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闻网 《中华文摘》文章：吾国吾民：60年阶层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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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摘》文章：吾国吾民：60年阶层变迁
日 11:56&&&&来源：中国新闻网
&&& (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时间开始了”
　　文/杨敏
　　60年。叙述这样一段尚带体温的历史，自觉力有不逮，只能勉力为之。
　　好在我们所选择的社会学视角，能够借助一个个“小我”的命运浮沉，从侧面记录60年的国是更张。于是，我们将阶层变迁，权作一个叙事的线索，通过对大人物、小人物人生际遇的勾勒，让60年的风云激荡变得可以感知、可以触摸。
　　1949年10月，敏于感受时代脉搏的诗人胡风，推出气势磅礴的4600行长诗《时间开始了》，彼时，新中国的阶层变迁也站到了一个历史性的端点。
　　煌煌60年，中国社会经历过5次大的阶层流变：1956年之前的阶级关系重塑，颠覆了原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位序结构；年间，随着城乡二元体系的构建，开始赋予社会成员以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身份，从此，各色人等只有两种划分——城市职工抑或农村社员；经过“文革”十年社会流动的失序，1978年后，以市场化为“经”，现代化为“纬”，中国社会阶层坐标发生巨变，新的阶层开始出现；而在1992年前后，随着市场空间的开放，社会中间层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张动力，“忽然中产”成为中国人进入新千年后抹不去的时代胎记。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60年社会阶层变迁，从某种程度上说暗合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说法。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国家干部，抑或企业家，其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
　　个体命运浮沉的背后，是不是群体命运的螺旋式上升？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演变是历史的进步，而不仅仅是无奈的现实？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中国60年社会阶层的演变，其实有着规律和路径可循。
　　1978年前，个人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等“先赋性”基因，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农民的儿子是农民，工人的儿子是工人，一个农民想要成为城市职工，一个工人想要成为国家干部，都存在难以逾越的制度藩篱。所有制、单位制、行政制、户籍制，凡此种种堵塞了阶层之间的流动渠道。
　　改革开放后，连接代际之间的身份脐带被无情斩断。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可以考大学，可以留在城市工作，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状况；工人也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所获得的技能、知识，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机制开始奉行能力主义原则，而不是先赋的家庭出身，“后致性因素”成为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关键要素。
　　以往老实的农民、世故的市民、小心谨慎的知识分子、从不担心失业的国家干部，今天都在寻求不断向上发展的希望和可能。人们不再惧怕流动，不再惧怕竞争。
　　当更多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身份”这种生而有之可以借此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逐渐被“契约”代替。用契约取代身份，实质是人的解放，是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膜拜。
　　故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60年的阶层变迁，“得大于失”的社会成员多于“失大于得”的社会成员。因为，每一个人都比以往任何时候获得更多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通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务员、企业家群体的命运沉浮，来记录“吾国吾民”在60年岁月中的一个个侧影。
　　但求见微知著，不求一窥全豹。于是借用林语堂先生“吾国吾民”之题，立此存照。
　　从“老大哥”到蓝领精英
　　文/徐浩程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这世界变呀么变了样！
　　——马可：《咱们工人有力量》，1948年
　　2009年4月，一位替新浪网写文章的人想弄清楚，为什么去年贾樟柯的电影《24城记》毁誉参半，而今年据此出版的图书《中国工人访谈录》却洛阳纸贵。他采访了几位出版界业内人士，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工人访谈录》是“由被采访的工人构筑史诗风格，鲜活的大众命运跃然纸上”。
　　这个结论如果用更直白的话来表述，就是它契合了某种共同的社会情绪。这种社会情绪在2006年是《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的怅惘之情，在2008年是《七十年代》中的精英视角与历史细节，在2009年，则是《中国工人访谈录》中对工人60年命运变迁的记忆。
　　工人，笔画最少的一种职业名称，却是60年里命运最跌宕起伏的一个群体。中国工人曾被抬高到一个充满荣光的高位，后又经历了一个群体的艰难转型。他们与现代化大背景下的其他群体一样，历经观念、生存和发展的淬炼与巨变，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转型时期的代表符号之一。
　　“老大哥”
　　《中国工人访谈录》记录的是发生在成都的故事，但其中的人物大多来自沈阳。那个地方被称为新中国的工业长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聚集大批产业工人，其中就有沈阳化工厂的老工人李守成。
　　60年后，84岁高龄的李守成仍清楚记得他是如何接到哥哥的信，从辽宁营口坐火车到沈阳，从农民成为一名电焊工。在信中，他哥哥说，沈阳解放了，工厂正大量招工，许多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铁西，让搞过电焊的李守成也过来。
　　当时，许多和李守成一样稍懂技术的农民，简单登记后就这样涌入工厂，成为工人。借此，一支阵容不俗的工人队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迅速被建立起来。与70年代后工人队伍重门深锁相比，这时工人队伍的开放性恍若隔世，倒有点类似90年代后农民工涌入工厂的情景。只不过，90年代后涌入工厂的农民得到的是一连串饱含歧视的称呼，而“李守成们”拥有的却是一个带有“鲜亮光环”的新称呼——工人老大哥。
　　这个称呼究竟从何时叫起，又源起何处，已经无从得知。现在，所能了解的信息是：1950年代初期，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向苏联学习，称其为“苏联老大哥”，而同时，工人阶级也被称为“工人老大哥”。这则信息的暗含之意，在指明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之外，似乎也将这个国家经济复兴的依仗与梦想寄托于此。
　　这种寄托不无道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产业工人都是中国经济复苏与建设的主力军。
　　多年后，新中国第一任沈阳市委书记、市长黄欧东，是这样回忆李守成第一眼看到的沈阳：一座残破、贫困、饥荒的城市。由于长年的战争，这种情况在全国并不鲜见。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李守成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怎样去改造这一颓败的城市”。
　　社会初定后，“以厂为家”的理念成为产业工人共同的认知。如今，这句话也许不那么具有感染力，但在80年代之前，中国工人的确是如此想，也是如此做的。李守成和当时绝大多数工人一样，把铺盖卷搬到厂里，吃住都在厂里，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那时报酬很低，更谈不上奖金，但涌现出了许多英模。这包括铁人王进喜、先进生产者赵梦桃、不断刷新生产记录的马恒星。
　　等到国民经济恢复后，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又被提上日程，“一五”、“二五”、“三线建设”等次第展开。这其中产业工人继续担当着重要角色，他们将自己的青春裹在蓝色工作服里，献给了国家。
