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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鹤先生“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的延伸思考
学习刘鹤先生负责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总结报告，学习体验是愉快的，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报告从历史大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做出了颇有见地、值得重视的观察与评论，并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三点很有价值的政策思考与建议。阅读刘鹤先生报告，激发了我一连串实时感触性思考，有些是对其结论的补充或延伸，有些是从危机特点与中国情况的比照中提出的反思或反观或因应方法路径，现按报告的“十点结论”、“三大思考”顺序，将这些感触逐条穿插帖于报告之中，总命名为《关于刘鹤先生“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的延伸思考》，供朋友分享。当然，也更希望得到刘鹤先生本人的反馈性批评。感谢！
钱宏-16日于上海外滩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10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放纵和压制技术革命，都可能带来或利益集团“维稳”式投机行为，或“投其所好”式攀附性投机行为，从而引发震动性影响和挑战。中国现在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有巨量技术创新成果，而不少创新都可能引发技术革命，但在既定利益格局下，它们的能量释放都被压抑着。2 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资本垄断与权力操纵与经济泡沫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换句话说，“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并不能排除没有资本与权力背后的推手作用。3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专家治国，还是政治家治国？我相信，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有与之匹配的大政治家，习近平借重毛泽东的政治家风范书写历史而不是被历史书写，相信人民是力量源泉而不是依靠或排斥集团力量，奉行“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的共生哲学之新政开局；李克强“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施政目标，总体上可能真正结束专家治国导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如果说经济学的根本动力，可以归结为“生活就是生产”，那么任何时代衡量一国经济状况的基本面，都是事关“衣、食、住、行、信、生、老、医、保、安、居、乐、业”等13大生活要素的实体经济（特别是遍布城乡的家庭经济）。这并不是说生活要素的产能越高越好，剩余的商品货币化劳动越高越好（相反，产能过剩对“阳光、空气、水、地矿、生物、自然文化遗产、天体运行”等7大“外部性”环境的破坏就越大），而是强调实体经济（只要有一个适当的结构比例）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基本面的永恒战略意义。所以，背离这一永恒战略意义的国家，即使经济（特别是GDP指数）再发达，也可能突然陷入经济危机。4 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祭民粹主义旗帜是普天下政客的最后避难策略，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是否真有过民粹主义，似可存疑。比照之下，信息技术开放条件下，内幕政治的非福利意识形态承诺显然再也满足不了国民的福祉性期待，当“官生列支有增无减，民生欠账不能不还”时，将会出现较经济危机“市场滞胀”更可怕的“政府赤胀”。5 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这一点说得非常到位，确有人把这种投机状态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呢。补充一下：当各级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也加入甚至成为各种投机奇迹的实际推手时，一旦梦幻泡沫破灭，情况将会出现“上梁下梁”一起歪的更糟局面。6 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当经济体能达到极大规模时，货币宽松政策会给政府更大的操纵空间，这样就很难收得住脚，而在中国，当“影子银行”成为货币供应量的“必要补充”时，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能否实际奏效，就难说得很了！所以，克强经济学实施不宽不紧的货币政策，反而更贴近实际经济运行的需求，如果有趋于公平的商营环境就更好。7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由于历史的惯性（如“宁要……不要……”式、异己、敌对）思维作用，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容易“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也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政府更需要却又害怕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手握权力和资本的利益集团，都可以轮替假爱国之名利用这三者做文章，对一切有损于他们利益的经济政策实施清剿。