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期）浅论唐代杜佑《通典》对《管子》的继承（上）-管子研究-学会期刊-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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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唐代杜佑《通典》对《管子》的继承
周怀宇&& 赵 伟
内容摘要：杜佑(734～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青年时以门荫入仕，历玄、肃、代、德、顺、宪宗六朝，官至宰相。其花费36年写成了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通典》200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杜佑著有《管氏指略》二卷，惜已亡佚。其关于管子思想的继承在其著述的《通典》中广泛体现，在唐代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本文专题考察杜佑《通典》对《管子》精髓的继承，探究《管子》思想通过杜佑《通典》的传承在唐代社会历史上的影响。
关键词：杜佑&《通典》 《管子》
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旧唐书》载&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笔者注：刘向本名）。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通典》起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止于德宗建中元年(780)，对各种典章制度、经济现象和周边民族，溯源明流，贯通古今。&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
一、《通典》征引《管子》文献的梳理
杜佑在《通典&序》中点出了其编撰《通典》的旨趣所在，他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管子》一书富含着经邦治国的精神内涵，刘向在《管子序》中概述：&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精要，可以晓合经义。&杜佑深刻研究《管子》，撰述了《管氏指略》，领略并且阐述《管子》思想的精要。撰述《通典》，着重继承了《管子》富国安民的思想，全书32处直接征用《管子》的原文献，阐述《管子》微言大义于《通典》一书中。纵览《通典》一书，其传承《管子》的思想，发展了《管子》的思想值得总结。
《通典》200卷征引《管子》数十篇，例如《国蓄》《权修》《轻重》诸篇《霸言》《法法》《地图》等等。现将《通典》中征引《管子》内容列表梳理如下：
《通典》篇章
《通典》引文
《管子》篇目
《管子》原文
《通典&序》
&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牧民》第一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卷三《食货&乡党》
&不求而得，不召而来，故人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系於主。&
《禁藏》第五十三
&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
卷三《食货&乡党》
&欲理其国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
《权修》第三
&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
卷三《食货&乡党》
&是以制国，郊内则以五家为轨，轨十为里，里四为连，连十为乡，乡五为帅，国内十五乡。&
《小匡》第二十
&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
卷四《食货四&赋税》
&地之生财有时，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
《权修》第三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
卷七《食货&丁中》
&以正户籍，谓之养赢。&
《国蓄》第七十三
&以正户籍，谓之养赢。&
卷八《食货&钱币上》
&三币握之，非有补於温饱也，舍之非有切於饥寒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杜佑案：具轻重篇）
《国蓄》第七十三
&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卷八《食货&钱币上》
&然则人君非能分并财利而调人事也，则君虽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恶能以为理乎？&
《国蓄》第七十三
&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卷八《食货&钱币上》
&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饘，有卖子者。&（饘，糜也。章延反。杜佑案）
《山权数》第七十五
&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饘，（有）卖子者。&
卷八《食货&钱币上》
管子曰：&桓公朝周，请天子号令诸侯，以石璧贺献。&
《轻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西见天子曰：&请以令使天下诸侯朝先王之庙，观于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
卷十《食货&漕运》
&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
《八观》第十三
&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毋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
卷十《食货&盐铁》
&海王之国，谨正盐策。&
（杜佑案：正，税也。音征。）
《海王》第七十二
&海王之国，谨正盐策。&
卷十二《食货&轻重》
&利出於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
（杜佑案：诎与屈同。）
《国蓄》第七十三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
卷十二《食货&轻重》
&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轻重乙》第八十一
&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卷十二《食货&轻重》
&天下诸侯载黄金珠玉、五、文采布帛输齐，以收石璧。&（杜佑案：输，音式树反。）
《轻重丁》第八十三
&天下诸侯载黄金珠玉五谷文采布泉（帛）输齐以收石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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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对管子重农思想的继承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管子，原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管子是后人对其尊称。他的生年是在公元前723年[1]，卒年在公元前645年[2]。他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外有代表作《管子》一书。《管子》一书是管仲为相四十余年的经济言论及改革实践的总结，之后齐国一些继承管仲经济理念的人把自己的思想也收录其中，但基本上是对管仲经济思想的继承，保持了管仲经济思想的大致轮廓，并在遇到新的经济情况时加以发挥。大约在战国时期，《管子》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3] 中国论文网 /1/view-2253967.htm　　 杜佑（公元735-公元812），字君卿，是唐代中叶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出身世宦家庭，但能体恤民间疾苦，在地方及中央任上均有出色政绩。他的代表作《通典》是一部典制体通史巨著，对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新唐书?艺文志》，杜佑除撰写《通典》之外，还有《理道要诀》（已佚）和《管氏指略》，其中《管氏指略》一书尽管篇幅不大，仅两卷，但它却反映了杜佑对管子学派思想的重视。杜佑在编写《通典?食货典》之时受到先贤尤其是管子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杜佑的经济思想中的重要观点是对管子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意图论述杜佑对管子经济学说的继承，进一步肯定管子经济学说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管子和杜佑都非常重视经济问题。“在现存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涉及经济问题；有将近二分之一主要是研究经济。这在先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4]因而保存了大量当时的经济和农业史料，史学价值很高。杜佑也非常重视经济问题，在《通典》一书的开篇之首就提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并在编写《通典》时还把《食货典》置于全书之首。对此，他这样阐明原因“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5]。 　　 杜佑对管子经济思想的借鉴也只是部分的吸收，在有些问题上他还根据唐朝的时代背景提出自己的见解，对管子的经济思想予以发展和深化。杜佑对管子经济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农业经济方面、赋税思想、商品货币思想等，其中重农思想是杜佑继承管子农业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对于农业地位的认识。管子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如果不重视农业生产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甚至是国破家亡，“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6]。并且，他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也能体现出重农思想，在他对齐国国内的人口进行职业分配时，国中21乡，总计492000户，其中“士”30000户，“工商”各6000户，“农”450000户，“农”所占的比例超过90%。由此可见，在管子眼中，农业的主导地位毋庸置疑。 　　 杜佑是传统“重农”思想的继承者，在《食货典》中杜佑曾引用了管子的话，“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7]，肯定了农业的重要性。