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经济8月份呈现回暖态势，但风险挑战依然存在，尤其需求不足更是主要矛盾。怎么办？第一，需要我们静下来，全面检视和梳理，搞清问题的内在诱因；第二，抓到“纲”，纲举才能目张。犹如诊病先验血，检视经济病症先要检视金融，因为它是经济肌体的血液。检视金融我们发现，金融短期化趋势会同时导致经济承受“压力”。比如，金融短期化会导致股权资本稀缺，股市虚弱，同时削弱企业创新性供给能力；进一步而言，股权资本稀缺会导致短债长投，债务规模和风险“因短而高”，而且当债务杠杆超过一定的边际，投资需求受阻，内生性动力弱化。再比如，金融短期化会导致政府“债务与投资期限错配”，进而导致地方财政和政府债务一并陷入流动性困境；对实体经济而言，金融短期化实际是金融“明松暗紧”——短期货币一大堆，但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长期资本稀缺，不仅长期压制GDP增长，而且不断弱化资本市场走势，进而影响老百姓对经济温度的感受，预期不断弱化。如此等等。当然，除了金融短期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我们都需要一一梳理，找出真相，尽最大可能兴利除弊，铲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尤其需要防止的是：那些不易被看清的、复杂且背离经济目标的“技术机制”不仅得不到纠正，反而在各种嘈杂的说辞中被掩饰。从源头上加厚长期资本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但从现实看，许多问题长期困扰中国资本市场。这其中固然存在大量机制问题、监管问题，但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诚如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022年8月1日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的那样：“总的看，我国不缺资金但缺资本，尤其是缺创新资本的问题比较突出，在传统行业投资增速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这一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什么是资金？短期的货币流动性；什么是资本？适宜稳定而长期，甚至超长期投资的资金，它是股权投资的基础力量。所以，可以认为易会满说的实际就是金融短期化问题：短期的钱一大堆，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必需的长期资本短缺。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金融结构扭曲？“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根据“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这个公式，在“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之下，GDP规模不断扩大所必需的M2增长，将主要依托于货币乘数的不断提高，而基础货币数量却保持平稳。就目前而言，央行基础货币发行始终保持30万亿元左右不变，但中国的货币乘数已经高达8倍。必须明白的大逻辑：第一，货币乘数过高，意味着商业金融机构通过“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的方式派生了过多的金融杠杆，而且“存变贷、贷变存”的周转速度越快，则意味着金融运行周期越短，这是导致金融短期化的根本源头；第二，金融期限越短，债务规模越大，杠杆率越高，这就好比“木料越短，建房所需木料总量越大”；第三，当金融期限短到一定程度，企业会规避“短债长投”的流动性风险，于是，货币流动性再大，企业也不借贷，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在破解资本市场困境的问题上，两大供给缺一不可：其一是制度供给，要以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市场，大幅提高上市公司品质；其二是海量的长期资金供给，这就要求金融市场能够生成更多的长期资本，为资本市场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基础。传统观念认为，资本市场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场所。所以，资本市场的资金必须源自老百姓的储蓄。但现代金融理论认为，金融问题是系统问题，激励经济同时破除债务杠杆有效的方式是：整体金融系统长期化、资本化，加厚企业股权资本，在激励企业创新发展的同时，降低债务率，去除债务风险。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更是直白地指出，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是永远不必回收的债务，功能上属于“国家资本”，所以破解债务杠杆的有效方式，就是大规模释放基础货币，甚至是长期基础货币，推动整体金融系统更多生成长期资本，大幅增加资本市场可用资金。正因如此，破解当前经济难题：第一，需要央行以期限结构调整为抓手，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供给长期资本，而非短期资金；多关注资本流动性的充裕与否，而非只注重货币流动性。为此，央行需要破除依据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所构建的、“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充分意识到，金融短期化不仅与资本市场发展需求相悖，而且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相悖，更与科技创新发展需求相悖，同时很可能导致“流动性陷阱”。第二，需要央行从货币供给端出发，在寻求M2合理增长的前提下，大幅提高M2的品质。具体而言就是：加糖降水——在大幅提高基础货币，尤其是长期基础货币成分的同时，压低货币乘数。以此规避单纯依靠货币乘数推高M2的过程，逆转金融短期化趋势，促成资本金融、长期金融的快速发育。无论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支撑中国经济创新发展，还是化解债务风险、激励资本市场健康成长，构建强大的资本金融已经刻不容缓。避免似是而非的概念理论上说，M2增速过快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源。但我们必须牢记：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按照基本概念：基础货币是央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发行的货币，亦称外生货币或高能货币；基础货币之所以被定义为高能货币，是因为基础货币在商业金融机构手中，可通过贷款变存款、存款再变贷款创造出数倍于基础货币的“派生货币”（亦称内生货币），其派生倍数则为货币乘数。所谓“大水漫灌”应指：M2增速过高。但现在，许多人把央行投放基础货币视为“大水漫灌”，只要央行实施逆周期调节——降准或增加MLF投放，立即就会有人说，央行放水。这样的说法实际已经对社会构成误导：第一，完全混淆了基础货币和M2；第二，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未必导致M2增速加快，因为货币乘数可能随之降低；第三，把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简单粗暴称为“放水”，势必引发社会对通胀的担忧，从而阻碍货币政策的正常实施。所以，第一，我们必须在货币问题的表述上力求精准，不使用“大水漫灌”这种似是而非的概念；第二，权威机构不仅要向公众解释经济数据，同时还应担负起向媒体和公众解释专业问题的职能，这有利于提高全民的经济、金融素养，有利于政府目标的达成，有利于正确引导市场预期。比如，不能把基础货币投放简单混同于M2高速增长，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并不难，但有必要不厌其烦，反复解释；再比如，物价上涨未必是通货问题，这个道理讲清楚也不难，但也需要不厌其烦，反复解释。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不能因噎废食地方政府只会乱花钱，而必然存在道德风险？在中国，这几乎成为一些人“不假思索的认定”，就像“国有企业必定低效”一样。但事实如何？尤其是经历数十年改革之后，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变成了“该不该结合货币政策破解地方政府债务困境”的最大障碍。我们需要看到：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实施税制改革，强化了预算约束。典型案例是：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了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的说明。该方案第二款第十一条明确指出：“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这无疑大大节约了政府税务成本，减少了企业针对税务检查的负担，同时也加大了政府预算约束。第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大量现代科技手段被运用于财政收支，地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中央预算管理，置于国家统一规划之下，各级政府“超预算支出”的情况被强力控制，这势必让预算“软约束”成为过去。所以，绝不能因噎废食，财政方向不尽如人意必须加大改革甚至处罚力度，但货币政策配合地方债务化解势在必行。总体上看，地方政府债务背后大都对应有资产，而且存在较好的收入预期，只是当下或短期内尚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所谓债务风险，说到底都是流动性风险，而化解债务风险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则是“用时间换空间”。有人说，“用时间换空间”处置债务问题，不过是把这辈人的债务推给下一代去还。这种说法严重错误。我们说“用时间换空间”，实际是等待债务背后的资产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产生效益，而绝非单纯延长债务期限，而下一代人恰恰是这笔巨额资产的享用者。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债务与西方国家政府债务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是“财政赤字资本化”——财政赤字用于投资，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不仅为当下提供了发展的潜力，也为后人留下了可以“下蛋”的财富；西方国家则不同，它们的财政赤字若用于发钱消费则是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为后人留下的当然是债务。如何“用时间换空间”？三层逻辑之下，重担必然落到央行身上。第一，“用时间换空间”意味着通过债务置换，大幅拉长债务期限，同时有效降低债务利息成本；第二，让商业银行以长期低息贷款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不仅违背市场规律，而且在货币乘数高、商业银行长期资金来源不足的背景下，大幅增加10年期以上的贷款，必然放大银行风险，结果是风险转移，有悖化解初衷；第三，必须央行出手，按照前段所述原理，在大规模释放长期基础货币的过程中，以地方政府债务作为工具，（1）为央行提供足够规模的货币政策工具，（2）为巨额地方政府债务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3）央行和政府信用匹配之下才有可能拉长债务期限、降低利率成本。