　　与他们的付出相对应，他们在社会地位、经济待遇上获得了更高的回报。“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是工人待遇形象的概括。1952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李守成所在的沈阳投资1200万元，开始工人村住宅建设。同时，一线技术工人的工资，往往比工厂领导还高。李守成回忆道，60年代，其月工资是80元出头，而他们厂长每月工资也就60元钱。
　　福利房、铁饭碗、铁打不变的退休金，令人羡慕的“老大哥”地位与形象在六七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七八十年代，有谁家孩子能进工厂，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贾樟柯在《中国工人访谈录》中回忆道，高中时，他很多同学都退学进了工厂，“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是让无数同学羡慕的事”。
　　在书中，贾樟柯不厌其烦地描述着，工人这个身份背后的东西——那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的时候会发茶叶、白糖；冬天的时候会有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香皂。
　　这不只是物质好处，更是一个群体的内心骄傲。
　　“市场人”
　　侯丽君是贾樟柯访谈的对象之一，在她的人生中，与这种骄傲共同铭记的，还有此后的变革。
　　变革往往伴随着阵痛，一个社会如此，一个阶层和个体也概莫能外。
　　1958年，5岁的侯丽君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来到成都成发集团。她前半生与这家工厂紧密交织在一起：厂幼儿园、厂子弟小学、厂子弟中学，然后进厂。这是身份的力量。
　　1994年，不惑之年的侯丽君被工厂“减员增效”裁减下来。2008年，侯丽君仍清楚记得被裁后，她回家哭了3天。她哭泣的是自己的际遇，也是41年的集体身份。从此，她将从单位人变成“市场人”，告别福利房、铁打不变的退休金等等。
　　1994年以后，侯丽君有了一个新称呼：下岗工人。这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新群体。最初，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1997年，在“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国企改革浪潮中，下岗工人数不断增加。仅1997年，中国累积下岗人数就激增到1152万人。
　　侯丽君仍记得，吃散伙饭时，有人问领导，这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谁也没有错，谁也没有不认真的时候，但是活儿越来越少，养不活这么多人。”多年后，侯丽君终于想明白了，这是国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阵痛，也是一大批国企浴火重生前的涅槃。
　　这个转轨与阵痛从1978年就开始了。鉴于国企体制与机制的种种弊端，当时中央提出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让国企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日，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在沈阳出现。宣布破产的第二天，在这家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厂门边，挂了一对小花圈。没有挽联，没有落款，触目惊心。
　　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一场被称之为国企产权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的“双置换”改革大幕陡然拉开。仿佛一夜间，或买断工龄，或重签用工合同，有着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身份的职工，从“企业人”变成了“市场人”，从终身制劳动关系变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关系。
　　为了消减改革带来的阵痛，与“双置换”配套的“三条保障线”和再就业工程迅速启动，一大批“双置换”中下岗的工人进入了“再就业中心”。
　　随着身份的置换，产业工人群体开始了新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则折射出社会的进步、人的进步，乃至一个阶层的进步。
　　无疑，“侯丽君们”在这种变革与进步中，历经了巨大的阵痛，此后，一个以蓝领精英为主的产业工人阶层正在拔节成长。
　　蓝领精英
　　下岗工人是在2008年消失的，上海是第一座城市。
　　在此前一年，一个关于上海的调查数据在全国流传：据调查，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复议者、质疑者各占一半，其中，质疑者深究的问题之一是这个数据出处。
　　后来真有一家媒体对这个数据的“身世”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调查，称这个数据是媒体引述国发中心专家林泽炎的一次会议发言。林泽炎援引的是2005年《职业》杂志文章的数据。而这篇文章的数据出自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该记者跑到这个中心一问才知道，2005年5月，这个中心做了次“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质量公益调查”，对上海学生家长进行调查。在回答“今后希望孩子做什么”时，仅有1.1%的家长希望孩子成为工人。
　　一则样本范围仅限上海的调查，在它刚出笼时，波澜不惊。数年后经媒体偶然发掘，却在几天内被放大，形成社会热点，颇具深意。如果再联系“下岗工人”的消失仅仅是在提法上用失业代替下岗，就不难理解，产业工人群体的演变已呈现出变革前的焦灼。
　　等到2008年，这种焦灼终于得到了政府的回应。是年3月，新华社一位记者在观察全国“两会”时，发现代表中一线工人所占比例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很多都是产业工人中的高技能人才。就此，他以“中国再度释放出尊重产业工人的重要信号”为标题写了篇文章，引起一片热议。
　　在那份人大代表名单中，一线产业工人确实不少，而且很多都是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一个代表人物是一汽大众的钣金整修工人王洪军。
　　在侯丽君下岗的前3年，王洪军从技校毕业进入一汽大众，当上了钣金整修工人。在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王洪军通过反复实践和摸索，自创了一套修车绝技，成长为一名蓝领精英。
　　2007年年底，一汽大众进行工资体制改革，变按工龄发放工资为按照工种和劳动量进行工资分配。王洪军本人的月工资翻了一倍达到6000多元，1992年他刚入厂时，月薪只有230多元。2008年，王洪军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位荣膺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一线产业工人，而且吉林还推荐他担任“奥运火炬手”，表示要“用振兴民族汽车工业的双手”来传递奥运圣火。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观察下去，会发现一些更能知微见著的细节已经出现在社会各个方面：
　　2006年，展现各行业工人风采的中央电视台节目《状元360》成为周播栏目，并被重点扶植；2006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寒暑假购买火车票与大学生享受同等优惠；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确立；2009年，沈阳鼓风机集团工人杨建华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技工进入国务院特殊津贴选拔范围成为制度。
　　中国正在进入到一个蓝领精英的时代。不过，与90年代以前相比，产业工人重获尊重，不是由于其身份而是源于其个人的技能与价值。
　　60年农民生存实录
　　文/徐浩程
　　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是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1967年
　　1982年，陕西农民侯永禄应该想不到，有一天自己“农民”的称谓会“岌岌可危”。
　　这一年7月19日，侯永禄刚通过几张纸阄拿到自家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决定立即带着儿子到地里去看看。这种场景容易让人想起1949年的土地改革。这两次变革都开启了农民的黄金时代，侯永禄沉浸其中，享受着好时光的快乐。
　　2008年岁末，正是在纪念这两次变革时，取消“农民”称谓的争论，开始从学术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赞成者、反对者各执一词。尽管双方均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但开启变革的群体，在变革的纪念中，被讨论是否应“被终结 ”，这无疑是中国农民史上颇具戏剧色彩的一页。
　　相较42年前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的论述——农民将只能在中世纪的博物馆才能找到，这场讨论的广度、深度均无法小觑。不过，这也并非只是一场关乎称谓的讨论，用参与者的话说，“背后的利益关系纠结众多”，只能希望2020年能有初步进展。
　　惟有了解历史，才能理解现在，惟有了解“侯永禄们”60年身份、称谓的变迁，才能知道如何走到2020年。
