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情商与智商（看一下别人怎么写的，微软研究院的牛_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_天涯博客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心无增减，得失随缘*信息的存在就是为了Share、Open、Peer、全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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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商的重要性是智商的两倍　　　　在任何领域里，情商的重要性都是智商的两倍。在管理层中，情商比智商重要9倍。　　——李开复　　　　2000年李开复回到美国之后，有个美国记者问他：“这一生最自豪的是什么事?”　　　　李开复说：“在中国工作两年的经验最自豪。”记者问：“这两年你做了什么产品最自豪?”李开复回答：“倒不是做了什么产品，而是对中国的学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这是自己可以感觉到的有影响力的事情。”　　　　后来他回到中国，对一百多位中国大学的教授发表演讲，提到这一段对话，又说他”今天特别兴奋”，因为他”有这个机会，经过一百位院长，可以影响到上万中国学子”。　　　　大学教授们都看着他，想知道他要在什么事情上影响中国学子，就听他继续说：　　　　美国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用数学方法分析那些最成功的人，结果发现在任何工作领域里，情商的重要性都是智商的两倍。在更高职位上的人，例如管理层，情商的重要性比智商高9倍。光凭这句话我们知道情商是很重要的。比如A和B两个人在一起工作，智商一样，情商高的人一定会优秀很多。　　　　一年以后，李开复和一个记者再次谈到同一个话题：　　　　情商是什么呢?就是有自信，有自知之明，有自律，和人的关系可v7,处得很好。做事情有热情，很投入，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人有同情心，会倾听别人讲话，这些方面叫情商，跟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知识没有直接关系。从美国的研究证明，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我们虽然不能在大学开一堂课教情商，但是可以有很多方式去发展学生的情商。比如我爱唱歌就唱歌，爱打球就打球．可能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人缘很好，这也是长处，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读清华大学电子系。正确的方向无论如何都应当是人的自由发展。不能明明是方的，非要塑成圆的，把一个人的性格压抑了，创意没有了，进了好大学也叫得不偿失。　　　　黄学东是微软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他出生在湖南岳麓山脚下，1982年从湖南大学毕业，然后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在那里留下两个纪录：只用一年半就完成博士学业，博士论文获得最佳论文奖。这些事实都能证明此人绝顶聪明，但是他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坚决认为：”智商达到120以上的人，都是一样的，差别主要在情商。”你如果继续追问，他会提到岳麓书院的那幅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提到他在湖南大学读书时每天从宿舍走到教室，都是从这幅对联下经过；提到湖南大学给予他的影响：”那就是不信邪、坚忍不拔。有了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然后又会说到自己现在的研究：”我已经在计算机语音识别这个领域做了20年。我们不断地取得进展。语音识别的错误率，每过7年就降低50％，2002年已经降到了8％。我打算再做20年。坚韧就是成功。我相信到那时候语音识别技术一定会有突破。”　　　　这话题已经进入”E学生”的最核心的特征，也即我们说的”第二种智慧”。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倾向于把今天的时代称为”情商时代”，这是因为，有证据表明，情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比智商更重要。我们还发现，把”E学生”和其他各个层次上的学生区别开的种种因素，几乎都是属于情商，而非智商。　　　　这正是”E学生”的第七个秘密。　　　　从”D学生”到”E学生”　　　　一个好习惯比那种特别强烈的”期望值”更重要，比”名次”也重要。　　　　–张黔　　　　“我好几个月没有回来。有没有新的啊?”张黔一边说，一边在那些石头块里面寻找。这是微软公司颁发给员工的”专利碑”，一个小小的正方体，以墨色大理石制成，通体晶莹，闪闪发光，每一个都表明了一个国际专利，还雕刻着”微软”的字样。我们已经介绍了”微软四少”中的三位–童欣、高剑峰和吴枫，而张黔是我们要叙述的第四位，也是最杰出的。这位研究员三个月前开始休产假，然后有了一个女儿。今天，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停止了的研究重新恢复。就像那些男性研究员一样，她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当作”儿子”看待， 现在，她面前的”儿子”–”专利碑”，有12个。　　　　很快，她找到了期待着的那块碑：”啊，这个是新的。这个也没有看到过。哈，来了三个，来了三个。”她开心地笑起来。　　　　假如真像”微软小子”们说的，我的研究项目就是”我儿子”，那么张黔的”儿子”可就不止只个。事实上，过去4年里，她在国际会议和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80多篇论文，其中至少有20篇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她十分优秀。”张亚勤说到她的时候，满脸放光，”那种世界一流的文章，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发表一篇，她才毕业5年，就发表了至少20篇。这种水平在计算机领域里绝对是出类拔萃。”　　　　“她真是了不起。”朱文武有一次这样评论张黔，还嫌不够，又补充道，”她是最棒的。”　　　　这女孩子有一副非常朴素的外表和一对非常敏捷的眼睛，喜欢沉默，也喜欢开怀大笑，对深刻的思想和轻灵的幽默都有极快的反应。你看着她的时候，不免想到：如果不是拥有非常的想像力，怎么可能在4年里面冒出80个想法?如果不是拥有非常老实的工作习惯，怎么可能在4年里把80个想法一一实现?　　　　“想像力和老实巴交，好像很少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有人问她，”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听了就咯咯笑，然后忽然沉默，沉默之后谈到自己迄今为止的经历。她说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在学习。在中国的学校里学习了21年，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里做的事情，偏偏不是自己原来学习的东西，于是接着学了4年。她回忆过去这些年，得到二个结论：学习是一种习惯。　　　　我们发现，从上小学直到上大学，张黔始终少有我们期待着的”E学生”的种种素质。她是那种典型”第四级学生”，也即”D学生”。　　　　是什么力量、在什么时候让她成了”E学生”呢?　　　　我是那种让父母包办一切的女孩子，小时候什么都是现成的，不用我想，妈妈到现在还说我有娇骄二气。那时候爸爸妈妈不愿意我做社会活动，就是让我当学习委员。小学考中学，我是学校第一，然后上了”省重点”。其实我并不是那种特别认真的学生，在初中也就是班里的第十名，高中也是第十名，老师开家长会，总是对我爸爸妈妈说：”这孩子还有潜力。”他们不知道我的潜力在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成绩考清华大学大概够不上，所以就上了武汉大学，这是一个综合一点的学校，气氛活跃，所以我喜欢这学校。虽然我是个乖孩子，但性格里还是有那种野一点的东西。　　　　我不是那种”电脑神童”，不是伴随奥林匹克竞赛成长的那种孩子，我家里没有计算机，我考大学的时候，是爸爸给我挑了计算机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功课一般，玩心很重。我是排球队的主力，二传、主攻都打过。还喜欢田径，400米栏在全省大学生运动会上得过第六名。母亲的体育很好，所以我的运动细胞可能是天生的。但是我不愿意吃苦，训练的时候，我能逃就逃，所以体育老师也不太喜欢我。有些人好像一定要拿个第一名才舒服，我自己就没有这么一个强烈愿望。　　　　可是很奇怪，从二年级开始，我对计算机忽然有了兴趣，成绩也好起来，到了大学四年级，我又成了好学生，结果就保送我在本校继续读研究生。我也没有像别人那样，酝酿着要不要读博士，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做了一个很长期的项目，硕士做不完，就转成博士。我就是这样，一直按部就班，很自然地过来了，成绩算不上最好，是中上游。　　　　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建立起来的”好学生”的标准，之所以变得简单而且有误导作用，有个原因是”名次”的概念。　　　　其实，好学生有两类：　　1．心里被学习塞满了，总是名列前茅，却没有一点空间想别的。　　2．不是很用功，也不是第一名，更多的时候是中上游，但心里有一些空间，可以想别的东西。　　　　张黔说：”我可能更像第二种学生。我比较乐意在中上游。”这两类学生的思维特征是不一样的，一种是集中，一种是发散；一种是深度，一种是广度。这是两种看上去完全不同的能力，有没有一个人能集两者于一身呢?　　　　“如果有，那可真是超人了。”张黔一边说一边笑，忽然又严肃起来：”我能做到把百分之百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去，但是一个科目里面有很多很多点，我不能在所有的点上都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　　　　小时候张黔虽然贪玩，可是一旦学习，精力就很集中。开始的时候是在父母强迫之下做到的。因为她不做完作业爸爸妈妈就不允许她看电视。为了早一点看电视，她只好集中精力把作业做完。慢慢的就不是强迫，变成了一种习惯。是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需要培养。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会对孩子说：”你必须给我做三小时的作业。不能干别的。”这样，孩子就会拖，看起来三个小时坐在那里，其实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种习惯的害处比我们能够想像的还要大。　　　　爸爸妈妈对女儿的期望值一直都不高，至少他们没有让她感觉到。他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有怎样的成绩，”今天第十，明天就要第一”之类的要求，他们从来没有过，也没有要她一定要读研究生或者博士生，她说要读研究生，他们就说：”那你去读吧。”她说要到北京去工作，他们就说”那你就去吧。”就是这样。