直到最近中国政府设“上海自贸区”，还有某些“爱国学者”在网上公然发表“自贸区是拆掉羊圈的栅栏”这种近似诅咒的批评，所以，“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正确与犯错，与政府是不是适时提出、采取扩张或紧缩政策关系不大。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2003年中国政府就适时地提出“调结构、转职能”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十年过去了，有多大成效，是正面成效抑或反而成效，几乎可以说路人皆知！但刚从希腊、德国、英国辗转一月余，感觉希腊的问题不无炒作成分，人民或社会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媒体渲染得那么糟糕。所谓“欧债危机”和“日本停滞20年”，为何没有出现金融海啸那样的恐慌，这恐怕更是中国应当真正关注的基点。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在中国语境中，经济从来都不过是政治的另类表达，我怀疑中国直报的有单纯的市场力量。8 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请进来，走出去”的战略策略应当有更大灵活性？9 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当渴望特权和改造他者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tion）走到尽头之时，全生态社会共生圈的贺洛斯文明（Holos-civilization）已经悄然登场，所以，本次危机的克服，也许远不只是理论创新，而是整个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创新，亦即生活范式的创新，值此人类全球性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前行，走向全生態共生社会。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凯恩斯革命走到1970年出现了世界经济整体性“市场滞胀”。到2008年危机发生时，我称之为“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的世纪钟摆”现象，就很明显地走过了几十个周期（差不多十年一个周期），欢笑与悲伤困扰着各国政府。同时，市场失灵、政府也失灵的双重失灵，还有社会（道德）失灵，并发“三重失灵”，已经或隐或显地成为困扰中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与社会的顽疾。10 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就算基辛格定律建立在严格统计学基础上，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走向，何况大国的定义在生態文明时代将发生颠覆性改变，这样，我们对基辛格定律及其“强烈的再分配效应”的诱惑，还是葆有几分警惕为妙，以免被它误导。三点思考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也受到很多启示。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比较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底线思维方法”非常妙。大概率和小概率都要防患于未然，中国自古就有“防微杜渐”的政治传统，问题在于如何防患？底线思维的“底线”依旧是零和博弈的“场景”描述，还是囚徒困境的“共生”诉求？联合国气候政治大会在哥本哈根的失败教训今天依然值得总结。在制作核、化、电、生武器已经不困难的情况下，几乎任何国际战争的结果都存在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可能，那么，是继续过去一个世纪造成敌对阵营这一世纪性问题的思维，用战争防患战争？还是转换思维方式，采用更积极、阳光、正向的“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的共生思维？值得研究。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及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这是共生思维，非常入心！在利他中利己，在承担国际义务中担当权利，不与其他国家发生因小失的利益冲突，只要有利于重塑世界经济社会运行规则（3+10的亚盟谈判应当尽快恢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帮助并促进日本“脱美回亚”，而非相反。通过将亚盟首都设在台北市的方式，顺便彻底解决中国自身的台海问题。只要战略目标明确，一定有多方可以接受的策略使之成为现实），都将纳入生態文明大战略范畴，我相信，这是真正的大国风范。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比较研究的结论还告诉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双手赞成。补充一点：进行顶层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基础的承载可能，防止任何集团性（王爷、诸侯）偏向过去至当下，特别是结构失衡、职能混淆、产能过剩的问题，几乎都是在“大局”名义下的片面性，影响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不是国家的事，而分别成为不同小圈子“自己的事”，这是当下制订国家政策策略的人士需要特别警惕的。