　　侯永禄
　　1982年，侯永禄的运气不怎么样，抓阄只分到了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还有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这不禁让他想起1956年加入高级农业社时的场景。
　　彼时已经51岁的侯永禄仍清楚记得，30年前加入农业社时，自己交了什么东西：27亩地、一头牛、一头驴、207斤种子以及631斤饲料。很难辨别精确到个位的记忆是依附于入社时的热烈场景，还是源于农民精打细算的本性，抑或他已然认识到这一举动背后的深意。
　　对于侯永禄而言，这不仅仅是27亩地、一头牛等生产资料的转移，更是一次称谓、身份的转变。在此之后，“侯永禄们”将有一个新身份与称谓——社员；而在此之前的年，他们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
　　这些自耕农的出现，大多得益于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那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中，全国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也就5亿多。大批自耕农在1951年涌现，成为农村主流群体，其数量之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因为历史上很少有如此大规模、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
　　对此，美国学者黄树明称：“1949年以后，人与土地之间的冲突需要重新定义……一夕之间，守旧的农民被带入了勇敢的新世界。”现在，新世界一词常有被滥用之嫌，但年间的中国农村，却还原了这个词本来的庄严面目。作为中农，侯永禄属于被团结的对象，没有分地分田的份儿，却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多年后，中国青年报社将侯永禄的日记整理出版，在这本名为《农民日记》的书中，侯永禄写道：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在侯永禄加入高级社的1956年，几乎所有农民都被卷入到一场集体化的洪流中。是年3月，全国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4.9%；6月增长到63.2%；12月又增加了二十多个点，达到87.8%。这是堪比前苏联1936年“农业集体化”大转变的一年。
　　等到1958年，在接下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随着“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侯永禄们”彻底转变为了人民公社社员。也正是在这一年，山西大寨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侯永禄们”学习的标杆。
　　社员，这是一个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称呼，英文简称叫commune member，也是一个中国创造的英语词汇，持异见者戏称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个称谓伴随中国农民从1956年走到1982年，整整26年。
　　小岗村十八户农民
　　1982年，行走在自家责任田边，侯永禄的思绪不仅落在土地改革，还有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是一幅渐次展开的历史长卷，让侯永禄感到不可思议也无从解读。在当晚的日记中，侯永禄只能感叹道：从分到田地、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再到责任田，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道路啊！
　　此言与“历史总是呈螺旋状向前发展”的论断似有相通之处，还带有一丝对自我身份和命运的迷茫与惆怅。从此，“侯永禄们”的社员时代戛然而止。社员这个一度非常光荣的称呼将不会再被人叫起，农民的称呼又得以恢复。
　　在这个转换的关口，侯永禄有此感悟，部分出自其农村有知识的农民自省，部分得益于其旁观者的角色。对于侯永禄而言，这场变革是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无需自己去推动。但对于严宏昌等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而言，这场变革不仅要去推动，而且性命攸关。
　　4年前的1978年底，迫于饥饿，严宏昌等人在一份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契约上按了鲜红的手印，将土地分到户，实行“ 大包干”。这些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农村都将产生出人意料的影响。不过，对于此事的风险，他们当时就有清醒的意识。在契约中，他们写道，“如果坐牢杀头，其他农户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 ”，一种悲壮之情跃然纸上。
　　在中国政治格局中，严宏昌这样的人物，并不具有独立影响大势的力量，他们只是“揭开了盖子”，事情的成功还要依仗后来者的推波助澜。1978年，迈出第一步之后，他们只能在悲壮、担心中等待事情一步步地演进。这期间，对于“大包干”，决策层由开始的“不准”、“不许”走到“不要”，最终“有条件的允许”。
　　1982年，这一农民自发选择的农村经济模式终于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在全国普遍推广。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公社瓦解，社员时代结束，土地等生产资料重归个人。这是一个农村成长的回环，也是国家成长的历程。
　　不过，社员终结之后，新称谓的内涵却并不清晰。此时农民已不再是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时期的农民了，因为土地还属集体所有。为加以区别，《人民日报》曾在文章中称其为“相对独立商品生产者”。这似乎是一个符合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称呼，也在部分官方文件中运用。
　　称呼什么其实不再那么紧要了。严宏昌等人已经成了英雄，不会再去刻意铭记契约上“如果村干部坐牢杀头”的话，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年初国家颁布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在此后被称为“一号文件”的特殊发文方式，还将连续4 年惠顾农民。
　　历史学家将年视作改革的第一阶段，社会学家也认同这个划分，不过他们还加上了一个定语：1949年之后，农民的又一黄金阶段。
　　在那几年，严宏昌所在的小岗村似乎再次苏醒过来。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如果你问起种粮什么时候最赚钱，老人们都会说是上世纪80年代，村里瓦房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盖的。
　　严德双
　　严宏昌等人的幸福日子没能持续多久。1987年，随着粮价一路下跌，小岗村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前后，他们也未能抓住80年代乡镇企业的浪潮。尽管，严宏昌曾尝试过ABS刹车器厂、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等，却最终未能如吴仁宝般将华西村打造成新时期的典型。
　　严宏昌这一代人，在熟悉的村落之内，艰难寻找着工业文明入口。严德双等另外一代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
　　1995年，小岗村当年18户农民之一严金昌的儿子严德双离开家乡时，尚不满20岁。未来究竟是在沿海的工厂里，还是在不可知的别处？他还顾不得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时他认定自己的未来不在农村。
　　“出去打工的第一个原因是想闯一下，当时家里不富裕，不能靠农作物，稻谷便宜时候才1毛多钱一斤。”多年后，严德双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他离开的时候，家里还是几间破草房。
　　在整个90年代，背负类似希望与梦想走出农村的不只是严德双，也不仅出现在小岗村。在严德双离开家乡6年前，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标的第一次“打工潮”已经出现；3年前，4000万农民进城务工，形成第二次“打工潮”。此后，还有第三次、第四次。40余年前的集体化运动，是土地离开农民，这次却是农民离开土地。
　　在农村，“严德双们”都是或即将是一家的支柱，一旦离开土地，他们在城市中获得了一连串的新称呼：盲流、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打工仔、农民工、外来务工者。其中，农民工最为流行。
　　1995年4月，农民工严德双开始在东莞打工。一个月工资六七百块钱，严德双慢慢积攒着，还和一个湖南姑娘恋爱了。当时中央电视台到东莞采访严德双，拍摄了两天，把这桩自由恋爱的婚姻做成一个美丽的故事。
　　严德双的进城之路其实并不美丽。由于户籍以及一系列制度的安排，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使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被需求时，他们美其名曰《黄山来的姑娘》，等到不被需求或过剩时，就成为都市剧嘲讽的对象。