没有人强迫她，她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喜欢学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他们的好习惯都是在我懂事之前养成的，懂事之后，一切都很自然，就没有和父母发生冲突。”她这样说。　　　　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一个好的习惯比那种特别强烈的”期望值”更重要，比”名次”也重要。在我身上，好习惯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我小时候虽然没有得过很高的名次。但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旦开窍。很容易就上去了。　　　　好的习惯能让你更聪明，或者是帮助你更好地使用聪明。我觉得90％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一样聪明的，只是不会使用。一旦你学会使用了，让别人看起来就是你更聪明了。比如工作很多年以后，你和大学同学聚会在一起，会发现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后来差别越来越大。不能说有些人更聪明了，只能说他们更好地使用了聪明。　　　　张黔的确是更好地使用了聪明，不然她就不可能变得如此杰出。从她的这些经历中，我们发现，她在形式上虽然处处属于”D学生”，但在她的内心世界却有着”E 学生”的最重要的因素。转折点并不清晰，大致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到博士生的一段时间里，她能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刻苦了”。她说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她的转变，其实你从她的叙述中还是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那种动力：　　　　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看了很多论文，结果发现国内的博士和国外的博士差距很大。国外的很多人，一辈子做得最好的工作就是他的博士论文，这是他的辉煌的顶点，后来的工作都是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有很多人后来当了教授，一辈子夹过去了，还是从他最初的博士论文向外扩展的。但是国内的学生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的学校里没有世界前沿，没有独创，我们只是在做改进的工作，看到人家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足，就去改进一些。至于那种攀登世界最高峰的感觉，那种在这个领域里留下一笔的感觉，一点都没有。　　　　说着说着，她的率真活泼的劲头没有了，变得深沉。她提到李开复每天用16个小时来写博士论文，既佩服又羡慕，因为中国的博士几乎没有可能拥有李开复那样的环境。中国的学生不可能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的导师不可能给学生足够的钱。从制度上说，导师没有钱就不能带博士生，没有项目也就没有钱，所以学生要花很多时间去为导师做杂事。张黔当年读博士的时候就是这样，真正用在博士论文上的时间，连一半都不到。导师忙着找项目，没有时间给她具体的指导，所以她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最后完成都要自力更生。这是她第一次自主地做出选择，独立完成一件事情。她做得很认真，而且觉得自己”在研究能力上有了很大的锻炼”。尽管论文的题目和她后来在微软从事的研究领域全不相干，让她不得不从头再来，但是她经此一役而练就的一种能力，让她在后来的日子里受益无穷。　　　　她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还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她本来就具有”D学生”的全部特征–自信、主动、积极，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好，持续性地保持一流的成绩；现在又有了”E学生”的全部特征–坚定、自由、扎实、快乐、富有激情和想像力，不以分数来衡量成败，不一定是第一名，但一定有一个执著追求的目标。　　　　你可以想像，这样一个人，你不让她成功都很难。　　　　但是张黔本人在回忆这一切的时候，明显地表现出对早期学生生活的留恋：”我觉得最重要的阶段还是从中学到大学，它培养了我的最基本的习惯和素质。硕士和博士阶段对我的影响，还是没有高中和大学那么大。你要是问我如果在西方读博士会不会更好，我没有经历过，不能肯定，但我的确觉得研究生和博士这几年有点浪费。”　　　　信念在前边引导着他　　　　妈妈终于松开我的手，轻轻一推，说一声：”去把，走出小岛。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张波　　　　日，全中国有100多列火车开进北京，但是只有一列火车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里科学家们关心的。他们已经决定要把本年度”微软学者”奖学金授给一个学生，正在期待他的到来，而他就在那列火车上。他是中国科技大学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博士生，名叫张波，个头儿不高，浓眉，椭圆形的脸盘上满是稚气。　　　　就在张波向微软走近的时候，有关微软的坏消息接踵而至。这一年春天的确是微软公司成立25年以来最坏的一个春天了：消费者怨声载道，竞争者虎视眈眈，司法部联合19个州的政府发起诉讼，公司股票大跌。火车开进北京城的那一刻，张波听到了最新消息：微软股票一天暴跌15％。他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就见狂风漫卷沙尘，周天都是黄色，把太阳变成一轮惨白的颜色，不禁惊叫：”北京真是可怕，没有一点阳春三月的江南气象。”　　　　张波出生在浙江舟山群岛中一个小岛上。离开那个小岛的时候，他只有12岁。那一天，他到县城里去读初中，拉着妈妈的手登上一艘船，航行两个小时，上了岸，徒步行走半小时，又爬了半座山，才看到他的新世界。　　　　学校坐落在山腰上，20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都是像他一样大的孩子，从四面八方的小岛上来的，唧唧喳喳，很热闹，但是很快就静下来，开始想家。傍晚时分，孩子们跑到码头上，眺望着大海深处，在心里想像着家的方向，可是不能回去，因为家太远，又都是贫苦的渔家子弟，没有那么多钱买船票。　　　　从这一天开始，直到今天，14年来张波兢兢业业，从中学生读到博士生，由小岛走到大岛，从渔村走到城镇，从小城市走到大城市。当他终于走进北京城的时候， 14年前和妈妈分手的情形还历历在目。那一天妈妈为他铺好床单，告诉他，以后自己整理被褥，自己洗衣服，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然后抓出一把饭票塞在他的口袋里，终于松开他的手，轻轻一推，说一声：”去把，走出小岛。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我们在研究了”微软小子”们的全部经历之后，发现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地方特别相似：他们中极少有人生长在大都市中，其中很多人出生在小城市，另外一些人则出生在穷乡僻壤，他们的起点在小地方，然后一步步走到大都市里面来。他们的脚步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证明，成长是一个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的过程。　　　　现在我们来看几个经典的”学习路线图”：　　张亚勤：运城–太原市–合肥市–美国–北京　　张宏江：武汉–叶县–郑州–石家庄–丹麦–新加坡–美国–北京　　沈向洋：村庄–镇–县城–省会–香港–美国–北京　　郭百宁：遂宁县–北京–美国–北京　　吴枫：岳口镇–天门县–西安市–哈尔滨市–北 京　　沈国斌：公社–扬州市–哈尔滨市–南京市–香港–北京　　刘新国：九江县–九江市–杭州市–香港–北京　　李世鹏：威海市–合肥市–美国–北京　　朱文武：齐齐哈尔市–长沙市–北京–美国–北京　　童 欣：张家口市–杭州市–北京　　张 波：鱼山岛–舟山–合肥–北京　　　　“微软小子”中生长在大都市里的人不超过20％，这看来有些奇怪，其实有着很深切的道理。城里孩子聪明有余而坚毅不足，他们的生活过于安逸，因而性格中缺少一种顽强的、百折不挠的信念。信念是你对自己的今天和明天的一种看法，是你对待周围世界一种方式，它将决定你选择什么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就像王益进说的：”那些真正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内心深处一定会有一种强大的动力。”　　　　我们回头来看张波的”路线图”。　　　　这张”路线图”的起点，是东海万顷碧波之中的那个小岛。岛的形状像一条鱼，所以叫做鱼山岛。1974年张波出生的时候，岛上居民只有千余人，以打鱼晒盐为生。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计算机，没有电视，没有任何家用电器，甚至没有电，一到晚上，只能点一盏油灯，或者借用天空的星光。　　　　爸爸是公社的一个小于部，妈妈是村里小学校的民办老师。学校坐落在岛的正中心，因为学生太少，老师更少，所以好几个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一个老师不但要教几个年级的学生，还要教好几门课。　　　　还在学龄前的时候，张波就喜欢往学校跑，因为好奇，还因为妈妈在那里。他常常坐在教室的后排听课，觉得妈妈讲的那些东西是那么神奇。　　　　妈妈是岛上最有文化的人了，她出身农民，本人也是个农民，为了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直到35岁还要去城里的师范学校进修。她后来果然实现了”农转非”的梦想，而且还当了这个小学的校长。在这个女人的心目中，一个农民的孩子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用心读书之外别无他途。所以她对张波兄妹二人的要求极严，这有点像沈向洋的母亲对待自己儿子的态度。　　　　但是张波那时候还不懂这些，他生活在小岛上，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快乐。小岛人少，大家都认识，亲密无间。一群孩子整天玩在一起，既开心又热闹，没有成绩单，没有周末辅导班，没有竞赛，也没有什么”重点学校”之类的复杂念头，这让张波觉得自己的童年特别开心。　　　　母亲从不干涉儿子的游戏，也从不给儿子增加作业，但她要求他在规定的时间回家，一旦坐下来学习就不能三心二意，无论作业多少，都须完成之后才能起身。她说：”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比学习本身还重要。”如果做完作业却养成一身不好的习惯，那就还不如不做作业。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张波从来不会担心自己的能力，也不会为了考试成绩感到压力。但他总是特别注意自己的品格栅习惯。自从有一次撒谎被妈妈痛打一顿，他就知道妈妈最在乎的是他的品格。　　　　12岁那年张波小学毕业，该读初中了。鱼山岛上有一个中学，但妈妈知道从那里根本无法找到通向大学的道路。这不是成见，在张波之前，这所中学里出来的学生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大学。所以妈妈权衡再三，终于决定让儿子离开她，也离开快乐童年，到县城去读初中。　　　　