毋庸置疑，当下中国经济说到底，关键在于债务制约。历史证明，地方政府的发展欲望强、干劲大，中国经济就活跃、就发展，反之就会死气沉沉。实际上，让地方政府变冲动为能动，变面子为里子，这恐怕也是提高政府现代经济治理能力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既要看到债务，也要看到资产，只有通过发展，让资产尽快产生效益，债务风险才会有效且良性地降低。正因如此，我们没有理由沿用老腔老调，以地方政府存在道德风险为说辞去拒绝货币政策改革，尤其在中央不断强调系统观念的大势之下，各级政府和部门首先要强化系统观念，梳理全国一盘棋，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齐心协力。实际上，中央多次强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但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做到了？需要反思和检视。厘清人民币汇率的一些基本概念有人说，鉴于美元加息已近尾声，所以人民币不会再出现剧烈的贬值；又有人说，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不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个人，都要避免被预测结论误导；还有人说，要稳定预期，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上述观点在说什么？第一，“美国加息已近尾声”的意思是，美元指数因加息而走强的趋势已近尾声，所以人民币相对美元指数走高而贬值“也已近尾声”；第二，没人说得清美元和人民币之间怎样的汇率水平才是“均衡水平”；第三，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确实存在“超调风险”。把上述说法加总是否自相矛盾？第一，人民币汇率之“锚”是美元吗？如果是，我们的汇率制度是不是一种“另类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明显与“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矛盾？第二，美元指数走高，人民币一定贬值；美元指数走低，人民币一定升值？这其中的关系必须厘清。（1）美元指数涨跌是美元对欧元、日元、英镑等6种（一篮子）货币变动的结果，但6种货币中没有人民币，所以美元指数变动不能说明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比价变动状况，凭什么人民币要看美元指数涨跌？（2）美元指数中57.6%是欧元，所以欧元区的经济问题对美元指数影响很大，比如，俄乌冲突等因素对欧美汇率影响巨大，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凭什么因“欧元区经济弱化推升美元指数”而贬值？这不是很矛盾吗？第三，既然“汇率测不准”，该如何发现人民币汇率是否“超调”？又该依据什么去管理市场预期？如果“汇率测不准”，如何才能知道“均衡水平”在哪儿？如何“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目标？显然，这里依然存在矛盾。应当看到，当今金融市场中的许多概念属于“模糊概念”范畴，但“模糊”不等于“没谱儿”，更不等于“自相矛盾”。但很遗憾，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恰恰带给世界大量“自相矛盾”。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之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比如，对均衡汇率问题，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认为“市场可以自动找到汇率均衡点”。但是，历史实证告诉我们，汇率可以在任何点位上达成“供求均衡”，也可以在任何点位上出现“供求失衡”。因为，外汇市场从来都不是“自由市场”，汇率背后永远存在各种干预和操纵的势力。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时金融大亨的搅动。正因如此，“均衡汇率”问题是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也是所谓“汇率测不准”的根源所在。既然如此，不能一面强调“汇率测不准”，一面又强调“实现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之间存在矛盾。怎么办？应当坚持“满意价格”原则，也就是让汇率最大限度地符合中国利益诉求，而这个诉求应当是，不寻求均衡的相对稳定。对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汇率往往不在于高低，而在于稳定。“二战”之后为什么各国要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那时的世界还是实业资本为主体的世界，需要一种汇率机制，带给各国汇率以“超级稳定”，带给实体经济以稳定的汇率预期和生产安排。这样的稳定，哪怕仅仅维系一段时期也是有益的。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固定汇率机制，哪怕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一些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发展中国家依然热衷于固定汇率，包括小型经济体甚至采取“联系汇率制度”去寻求汇率稳定。问题是，固定汇率制度之下的“超级稳定”已经很不现实，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那该怎么办？放弃“均衡汇率理论”，承认市场根本找不到所谓“均衡汇率”。与此同时，通过有效的管理去实现人民币汇率“不寻求均衡的相对稳定”。所以，中国必须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非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是否存在“不寻求均衡而相对稳定的条件”？当然，当下中国经常项目依然存在巨额顺差。为什么一方面是巨额顺差，另一方面却是人民币贬值？关键是，在经常项目自由兑换的背景下，顺差所获外汇大量外挂。外汇外挂当然与中外利率差价密切相关，但我们是否可以就此任由人民币贬值，甚至把人民币币值绑定于他国不再加息或我国不再降息甚至跟随美国加息？这不仅非常被动，而且不符合中国经济需求。该怎么办？发挥“有管理浮动”的特点，在强化管理的同时，设法构建“愿意结汇而增加中国市场外汇供给”的制度。实际上，当今世界根本不存在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包括拥有货币霸权的美国，也不会放任美元指数的自由波动，而无论涨跌，其中都包含目的。所以，中国不能一味遵从“他人设置的市场规则”，任由外汇外挂失控。尤其是：（1）当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经济对手，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中国经济之时，中国更不能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捆住手脚；（2）2008年之后，美欧货币角力明松暗紧，美联储货币政策长期大开大合，未来势必愈演愈烈，而相应的，美元指数大起大落常态化，中国必须有所准备，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人民币随之大起大落。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该如何“锚定”？或许，这才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最该尽早考量的重要事项。其实，国内早有呼声，比如，以GDP为锚，以电力为锚，而最近更有“以数据为锚，迎接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呼声。总之，人民币汇率之“锚”应当符合中国经济特色，符合中国利益诉求，而一味坚持以一个或一篮子他国货币为“锚”，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之下的产物，它最大的危害是，将弱势货币国家的经济导入强势货币控制。坚定预期管理的信念和意志舆论影响预期，预期影响价格，价格影响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影响经济健康。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央特别重视预期管理。但是，中国经济预期管理做得如何？第一，经济舆论专业性强，跑偏与否往往很难识别。比如，最近A股市场走势被人民币汇率左右，但似乎没人意识到，这可能是“让外资控制中国股市走势”的恶为。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构建起“群体性认知错误”，很可能产生“羊群效应”，让经济走势背离目标。比如，人民币汇率引导股市走势，很可能会阻碍“企业借助低利率货币环境募集股权资本”的进程，进而导致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基础不足。第二，言论干预预期是最重要、最有效，也是最便宜的工具，但对比发达国家，中国经济权威部门说话频率还不够高，不能给市场带去明确的逻辑性和方向感。究其原因：（1）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缺乏预期管理研究，更缺乏各部门之间预期管理的沟通和综合研究，这势必导致预期管理散乱，各部门自说自话，缺乏系统表述；（2）经济管理部门担心“言多语失”，所以尽量少说多做，等待市场自悟，但其效率低、效果差，往往错过最佳时机，更不好的是，体制优势异化为体制短板。第三，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可持续和能确保可持续的手段。比如降息，在市场利率已经很低的情况下，央行降息幅度势必越来越小，频率越来越低，时间间隔更无确定性。尤其在央行拒绝量宽手段，又唯恐降息降准加大杠杆风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则少了许多坚定性，甚至数次出现“见好就收”的情况。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 《21世纪货币政策》 一书中实际蕴含了这样的道理：对央行而言，降息不是降息、QE也不是QE，这些手段实际都是“预期管理工具”，而非简单的货币政策工具。所以，经济数据尚未确认市场预期转变之前，美联储货币政策方向将一刻不停地坚持，甚至“超级QE”可以坚持10年。当然，“超级QE”背后还有另一层含义：货币政策方式改革——从内生扩张（基础货币不变，货币乘数提高）转向外生扩张（注入长期基础货币，压低货币乘数）。10年坚持“超级QE”的结果如何？（1）2019年之前，美国货币乘数从9倍回落到最低不到3倍，后保持在5倍左右；（2）M2增速从10%左右回落到5%左右，没有带来任何通胀压力；（3）珍尼特·耶伦卸任美联储主席之前称，10年货币政策使得美国企业长期稳定的股权资本增长100%，而最不稳定的货币市场（短期借贷）融资减少了50%。这是什么概念？尽管2020年过度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导致美国严重通胀，但为什么美联储暴力加息没能严重伤害美国经济？这与2020年之前打下的底子有无关系？是否值得认真研究？有人说，经济好了，预期自然会好，所以不必刻意扭转预期。真是这样？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它忽视了“不良预期会与经济健康”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无论如何，央行等所有经济金融管理部门有必要“再次解放思想”，破除条条框框，敢于面对公众、善于面对公众，切实在扭转市场预期的问题上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宏观经济政策切忌临时性和计算式在推动经济升温的诉求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切忌计算式和临时性。