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第（1917—1996），男，汉族，湖北仙桃市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曾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财贸学校任教。1978年调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1979年任教授。刘光第教授1939年就读于重庆大学商学院银行专业，1943年获商学士学位，同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1945年获货币金融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重庆中央设计局货币银行组研究员、兼任重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和沪江东吴联合商学院代理教授、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室主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7月至1953年2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任计划科科长、研究员、上海《经济周报》总编辑、上海财经学院副教授。1953年调入北京，曾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财贸学校任教。1978年调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1979年任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光第教授亲历了上海金融业的接收与改造，为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和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发表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许多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纳，推动了我国经济金融改革。1992年刘光第教授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列为当年国际名人。他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培育了大批金融人才，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科和经济学科发展的推动者。1945年9月，刘光第教授研究生毕业后，经所长何廉先生介绍，到重庆中央设计局货币银行组任研究员，并在沪江大学和重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兼任教员。1947年8月，他离开重庆到上海，先后任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研究处统计室主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刘光第教授于7月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担任研究员、计划科科长，身处上海金融业接收改造的第一线，亲历了由陈云同志领导的“两白一黑”战争（即大米、棉纱、煤炭战争）。此役大捷，被毛主席评价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刘光第教授用自己所学的系统的经济金融知识，为迅速稳定财政金融和恢复经济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满腔热血地投入其中，为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力量，特别是为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这一时期，他还在上海《经济周报》兼任总编辑，在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兼任副教授，在《解放日报》《大公报》《中国金融》等报刊发表了多篇有关经济金融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专著《货币管理》。他的著作和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为新中国金融制度建立和货币金融管理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1953年，刘光第教授因其系统深厚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功底和成功的金融实践经验，于当年3月调入北京，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担任政治经济学组长。先后主讲《货币制度和货币管理》、《政治经济学》及《经济学说史》等课程，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开拓培养了最初的一批宝贵人才。1958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196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直至1996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刘光第教授一直在这所学校潜心学术研究，精心教书育人。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型，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投入学术研究，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了几十篇学术成果，相继提出了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人民币价值基础说和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论，在学术界、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在货币信用的理论问题上，改革初期不少学者把货币信用问题作为一个部门经济来看待，认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主要还是要靠实物指标直接管理，刘光第教授特别论证了货币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专著《论中国宏观经济价值管理》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货币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以及“宏观经济管理应由实物管理为主转向以价值管理为主”的观点，引起学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的价值管理首先是一种总量管理，其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实行以价值管理为主，就是要把货币和货币资金的运动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着力通过对货币和货币资金计划、分配和调控，间接地实现对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调控。刘光第教授的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强调了货币、银行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社会总需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建立系统的中央银行间接调控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我国金融市场起步阶段，刘光第教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及股市发展战略选择》《关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几个问题》《对发展我国金融市场的几点看法》等，刘光第教授的观点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中，刘光第教授还积极活跃于各种学术论坛，他经常参加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等组织的金融体制改革、货币政策、金融形势分析等方面的座谈会，是国家经济决策部门和改革的智库机构经常邀请的经济学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学会恢复活动后，他担任常务理事，1993年中国城市金融学会成立，他是首届的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对经济改革和经济运行中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金融政策提出的重要建议，许多都被采纳，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贡献了全部智慧与才华。刘光第教授非常关心学生成长，在同学中备受崇敬。他在课程教学中，还经常组织一些小组讨论。刘光第教授十分关心学科的发展。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复校时只有财政、金融、会计这三个专业，刘光第教授在当时的政治理论教研室任职。他多次呼吁扩展学科，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科。他认为，没有理论经济学的支撑，应用经济学很难达到一流水平。