尽管由于内部动力往往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邓小平“以开放促改革”的策略三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从根本上看，还是内部动力源足不足，特别是如何激活内部动力？这就涉及到治国理念的转变。我坚信，以新政领导人的智慧、勇气和担当，只要本着“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的共生思想，坚定“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决心，处理好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内事务，那么，国际事务如贸易摩擦、地区冲突、区域经济、全球治理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善待本国人民，通过扶持公民社会，建构共生社会，必能赢得他国人民友谊和尊重，从而获得参与并重建世界秩序的魅力。 附录：对刘鹤先生“三大政策思考”的延伸思考钱 宏受刘鹤先生《对中国未来三大政策思考》的激励，我在此再作些延伸思考。先说三点：一是关于全球共生与历史大变局前夜的八大征兆；二是关于时代精神和顶层设计；三是关于经济学范式共识在共生法则下的可通约性。一、关于全球共生与历史大变局前夜的八大征兆我们发现，共生，象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一样，是亘古至今的宇宙法则、生物法则、社会法则、身心灵健康法则、从男女家庭族群氏族国家到国际组织世界政府的全球法则，及其大智慧体现。只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以来，人类政治生態伦理、经济生態伦理不觉慢慢偏离共生法则及其智慧，渐行渐远，走向了资本垄断一切、法权操纵一切的所谓发展主义的“硬道理”，这样两种畸形顶层设计和社会实践，以至疯狂：既成绩斐然，又危机四伏！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全球共生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和全球历史大变局前夜的八大征兆：1、三大极限，铺奠共生。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促成过去30年，至今后5-10年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铺垫全生態共生社会。生態统领，共生为魂的生活方式及其共生体的组织形態（如城乡共生体、农工商共生体、社区共生体），已然在欧洲及中国诸多地区出现，且必然会越来越普及，成为世界各地的常规生活。2、全球互联，荣损互赖。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催生世界各大国与战略集团相互合作、竞争、博弈、较量、和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进一步显现。3、对抗老路，同归于尽。伴随金融危机深化，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固有的民族、宗教、文化冲突，以及国家间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纷争可能突然激化，但又不可能回到军备竞赛的对抗老路而同归于尽。人是活的，当事方必有万全之策，经博弈、妥协、契约而共容、共栖、共生下去。4、垄断操纵，难以为继。随着同质化产能过剩与片面单调性需求矛盾和生产社会化、全球化与资源垄断、权力操纵矛盾加剧，世界经济必然进一步衰退（GDP增长率意义上），全球范围内两极分化加急，且几乎所有国家都将越来越相对贫穷，从而迫使各国政府按保护性全生态法则处事。5、改弦遏制，新兴世规。美国对新兴大国尤其俄罗斯和中国的遏制政策，必将遭受困境而改弦更张；同时，新兴国家也必作出相应调整，共同超越对抗尤其军事对抗的思维，经过相互妥协，渐次重新制定适应全球共生诉求的世界秩序。6、整合超越，智慧大成。现行工商文明（现代与后现代、姓资与姓社）的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亟待全面整合与超越——跃迁至生态文明与前生态社会、共生社会的共生大成智慧。7、体能转换，健简高尚。环境、气候、能源、核威、人口、粮食危机与新技术、新传媒、新工艺将平抑特权贪腐、奢侈浪费，流行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共生生活方式。8、自组创新，全球共生。包括国家集团在内的各种排他性利益共同体，将转换成各具特色的公民共生体——公民自主创新进一步促进全生态社会建设与世界共生场的诞生。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必将由“向何处去”转换到“何以处世”的全球共生上来。全球大变局、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前夜，亟需共生智慧引领！所以，我们正赶上一个将大有作为的时代。我相信，从宇宙大爆炸形成天体运行，到地球生物圈渐次丰富多彩，共生法则是贯通于能量、质料、信息运动全过程的最基本最底线定律。可用一个简单公式表达：共生法则=“能量（转换×守恒）定律”+“熵（增×减）定律”+“耗散（离平衡×自组织）结构”+“熵旋（竞争×和合）定律”。人类经济社会运行，一定会完成从（产）业到（生）態的历史性（新的）转换，全球共生社会，是人类共有的梦想和努力方向，但绝不是乌托邦神话。二、关于时代精神和顶层设计从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中国朝野震惊梦醒时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已经持续了一百年，中国人围绕一个“选择复制”西方哪种哪国发展道路生发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问题，对社会人群不断进行排列组合、树对立面重新洗牌，结果牺牲了亿万中华儿女宝贵的生命。