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坤对话
“在叙事风格上我更喜欢日本风格”
○徐&
○姜广平
关于徐坤：
女，1965年3月出生于沈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年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小说散文集十余部。先后获得《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评选的优秀小说奖，1998年获首届“女性文学成就奖”，2000年获首届“冯牧文学奖”，2001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2003年年末，成为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文学创作终于成了她的职业。2004年4月，继两年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之后，徐坤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爱你两周半》，这部作品在延续徐坤幽默、辛辣风格的同时，平添了几分淡定与超脱，字里行间透着成熟的气息。
徐坤有一篇小说叫《狗日的足球》，以足球喻徐坤，其实大体不差，作为作家的徐坤与作为学者的徐坤，在足球场上既是踢球的，又是吹哨的。然而，身份的尴尬并不是问题之所在，问题是，这样的情形下，写作势必是一种清醒的状态。近来我曾为毕飞宇做了一次减法，受白烨之托，写《平原》的梗概。在写作过程中，我清楚地触摸到了毕飞宇写作这篇长篇的状态：清醒。毕飞宇也已经意识到自己写作中这种非常清醒的状态问题。我直言：清醒状态下的文学写作，可能将会成为毕飞宇、徐坤等作家的瓶颈。
徐坤很早便以“女王朔”而享誉文坛。当然，对这一称谓，徐坤从本能上予以拒绝。然而风格既然已经生成，评说便由不得自己。
还回到关于足球的小说上，那其实是一篇女性话语的文本。在徐坤，无论是90年代中后期关职业女性的生存际遇的书写还是探索职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命运，徐坤以女性的角度，洞察知识女性的深层心理和人性本质，表达自己感同身受的女性生活，情感体验，直书城市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意识，女性欲望和女性经验。至于像《厨房》这样的名篇，更进一步昭示出徐坤小说中女性的追求与迷失。新作《野草根》，则可能是一篇颠覆自己的小说名作。
关键词：女性意识&&
女性命运&&
风格& 颠覆
姜广平：我对很多人讲过，我其实是怕与女作家对话的。尤其是与徐坤坤对话。
徐坤：不会吧？我有那么可怕？
姜广平：经验告诉我，女性作家可能比一般作家更敏感。一些问题也不便于直接提出来问，深怕会遇上软钉子或者硬钉子。虽然我知道你是一个风格豪放的女作家。我吃过不少钉子，但愿在你这里少吃或者不吃。
徐坤：豪放？呵呵，怎么会得出这种印象？我们见过吗？书里得来的？
姜广平：书里得来的。另一方面，你作为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且研究领域恰恰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你让我如何面对？不落班门弄斧之讥就算万幸了。
徐坤：别过誉，也不必过谦。大家都是同行，还是尽可能在同一个层面上来讨论问题。
姜广平：你对自己这样的双栖身份如何界定？又如何将清醒的文学研究和直觉支配下的文学写作协调好的？
徐坤：也没有刻意去界定，只是偶然间获得这种身份而已，一切按直觉行事，搞研究时按学理出牌，搞创作时靠灵感。
姜广平：你写小说与研究现当代文学究竟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徐坤：写小说是热爱；搞研究是职业。但是现在有了改变，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专家，以后就可以把热爱和职业完全统一起来了。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
姜广平：关于双重身份，我听过你的一个妙喻，那就是自己也踢球，自己也吹哨，可能就会给人有吹黑哨之讥。但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既研究文学又进行写作，不是更为清醒吗？说得大一点，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你知道哪里留空了，哪里还可以走一走。鬼子写作之前，就先通览了全部文坛的佳作，觉得万分庆幸，这个时代还留下了一个“苦难”的空间让他面对。