所谓“计算式宏观政策”就像喂鱼，一池鱼有大有小，如果按照每公斤鱼应投喂多少饵料“计算式喂养”，表面看似科学，但实际结果很可能是：大鱼吃撑，小鱼饿着。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往往需要更进一步，尤其在推动经济升温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展示坚定的信念和意志，给予市场正向的、确定性预期，持续强化市场信心。说到宏观经济政策切忌临时性，伯南克在 《21世纪货币政策》 中讲过一个故事：1966年，美国经济过热，通胀高企，但政府不希望美联储紧缩货币，怎么办？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和美联储主席马丁达成一项计划，以政府“临时加税”的方法取代紧缩货币手段，结果失败。为什么？关键是“临时”作怪。就是说，如果经营主体都认为加税只是临时措施，他们就不会收缩开支，而是动用储蓄以维系现状，从而导致经济热度不减，政策失败。中国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些年，政府因疫情而给了经营主体许多政策支持，但这些政策似乎都带有明确的“临时性”色彩，甚至给人以疫后就会退出的感觉，这是否导致政策努力前功尽弃？是否导致经营主体对疫后经济恢复正向预期偏弱？是否导致疫后经济恢复不及预期？正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推升经济温度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为市场提供足够的时间，让企业在宽松的宏观环境里找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并真实扩张投资，这恐怕才能有效强化内生性增长动力。刚从三年疫情中走出，恢复经济活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企业不仅需要康复的环境，更需要发展的环境，这都要求决策者有足够的耐心去保持政策的持续，直至企业真正走出困境。积极财政政策应当更加普惠不同以往，中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已从沿海向中西部延伸，也唯有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大型基础设施才有伸向贫困地区的可能性。但在中西部，尤其在贫困大山里建设基础设施，成本高、效率低。更重要的是，铺路架桥所需技术条件极高，一般民营企业参与度会相对低得多；还有“新基建”，它也是政府投资密集区，但同样存在技术门槛极高、一般民营企业难以参与的问题。应当说，上述政府投资方向无可厚非，但关键是技术门槛削弱了政府投资的普惠性，很难关照到极具消费欲望的、底层公众的收入增长。所以，有学者建议，政府应当着力增加“水循环系统”建设。这项建议实际非常积极：第一，它可以大量消耗传统过剩产能；第二，符合乡村振兴的基础要件；第三，符合全球变暖且中国缺水的实际，而打造“精细化水循环系统”大网，可以使中国水资源利用上一个台阶，加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第四，可吸纳海量普通劳动力参与，有利于促进中国消费增长；第五，工程持续时间或可长达10年以上，对内需经济、内循环系统构建以及统一大市场建立均可形成持久拉动。所以，财政投资需要高、中、低搭配，尤其需要更多关注投资的普惠性，这样或许会更好地兼顾政策的长、中、短期效应。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我们应当意识到，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是一国经济潜在增长的关键能量。所以经济学早有研究指出，在国家整体资产负债表弱化的周期中，试图单纯通过消费拉动去刺激经济增长，只会适得其反。原因是，如果国民资产负债表再因过度消费拉动而弱化，国家经济的增长潜力将被耗尽，正向经济预期也将随之丧失，整体经济将更加虚弱。想要重新补起来，则必须慢慢积累，不仅难度巨大，而且时间超长。所以，必须谨慎控制消费拉动力度，让经济尽快回归“投资拉动收入，收入拉动消费”的基本逻辑规律，正如中央所说，要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正因如此，扩大财政投资的普惠性尤为重要，拉高底层民众收入是最佳消费刺激。同时，中国应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尤其应当支持农村住房改造和乡村特色经济，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政府还可以补贴建立乡村直播带货平台，为大山里的农产品进入城市消费循环提供便利条件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切忌“发钱消费”。第一，严重消耗老百姓的消费潜力，对经济未来不利；第二，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普惠性的财政投资，实施以工代赈，这是“财政赤字资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留下大量优质资产，造福后代，并以“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逐步实现价值，但“发钱消费”则是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极易引发恶性通胀，2020年之后的美国就是典型案例。谨防 “无利润” 经济陷阱工业是商品价值之源，商业是商品利润之源。历史地看，工业利润＋商业利润＋服务利润是全社会的所有利润来源，而商业利润是大头。但经济学有个重要定律，当商品信息足够透明时，商品利润将无限趋近于零。毫无疑问，互联网提供的商品透明度带来了商品交易的极高效率，包括购物方便、价格低廉等。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不容回避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第一，恶性竞争导致商业企业营商环境日益恶化，商业利润大幅降低；第二，越发微薄的商业利润，使得原本最大的就业领域不断收缩，整体商业领域可容留的就业人员规模，以及可支撑的中产家庭数量越来越少；第三，大资本支持下的平台渠道走向垄断，“无效消费”暴增，消费者极易变成“剁手族”，而无论消费数量如何增长，多数商家依然无利可图；第四，飞奔的快递车辆车祸频发，包裹拥挤在城市社区门前，收件人排队取包裹变成城市景观；第五，优雅而随机的消费快乐消失，社会紧张感大增，幸福感递减；第六，退货、快递包装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与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存在矛盾。这种商品市场景观背后是什么？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科技所带来的市场行为未必都有正效应。比如，个别公司依托“科技实力＋资本实力”快速形成垄断，使得大量公共服务渠道收窄；再比如，购货退货频繁，占用大量快递资源，包装浪费严重；等等。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政府都该依据市场条件的变化，兴利除弊，让更多劳动者在商业活动中能够获得收益，这其实也是中产社会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应以“人民利益至上”为原则，大力推动中国商业经济重构。我们说，事物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的。电子商务的出现部分“否定”了传统店铺式经营方式，其“否定之否定”阶段又该是怎样的模式？至少，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与实践，尽快推动商业市场找到新的各方利益平衡点。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破解传统商品市场“过卷”趋势，避免走入“无利润”经济陷阱。（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8期）}

来源/微信公众号：樱桃小财女（ytxcn8）
作者：樱桃房地产与金融密不可分，本质上，房地产小周期是由信贷决定，所以樱桃必须关注金融界的大事。今天央行行长更替，让我们一起聚焦新行长易纲。易纲曾在2003年出过一本书《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时代较为久远，我为大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做了点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对易纲2018年的货币政策思路做下解读。1超发货币去哪了？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广义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也就是M2持续高于真实GDP增长率与CPI之和，那么这些货币去哪了呢？易纲的书中对此作出了探讨。他分析的主要是1979-1984年期间，中国经济因迅速货币化，从过去的计划经济，突然解放了生产力，表现为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兴起，个体经济的发展，使大家对现金的需求大大增加，因为农民、个体户、乡镇企业过去都没有什么信誉，要使商业顺利进行的有效方式就是迅速积累现金，因此这一时期虽然超额货币供给，但是通胀率却很低，表明超额货币供给的绝大部分都被新货币化的经济所吸收了。易纲认为，超额货币并不真正是“超额的”，它被用来满足新货币化了的经济需要。中国的M2与GDP之比为什么迅速增长？易纲认为，该比值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主渠道，这主要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这不是经济主体的自然选择，而是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下不得已而形成的。我们平常简单地用M2总量减去GDP得出超发货币多少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现在的M2是一个累积的数字，货币的多少，还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货币化全面深化有关，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直接融资规模小，M2总量就会大。美国M2/GDP比值较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元供给数量相对较少，而只是因为其商业信用发达，有相当规模的美元信用是由银行以外的主体创造出来的，并不计入货币统计。而中国商业信用发展相对滞后，使银行信用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直接导致了M2/GDP比率较高。周小川在他的书中《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说，货币供应不仅是满足实物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一旦有了股票、债券、期货，就需要一定的货币供应量来支持金融市场对流动性的要求。小川同志把最大的货币蓄水池房地产给写漏了，所以这些年，中国的M2增长这么快，我们的CPI却保持很低，就是这个原因，多出来的水，都跑去买房子了，房子吸收了多余的货币，所以没有通胀问题。22018年的货币政策书的内容就不多摘取了，大家感兴趣的自己去买了看吧，文章写长了又看着累。