县城也在一个岛屿上，比”鱼山”只大一点，在小张波的眼睛里已是一个繁华世界。他在这里呆了两年，直到初三。现在，他不再是那个12岁的孩子了，不会再往家乡的方向张望。他明白这世界不仅是大海中的小岛，不仅只是这座小城，还有大岛，还有大陆，还有更大更繁华的城市。他打算一步一步向那里走去。　　　　初中毕业的考试他是全区第一名，进入了舟山群岛最好的高中。他走进了舟山市。舟山是我们国家的第四大岛。这是张波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一片陆地和最大的一群人。夜晚华灯齐放，就成了他见过的最大一片灯光。儿子现在再次想到妈妈的话：”去把，走出小岛。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他已经知道，这座城市也只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临时的落脚点，就像漫漫征途上的一个驿站。他还要向前走的，越走越远。这信念在前面引导着他。　　　　此后三年，他没有为考试忧虑过。他从来不存侥幸心理，平时兢兢业业，考试时一丝不苟。但是在高考前夕，他生病了，别人都在做最后的冲刺，他似乎冲不动了。老师为他着急，可他反而一点不急。他有11年的积累，了解自己，觉得根本用不着冲刺。　　　　“我觉得高考不是用难度来衡量你的水平，它其实是在考你的心态，至少有80％取决于你的心态。有些题做错了，或者没做出来，并不是因为你不会，可能因为心态不对，太紧张了。要说我好，就好在心态上，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尽管如此，最后的结果还是让所有人意外。张波大大超越了自己平时的水平，而且超越了学校，超越了舟山。他去学校领成绩单的时候，一个老师冲着他喊：”你是第二。”　　　　“什么第二?全校?”他兴奋地问。　　“不……不……”老师更兴奋，一时竟说不全一句话。”全市第二?”他在心里想，嘴上却有不敢问。　　“是……是全省第二。”　　他大感意外，但成绩单上的确有他的总分数：643分。还印着”第二名”三个字，不由他不信。他跑出来寻找电话，第一个念头是告诉妈妈，他没有忘记妈妈的话：　　“去把，走出小岛。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爸爸希望他去读浙江大学。他知道那是一所好学校，但他觉得那离家太近。他想走得再远些。　　　　他想去清华大学，可是人家根本就不到这个岛上来招生。有一天，他听说清华大学的老师到了宁波，还开辟了一个招生点，就往那里赶去，坐了几个小时的船，然后登上大陆，再坐几十分钟的车，好不容易赶到，人家早就不在那里了。他很失望，又很迷茫，觉得眼前的世界越来越大，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恰在这时遇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那老师听了他的小岛故事和他的迷茫，惊讶不已，于是向他介绍中国科大，还说欢迎他去。老师的态度和蔼可亲，让他当场有了好感。于是问老师中国科大在什么地方，老师说在合肥。他眨眨眼，对这城市一无所知•，只听说它离舟山很远，就笑了。　　　　他到合肥去读中国科大，本科4年，硕士3年，连续7年没有离开这个城市。直到日，他已25岁，开始读博士，终于决心去北京看看。　　　　走进北京的第一个感觉是”特别大”，接着就开始后悔在合肥果了那么多年：”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合肥啊北京啊有什么差距，如果知道合肥比北京差这么远，可能就会选择清华大学了。”两周以后他第二次走进北京，这次看到了’还没成立的微软研究院，看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正在装修，一片狼藉。又过了两周，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国贸大厦看了全国软件博览会。这一天他又想起了妈妈的话：　　　　“儿子，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走出去。”　　他觉得北京已经属于他了。”早晚有一天，”他想，”我会回到这里来的。”　　他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自以为这正是微软需要的，于是加紧努力，其直接的成果是制作出”机器人足球赛”的完整程序。微软公司对人工智能不感兴趣，但对张波感兴趣。他获得了”微软学者”奖学金。有了这笔钱，他走得更远了’，带着他的机器人到澳大利亚去参加”全世界机器人足球大赛”，虽然没有得到名次，却是又一次大开眼界。　　　　2001年夏天，他终于完成了20年的学业，获得博士学位。他再次走进北京，这一次他留了下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副研究员。　　　　幸福是相对的　　童年时代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学习知识，也体现在养成一种健全的人格。　　——沈向洋　　　　“我这一辈子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18岁以后再没有拿过家里一分钱，还不断地给家里钱。”沈向洋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特别灿烂：”比如现在我的父母需要买一套房子，我会付钱帮他们买。父亲上次来北京，我看他对摄像特别有兴趣，马上就去买来一台摄像机给他。我觉得他们这一辈子都是那么艰辛，晚年应当过得好一些。”　　　　提到父母的艰辛，沈向洋眼圈发红：”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家里的经济状况很清楚，对生活的艰辛体会得非常深刻。”读者已经知道，他的家原来是在农村的。后来母亲到镇里一个小工厂做车工，第一年每月工资才十五块钱，然后是十八块钱，到第三年，一个月可以拿到二十一块钱。父亲那时候的工资是四十六块五。”我对这些都记得非常清楚。我还记得父亲每个月都要寄七块五给我奶奶，还要给外公外婆一点钱，剩下来的要养活全家。我现在对我儿子的教育感到非常无奈，他们完全不能体会物力艰辛，好像钱来得都很容易，可是我小的时候，是很省吃俭用的。”　　　　沈向洋是家中几个孩子的老大，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中心。母亲要关心家里所有的人，对他没有丝毫的纵容和娇惯，所以他说：”我很能吃苦，而且觉得吃这些苦不算什么。我到今天都难以想像母亲娇惯孩子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母亲对他很严厉，但他从来没有对这种严厉产生反感，也许是因为他ll岁就离开家了，在那之前，反叛的意识还没长成呢，等到进入叛逆的年纪，他已经在大学里了，离父母很远。”孩子与父母有了一定距离以后，反而觉得父母更亲，”他这样说，”因为你更容易想到父母对你的好，你做了不好的事情，父母又不知道，不会再那么严厉地训斥你。所以我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好。”　　　　那么小的年纪，独自一人在学校生活，30多个同学住在一个屋子，挺凄凉。那时候乡下人都很穷，他自己背着大米到城里，然后换成饭票，再换米饭来吃。能吃饱，就是没有油水。一个炒菜九分钱，好一点的一毛三，可以吃个肉丸子，再有几根菜之类的，可这些他都吃不上。他每月回家一次，母亲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吃得好不好”。他总是说：”很好了，我能吃到二个青菜汤。”　　　　那可真的是青菜汤，三分钱一碗。我的两个同学，两个人合吃一碗，再买一个饭，四两。现在跟别人说，谁能相信啊!什么叫”清汤寡水”啊?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一个大木桶，做饭师傅拎上来，往上面浇几滴油，把勺子伸到里面，半天才能捞上来两片青菜叶。真的就是两片青菜叶!母亲让我隔一天吃个炒菜，我老提醒自己，这炒菜可是要一毛三。一毛三啊!你想啊，如果你隔一天就吃一个炒菜的话，你30天就要吃掉两块钱了。那时候，大概是1978年到1979年，这是很多钱啊!母亲一个月给我八块钱，所有的吃用都在里面，怎么肯花那么多钱吃炒菜啊!就算这样，我在同学里算是非常有钱的了，还有那么多孩子连青菜汤都喝不上。你每天有汤喝，人家都羡慕你。你要是每天吃炒菜，别人看着都会觉得很奇。　　　　生活虽然苦，但向洋还是很有满足感。因为星期天回到家里，还有根油条吃。他在早晨向母亲要一毛钱，和弟弟一起去买三根油条，三分钱一根，剩下一分钱还给母亲。他和弟弟一个人一根油条，母亲和父亲两个人一根，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觉得那是天堂一般的生活。今天你爱吃多少油条就吃多少，可你就是吃不出那个味道来了。　　　　所以他总是说，”幸福是相对的。这种思维是一定要有的，否则自己总会很难过。”又说：　　　　童年时代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学习知识，也体现在养成一种健全的人格和性格。我一直觉得自己比较幸福，很乐观，很想得开，看着什么都好，可能也和我生长的环境有一定关系。除了我母亲逼着我念书的时候，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非常快乐。现在的乡下好像跟过去不一样了。那时候很有点田园风光的味道，夏天到处是一片蛙鸣，带给我很多乐趣。　　　　“出国梦”　　　　尽管获奖无数，但我始终最珍惜那个“品学兼优奖”。　　——马维英　　　　“你看，那是马维英!”一个孩子走上这条大街，惊讶地望着蹲在路边的另外一个孩子，叫起来。　　　　没错，正是马维英，那时候他还只是小学四年级学生，蹲在路边帮助妈妈洗碗。妈妈在家门口开了一见小杂货店，实在忙不过来，儿子每天放学后一溜烟地跑回来帮忙。现在，他正把他的小手伸进面前那个很大的水盆里。　　　　他的同学被这场面感动了，回去报告老师。他为此获得了”品学兼优”奖。在台湾的小学中，得到这个奖的孩子不一定是学习成绩第一名，但一定要品行好，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尽管马维英在那之前和之后获奖无数，他始终最珍惜这个”品学兼优奖”。　　　　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维英的父亲18岁离开大陆去台湾。那一年大陆政权更迭，有200多万人跑到台湾去。小岛一一时间男多女少，好多男人娶不到老婆，大陆人和台湾人通婚也渐成潮流。维英的父亲是军队里面的一个下级军官，秉性耿直，脾气暴躁，不会讨上司欢心，所以总也不能得到升迁，薪俸微薄，直到35岁才结婚。母亲是个台湾女子，家境贫寒，一家人住在台北一个中下阶层的居住区中。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不景气，整个台湾都在卧薪尝胆，这家人也一样，节衣缩食，艰难度日，等到儿子出生，已是1968年，从此父亲的心里有了生活的希望。　　　　维英童年时代最深切的记忆，是家里很穷。父母的言谈话语里总是隐隐约约带给他一种经济上的压力。那时候他总是想：”我怎么才能给爸爸妈妈赚一点钱呢?”　　　　“读书，把你的书读好，”爸爸总是对儿子说，”不然你就没有什么机会。”　　　　维英上小学了，学习优秀，老师总是在夸他，这让全家感到欣慰。可是他心里总有一个梦，若隐若现。站在海边的时候，就听见大海用不同的声音在对他说话，潮落潮涨，卷起千堆雪。他的梦逐渐清晰，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飘过来。　　　　“我想到美国读书。”他对父亲说。　　　　父亲眼睁睁地望着儿子，好一会儿什么也不说，转身走开的时候喃喃自语：”是啊，是啊，去美国，去美国。”　　　　维英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父亲的脚步，既彷徨又坚定，渐行渐远。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人已经兴起”出国留学热”，李开复在美国读书好多年了，张益肇也已经到了美国。