　　1999年，严德双夫妇辞掉东莞的工作，回家务农。在家里呆了3年，还是觉得光靠几亩地翻不了身，又回到了东莞。工厂的工作依然辛苦，一天10多个小时，企业效益好的时候拿一千六七百元，效益不好，也就是几百块钱。
　　严德友
　　2000年以后，中国农民的故事仍旧在继续，但它已变得日益复杂。
　　早在1998年，决策层就已意识到农业税费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解决；等到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这是几千年来头一遭。此外还有农村医疗、养老保险体系正在完善；中国进入以工补农阶段，农业补偿逐年加大；新农村建设在全国推开。
　　整个农村都在急速的运转、改变，农民身份的价值也在90年代末降至最低点后掉头向上。城市户口对农民的吸引力锐减，花几年、几十年的积蓄购买一个“农转非”已经成为过去。不过，这几年中给农民身份带来最大变化的当属土地流转。
　　1997年，严德双在外务工时，同辈人严德友就已经准备在小岗村搞土地租赁。这是一个超前的思路，直到1999年，安徽才开始试点土地流转，而国家有关规定要到2001年才会出台。如果成功，严德友等小岗村农民将通过土地入股等方式，被纳入到工业化体系中，完成从农民向股民的转变。股民，这是一个更具有现代气息与诱惑的称谓。
　　但1997年，严德友失败了。多年后，严德友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小岗村是大包干的发源地，原来分田，现在又合了，当时上级领导有些想不通。”昔日的荣光变成了今日的包袱。
　　要等到2001年，严德友才会成功。此时，小岗村附近的赵庄已经开始了大面积的土地流转，政策也不再成为障碍。通过严德友的牵线搭桥，小岗村7户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给润发集团，建立葡萄示范园。此后不久，小岗村成立小岗村发展合作社，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再将土地提供给前来承租的企业，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
　　2008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小岗村考察，称，“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此言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以及小岗村当年包干到户的背景下解读，意味深远。
　　2009年，侯永禄老人已经去世4年；当年按手印分田到户的小岗村18户农民陆续去世6位，在世最年轻的也近60岁；严德双2006年再次回到小岗村，于2008年开了个饭店，名曰“严家饭店”；严德友2005年村主任任期满后，承租下了润发集团的葡萄园，现已有120亩地。
　　曾经有记者问他：你父辈分田单干，到了你这一辈却承包土地当老板，你不是革你父辈的命吗？严德友诙谐地答道：“我这不是当老板，是当佃户啊！村民把自己的地租给我种，我不是佃户是什么嘛。”
　　公务员的“前世今生”
　　文/杨敏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侯建良，正式进入原劳动人事部研究所工作，这一年，他37岁。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贵州仁怀农村，一个叫周山荣的男孩刚满1岁。
　　此后20多年，这两位看似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各自推演自己的人生轨迹。侯建良在劳动人事部门工作20余年，走上了人事部副部长岗位；而执著坚定的周山荣一直在为跳出“农门”打拼，2003年他幸运地成为贵州省第一个考上公务员的农民。
　　侯建良亲眼见证了中国公务员制度从酝酿、发展到立法定型的过程，他或许不知道，正是他从事、参与的工作，让一个又一个“周山荣”分享到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
　　镀金岁月
　　孩提时代，周山荣就隐约意识到，当国家干部是无比光荣的事情。
　　一方面，曾经做过民办教师，但是苦于没有落实“政策”的父亲，经常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对“吃皇粮”无比羡慕。另一方面，家族里一位走出“农门”的远亲从部队退役后，安置在酒厂担任管理工作。在周山荣幼小的记忆里，这个叔叔“每次回到老家都像得胜归来的将军一样，被人们簇拥着”。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时间内，“国家干部”一直是老百姓羡慕的身份称呼。那段时间，凡是由国家财政支付工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被统称为干部。
　　那么，干部又从哪来？
　　中国人民大学孙柏瑛教授告诉记者，当时没有招聘的概念，叫国家“吸纳”，吸纳渠道强调人的政治身份，因此，在国家体系中，军人、工人比例较大。
　　即使是在工人被尊称为“老大哥”的年代，与干部仍不可同日而语，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因此，“干部指标”极为“紧俏”，“以工代干”、“转干”，也成为有一定家庭背景的青年进入干部序列的新通道。
　　而工人中真正靠自身本事跻身干部序列的，是那些技术革新能手。孙柏瑛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尊奉‘技术治国’，技术人员做了一两个成功项目之后，就流动到了综合管理岗位，进入行政上升体系。”最具代表性的是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全国劳模马学礼，这位60年代家喻户晓的“刀具大王”，最终走上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副书记、湖北省委常委等重要岗位。
　　这期间，知识分子则很难进入国家干部系列。“1977年和1978年，从中央到地方有3600多万国家干部，100个干部中只有不到5个是中专以上文凭，其他基本上只是接受过干部工农速成班、脱盲班等教育。”孙柏瑛坦言当时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很低。
　　1978年，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弊端日益凸显：“一是‘国家干部 ’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二是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相脱节；三是管理方式陈旧单一……”一份党的文件如此总结。
　　改革已如离弦之箭，无法回头。侯建良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在不久的将来，亲身参与到一场对中国政治体制影响巨大的改革中去。
　　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事局与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劳动人事部。就在这一年，侯建良成为新组建的劳动人事部一名研究人员。
　　1984年11月，中组部与原劳动人事部组织有关人员，开始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专题研究，北京万寿路上中组部招待所的一幢小楼名动一时，因为“干部制度改革研讨小组”就在此处集中讨论。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侯建良被抽调进研究小组，此时《关于干部制度改革方案的构想》正在酝酿之中。
　　侯建良坦言，刚开始大家的思路并不清晰，当时，国家干部队伍已达2900万人，机关、企业、事业干部全在里面。这时，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开始，需要落实用人自主权，干部管理不可能再跟机关一样了，必须分类管理。经过认真研究，当时就考虑将国家行政机关的人员单列出来，专门搞一套管理体系。
　　接下来，单列出来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如何“命名”，就让研究小组颇费心思。
　　改“名字”
　　在万寿路的那栋小楼里，侯建良和他的同事们为了给国家干部“改名字”经过了多次集中讨论，大家各持己见、观点不一。
　　当时，研究小组内部有4种代表性意见，有人主张叫“国家行政机关干部”，有的认为再称为干部不合适，建议叫“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有人提出了“文官”概念，侯建良则倾向于叫“公务员”。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专题组最后同意采用“公务员”的叫法。在向中央报送研讨意见时，专题小组特意附上了《关于国家公务员的称谓》的说明材料，列举了三大理由：
　　“公务员”一词含有国家公共事务“服务员”、“勤务员”、“社会公仆”等意思；与“文官”相比，在观念和传统上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因为在群众的意识中，“官”常常与“官僚”相联系的；与“国家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比，内涵清晰，便于确立。
　　日，党的十三大在北京召开，宣布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
　　这一年，远在贵州的周山荣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他和他的父亲根本不知道，他们一直向往的国家干部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公务员。