最近央行旗下杂志《中国金融》刊发了易纲题为《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 》的文章，对2017年货币政策工作作了全面回顾，并对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进行了清晰阐释。易行长的表达比较学术化，看起来很累，我根据个人的理解通俗的翻译下2018年的内容。1、国际国内背景从国际上看，全球将进入加息周期，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外需回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与此同时，因为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回暖，可能对中国CPI带来上行的压力，而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可能会让我们的货币政策受到更大的紧缩压力。从国内看，随着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企业利润改善明显，已经能够看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2018年中国GDP保持平稳增长没问题，但主要还是依赖于出口带动的复苏，内生的消费增长还是不够，离转型成功还早的很，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和杠杆还很高，房地产的泡沫还比较大，金融监管还要继续整下去。2、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更注重经济的发展质量，而非一味地追求增长速度，已不再适宜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想要像09年和2015、2016年那样的大放水是不太可能了，2018年人民银行将做好总量调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不会出现2013年的钱荒，不会让流动性枯竭，让货币保持不紧不松的格局。3、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以前一直搞不懂什么是宏观审慎监管，后来在彭文生的《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书中有所理解。在08年以前，国际上主流国家的央行的货币政策，一般都是通过利率来调控，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总量，比如加息，就属于货币政策。而宏观审慎的着力点在于结构，两者是互补的。怎么理解呢？比如针对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个部门，进行监管，就属于宏观审慎的一种，因为债务问题是结构性的，在同一个时间点，不大可能所有部门都出现高负债的情况。比如对房贷首付比例要求，也是属于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的一种工具。易纲的文章提高，2018要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总之，可以理解为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相结合的组合拳，对于具体行业来说，影子银行和房地产，将是重点调控的领域。4、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人民银行将落实好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的相关工作。我只看到这一句重点，今年有可能继续对农商行定向降准哦。5、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另外关于易行长上来后对房地产的影响，我妄自揣测一下。易行长是海归派，也是改革派，但他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宜主动刺破。但当下的资产泡沫警报尚未解除怎么办？依然只能控制住货币的总闸门，让银行减少房地产贷款，让成交量降下来，比如上海，深圳，调控以来横盘一两年的时间了，其实价格并没有明显降多少，但成交量降了不少，这期间不少刚需又可以积攒几十万的首付了，时间可以消化泡沫，假如再横盘两三年，让收入跟上来，那就可以化解风险，这对银行和领导者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深圳目前市场回暖了，不过我觉得行情只是短暂的，下半年估计又会因为没有额度重回冷淡。}

编者按：1月15日，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在人大重阳主办的“中国经济金融与世界局势”系列直播活动第十二讲中，分享了他对“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的最新思考。以下为直播视频及实录。请点击图片观看直播回放要点摘要1、可以把全球现有的抗疫模式总结基本分为三类：一类是区域阻断式空间遏制，第二类与一类模式相反，即事实上的群体免疫模式，第三种模式可称之为阶段性隔断的时间缓和模式，现在逐渐变为主流。2、全球经济中心正在继续向东移，绿色发展助长全球经济增长，新秩序正在萌芽和构建之中。3、世界经济格局由此会发生深刻变化，疫情下中国经济的表现以及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为世界经济既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新的挑战。4、中美两国经济是互为支撑、相互循环的，两国经济高度依存，需要并有条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相互之间却出现了贸易战。5、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与全球化密不可分，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中国经济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引言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以来传统的中国命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就同该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构成了研究中国的底色。中国与世界是何种关系？中国与世界如何互动？它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经久不断、常议常新。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世界性命题。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影响着世界经济走向和国际格局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密不可分，成为了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构成了全球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变量。第二，在全球出现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新冠疫情为变局增添了新的变量，使其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深刻、更加激烈。疫情不仅引领着当下经济表现及政策安排，也影响着未来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轨道，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将疫情纳入视野，从经济社会发展范式变动角度加以讨论，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经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底层逻辑，经济关系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国际关系的变化。疫情影响的并不全然是经济，经济问题仅仅是理解世界问题的一个线索。疫情引领了经济变化，经济变化诱导了其他变化，理解经济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洞察国际关系和世界变化。一、对疫情的经济学理解2020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历史性衰退，是继1933年经济大危机后最大的一次衰退。衰退源于疫情，如何理解疫情成为核心问题。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危机，本次疫情引发的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涉及到人类的生存，是百年以来未曾遇到过的危机。疫情不仅从外部冲击着经济，而且内生于经济活动本身，已超出了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济危机中找到答案线索。历史上确实曾发生过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危机。例如自然灾害和地缘冲突。但是冲击通常是偶发的、一次性的，甚至是短暂的。当冲击过后，经济会回归正常轨道。与此相对应，国外的经济危机大多是内生矛盾引起的。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扩张跟不上生产的扩张，生产过剩就成为周期性现象。再如，在当代经济中，以杠杆伸缩为标志的金融周期也成为常态。而人类经过长期经济活动实践，已形成了控制办法，至少是找到了应对思路。前者表现为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调控，后者表现为以控制杠杆率为核心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然而，新冠疫情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机，它伤害的是人。当人类遇到生存与毁灭问题，且当下迫在眉睫时，问题就发生了性质的变化。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它有两层相辅相成的含义，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人是劳动力，是最活跃的基本生产要素，构成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经济活动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的，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意义。而本次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伤害了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中最基本、最活跃的要素。当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不能自然进行时，不仅经济活动失去了基础条件，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丧失了意义。由此，使深藏于经济活动背后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意义走到了前台，不能把劳动力再生产视为一个只要给足薪酬就能生产的确定性自然过程，而是一个关乎生命的社会过程。换言之，只有加以干预、控制疫情，才能稳定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条件，才有经济活动的可能及意义。