他多次向学校提议成立经济系，认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前身中央税务学校和中央财政学院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这四所大学的经济系科合并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当时的理论经济学是全国最强的，形成了很好的理论经济学传统，有坚实的基础，应该尽早建设理论经济学学科。由于当时校舍还没完全收回，条件实在不允许，迟至1995年承担理论经济学科建设任务的经济系才得以成立。可以告慰刘光第教授的是，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的经济系已发展成为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院，一大批潜力巨大的青年经济学家正在迅速成长。人物评价一生探求民富国强之道，爱学生、爱学术、爱国家。(宣传部、新闻中心)}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业的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增长之快速，但也逐渐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和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比值。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寻找我国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数量经济关系，结合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的变化，探究其关系对我国经济的多方面影响和理论意义。【关键词】m?2 gdp 计量分析 比值 意义一、引论与概述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该比值越高，经济货币化程度越高，金融业越发达；反之，则经济货币化程度越低，金融业越落后。根据国际经验，该比值在一国发展初期一半是增加的，到达一定程度后，货币化将被证券化所代替，表现为稳定或者下降的趋势。该比值最优为1.15：1，最高界限为2：1。我国当前的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很高的，但我国的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并不高，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业仍亟待发展。在当前经济危机下，如何保持国内生产总值的继续增长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知道，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商品、劳务交易为基础计算的，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是交易中介，也是统计基础，从而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必然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一定的影响。用广义货币来代表货币供应量，探究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关系对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内部所存在的问题。二、 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关系的计量分析为了说明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简单的数量经济关系，利用1990-2007年的数据资料，以gdp为被解释变量，以m《》2为解释变量，拟合回归方程，得到：gdp=19538.43+0.558938m《》2(8.498695)(44.75909)r-squared=0.992077，adjusted r-squared=0.991582durbin-watson stat=0.322450，f-statistic=2003.377由此可知，广义货币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显著，系数为0.558938，即广义货币每增加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相应增加0.558938亿元。三、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关系分析为了探究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1990-2007年数据资料，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以lnm?2为解释变量，拟合回归方程，得到：lngdp=2.487990+0.764874lnm?2(16.04879) (56.86453)adjusted r-squared=0.994769durbin-watson stat=0.444117，f-statistic=3233.575由此可知，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广义货币没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相应增长0.764874%。四、我国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的实际情况分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除了1985、1988、1994这3年以外，我国的m?2与gdp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1990年以来，我国m2／gdp的水平快速提高，从1990年的0.70增长到了2004年的1.85，增长了1.6倍，1990年至1996年，该比值每年上升2-8个百分点，从1997年开始，该比值出现加速上升，每年上升10多个百分点，最多上升13个百分点，已高于同期美（0.63-0，67）、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更高于发展中国家（印度为0.6左右）的一般水平。（列举数据）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变化图（n-年份，b-比值）五、 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理论意义意义一：通过以上对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关系和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可知，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广义货币对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则由此可判断，若要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通过广义货币的增长来实现是一个方面的有效途径，对于我国当前“保增长”的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的现实操作指导意义。意义二：我国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很高，且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远远超过最优比值，接近最高界限，说明我国广义货币所产生的效益下降，增加相同数量的广义货币而促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在逐年不断下降；也说明我国的金融业货币化已过度，而其证券化发展相对落后，所以当前我国的金融业亟需更深一步的证券化发展和进一步的创新。意义三：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说明二者的依赖性越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依赖于广义货币增加量的增长，广义货币的增加也更依赖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而广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增大，也致使国家的货币政策实施较难把握。意义四：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国家经济的风险越大。发行的货币是国家的负债，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越大，说明随着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加，国家负债也逐年越多，从而会扩大潜在的金融信用风险和通涨风险；同时也说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偏快，在这种情况下，将增加中长期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宏观金融稳健运行。参考文献：[1]中国金融统计年鉴.2007.[2]魏永芬.货币供求与m2对gdp的比例.广东社会科学，2003，（6）.[3]戴根有.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金融研究，2000，（9）.[4]列明志.中国的№／gdp(1980—2000)：趋势、水平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1，（2）.[5]方阳娥，张幕濒.理论有效性与实施有效性：西方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述评.经济评论，2006，（2）.}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21-12-03