徐坤：如果仅仅是阅读与欣赏，那当然很愉快，是人都会做。关键的是，作为一个职业批评者，你还必须发言。那么，对于一个所谓“双重身份”的人来说，一个最简单的难题：当你赞扬别人时，有可能被当成同行之间的友情吹捧而不被看重；当你对别人作品提出异议时，也会受到反诘：你说别人如何如何，首先你自己做到了吗？你说这话的资格是什么？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困境。他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变成是厨子与厨子的关系，而不是美食家与厨子的关系。
姜广平：所以，我最初看你是这样看的：你以女性作家与年轻学者的双重身份立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先锋的姿态是不容怀疑的，写作中的理性程度可能也要比一般作家强。在这种清醒中，你可能倒是有意识地以反女性的视角与反女性主义的清醒去进行写作的。
徐坤：说到理性程度高，那也是后天训练的结果。我所从事的批评研究工作促使人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发现问题。其实就我自己来说，我还是喜欢“混沌”，凡事别看那么清。耗神。伤别人，也伤自己。
姜广平：是不是从一开始写作便具有了这样的清醒意识？
徐坤：没有。一开始写作，根本不考虑什么“男”和“女”的，也不知尚有“女性写作”这样一回事。对于写作进行性别上的划分，那是后来的事。
姜广平：你说你从小就想当作家。但愿望是一回事，真正的文学准备是另一回事。真正想成为作家的文学准备在你看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徐坤：有些人天生就具有某些倾向或气质，比方说我六岁的小外甥，就跟我小时候特别相像，敏感，内向，读书认字方面的记忆能力和领悟能力都特别强，而对数学有点不感兴趣。而小外甥女则对语文那一套不感兴趣，上四年级了，老师一让写作文就一筹莫展，没话说，词汇量不够。但她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强，喜欢研究电脑DIY等等比较坚硬的事物。所以说，有些东西不是刻意准备的，就是命，命中注定了思维朝哪个方向发展。
姜广平：在真正想从事文学创作时，你首先考虑的是什么？譬如，你有没有考虑为自己的文学世界寻求一种话语方式，就像你后来所形成的“侃”的风格。或者，你有没有首先考虑过你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精神走进文学。
徐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方式，但那是在不断的写作实践过程当中逐渐摸索形成的。我想我的写作风格并非是“侃”，这只是一个友好的误会。我希望能在作品当中能体现出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
姜广平：你真正走上写作之路也还是很晚的，只不过一出手就比较成熟，颇具气象。你当时对当代文学的认识是怎样的呢？
徐坤：是因为年龄已经很大了，二十六、七岁，刚从学校门出来，有了一点点工作经验。情绪很不稳定，有激情，有理想，社会经验不足，有冲撞精神，对人的认识还不算深刻。先期的文学技术上的训练已经完成，缺乏的是人生经验和社会历练。所以才能写出当时那样的文章。当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不深，水平只停留在八十年代大学校园里阅读期刊杂志留下的印象上。但对外国文学相当熟悉和崇拜，因为那是我学的专业，经常要考试（笑）。
姜广平：还是回到反女性的视角和反女性主义的清醒。我知道，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是用自己的身体接近女性主义的。从《狗日的足球》和《厨房》看，你的女性主义的自觉是无庸置疑的。《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也从一种尴尬中显示出了女性主义的窘境。但我的判断我觉得也是对的，你的处女作《白话》这两点上应该都表现俱足了。至少，从多次提示“我”的性别角色上，也可以说明你有意回避或淡化女性的身份。