但是那时候能够送孩子出国的大都是有钱人家，像维英这样的家庭，是从来不做什么”出国梦”的。　　　　但家里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母亲跑到集市上去租了一个小摊，做起小生意，卖日用品，还卖水果。父亲回家的日子也明显多起来。他总是偷偷离开军营，跑回家，脱去军装，换上便衣，然后帮助妈妈守着水果摊。这种一心二用偷偷摸摸的日子维持了两年，父亲索性退出军队，一心一意做起小买卖。维英心里明白，父亲已经在为他去美国读书作准备。　　　　父亲精力旺盛，一点也不像一个领退休金的人。一家人充满朝气，省吃俭用，既勤勉又豁达，既紧张又快乐。就这样过了12年，维英渐渐长大，小学毕业了，中学也毕业了，现在大学又快毕业了，家里也有了一些积蓄。父亲算来算去，发现儿子出国留学的钱还是不够，依靠小买卖日积月累，实在太慢，赶不上儿子的成长。父亲决定投资，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出去，期望在短时间里获得更多回报。那是在1989年，也是他平生最大胆的行动。他一生谨慎，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以后也没有过，不是为了儿子，现在也不会去冒这样的风险。　　　　风险果然来了。接下来的一年里，台湾卷起金融风暴，所有的投资者都是一败涂地，父亲也血本无归。　　　　那是全家人12年的积蓄，里面有儿子的梦想。可以想像对这个家庭来说是怎样的打击。维英已经绝望：”完了，我永远出不了国了。”　　　　但是父亲没有绝望。他对儿子说：”不要灰心，照你的计划去做。钱的问题，总有办法解决的。”　　　　接下来的两年里，马维英去当兵，全家人重新开始为他筹措出国的学资。依照法律，台湾男子成年之后必须完成两年兵役，也叫”役男”，可是这个”役男”每天仍旧做着他的”出国梦”。　　　　父亲虽然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眼光远大，了解儿子，知道出国读书对儿子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加紧从事各种各样的小生意。不仅卖日用杂货，还卖水果，卖酒酿汤圆、卖臭豆腐，什么能挣钱就卖什么。对父亲来说，做这些事情简直是受罪，他的性格脾气特别不适合与人打交道，一言不和就会和顾客吵起来，然后一个人生闷气，但是为了儿子的梦想，他什么都能忍。　　　　那时候维英是军队里面的一个排长，却总是牵挂着父亲的生意。每逢放假他就跑回家去，脱下军装换上便装，也去守候父亲的水果摊，那情景就像当年他父亲做的一样。　　　　就这样过了两年，维英退役了，这个家庭又赚了小小的一笔钱。可惜还是不够。父亲不希望儿子再等下去，东借西凑，把家里的房子也抵押出去，凑足3万美元交到儿子手里，刚好够维英在美国使用一年。儿子知道，这是全家人14年的心血。　　　　可以想像，有这样一个家庭和这样一番经历的孩子，内心里拥有怎样的力量。在国外学习的第一年，维英格外努力，他到现在还认为那是他迄今为止最用功的一年。他从来没有如此珍惜学习的时间，没有周末，没有娱乐，还常常后悔自己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没有更用功些。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的钱只够用一年，”那是一种破釜沉舟的感觉。我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硕士学位，并且考上博士，才能获得奖学金，否则就只有打道回府。”　　　　一年后他如愿以偿：”所有想达到的目的都达到了，取得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的资格考试，一个教授愿意给我经济资助。”那一天他很兴奋，因为他知道自己从此不用再依靠家庭。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打电话向父亲报告喜讯。父亲没有说什么，但儿子能清晰地感觉到电话那边父亲的喘息。”他非常高兴，我能感觉到。”维英回忆道。　　　　几天之后，儿子收到父亲的来信。　　　　“我知道你很不容易，”父亲写道，”过去的日子里你很不容易，今后还会很不容易……”　　　　儿子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自从他来到美国以后，父亲几乎没有来过信。现在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儿子：他为他感到自豪。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第一名”　　　　我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台湾的教育比较畸形，总说“升学主义”，培养出的很多学生非常自私。　　——马维英　　　　多年以后，马维英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举家搬到北京，住在东郊一所豪华的公寓里。父亲到北京来看过他一次，而他却不能回到台湾去看望家人。2003年春天的一个周末，他坐在浅驼色的沙发上，和一个熟人谈起当年全家人一心一意帮他实现梦想的那些岁月，两眼热泪。”我一直非常感激我的家庭。那时候在我的周围根本没有哪一个家庭对子女有过这样的支持。这是一种完全没有保留的支持。父亲让我懂得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他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故事，却又引发了一个讨论。　　　　问：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心理最健康最健全的学生，往往不是考试成绩第一第二第三，而是名次稍微靠后面一点的，比如第五名到第十名。你同意吗?　　答：我没有调查过，但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我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台湾的教育比较畸形，总说”升学主义”，培养出的很多学生非常自私。　　　　问：非常自私?　　答：你觉得我说厉害了，是吧?我观察。台湾学校里，大家都不很喜欢第一名的学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学校培养出来的第一名，大都属于比较自私的那一种人。比如遇到一个问题。他明明懂，可是别的同学问他，他说他不知道。他会想”我教会你以后就对我有威胁”。他们认为得到”第一名”是最重要的，对生活中其他的东西就不太注意，在班里不是很受欢迎，以后做人也不会太成功。　　　　问：也许这和教育有关?这一代人的教育方式就是不需要他对别人负责任。　　答：这也是中国教育失败的地方。周围所有人都替他着想，而不用他为别人着想。不仅是父母，父母的父母也为他操心，给他灌输的是，”你只要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也不用管O190大陆是那么一个环境，台湾也是。每个学生都要升学，升高中要联考，升大学也要联考，人人都是为自己，考试已经作为他的第一人生目标。只要自己考试考得厉害，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在学校里面，甚至学生的座位都是按照成绩来排的。大陆也是这样的吗?　　　　问：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差不多吧。这对学生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吗?　　答：我听说大陆有种说法，把”孝子贤孙”倒过来了：孝顺儿子贤惠孙子，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真的，那就非常糟糕，对孩子也没好处。大人们把所有的关怀都集中在孩子身上，却不让孩子分担一点家里的困难。这样的孩子也许智商很高，但情商一定很差。　　　　问：情商很差是什么意思?　　答：没有责任感，没有韧性，不懂得怎么去关心别人，也不懂得怎么和别人合作、怎么和别人分享，甚至还会嫉妒别人的成功。他们只知道孤军奋斗，超过别人，自己成功。他们也许会有一次两次成功，但从长远来说，他们永远到不了很高的境界。　　　　问：所以你很珍惜你小时候得到的那个”品学兼优”奖?　　答：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对我一句话，”人不能只顾自己的需要，还要想一想别人的需要。你总是可以说别人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可是如果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你会发现你的看法不一样了，你可能不再对别人那么苛刻了，还可能愿意更多地帮助别人。”这是我的家庭给予我的最好的东西。它是我在任何学校任何课本里面都学不到的。　　　　友谊的力量　　我当时心里一下就安静下来，很清楚地感觉到内心里升起一种力量，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就好像有人陪我上战场一样。　　——童欣　　　　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领域大获成功之后，童欣每次谈到自己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还要眼睛发红。　　　　那是高考的第一天，童欣走进考场就有些紧张，试卷还没有发下来，手心已经在冒汗。这时候一个同学走进考场。他叫任晓旭，是童欣的好友，现在则是同场竞技的对手。若论平时的学习成绩，晓旭大都不如童欣，但他是那种有独立思想的人，喜欢看书，兴趣广泛，而且做事认真，所以童欣视他如手足。现在，晓旭一眼看出童欣脸色不对，于是特意绕到他的身边，轻轻说一声：　　“没事，你能行。”　　“我当时心里一下就安静下来，很清楚地感觉到内心里升起一种力量。”童欣在多年以后回忆道：”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就好像有人陪我上战场一样。所以，朋友真是很重要啊!老师说你，父母说你，都赶不上一个朋友说你。”　　　　每个人的一生郡像是在走一条路。叟口呆是一大群人开屑瑗手，有说有笑，碰到沟沟坎坎互相搀扶一把，那你一定会很轻松很开心。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很远。当然你也可以闷着头独自走，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问，遇到沟坎自己过，遇到麻烦自己咽在肚子里，那样你也能走很远，但一定会觉得很累，忧愁比别人多，快乐比别人少，而且，有些沟坎，只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过不去的。　　　　可惜”微软小子”们的学生时代充满了孤军奋战的故事，当然他们身后都有父母的呵护和老师的指点，但他们大都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往往在内心里独自营造着学习的动力，独自承担着学习的压力。他们很少提到同学之间的沟通、理解和互相帮助，尽管和同学们朝夕相处，还是不能感受到团队的快乐和激励。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一类”友谊的故事”时，总觉得分外珍贵。　　　　现在让我们来说第二个故事。　　　　高中同学的来信　　后来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从曹于彦的那封信开始的。　　——刘新国　　　　刘新国从小到大，经历过无数事情，最难忘1995年夏季的那个夜晚，高中同学曹于彦的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命运。刘新国是在16岁那年认识曹于彦的。