13:00:01过去的一年，全球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大幅放缓，各国政府相继推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刺激政策。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收缩与公共债务压力，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表现疲弱。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持续加码宽松政策，相继推出力度空前的货币政策组合，远远超出传统货币理论的政策框架。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是一批继承了明斯基对于凯恩斯经济理论解读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在货币、财政、金融理论方面做出的新发展。该理论主张打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边界，支持通过货币融资来实现财政赤字，旨在解决失业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那么未来财政货币化是否会成为其他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新常态”？这种可能性将对中国的货币调控产生何种影响？全球宽松背景下，为何过去十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胀压力，未来会如何？中国目前能否运用现代货币理论的部分措施，什么情况下用，如何具体运用以及风险等，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启发理论，本篇就以上一些疑问，初步探讨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意义、实践与风险。现代货币理论是什么？现代货币理论的三大支柱是货币国定论、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最后雇佣者计划。尽管现代货币理论有关政府发债无约束、央行与财政合二为一、零利率政策以及充分就业的扩张政策不会引起通胀等主张与现实有距离，且理论逻辑自洽方面存在不足，但它对于认识货币的本质、丰富和完善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以及应对现实经济问题方面均能有所启示。现代货币理论作为非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亦有重要启发。同时，我们也看到现代货币理论在一般均衡的意义上理论逻辑并不严密，政策建议方面往往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地方。现代货币理论在财政和货币当局的边界问题，政府债务可持续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也没有深入的探讨。现实的全球经济治理中，政府债务是有边界的，至少面临三方面约束：一是通胀约束；二是竞争性货币约束；三是金融风险约束。我们观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现代货币理论大行其道，确实在稳定金融市场、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一些作用，但是持续性和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让全世界付出高昂代价。沉痛教训让我们意识到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脆弱性的危险。即便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使用赤字货币化融资的手段也必须要慎之又慎。现代货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一些经济体实施到具体的政策运用，部分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债务规模和债务率攀升，全球资本流动加剧，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增加。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一定造成显著通胀吗？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的是一个理论问题，即：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一定带来显著和持续的通胀吗？从全球的经验来看，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但宽松货币政策不一定带来恶性的通胀。按照货币数量方程的角度，MV=PY，假设货币流通速度和实际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供给与通胀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持续扩大的政府赤字和美联储海量的流动性投放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通胀，这让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陷入尴尬的境地。这也就是说，增加了巨量的货币之后，整体通胀水平并没有出现相应程度的提高。对于中国而言，2008年之后的十几年里，货币数量供给的平均增速在13%以上，但相同阶段并没有出现持续的通胀压力，有部分时间还出现了PPI持续通缩的情况。如图1，历史上看，中国的通胀水平与货币增速之间相关性并不强，且略滞后。相对而言，部分国家也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较大数量的货币，却带来了恶性的通胀，比如南美等部分经济体。从近十几年来各国的实践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确实与通胀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不一定带来恶性的通胀。我们发现，不同经济体对同样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反应并不一样，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各国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金融结构等存在差异。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带来通胀，取决于这一经济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将经济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按照货币数量方程的角度，MV=PY，古典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的上升，即为通胀。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且各行业影响不一。低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低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弱，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高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强，可以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低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弱，宽松货币政策很难提高供给产出：F"low-k（K,L,etc.）＜0高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强，宽松货币政策容易提高供给产出：F"high-k（K,L,etc.）＞0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经济体为何反应不一样？主要为各个经济体中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不一样。比如，当一个经济体中高端制造业（较高资本深化，近似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达到一定的阈值，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生产效率部门表现为产品的通胀，但在高生产效率部门表现为通缩。当一个经济体里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超过阈值（这一阈值可以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数据得到一个大致的经验数值），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带来较高的整体通胀水平，比如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的中国、未来的越南等。反之亦然，低生产效率部门占主导的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很可能是通胀，比如南美部分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外溢效应，从全球范围来看，只要全球的高生产效率部门国家足够多，占比足够大，那么即便美联储持续宽松，也不会带来显著的通胀压力。综上所述，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效果并不一样。中国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具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也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用担心带来较为显著的通胀压力。