可以想见的是，如果这一时代主题再不转换，中国未来还将会在对内、对外的敌对思维持续发酵下继续内耗。所以，转换时代主题，是当今中国朝野的第一要务！简单说，从革命、继续革命到告别革命、改革开放，一百年了，“中国向何处去”继而用“道不同不相为谋”、“弗与共戴天”的敌对思维，划分敌我、非我族类、异己分子、自己人、圈子化，人为分裂社会的问题，再也不能作为时代主题，继续困扰我们的心智。从思维方式上说，所谓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放在世界格局下来定位自己，从而由此处理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既然对外要讲和平共处、讲合作共赢，为什么在处理国内事务上不能讲不能实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如果都能讲都会实施，那么，我们的时代主题，就自然转换到“中国何以处世？”上来了。因为是处世，而不是择路择食，所以共处一片蓝天下的人，无分你、我、他，都必须无例外地接受下来与之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即“道不同亦相为谋”且“一视同仨，和解共生”。只要时代主题转换到“中国何以处世”上来，我们就再也不会陷入“用造成问题相同的思维解决问题”（爱因斯坦）的尴尬境地颠三倒四。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就可能进入新华社日推出介绍习近平的特稿中引述的“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的境界。“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或者“自己活好，也让别人活好”，或者Live and let live，既是一种崭新的共生思维和价值观，也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即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全生態共生社会的生活方式。社会共生对当代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和真相、正义、宽容、和解的时代精神：尊重真相——兼容，生存危机，文明危机；崇尚正义——自由，不拘路径，新政治伦理；实行宽容——包容，融汇改变，整合专制、民主、自由、平等超越治乱循环；达成和解——接纳，和合贯通，实行公正、宪政、共和、共富制度，焕发良智、文明、共生魅力。社会共生的前提，是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恊同、恊熵、恊和。所以，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是建成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让我想到，真相、正义、宽容、和解与顶层设计的关系。首先需要弄清和尊重真相，有了真相，正义才有坚实的认知共识基础，崇尚正义之风可成；有了正义，共处一片蓝天下的人完全可以相互承认接纳、平等相待，实行宽容；有了宽容，才能真正达成全社会大和解；有了和解，能相互声援，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从而放下包袱轻装面对文明转型时代课题，交上够格的答卷。那么顶层设计有术、有道、有逻辑前提、有历史前提。顶层设计之术：相对“草鞋无样边做边象”，但依旧是政府系统技术层面。顶层设计之道：相对总体规划大战略思维，将技术、策略扎根于社会系统、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的历史前提：社会建设。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失缺真相、正义、宽容、和解基础的任何顶层设计，都将如“部门订法”、“文件治国”一样，必留重大缺憾，必按下葫芦浮起瓢，必推倒重来！所以，我想，顶层设计，或总体规划，当然很好，但当我们真要这么做时，则需要反思传统、正视现实。后面，我会讲到中国特色平面碎片思维与人情差序社会结构的“双重缺憾”，为人们谋求特权预留了伦理价值立法空间。观察今日中国现实，实际存在两大特权：一是法权操纵；一是资本垄断。谋求两大特权，是人、事、物诸業之毒药；坚持两大特权，不但使“调结构、转职能、稳增长”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而且已然成为消解十八大“五位一体，生态统领”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毒瘤。在以生態文明建设统领经济生態、政治生態、文化生態、社会生態建设全局的过程中，人们将重新要求自己发动良智、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用共生智慧重建政治伦理，作出新制度安排，将成为大势所趋——而中国和世界也必将用共生法则为一切硬道理导航。三、关于经济学范式共识在共生法则下的可通约性人类经济行为本质上是公共性的，组织经济人、组织政治人、组织文化人，就是人类公共性的承载者和受益者，因而经济学本质上，也就是研究人类组织行为，何以必要，且成为可能。迄今为止，人类提出的三大经济学范式共识，在人类组织行为何以必要且成为可能这个大前提上，与共生法则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或可通约性。一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正确地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以，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旗帜鲜明地指出：特权垄断操纵压迫剥削是罪恶！