在此认识基础之上，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支柱，即“农为国本”，与管子“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的说法类似，杜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8]。简言之，即“农为国本”，把农业提到关乎国家政治的高度。杜佑对管子“农本”思想的继承，反映了农业经济在古代社会中所占据了基础性地位的历史现实。重视农业、重视农民，这不仅在古代社会有重要的意义，在现今的情况下也有很强的必要性。 　　 其次，对于百姓的认识。 　　 管仲认为，人民是立国之本。与管子的出发点一样，杜佑也追求国富家足。从汉朝的“编户齐民”开始，历朝历代的财政赋役大多建立在对纳税编户的管理基础上。国家掌握编户数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寡，因而杜佑认为户籍管理尤其是周知人数则显得尤为重要，其实质也是认为户口数量对于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杜佑与管子都重视“庶人”，重视社会下层民众。杜佑虽没有像管子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但是他主张“周知人数”，只有通过检定户籍，整顿户口，扩大纳税编户人口，国家的财政收入才能增加。 　　 最后，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 　　 管子的“相地而衰征”是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政策。这一土地制度，标志着由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变，在当时的诸侯国内有重要的影响，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发展，顺应历史潮流。其中“均地分力”是这一制度的主要思想。 　　 杜佑继承了管子的“均地分力”这一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杜佑对两晋南北朝隋唐的占田、均田等土地制度详细讨论研究之中。如杜佑记述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占田制实施的部分内容“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8]，把土地按照一定标准分配给农民，然后国家征收赋税。又如，他还记载隋代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隋文帝认为当时天下户口大增，京辅和三河地区人多而地少，想把这两地的人迁到土地广阔的地方，于是“帝（隋文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 [9]，把土地分配给人民。对“均地分力”思想的继承，反映了杜佑对土地私有制大致持肯定的态度，也体现了杜佑“农为国本”的重农思想。 　　 杜佑对管子重农思想的继承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现实，即农业经济是治国安邦的基础。杜佑对管子重农经济思想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管子学说，而这也恰恰符合了杜佑的历史进化观。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杜佑继承了管子学派的重农经济思想，才又使管子的经济思想得以在唐代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1]龚武：《论管仲出生于公元前723年》，《管子学刊》2007年第一期。 　　[2]林仲湘：《管仲卒年考辨》，《文献》第七集，1981.1。 　　[3]白奚：《也谈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1997年第四期，116页。 　　[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8页。 　　[5]（唐）杜佑：《通典》卷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 　　[6]《通典》卷一《食货一田制上》。 　　[7]《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 　　[8]《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 　　[9]《通典》卷一《食货一田志上》。 　　[10]《通典》卷一《食货一田制上》。 　　[11]《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 　　[12]郭峰：《杜佑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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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典·通 典 卷 第 三
隋文帝受禅，颁新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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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货三乡党土断版籍并附○上古周东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隋大唐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诤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陵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于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夫始分之于井则地着，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郑玄曰：「此所以劝民者也。使之者，皆谓立其长而教令使之。保，犹任也。救，救凶灾也。宾，宾客其贤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托也。賙者，谓礼物不备相给足也。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此总谓郊内者也。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人数及其财物也。受邦国之比要，则亦受乡遂矣。郑司农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按比是也。要谓其簿。」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谓甸稍县都。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作管反。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经、形体，皆谓制分界也。邻、里、酇、鄙、县、遂犹郊内比、闾、族、党、州、乡也。郑司农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与国中异制，故五家为邻。」郑玄谓异其名者，示相变耳。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夫均其厚薄则生产平，统之于鄙则其数举，家于乡遂则其户可详，五人为伍则人之众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国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后，王室中衰，井田废坏，不足以纪人之众寡。宣王是以料人于太原，由兹道失之。
　　齐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里，什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来，故人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行于人，人心可系于主。」是以制国，郊内则以五家为轨，轨十为里，里四为连，连十为乡，乡五为帅，国内十五乡，自五至帅。郊外则三十家为邑，邑十为卒，卒十为乡，乡三为县，县十为属。属有五，自五至属各有官长，以司其事，以寓军政焉。而齐遂霸。
　　徐伟长中论曰：「夫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也。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勤惰者可闻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尽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兴者未之有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审本而已矣。故周礼，孟冬，司寇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为政者，未之知恤已也。譬犹无田而欲树艺，虽有农夫，安能措其强力乎！是以先王制六乡六遂之法，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爱，赏罚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顺可得而知也。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逋逃者有之，弃损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而伪端并作，小则滥窃，大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审人数乎？」
　　东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断。
　　孝武时，范甯陈时政曰：「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以成行，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之所执，而非通理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适之礼。随会仕秦，致称春秋；乐毅宦燕，见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代移迁，何至于今而独不可。」帝善之。