那时候他们都是九江市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是江西省的一所重点中学，不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是进不来的。刘新国家在农村，学习优秀，但却孤陋寡闻，直到那时还没有去过比九江更远的地方，也不知道高中毕业之后还有”考大学”一说，他打算读完高中就回家去。当同学们津津有味地谈论那些名牌大学的时候，刘新国如坠五里雾中。他甚至还不知道有一所大学叫”清华”，有一所大学叫”北大”。　　　　同伴都在羡慕他能到城里去读书，其实他却陷在一种莫名的烦恼中，感觉孤苦无助，被人漠视。他开始想家，每逢星期六下午就逃课，坐着公共汽车回到乡下的父母身边。星期一早上回来上课，老师罚他给全班拖地板，他就拖。可是等到下一个周末，他还是逃课回家。那时候教室的卫生总是由他来打扫，而且都是惩罚性的，他倒不在乎这个，他只是讨厌城市，觉得自己不属于这座城市，想回家。　　　　曹于彦就是在这时候走到他面前来的。曹也是个农家孩子，只不过有个叔叔在城里的学校当老师。这孩子耳濡目染，见多识广，最重要的是，他一点也不歧视刘新国，还能理解刘新国的那些心理感受。他们开始在一起谈论城里的事情，谈论学校的事情，谈论未来的事情。就是在两人相处的时光中，刘新国知道_”清华”和” 北大”，知道了”浙大”和”南大”，知道了”大专”和”大本”的区别，知道了”硕士”和”博士”，还知道了什么叫”文科”、什么叫”理工科”。　　　　那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刘新国终于发现，未来的道路是在他的前边，而不是在他的身后。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具有激励的作用。他开始在脑子里面想像那些大学校园的模样，拼命学习。他并不缺少聪明，他缺少的是眼界，是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而现在，他有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那就是曹。两个人的宿舍只隔一道墙，一推门就见面了，于是能够在一起学习，分享曹从他的叔叔那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参考书，所以刘新国特别快乐，每天很辛苦地学习，却一点也不觉得苦。　　　　成绩是一点点地提高的，每次考试都会前进一名，等到高三的时候，他已经是全校的第一名。刚刚走进这座城市时的那种自卑感，烟消云散了。　　　　他已经证明自己是有能力不断向前的，不仅眼光越来越远，而且胃口也越来越大。　　　　高中毕业后刘新国考上浙江大学数学系，去了杭州，曹于彦则去了武汉大学的数学系。两人天各一方，好几年都没有见面。刘新国很珍惜少年时代的这份友谊，在心里感谢曹于彦把他引向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但他明白，好朋友用不着整天厮守在一起。彼此知道对方在那里，好好的，就觉得安心–好朋友就是这种感觉。　　　　四年后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刘新国觉得学业已成，就一心想要工作。那是一家农民办的乡镇企业，虽然不大，但给了他一份很好的工资，而且就在杭州附近。他满心欢喜，打点行装，准备回江西去看望父母，然后就回来工作。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晚上曹于彦从武汉写来一封信，让他再次改变主意。　　　　曹在信上说，他已经被保送到中国科学院去读研究生了，还劝说刘新国不要着急找工作。　　　　“他读研究生!我呢?”刘在那个晚上满脑子都是这个念头。第二天早上醒来，刘新国意识到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而且充满了新的机会。他把已经收拾好的行李又放下了。　　　　有机会去探询一个新的世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它刺激人的成长，帮助他们进入一个崭新的人生。为了美好的明天，改变眼前的决定。　　　　他去询问报考研究生的程序。正好考试刚刚开始，他二话不说，就去参加考试。　　　　这成了他的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考试结束了，他也留下来，把读书的时间又延长6年，读完硕士又读博士，读完数学系又读计算机专业。因为导师的专业是计算机图形学，还因为学校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所以他开始研究图形学。他去了香港，有机会完成一些出色的研究，又由于专业领域的相关，他认识了沈向洋，在跟随沈向洋工作7个月后，他获得”微软学者”的奖学金。这成为他后来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最重要的根据。　　　　“后来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从曹予彦的那封信开始的。”刘新国说，”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走到今天。”　　　　建立目标的过程　　　　人应该看得远一些，为了更远的目标，可能要舍弃一些眼前的东西。　　——沈国斌　　　　沈国斌低着脑袋走出学校大门，没有像往常那样径直回家，而是拐上一条方向相反的小路，躲开来来往往的同学和父母的眼光，一屁股跌坐在村口的草坡上。这是他在童年时代无忧无虑地奔跑嬉戏的地方，但现在，他满腹都是心事，仰面望着天空。不远的地方就是邻家稻田，稻菽千重，随风荡漾，还有一头水牛在湖畔徜徉。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这是他长到15岁以来的第一次。他就要初中毕业了。已经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发下来一份志愿表，要他回答，是否继续上学，想上什么样的学校?　　　　父母对他的期望相当明确，只希望他能再读两年中专师范，回来当个老师。父亲认定教师是天下第一好的职业：可以把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受人尊敬，有固定工资，有寒假暑假，可能工作也不累，至少不用再撅起屁股下田插秧。　　　　爷爷奶奶一辈子都是农民。母亲也是个农民，父亲就是因为读了中专才改变农民的身份，成为粮食管理所的干部。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从50年代到90 年代，我们国家城市和乡村的界限比现在要清楚得多。一个城里人要是被强迫到农村去安家，那是除了坐牢、杀头之外最严厉的惩罚；一个农民的孩子要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再做农民，那是让全家人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件事。大多数农家孩子能够完成9年义务教育已属难得，初中毕业之后还能继续读书的少之有少，至于读高中读大学，那似乎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和别的同学比起来，沈国斌是幸运的。他在学校表现杰出，让老师们都觉得他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还拥有更大的潜力。　　　　“去考高中。”语文老师对他说，”上中专就可惜了。”　　大多数乡下孩子都明白，这两个目标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意味着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读大学；后者则意味着眼前的利益，你只要一被录取，马上就有了城市户口，还可以尽快找到工作养家糊口。看来，沈国斌已经把乡下孩子最崇高的目标拿在手里了，无论他做什么，今生都可以不再做农民。他的同学对他刮目相看，既羡慕又嫉妒。　　　　可现在，他躺在草坡上，双手抱着头，内心煎熬着，拿不定主意。进入初中的时候，他和父亲的想法是一样的，但现在不同了。他一直在想，他是不能当老师的。他的个子特别矮，总是觉得会因此被学生耻笑。一想起将来要走上讲台，面对那么多学生，他就心情沮丧，信心不足。他觉得他不可能实现父亲的愿望，也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双期待的眼睛。他只想有个人能注意到他的苦恼，帮助他擦亮眼睛，看清楚前面的路。　　　　真的有人注意到了，那是他的数学老师。　　　　老师把学生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讲了一个故事：”我以前有几个学生，成绩差不多，其中有一个并不是最好的，却去读了高中读大学。另外几人考了中专。后来大家聚在一起，读大学的那个很开心，读中专的几人全都很后悔。”　　　　“上高中吧，你不会后悔的。”老师最后说。　　　　沈国斌终于放弃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在志愿表的第一栏填了”扬州中学”，那是一所省重点高中，也是江苏省四所最棒的高中之一。那一刻他激动万分，从内心里洋溢着一种巨大的力量，那种感觉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987年沈国斌离开家乡去读高中。先坐了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再坐一个小时的船，渡过宽阔的湖面，到达湖东，然后再坐汽车，到了扬州。小时候跟着爸爸到这座城市里来过一次，早就没有什么印象了。现在一眼望出去，觉得这里真是天下最好的地方。漂亮，繁华，人来人往，全都是城里人的打扮。他住在学校里面，尽管周围大都是和他一样的农村孩子，但他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城市的气息包围着他。　　　　接下来的三年里，与其说他是在学习知识，不如说他是在寻找新的生活目标。当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觉得找到了自己一生中最渴望的东西，那就是眼前这座城市。　　　　他在这个城市中相当出色。毫无疑问，他比别人更努力，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失败了，就只有”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他似乎没有后路，只有往前走，所以学习的时候精力集中，周末也不回家。”按照我的成绩，考清华、北大都没有问题的。”他多年以后回忆这件事，不住念叨”我应该可以上清华、北大的。”　　　　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后来没有选择自己心目中的学校，当时的理由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可思议：清华、北大不能保证他毕业之后回到这座城市。　　　　“那时候我真是鼠目寸光，就是想着大学毕业后能回家。”　　　　恰在这时，哈尔滨船舶学院来招生，招生老师一看他平时的成绩，就说他可以免试入学。他说他希望毕业之后回到扬州，老师就说扬州有个船舶研究所，叫”723 研究所”，正好需要他这样的学生。他回去打听，知道那个”723″是扬州最好的单位，轻松、体面，工资又高，一切都是他想像中的样子。　　　　他去了哈尔滨，离开扬州之前还专程去拜访了”723″的研究人员，让人家帮助挑选一个最对口的专业。”你们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他对人家说。　　　　人家给他选了电子工程系，专业是图像传输数字处理。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当然也无法预测，它竟把他引向更加遥远的地方。　　　　走进大学的第一个感觉是失望。他发现自己不喜欢这门学问，以前从来没有见计算机，现在也不像别的同学那样喜欢玩游戏。