　　改革开放初期，周山荣的父亲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们的身上，一家人节衣缩食供养长子上了卫校，但是事与愿违，大儿子进城不久又不得已回乡务农。于是，他咬咬牙把刚刚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儿子送到条件更好的邻村去上学。
　　这位顽固的父亲或许不知道，在重重大山之外的城市，商品经济大潮已经催生了一种叫做“体劳倒挂”的新名词。“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练摊”，军转干部“下海”创业者犹如过江之鲫。那个时候，如果军人都选择进国家机关，就不会有以后的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王石等商界翘楚，因为，他们曾经都是军人。
　　80年代中后期，就连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也大多选择报纸、杂志等媒体，只有少数人进入机关工作。当公务员已经不算最热门、最体面的职业时，一个农村孩子心理还坚定地揣着“国家干部”梦想，时代变迁丝毫没有影响到周山荣的人生规划。
　　直到今天，周山荣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场景，在离中考还有38天时，他的数学老师在黑板左上角写上：38天＝38 年！然后郑重其事地说：同学们，再努一把力，脱掉胶鞋换皮鞋吧！
　　“38天=38年”，一个乡村教师用传教士般的信念划出的这个“等式”，深深震撼了课堂上的少年。周山荣相信，今天的苦读一定有回报的一天。窗外，满目苍翠，初夏的山野回荡着少年心底的呐喊。
　　这时，远在北京的侯建良，正在参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修改完善工作，他记得最后送审稿已经是22易其稿。
　　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颁布。《条例》规定，进入机关要参加公开考试，“凡进必考 ”成为当时人们最关注的改革话题。
　　公务员热
　　在人事部工作18年后，2000年11月，侯建良走上副部长岗位。而远在贵州的周荣山却走到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
　　从贵州市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周荣山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更无法实现“吃皇粮”的梦想。白天，他在贵阳市一菜市场做屠宰工，晚上则在灯火通明的街头闲逛，十多岁的他不知道自己路在何方。
　　放弃理想，还是继续追梦？
　　终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回家跟兄嫂谈判，以放弃继承家产为条件，为自己赢得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爱子心切的父母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变现，支持周山荣通过成人高考，自费就读贵州警官职业学院。
　　周山荣明白，此时大学生已经不是拿一张文凭，就能敲开国家机关大门的时候了。他的追梦之路比以前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2000年，随着大学的扩招，更多的大学生在这一年走向社会；同时，国企改制进入深水区，大量的工人下岗，就业形势陡然严峻。这一时期，整个国家企业人才饱和、专业人才过剩，经济社会转型令很多行业的从业者失去了职业安全感。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较低的考试成本和相对公正的录用程序，让很多人将国家公务员作为职业规划的首选目标。人事部对89个城市的一项就业统计显示，公务员职位只为大学毕业生提供1%的就业岗位，却吸引了30%的大学生目光。
　　校园外，公务员考试热浪滚滚，一年甚于一年。
　　校园内，周山荣则为自己朝不保夕的生活费犯愁。学校里最便宜的1.5元一份的洋芋丝炒饭，他一吃就是几个月。到了期末，学校下通知说，如果不缴清1500元学费，就不准参加考试，生活再次将周山荣逼进了“死胡同”。
　　一天深夜，他写了一篇题为《除了坚强我别无选择》的文章，第二天投到了仁怀当地一家媒体。这一无心之举，却让周山荣的境况发生了逆转。一家酒业公司的董事长被他的求学经历深深打动，决定资助周山荣。
　　2003年上半年，周山荣顺利拿到大专文凭。但是，他的身份依然是农民。这一年的8月13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已经颁布整整10年，农民什么时候也能参加公务员考试呢？
　　周山荣的梦想还没有泯灭。
　　两个人的梦
　　其实，就在侯建良走上人事部副部长岗位的当年，中组部和人事部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展开立法调研。
　　“1993年《条例》颁布之初考虑的就是暂行三五年，等条件成熟了就正式立法。随着其他法律的不断出台，《条例》立法层次低的问题更加突出，需要及时立法跟进。”侯建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
　　2001年，在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193名代表联名提出加快制定《公务员法》的议案。这时，中组部与人事部已经成立了《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由人事部部长担任，两名副组长分别由中组部和人事部的副部长担任，而侯建良就是副组长之一。
　　《公务员法》处于胎动之中，各地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探索的步伐越来越急促。
　　吉林、山东、江苏等省份，率先打破干部身份界限，规定符合条件的农民也可以报考公务员。2003年8月，周山荣终于盼来一个好消息，贵州也降低了公务员报考门槛。8月23日，他高高兴兴地到仁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报了名。这一天，《公务员暂行条例》10周年纪念刚刚过去10天时间。
　　当年，贵州全省37295人角逐2000余职位，比例17:1。周山荣所报考的职位是仁怀市二合镇党政办秘书，与他一起竞争的还有其他32个人。
　　一路披荆斩棘，周山荣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个农民公务员。这年，23岁的他终于圆了一个梦：“脱下胶鞋换皮鞋”。
　　周山荣的梦圆了，侯建良也在圆自己的一个梦。
　　他一直在为《公务员法》奔波忙碌，酝酿、起草、修改、讨论、征求意见——终于，在2005年暮春一个午后，侯建良“迎来了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
　　4月27日下午3点，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闭幕会上，侯建良戴着列席证进入会堂静静等待。3点10 分，《公务员法草案》进入表决程序，很快，结果出来了：通过！
　　同日，胡锦涛主席发布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日通过，现予公布，自日起施行。
　　今天，从人事部副部长岗位退休的侯建良，或许不知道贵州有这样一位农民公务员；但是周山荣应该知道，在北京有这样一位长者，他俩整整相差36岁，有着同样的属相。
　　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为中国公务员制度沿革提供了不同视角，一个官方的，一个民间的。
　　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60年知识分子足迹探寻
　　文/周江
　　1949年的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一个窘迫的知识构成，在短暂的激动过后，新中国很快陷入了沉思，百废如何待兴？
　　海归报国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告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如今回想起来感慨万千的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前后，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和留学人员历经重重阻碍，放弃了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定居工作，他们汇同了20%识字的中国人，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知识分子。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似乎难以找到归属感，他们不知道自己位置究竟在哪里？他们热情可以在何处释放？一切都在等待中。
　　日，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郑重地提了出来。
　　大会上，周恩来的话语通过麦克风，响彻礼堂，“对于我国知识分子状况，党中央已经做出了正确估计和判断，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总理的一句话让全国知识分子清醒认识了自己的正确方位。
　　会议召开不久，一部云集了全国600多名科学家制定的《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在1956年 8月登台亮相，为摩拳擦掌的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他们只需前行，无需等待。在这样一个年代，知识分子被赋予了“国家使命”的光环，他们的价值取向只有一个，就是报效祖国。