徐坤：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是这样，如你所说，“有意回避或淡化女性的身份”，目的是想获得跟男性作家一样的评价和尊重。到后来，就没必要隐匿，也隐匿不住了。
姜广平：说到足球了，再问一个闲话：足球与网络对你的写作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两个方面，你都是高手了。
徐坤：足球是一种健康欢乐的运动，看足球能提高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的激情；网络则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创造通讯便捷和提高信息浏览速度的同时，也会使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迅速下滑和堕落。
姜广平：当然，《白话》这篇小说没有必要从女性主义这个角度切入了。说到《白话》，我觉得这个题目的选择非常有意思，它有历史的沉重，也写出了沟通的艰难。似乎也在做着一种文化对接的努力。你当时可能心还不小，想搞出个当代经典。刚写小说的人可能都有着这种企图。
徐坤：是的。我们这代人继承的是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资源，国家与民族的母题常在我们的考虑之中。
姜广平：你觉得《白话》的背景与知青时代的背景有着什么样的不同？这里面应该没有某种历史的惊人相似，但是，这一个民族的很多根基性的东西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相同而无法改变的。
徐坤：过了十多年以后，回头想来，对于《白话》里的那一段经历的认识已有所不同，在当时还是有些牢骚和埋怨，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却觉得弥足珍贵。作为一名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对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有所了解。现在也能够理解知青那一代人一边对下乡的经历痛骂反思，一边却还要唱颂赞美的原因。
姜广平：那时的那种背景似乎只是一种偶然，或者说，是一次不成功的早泄，后面就开始晕头转向了。我总觉得那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的人可能不愿意去面对这个话题，但是，历史是无情的，藏着掖着总不是个事。
徐坤：当年那种强迫的、一统式将年轻人撵到乡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式存在问题，致使我们的文化遭受“断代”之痛。是的。痛定思痛以后，应该想想，有没有什么更合理的方式帮助年轻一代完成人生体验，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帮助他们真正认识广大的乡村中国。尤其在中国日益走向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里，乡土中国愈发需要重新认识和研究。
姜广平：这些年的道德景观是令人伤感的。譬如说《一个老外在中国》，不合时宜的尼尔斯，还真的无法适应中国的巨大变化，人生观的，价值取向的。这么个老外对偌大中国巨大的道德倾斜开始晕陆了。这十来年，变化实在太快，快得快让人摸不着北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尼尔斯不像老外，倒像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国乡下人了。这是一种颠倒的文化错位。
徐坤：可能他们没变，或者说他们已经变完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我们这里变得太快。
姜广平：《白话》里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你写了一群知识分子可爱的奸诈和农民的一些可恶的奸诈。
徐坤：都是人性里最真实的东西。
姜广平：张三和博士，也算是一对活宝。可巧的是，你似乎都没有想给他们名字。张三啦，博士啦，都算不了名字的。
徐坤：我是想以此把他们类型化，想描写出一类人的特质。
姜广平：关于《白话》这篇小说，还有一问，那时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叙事语言？对那种叙事语言的自信有几分？