但他是个农村孩子，这种孩子的好处就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在自己觉得应当做好的事情上。　　　　到了毕业的时候，他又有了一大堆好成绩。老师希望他留下来考研究生，他还记得自己的目标–那座美丽的城市和那个”723″。当初为了这个目标，他连北大都放弃了。可是这些年他看见了更大的城市、更大的学校、更多的人群、更优秀的老师，内心已经发生变化。他已经知道扬州太小，不想回到那座城市里去，对他曾经向往的”723″也没有兴趣了。他觉得自己属于更大的世界。他报考了研究生，但不是这所船舶学院，是南京工学院。他仍然恋家，还觉得对农村的父母有着一份责任。所以希望他的大城市能够尽量挨着父母的小农村。也许将来能在南京工作，那么只要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见到父母了。　　　　硕士研究生的两年一晃就过去了。他从来没有想到今生还要去读博士，更没有想到还要走到更远的地方。　　　　有一天，一个香港教授到学校来，碰巧让他遇到。他和教授聊了一整天，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开阔清新。回到宿舍就去查资料，结果发现这教授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在信号处理领域里拥有巨大成就，得到全世界同行的尊重。这让他佩服得不得了。当天晚上，他失眠了。　　　　“为什么我不去报考他的博士生?为什么我不去香港看一看呢?”他这样想。　　　　第二天，他把自己的材料寄到香港。几个月后，他踏上了去香港的路程。那是1997年，正好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　　　　三年后他取得博士学位，回归大陆，回到南京，感觉这城市也是一座”小庙”。他整整读了20年书，从水乡走到城市，从扬州走到哈尔滨，然后是南京，然后是香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他已经不是那个坐在家乡草坡上左顾右盼的孩子了，不是那个看了一个扬州就不想离开的中学生了，不是那个满怀思乡之情的大学生了，他的专业是”信号处理”，也许只有北京才能让他有用武之地。　　　　我觉得小时候说什么想当科学家，都是扯淡呢。但我相信我的转折就是初中毕业时的选择。那个年龄的孩子是没有什么判断力的。我要是那年考了中专，就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了。所以人应该看得远一些，为了更远的目标，可能要舍弃一些近的东西。2000年夏天，沈国斌走进中关村，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研究员。　　　　“少年班”　　它过去在我心目中是很了不起的，感觉上是个”神童集中营”。等到我真的进去以后，才发现他们也都是普通人，不是“神童”。–谢幸也许我们可以和那些渴望成为神童的孩子分享我们的一些想法。你们极为聪明，事实上这个国家未来的希望和你的美好生活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但是你应该明白，你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比你厉害的人肯定有很多，如果你身边没有，那就是你的眼光太狭窄，把眼光放远一点。　　　　那么谁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呢?没有，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人。　　　　2001年夏天完成博士学业的时候，谢幸24岁。在这以前的10年里。他一直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他在那里一口气从少年班读到博士，然后成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副研究员。开始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把一些传输技术作为一种服务系统放在网络上，还考虑在移动设备或者不同的带宽下来收取视频信号，还有网络上面“点对点”的传输。他开始应用图像识别和信息检索的技术，也就是根据不同的带宽和屏幕对图像自动筛选，或者进行另外一些处理。这项目叫做“智能的识别”。他觉得非常有趣，还能从中悟出另外一些道理，比如“智能”和“智能的识别”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无法识别的智能其实等于零。电脑是这样，人脑也是这样。对谢幸来说，“智能的识别”就像是情商课的成绩单。回顾整个受教育的过程，想起成功者与失败者，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大多数人，他得到了一个深刻而又惊人的结论：“人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智能本身，而在于‘智能的识别’。”你如果能明白这个差别，并且让自己超越这种差别，你就能让自己聪明起来，完成那些看似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直走向那个最聪明的人组成的群体。　　　　谢幸出生在南昌，父亲初中文化程度，而母亲中专毕业。他和微软研究院里大多数人一样，来自小地方的小家庭。他们这样的家庭里总是有一种很强的冲动。父母甚至在他上学之前就开始教给他语文和数学，所以他上学以后总能遥遥领先。等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已完成6年级的课程，进了一所中学的“大学少年班预备班”。那是1988年。　　　　中国大学里的少年班，从张亚勤他们那一代人开始，到这时候已经流行了整整10年，全国有很多。所以中学也开始赶这个潮流，办起了”预备班”。进了这个班的孩子们，从第一天起就经受着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去大学少年班。”谢幸和他的同学一走进学校，老师就会对他们说：”你们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学生。”他们一走出学校，人们就会对他们格外留意，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说他们是”神童”。可是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过人的聪明，”至少有很多人不比我差，还有很多人比我更厉害。我们和别人不同，是因为我们这个预备班本来就是为了让我们与众不同才办起来的。”　　　　他们什么都有，包括一套特殊的学制、特殊的教材，还有一大群最棒的老师从早到晚围在他们身边。　　　　接下来的四年中，他亲身经历了一个孩子受到激励的全部过程。他们要在四年里面完成六年的课程，所以进度很快。起初他常常感到吃力，不仅没有人家说的那种” 神童”的自豪，还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但后来他渐渐适应了这种节奏，明白所谓”神童”其实就是跳过一些课程不去学它，对于那些必须学会的东西，也不去没完没了地重复。事实上是老师带领他们挑挑拣拣的，他们知道四年以后这些孩子报考少年班的时候最需要什么。　　　　四年以后谢幸中学毕业，实际上有很多课都没有学完，但他发现这些漏洞对他参加高考没有多大影响。还有一些内容，大多数学生要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把习题重复10遍，老师才相信他们学会了。可是他发现它们并非考试的重点，他只要在考试之前浏览一下就足够了。”如果把用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方法用在大多数人身上，我不敢说人人应验，但十个里面至少能有八个可能成为像我们一样的神童。”　　　　他如愿以偿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少年班有35个孩子，都成了了不起的学生，同学们个个羡慕，父亲和母亲无比自豪，但是如果他们真正了解实情，也许会像谢幸一样感到不以为然。尽管他们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和全中国的考生使用一样的考卷。但实际上少年班的标准明显低于全国统考的标准。他们有一道专门的录取分数线，比如你要招35个孩子，那么就把考生按照分数排队，选出前35名，分数底线是按照考试的实际结果来确定的，和全国的不一样，只要你的分数能排到学校招生名额之内，而且不超过15岁，就足够了。那一年，谢幸刚好是15岁。　　　　他以前根本不知道中国科大在哪里，还以为是在北京呢，等到考上以后才知道是在合肥。学校把所有系都排了顺序，有一系、二系什么的。少年班是个例外，所以也叫“00班”。听上去很牛，是不是?它是全国第一个少年班，比谢幸大20岁的人全都知道它，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人中流行起来的“神童”的说法，就是从这里兴起来的。　　　　等到谢幸真的进去以后，才发现他们也都是普通人，没有那么神奇，也不是”神童”。当然有一些孩子很聪明，比较贪玩，学习的时间比别人少一些，却很出色。但大多数孩子都非常勤奋，每天学习到夜里一两点钟，早上起得也很早，对每门课都非常认真，读的书也很多，和那些普通班级里面用功读书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举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了。少年班的35个孩子是住在一起的，但是大家的生活能力都很差，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所以学校就从别的系挑选了好多大学生来，大概有25个，和他们住在一起，上课也在一起。他们都很优秀的，成了少年大学生的榜样，就像大哥哥一样照顾着”神童”。谢幸和他们一起上课，渐渐发现他们也很聪明，很多人比他还要棒，其实他们只比他大三岁。　　　　谢幸的回忆到了这里，忽然声音高了起来：　　　　你还说我们是神童吗?我们只不过比他们多了一点幸运，遇到了一个环境。这里的气氛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对我们说：”你是最聪明的。”于是我们就觉得自己真的很聪明，至少不能不聪明。大家都好好学习，都有自己的目标，都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是这个环境让我们识别了自己的智能，不像很多孩子，一辈子只是羡慕人家，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也很了不起。　　　　情商的力量　　　　好多人都觉得进了大学就是革命到头，其实那是人生的十字路口。　　——李世鹏　　　　2002年的某一天，李世鹏接到一个电子邮件。那是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从西安写来的，说他上了大学以后，对自己越来越没信心，整天陷在一种莫名其妙的苦闷中，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所以想来请教。　　　　他拿这个问题来找李世鹏，可真算是找对了人。那时李世鹏已经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一个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很忙，但他仍然坐下来，平心静气回忆往事，想把自己的一些感受送给那个大学生。多年以前，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有个一年级学生，只有15岁。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李世鹏，聪明过人，付出的汗水也比别人多，还知道怎样掌握学习的方法，所以他在迄今为止的道路上总是被成功的光环笼罩着。