　　北京大学知名学者张颐武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50年代的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心理，和这个社会一起承担苦难才能在未来分享荣耀。一百多年的贫弱落后、饱受欺凌、深重的民族悲情意识与新中国“站起来”的自豪感纠结在一起。于是，大多数此间的知识分子坚信“强国”的意义。
　　在这样强大的责任感面前，新中国知识分子迸发出了惊人的成果，也让我们体会了无法释怀的感动。
　　日，也就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一个多月后，国产近程导弹也相继升空，高准确度地命中目标……
　　1957年8月，33岁的邓稼先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此后，邓稼先隐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去世。
　　日，李四光临终前一天，他要求医生，“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好安排一下工作……”
　　科学的春天
　　日，首都北京春寒料峭，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了薄雾，努力将它温暖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的人群。
　　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们引用参会作家马识途的一段话来还原当时的场景。
　　“邓小平上台讲话了。大家屏息听着生怕漏掉了一个字。每讲到精彩之处，随之而起的是雷动的掌声，响彻会堂，掌声中还夹杂着赞叹声。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热烈的掌声；
　　科学工作者是劳动者——更热烈的掌声；
　　你们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极其热烈的掌声；
　　我愿意做你们的后勤部长——极其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陪伴掌声的又有多少无声的笑和擦不尽的泪呀。”
　　从此，他们不再是“臭老九”，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78年是个让多少知识分子刻骨铭心的年份，这一年恢复了高考，他们重新拥有了追梦的权利。龙门陡开，鲤鱼飞跃。1978年全国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积压了10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喷涌，40余万人众里怎么可能没有龙虎之士。
　　在辽宁，当铁路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行长。在北京，张艺谋考入北京电影学院，30年后他的团队在鸟巢为世人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奥运会开幕式。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978年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班的教室里，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这三个人成为同班同学，日后，他们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大彩电品牌。这一年经历了高考踏入大学课堂的还有李克强、薄熙来……
　　1978年恢复高考所带来的全国振奋使亿万青年从“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中解放出来。它唤醒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和热爱，也唤醒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敬仰和尊敬。不仅仅是恢复高考带来的激动，7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突然开始面对一个汹涌而来、目不暇接的新时期:西单民主墙、邓小平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
　　政治的寒冬已经过去，在这样一个春天般的时节，脚步且轻松，且沉重，一切都向往着美好的远方，前行。
　　知识演变财富
　　改革开放的时代，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主角位置，此时国家和人民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一心一意实现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有政治的现代化，更是知识的现代化，而知识分子是实现这一切的中坚力量。
　　1984年的特殊气息，在元旦刚过不久就散发出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去看看。邓小平南下之行明确肯定了特区建设，我国很快形成沿海全开放的格局。开放了，钱来了，眼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活了。
　　随之而来的是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从此，政策放宽了，允许个人兼职、辞职、停薪留职，知识分子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未来之路。
　　知识分子从此可以如活水一般自由流动，这年柳传志的内心不再如止水。
　　1984年，向科学高峰攀登了十几年之后，柳传志意识到自己大概不是做科学家的料。于是，他告别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工程师的岗位，到中科院人事处去做一名行政干部。很快，他发现当官似乎也不是自己的追求。
　　当1984年全民下海潮第一次涌起时，柳传志和十几个同事一起，在一间小平房里办起了“公司”。那时候，和大多数人一样，柳传志也不知道“公司”是什么。此时，创业对柳传志来说，是改善生活、也许还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柳传志的这间公司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的传达室，很多年后，这个小陋屋常常与惠普的那个著名的斯坦福车库一起被相提并论。
　　对于柳传志而言，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85年春天，他说服了中科院著名的计算机专家倪光南加盟他的公司，担任总工程师的职务。柳传志和倪光南这一对“企业家+科学家”的珠联璧合，曾经把联想汉卡做到了中国市场的第一，在当时堪称绝配。联想汉卡的成功得益于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同样是在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4年之前那些有过发明创造的人，得不到多少好处；1984年之后，发明人、设计人依法在一定期限内对其取得的专利的发明或设计享有专利权。
　　人才得以流动让知识分子前行的道路越来越宽阔，而用法律的武器捍卫知识创新，整个国家的知识面貌变得焕然一新。
　　柳传志的成功并非个例，王选、张朝阳、俞敏洪……都以自身学识为创业资本获得巨大的成就，并向世人展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经世致用并非水火不容。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功者迥然不同的创业之路，无疑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他们将知识演变成财富，这份财富属于个人，更福祉全社会。
　　航行守望者
　　“春节将至，看着窗外的暴风雪呼啸，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冷，一直盼望着春节前能全力反弹，可以让我稍微看到一丝曙光，但现在我已经深深陷入了绝望，打开屏幕我的股票永远是一片惨绿，从6000点跌倒现在真是太惨了，我要远离股市，远离悲伤……”这是网友“爱上凯恩斯”在日的博文，他描写的是2008年伊始毫无征兆的股市大跌。此文之后，他再无更新，直到日。
　　“终于眼见希望，对于跌跌不休的股市，吴敬琏今天表态认为政府应对症下药救市，我在长久的黑暗里感受到了一丝光。我想到了2000年，他抨击基金黑幕，2001年他炮轰中国股市就是赌场并阐述独创的中国股市泡沫论……他无愧于 ‘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这个伟大的称号。”
　　不仅仅是站在金字塔尖的知识分子才具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刘姝威，中央财经大学一位普通的研究员，这是一位儒雅、文静的知识女性。在经过认真的调研后，她在内参上发表了一篇不到600字的文章——《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把自己对蓝田公司的意见反映给国家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领导。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股市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刘姝威接到了法院传票并受到死亡威胁，一度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她仍然没有低头，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良知，与强大的势力抗争……