徐坤：那时还没有什么把握，只是跟着感觉走。后来的一些，跟它完全不一样了。
姜广平：对知识分子操刀，实际上你从开始亮相文坛就开始了。后面的像《先锋》、《梵歌》、《鸟粪》等都是对着知识分子来的。你怎么就能这么忍心？记得有人说你是一个毒女子，有那么点无情和毒辣。那时节，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是不是没有将自己划归到知识分子这个圈子？或者说，有点觉得没有融入到这个圈子里？具体地讲，就是刚进入那个高门大院的社科院还有点心怯？
徐坤：因为熟悉。仅此而已。那时我还年轻，不谙世事，活动半径也有限，只能从身边熟悉的事和人写起。
姜广平：《热狗》里的刘小枫是不是拿现实中的那个同名者开了个玩笑？不怕有人与你打官司？
徐坤：只是偶合。当时我的研究领域还是古印度和南亚文化，埋头在陈旧的古代资料里，对中国当代的人和事知道得不多。通常，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都会避免产生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姜广平：《一醉方休》还是在写文化人。我觉得这篇小说是文化人的一次大胆而公开的意淫表演。老张那种借酒使狂的样儿，其实也是一种可怜的发泄。对不可一世的老板是这样，对他那可怜的老太婆也还是这样。真要让他平常这么去做，借他个胆子也不敢。
徐坤：只是文人德行之一种。
姜广平：对老张那种层面上上升的知识分子，心态把握也是妙不可言的。只是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点故意将街巷俚俗的坊间笑话作了一次文学整合？
徐坤：有些情节来自于坊间笑话。
姜广平：这篇小说也开始抡起来了，语言上大开大合。真想知道你在写作这样的小说时状态是不是也有点借酒使狂的味儿。
徐坤：那篇小说我自己并不满意。当时可能也是一时意气，有点鬼使神差，有点像写着玩。那样的文章以后不会再有了。
姜广平：你有好几个时间段的写作状态都可以用“疯狂”这个词来描述。当时的心态如何？
徐坤：有时可能是写得顺手，象一踩油门180迈上了语言的高速路，很快感，收不住。略微有点飘。
姜广平：有疲惫感吗？
徐坤：说不累是假的，但是快感大于疲惫。况且面对那些辛勤劳作著作等身的前辈长者，自己还相差甚远，根本没资格说累。
姜广平：语言上的焦虑感有没有？也就是说，这么讲着讲着，担心不担心重复啊或者没得说了？再者就是语言风格始终没有变化了什么的。
徐坤：这方面的焦虑倒没有。我是一个比较爱学习的作家（笑），不断向书本，向生活，向社会学习，不断发现和撷取生活中有用的资源，也不断锤炼自己的语言。
姜广平：一度时间里，人们将你与王朔相提并论，你对此似乎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是不是在享受这样的称誉？到现在为止，我看你仍然在寻求着一种语言的狂欢和那种狂欢的快感。你最近的几篇小说还仍然是有着这样的影子的。侃到得意处，没有任何节制。我觉得好几处地方可以含蓄些。
徐坤：当初被称为“女王朔”，只是表明了人们对于王朔的一种期待，跟我个人的关系倒不大。语言的狂欢性也正是我的写作特点之一。
姜广平：这种语言的感觉是不是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有了？
徐坤：也许。
姜广平：你的语言非常豪放。豪放得没有什么节制。形成这种语言风格的原因是什么呢？与你的阅读或与你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徐坤：我不太认同你从开始到现在反复用过的“侃”和“豪放”两个词，它们并不是标准的评价文风用语。
姜广平：当然，王朔的知识分子情结中有着某种深刻的自卑，但你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何也要对可怜的中国知识分子操刀呢？
徐坤：因为熟悉。因为自省。
姜广平：《先锋》和《遭遇爱情》是不是有意用一种颠覆性的语言写作的？
徐坤：《先锋》是，《遭遇爱情》则比较传统。
姜广平：特别是《先锋》，那种变形与夸张，当初是如何寻找到的？
徐坤：厚积薄发。原来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现在全用上了。现在看来，《先锋》也是我自己的创作比较有才气的一部作品，它比《厨房》要好。但是能看懂并欣赏的人不多。
姜广平：如果理解小说中的变形与夸张？
徐坤：不是无谓的夸张、搞笑和嬉戏，而是有深刻广博的内涵。多种修辞方法的运用，尤其是隐喻的运用，十分重要。
姜广平：现在回过头来看评论界，对你的作品还存在误读的地方似乎很多。