他在那一年的新光环，是山东省高考理科第二名。当他决定去读中国科技大学的时候，不是他向负责招生的老师介绍自己，而是老师拼命向他推荐自己的学校。他甚至可以自己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专业。　　　　但是自从走进学校大门，他就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很糟糕，成为班上的后10名，第二学期也差不多。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读了这么多年书，总是前三名的，他已经习惯于看到别人都在自己身后，从来没有体会过让别人走在自己前边的那种感觉。那一年他的脑袋里总有一个念头：　　　　“就凭这样的成绩，怎么回家见‘江东父老’啊。”　　　　我们见到的这些”微软小子”，大都是一些幸运儿，很少坎坷，很少失败，但是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李世鹏从小到大，总是有人对他说诸如此类的话，但是他还从未有过这种体验。现在，他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作为一次”失败的例子”呢?没有人来给他做思想工作，他只有自己慢慢地领受那种落后的感觉。有一天他忽然想到，”既然我已经落在最后，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追赶好了”。　　　　说来真是奇怪，内心少了那种患得患失的忧虑，不再在意自己排在多少名，压力也就一扫而空，他感觉到浑身都轻松了。原来”名次”这东西既是个荣誉，也是个包袱。　　　　到了大学二年级期末的时候，老师有一天忽然对他说：”你的综合评分是班上第二名。”　　　　“真的?”他不敢相信。但那的确是真的。　　　　“决定高下的不是智商，是情商。”他就是在这时候有这个体会，”太在意自己的名次反而可能做不好，学会拿开包袱，在失败的时候也不要气馁，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做事情。”　　　　他重新拾起了自己的信心。他能感觉到，经历过起伏跌宕之后的自信，和那种一帆风顺中的自信是不一样的。　　　　“好多人都觉得进了大学就是革命到头，其实那是人生的十字路口。”李世鹏在给大学生的回信中写道：”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在这一点上你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别。我也是一样。问题是你怎么去对待挫折。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永远不要失去信心。”　　　　“电梯演讲”　　　　你只有60秒钟，你要在这段时间里把你的想法说清楚，还要让人家接受，这是一门课程。　　——张亚勤　　　　有一天你走在公司的大楼里，走进电梯间，忽然看到一个人站在你身边。你认出他来，知道他对你非常重要，因为他很了不起，既有见识又有权利，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一个想法，于是你决定向他推销你自己。可是电梯已经启动，你看到他将在8楼下去，所以你只有60秒钟。你要在这段时间里把你的想法说清楚，还要让他欣然接受。　　　　这是张亚勤描述过的一个场面。“你知道吗?这是一种专门的训练。”他继续说，“在美国的学校里和公司里都有一个概念，叫‘电梯演讲’，这是一门课程。”事实上，“演讲”是美国学生的必修课，从小学到大学都有。课堂设置具体而细微，不仅教给学生说话的艺术，而且还教给学生使用各种各样的肢体语言和表情语言。老师甚至用摄像机把学生演讲的过程拍摄下来，详细分析学生的手势、表情、目光的方向、眼睛移动和停留的规律，以及脚步的频率，让听众来评价演讲者的表现好不好。 　　　　李开复没有谈到过“电梯演讲”，但是他曾给中国的学生们讲过一课，专门论述“演讲的22种技巧”。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他在学生时代并不是那种“主动的人”，非常不善于表达自己，甚至不爱说话，也没有什么朋友。有一段时间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做助教，被学生评为“最糟”。有个学生说：“李开复的课简直就是一个人的剧场，上面他一个人演戏，下面大家都在睡觉。”这话让他受到很大打击，从此下决心学好演讲和沟通的能力。上课的时候，他拼命想自己要提什么问题，要说什么话，然后拼命地训练自己。　　　　若干年后他已功成名就。有一次他批评中国学生“大多比较含蓄、害羞，不太习惯做自我推销”，还说，“要想把握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就必须学会说服他人，向别人推销自己或自己的观点。在说服他人之前，要先说服自己。你的激情加上才智往往折射出你的潜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化学反应。一般来说，一个好的自我推销策略可以令事情的发展锦上添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定有着深刻的感受。　　　　你为什么不说话　　总有些来自中国的工程师问我：”我很努力，怎么就升不上去啊。”我只问他们一句：”你开会的时候说话吗?”　　——周克　　　　凌小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交流是人的本能。你如果不去开发，它就被压抑；你去开发，它就绽放开来。”　　　　他的儿子山山出生在美国，3岁那年，该上幼儿园了。像中国的大多数孩子一样，这孩子有些恋家，早上出门的时候总是不高兴。可是每到星期一早晨情形就不同了，他特别开心，总是大叫：”爸爸，快走快走。”"爸爸，我们要晚啦。”这让小宁很奇怪。有个星期一，他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后，站在一旁观察，结果发现，十几个小朋友坐成一圈，山山拿着一个玩具，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故事。原来幼儿园有个规定，每天早上一个小朋友给大家讲”玩具的故事”，就是讲”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玩具”"爸爸妈妈怎么和我玩这个玩具”之类的事。孩子们轮流讲，每天一个人，而星期一早上轮到山山。”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小宁说，”但是你能看到不少东西。第一，孩子的天性是愿意与别人沟通、愿意表达自己的；第二，美国的学校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　　　　下面这个《讨论规则》，贴在雷德蒙市史迪文森小学的教室里。在这个教室读书的孩子，不超过10岁：　　　　1．我的批评是针对人的想法，而不是针对人。　　2．我的目的是得到最好的和最有可能实现的结果，而不是赢得讨论。　　3．我鼓励每个同学参与讨论，并通过参与来学习。　　4．我认真倾听每个人的想法，即使是我不同意的想法。　　5．如果有人还未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会请他重新叙述，并且努力理解他。　　6．我在做出判断之前，会听取每一种观点。　　7．如果有证据证明我应改变自己的想法，那么我将改变。　　　　看来事情真的像周克所说：”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学习争吵，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学习如何理解别人的想法。他们长大以后，当总统要辩论，当议员也是辩论，在公司里做一个职员，也要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这是每一个学生应当学习的才能。”　　　　那些在美国有过留学经历、又来到微软工作的中国学生，有个共同的体验：中国学生最大的弱点之一，是不会表达自己和理解别人。他们来到异国他乡，在开始的时候，大都以为自己的不善交流是因为受制于语言。可是等到语言已经纯熟，还是不能很好地与人交流，于是反过来思考自己的全部读书经历，发现在那条漫长的道路上，的确是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学习沟通。　　　　下面是几个在美国微软公司总部工作的中国人的感受：　　　　“你要说交流的能力从哪里来，我认为第一是思维能力和思维习惯，这跟语言没有关系。”韩这样说，”第二才是语言能力。”几年前，韩曾在几十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进入麦肯锡公司，后来又在几十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微软公司。他把这些全都归功于他的表达自己的能力。　　　　“在美国，一个经理和一个工程师的区别有两个，一个是沟通能力；一个是领导才能。”潘正磊说，”中国人都很勤奋，但是他们整天不说话，就是完成老板交给的事情，很少想到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她列举微软公司雇员中的一千多个中国人，从普通工程师升迁到经理位置的人极少，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太含蓄，不善与人交流”。　　　　“我们总是教育孩子’要听话’，不要抢着说话、要让大人先说。”周克说，”如果是在单位，那就要让资格老的人先说。老张还没说话呢，有你说话的份吗?这样一来，把中国的孩子弄得个个毕恭毕敬，其实这是害了孩子。”　　　　周克现在是微软公司视窗检测技术小组的总监。过去这些年里，他之所以能不断升迁，除了技术，就是学会了与人沟通。刚来微软的时候，他和大多数中国学生一样，开会一声不吭。有一天老板问他：”你是不是蠢?”　　周克说：”不蠢啊!”　　老板说：”为什么你开会不说话?”　　周克说：”我刚来，觉得自己应该谦虚。”　　老板说：”我不需要你的谦虚，我需要你的想法。”　　从那以后，周克花了很大力气来改正这一点。”这个老板给了我启蒙的一课。”他这样说。　　现在，总是有些来自中国的工程师问他：”我很努力，怎么就升不上去啊。”　　他只问他们一句：”你开会的时候说话吗?”　　　　优秀的代价　　他们也许是在用情商交换智商，得到了高分，却也养成了很多毛病。这种代价是很可怕的。　　——凌小宁　　　　雷德蒙郊外的那块大草坪上，一片欢声笑语。16个足球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这里，规模浩大。每天傍晚，球场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　　　　凌小宁带着孩子也来到这里。两个儿子，川川和山山，都在美国读书，一个11岁，一个7岁，都喜欢足球，所以每周至少四天到这里来训练，星期天还要来参加比赛。　　　　现在，球场上的比赛正在进行。斜阳下，孩子们身披万道金光，奔跑跳跃。有个孩子忽然倒在地上，似乎受伤了。教练一声惊呼，场上所有的孩子停止奔跑，就地蹲下，等待裁判为受伤的孩子检查。一会儿，那个孩子站起来，走出场外，脚下一瘸一拐。场内场外的孩子们全都鼓起掌来，为那下场的孩子祝福。　　　　这小小的插曲并非偶然，它是美国小学教育的一部分。这可以从我们和小宁的对话中看出来：　　　　问：川川和山山在美国的学校里学了什么?　　答：山山上小学的第一天回来，我问他学了什么。他说老师教给他们一句话，”不要伤害别人，不要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也不要伤害一个人的内心。”他上学第一天，就是学了这么一句话。　　　　问：中国孩子上学的第一天，老师最可能对他们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一个好成绩”。　　答：我真希望你有机会去看看美国的小学。