它改写了经济学的前提，以人为本、生命至上，这意味着抗疫不仅内生于经济活动，而且抗疫政策就是经济政策，由此诞生了新冠疫情经济学。在疫情经济学下，我们考量问题就和过去不一样了。在疫苗和特效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物理性隔断依然是抗疫的重要手段。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疫苗反而变成了物理性隔断的辅助措施。然而，经济活动是需要互联互通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互联互通是世界规模的。于是，两者之间形成了悖论，这种社会性公共政策的成本就是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变成了抗疫政策的代价，由此产生了政策决策的艰难性。抗疫还是经济增长成为眼下必须要做的抉择，犹豫不决由此而生。犹豫不决不仅会导致抗疫政策执行困难，甚至会错失抗疫最好的窗口期。通常看来，疫情蔓延终究会影响经济，经济政策还是要服从于抗疫大局，成为从属性的政策安排，表现为疫情期间的经济政策方向就是对冲经济衰退，它构成了抗疫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手段就是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第一个悖论导致了第二个悖论的产生。疫情尽管同时影响着经济的供需两端，而随着疫情的蔓延，供给端因停工停产而受到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需求端。传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需求侧改革，其手段是以总需求管理为目标的。这种需求管理政策是不能完全对冲因停工停产引发的供给端下降，其结果是宏观经济政策极度扩张，而经济衰退依然存在。一个新的悖论就产生了。在新的悖论下，人们发现抗疫经济政策不应仅仅着眼于短期总需求下降，更应关注长期供给能力的维持。换言之，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由此变为以抗疫为主的纾困解难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对弱势群体、基本民生行业和市场主体进行纾困，保留未来经济增长的种子，维持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这时传统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就变为以纾困为主的抗疫经济政策。从疫情发展可看出，疫情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各国疫情发展的区别仅仅在于正态分布形状的不一致。从政策制订的角度讲，如果疫情服从正态分布，政策安排就可以随着这一正态分布的阶段变化而进行重心的调整。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抗疫。疫情初起时，不惜代价控制疫情是经济政策的重心；第二阶段是纾困，当疫情蔓延并走向高峰时，为了避免对经济社会的过分伤害，需要铺上安全垫，对弱势群体、民生行业和市场主体进行帮扶。纾困成为经济政策的重心；第三个阶段是重启，当疫情得到控制并基本平复后，重启成为经济政策的重心。重启既包括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恢复，也包括以规则为中心的制度重建。经济重启后宏观经济政策回归常态。需指出的是，政策逻辑是随着疫情的演变而演变的。这是因为疫情对经济表现起到边际引领作用，使经济政策基本处于被动应对地位，视疫情变化亦步亦趋，相应就会出现两种政策状态：一种是正常状态。如果疫情按照预期的正态分布发展，经济政策可按照前所述及的三个阶段进行安排。另一种是非正常状态，如果疫情持续得不到控制，超出人们预期，原先设计的政策工具箱开始见底。而一旦抗疫经济政策弹药耗尽，抗疫政策不再具有系统性，不再是整体、连续、协调的状态，而变成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可捉摸状态。综上，从抗疫整个逻辑来讲，缩短疫情的持续时间是保持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把全球现有的抗疫模式总结基本分为三类：一类是区域阻断式空间遏制。以东亚地区为代表，中国最为典型。基本特征是，在疫情单点爆发的初期立即空间阻断，避免向全国蔓延。与此同时，操作非疫区医疗资源到疫区扑灭疫情。其优点在于疫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其缺点在于经济短期下降幅度比较大，甚至有脱轨的风险。但疫情一旦控制，V型反弹的概率也比较大。第二类与一类模式相反，即事实上的群体免疫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瑞典曾经倡导自愿原则，不进行社会性的强制隔离。该模式的好处是经济短期受影响较小，但长期后果难以预料。事实上，2020年下半年，瑞典也开始抛弃这种模式。第三种模式可称之为阶段性隔断的时间缓和模式，现在逐渐变为主流。主要以美国为代表，通过阶段性的隔离和放松，在疫情防控和经济衰退之间寻求平衡。从目前情况看，该模式实施有相当大的难度。由于对阶段划分以及强制割断政策力度掌控不力，容易造成W式摇摆，甚至有可能造成失控，从而使经济衰退时间更长，复苏更为艰难，使经济呈现为L型或U型走势。从全球来看，疫情发展到今天，使阶段性隔断的时间缓和模式逐渐成为全球主流抗疫模式，它是在生命代价和经济代价做一个权衡。如果不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会出现很高的峰值，如果采取以隔断为代表的公共卫生措施，疫情会变成一个平缓的正态分布。在经济方面，如果不采取任何的宏观经济措施，经济衰退也会在短期内达到峰值，衰退深度会比较大。但如果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经济衰退的深度就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由于公共卫生措施与经济衰退在短期内存在替代关系，需要在生命代价与经济代价之间进行平衡，两者间的均衡点就在公共卫生系统负载量上，即不出现因疫情严重过载使公共卫生系统崩溃的现象疫情。在公共卫生负载量之下，不需要采用过度强制性的隔断措施，经济的互联互通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存在，从而经济衰退也就不是很严重。这就构成时间缓和抗疫模式的框架，其核心是平滑峰值，不仅仅是疫情峰值，也包括经济衰退的峰值。由此，平滑实际上是在时间轴上拉长过程，以疫情持续时间为代价，在避免疫情过分严重导致生命损失的同时，避免衰退过分严重导致的经济损失。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均衡，以公共卫生负载量为均衡点的生命代价与经济代价的权衡，成为疫情经济学的出发点，构成抗疫政策安排的逻辑。当前，疫情的发展趋势仍然令人担忧。虽然疫苗在大量投入使用，但疫情仍在快速流行，加上病毒又在发生变异，疫苗的使用效果还有待于观察和检验。这意味着至少在2021年上半年全球疫情还会延续，全球经济还会处在疫情阴影的笼罩之下。二、疫情仍在引领着全球经济表现理论是理解现实的钥匙。疫情经济学告诉我们，疫情与抗疫政策、经济表现存在着一种镜像关系。2020年疫情爆发后，经济开始下行，需要推出以纾困为代表的对称性经济政策，并随着疫情严重而加码。当疫情逐步缓解、经济开始稳定时，需要酝酿推出疫情结束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10月所做的对2020到2021年全球GDP的预测，就是这样一种镜像关系。这种镜像关系在中国的表现更为明显。如果将2020年和2021年做对比，会发现同样的逻辑存在，疫情蔓延、经济下行，经济政策要纾困，等到疫情缓解、经济开始上行时，经济政策要退出，也构成了一个镜像，并特别明显地体现在2021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上。去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为-6.8%，今年一季度预计会达到20%左右。这种镜像关系在2021年否能依然成立呢？如果疫情蔓延，会不会造成新的更大衰退？而应对衰退就需要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辅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意味着继续饮鸩止渴，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利率继续下行，现在西方国家利率已经变成0了，如果进利率进一步下降就会变成负值。两种政策带来的后果如何？确实成为经济学的难题。大家经常提到的现代货币理论，其实在20年前就已提出，但在疫情冲击下才大行其道。该理论的要点之一就是在主权货币条件下，财政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变换，表现为赤字融资、财政政策货币化。目前，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只能依赖国债融资，而在疫情冲击下，市场普遍缺乏资金，买单者就成为了中央银行，就是俗话所说的中央银行通过开动印钞机印钞票、购买国债支持经济复苏和支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货币大幅度放水，后果确实难以预料，全球金融市场仍有大幅波动的风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最近提出警告：今年很可能出现新的金融危机。因此，要高度关注今年尤其上半年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中小企业将更为困难。作为这一现象的综合表现，全球经济复苏仍处于不确定中体现为美元在疫情中动荡下行，并预示着美元开始步入下行周期，原因在于出现了新的特里芬难题。传统的特里芬难题是指一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时，国际收支对外必须要保持逆差，但国际收支常年逆差一定会造成这个货币内在价值趋贬，而不稳定的货币又难以持续充当国际货币。但目前情况使美元内在的特里芬难题变成了新型，美国GDP在全球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但美国债务在全球的比重在持续上升，此时美元的稳定性就变成一个世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寻锚”的新时期，需要寻找新的“锚货币”来稳定全球经济与金融，不仅使美元走势区别于过去发生过的传统周期，而且可能是持续下行。它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从而加重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贸易的低迷困局。在新冠疫情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关注到世界经济低迷状态并探讨它的原因，核心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减缓，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全球人口的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和参与人数均有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似乎并没有想象那么快，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在下降。所谓技术进步，主要体现为劳动生产率增速在始终减缓。纵观当前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可能延续2008年的经济低增长，未来刺激经济并保持杠杆不崩断，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低利率。