二是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经济学范式，则把人类历史进步的起点，直接放在了我称之为组织创新（OrganizativeInnovation)的可能性上，明确揭示了：创新是最大的善！三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学派，以及经过澳大利亚华裔人士杨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范式整合，经济学家们所希冀的宏微相济、供需均衡、竞争均衡、角点均衡、全部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都有赖于：人类“超边际”合作（分工）的组织行为！马克思范式、熊彼得范式、新古典综合范式三大经济学范式，从不同角度相反相成、相辅相成地揭示了人类组织行为发生学和价值论意义上一个共同的众赢法则，即：进入生態社会凸显共生法则，从而创新共生进化的范式共识。由此，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就成为当代经济学的历史必然。 简述共生经济学三大特征共生经济学是整合超越传统经济理论的时代产物，共生经济学有如下特征：第一，以共生组织人为假设，而不是经济人人首先具有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同时，人又不可能“万事不求人”，所以，自组织过程即是互助、互信、互联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于是，人就具备了自组织经济人、自组织政治人、自组织文化人的三重属性，叫“仨自组织人”，即共生组织人。由此重新建构经济学基础及其谱系。共生经济学以“共生人”为基本假说。共生人以自组织形式形成仨自组织人，以“超私人（亲情）”、“超区域”、“超边际”、甚至“超领域跨界”的方式开展组织合作谋求自己过的好，也让别人过得好。组织经济人克服市场失灵，组织政治人根治政府失败，组织文化人去除社会（道德规范）失效，即仨自组织人克服三重失灵。经济学家们所希冀的宏微相济、供需均衡、竞争均衡、角点均衡、全部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都有赖于人类“超边际”合作（分工）的组织行为！第二，共生经济学从“業”到“態”的视野传统经济学追求業的增长，共生经济学强调態的发展。传统经济学追求经济增长，即（产）業的发展，共生经济学强调人、事、物（自然）的共生关系，即（生）態的发展。对大工业生产、城镇化运动，以及“王爷（部门）经济”、“诸侯（地方）经济”、“地主（豪强）经济”、“朝贡（出口）经济”，提出各自必要性的阈值。第三，共生经济学从GDP到GDE 传统经济学以GDP指标衡量经济发展，共生经济学以GDE为指标。国内能产转换总值，即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这里稍微展开，不妨直接从《共生经济学》一书第八章《全涵盖力的GDE价值评估体系》第三节《新的参量构想》中引述如下：1. 地球上唯一可循环能源是生態能源和精神能源地球上唯一永不枯竭的可持续循环能源，是生態能源，或者干脆说是生物能源，尤其人类自身所特有的“精神能源”。回溯人类文明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最初也是和其他生物种群一样从大自然汲取动植矿物资源，作为自己生存能量的基础。而文明诞生于人类天才地发现并将一些植物动物品种筛选出来成规模地种植和养殖，以供自己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之需，而且这种经验和精神创造，被一代一代传递、丰富、文而化之，生命不息，能产不止，文明使人类最终成为所谓“万物之灵”。其实，即使是化石能源、电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能的利用，也无不是这种精神能量创造（发现、发明）的阶段性结果。所以，不管是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还是工商文明，人类始终依赖的不是外在能量或能源，而是自身的精神能量或能源。如果说，工商文明建设似乎主要依靠的是物质能源和资本能量等外在工具作为推动力，那么，生態文明建设则明确要求主要依靠人自身的精神能量或能源亦即发现、发明、创造、创意等内在推动力——只有精神能量或能源转换才是人类和地球生態自觉的自组织力。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提出展开一种新的研究，即：“建设生態文明GDE全球经济社会生態一体化发展价值评估体系及其新参量研究”，简称：GDE新价值评估体系研究（或简称“以民生质量为核心的GDE价值评估体系研究”）。既然“创造能量”“就象太阳、雨、雪松和美好的地球一样实在”，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妨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参量构想。基于Energy一词，具有能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能效等多种涵盖力，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为介质来完成的，因而，可以把人自身的生产、人的物质、精神生产，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全方位、全生態地加以观照参详。所以，也许用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总值来做经济社会生態一体化发展价值参量将更具有科学性、可行性与合目的性。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生態文明的英文Ecologicalcivilization，也是“E”打头，所以，GDE，很自然地包含了“生態”之含义。