　　2003年年初，刘姝威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2年经济年度人物”和“感动中国年度人物”。CCTV的颁奖词称，“她是那个在童话里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句真话险些给她惹来杀身之祸。她对社会的关爱与坚持真理的风骨，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本分、独立、良知与韧性。”
　　两个人物，亿万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展现的品质似乎让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光景，新时代的中国如果是一艘在大海中全速行驶的航船，知识分子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并及时发出警报。
　　60年光阴流转，我们体会到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他们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
　　甲子轮回，我们发现了在时光的隧道中，在时代的变迁下，他们是思想家，也可以是行动者。作为思想家，他们用自己的思想之光，给征途中的大中国增添信心；作为行动者，他们在60年的岁月中践行自己的思想，贡献自己的力量。
　　企业家镜像
　　文/邱积敏
　　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厂长”，到上世纪80年代企业改革中的“经理”，再到90年代的“董事长、总裁”，一直到今天的“CEO”，对中国企业家的称呼，一变再变。而在这种称谓变化的背后，则是企业制度的变革。
　　1950年年初，同仁堂的经理乐松生开始忐忑不安，他对新生政权有一种本能的畏惧，他听说工人们叫嚷着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发给当家做主的工人。尽管在上一年的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纲领》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乐松生还是跑到了天津，观望北京的进一步动向。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私营经济的举措，这让乐松生的心里踏实许多。但乐松生不会想到，他所经历的仅仅是个开端。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规模展开，他的同仁堂终将收归国有。他当然更加不会想到，共和国的企业政策在随后的60年里跌宕起伏，书写出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企业家生态变迁史。
　　国营企业夹缝中的鲁冠球
　　随着土改工作接近尾声，政府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上来，而北京成为第一个试点城市。1953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找到了乐松生，提出要公私合营，乐松生的心情再一次紧张起来。
　　但乐松生很快意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于是决定带头申请公私合营。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乐松生在协议书上郑重签字。日，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喜报。
　　显然，远在上海的荣毅仁听到了北京传来的消息。于是，他代表上海工商界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
　　此后，乐松生和荣毅仁先后当选为北京市和上海市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而他们的企业家身份就此终结。事实上，随着1956年公私合营的完成，“企业家”在中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身兼多重经济社会与政治职能的“厂长”。
　　从此，国营企业成为中国工业企业最主要的制度形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兼容并包”，向国人展现出“慈父般”的关爱。到1959年，全国工厂新招职工达2000万人之多。然而，60年代初，中央关于精简职工的一纸通知，一位名叫鲁冠球的年轻人不幸被浙江省萧山县铁业社遣送回农村，结束了3年的锻工生涯。
　　但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次精简，成就了鲁冠球这位著名的农民企业家。
　　回到农村的鲁冠球，开了个铁匠铺，为村民打起了铁锹、镰刀。1969年，鲁冠球接管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从此，他的命运就与这家公社企业紧紧连在一起。
　　当时，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只是中国数以万计的社队企业之一，这些企业从来没有被国家的正式文件所承认，却一直顽强地存活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多年后，鲁冠球一再声称“办企业是被逼上梁山的”。“社队企业不是国家正式制度安排，它是用合理性代替合法性。”接受《决策》采访时，对我国阶层结构颇有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说。
　　这些企业在资产关系上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但经营活动却由某些“能人”掌控。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乡镇企业的雏形，他们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股重要力量。1984年，邓小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讲话，为这一庞大群体做了最好的评价。
　　当时间推进到1978年，这年2月，在工商联机关扫了好几年厕所的荣毅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随后筹办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第一红色资本家重新走到前台，意味着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即将拉开帷幕。
　　这一年，鲁冠球的社队企业已经步入了第十个年头，俨然成为一家拥有400多人，年产值300余万元的大厂。早在7年前，鲁冠球就开始在工厂实施计件工资等弹性收入分配制度。
　　但是，与鲁冠球的社队企业不同，大部分的国营企业还在“铁饭碗”中徘徊。
　　在国营企业改革推进乏力，而社队企业开始形成一股强劲的经济力量时，对前者的保护和对后者的遏制成了中央一种本能的政策反应。1979年7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规定》，明确指出社队企业不得与先进的大工业争原料和动力，不得破坏国家资源。
　　已经将企业更名为萧山万向节厂的鲁冠球明显感到了压力，一些原先签订的订货合同纷纷被中止，原因是“上级规定，不能进乡镇企业的产品”。比社队企业地位更卑微的私营企业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查处，温州的“八大王”甚至被举国通缉，原因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
　　“马承包”的喜与悲
　　国营企业的“铁饭碗”会沉入河底，过不了河。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步鑫生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从1980年当上厂长后，他开始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克扣工资，甚至还开除了两个人。由于这些举措，工厂效益出现好转。
　　步鑫生的及时出现，让尴尬的国营企业改革找到了一缕曙光。
　　在1983年全国学习步鑫生的热潮中，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等放权措施成为改革主旋律。然而到了1985年，海盐衬衫总厂就陷入困境，身为厂长的步鑫生束手无策，1988年，步鑫生被免去厂长职务。
　　与此同时，迎来了被称为“现代公司元年”的1984年。这一年里，张瑞敏出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这家国营工厂正是海尔的前身；柳传志在中关村成立了一家名为联想的企业；李经纬将三水县酒厂改名为健力宝饮料厂，并紧张有序地筹划把健力宝送到洛杉矶奥运会上；潘宁出任珠江冰箱厂厂长，这便是后来统治中国家电业十余年的科龙集团的前身。
　　这批1984年诞生的企业，在后来的一二十年中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有的企业在光芒闪耀后便黯然褪色；有的则把驰骋一时转变成持久，它们的当家人日后更是成为企业家群体的泰山北斗。