低利率维持的时间取决于通胀，全球经济体在过去十年间没有出现通胀，未来出现通胀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于是变成低通胀。同时，全球经济还出现了三个新变化：一是世界经济南北的格局正在改变。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加速向东转移，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二是全球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夜，酝酿着新的技术进步。其中有两个趋势值得关注，其一是与物体物理移动速度相关的科技革命。从前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来看，速度是核心。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火车取代了马车，速度的提高使机器制造代替了手工制造，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工厂制度成为区别于小农经济的新的制度安排；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和电动机的出现，使速度有了更大提高，有了汽车和飞机，而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出现了工业化趋势，并从原料到市场对全球经济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工业化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出现了重化工业趋势。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围绕着通信产业和电子工业的产生，不仅提高了信息的物理传输速度，也为传统工业进行了赋能，使其生产加速、同时更为精准，出现了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今日的经济全球化。目前，我们尚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程中，但已到了末期。展望未来，速度提升的希望在哪里？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观察，金融市场看好马斯克，因为他的龙飞船代表了一个新的速度，是脱离地球的速度。同时，要保护我们的家园，绿色发展成为保护家园最重要的命题，绿色经济由此成为技术进步第二个新趋势。碳排放成为全球经济技术进步的一个新方向。举个例子来说，中国政府宣布2030年达到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与此相关的一组新产业，如清洁能源、智慧电网、储能技术和新能源汽车等，将会涌现出来，成为新的朝阳行业。初步测算，如果到2050年，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度以下，中国相关的投资就会达到100万亿人民币以上。国际能源署估计，能源结构的转变将在2050年为全球GDP增加100万亿美元。目前，低碳技术正现实地引领着科技进步的方向，使低碳经济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三是世界格局正酝酿着新的秩序安排。过去几年，全球贸易使人们看到基于单边主义是没有希望的，国际经贸体系必将重返多边主义，而最近签署的亚太15国组成的RCEP以及中国欧洲投资保护协定（BIT）使人们见到了曙光。但是，这种多边主义和过去的多边主义又不一样，从国际经济贸易角度观察，新多边主义的核心命题是从过去关境间减少关税壁垒和减少非关税壁垒的所谓自由贸易，进入到以关境背后条件对等的所谓公平贸易的秩序安排。在新的秩序安排中，南北差距持续缩小，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发生变化，“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治理理念将会得到进一步倡导。由上，全球经济中心正在继续向东移，绿色发展助长全球经济增长，新秩序正在萌芽和构建之中。三、疫情下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及趋势世界经济正在分化中。中国经济因疫情控制得较好，经济率先复苏，而世界经济的复苏迟于中国。疫情如果继续严重，中国疫情又得到相对好的控制，世界经济分化会更严重。目前，从GDP、就业和出口的表现来看，中国经济仍在恢复过程中，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供给端的恢复好于需求端，二是在需求端的恢复中，投资的恢复好于消费。由于消费是过去几年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消费尚未回到过去水平，意味着需求依然在恢复之中，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常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恢复过程中，中国出口的表现是超预期的。无论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还是中国出口的增速都出现了超预期，而且在中国的贸易差额中盈余，即顺差也在上升。从产品的角度看，尽管所有产品的出口都在恢复，但有些表现更为突出，如专业设备、通信设备、电器设备、家具、服装等。原因在于疫情在全球蔓延，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供给端受到了重大冲击，停工停产，而消费是刚性的，只好从中国进口，使中国出现了出口超增长预期。这是世界经济分化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改变了国际贸易态势。从国际贸易态势看，中国这一超预期的出口增长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从世界来看，由于疫情下发达国家停工停产，供给减少。同时又要纾困，特别是对脆弱人群进行财政补助，居民收入反而有所增长，从而刺激消费增长，扩大消费需求，使中国的出口市场转好。这虽然是暂时的短期因素所致，但如果疫情持续蔓延，这一短期因素可能会拉长，至少2021年在疫情笼罩下的世界，这一因素还会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从中国来看，中国是全球产业链最完善的一个国家，经济具有韧性，从而对全球纾困具有高度的支持性。在疫情下，很多产品表现出逆市上扬的态势，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所有的发达国家尤其对美国都出现了出口替代。2020年，中国出口占全球24个主要经济体的份额都比2019年的16.1%有所提升，在二季度后份额平均提高2.3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讲，疫情下中国出口的政治，实际上是从物质产品上支持了经济全球化，既体现了中国担当，也预示着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从中国经济的韧性上看，在联合国划分的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中，中国全部拥有，并且许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即使在疫情结束后，这些优势仍可以维持，甚至有些将变成永久性的竞争优势。换言之，疫情后中国的出口份额不仅会维持原有水平，还会有所提升，预计还会提升0.6个百分点。国际贸易态势变化的背后是世界经济的分化，而在分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韧性所表现的持续增长。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又是迈向现代化的起步之年，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形成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是未来十五年实现现代化的新战略。这意味着中国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都有提高的可能性，成为支持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我们曾经预测，在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平均增长速度在5%左右，高于美国平均增长速度2%左右的一倍以上，中国经济有望在2035年前赶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疫情的冲击又使上述预测出现了新的变化。疫情影响使2020年美国经济衰退了3.5%，而中国经济又增长了2.3%，中美之间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由2019年的67%上升到2020年的71%左右。考虑到美元汇率的变动，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GDP还会进一步升高。很多国际机构预测，如果以现在的美元变动趋势推测，很可能中国GDP增长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表现为两点：第一，2020年中国是世界唯一正增长的大经济体，GDP总量超过100万亿，成为疫情下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而在疫情笼罩下的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会带动全球经济增长，而且也在国际贸易层面以实物满足世界需求，支持全球抗疫。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之所在。第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也引领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并集中反映在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战略竞争上。美国是守成的大国，中国好似崛起的大国，彼此对国际治理的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安排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等，都与两国GDP的增长快慢所导致的国际经济地位变化相关。对其他经济体而言，直接涉及到未来选择，即“选边站”问题，从而备受关注。换言之，世界经济格局由此会发生深刻变化，疫情下中国经济的表现以及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为世界经济既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四、百年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中国经济崛起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变化。中国经济崛起不仅仅是GDP的一维增长，而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2000多年前，中国农耕文明已走在世界前列，源远流长。然而，以农耕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演化到工业文明时代，中国经济迅速衰落，社会衰败、经济凋敝、民主贫困处处可见。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的7.5%，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经济体之一。