更为奇妙的是，中文生態一词中的“態”，由“能”和“心”构成，本身就包括了“Energy”的全部含义，同时，生態文明指的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状况、规则构成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態方式。迄今为止，我们对文明形態的定义都是以“業”为参照物，如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而从生態文明开始，人类将进入以“態”为参照物的历史新时代。生態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转型从单一、多样的“業”（产業、行業、事業、企業、百業），到立体、整体的“態”（业態、生態、心態、生活即生产、服务、休养生息状態）的历史性飞跃。2. GDE综合评价体系构想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GDE价值标准，最后还要找到计算或计量单位。从GDE上来看，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价格肯定反映了人的行为（劳动生产）一定的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但价值远远超越了价格的内涵，而且：第1，价值有正（+）有负（-），被GDP计入的产值，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降低生活品质和福利的东西，例如污染造成水、空气和环境破坏，需要付出代价才能恢复，但要折算成价格扣除也非常困难；第2，价值的显现方式和表现程度还有时间限制（引入时间概念，长、中、短期，过去、当下、未来等）；第3、价值仅有相对性（如不同的人有智愚、强弱、高尚卑劣之分，比如对于没有价格但是同样也增进了人民福利的东西GDP无法反映，违法和犯罪的行为也不能计入） ，而为了追求GDP增长率，政府官员想方设法把那些钱买不到的东西，变成钱能买得到的东西，有的达到荒唐程度（有地方官员或人民代表提出设“红灯区”）；第4、价格不反映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如果A、B两国的“市场价格的和与最终产品价格的和”相同，但是A国的生活有如苦役，B国的生活轻松闲适，这是劳动生产的终极价值标准；第5、“市场价格的和与最终产品价格的和”不反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A、B两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很可能相差极大，但是这个差别是不反映在GDP里面，还有，即便两国或一国不同地区的GDP相同，但所付出的代价也不一样；第6、由于政府生产指向导致的计入GDP的产能过剩和“挖坑填坑”行为，能耗很大损失很大，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高价确实可以推高“市场价格的和与最终产品价格的和”，但不少基础设施建设是很大程度的浪费，人为推高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更是如此。所以，价格不反映价值是显然的。那么，GDE如果采用“价值”作为基本计量单位，具体应当如何计算？这需要集中多学科、多领域智慧。这里只是提出GDE的框架性思路：这里的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可以同时依据3个值的综合评价来加以计算（具体可以再细化，并作出若干理论模型与方法规则），即：能产1：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生产、消费、物流过程消耗原材料量及对环境生態（包括奢侈浪费率、社会公平损害率、游戏规则混乱带来社会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增长、国民身心健康受损、非法经济、简约美学）破坏量等；能产2：能量转换的产生量（+值），生产产出价值及环境（包括人自身的生产&如所谓“人口红利”&、家庭乡村社区公益经济、政府投资产值、市场投资产值、进出口本外币对冲、estate结构优化率、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贡献率、社会公益建设贡献率、幸福指数、亲情间的服务、非亲情间的善行）优化价值等；能产3：创意生产量（+值），非可比价格的精神能量（思想、文化、爱心活力及自主知识产权、参与自然修复循环，科技创新、金融创新、时尚流行潮流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性服务消费贡献率，简约乐活物质性循环消费贡献率、社会政治共生体自组织力）。这种“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是一种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生態一体化成长评价体系。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既把现行GDP或GNP的方法考虑在内，又把所谓Green GDP或Green GNP的方法考虑在内，还把“创意产业”（所谓GDC和GNC的方法）考虑在内了，同时全方位涵盖了人自身的生产、家庭生产、社区乡村生产、自然资源贡献、社会公益贡献、社会政治组织贡献、政府与市场投资、国民消费、进出口贸易的正负能产值。3值统计中第1值显然是负值，为了强化环境、气候、生態意识，人类首先应当了解自己“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其次才是正值，即第2值和第3值，相当于现在GDP或GNP的统计方法，但较之涵盖面宽阔得多。尤其是第3值，远不是目前所说的“文化创意产业”所能概括的，它将是从“知识经济”（后工业经济）到生態文明时代“共生经济”的主要评价指标和基本参量指标。