徐坤：也不能那么说。你也搞评论，知道批评家不容易。比创作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才智。批评家也是人，不能对他们太苛求。
姜广平：从你的写作看，你确实是一个异数，我们很难看出你的师承。人们常说的先锋作家的背后可能都站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国外的大师中，你心仪的是哪一位作家？国内的大师，你最认可谁呢？
徐坤：在叙事风格上我更喜欢日本风格，比方《源氏物语》和川端康成的叙事，那种节奏、韵律、和质感，相当美丽。当然，我这里说的“叙事风格”，已然是丰子恺、唐月梅等等翻译家们的叙事风格了。在故事情节上我喜欢欧美作家，那都是真刀真枪、鞭辟入里的。至于后来被先锋作家喜爱的拉美作家，以及被后来的女作家遵奉为老祖母的杜拉斯，就我本人来说，够读下去，但已经影响不了我。一个人总有一个最佳接受影响年龄段，过了那个时期，一般不容易再学进去新东西。
姜广平：从最初的写作发展到当下近乎一种时尚写作，这种变化是不是因为生活本身发生了刻骨铭心的变化？
徐坤：我的感觉，自己的写作依旧传统。我倒很希望能“时尚”，但实际上达不到。“时尚”写作的要求也很高。
姜广平：你觉得真正的时尚写作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成立？
徐坤：已经有一批时尚写作高手耸立在欣赏时尚的人心中。看一看他们，也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了。
姜广平：可惜我是不太爱读时尚的。我的阅读好像以前也讲过，总是滞后一些。客观上讲，无论怎么看，《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和《爱你两周半》事实就是一种女性立场。从女性立场看出了对男性的批判，当然，对女性的批判也非常清晰。
徐坤：同情的成分更大一些。
姜广平：清醒的女性主义的写作是不是从《狗日的足球》开始的？
徐坤：《狗日的足球》只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独特的角度。
姜广平：那篇小说也还是有不太节制的地方，而且让人看到你在里面了。我觉得小说要让人看到作者但也不要认人看到作者。你一定知道我这句话是从两个角度说的。
徐坤：你这么说一定有你的道理。
姜广平：这种基于女性写作的篇目非常之多，像《相聚梁山泊》、《花谢花飞飞满天》、《橡树旅馆》、《迷途》、《遭遇爱情》、《如梦如烟》。
徐坤：是有一些。
姜广平：我觉得统统将这些小说归于女性写作或时尚写作也有点不妥。像《遭遇爱情》、《如梦如烟》等篇是写得非常智慧的。如果不是一个叫徐坤坤的女作家写的，谁还能说它们是女性写作呢？当然，不是徐坤坤也写不出那样的令人拍案的故事。
徐坤：那也不一定。苏童和毕飞宇写女性比女作家写得好。
姜广平：这话我同意。然而，我又觉得，你的作品，在智慧上显得非常大度，但真要是考究起来，立体感可能就有点模糊。线型的流畅，有时候不能使故事丰满。而像《厨房》和《狗日的足球》这样深刻而细腻的篇什，可能在你的作品中所占比例还是太少。我觉得像《厨房》，有一样东西将作品撑起来了，而且丰富扎实，让人疼痛。
徐坤：也许跟北方人的性格有关。不喜欢过分黏稠。
姜广平：我觉得你的小说创作，一开始是着眼于文化的。文化冲突挺多的。后来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而到了现在，是不是可以视为时尚写作？这种转型，我也知道，很多人可能会用不同的判断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叙述。
徐坤：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就整个文学形势来说，从前那种宏大的国家民族叙事已逐渐转向生活的叙事。它几乎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包括老作家在内，每个人都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写作方向。
姜广平：对《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我注意到了你曾说过
“这部书，是我居京10年的眼泪，是我流浪在京的生活，有我自己的影子，有半自传的色彩。”
徐坤：啊。
姜广平：以前写了那么多男男女女，那种感觉与现在写这本书的感觉应该有了很多不同了。
徐坤：男还是那个男，女还是那个女。只是我已见男不是男，见女不是女。