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贫困，贫困不只是贫的问题，还有困的问题，在经济学上表现为普勒斯顿曲线，即经济收入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强相关关系。人均预期寿命是很重要的指标，它不仅体现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也体现为疾病防治和医疗水平的进步，从而使得预期寿命的延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为5.4亿，人均GDP只有23美元，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19年，中国人口为14亿，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为78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第一个在全球实现了告别绝对贫困的国家，具有划时代世界意义的成就，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要求的消灭贫困的任务。目前，中国贫困标准是以2011年不变价人均年收入2300人民币确定的，按现价来说到2020年约在4000人民币左右，按现今汇率大概是600美元，已接近世界银行2010年定的国际贫困线1.9美元/人天的标准。中国已经告别了绝对贫困，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中国减贫人口占到世界同指标的80%以上，是我们这代人最值得欣慰自豪的一件大事。从未来看，目前中国大概有4亿人口进入中高收入阶层，到2035年如果中国GDP再翻一番，中国人均收入再翻一番，中高收入人群将有8亿到9亿人口，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中等以上收入的高收入社会。而“十四五”正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何为改革？就是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全民工业化。何谓开放？就是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纳入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由此，在过去四十年，中国以更大规模再现了亚洲增长模式，在加速产业升级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从成果来看，高速增长的结果表现在价值形态上，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表现在实物形态上，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值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地位微乎其微，但目前已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三大节点之一，而且中国正以更快的速度超越美国和德国这两个节点，变成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由此深深地嵌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的产能面向全世界，加入全球的分工，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各有特点的三个板块：一是以中国为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板块，以低成本劳动力形成制造业优势，纳入全球化。在成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分享了全球红利，也对全球化做出了贡献，因其低成本制造，不仅满足了世界需求，而且有力拉低了世界物价水平，这是全球在本世纪以后很少出现通胀的重要原因。二是资源能源出口国板块。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制造业的强劲发展形成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强劲需求，引领并带动了资源能源富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不仅使这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数量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在能源和资源物理层面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分享了全球的红利，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三是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板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具有全球竞争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这一竞争优势也展现于中国，例如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等。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用金融和创新也分享了全球的红利，也为全球经济循环创造了条件，特别明显地表现为金融创新支持美国消费经济的扩张，客观上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出口创造了市场机会。当然，这种金融创新在使美国出现了所谓寅吃卯粮和透支未来的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金融的片面发展使美国经济“空心化”，出现了所谓“锈带”问题，产生了美国社会与华尔街“一对九十九”的对立，种下了美国社会今日撕裂的种子。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板块在形成了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新模式的同时，又是相互依赖的，从而全球经济是循环的。尽管在物质形态中，发展中经济体对欧美顺差，但是顺差最后都回流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形成了货币与商品的循环，而这个循环以中美之间最为突出，美国是中国出口的一大目的地，但中国对美出口的顺差几乎全部返回到美国，变成美国金融市场上的重要资金来源，这表明经济的全球循环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世界经济在相互依赖中发展，中美两国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国际分工新模式产生的全球经济循环也带来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全球经济不平衡。自关税贸易总协定在1995年变成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WTO以后，全球贸易顺差分布出现了系统性偏差，发展中国家顺差占GDP比重和发达国家逆差占GDP比重均持续升高。全球贸易上的这种不平衡背后透视出来的是全球消费和投资的不平衡。由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持续提高，而发达国家的投资持续减弱。于是，全球经济不平衡实际上是全球的投资、储蓄及消费间的不平衡，发达经济体消费过多、投资过少，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过多、消费过少。全球经济在不平衡中是难以维持的，构成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全球经济再平衡就变成了一个必然选择，成为20国集团成立的背景。20国集团自一建立，提出了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发展”的任务。其中，一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能超过本国GDP的4%，成为不成文的全球再平衡共识。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中国的表现最为出色，中国在2007年的时候，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为9.9%，但到2019年顺差占GDP比重只有不到1%，2020年是特殊情况，顺差占GDP比重又有了上升，但总体来看顺差占GDP比重在下降之中。由上，中美两国经济是互为支撑、相互循环的，两国经济高度依存，需要并有条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相互之间却出现了贸易战，并逐步升级，有愈演愈烈之势。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从经济上看，涉及对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和方式的不同。现行的全球经济体系是二次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与战前的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或单边的治理不同，它是以规则治理为基础、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导向的多边治理体系。这是历史的进步，不仅避免为瓜分和重新瓜分市场的世界大战，而且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持续移动，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形成了今日以产业链供应链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但是，这一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基础优势，也存在系统性缺陷。一是单向性。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发达国家的经验就理所应当地成为圭臬，并不容挑战。一切偏离这一经济现代化的努力都被视为“离经叛道”，是“另类现代化”，至少丧失道义的正当性。二是不包容性。与上述单向性相联系，其治理规划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具包容性。任何不如意的“离经叛道”行为都需要通过制裁来规劝，甚至通过诸如断绝经济来往的威胁来强力纠正。这一治理体系缺陷在战后南北差距较大的时期就已存在，但尚可忍受。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南北差距在GDP意义上已经消失，使这一治理体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将这一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于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四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当其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需要担当国际责任，在“一带一路”上适时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并于2017年联合国第71届联大接纳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理念，该理念的核心是合作包容。