　　安帝义熙九年，宋公刘裕缘人居土，上表曰：「臣闻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画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于齐、楚。九服不扰，所托成旧。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运匡复之算，人怀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人绥理，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人无定本，伤理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纯，人瘼所以犹在。自非改调，无以济理。夫人情滞常，难与虑始。谓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敬爱所托。请依庚戌土断之科，庶存其本，稍与事着。然后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声，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则恋本之志，乃速申于当年，在始暂勤，要终必易。」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人居晋陵者，不在断限。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宋孝武大明中，王玄谟请土断雍州诸侨郡县。今襄阳、汉东等郡也。
　　齐高帝建元二年，诏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氓伪已久，乃至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记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虽却改籍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又未易可惩。诸贤并深明理体，各献嘉谋，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
　　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崇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盖以时属休明，服道修身故耳。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取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勘，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人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逾厚而答逾缓。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黄籍，共却七万一千余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郡，倍不可念。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人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切令明洗，然后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版籍顿阙，弊亦有以。自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物之怀私，无代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法令必行，自然竞反。为理不患无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纳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
　　至武帝永明八年，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诏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自此后有犯，严加其罚。」
　　梁武帝时所司奏，南徐、江、郢逋两年黄籍不上。尚书令沈约上言曰：「晋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烧。此后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而尚书上省库籍，唯有宋元嘉中以来，以为宜检之日，即事所须故也。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既不系寻检，主者不复经怀，狗牵鼠啮，雨湿沾烂，解散于地，又无扃縢。此籍精详，实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徵发。既立此科，苟有回避，奸伪互起，岁月滋广，以至于齐。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于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兴之后。此时无此府，此年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年。又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如此诡谬，万绪千端。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细，难为眼力，寻求巧伪，莫知所在，徒费日月，未有实验。假令兄弟三人，分为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从祖以下固自不论，诸如此例，难可悉数。或有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牣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于是悉听复注，普停洗却，既蒙复注，则莫不成官。此盖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景平以前，既不系检，凡此诸籍，得无巧换。今虽遗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验，可得信实。其永初、景平籍，宜移还上省。窃以为晋籍所余，须加宝爱，若不切心留意，则还复散失矣。不识胄胤，非谓衣冠，凡诸此流，罕知其祖。假称高曾，莫非巧伪，质诸文籍，奸事立露，惩覆矫诈，为益实弘。又上省籍库，虽直郎题掌，而尽日料校，唯令史独入，籍既重宝，不可专委群细。若入库检籍之时，直郎、直都，应共监视。写籍皆于郎、都目前，并加掌置，私写私换，可以永绝。事毕郎出，仍自题名。臣又以为，巧伪既多，并称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命公私阙乏，是事不举。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郎、左人尚书，专共校勘。所作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帝以是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严。
　　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好簿状，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无遗阙。其子孙代传其业。宋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伤于寡略。齐王俭复加，得繁省之衷。僧孺为八十卷，东南诸族则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
　　陈文帝天嘉初，诏曰：「自顷编户播迁，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着籍，同土断之例。」
　　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徵敛，倍于公赋矣。
　　孝文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以三正理人，所由来远，于是刱三长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党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人。三长三载亡愆则陟用之一等。」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佑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为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户，新旧未分，人心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为之易行。」着作郎傅思益进曰：「人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北齐令人居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闾，百家为族党。一党之内则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领百家而已。至于城邑，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济。若论外党，便是烦多。
　　时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曰：「昔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竞起为乱。及汉高徙诸大姓齐、田、楚、景之辈以实关中，盖所以强本弱末之计也。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闲隙，先为乱阶。时宋世良献书，以为「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齐代腹心，请令散配郡国无士族之处，给地与人。一则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门户，二则分其气势，使无异图」。文宣不纳。数年之后，乃滥戮诸元。与其酷暴诛夷，未若防其萌渐，分隶诸郡。」
　　隋文帝受禅，颁新令：五家为保，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闲词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铨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才，乃欲于一乡之内选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饬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自皇太子以下，多从德林议。苏威又言废郡，德林语之云：「修令时，公何不论废郡为便。令才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议，遂置之。十年，虞庆则等于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词讼，不便于人，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乃废之。
　　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天下户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常留三比在州县，五比送省。仪凤二年二月饬，自今以后装潢省籍及州县籍也。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于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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