陈漱渝为什么要把他们当作论争的对手。因为这个不知道，我只能用另外一种观点来介绍林语堂了。鲁迅死的时候，林语堂在纽约。林语堂听到鲁迅的死讯以后，特意写了一篇《悼鲁迅》的文章，说了他和鲁迅的关系：“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这段叙述，可为至论，从来没有人再在这个方面怀疑林语堂的诚恳。林语堂说不悼鲁迅，因为鲁迅不怕死，但是最后林语堂又说：“呜呼，鲁迅以是不起”----可见林语堂心情的沉痛。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的，鲁迅对林语堂也没有多大的意见。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性格为人处事的差异。林语堂为人诚恳，有时诚恳到可笑的地步。据说林语堂对他夫人求婚的时候，第一次送给他夫人的礼物是他夫人的一本书，第二次送的还是同样一本书----他居然忘了第一次送过这本书了。鲁迅敏感，敏感到多疑不自信的地步。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意见不合，鲁迅也经常是严肃的沉默的，丝毫不苟且。许广平后来形容，有时候鲁迅因为和她有什么地方意见相左，鲁迅就一个人默默地跑到空地上躺倒，让她经常“抑郁、彷徨和怅惘”得想大哭一场。据许广平后来回忆，鲁迅对她讲到关于婚姻的笑话：“结婚前请客，就犹如贿赂”----后来他们就没有请任何人参加他们的结婚仪式，林语堂直到海婴出生以后还悄悄问郁达夫：“鲁迅和徐小姐怎么回事？”林语堂自称受老子的影响很大，鲁迅大家认为受庄子的影响很大，这确实很有道理。林语堂有老子无为的想法，对于别人的意见经常是这样可以那样可以，不太愿意太认真。鲁迅却学会了庄子对儒家的态度，辩论的技巧，求真的执着，无一不达到了挑剔的地步。所以鲁迅和林语堂的相得疏离，实在也是不难想见的。不过我之所以特别喜欢林语堂，倒是因为他对“文人”的态度。我实在没有想到，也只是在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我对文人的态度，居然是从林语堂那里遗传过来的。林语堂说：“做文可，做人也可，作文人不可”。 林语堂反对文人应穷的说法，并且对文人的穷作了中肯的分析。文人的穷，问题主要在文人身上，一来是文人好论是非，二来是文人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事故。但文人因为穷就找出很多穷的理由和高尚来，说什么“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林语堂主张文人要规规矩矩做人，文人的种种恶习譬如懒、借钱不还、颓唐、放浪、傲慢都应该改掉。可见林语堂的骂文人，主要是骂穷文人。但林语堂骂穷文人的时候，并没有加“穷”这个修饰词，很多不穷的文人就觉得林语堂“逻辑”混乱，一棒子“骂”倒了一片。 于是鲁迅就写文章帮林语堂的忙。鲁迅说：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是因为揭穿了假面。可见鲁迅骂的主要是假文人，至于文人穷不穷，他倒是不怎么管的。再譬如林语堂主张不打落水狗，鲁迅却主张打落水狗。林语堂要恕道，鲁迅要直道，鲁迅可以宽恕人，但绝不宽恕狗。林语堂后来尊鲁迅为打狗的英雄，自己却不热衷于打狗----概就是他们之间的相得和疏离的另外一种解释吧。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友情甚于争论，很难算得上是论争的对手的。 譬如同学之间，家人之间，夫妻之间，难免一件事的看法不同，这实在是真理一样的准确了。总不能说，因为昨天谁和他的老婆争论谁做饭洗碗，就变成了死对头了吧。“被鲁迅骂过”的那些人中，陈西滢算是真正的对立，鲁迅后来也极少提起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立关系也将逐渐淡化。鲁迅和林语堂呢，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陈漱渝为什么要把他们当作论争的对手。因为这个不知道，我只能用另外一种观点来介绍林语堂了。鲁迅死的时候，林语堂在纽约。林语堂听到鲁迅的死讯以后，特意写了一篇《悼鲁迅》的文章，说了他和鲁迅的关系：“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这段叙述，可为至论，从来没有人再在这个方面怀疑林语堂的诚恳。林语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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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的散文中才知道苏青。从张的俏皮文字里，我对苏青的最初印象是这样的：一个不爱张扬、性格也温和一些、为别人考虑得很多的、普通又不普通的女子。普通，是因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赖；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的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她的家族观念很重，对母亲，对弟妹，对伯父，她无不尽心帮助，出于她的责任范围之外。……她的恋爱，也是要求可信赖的人，而不是寻求刺激”（《我看苏青》）。不普通，是因为一向心性极高的张爱玲还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苏青三十年代在上海与张爱玲一样凭手中一支笔而走红文坛，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找到她的作品并不容易。我从张爱玲、胡兰成的文中得知她的代表作是《结婚十年》，但完完整整读到它是在1995年，当时在长沙教育街有一个私营书店卖的书都很有特色，我是那里的常客。书店老板为我弄到了当年6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苏青小说选》，书里收入了她的三部小说，其中就有《结婚十年》。　　苏青的真名是冯允庄（），浙江宁波人。曾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后因结婚、怀孕而中途退学。