显然，这有别于单向且不包容的传统理念，构成了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背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无论基于双边还是传统多变的单向性的国际治理理念出发，发达经济体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经济崛起会使世界陷入萨缪尔森陷阱吗？所谓萨缪尔森陷阱是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来的。他首先是针对中国，认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时候可以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双方的收益，但有时候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却只会带来该国自身的收益，并通过减少两国本来可能已有的贸易收益而伤害另一个国家，该认识颠覆了传统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根据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应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发达经济体要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双方通过贸易可各自获利。但是，现在中国是在高中低的各个层次产业都展现了国际竞争力，不仅具有发达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而且具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完整产业链。这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不仅是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挑战，冲击着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出现了不公性。所谓自由贸易是二次战后形成的关税贸易总协定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冷战结束后，随着市场经济成为各国一致性的体制安排，贸易和投资也有了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于是关税贸易总协定转变为WTO，投资自由化，但其与贸易自由化是一脉相承的，仍与关境相关。所谓公平贸易不仅涉及关境间，而且涉及关境后,其诉求是关境背后的条件对等，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是该诉求的体现。公平贸易不仅是对原来的自由贸易原则的改变，而且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产生这个挑战的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知困惑和认知困难。如前所述，现有的世界经济的多边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形成了中心——外围的格局。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和资本，而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应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然而中国经济崛起改变了这一传统格局。一方面中国仍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科技产品及资本，出口一般工业制成品及劳动，表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农矿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出口一般工业制成品及资本，又表现为一个发达国家。于是“中国究竟还发展中国家吗？”，成为国际社会认知的困惑。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加入经济全球化，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同时，也改变着国际治理体系。特别是针对传统国际治理体系中的缺陷，中国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一带一路”的新治理理念，这不仅与传统治理理念有冲突，而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为何物”的困惑上，这无疑是即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需要承担“世界历史民族”责任的中国所必须回答的时代拷问。而中国正以努力创造“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回答着逐一问题。所谓“双循环”，是指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它的提出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既是世界规模成体系的产能提供者，又是一个世界规模产品需求者，成为一个连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枢纽市场。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20年中国经济的正增长，又为全球提供了最大的投资市场，不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创新高，而且证券投资中国方兴未艾。它构成了中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理由。通过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就会持续增长，中国市场就会持续扩大，中国经济不仅能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而且将这一持续扩大的市场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就会带动外循环，在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拥抱并引领经济全球化。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中美战略竞争，其经济含义实质上是世界市场转移之争。中国市场的持续扩大并为世界所共享，将会引领中美战略博弈，并不必然导致唯一的零和结论，相反会出现其他解的情形。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以内循环引领双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恰恰是化解中美战略竞争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只有双循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双循环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这就是双循环战略提出的世界历史意义。未来双循环如何发展？其实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既打下了可靠基础，也提供了可靠经验。如前所述，改革使中国工业化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全民工业化，并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只要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未完结，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存在，增长过程就不会中断。虽然，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服务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但城市化仍十分滞后。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60.6%，距发达国家平均75-80%的水平尚有距离。按照过去十年的经验数据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中国可维持15年以上的较高增长。同时，我们注意到半城市化的问题。在现有的城市人口中，仅有2/3是常住居民，其他1/3是农民工，涉及人口为2.8亿。从收入和消费情况来看，农民工家庭收入70%来自城市，其中50%是务工收入，还有20%是城市转移收入，比如种子补贴、化肥补贴等。城市收入超过70%，但是在城市的消费可能只有30%。中间的差额基本用在了宅基地上住房的修建。因此，农民形成了有宅基地的住房财产，但没有就业机会，还要出来打工，形成了有财产，但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如果农民工市民化，辅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尤其是宅基地改革使农民工不仅有务工收入，而且有财产性收入，可以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要素配置中最核心的问题，成为“十四五”期间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重要环节。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与全球化密不可分，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中国经济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亚太地区中国已签署RCEP，并积极推动日韩的自贸区谈判，而且也提出对加入CPTPP持开放态度；在欧洲地区，中欧已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这些都成为中国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的新起点。其中，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又成为重点。于是，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一样，需要通过新的开放培养服务产业竞争力，而粤港澳大湾区、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等新的试验田尤其值得关注。在2020年6月1日颁布的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将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将海南打造成“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使海南成为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前沿地带”。海南自贸港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对外开放的风向标。中国将以新的姿态进行新的开放，以新的姿态拥抱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