　　造成差异的症结，在于产权归属是否得到解决，但在当时，国营企业改革还远没有意识到产权问题的重要性，仍在经营机制上寻求突破。“一放就活”被证明失效后，步履艰难的国营企业改革太需要一剂新的药方。
　　马胜利的出现，无疑弥补了这个需求，他开出的药方是“一包就灵”。
　　日，业务科长出身的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提出由他来承包造纸厂，保证年底上缴利润70万元，而此时造纸厂已连续3年亏损。
　　第一年承包期满，马胜利完成140万的利润，“马承包”闻名全国。1987年，马胜利宣布将在20个省市陆续承包100家造纸厂，打造“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
　　1988年4月，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20位厂长经理第一次被称为“企业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因为承包制而出名，马胜利无疑是最夺目的一位。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中央领导问他：“包字是不是那么灵？”马胜利的回答是：“包和不包大不一样，包了就是有效果。”
　　然而仅过了一个月，浙江就传来了他承包的浦江造纸厂“失利”的消息。随后的几个月，全国各地由马胜利承包的造纸厂陆续陷入困境，“一包就灵”开始不灵了。
　　在1983年就开始承包万向节厂的鲁冠球，显然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在日举行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鲁冠球发言说：“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主权充分地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而在当时，政府是国营企业的主管和产权所有者，企业家不可能拥有对企业的人事权和投资权。
　　此时的鲁冠球，开始思考他所经营的万向节厂与所在的宁围乡政府的关系——宁围乡政府拥有对万向节厂的所有权。 1988年，他将万向节厂的净资产评估为1500万，然后提出将其中的750万归乡政府，其余一半归厂集体所有。这次产权界定充满玄机，鲁冠球并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他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却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同时也没有丧失“乡镇企业”的性质。
　　柳传志的聪明事
　　进入90年代，企业改革开始涉足“深水区”，各种国企改革药方开出一剂又一剂，却仍不见死活。《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为此写道：“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对国营企业开了无数药方，每用一剂，大家便道‘活了’。到现在已‘活了’不知多少次了，定下心来再看，却发现仍是‘不活’。”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1993年“国营企业”永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国有企业”。一字之差意味着政策的重大转变。同年11月，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企改革的新方向。由此开始，董事长、监事长、总裁等新称谓，成为耳熟能详的词。
　　就在此时，1984年诞生的那批企业，陆续意识到产权问题对于企业的致命影响。所不同的是，一些先知先觉者趁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尚未落下时，就把它移走了；其余的企业家则目睹了此剑对企业的致命一击。
　　1994年，对于联想公司来说是个分水岭。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的联想，成长乏力，前途莫测，柳传志却顺利地实现了公司股权清晰化，为联想日后的快速发展扫清了障碍。后来，柳传志说，“今天看来，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聪明的事。因为当时大家分的是一张空饼，谁也不会计较；如果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张真实的饼，再来讨论方案就会困难100倍。”
　　同样进入第十个年头的科龙和健力宝，因为产权改革而形成的政商博弈，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漩涡之中。从1994年开始，潘宁一直试图说服政府把股份释放给管理层。但在1998年，潘宁突然辞去总裁职务，意味着容桂镇政府对他的产权改革思路的坚决否定，企业也最终在多方利益群体的绞杀中奄奄一息。2001年，名不经传的格林柯尔收购科龙。到了2005年，科龙出现36.93亿元的亏损。
　　陷入危机的企业显然不只有科龙一家，怎么办？
　　此时，陈光领导下的诸城“卖光式”改革，引起了普遍关注。经过近4年的反复讨论，从1998年开始，“抓大放小”、企业产权与职工身份“双置换”、法人治理结构等，成为国企改革的关键词，标志着20年来以经营机制转换为主题的国企改革模式正式终结。
　　从此，中国的企业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企业家也随之踏上了一个新的舞台。
　　新生代的微笑
　　日，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彦宏第二次站在了天安门观礼台上。10年前的1999年，李彦宏以海外技术专家的身份受邀回国，参加新中国50周年庆典观礼。就是在这一年，他创建了百度公司。经过10 年拼搏，百度已经发展为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并成为中国自主创新高科技企业的典范。
　　百度创立的同一年，来自英国的胡润第一次发布“中国百富榜”，虽然当时的名单还很粗糙，但它以一种完全不同与以往的新形式，将中国企业家呈现在大众面前。“中国首富”的概念，第一次进入国人的生活与思维。
　　如果把10年“胡润百富榜”前十名名单排列在一起，就是一个最好的中国企业家镜像，更刻录下了企业家所生活的大时代的变迁。这10年，正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呈现多元化状态、最为丰富多彩的10年。尤其是，新生代企业家开始走向历史的前台。
　　百度创立6年后的日，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在股票发行典礼上，李彦宏保持着他一贯的帅气与微笑。对李彦宏来说，他在1999年创立百度公司时，根本不用再去思索产权是否明晰的问题。与李彦宏一样，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盛大的陈天桥等人，他们抓住了2000年之后高科技与新经济飞速崛起的机遇，一跃成为中国新生代企业家的翘楚。
　　而他们都拥有一个同样的称呼——CEO，中文名称为“首席执行官”。虽然这是一个舶来品，但不妨碍它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传播。被称为中国企业界“两大教父级企业家”之一的张瑞敏，在2000年6月就任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成为中国家电企业的第一位CEO，这距离他担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已过去16年。第二年，另一位“教父级”企业家柳传志，却没有像张瑞敏一样成为CEO，更年轻的杨元庆接替柳传志，出任联想集团总裁兼CEO。
　　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厂长”，到上世纪80年代企业改革中的“经理”，再到90年代的“董事长、总裁”，一直到今天的“CEO”，对中国企业家的称呼，一变再变。而在这种称谓变化的背后，则是企业制度的变革。
　　实际上，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观察，就会发现，互联网时代诞生的新生代企业家，相比以往，具有完全不同的群体性特征。
　　首先，不管是互联网产业的李彦宏、张朝阳、丁磊、马云，还是高科技产业的刘庆锋、汽车产业的尹同耀，他们在创业之初就更具有世界眼光，全部都是直接进入全球产业链条。
　　其次，新生代企业家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他们都具有一个远大的抱负，就是通过产业崛起实现中国的崛起。在安徽芜湖，奇瑞公司扛起了民族汽车的大旗；在湖南长沙，三一重工公司总裁向文波，通过自己的新浪博客，点评徐工收购案。他让一个单纯的企业并购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公共事件，由此引起了中央决策层、专家学者、企业界、新闻媒体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的产业政策。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进入多元化的新时代，一个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已真正呈现在世界的舞台上。
　　(摘自《决策》)
编辑：丁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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