由于新的“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更趋公平、公平、公道，如被世界各国采用，那么不但类似《京都议定书》中有关碳排放量的硬指标（奖励机制及由此衍生的“碳排放权交易”将被取消）要进入统计，像机会成本、社会交易成本的软指标，也要进入统计。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或许可以提出三个与生態文明及其生態经济（自然创意经济）这一新发展模式相应的参量：一是：国内能产转换总值，即GDE=Gross Domestic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二是：国民能产转换总值，即GNE=Gross National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最后：世界公民能产转换总值，即GWE= Gross world-Civil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只有完成了生产业绩评价体系及发展参量的改变才能改变发展方式、增长模式和政府职能。新的参量，及其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一体化成长评价体系，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和生产、生活、生態格局。3. GDE的生活根本性价值导向如今，从“生態文明，共生发展”的新时代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当作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態方式本体（组织）的人、人民、公民，被简化为“消费者”时，“人民”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必然被慢性抽空，所谓“自主创新”也必然被追求资本或法权两大特权所取代；而所谓的“经济增长”，也就被简化为“投资、消费（内需）、出口（外需）”这样一种兴高采烈“全民经商”的冷冰冰过程。“人”在这一过程中，不过是追求超平均利润率的工具理性的工具性载体，亦即自己成为自己谋求特殊“权、钱、性”的奴隶，从而，统治性的利益体系的意识形態化的奴隶：要么按照丛林法则的选择而成为僭代公共话语的主人，要么则是依附于主人的奴仆。于是乎，陷入一种钟摆式世纪困境：在经济体制机制上，要么市场自由，要么政府管制。在政治体制机制上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资本垄断一切，要么法权操纵一切；在意识形態上也必然相应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所谓“右”，要么所谓“左”，且互不相融，明争暗斗，内耗不止。虽然各领自以为是的“风骚”三五年，但无论是“左”是“右”，结果都会留下一大堆“烂事”给大自然、给社会、给后人去消受。一个国家用于“衣、食、住、行、信、生、老、医、保、安、居、乐、业”等13大生活要素产能越高，剩余的商品货币化劳动越高，其对“阳光、空气、水、地矿、生物、自遗、天体运行”等7大“外部性”环境的破坏就越大。或许，这一判断可以得出一个生態文明系数（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efficient）。根据GDE“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以13大生活要素”中的“衣”为例，看GDE的现实意义（其他12大生活要素由此类推）：设80%成年中国人5年内除内衣、鞋袜外很少添加新衣，甚至基本不添加新衣，会不会出现“衣不裹体”或“衣着不体面”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这就不难发现中国服装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和劳动过度重复，以及为了“保GDP增长率”而刺激服装“内需”的严重能耗和过度消费（包括奢侈浪费）。那么，在生態文明建设的意义上，过剩的产能如何转化？过度的能耗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用“衣”为例论证和细化，一以贯之（关连项），即把你要求的“绝对性”（各项指标指标都具有绝对性）和“整体性”（指标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形成整体）结合“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老话说“一通百达”，做通了这个“衣”的绝对性、整体性与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关联，真正的模型就出来了，其他就是个应用操作（当然也要根据不同要素的特点及与其他要素关系性质在应用、推理过程中变化），最后形成一个Energy Conversion（自然、人文、社会、经济、政治、生態）价值平衡表，操作性就出来了。这就自然引出了GDE参量的生活导向问题——GDE评价体系的根本价值导向和极致诉求是：人类象自然母亲一样善于EnergyConversion，并自行调节循环，没有所谓“垃圾”这一说——及其综合效应，即生態文明的生活方式，亦即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同时也是生产方式（恊调好阳光、空气、水、土地、生物、自遗、天体运行的时空关系），即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位”的建设方式，因为，“生態统领，共生为魂”意义上的共生，必须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自己三大关系上的终极-现实共生。建立在乘法思维和共生法则基础上的GDE，是生態文明共生经济体发展的全新价值评估参量体系。