一些低生产效率占比较大的经济体，因为供给能力较弱，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很快体现为通货膨胀。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风险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实践和应用，即：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目前在我国能用吗？有必要立刻用吗？有何风险。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2017年）的文章认为，应从根本上考虑货币的性质，即将其看作国家发行的“股票”。伯南克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给我们以启示，在一定时期、一定对象层面，央行所注入的每元人民币可看作是国家的股权，对于经济中充满债务资金、缺少股权资金的情况，如果央行按照合理和严格的系统，把股权资金配置到相应的地方和行业去，并与债务资金重新组合，很快就能在全社会实现股权和债权的平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和金融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和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合作的论文《国家资本结构》（2017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模型以分析国家层面的资本结构，并为三个相对独立而又互有关联的经济学科建立一个共同的微观理论基础。具体来说，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国家资本结构中的股票，以外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债务，通货膨胀成本源于多发货币（股票）后在国民之间的财富转移（股权稀释）。在国家层面，其货币（股票）发行得越多，面临的破产风险就越小；其货币（股票）越被国际资本市场高估，越应该发行更多的货币（股票），以加大投资、消费或换取外汇储备。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现代货币理论的政府发债无约束、央行与财政合二为一、零利率政策等，可以通过将货币发行视为一个经济体的股权，从而解决经济体各个不同行业股权和债权的平衡问题和债务的短期可持续性问题。国家的股权和公司的股权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国家发行的货币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主权信用和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信心的担保。但是，两者也有一些区别，特别是公司在信用体系崩溃之后可以选择破产等措施，国家由于货币发行过多之后可能的信用体系动摇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将远远大于公司层面。因此，货币在某些阶段，一些领域可以类比为国家的股权，但是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的股权。广义上的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并不争论概念，从广义的角度阐述近年来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类似的实践。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过去更多地表现为，央行发行的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等机构，为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融资和为国有部门的部分债务进行过度的融资。比如说广义财政赤字方面，按照我们的测算，2009年-2017年，中国实际的广义财政赤字率较官方公布的预算内赤字率平均高7.2个百分点，其中差异最大的时期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2016年-2017年。我们将政府债务分为中央和地方两部分考察，中央财政赤字部分总体可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较为突出。关于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的部分，我们的数据分析发现，将2009年-2017年间测算的地方广义财政赤字净加总，目前地方政府累计债务总规模已经达到了39万亿元。现代货币理论的风险在于债务的积累和效率的下降。经济体一些效率偏低的行业，低迷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使得过剩的资金不愿意流入这些实体部门，倾向于在各类金融市场中流动，资金往往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资金更多的进入资本市场等。我国目前在部分行业已经开始出现实体经济效率下降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经济在2014年附近出现了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降低至资金成本附近的新局面。我们认为2014年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一年。从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而言，我们发现上证指数与实体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关系，在2014年以前为正相关（+57%），在2014年以后为正相关减弱，有时甚至是负相关。从热钱流动（世界银行残差法，剔除虚假贸易部分）和人民币汇率预期的角度来看，2014年以前热钱更多地表现为流入中国，2014年以后表现为持续流出中国。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来看，我们发现2014年以后，单位货币增量拉动GDP的效力在快速下降，也就是说刺激经济所需要的货币宽松程度在扩大。种种微观形态的表现综合起来，我们发现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在2008年以来持续下降，且在2014年附近降低至金融市场无风险融资成本以下，这就意味着过度的流动性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更愿意在各类资产之间空转，形成局部泡沫，威胁经济和金融稳定。如果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低于融资成本，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将使得全社会的债务杠杆率曲线不收敛，这将是未来的发展中一个很严峻的金融风险。因此，实施现代货币理论政策主张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能保证实体经济维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综上所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让全世界付出高昂代价。沉痛教训让我们意识到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脆弱性的危险。即便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使用赤字货币化融资的手段也必须要慎之又慎。现代货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一些经济体实施到具体的政策运用，部分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债务规模和债务率攀升，全球资本流动加剧，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增强，我们应该及时预防金融风险，做好政策应对。按照我们的分析，中国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具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也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用担心带来较为显著的通胀压力。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现代货币理论的风险在于债务的积累和效率的下降。因此，我们初步认为，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短期内在中国可以用而弊处可控，主要源于中国较强的实体经济供给能力和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但是，目前的传统政策工具已经基本能够应对短期的经济波动和促进经济中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可以在出现重大经济风险和金融稳定受到威胁的时候使用，而且中国也不一定需要货币当局直接出面，在实践中已经具有较好的政策中介载体。我们应该看到，未来中国发展的脚步无法阻挡，中国经济的韧性显著增强，中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坚定有力。发展中出现的暂时性、短期化的问题不能阻碍中长期的发展目标。结构重于总量，长期重于短期。未来一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逐渐放缓，但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比以往更为显著，现代货币理论的部分政策主张可以发挥结构性发力的特点，重点支持一些需要扶持、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快速健康发展。（作者为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中国新供给五十人论坛成员；编辑：苏琦）}