姜广平：婚姻解体的当时有没有想到要写这本书？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这部长篇的？
徐坤：对这本书，我不想多谈。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把它当成一个完成式吧。
姜广平：这是一则美丽爱情破产的故事。爱情近于宗教情绪，怎么现在这样的世界就那么容易变质呢？现在人们面临着信仰缺失、迷茫、进退两难……你觉得如何救赎才是呢？
徐坤：自救。
姜广平：你在作品前的那句话问得真好：“总有一个酒吧里汇聚着人，总有一个单身女人家里半敞着门，我们的爱情哪里去了？
徐坤：现在，我已经不关心这个问题了。
姜广平：我们的爱情哪里去了？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爱情时代了。
徐坤：是吧。
姜广平：&陈米松应该说也是一个学者，他是不是因为对妻子的智慧、妻子的才华，感到恐惧、压抑和不安，最后才终于选择离家出走的？“爱人啊，不要不告别就走啊！衷心祝福你有个好的前程……”读到这里，我的心里堵得慌。有一种流泪的冲动，感情这东西，执着而有力量，可是为什么就不能唤醒人的回归？
徐坤：不知道。
姜广平：这本书读完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了。面对着现实世界，你是不是想表达人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对自己都是无法把握的？
徐坤：原本是想理清自己的一些思路。
姜广平：如果要寻找理由，也还是可以的。譬如，我们可以说，有时候，这种迷失也是身不由己的。人为社会性的动物，在任何一个社会情境中，都可能不完全由自己说了算。
徐坤：可能。
姜广平：对毛榛和陈米松而言，他们也迷失得很远。但他们都是好人啦。
徐坤：你说是就是。
姜广平：我绝不是因为《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有着你的很多影子我就夸你是好人。事实就是这样。好人一生平安，这是普通的善良的愿望，但好人不平安的情形更多。你自己讲过：“生命的理性和心智越发展，离自己的健康的、单纯的初衷就越远了。这可真是人类对自己的反动。”
徐坤：认识到就好。
姜广平：好像《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有人批评说是沉闷冗长&。对此你怎么看？与同一时期登录文坛的长篇相比，你觉得你的作品有哪些不足？这个时候就请你以学者徐坤坤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徐坤：孩子总是自己的好。我无法评价自己的作品。以前我在做批评工作时，从来都把自己排除在外。这是一个批评者的职业道德和取得公信力的先决条件。
姜广平：这本书不像过去那样讲究技术了。《爱你两周半》严格地讲，技术上也没有多少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的地方。以后的写作准备走哪一种路子呢？回到侃上面，还是回到技术上面，或者回到人性上面？
徐坤：回到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审美层面上来。
姜广平：这次你的《爱你两周半》的宣传，似乎那个封套上的话多少有点张大其辞。你过去一贯的调侃风格似乎现在多少有些收敛。不像广告上所讲的尽骂京城白领，狂描爱欲危机。可能你写出了爱情越来越短命，但是，人们心底里最为柔软而疼痛的亲情和爱情还是存在着的，人们心底里的良知，也还残存着。
徐坤：的确如此。
姜广平：关键问题是如何引导那些残存着的东西发育起来。
徐坤：是。
姜广平：这本书里，梁丽茹的身上还是有你的影子。但你在写作中，可能疼痛没有多少了。婚姻在这里有惊无险。只是我觉得对男人，你刻薄了许多，经常描写他们丑陋的体形和丑陋的鼾声……
徐坤：刻薄？似乎并没有那么严重。我又没有写他阳痿什么的，只不过是打打鼾。
姜广平：实际上，即如陈米松，可能是你有意不想表现其丑陋的一面，我总觉得，男人有着他们脆弱而又温情的一面。顾跃进这个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商界名流，他的商业行为，也还是有着善行作根基的。
徐坤：是。
姜广平：因为这两部长篇的相继问世，人们便对你的两本书有了更多的比较的可能。譬如说，你是否真的对爱情越来越绝望了？时间越来越短了！
徐坤：还是把爱情当做一种宗教供奉起来吧。爱情是拿来信的，不是拿来用的。
姜广平：这样的判断也许更切合爱情的本质。时间越来越短，但在刻划人物方面却越来越温和。虽然骂得也够酣畅淋漓，但本质上还是非常温情的。除了对顾跃进似乎格外不留情以外，像梁丽茹和于姗姗都有一种回归和上升。