GDE价值估算参量的特点是：1、除了将GDP遗漏的领域很自然地纳入其中，还将所谓“绿色GDP”、“GEP”、“GNH”进行有机整合；2、GDE将区别数量与质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环境与气候、法治与道德参量，用乘法思维进行正负评级估算；3、尤其重视人的精神能量（如创意、管理、规划、领导力、思想力、文化力等）转换价值估算。国人把GDP嘲讽为“鸡的屁”，看上去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是当代中国出现“民怨”与“官腐”两大危机的集中反映。须知中华文化意象中的“凤凰”原形，就是“鸡”（雉鸡），当全民经商只关注“鸡的屁”成为世风时，中华之凤凰还能飞提起来吗？还有灵魂吗？生態文明的GDE价值评估参量体系，正好从中文谐音表达了一个时代诉求：从关注“鸡的屁”到关注“鸡的翼”——凤之翼的认知飞跃。当美国金融海啸带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同时，也给新的世界文明——即“生態文明”及其人类健康且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带来了转机，GDE参量是走向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创建一个共生世界的金钥匙。雾霾中国来了，央视发问：“呼吸清新空气还要等多少年”？共生经济学的回答是：生活总是生产，也大于生产，生产却未必总是生活所必须，甚至会悖逆生活的目的。所以，第一，将工商文明导向的生产生活方式，纳入生態文明的生活生产方式之中；第二，把“老百姓”和“领导干部”转变为“国家公民”和“公民社会”以进入共生社会的生活；第三，破解GD迷局，彰显GDE格调。这三条，当成为美丽中国的时代导向。我们欢迎李克强提出“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改革目标，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不改革将承担历史责任。特别是他要求统计数据实话实说，杜绝虚假现象。由此推动改革“统计”，要真实数据，淡化GDP，敢于公布诸如基尼系数、pm2.5等敏感数据，允许对统计数据评头论足（基尼系数的官民之争，可以休矣）。 我们期待有关方面的支持，成立一个“以民生质量为核心的GDE价值标准课题组”，使之具体化，成为可操作应用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GDE价值标准国际评级机构”。只要我们顺势而为，就一定有所作为体行共生，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2008年10月9日初稿2013年3月11日修改2013年10月13日整合 （作者为：江西美术出版社编审与战略顾问、无党派人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球共生研究院发起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必然要承担着将版中国经济升级为版的历史重任。十八大报告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列为未来工作重点，同时，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设贯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我们认为，把这个“新四化”植入“五位一体”的具体建设之中，就是版中国经济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经济的全新发动机，而城镇化，很可能是开启这台引擎的一把钥匙。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建立了版的计划经济框架体系；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改革起点，建立版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框架体系，再到把城镇化作为打造版中国经济的一把钥匙，以彻底改变中国的“三农”问题，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逻辑选项上看，确似有灰蛇走线的内在联系。无论说“逻辑的展开就是历史”，还是反过来说，“历史的展开就是逻辑”。中国经济建设脱胎于政治革命，但经济建设不是政治革命，甚至政治建设也不是政治革命。革命要分敌人朋友，而建设不分你、我、他，用恩格斯的话说，是无例外的“每个人”的事。只有当我们摒弃了革命的“阶级分析”和“敌对思维”，走向全民共生的时候，真正的惠及每个国民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红利释放才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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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宏思想力
世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剑更有力量!一个国家只有当拥有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时,才能获得强有力的世界价值!乔治o华盛顿曾说：“如果你帮助别人得到他想要的，你就能得到一切你想要的。”那么，钱宏想要的，就是：自己有能力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改善和提高身心灵健康；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公权组织，臻趋善政与良治之正果。愿我们善思善行,从追寻一个可能共容、共栖而共生的新纪元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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