他们的教室里非常自然，墙上贴了各种东西，五颜六色的，不是什么科学家，也不是什么爱国主义，都是告诉你怎么做人、人要正直，实际上讲的就是情商。有一次我去山山的学校开家长会，坐在那个教室里，看着墙上的那些东西，特别有感触。你看了以后也会有感触，他们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　　　　几天后。在李开复的女儿德亭的学校–库格小学，我们看到墙上贴着一些格言，字很大，颜色鲜艳，所以异常醒目：大方、友善、诚实、自重、合作、自控、责任、同情心、坚忍。我们后来把这件事告诉朱丽叶的儿子沃伦，他说：”我的学校没有把这些话贴在墙上，但是我们也是这样的宗旨。”库格小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和沃伦的中学不在一个社区，但是两所学校的教育宗旨竟是如出一辙。看来事情真像凌小宁说的，学校是把目光集中在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库格小学每天早上9 点钟上课，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学生。教室的中央有个圆桌，学生们围坐桌前，老师也坐在学生中间。尽管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黑板，但老师并不使用，也不站起来照本宣科，她只在自己手里拿一块小白板，就像孩子手中的画板一样，一边说，一边在上面写，然后竖起来给孩子看。整个教室洋溢着一种既亲密又轻松的气氛。　　　　一个二年级的女孩子迟到了。老师问：”为什么迟到啊?”"对不起，老师，我睡觉了。”　　“啊，你一定睡得很舒服，”老师一边说一边笑，”坐下吧，宝贝。”　　那女孩子也笑了。　　　　我们目睹这个细节，很长时间都在脑子里面环绕，有一天，忽然明白是什么让我们不能忘怀，是孩子的诚实和老师的友善。当初我们问小宁：”学校怎么教给孩子’ 做人’呢?”他说：”不是讲大道理，也不是像中国的学校那样开一门德育课，而是在实际生活中一点一滴做起来的。”现在，答案有了，就在足球场上、在史迪文森小学的毕业典礼上、在一个美国中学生的话里、在库格小学的教室里、在那8岁女孩儿和老师的一问一答中。这同中国的教育的确有些不同。　　　　于是，我们和小宁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问：我看过中国电视台上的一个儿童节目，就是教给儿童不要相信陌生人，否则就有可能上坏人的当。有一回主持人还请来几个武术教练，教给几个五六岁的孩子”防身术”。告诉孩子们人身体最薄弱的地方是哪里，怎样用两根手指去戳别人的眼睛，怎样用膝盖去攻击别人的下部，还有现场演练。主持人很得意，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一起来学。　　答：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看这种事情，也许他们这样做有他们的道理。可是看到美国的学校在教育孩子不要伤害别人，中国的电视节目在教育孩子怎样防范别人，我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问：你认为这有很大区别吗?　　答：区别很大。学习做人是小孩子的第一课。这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生活中学来的，是潜移默化的。我现在一下予也无法证明这里面的区别，但是我知道中国人看社会看别人总是很负面的，爱往坏处去想。而美国的孩子总的来说看事情都很正面，不往坏处想。　　　　问：我们总说美国人头脑简单。照你的意思．应该说他们的心理比较健康，很阳光，而不是那种很阴暗的感觉?　　答：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教育是不同的。首先是教育的宗旨不一样。美国的教育更从人的角度去讲，教给你怎么做人，怎么对待男11A．，教给每一个公民有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这是他的最基本的宗旨。而中国的教育，是从科学技术出发的，是为了培养科学家，培养人才。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孩子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把它叫做”优秀的代价”，结果是导致了他们的很多不优秀。　　　　问：你是在说”高智商，低情商”?　　答：他们也许是在用情商换智商，得到了高分，却也养成很多毛病。所以这种”优秀的代价”很可怕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毛病，是一代人两代人的毛病。他们很聪明，很会考试，脑子里面有很多知识很多概念，手上有一大堆成绩单，但是他们没有激情，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没有想像力，没有韧性，不能吃苦，不会交流和沟通，不会和别人讨论问题，不善于表达自己，也不能理解和关心别人，不会和别人合作。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总是用负面的眼光看人看事，出了一点问题就喜欢抱怨别人。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动性，中国的学生特别缺乏。　　　　问：他们就是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主动地去做过一件事情。老师让他们读什么就读什么。他们已经养成了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事情的习惯。　　答：所以说，中国的学生缺少一种内在的动力，如果我让他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完成得很好，但这就跟他上学读书一样，老师让他做这个，他就做，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且做得很好。但是他从来没有主动地创造性地去做事情，从来没有一种激情从内心往外涌出来。英文叫做drive，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可能叫”主动性”，或者叫”驱动力”。这种东西中国学生身上是最缺少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还是被扼杀掉了。　　　　问：我相信有些孩子在争”第一名”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你能肯定你说的”优秀的代价”是普遍的有规律的现象吗?　　答：有的小孩子特别聪明，虽然在这种巨大压力的环境之中，他用80％的智力就把这些压力都消化掉了，那么他还有20％的时间去干别的，也就有一些空间来塑造自己的品格。比如开复、亚勤、向洋、宏江，就是这样的。他们也许用一半的聪明就可以对付考试的压力，然后他还有一部分精力去应付别的事情。但大多数孩子需要用全副身心来承受分数的压力，这样他就不知不觉地损失了自己的情商。　　　　问：我能理解你说的”全副身心”，因为我亲眼看到过一个高三学生读书的情形。那是真正的”闭门读书”，你一定不能想像，就是用报纸把窗户玻璃贴上，整天不往窗外看，也不让窗外的阳光射进来。　　答：这就是与世隔绝了，弄不好就养成了一种孤独的，生格，不愿意跟人打交道，不愿意分享，只愿意自己在那做来做去。　　　　问：你觉得中国的孩子快乐还是美国的孩子快乐?　　答：中国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受宠的，父母为他们做了一切，但我总觉得他们不快乐，至少不如美国孩子快乐。这也是”优秀的代价”。他们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社会的期望，先是付出他们的童年时期，接着付出他们的少年时期。没有童年的一生能说是完整的一生吗?你有机会可以问一问那些优秀的学生，看他们是不是快乐?　　　　你别看我是个好学生，其实我不快乐　　　　美国一个大学教授说，听说中国的一些孩子从生下来就很压抑。如果是真的，那是很悲哀的事情。　　——朱文力　　　　谈到”快乐不快乐”，朱文力的叙述是从一个她最不愿意提及的话题开始的：　　　　“美国一个大学教授说，中国的孩子从生下来就很压抑。我不愿意相信这种说法。但如果是真的，那是很悲哀的事情。”　　　　人的情商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形成，这是大家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朱文力也说不清楚人性的压抑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她知道，中国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压力下生活的，总是在跟别人的比较中成长，总是在试图超过别人，考试要比别人好，名次要在别人前面。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小皇帝”、”小太阳”，要什么有什么，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快乐。比不过别人的时候不快乐，比别人好了还是不快乐，因为总是怕下一次别人超过他。这种教育文化是不会让孩子放松的，孩子自己也不会去放松，觉得放松一个晚上都是在浪费时间，看电视也好，看小说也好，都是在浪费时间。朱文力说：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你别看我是个好学生，在赞扬声中成长起来，其实我始终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始终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着朝前走。我也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快乐，不管自己学得有多好，都嫌不够，老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也没有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的轻松和快乐。　　　　这跟中国的教育制度有关系，但恐怕不只是制度，还有文化。其实在美国的中国家庭，也有那种望子成龙的心态，也要上名牌大学。这会影响人的一生，贯穿一辈子，然后还会影响下一代，就像朱文力对待自己的儿子。儿子现在9岁了。她经常在想，绝对不能让儿子重复自己的路。”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不想让他形成像我这样有些畸形的心态。”她从来不强迫儿子学什么，或者不学什么。她说她不愿意让孩子受这个罪。不管他想学什么，她都会全力支持他。　　　　可是有一天，儿子告诉她，自己将来要”当个士兵”。当时她就随口敷衍一句。后来就忍不住总是想儿子的话：”如果他到了18岁，真的还要去当士兵，那我可能就要犹豫了。我可能也还是希望他当个科学家之类的，听上去比较体面，挣钱也多一些。我觉得华人可能都是这种心态，没有办法。”　　　　新发现　　1．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有80％的人是从小地方一步一步地走到大都市里面来的。　　2．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的观点，在我们研究的对象中，无一例外地被证实。　　3．把”E•学生”和其他层次学生区分开的最重要的因素，几乎都是属于情商，而非智商。　　4．大多数按照传统标准评判的好学生，都在为智商的成长付出情商的代价，而且他们并不一定快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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