徐坤：你总是喜欢用“侃”、“骂”、“豪放”、“刻薄”这些硬词来对我的作品进行评述，为什么？
“侃”这个词不是一种严格意义的文学评价。
姜广平：也许现实的力量强大了点，我不知不觉地跟在了别人的后面了（笑）。我发现你对我的要求高了。我其实不是一个什么评论家，我定位于自己是一个读者，一个文学读者。作为一个读者，他所产生的阅读感觉是这样的，有时，他需要作者写到什么层面上他才认可作者，而作者可能需要读者产生那样的感觉。作者与读者，有时候也是一对矛盾。
徐坤：啊？话都说到这里了，你才说你“只想当一名读者”，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笑）。一个作者永远不能幻想被所有读者所认可。他只能满足一部分读者的阅读要求。读者也不能幻想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招他欢喜。
姜广平：有个作家对我讲过，他的很多过去的读者丢失了，又重新收获了一批新的读者。你觉得你的读者圈子有什么变化？
徐坤：女性读者越来越多。
姜广平：对《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你是不是同样指望写作是为了忘记？萨特说过，写作就是与遗忘抗争。
徐坤：当时只是为了写而写，写作动机和目的并不是十分明确。
姜广平：但这本书真切地存在着，作为一个阶段成果存在着也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你肯定不指望这本书被你忘记，也同样不会希望作者淡忘这本书。
徐坤：我不是那么自恋和恋旧的人。一本书在完成之日，就已经成为过去。唯有面向未来，想着下一本该写什么，才有出路。
姜广平：事实上，很多读者的情感共鸣表明了这本书的社会意义。
徐坤：是的。它超出了我的想像。
姜广平：回到原话题上，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你对男性特别不宽容呢？
徐坤：你是这样认为的吗？对男人，我还是很崇拜的。尤其是好男人。
姜广平：非典让梁丽茹的身份遭到尴尬，无法回京，但也无法在自己的家乡呆下去。这一点，我体会到了人生的荒诞。一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都可能迷失自己，哪怕自己心性再坚定也没有用。
徐坤：也许。
姜广平：但非典这一场灾难，让很多人发现了自己。非典结束了，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上，似乎这一场非典倒是带来了人性的复归。
徐坤：每个人都经历了内心的变化。
姜广平：非典这一背景的选择实在非常巧妙。主人公们在非典时期的不同生存现状确实给人很多思索。我以前看《红楼梦》，觉得作家能写平常的生活实在了不起。现在，看得多了，我便渐渐地觉得，非正常生活其实也是平常生活的一个表现形式。人之一生，总得遭遇一些非正常生活。&就像有人讲的，非典向我们突然展示的东西恰恰对我们的生活构成了怀疑和否定。
徐坤：它同时也给作家提供了一种写作资源。
姜广平：以前你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女性作家的学者或批评家。你如何看待这种角色身份？现在做专业作家了，感觉又如何？虽然我在这之前已经问过你一次，可是现在还想再问一问。
徐坤：现在身份单一，角色单纯，心无旁骛，有利于专心创作。
姜广平：在写作中，你觉得困扰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专注考虑过的问题是什么呢？
徐坤：还是写作资源的问题。需要不断地体验，去发掘。
姜广平：在思考问题时，你觉得你是被动地思考着问题还是主动地去思考问题？
徐坤：两种情形都有。主动的时候多。
姜广平：你过去一直专注于中短篇小说的打磨。现在开始写长篇了，一下子出手就是两部。你对长篇和中短篇的感觉如何？走向长篇是不是仅仅因为生活的变化？
徐坤：只是篇幅上的不同而已，都需要竭尽心力。写长篇是必由之路，也是考验一个作家功力的地方。
姜广平：目前你对自己的写作状态作什么样的评定？下一步作品将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徐坤：还好。还可以不断的写下去。下一部希望能是厚重一些的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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