1935年，以“冯和仪”名投稿《产女》给林语堂主办的刊物《论语》，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从此开始了创作。四十年代初因婚变而成为职业作家，以文为生。1943年，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开始连载，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被视为她的代表作。到1948年底，该书已有十八版之多，苏青也名声大噪。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苏青还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苏青还进入出版界，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后，苏青因在沦陷区写作活动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建国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的专职编剧，后因被诬为“胡风分子”而被关进提篮桥一年多，她的创作生涯也就这样进入低谷。“文革”中她在劫难逃，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于清贫潦倒中，一代才女就这样在人生舞台上寂寞地谢幕。　　苏青和张爱玲有许多相似处，因此我们今天回看她们的友情和相互理解，总会想到“惺惺惜惺惺”这句配她们似乎有点嫌俗了的老话。二人几乎同时走红，都是她们那个时代的奇女子――靠文字和才气赢得了一份可贵的独立生活和独立人格。但福慧不能双修又似乎是男权文化统治下女性的命运梦魇，她们在情感生活上都不如在文坛上那样幸运，她们是投入了高成本获得自己职业成就的。而苏青尤为辛苦，由于她生活的担子更重（因为她婚后生了三个孩子，离婚后有两个是跟在她身边由她一人抚养的），她不得不做许多于传统文人不屑的事，如亲自与出版社讨价还价，甚至自己背着书去卖，等等。因为保护自己的经济权利，她甚至受到同时代许多男性文人的抨击中伤。在这些中伤过她的先生们看来，苏青身为一个女人，又是一个女文人，自然应该有才气又有温情，最好是还能在男性的文人面前顺从、恭敬、惶恐。锱铢必较，不免显得犹太人气了，有失清高。可是他们很难体会一个单身女文人的过分谦让和不计得失是要有丰富的人脉或经济才撑得住的，而这两者对苏青都堪称稀缺资源。　　苏张二人因着先天和后天的差异注定走的不是一条路。张爱玲对人性看得透，透到玲珑透明，丝毫不漏，所以她选择出走大陆，以后的生活虽然也有些紧张波折，但她还能始终以她既赖以为生又赖以慰心的文字生涯厮守。去国四十多年后，1995年的9月8日，张爱玲在纽约的公寓孤独地离去。苏青留在了上海，和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合作，为越剧团编戏，穿上了列宁装、黑布鞋。她是真心想低下姿势来的，但她没能如愿。因涉嫌“胡风案”，至亲骨肉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据说苏青的晚景凄凉，贫病缠身，但求速死。苏青死后三年，女儿和外孙将她的骨灰带到了大洋彼岸。苏青历经挫折却还保持一种对生活的纯真，还持有一份对世俗生活的信念和向往、乃至追求，所以不走张的路。据说她临终时曾希望葬回老家，没想到造化弄人，她最终还不得不和张爱玲一样远涉重洋。不同的只是张在生前，她在身后。　　张爱玲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字里行间总透着一种张力，也不只是惊艳，还有一种冷峻，所以读她的东西时，你往往会患失语症，就像看一个着装绮丽的女子一脸从容在水上滑过，云淡风轻地。你心中叫奇，却被镇住了，说不出话来。放下书，往往会叫你兀的生出一些自卑――怎么你只敢在心里想的、而且想到了也说不出的她就一下点得这么透？苏青的文字则不然，是那种热闹平常的人间柴米油盐，就是写夫妻吵架也是热闹的，是很具有烟火气的那种，所以读苏青的文字，你常常会不由自主进入书中的人物角色，因为那些人物的软弱、庸俗、狭隘、嫌隙和善良、希冀也是我们都有的。苏青也很聪明，但她本质是入世的，所以她想过一种平常生活，她后来没有走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出版社都因出版各种版本的周作人和张爱玲而赚了大量码洋，但苏青一直寂寞着。她在世的最后几年里想再看一遍自己的《结婚十年》，却因该书被视作禁书，苦索得不到。还是友人蔚明先生到处打听，找到一本花钱复印了一册送给了她。　　张爱玲身前身后都一直是热热闹闹的，就连她在美国的最后那些年，也还有台湾一些报刊的记者蹲守在她住所前，想得到点有关她的新闻满足真伪张迷们，甚至有记者还去翻捡张扔的垃圾袋，想从中扒出点什么炒作。苏青则在她写作生涯本应进入辉煌的时候哑然，沉入在寂寞中。　　也许，这种寂寞也合了苏青的意，她本来就是想过平常人家日子的，恰如她的文字惊艳不足，平实倒不乏。所以读过她的小说后，人们会觉得犹如看了一部反映市井人家的生活剧，有感动，记得那些细节真实的故事（如小孩长牙、出麻疹，夫妻为生活小事斗嘴、和好），却不会觉得有什么可供引用的语录或真言值得记下。苏青是你我身边的那种许许多多的妇人，她们甘心把机锋藏起，在家庭和婚姻中消磨自己，只为一家团圆，儿女平安。这样的人太多，也就失去了传奇意义，也就落得寂寞。　　话是这样说了，可心里放不下。这些年来，每每看到评论张爱玲的文章，甚至还有高谈阔论胡兰成的文字也屡屡见于一些读书类专栏或刊物，就想起苏青。想起她身前身后的寂寞，从我第一次读到《结婚十年》，我就感到这种寂寞的沉重。就像今天人们说到巴黎和会只谈顾维钧，不谈陆征祥一样，造成这种无视真实的寂寞不可能是资讯短缺，只能说是乡愿。　　二人都――终――归于落寞！　　参考网址有一篇比较论，你可以参考一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家。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火葬》()，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至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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